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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天花板在哪裡?從一戰後口述歷史,看女性科學家的困境與突破(下)

何如
・2020/01/09 ・3371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70 ・九年級

作者 / 莎莉.霍羅克斯 (Sally Horrocks)

本文編譯自 Nature 的文章《The women who cracked science’s glass ceiling》,作者為一名科學史學家,從 2011 年起便成為英國科學口述歷史計畫的資深顧問,負責收集從 1940 年代起的英國科學家們的生平與職涯故事。

上一篇文章中,企圖展現女科學家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處境與職涯。來到二次戰後的五、六十年內,英國在法律和制度出現哪些改變,而時至今日還有哪些挑戰呢?

二戰之後機會持續擴展,但結婚依然影響職位

二戰結束之際,由於國家希望可以縮減在軍事研究上的勞動力,所以英國各企業便開始能夠雇用研究人員來協助戰後的經濟重建。然而這樣的勞力縮減卻為時不長,1940 年代晚期至 1950 年代初,像英國的原子彈計畫,或者對其他防禦工事的研究都在迅速蔓延,這也同時創造非常多新的職缺。

慢慢地,愈來愈多女性科學家能夠被防禦工事研究機關所雇用,而 1946 年對婚姻限制的廢止,讓更多女性科學家能夠在婚後持續她們的事業。

然而,由於缺乏產假的相關法規和托育機制,許多已婚婦女依然無法在婚後繼續工作,就算有些人能夠擁有較為長久的事業,也極少有人做到更資深的職位。

二次戰後,雖然開始有了相關職缺,但結婚仍然成為許多女科學家離開事業的一大因素。圖/GIPHY

航海工程師伊麗莎白.基利克 (Elizabeth Killick) 則是一個例外。在今年 (2019) 七月才以 94 歲高齡去世的她,自 1950 年代初便開展自己的事業,曾任過英國海軍部水下武器機構 副首席科學官 (deputy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和武器部1的負責人,更在 1982 年獲選為第一位皇家工程學院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的女性院士。

政府機關開始擴大工作與待遇

二戰之後,英國政府對健康、教育、工作機會與社會安全方擴大支持,也提供了科學家許多新的機會,包括生物科學相關的工作,以及其他同樣較受女性歡迎的職位。另外像是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公務部門 (UK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和農業漁業食品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等單位,也開始僱用女性。

1955 年,英國更通過法案,讓公部門的女性自 1960 年開始能夠拿到與男性相同的工資。因為一般企業還存在著待遇上的差異,所以這項法案的通過,使得女性們更願意在政府機關或是大學裡開展自己的事業。

圖/Pixabay

需要處理更多行政工作與對自身能力的質疑

雖然已經不再受到婚後離職的限制,但女性科研工作者通常還需要另外負擔相當份量的教學和行政作業。反之,男性卻免於這些,而能夠專心投入在他的研究上——做著能夠帶來更大名望,升等也比較快的工作。

比如 1947 年,佛羅倫斯.R.肖爾 (Florence R. Shaw) 被聘任為萊斯特大學學院(現為萊斯特大學)2的講師助理,並在 1948 年升等為講師。但自從她 1949 年入選為皇家化學研究所的成員後便很少再發表論文,反而是在 1965 年退休時因為在教育上的貢獻而被頌揚:「受到許多畢業生的感謝,是化學系所忠誠而堅定的夥伴」3

許多在戰後追求自己科學事業的女性研究者,都在男性優勢的工作環境裡面臨不少心理與現實層面的挑戰,她們多數經歷過自我懷疑,還必須要在無法公然對抗的情況下設法提升自己的地位。

圖/Pixabay

1939 年自納粹德國逃亡至英國的斯蒂芬妮.雪利 (Stephanie Shirley),於 1950 年代期間在郵局研究站 (Post Office Research Station) 工作,從頭開始拼湊出電腦的她回憶道:

「如果你是(該單位當時)唯一一個(女性),要是你失敗了,所有女性就失敗了。然後他們就會說:『我們試過了但她很糟糕』。

反之要是你成功了,這也會被記住,但不知為什麼還是會有人很冒犯地說:『我們試過她了她還不錯;但我們還會再試試其他人,然後看看是不是一樣能夠做到。』」

斯蒂芬妮.雪利在 1950 年代於郵局研究站組裝電腦。圖/Dame Stephanie Shirley

法規的介入,更進一步的改變

直到 1960 年代末,社會才慢慢體認到女性在投入科研工作時面臨障礙,並且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理所當然將女性對家庭的責任優先擺在對事業的渴望之前。1970 年代開始,這些刻板的障礙大多被移除,無論是英國還是其他地區的女性科學家都受益於法律的轉變,由此也促進了僱用更為平等以及提供了產假。

圖/GIPHY

就英國來說,當時通過的三個重要法案分別是 1970 年的同工同酬法 (Equal Pay Act)、1975 年的性別歧視法 (Sex Discrimination Act) 與就業保護法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其中性別歧視法會將「因為性別或婚姻背景而有僱用上的歧視」視為犯法;而就業保護法4則是建立了產假期間薪資給付的原則。

而美國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的第九條 (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Act) 中,則將「在教育領域或具有聯邦資助的活動中性別歧視」視為犯法。但就瑪格麗特.羅西特 (Margaret Rossiter) 在 2012 年所發表的《美國的女性科學家 (Women Scientists in America)》第三卷中便透露,還是要很努力才能夠確保法案的實行。

瑪格麗特.羅西特在 2012 年所發表的《Women Scientists in America : Forging a New World since 1972 : Volume 3》。圖/Amazon 

再以全世界的範圍而言,聯合國頒定 1975 為國際婦女年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同時該年度也在墨西哥城舉行第一次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5。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6則是在 1979 年正式啟用。

還有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7也是促進其會員國間施行平等法律的重要推力,其中包括 1993 年英國提供所有在職婦女產假,以及 2010 年擴大提供陪產假 (paternity leave)8

然而不管是法律的改變還是國際會議,其實都並不代表能夠馬上轉變雇主和女性科學家自己的想法,同樣的,那些原先就存有的歧視也不會隔天就消失不見。

當然女性科學家也並不會止步於此。氣象學家朱莉亞.斯林戈 (Julia Slingo)在 1980 年女兒出生時並沒有請產假,而是選擇直接離開了在英國氣象局(UK Met Office)的工作,直到 1981 年有了彈性工時的制度9才重回職場。後來她再度開始全職工作並享有成功的事業,2016 年才以英國氣象局的首席科學官 (chief scientist) 身分退休,並在隔年入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

朱莉亞.斯林戈。圖/The Royal Society, CC BY 4.0

像這樣能夠彈性調整的工作安排,在 1990 年代後變得更加普遍,這是由於這種勞動力上的多樣性被開始視為經濟資產,讓性別平等成為良好企業的象徵,而不是僅僅為了追求社會正義。這種商業上的做法也促使歐洲與美國開始削減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像是種族、殘疾、性取向和社經地位等因素所造成的差異。這種方法致力於在現存的教育和僱用機制裡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去挑戰造就了某些族群在根本上代表性不足的所造成的權力失衡。

以上,主要是那些一戰後英國女科學家們的故事。然而也僅僅只是集中在歐洲和北美的部分,其他地區的故事才正要從歷史浮現。

2010 年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頒獎現場。圖/UNESCO,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IGO

在 21 世紀的今天,全世界數百萬的研究人員之中,女性在其中佔的比例不到 30%,而超過 40% 的女性研究者都在亞洲。儘管 1919 年英國對於女性的許多刻板阻礙已經消逝在 20 世紀,然而許多領域無論是在人數或組織上,依舊主要由男性組成。女性要在這些地方拓展事業——就像一個世紀以前那樣——必須要踏上充滿挑戰的過程,在以男性為導向的環境裡工作,同時試圖保持她們原有的特質。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女性再也不用在事業或婚姻家庭中做選擇。但她們仍然會面臨著許多挑戰,因為現存許多工作場域的文化和獎勵機制,仍然主要是依據男性導向的標準和職業道路所設計的。屬於她們的掙扎與故事,還會繼續下去。

註解:

  1. 英國海軍部水下武器機構 武器部 Admiralty Underwater Weapons Establishment Weapons Department。
  2. 萊斯特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eicester (now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3. 「受到許多畢業生的感謝,是化學系所忠誠而堅定的夥伴」“a loyal and steadfast colleague in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to whom many of our graduates owe a great deal.”
  4. 就業保護法最初其實並未囊括所有女性。
  5. 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1975。
  6.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7. 1993 年以後為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2009 年以後為歐盟 (European Union, EU)。
  8. 陪產假期間的薪資給付最初在 2003 年於英國首先採用。
  9. 斯林戈爭取到了彈性工時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甚至她在美國獲得新工作後也一直維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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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因思想而獨特,但不說出來就什麼都不是。」 —為自己的冗言話多辯解的小菜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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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人體的基因密碼!——「基因定序」是實現精準醫療的關鍵工具

科技魅癮_96
・2021/11/16 ・1998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圖/科技魅癮提供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基因定序有助於精準醫療的實現。圖/科技魅癮提供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更多內容,請見「科技魅癮」:https://charmingscitech.pse.is/3q66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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