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上沒問題，身體上卻失能：認識罕見心理疾病「轉化症」

集體歇斯底里症（mass hysteria）：一種影響特定群體的病症，典型特徵為激動、焦慮、非理性行為或信念，或其他無法解釋的症狀。

誤解、扭曲、貼標籤

大眾很容易對所謂 「集體歇斯底里症」的報導產生興趣。相關消息常以獵奇角度呈現，記錄的不是故作暈倒的做作女孩，就是突然流行的怪異行為。

事實上，不只媒體誤解和扭曲集體歇斯底里症的真實樣貌，資訊不足的醫界成員也是如此，而且後者不在少數——想想哈瓦那症候群的例子，連負責調查的資深醫學專家都不辨菽麥，將集體心因性疾病和詐病混為一談。在埃爾卡門，很多人以為只有受過創傷的人才會出現集體心因性疾病。

與大多數醫學問題相比，集體心因性疾病似乎更容易被陳腔濫調攻訐，也更常被早已過時的理論錯誤解讀。其中尤其顯著的問題是，人們總是認為這種病起於發病者的內在，是他們心理脆弱，但實際情況往往不是如此。

真正的集體歇斯底里症爆發與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更大，遠遠大過發病者個人。

在埃爾卡門開始陸續有人發病前不久，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群也發生了類似事件，一個在美國，另一個在蓋亞那。雖然兩個發病族群在人口統計特徵上十分接近，都是小鎮學校的少女——兩者背後的社會驅力卻相當不同。

勒洛伊風暴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二○一一年，地點是紐約州的勒洛伊。勒洛伊中學位於曼哈頓北方三百五十英里、尼加拉瀑布東方七十英里處。它現在成了無人不曉的神經流行病爆發地，許多媒體為該病症貼上集體歇斯底里症的標籤。

據說最早發病的是高年級生凱蒂．克勞特伍斯特。

她學業優異，人緣極佳，還參加了啦啦隊。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是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她讓我想到柳波芙。相片裡的凱蒂和柳波芙一樣望向遠處，表情有如被全世界遺棄。不過，相片裡也看得出這個女孩活潑的一面。她穿的彩色襪子刻意不成雙，顏色鮮豔，粉紅色的房間到處都是少女風的小飾品。

我不禁好奇：是凱蒂和柳波芙的攝影師要她們別露出笑容？還是她們真的像照片上那麼憂愁？

報導說凱蒂發病於二○一一年十月。那天她睡完午覺就不由自主地出現一些小動作，也忍不住一直發出聲音，症狀類似妥瑞症。接著，她下巴抽搐，五官扭曲，身體痙攣、扭動，甚至沒來由地大叫。

凱蒂的症狀過了數星期才開始傳染，先是傳給她的啦啦隊好友瑟菈。

瑟菈的症狀幾乎和凱蒂一模一樣，在動作和發聲上出現非自願動作（tics），除此之外，她變得結巴，四肢劇烈擺動。瑟菈發作之後，這種病先在這兩名女孩的小圈子傳開，後來又傳到校內更大的人際圈。

隨著這種病的擴散，其症狀也開始改變，驗證了哈金所說的分類效應和迴圈效應。

新病人的症狀變得更猛也更重，有的女孩像解離型癲癇一樣全身抽搐，有的甚至無法走路。連凱蒂和瑟菈的症狀也出現變化：她們肌肉抽動的情形嚴重到不斷跌倒，最後不得不坐輪椅。

不過，北美這群女孩在很多方面比埃爾卡門的女孩幸運，最起碼她們都能去大型醫院看神經科；在最早發病的十二個女孩裡，十個去了水牛城的同一個神經學團隊看診。由於發病人數不算多，院方一開始沒看出病例之間的關連，也想過可能是妥瑞症，然而一旦發現此病症的傳播在交友圈之中，這個預想便不成立。

醫療團隊澈底調查後，判斷為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為她們下了 「轉化症」的診斷。

學校嚴肅看待這場集體發作，不但請人檢查環境，也呈報疾病管制中心，紐約州衛生處也隨後介入，環境檢查沒有發現毒素或傳染物。

不被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爆發的前三個月，事態似乎得到控制。病患家屬和平時一樣信賴醫生，也相信女兒一定會復原。

然而，二○一二年一月，當衛生處決定在學校召開說明會，讓更多人了解調查結果（在此之前，只有發病的女孩和她們的家人知道診斷詳情），事情也開始走樣，後續發展對牽涉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好。

在說明會上，衛生處向到場的家長和學生保證學校安全無虞，也隱約透露這場爆發可能與壓力有關。但他們略過細節不談，只表示這些部分受個資法保護，不能公開討論。

沒想到這番說法猶如提油救火——一方面是因為學校裡的人難以接受這個解釋，另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功能性疾病的威力，不相信心理因素真的能造成如此嚴重的神經症狀。衛生處對相關資料諱莫如深的態度，更製造出不信任的氛圍。

轉化症（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症，FND）的診斷是一回事，家長和學生對這個診斷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的落差讓傷害有了可乘之機。

在埃爾卡門， 「集體心因性疾病」的標籤帶來混亂；在勒洛伊，轉化症的診斷同樣掀起波瀾。功能性疾病或心身症的診斷經常受到誤解，類似情況在我們平日行醫時也屢屢出現。對於這種類型的疾病，大家自以為了解的東西大多是錯的。

當他們極力抗拒功能性疾病的診斷，他們抗拒的其實是對這種病早已過時的錯誤詮釋，而不是我們現今所理解的功能性疾病。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神祕（mystery）：目前仍屬祕密、不可解或未知之事。

我最早是從新聞網站讀到這個故事。當時是二○一七年末，報導的標題是：瑞典神秘怪病。

九歲女童蘇菲已形如槁木超過一年，動也不動，了無反應，不與人溝通，不吃不喝，甚至不睜開眼睛。事實上，她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靜靜躺著，似乎渾然不覺時光流逝。

該篇報導附有一張蘇菲的照片，她裹著一張粉紅毯子，背後黃色條紋的壁紙上釘著幾張孩子的塗鴉——也許是她發病前畫的；照片背景不是醫院，她躺在自家臥房床上。雖然她對外界毫無反應，但醫學檢查證明她的大腦健康無恙，掃描不但沒能解釋她為何陷入昏迷，反而顯示她沒昏迷。

醫生群對她無計可施，只好請她家人帶她返家自行照顧。她就這樣躺了數月，沒有好轉，也沒有惡化。

雖然報導標題把蘇菲的病寫得猶如無解之謎，但內文其實已透露原因。蘇菲一家原本是俄國人，遭到當地黑幫迫害，逃到瑞典尋求庇護，蘇菲曾經目睹母親被人毆打，父親被警察逮捕。他們一家逃離俄國，抵達瑞典後沒多久，蘇菲就發病。

所以醫生合理假設她的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身體為心理代言」應是不證自明

身為神經學家，我很清楚心理對於身體所能發揮的力量，也許比大多數醫生都更明白；我不時看到因為心理機制、而非身體疾病失去意識的病人。我認為這種現象一點也不罕見，甚至稱不上不尋常，許多轉介給我的病人以為自己是癲癇，但他們至少有四分之一是解離型癲癇或心身症癲癇。

這種個案為數不少，在我的執業生涯裡不算異數——來神經科求診的病人，可能有高達三分之一其實是心身症。

他們的身體症狀是真實的，也的確導致他們失能，只不過那些症狀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心理或行為因素造成；不論麻痺、失明、頭痛、暈眩、昏迷、顫抖，還是任何一種你想得到的症狀或失能，都有可能是心身症。

而當然，心理因素不只可能引起神經問題，也可能影響身體任何一個器官，造成各式各樣的症狀，從皮疹、呼吸困難、胸痛，到心悸、膀胱問題、腹瀉、胃痙攣……幾乎無所不包。

然而，儘管這類病症隨處可見，很多人還是心存懷疑，認為它們不像其他醫療問題那麼「真實」。我承認，我不懂大家為什麼小看心理對身體的影響，因為我知道身體會以各種方式對我說話，不論我想不想聽：我的姿勢會隨心情而變；即使我不想透露對別人的觀感，一沒控制好表情就等於昭告天下。

既然內在世界會化為外在動作，說心理問題可能致病似乎並不過分。

在我看來，「身體為心理代言」應該是不證自明之理，但我有種感覺，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把身體變化和想法意念的關連看得這麼理所當然。所以，見到一個孩子因為極端壓力而出現僵直（catatonic）問題，大家才會如此詫異又困惑不已。

心身症必因心理創傷而起？

不過，只要想想醫生和科學家忽視心身症的歷史有多長，我們或許不會太驚訝大眾為何如此低估其威力。幾乎大半個二十世紀裡，大眾都透過佛洛伊德的眼光看神經性心身症，稱之為歇斯底里症（hysteria）或轉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

在佛洛伊德對這個主題的開山之作《歇斯底里症研究》一書中，他推斷癲癇、麻痺、歇斯底里所造成的各種失能，都是隱藏的心理創傷轉化為身體症狀。舉例來說，過於害怕表達想法的女性可能壓抑恐懼，以致失去語言能力。

依佛洛伊德的設想，每個症狀都能回溯到心理創傷形成的特定時刻。他的想法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到現在，還是有許多人（包括不少醫生）相信：只要從被壓抑的創傷和被否認的虐待切入，就足以完全解釋所有心身症。

然而，由於有些醫生堅信病人的問題在於否認尚未解決的內心衝突，而病人如果不願接受這種解釋，便正好映證了醫生的觀點，所以數十年來，「心身症必因心理創傷而起」的看法其實對醫病關係有損無益。

心身症領域的科學進展停滯，為神祕敘事留下了許多開展空間。一個人的大腦看來完全健康，怎麼可能陷入昏迷？心身症患者的神經傳導路徑明明絲毫無損，為何腿部會癱瘓？那個虛無飄渺、被稱為「心智」的東西是怎麼造成癲癇的？事實上，二十一世紀已經為回答這些問題投入大量心血。

不該再被誤解

在神經學領域，心身症已然成為顯學，相關研究迅速增加。至少在科學界，我們已經懂得更細膩地剖析心身症的成因，不再將之一味歸因於心理壓力。目前尚待努力的是，這些新知仍局限於專科醫生和病人團體之內，大眾對之依然相當陌生。

現在有人將過去稱為「歇斯底里症」的病改稱為「轉化症」，但更新、也更貼切的名稱是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 FND）。

雖然大多數醫學專科仍在使用「心身症」一詞，用來指涉他們認為是心理因素所致的醫療問題，可是神經科已逐漸以「功能性」（functional）取代「心身性」（psychosomatic），傾向使用前者，是因為既點出神經系統的功能出了問題，又拿掉了經常被（錯誤）解讀成心理脆弱、甚至瘋癲的前綴詞「psych」。

「功能性」既指出這是生物性問題，又不像昔日觀點那樣假設壓力的存在。功能性一詞保持了開放性，接受情緒創傷不是心理過程影響大腦功能，甚至造成失能的唯一可能。

不論是一般醫學上的「心身症」，還是神經科的「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不但都十分常見，也都可能發展成非常嚴重的症狀。可是大家未必都能意識到這點，因為在大眾領域，它們可能被各種誤解、委婉說詞、陳腔濫調掩蓋，很難受到注意。

從媒體報導就看得出來，他們經常把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說成「神祕怪病」。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每天煩惱三餐要吃什麽、出門要怎麽穿、回家後有沒有舒適的被窩可以鑽，應該是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然而，在社會的某些角落，「貧窮」卻可能讓人連基本生理需求都難以滿足。

要消除貧窮，免不了增加資源消耗，但全球暖化危機當前，人類又不得不展開節能減碳的行動。面對「對抗貧窮和調適氣候變遷，兩者是否相互衝突」的疑問，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直指核心的問題：我們需要多少能量，才能讓所有人過上體面的生活？

打造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基本福祉指標！

為了解答這個大哉問，來自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的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指標——「體面生活標準」（Decent Living Standards，DLS ）。它源自於基本人權與公平正義的普世理念，定義為任何人都應享有的一系列基礎物質與社會滿足要件；不論你出身何處、對好的生活有何想法，或擁有什麽訴求。

這些基礎條件，可以分為五大面向：營養（Nutrient）、庇護所（Shelter）、健康（Health）、社會互動（Socialization）及可移動性（Mobility）。在食衣住行方面，除了三餐溫飽及空間大小充裕的住處外，DLS 更貼心地考慮生活的細緻之處，例如乾淨的衛浴、可以烹飪、保存食物的基礎家電，以及高緯度地區在冬、夏兩季不可或缺的溫控設備等等。DLS 也不止步於基本物質需求，更涵括一個健全生活的人應享有的醫療服務、義務教育，使用基本通訊和交通設施，以及進行社交聯繫和政治參與的權利。

逐項列出統一化的 DLS 各面向的要求後，研究者們會根據不同國情，例如氣候、都市化程度、文化及科技經濟結構的程度，去計算各國達成這些基準的閾值能量。除了國與國的差異，在計算上，也會納入在地的城鄉差距。

舉例來説，訂定了擁有足夠空間和熱舒適的房屋通用標準後，研究者會把它換算成各地所用的不同建材，及建設與維持各類民生服務的基礎設施（如水電廠、運輸系統等）所需耗費的能量。有了 DLS 的理想標竿值，再與每個國家目前用於實現 DLS 的能源進行比較，就可估算出填補 DLS 缺口所需的能源需求。

為什麼要以「能量」衡量生活標準？

過去，我們總是以滿足生活標準的最低收入，來制定貧窮線的水平。但 DLS 作為最低限度理想生活的基準，採用的是計算能源消耗量（energy consumption）常用的單位，即千兆焦耳（Gigajoule，GJ）或十萬億焦耳（Exajoule，EJ）。一般國家的能源消耗量，都與基礎建設有關，大部分來自化學燃料的燃燒，以及水力發電、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

值得注意的是，DLS 分析結果顯示，無法過上體面生活的人，數量遠比處在貧窮線底下的人來得多！這說明：現有衡量貧富的指標，跟實際情況是脫節的。以金錢收入作為生活水平的衡量單位，是預設個人能透過消費，去換取相應的生活品質。但現實中，有一大部分的人，即使收入高於貧窮門檻，現今社會所投入建設的能源，卻未必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因此比起以金錢為單位，DLS 由下而上（bottom-up）去推算建設和維持基本物質需求所耗費能量的模式，也許更適合作為反映人類生活品質的指標。以消耗能量為單位的 DLS 不只有物質條件，也納入社會層面的需求，因此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在思考資源規劃時，提供更直接、全面的參考。

世界並不公平，尤其在所需耗費的能量上

搭配各國戶口統計調查、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展指標等數據，研究者推算出世界各國在不同面向上與 DLS 的差距。結果顯示，北半球的北美與歐洲，大部分人民都過著與 DLS 相距不遠的生活。然而，南方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境況。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有超過 60% 的人口在居家、溫控、衛浴與飲用水設施上，都相當匱乏。部分南亞與太平洋地區也面臨類似困境，尤其缺少乾淨的保暖與烹飪設施。這與他們使用的傳統生質能源帶來的不良健康影響有關。此外，部分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地區，也存在不便取得飲用水和保暖設施等等的缺口。

那麽，要投入資源做新建設，弭平當今與未來人口與 DLS 之間的距離，我們還需要多少能量呢？研究者設定情境估算，在 2040 年前，我們總共需要 290 EJ 的累積能量——大概是如今全世界每年所消耗能量的四分之三！是的，當今世界平均所消耗的能量，其實早已超過滿足每個人 DLS 的額度。在提升生活標準的耗能中，有大半會是拿來打造適宜的居所，四分之一用以建設以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設施，而改善健康營養所需的能量，會比推動社會互動來得少。

如果我們能成功在 2040 年時，讓所有人都達到 DLS，那在 2050 年時達到體面生活，最終需要年均 156 EJ 的能量，其中 108 EJ 會是供南方世界所用。到時候，人類生活的耗能大抵都會用在移動、通勤上，其次是維持健康及居住品質，而投入在維持社會互動所需的能量所占比例最低。

另一個研究的重要發現是，由於各地的氣候、文化和交通管道不同，即使在同一套 DLS 下，有些地區就是會比其他地區耗費更多能量，才能達到相同的基準，這個能量差異甚至可達 4 倍！例如，高緯度國家會需要耗費更多能量，來維持相同舒適的室内溫度；同樣的通勤距離，公共交通覆蓋率高的國家不需太多能量就能完成，但在個人擁車率高的地區，就會產生更多耗能。

結論：消除貧窮與對抗氣候變遷不衝突

總體而言，DLS 的研究結果，在貧富懸殊與氣候正義議題上提供了新的視野，告訴我們：投入消除貧窮的能量，並不會對調適氣候變遷的行動產生威脅。現今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能量，其實大都挹注在讓原本就充裕的生活更好，而非幫助仍在體面生活基準下的人。因此，各國如何在經濟成長與耗能規劃上取捨，找出更公正、有效率的資源重分配方式，才是關鍵解決之道。

參考資料

1. Decent living gaps and energy needs around the world
2. Decent Living Standards: Material Prerequisites for Human Wellbeing
3. Energy requirements for decent living i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4. 让全球老百姓过上体面生活不会拖累气候减排目标
5. How much energy do we need to achieve a decent life for all?
6. 維基百科：貧窮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