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雞湯來了特約作者吳心予
• 校稿／雞湯來了張芷晴、陳世芃
• 製圖／雞湯來了實習生翁欣容
•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電視劇《華燈初上》以日式酒店為背景，描述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其中最受到關注的是劇中兩位女主角：蘿絲跟蘇之間發生的故事。蘿絲和蘇在高中時期成為好姐妹，一路以來發生了蘿絲離家出走、蘇未婚懷孕、蘿絲因為前夫的債務坐牢、兩人共同經營「光」酒店、各自面對不同的愛情煩惱等等人生轉折的時候，蘿絲跟蘇都一直陪伴在彼此身邊、不離不棄。

「就像我和蘇一樣，有人在背後支撐妳，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有她在就心安」
－《華燈初上》蘿絲

然而，在第二季的劇情裡，蘇跟蘿絲親密的情感卻出現裂痕，發生激烈的爭吵。在爭吵之中，蘇頻頻說出傷人的話，甚至讓蘿絲拿起煙灰缸想要砸向蘇。是什麼原因讓原本要好的閨蜜決裂？原生家庭的溝通模式，如何影響她們的相處？

「同情就像一把刀子，一刀刺死我，這種你最擅長，

又假裝一副清高溫柔、與世無爭的樣子，妳就是要證明妳是最優秀、贏的那個。」
－《華燈初上》蘇

女生的感情為什麼這麼好？獨特性的閨蜜情感

從蘿絲跟蘇的感情互動中，可以看到女性親密情感關係的獨特性，它自成一格，獨立於女同志以及異性戀關係框架之外。相較常見女性的人生規劃以原生家庭或另一半為主，劇中蘇跟與蘿絲都把對方當作人生規劃的重心，事業跟養育子女的計畫都與彼此相關。不論是生活安排或者情緒感受，蘇跟蘿絲的狀態緊緊相連，除了考慮對方的感受與處境，也將對方視為生命中重要的夥伴。

甚至當蘿絲跟蘇兩人在面對「情人跟閨蜜」二選一的情境時，都選擇了彼此。蘿絲跟江瀚在一起之後，蘇選擇隱忍自己對江瀚的情愫，支持好姊妹的感情。蘿絲與江瀚分手後，蘇與江瀚無縫接軌的戀情曝光，一開始蘿絲非常憤怒，但是蘿絲在蘇與他人衝突或遇到人生困境的時候，都站在蘇的立場處理事情，可見閨蜜情感對蘇跟蘿絲來說都勝過愛情。　

《華燈初上》的劇情，讓我們不只看見愛情如何影響閨蜜情感，而是兩個原生家庭及婚姻破裂的異性戀女生，如何成為互相支持的角色，以及緊密的關係如何受到兩人的自我價值感、成長背景以及戀愛經驗影響，發生劇烈的爭吵與誤會。

閨蜜情感總是脆弱？3大因素影響友情

蘇跟蘿絲在學生時期跟成年後曾經歷強烈的爭吵，在吵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兩人面對衝突時的不知所措。她們看待友誼跟處理衝突的方式，都受到家庭關係、自我價值感跟戀愛經驗的影響。

因素1｜家庭關係影響溝通習慣

原生家庭的互動方式，大幅影響蘇跟蘿絲看待自我與人際關係的角度。蘇的媽媽與蘇之前沒有良好的溝通與照顧關係，導致蘇缺乏與親近的人溝通的能力。蘿絲的爸爸用權威的方式教育子女，所以蘿絲沒有機會跟父母表達內心想法，也無法被父母理解，年少的時候就離家出走。

因為兩人都生在缺乏良好溝通的家庭，每當蘇跟蘿絲的關係出現矛盾，都是用大聲爭吵的方式跟對方互動，無法順暢面對衝突。不管青少年時期或者成年後的蘿絲跟蘇，對於關係都缺乏安全感與溝通能力，無法坦誠對人際關係中的對象說出自己的感受與期望，只會習慣性地用傷害對方或自己的形式，期望情感關係朝向理想的方向發展。

因素2｜自我價值影響自尊與安全感

青少年時期形塑的自我價值，也進一步影響蘇與蘿絲的閨蜜感情。當青少年的自我價值感低落，認為自己不值得獲得友情支持，就不容易感受到身邊朋友的情感支持。

蘇從小被母親拋棄，在學校除了蘿絲沒有其他朋友，在戀愛關係中用激烈的手段離開或者挽留關係，對於人際關係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與不自信，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低落的自我價值感影響蘇從蘿絲身上感受到的支持，讓蘇認為「蘿絲跟其他人一樣可能會背叛自己」，難以獲得關係中的安全感。

因素3｜戀愛經驗影響自我覺察深度

戀愛關係的結束，可能引爆原本隱藏的感受，以及對閨蜜情感進一步的覺察，也可能因此動搖原本的姐妹情誼。蘿絲因為跟江瀚分手，發現堅強的內心也有脆弱的地方；蘇也在跟江瀚分手之後，發現自己面對感情沒有想像中理性，一旦面對破裂的關係，沒有復原的能力與勇氣。

蘇與蘿絲激烈爭吵後，無法面對蘿絲可能傷心的情緒，同時出於對於現有生活的逃避，離開與蘿絲共同經營的日式酒店，連股份也劃分得一乾二凈。

閨蜜吵架怎麼辦？2個方法梳理過去、尋找關係共識

蘿絲跟蘇因為長期在生活上跟情感上互相扶持，累積了深厚的情誼，但感情在突發事件爆發後，引爆過去的家庭、自尊與戀愛經驗議題帶來的影響，尤其兩人跟原生家庭成員溝通不良的經驗，持續影響她們的友情發展，難以維持像是學生時期一樣的單純互動。

面對閨蜜情感中的爭吵，可以透過自我覺察與表達感受兩個方式，找到能夠一起長期經營閨蜜關係的模式。

• 自我覺察｜
  回顧過往的家庭關係與人際關係（戀愛經驗），思考過去與家人溝通的方式，能不能對家人說出內心的想法？心裡的想法有沒有被聆聽？跟家人互動的時候，能不能感受到愛和支持的正向感受？
• 表達感受｜
  從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中，找到順利溝通的方式，用來與閨蜜表達內心想法。或者從過去不愉快人際經驗中，反思自己不適應的互動模式，以及期望的互動方式，並嘗試與閨密討論兩人對關係的期待，一起尋找共識。

參考資料

張晏榛（2011）。「非標準親密關係」的女性友「情」：以異性戀女性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許皓宜（2004）。姊妹情誼的舊曲與新調～戀愛經驗對成年前期女性友誼影響之探究。國立台灣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Niobe Way & Melissa L. Greene（2006）。Trajectories of Perceived Friendship Quality During

Adolescence: The Patterns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16(2)，293–320。

• 文／雞湯來了蕭子喬
• 校稿／雞湯來了張芷晴、陳世芃
• 製圖／雞湯來了特約美術黃珮甄
•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連續劇《華燈初上》中，不僅有日式酒店裡複雜的同事情誼，更有下班回到家中更難解的收出養母子糾葛。蘇慶儀（以下簡稱蘇）與子維走在路上，當子維對旁人說出「這我乾媽」，蘇只能假笑附和；蘇割腕自殺後，子維心急如焚把蘇送上救護車，蘇說了一堆話卻還是無法說出口「不只是乾媽」……。

面對早已揮別，卻近在眼前的親子關係，蘇如何一次次嚥下自己的複雜心情？

蘇謀劃奪回兒子的安排看似「不懂感恩」蘿絲，其實正反映當年懷孕，在無家庭經濟或家人支持下，不得已出養自己親生骨肉，對於一個青少女而言是生理更是心理的切身之痛，不只影響著青少女時期的蘇，更影響了她日後的性格與追尋幸福的態度。

「我應該要謝謝你，但我討厭只能謝謝你的自己」－《華燈初上》蘇慶儀

小媽媽蘇：不得已的出養，成為一生的重擔

劇中的蘇，明明是被叔叔強迫而懷孕，卻由她獨自承受汙名與痛苦，成為小媽媽的蘇難以獨自承擔扶養責任，決定出養親生骨肉。多年之後，成年的蘇藏著這個揮之不去的秘密，成為生活中的反覆拉扯的心理糾葛。

雖然劇中演的是1980年代的故事，而隨著時代推進，今日的未成年小媽媽數量仍不容小覷。行政院戶政司統計，近十年來（2010-2020）15-19歲未成年少女生育率皆為4‰。以2020年為例，誕生超過2000名未成年小媽媽（2020年15-19歲少女共有約551607位*4‰＝2206）。

雖然每個小媽媽懷孕的原由不盡相同，但當物質與身心條件未成熟，部分小媽媽會選擇出養。有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六位出養孩子的媽媽，發現社會對小媽媽及出養人的污名，成為親生母親一輩子脫不去的重擔。

「無力」的小媽媽：選擇出養多是為孩子好

台灣學者以兒福聯盟接獲出養個案的訪談內容統計，發現小媽媽決定出養孩子的５大因素為：經濟問題、家人無法支持、無力照顧孩子、教養問題、希望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身心尚未準備好，物質與心理上的資源不足，以及希望無辜的孩子仍有好的發展，是小媽媽在未成年生育的狀況下，選擇與親身骨肉說再見的關鍵。

－－－以下爆雷－－－

當蘇聽見子維叫自己乾媽：出養重聚成為重大課題

特別的是，蘇的出養並非從此和親生兒子不復相見，而恰好是將撫養權交給朝夕相處的好閨蜜蘿絲。國內外研究指出，與出養子女「重聚經驗」是一段複雜的情緒之旅。而蘇的重聚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紮根在生活每一個細節中的糾葛，心情肯定更為複雜。

當蘇與子維相處，時時刻刻將蘇拉回當年的記憶，再次經歷著傷痛的焦慮，同時也因重新與兒子連結而感受療癒與釋放。這或許正是蘇即便心裡經歷著翻雲覆雨，仍樂於與子維出門逛街，以感情最好的乾媽／乾兒子相稱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蘿絲入獄，蘇「代替」蘿絲照顧子維時，就像是蘇與兒子的「關鍵重聚」；蘿絲出獄後，蘇則感受到與兒子「重聚後被迫分離」的痛苦。蘇與子維沒有拉開距離、保持界線，卻也沒有重新建立妥善的關係定位、重聚意義，使得蘇的心理一直卡在模糊不清，不知自己意義為何的狀態，成為最後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蘇＆子維的剛剛好距離？拉開距離VS有預備的重聚

或許，成為小媽媽情非得已，出養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然而今日的我們知道，身為出養者，和親生孩子的距離和意義都需要更明確的定位、更有意識地處理。

• 選擇１｜拉開界線、生活圈不重疊
  親生骨肉的情感連結渴望無可厚非，然而既已出養，雙方皆需要注意拉開生活距離，建立適當界線，避免情感與出養決策互相矛盾，造成複雜的心理糾葛。
• 選擇２｜討論後相聚，釐清彼此關係與意義
  若因任何一方希望重聚，出養者、收養者、孩子都需要有心理準備，並在有預備的前提下，一同面對新的角色意義與關係定位，過程中有相關單位協助引導較佳。

出養小媽媽可以怎麼做？相關資源：

• 衛福部社家署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流程
• 兒福聯盟出養服務介紹

如此以來，才能保護出養者、收養者，也保護孩子，有面對彼此更適當的界定與勇氣。期待今日的「蘇」與「子維」都能找到更適當的距離，更舒心的關係。

• 延伸閱讀：步母後塵？《2049》母女小媽媽人生的走向差別
• 延伸閱讀：《華燈初上》關係糾葛剖析專區

1. 王枝燦（2003）。家庭面臨出養事件之因素與需求分析。兒童福利期刊，4，111-131。
2. 鄭君紋、劉世閔（2011）。一位未婚女性在青少女時期懷孕的生育決定與出養經驗之敘事研究。教育科學期刊，10（2），139-172。
3. 楊淑宜（2015）。親生母親與被出養子女的重聚經驗探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4. 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未成年婦女生育率。
5. 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 文／雞湯來了蔡季葦
  校稿／雞湯來了張芷晴、陳世芃
  製圖／雞湯來了蔡季葦、張芷晴、黃珮甄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公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劇播出後引起非常多「親子」議題的討論，在升學主義與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親子關係備受考驗，善意的「為了你好」卻可能變為彼此的束縛和壓力。

親子關係，該如何說分明？

在一系列的劇集中，每一段故事展現了不同的「親子關係」，試圖表達在「不正常」的親子關係之下，對家長和孩子所造成的傷害。但，「親子關係」到底該如何定義？什麼是「正常」、「不正常」？家庭研究學者Olson曾提出「家人關係環狀模式」，說明家人關係會因為「凝聚力」和「彈性」的不同組合而有不同的樣貌，而非只有正常、不正常的分類。

什麼是凝聚力？凝聚力指的是家人間的向心力。

什麼是彈性？彈性指的是家人間對於家庭規則或調適的應變能力

不同程度的「凝聚力」與「彈性」會組合出不一樣的家人關係樣貌，大概可以分為「平衡」、「中等」與「極端」的家人關係。

接下來，我們以「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的家庭來舉例：

平衡的家人關係：彈性連結、彈性凝聚、結構連結、結構凝聚

【例】彈性連結—民主、相互依賴又不失獨立的小嵐家

在《媽媽的遙控器》中，小嵐受到同是藝術家父母親的薰陶，一樣喜歡畫畫、充滿想像力，她的父母讓小嵐自由探索興趣，可以從他們親子如同朋友般的互動中，感受到這個家庭的開放但是又彼此連結。

中等的家人關係：混亂連結、混亂凝聚、彈性疏離、彈性糾結、結構疏離、結構糾結、僵化彈性、僵化凝聚

【例】彈性凝聚—期望對方好而願意犧牲自己、相互依賴的巧藝家

在《孔雀》中，面對高壓的升學競爭和經濟壓力，一個家庭不惜用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和孔雀交易：姊姊用「美術天份」換取「金錢」和「友情」；弟弟用「爸媽出意外」換取「不去上明星國中」；而為了救爸媽，姊姊再用她的「身體和眼睛」換取「爸媽的健康」；最後媽媽為了姐弟倆的未來，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換。

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雖然用的方法不一定適當，但可以發現他們家人間是相互在意、重視彼此的，並且願意為了對方犧牲自己最重要的東西，在家人最低潮的時候互相支持。

極端的家人關係：混亂疏離、混亂糾結、僵化疏離、僵化糾結

【例】僵化糾結──彼此牽制糾結、嚴格權威教養的小偉家

在《媽媽的遙控器中》，為了讓兒子小偉能夠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達成自己理想中的成功目標，媽媽利用一台遙控器操縱兒子的生活，只要小偉做得不夠好或是不聽話，媽媽就用遙控器讓時間倒轉，直到小偉聽話為止。在這對母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媽媽對兒子的權威管教，還有他們過於緊密與糾結的關係，媽媽把自己的期望和心力都寄附在兒子身上，只要兒子不如自己的意就會對他責罵或威脅。

社會在變遷，家庭文化也正在改變

為什麼劇中的家庭會出現「不正常」的關係？除了每個人的心理、精神狀態有所影響之外，我們也可以從社會和文化變遷的角度來思考。

家在不同文化中有不一樣的主張。傳統華人重視家族主義，因此過去的家庭觀強調「以父為尊」、「家庭大於個人」、「孝順父母」、「子女順從」；而以美國為主流的西方社會則重視個人主義，在家庭中也較強調「個體自主」、「民主開放」。

然而，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西方的資訊大量傳入華人世界，臺灣整體也走向民主、開放。在時代背景的影響之下，家庭觀和教養觀也隨之改變，臺灣的家庭研究學者也指出，現代父母最常採取的教養策略是西方的民主式管教，而非嚴厲的教養。

矛盾與糾結，是因為文化的交融流動

面對新舊觀念的變化，家庭中的不同世代對彼此或許就有不同的期待，阿公阿嬤總是會一邊發紅包一邊說「要乖、要聽你爸媽的話！」，爸媽總是會說服你放棄假日社團活動，說「那是家族聚餐，就你一個不來像什麼話！」，而你總是疑惑「爸媽又不見得每次都對，為什麼一定要聽話？」、「我跟那些親戚又不熟，我回不回去有差嗎？」。

然而長大後賺到了第一份薪水，你心裡想的可能會是要請爸媽吃頓好料的；要結婚了，你可能還是會為了家族的面子辦了一場傳統喜宴；逢年過節，你可能還是會糾結到底要去婆家還是回娘家。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對家庭的重視還是持續的脈動著，只是它正在變化中，在新潮觀念與傳統習慣之間流動、交融，讓家人之間的關係有著許多矛盾、挑戰，及新的適應。

受傷或美好，經過諒解和接納後都是成長的養分

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我們看到許多受傷的父母親和孩子，家庭有部分是幸福、美好的，也有部分是無奈、傷人的。「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劇中訴說的故事，是我們反省的一面鏡子，責怪只會製造仇恨，讓我們停留在過去，而諒解可以讓彼此親近、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1. 徐美雯（2013）。華人文化教養信念、教養行為對青少年憂鬱及偏差行為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
2. 劉惠琴（2011）。家庭調適的質量對話。教育心理學報，42(4)，567-589。doi:10.6251/BEP.20100120
3. 吳明燁（2016）。父母難為：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市：五南。
4. 林惠雅（2014）。青少年知覺父母教養行為、服從義務性與服從管教之關聯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0)，219-271。

本文與雞湯來了 同步刊登，原文標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失衡的親子關係？

當臨床實務工作者，如：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針對在教養上有困難的主要照顧者提供親職諮詢或是親職諮商服務時，常常會發現服務對象有極高的比例為女性（不限於兒童的生母）。

為什麼前來尋求相關服務的，大多都是女性？

相信在不少人心中，即使我們的社會離真正的性別平等可能還有一段距離，但至少也堪稱正在努力的路上才對，然而，這樣的現象卻不禁讓我們開始反思，在教養育兒上，臺灣似乎至今某種程度仍深受傳統文化中家庭性別角色的束縛。

當父親在家庭中缺席後，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試著從「他為的人為障礙症」(Factitious Disorder Imposed on Another，FDIOA) 切入，帶大家探究現今家庭中常見的親職型態────「缺席的父親」究竟是如何在諸多因素環環相扣的脈絡下釀成不可逆的家庭悲劇 ( 註 1 )。

一窺「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的真面目

什麼是「他為的人為障礙症」？此疾病較為人所熟知的別稱為「代理孟喬森症候群」，是一種藉由人工偽造的手段使受害者呈現某些疾病症狀的病態行為。

舉例而言，當受害者為兒童、犯行者為家人時：家人可能會向醫療人員謊稱孩子有腹瀉、發燒的情形，或刻意在孩子飲食中添加致病或誘發物質，在孩子身上假造出癲癇、嘔吐的症狀等。

雖然此疾病在臨床上相當罕見，但當受害者為兒童時，卻有著約 6% ~ 10% 的致死率！

更可怕的是，捏造兒童的臨床症狀與「兒童虐待」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然此疾至今在許多面向仍飽受爭議，舉凡「誰可以下診斷」、「怎樣的身分條件符合被診斷的資格」、「診斷名稱」、「診斷的構成要件」（如：背後的意圖是否應納為考量之一？）等皆屬其列。

兇手就在你身邊：守在病榻的慈母為何成了受害者的噩夢？

在此疾病的案例中，犯行者可能藉由捏造或製造兒童的臨床症狀，行兒虐之實。

相較於像是直接採取毆打致傷的一般虐待、傷害行為，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的情境下，家人的照顧行為就像是裹了糖衣的毒藥。

明明受害兒童並未染病，但隨著偽造的症狀、家人的「關心」之下，兒童卻常常需要接受不必要的侵入性醫學檢查，甚至是治療，嚴重者最終可能造成終生殘疾甚或死亡。

因此，此症在某種程度上時常被跟兒虐的行為畫上等號。

從此症與兒童虐待的關聯中，我們不僅可以更了解此症核心的行為樣態，更能夠一眼看出其擺盪於精神疾病與司法範疇間的特性。

現今許多疾病在評估之初仍十分仰賴患者的臨床主訴，即須由患者自己說明就診原因，更別說以兒童的年紀，實多為家屬代訴，可能造成主訴與客觀檢查結果存在不一致，並存在家屬誘導診斷方向的可能性，甚至讓醫療人員在不知不覺中淪為幫兇。

以犯行者是母親為例，母親在醫療人員眼中通常有著寸步不離、時刻無私奉獻、守在病榻的慈母形象，實在不易使人覺察出異狀，殊不知惡魔就在你身邊，不易覺察異狀，通常需要將受害者與照顧者分開後，受害者的病症才會有緩解的跡象。

以上的特性不僅可能替司法領域帶來不少挑戰，就連在臨床醫療上，相關人員也需要足夠敏感且高度跨專業的合作，才有機會在抽絲剝繭後觸及真相，更遑論要醫法攜手對犯行者以法相繩 ( 註 2 )。

以此疾患為主題的研究，在 1987 ~ 2006 年間幾乎達到高峰，隨後發表的研究數量則大幅銳減，形成斷層。再者，有興於此疾的研究，仍因個案偏屬零星、實際確診率低、個體差異性亦相對較高等特性，以致至今在所知有限下尚難探知其全貌。

近年回顧型研究分析較有共識者亦僅概如：

• 犯行者有極高比例為女性且多為生母
• 犯行者若有兒童期受虐史、患有自為的人為障礙症則為高風險預測因子
• 受害的兒童年紀偏幼，通常小於 2 歲且鮮少超過 6 歲等 ( 註 3 )

此外，由於研究多由西方學者執筆，故文化與國情因素可能也是另一項需要考量的點，如有研究即指出各國在醫療政策上的差異，也可能影響犯行者的背景——在日本這種具容易取得醫療資源的國家，犯行者具醫護專業背景的比例明顯低於英語國家。

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中非犯行者父親的行為特徵

接著，回到本篇的主題，大家發現了嗎？許多研究的焦點多落在犯行者及受害者身上，故有研究者即對於鮮少被論及的「非犯行者：父親」——這個消失的關鍵人物感到好奇。

父親理當也與孩子發展親密親子關係，甚至應善盡保護義務，在相關案例中，何以父親會從關係中疏離？甚至放任犯行者帶孩子承受非必要的醫療侵害而錯失救援時機？

爸爸去哪兒了？

其中整理出來的主要特徵，有些可能符合我們的想像，但有些卻又挑戰我們的假定：

首先，縱使男性已婚且與配偶同住，其關係也並不一定是和樂的家庭生活圖像，潛在危機諸如：父親懼於對婚姻做出承諾、經歷嚴重的婚姻問題卻輕忽早期徵兆或選擇視而不見，影響所及更是整個家庭的穩定性。

其次，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被辨識出前，父親可能傾向疏遠家庭成員、鮮少參與家庭事務、在情感和生理上皆從家庭系統中抽離，儼然是家庭中的邊緣人，而寧可選擇缺席，在相關案件，這是很典型的父親類型。

再者，即使孩子因嚴重的病情而住院，父親在此期間亦鮮少到院探視。究竟只是因為父親欠缺敏感度？抑或是為了迴避衝突而刻意以此方式保持距離？目前尚難以釐清背後的原因。

最後，有些父親雖在過程中曾經懷疑伴侶所言是否為真，然即使心生懷疑，卻鮮少實際干預、阻卻伴侶之犯行，甚至選擇支持伴侶的主張。

由上述可知，大家可能慢慢認知到了，非犯行者的父親在此類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實際進行虐待行為，而是肇因於對於孩子的狀況不聞不問，進而間接促進犯行者的犯行。

這個現象著實令人印象深刻，遑論曾有研究提及一名父親在過去幾年間聽信伴侶的片面之詞，為「完全健康」的兒子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卻從未過問孩子的病情。

當然，這並不是說「缺席的父親」的現象一定是導致兒虐的高風險因子，而是意在藉此呼籲父親於親職角色與家庭分工上的重要性！

如果能重來，如何遏止悲劇？

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被確診後，臨床工作者會傾向鼓勵非犯行者的父親加入治療或至少能有機會獲得一些個別的協助，尤其若未來仍有極高的可能須與犯行者配偶繼續共同生活時，更是重要且必要的！

其中的重點包含處理他對於家庭的新覺察與體悟，特別是面對受虐的孩子，曾經缺席於親職角色的父親，可能對無法即時保護孩子產生罪惡感，或反思對於孩子的母親所提供的支持，甚至想嘗試重新承擔照顧者的角色，都會需要額外的支持。

而若回到前端的預防作為，或許要在這些案例中找到單一的原因以提出防範計畫，這樣的想法實在過於天真，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可嘗試為之的層面。

其一，女性獨自擔負起教養及育兒的重任，男性提供經濟上的照拂，確實是目前很多家庭親職型態的寫照，也似乎為傳統文化所默許，但或許也可以試著跳脫傳統思維，回到個人的長處作為思考的起點，亦即親職的角色與功能不一定要受性別期待的界定，如善於經營關係的一方 ( 誰說一定要是女性？)，可以藉自己的優勢引導孩子發展較佳的人際關係技巧，藉以減緩女性的照顧壓力。

更甚者，有些人可能還會想到，其實這樣的現象就是我們所謂孩子成為了家庭系統中的「代罪羔羊」，衝突的夫妻關係藉由孩子的問題轉移焦點、逃避夫妻間應正視的問題，意圖緩解緊張的關係，甚至挽回已觸礁的婚姻關係，但卻也對親子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此，回到婚姻關係中 ( 註 4 )，我們必須坦然面對其經營著實不易的事實，同時也得承認雙方良好且有效的溝通和回應將是婚姻是否能長久的關鍵，也才有機會替遭逢低谷的愛情墳墓覓得一線生機。

總之，不論是何種對於兒童不當對待的類型，甚至是兒虐，除了臨床專業人員的警覺外，實皆須大眾的關注。而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目前雖仍偏屬精神疾病的範疇內，但精神疾病的名稱並不是用來區分身而為人的良窳，更非汙名化，其最原始的用意應是利於臨床及研究人員辨識、歸類，進而聚焦探究出最適切及有效的預防、治療或處遇方法，且任何的案例都應看見其背後所存在的個別脈絡，回歸善意的回應。

注釋

• 註1：一個悲劇的背後都可能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一人所能為，這篇文章撰寫的目的也不是意在強化親職的特定性別，更非究責，而是希望基於研究的發現與經由對社會現況的看見，進而提供一些提醒以阻止悲劇的發生。
• 註2：在筆者有限的所知裡，台灣在司法上目前尚未有因此症受判的案件，且在臨床上相關個案研究報告亦少。然而，用詞本身其實某種程度可能也反映著主事者的意識形態─西方精神醫學與司法系統認定的影響 (如：DSM – 5 中此症的診斷標準以「受害者」稱呼承受疾病之一方)，且在很多國外對於此症的研究中也多使用 perpetrator ( 犯行者 ) 這個詞稱確診者，當然在查閱文獻的過程筆者也看到不同觀點的論戰。甚至，其額外衍生的潛在議題則可能還涵蓋：「究竟該視其為疾病而提供對應的治療資源，還是該定調為犯罪行為而加以論罪科刑？」、「指控中的孰輕孰重：親職中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致病作為？非主要照顧者但肩負親職責任者的不作為？」等，顯然不同的觀點將有著不同的看見，可見若真要把「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與司法的糾葛完整的論述，想必又會是另起新局的長篇大論了。
• 註3：然研究者亦提醒系統回顧型研究可能存在「發表偏差」或稱「抽屜問題」的困境，以致所獲知的結論可能無法如實反映現實狀況。
• 註4：其實在此所謂的回到婚姻關係中，所指可能也是讓犯行者回頭看見自己內在未被滿足的需求，諸如：在某些案例中，犯行者會覺得在婚姻中被丈夫冷落，甚至經驗背棄，卻又苦尋不著更有效解決婚姻危機的方式，而想藉由孩子重拾心中所盼望的關注，當然這些未被滿足的需求及所呈現的人際模式，可能還可以追本溯源至小時候在原生家庭中的逆境經驗。

資料來源 / 參考文獻：

1. 台灣精神醫學會(譯)(民103)。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新北市：合記。(原著出版年：2013)
2. Bartsch, C., Riße, M., Schütz, H., Weigand, N., & Weiler, G.(2003).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MSBP): an extreme form of child abuse with a special forensic challenge.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37, 147-151. 
3. Bass, C., Glaser, D.(2014). Early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bricated or induced illness in children. The Lancet, 383, 1412-1421. 
4. Fujiwara, T., Okuyama, M., Kasahara, M., & Nakamura, A.(2008). Characteristics of hostital-based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in Japan. Child Abuse & Neglect, 32, 503-509. 
5. Kelly, M., & Bursch, B. (2018). Factitious Disorder Imposed on Another. In D. Driver & S. Thomas(Eds.), Complex Disorders in Pediatric Psychiatry: A Clinician’s Guide(pp.105-116). Missouri, MO: Elsevier Press.
6. Morrell, B., & Tilley, D. S.(2012). The role of nonperpetrating fathers in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27, 328-335. 
7. Yates, G., & Bass, C.(2017). The perpetrators of medical child abuse(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A systematic review of 796 cases. Child Abuse & Neglect, 72, 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