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濬勳｜李濬勳，法律白話文運動國際法資深編輯，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法碩士，現為美國伊諾利大學香檳分校法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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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人類第一次登月至今已50年，現在不只是 NASA 預計要重返月球，其他國家也躍躍欲試。而且不只有國家，商業公司像是 SpaceX 等也開始積極策劃太空旅行方案。科學科技日益發展的現在，外太空不再是無法觸及之地，但在這地球之外的區域，法律觸及的到嗎？時值登月50週年，讓我們跟著你的法律普及好捧油「法律白話文」來聊聊那些和外太空有關的法律吧！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踏出了一步，說出「這是我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這句話。這是人類第一次正式踏上地球以外的星體，不只在人類的太空探勘史中寄上了一筆，從此，我們類對於外太空的看法也有了不一樣的視角。

各國探索月球的腳步至今仍未停歇，不只是為了展現能征服太空的科技實力，當然也有為了月球上各種地球所沒有的自然資源，和其在太空中戰略位置等考量。月球可能會成為人類探勘宇宙的補給站，因此若誰先取得這些資源便可以在太空科技或是探索上先發制人。

但是你有想過，月球到底是誰的嗎？難道因為美國是最先插旗在月球上的國家，所以美國其實已經取得月球的主權了嗎？

其實不只有關於月球主權與使用權的問題，國際社會其實早在數十年前就就透過國際法將外太空納入國際社會的規範當中。這聽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地球之外的領域和國際法有何關係？

事實上，若回到國際法的功能就能理解一二：國際法是用來限制、規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為，讓國家得以在一定的規範之下操作國家政策、獲取國家利益。而探勘外太空由於需要龐大資金以及技術，也只有像國家這麼龐大的組織才能達到這樣的規模，也因此才會透過國際法的規範來管理外太空的資源分配。

本篇文章將會介紹目前國際法對於外太空以及月球的規定，包括主權歸屬問題、資源開發問題、急難援救以及環境保護問題，透過簡單介紹讓大家對於外太空法能有的暸解。

外太空條約：人類太空探索的法律基石

早在 1967 年，冷戰陰影籠罩下的國際社會就意識到外太空可能成為下一個資源競爭的對象，因此各國硬是在對峙的背景中簽署了一份《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全稱為《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的外太空活動所應遵守原則的條約》）並且簡單描述了一些基本規定。

這份條約提出了一些「共識」以及「原則」，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份條約將外太空定義為一個不得由任何國家主張主權，進而加以佔有或是使用的區域。這項規定讓當時的美國與蘇聯不得主張其對外太空有任何主權，而這份條約也將外太空探勘定義成「為國家謀福利」的事，若造成任何損害，包括環境污染等，行為國或是發射器登記國都應該負賠償責任，並且也限制太空的使用必須要以「和平用途」、「非軍事化」為出發點。

目前這個條約仍然有效，而且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簽署批准了，可說是當前的「太空憲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外太空條約等於是奠基了人類對外太空發展的原則。也就是不得主張主權、不得造成環境污染、國家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責、和平使用，並且不得佈署軍事化設備。而人類在宇宙中的太空之旅，也奠基在這樣的大原則下開始發展。

月球協定：就算先插國旗也不是你的！

在外太空條約的脈絡中，由於外太空條約廣泛的規定「外太空」但並沒有特定說明「星體」這個特定對象，也因此，在 1979 年時，聯合國大會又再通過了一份《關於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又稱《月球協定》），更清楚地規範了月球以及外太空中的其他所有星體的法律地位與性質。

月球協定中最重要的一項規定，就是將月球以及其他外太空星體定義成「人類共同遺產」。人類共同遺產是國際法下一個法律原則，指的是現今的人類使用資源上必須要將未來的人類世代考慮進來，因此國家或個人在開發自然資源時，不能耗盡這些資源，並且要以信託人的身份管理保育這些自然資源（許多歷史古蹟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人類共同遺產，而各國同樣須以信託人的身份管理這些文物），並且不得在這些資源上主張國家主權。

在這樣的規定下，無論是誰先登陸月球、或誰先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種植棉花田等活動，都不會將月球的開發權利或是主權直接劃分給該國家。也因此，無論是美國、蘇聯或中國對月球進行怎麼樣的活動，都不會改變月球的法律地位。從國際法上來看，月球與其他星體都是人類共同遺產。此外，這份條約也說明了月球只能使用於和平用途，各國都有平等權利探索月球，而監督這些活動的機關則是聯合國秘書處以及依各條約所成立的委員會。

你知道發射飛行器要跟聯合國秘書長登記嗎？其他外太空公約與協定

除了這兩個較常聽到的公約外，還有許多國際條約和外太空是有關的。

例如 1967 年的《外太空營救協定》，規定了所有締約國都有義務在發生太空危難事件時提供必須要援救協助；1971 年的《外太空責任公約》，規定了外太空飛行用具若在飛行中或返程時造成相關的損害或是環境污染時，則飛行器的登記國必須要負起所有賠償責任；1974 年的《外太空物體登記公約》，規定每個國家若要發射飛行器到外太空，都必須向聯合國秘書長登記。

然而，當今對於外太空的規定真的足夠嗎？隨著科技的發展，能往前外太空探勘的國家也越來越多，除了以國家為單位的發展外，也多了私人企業。例如美國公司 Space X 就已經提出了許多太空旅遊的方案了。面對這樣的改變，目前國際社會對於外太空的管理是否真的足夠，不禁讓人憂心。

外太空並非法律「真空」之境

法律是隨著人類活動而發展的產物，如何配合人類的活動進行適當的立法，是法律所關心的事。然而從 1970 年代後，太空探索的發展減緩，相同地外太空法制的發展也一樣滯足不前。新的太空發展像是在星體上種植作物、人類旅遊等等，會不會影響星體的生態，或是取得的科學研究報告，應該如何分配利益等等問題，都有待國際社會取得共識一同解決。

在取得新的、更仔細的立法之前，國家在外太空中的活動仍然要遵守眼前既有的法律原則。除此之外，外太空法也與民航法脫離不了關係。目前國際民航法的規定只規定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領空」可以行使運用主權，領空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國家領土的向上延伸，因此國家擁有領土自然就擁有領空的主權，這也就是為什麼民航機若要飛過他國領空就必須要取得他國的同意，只有被授與同意、給予航權的情況下，一國民航機才可飛越他國的領空。

不過領空的高度究竟到哪裡呢？目前國際民航法學界仍沒有定論，有人認為是「人類科技所能飛行到達的最高界限」，也有人認為是「氧氣完全沒有的地方便是領空的界限」，然而這些說法都尚無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領空以外的地方才能開始稱之為「外太空」。

因此隨著人類的科技發展，國際太空法或是國際民航法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有待未來國際社會的共識。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外太空並非法律真空的地方，國際法仍然有規範到外太空，只是要如何落實、監督，都有賴未來有更多相關的國家實踐，我們才能歸納整理出一套最適合整個地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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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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