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瑋晉│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擁有政治學與數學雙學位
歷史上不少見的「大屠殺」，其成因為何？
在台灣安居樂業的當下，大屠殺三字讓人覺得遙遠。與此同時我們有個大屠殺紀念日，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政治人物表示紀念是為了讓它不再發生云云。其實大屠殺是歷史上常見的暴力現象， 只是相較於戰爭， 我們對它的了解很少。
科學上，要讓一件事情不發生，必須先知道它背後的原理。當我們知道某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是因為衛生環境變差，我們就能透過改善衛生條件來阻止這種傳染病的蔓延。同理， 如果我們想要阻止大屠殺的發生， 就得知道它的出現對應哪些社會經濟的條件， 這個問題在 20 年前引起了德州大學教授、經濟學鬼才 Scully 的注意。
Gerald W. Scully 來自紐約，研究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善於利用數據呈事物不同面貌。他大學時主修中文， 研究所才轉攻經濟學。作為職棒球迷， Scully 生涯早期發展出一套能夠衡量選手對於球隊貢獻的指標。以此為基礎，Scully 指出當時球員合約中保留條款的存在讓選手的價格受到嚴重低估 （Scully，1974）。這個有力的結論促成美國職棒自由球員制度的誕生，同時開創了現在稱為運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Weber，2009）。
對 Scully 來說，研究大屠殺只是無心插柳，但是他留下的論文成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窗口。[1]
大屠殺：那些政府贊助的謀殺
首先，我們需要釐清名詞的意義。中文裡大屠殺通常指涉單一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像是「南京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等等。本文所指的大屠殺是指某個政府在一定時間內的殺戮政策，中文有另一相近詞彙叫做恐怖統治。但是恐怖統治的中文意義不僅止於殺戮，舉凡掠奪、監禁、拷問、流放這些暴行都屬於恐怖統治的範疇。
Scully 後來另取了一個統整用的名詞：政府贊助的謀殺。為求簡潔，我們還是採納大屠殺這個常見的用法。
大屠殺有兩種子類型：針對一般大眾的人口滅絕和針對少數族群的種族滅絕。
二戰時期德國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是最著名的種族滅絕，時至今日對這個事件的檢討和評論都還是許多媒體的焦點。事實上種族滅絕比較少見，人口滅絕才是大屠殺的主要形式。20 世紀有 1.7億 （甚至 3.6 億）人死於大屠殺，是死於戰爭人數的四倍以上，其中 9,500 萬是由希特勒 (Adolf Hitler)、史達林(Joseph V. Stalin) 與毛澤東三人領導的政府造成。
大屠殺主要發生在威權統治的國家，民主政府造成的死亡人數佔不到 1%；同時，威權政府當中共產政權跟大屠殺的關係又特別密切，20 世紀殺害最多人的政府幾乎都是共產政權。Scully 重製了政治學家 R. J. Rummel 關於 20 世紀種族滅絕的人口數據，我們把其中殺害超過一萬人的個案挑出，整理成表1。
| 國家 | 時期 | 人口滅絕 （萬） | 種族滅絕 （萬） |
| 共產黨 | |||
| 阿富汗 | 1978–87 | 22.8 | 0 |
| 阿爾巴尼亞 | 1944–87 | 10 | 0 |
| 保加利亞 | 1944–87 | 22.2 | 0 |
| 緬甸 | 1962–87 | 4.3 | 0 |
| 柬埔寨 | 1975–79 | 200 | 54.1 |
| 中國 | 1949–87 | 3523.6 | 37.5 |
| 古巴 | 1959–87 | 7.3 | 0 |
| 捷克 | 1948–68 | 6.5 | 0 |
| 衣索比亞 | 1974–87 | 72.5 | 0 |
| 東德 | 1948–87 | 7 | 0 |
| 匈牙利 | 1948–87 | 2.7 | 0 |
| 北韓 | 1948–87 | 129.3 | 6 |
| 寮國 | 1975–87 | 5.6 | 5 |
| 蒙古 | 1926–87 | 10 | 0 |
| 波蘭 | 1948–87 | 2.2 | 0 |
| 羅馬尼亞 | 1948–87 | 43.5 | 0 |
| 蘇聯 | 1917–87 | 5475.9 | 1000 |
| 越南 | 1945–87 | 94.4 | 0 |
| 南斯拉夫 | 1944–87 | 98.7 | 0 |
| 非洲 | |||
| 阿爾及利亞 | 1962–87 | 5 | 0 |
| 安哥拉 | 1975–87 | 12.5 | 0 |
| 蒲隆地 | 1966–87 | 15 | 15 |
| 查德 | 1962–87 | 1 | 1 |
| 赤道幾內亞 | 1968–79 | 5 | 0 |
| 賴比瑞亞 | 1900–87 | 1 | 0 |
| 莫三比克 | 1975–87 | 19.8 | 0 |
| 奈及利亞 | 1966–79 | 40 | 1.5 |
| 盧安達 | 1962–73 | 1.5 | 1.5 |
| 蘇丹 | 1956–87 | 62.7 | 49.4 |
| 烏干達 | 1956–87 | 55.7 | 2.2 |
| 美洲 | |||
| 瓜地馬拉 | 1956–87 | 12.2 | 0 |
| 尼加拉瓜 | 1937–87 | 2 | 0 |
| 阿根廷 | 1976–82 | 2 | 0 |
| 巴西 | 1945–85 | 13.1 | 12.5 |
| 智利 | 1973–87 | 1 | 0 |
| 哥倫比亞 | 1948–87 | 7.4 | 0.5 |
| 祕魯 | 1980–87 | 1 | 0 |
| 亞洲 | |||
| 孟加拉 | 1972–87 | 1.5 | 1.2 |
| 印度 | 1950–87 | 2.5 | 1.5 |
| 印尼 | 1965–87 | 57.9 | 20 |
| 伊朗 | 1954–87 | 7.1 | 1.5 |
| 伊拉克 | 1963–87 | 18.7 | 14.5 |
| 南韓 | 1948–87 | 2.3 | 0 |
| 巴基斯坦 | 1958–87 | 150.3 | 150 |
| 菲律賓 | 1972–87 | 1.5 | 0 |
| 歐洲 | |||
| 法國 | 1900–44 | 1.3 | 0.4 |
| 德國 | 1933–45 | 76.2 | 1631.5 |
| 西班牙 | 1939–75 | 27.5 | 0 |
| 土耳其 | 1919–83 | 70.5 | 89.3 |
- 橘色：超過10萬人遇害；紅色：超過100萬人遇害；紫色：超過1000萬人遇害。
表1：20世紀的大屠殺。
經濟文明越發展，被大屠殺的人數越少
針對 31 個案例進行統計分析，Scully 發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和大屠殺的規模之間存在負相關。換句話說，一國的人均 GDP 越高，大屠殺的規模就越小，反之亦然。這反映出大屠殺對統治者的成本。統治者的收入來自於稅收，稅收來自於人民，人死了就不能繳稅。
當人均 GDP 很低，人命就相對便宜，把人殺了減少的稅收有限。如果人均 GDP 高，進行大屠殺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統治者就沒有動機去殺那麼多人。進行大屠殺的收益主要是來自繼續執政的稅收，以及加上徵收某些經濟資源 （像是農業集體化） 產生的收入。許多人對於大屠殺的評論是「喪心病狂」、「令人髮指」，其實背後有著理性計算的邏輯。Scully 提供了進一步的數據：人均 GDP 每上升 1% 就會少殺 1.4% 的人。
從這個結果我們能理解為何發生在蘇聯與中國的大屠殺趨勢會逐漸放緩。
- 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 （1929-1953） 殺害了4270萬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效率不彰，蘇聯經濟在 1950 年後仍呈現緩慢的成長，大屠殺的規模隨之縮小到 810 萬 （至1987）。
-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1949-76） 殺了3440萬人，鄧小平上台後確定改革開放為經濟帶來急速成長，大屠殺的規模也迅速遞減至 87.4 萬 （至1987）。
人類文明發展處處充斥大屠殺的痕跡。
- 遠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考古學證據顯示穴居人遭到智人屠殺殆盡 （Hirshleifer，1994）。
- 中國是一個有著大屠殺傳統的古文明，自從秦朝大一統至清末，中國皇帝屠殺了約 3350 萬人。[2]這個數字不包含蒙古人進行的殺戮，活躍於 14 至 15 世紀的蒙古騎兵屠殺了世界 1/10 的人口 （約 3000 萬）。
回到比較明確的數據，Scully 估計，13 世紀約有 9% 的人死於大屠殺，當時火藥尚未出現，殺人是一件相對麻煩的事情；到 17 世紀這個數字減半，剩下4.7%；19 世紀是 3.7%；但是 20 世紀回升到 7.3%。
Scully 把大屠殺的規模視為人類文明進展的指標，文明越進步，被殺害的人應該要越少。
就這觀點來看，20世紀的人類文明有倒退跡象。但是若扣去共產國家造成的死亡，20 世紀的數字可下修為 3.6%。這些數字算高還是低？依據內政部資料，中華民國近 10 年來的人口死亡率大致在 0.7% 左右 （內政部統計處，2018）。
大屠殺目的：排除異己、壟斷資源的「尋租」活動
尋租 (rent-seeking) 是指行為者追求獨占地位所做的投資 （Tullock，2018）。健全的市場環境下，廠商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去生產財貨，成為消費者購買的選擇。產品能被消費者接受的廠商會留下，反之則退出市場，就是所謂的市場競爭。但在一個被權力扭曲的市場裡，政府設下進入障礙，只讓得到許可的廠商進入市場生產。這樣廠商除了賣出產品的收益，還有一筆因為獨佔而多出來的利潤，稱為經濟租，如此一來廠商的競爭標的就從消費者認可轉移到政府「關愛的眼神」。
經濟租通常很豐厚，大家當然會使出渾身解數，找公關公司遊說、收買對手打假球、寄黑函、請負責人喝花酒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尋租活動，也都要花很多錢。問題是核發的許可只有一張 （假設），贏家出爐，輸家為了得標花的錢就燒掉了，變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有時浪費掉的資源價值甚至會超過經濟租本身。[3]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經濟租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公權力的運用。所有的重分配都能視為經濟租，包括從事公職的收入以及老人年金式的直接補貼。尋租理論的發展是現代公共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
同為尋租活動的大屠殺與歧視
Scully 認為，大屠殺和歧視 （依據身分差異給予不同待遇） 一樣，都是人類基於敵意本能展開的尋租活動。歧視是一種削弱少數團體尋租能力的手段。[4]證據顯示即使生產力相同，多數團體的平均收入會超過少數團體 （Becker，1971）。
在台灣，外籍勞工不受基本工資保障，一位老闆只要用本國勞工 1/3 的工資雇用外勞提供同樣的產量，他的獲利就會增加。反過來看，外勞產生的財富實際上移轉到了老闆手上，這個例子顯示歧視具有將財富從少數移轉至多數的效果。對抗歧視的關鍵是法治，法治國家能透過立法去限制歧視的強度和範圍。
即使如此在西方國家的改革腳步依然很緩慢，因為限制歧視的法規或政策將壓低多數團體的收入而受到他們抗拒。放眼世界，擁有法治條件的國家終究只佔少數，在缺乏法治的威權國家，不受限制的敵意就變的無所不在。
威權國家往往存在許多針對弱勢團體的限制，包括職業選擇、教育機會、貿易許可、土地所有權甚至居住自由等不一而足。[5]這些限制讓優勢團體能夠源源不絕的取得經濟租，創造龐大的既得利益；同時和控制國家機器的統治者交易，請他保護優勢團體的尋租能力。另一方面，由於統治者從這種支配關係中得益，他們有保持統治的理由。[6]
謀殺是敵意的極端形式，也是威權國家用來保持權力的工具，能帶來寒蟬效應，提高被支配一方的叛亂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大屠殺不一定會成功，蘇聯與菲律賓馬可仕政府都是因為大屠殺計畫被阻止而瓦解。
尋租活動會造成整體社會資源的損失
前一節已經提到，理論預測了尋租活動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一個理論要可信，除了邏輯嚴密還需要證據支持。因此經濟學家想要測量尋租活動的規模，最好能發展一些指標去呈現社會資源浪費的情形。但是他們進行這件工作的時候遇到麻煩，原因是尋租行為很難觀察到，遑論計算它們的價值。[7]
Scully 的研究也遇到同樣問題，大屠殺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但是觀察不到實際的交易。我們不知道優勢團體付了多少錢給統治者去組織恐怖活動，也無從判斷這些錢如果不拿去辦大屠殺還能拿來產生什麼別的價值 （機會成本的定義）。數據鬼才想出來的辦法是利用國家經濟成長率來做為替代指標，因為被殺害的人無法再貢獻國家的 GDP。
經濟成長是指國家 GDP 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現象。理論上，成長的動力來自於資本 （廠房或設備） 形成，形成資本要靠儲蓄。[8]大屠殺是對生命與財產的剝奪，它令人對未來悲觀，這會降低儲蓄率，侵蝕資本形成，對國家的經濟成長有所斲傷。
菲律賓在 1950-1972 年間的年均經濟成長率是 2.9%。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於 1965 年當選總統，1969 年成功連任。依照憲法 Marcos 的任期至 1973 年，但是他在 1972 年 9 月宣布全國戒嚴並且凍結憲法。為了跨越政治上的阻力，馬可仕政府展開大屠殺計畫，自 1972 年起到 1986 年馬可仕去世為止處決了 1.5 萬人。這段時間經濟沒有成長，1982-1986 年的年均成長率是 -3.0%。隨著艾奎諾 (Corazon Aquino) 在 1986 年上台又恢復了正成長，1987-1990 年為 3.6%。
貧窮與大屠殺的惡性循環
大屠殺究竟會造成多少的經濟損失？以 1960 年為基期，Scully 蒐集了 67 個經濟條件相似的國家成長數據進行比對，包括 23 個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33 個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以及 11 個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結果符合理論的預期：
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是三組資料裏頭經濟表現最差的，其次是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 （包括台灣），表現最好的則是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
Scully 估算，大屠殺平均來說會折損國家 19.2% 的 GDP。以地區論非洲最高，達 24.2%，亞洲和拉丁美洲則相若，分別為 18.6%和 18%。極端值都在非洲，像是安哥拉的 61.6% 與蒲隆地的 54.8%。合併前段的討論我們看到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惡性循環：貧窮的地方容易發生大屠殺，而大屠殺又反過來強化了貧窮。這個困境如何克服還有待社會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 （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內政統計年報》
- 吳聰敏 （2007），《總體經濟學》，3 版 ，台北：翰蘆。
- Becker, Gary 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hleifer, Jack （1994）,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Economic Inquiry, 32, 1–10.
- Scully, Gerald W. （1974）, “Pay and Performance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915–930.
- Scully, G. W. (1997). Democide and genocide as rent-seeking activities. Public Choice, 93(1-2), 77-97.
- Scully, G. W. （2004）, “State-Sponsored Murder as a Rent-Seeking Activit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Choice Charles K. Rowkey and Friedrich Sneider （eds.）, vol. II,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36–538.
- Tullock, Gordon （2018）, “Rent Seeking,”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ed.）,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1530–11534.
- Weber, Bruce （2009）, “Gerald W. Scully, Who Wrote Landmark Basebaseball Analysis, Dies at 67”, The New York Times
註解
- [1]本文使用的數據和見解主要來自 Scully (1997)，為流暢起見我們不一一引用。這份研究的非技術性回顧可參考 Scully (2004)。
- [2] 讀者可以注意到，毛澤東政府殺害的人數超過中國歷代帝王的總和。
- [3] 社會的損失等於所有廠商尋租損失的加總。
- [4] 被歧視的一方通常是社會上的少數，例如美國的黑人以及台灣的外勞等等。
- [5] 不妨視這些限制為制度化的歧視。
- [6] 雖然不清楚具體的數字，但是諸如 Peron (阿根廷)、Marcos (菲律賓)、Duvalier (海地)、Mobutu (薩伊) 這些統治者在海外的財產都是百萬美元計。
- [7] 這也許是尋租理論迄今尚未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原因。
- [8] 廠商不是生產資本就是生產消費用的財貨，但只有後者會計入 GDP，前者則視為投入而扣除。儲蓄能透過銀行轉變為廠商獲取的資本，因此資本增加儲蓄就會增加，細節可見吳聰敏 (2007，頁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