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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啟示錄:對社會經濟有哪些影響?

活躍星系核_96
・2019/06/04 ・6524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73 ・九年級

  • 胡瑋晉│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擁有政治學與數學雙學位

歷史上不少見的「大屠殺」,其成因為何?

在台灣安居樂業的當下,大屠殺三字讓人覺得遙遠。與此同時我們有個大屠殺紀念日,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政治人物表示紀念是為了讓它不再發生云云。其實大屠殺是歷史上常見的暴力現象, 只是相較於戰爭, 我們對它的了解很少。

為了正視屠殺對人類造成的歷史創傷,每年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圖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圖/publicdomainpictures

科學上,要讓一件事情不發生,必須先知道它背後的原理。當我們知道某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是因為衛生環境變差,我們就能透過改善衛生條件來阻止這種傳染病的蔓延。同理, 如果我們想要阻止大屠殺的發生, 就得知道它的出現對應哪些社會經濟的條件, 這個問題在 20 年前引起了德州大學教授、經濟學鬼才 Scully 的注意。

Gerald W. Scully 來自紐約,研究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善於利用數據呈事物不同面貌。他大學時主修中文, 研究所才轉攻經濟學。作為職棒球迷, Scully 生涯早期發展出套能夠衡量選手對於球隊貢獻的指標。以此為基礎,Scully 指出當時球員合約中保留條款的存在讓選手的價格受到嚴重低估 (Scully,1974)。這個有力的結論促成美國職棒自由球員制度的誕生,同時開創了現在稱為運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Weber,2009)。

對 Scully 來說,研究大屠殺只是無心插柳,但是他留下的論文成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窗口。[1]

大屠殺:那些政府贊助的謀殺

大屠殺通常與恐怖統治離不開關係。圖/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首先,我們需要釐清名詞的意義。中文裡大屠殺通常指涉單一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像是「南京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等等。本文所指的大屠殺是指某個政府在一定時間內的殺戮政策,中文有另一相近詞彙叫做恐怖統治。但是恐怖統治的中文意義不僅止於殺戮,舉凡掠奪、監禁、拷問、流放這些暴行都屬於恐怖統治的範疇。

Scully 後來另取了一個統整用的名詞:政府贊助的謀殺。為求簡潔,我們還是採納大屠殺這個常見的用法。

大屠殺有兩種子類型:針對一般大眾的人口滅絕和針對少數族群的種族滅絕

二戰時期德國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是最著名的種族滅絕,時至今日對這個事件的檢討和評論都還是許多媒體的焦點。事實上種族滅絕比較少見,人口滅絕才是大屠殺的主要形式。20 世紀有 1.7億 (甚至 3.6 億)人死於大屠殺,是死於戰爭人數的四倍以上,其中 9,500 萬是由希特勒 (Adolf Hitler)、史達林(Joseph V. Stalin) 與毛澤東三人領導的政府造成。

大屠殺主要發生在威權統治的國家,民主政府造成的死亡人數佔不到 1%;同時,威權政府當中共產政權跟大屠殺的關係又特別密切,20 世紀殺害最多人的政府幾乎都是共產政權。Scully 重製了政治學家 R. J. Rummel 關於 20 世紀種族滅絕的人口數據,我們把其中殺害超過一萬人的個案挑出,整理成表1。

國家時期人口滅絕 (萬)種族滅絕 (萬
共產黨
阿富汗1978–8722.80
阿爾巴尼亞1944–87100
保加利亞1944–8722.20
緬甸1962–874.30
柬埔寨1975–7920054.1
中國1949–873523.637.5
古巴1959–877.30
捷克1948–686.50
衣索比亞1974–8772.50
東德1948–8770
匈牙利1948–872.70
北韓1948–87129.36
寮國1975–875.65
蒙古1926–87100
波蘭1948–872.20
羅馬尼亞1948–8743.50
蘇聯1917–875475.91000
越南1945–8794.40
南斯拉夫1944–8798.70
非洲
阿爾及利亞1962–8750
安哥拉1975–8712.50
蒲隆地1966–871515
查德1962–8711
赤道幾內亞1968–7950
賴比瑞亞1900–8710
莫三比克1975–8719.80
奈及利亞1966–79401.5
盧安達1962–731.51.5
蘇丹1956–8762.749.4
烏干達1956–8755.72.2
美洲
瓜地馬拉1956–8712.20
尼加拉瓜1937–8720
阿根廷1976–8220
巴西1945–8513.112.5
智利1973–8710
哥倫比亞1948–877.40.5
祕魯1980–8710
亞洲
孟加拉1972–871.51.2
印度1950–872.51.5
印尼1965–8757.920
伊朗1954–877.11.5
伊拉克1963–8718.714.5
南韓1948–872.30
巴基斯坦1958–87150.3150
菲律賓1972–871.50
歐洲
法國1900–441.30.4
德國1933–4576.21631.5
西班牙1939–7527.50
土耳其1919–8370.589.3
  • 橘色:超過10萬人遇害紅色:超過100萬人遇害紫色:超過1000萬人遇害

表1:20世紀的大屠殺。

經濟文明越發展,被大屠殺的人數越少

對這些集權統治者來說,GDP之於人命相對應的價值。圖/publicdomainpictures

針對 31 個案例進行統計分析,Scully 發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和大屠殺的規模之間存在負相關。換句話說,一國的人均 GDP 越高,大屠殺的規模就越小,反之亦然。這反映出大屠殺對統治者的成本。統治者的收入來自於稅收,稅收來自於人民,人死了就不能繳稅。

當人均 GDP 很低,人命就相對便宜,把人殺了減少的稅收有限。如果人均 GDP 高,進行大屠殺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統治者就沒有動機去殺那麼多人。進行大屠殺的收益主要是來自繼續執政的稅收,以及加上徵收某些經濟資源 (像是農業集體化) 產生的收入。許多人對於大屠殺的評論是「喪心病狂」、「令人髮指」,其實背後有著理性計算的邏輯。Scully 提供了進一步的數據:人均 GDP 每上升 1% 就會少殺 1.4% 的人。

從這個結果我們能理解為何發生在蘇聯與中國的大屠殺趨勢會逐漸放緩。

  • 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 (1929-1953) 殺害了4270萬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效率不彰,蘇聯經濟在 1950 年後仍呈現緩慢的成長,大屠殺的規模隨之縮小到 810 萬 (至1987)。
  •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1949-76) 殺了3440萬人,鄧小平上台後確定改革開放為經濟帶來急速成長,大屠殺的規模也迅速遞減至 87.4 萬 (至1987)。
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中不乏各種大屠殺的歷史。圖/pxhere

人類文明發展處處充斥大屠殺的痕跡。

  • 遠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考古學證據顯示穴居人遭到智人屠殺殆盡 (Hirshleifer,1994)。
  • 中國是一個有著大屠殺傳統的古文明,自從秦朝大一統至清末,中國皇帝屠殺了約 3350 萬人。[2]這個數字不包含蒙古人進行的殺戮,活躍於 14 至 15 世紀的蒙古騎兵屠殺了世界 1/10 的人口 (約 3000 萬)。

回到比較明確的數據,Scully 估計,13 世紀約有 9% 的人死於大屠殺,當時火藥尚未出現,殺人是一件相對麻煩的事情;到 17 世紀這個數字減半,剩下4.7%;19 世紀是 3.7%;但是 20 世紀回升到 7.3%。

Scully 把大屠殺的規模視為人類文明進展的指標,文明越進步,被殺害的人應該要越少。

就這觀點來看,20世紀的人類文明有倒退跡象。但是若扣去共產國家造成的死亡,20 世紀的數字可下修為 3.6%。這些數字算高還是低?依據內政部資料,中華民國近 10 年來的人口死亡率大致在 0.7% 左右 (內政部統計處,2018)。

大屠殺目的:排除異己、壟斷資源的「尋租」活動

經濟租源自於獨佔而產生的額外利潤。圖/pixabay

尋租 (rent-seeking) 是指行為者追求獨占地位所做的投資 (Tullock,2018)。健全的市場環境下,廠商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去生產財貨,成為消費者購買的選擇。產品能被消費者接受的廠商會留下,反之則退出市場,就是所謂的市場競爭。但在一個被權力扭曲的市場裡,政府設下進入障礙,只讓得到許可的廠商進入市場生產。這樣廠商除了賣出產品的收益,還有一筆因為獨佔而多出來的利潤,稱為經濟租,如此一來廠商的競爭標的就從消費者認可轉移到政府「關愛的眼神」。

經濟租通常很豐厚,大家當然會使出渾身解數,找公關公司遊說、收買對手打假球、寄黑函、請負責人喝花酒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尋租活動,也都要花很多錢。問題是核發的許可只有一張 (假設),贏家出爐,輸家為了得標花的錢就燒掉了,變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有時浪費掉的資源價值甚至會超過經濟租本身。[3]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經濟租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公權力的運用。所有的重分配都能視為經濟租,包括從事公職的收入以及老人年金式的直接補貼。尋租理論的發展是現代公共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

同為尋租活動的大屠殺與歧視

Scully 認為,大屠殺和歧視 (依據身分差異給予不同待遇) 一樣,都是人類基於敵意本能展開的尋租活動。歧視是一種削弱少數團體尋租能力的手段。[4]證據顯示即使生產力相同,多數團體的平均收入會超過少數團體  (Becker,1971)。

大屠殺和歧視只有一線之隔,強勢團體對弱勢團體設下重重限制。圖/wikimedia

在台灣,外籍勞工不受基本工資保障,一位老闆只要用本國勞工 1/3 的工資雇用外勞提供同樣的產量,他的獲利就會增加。反過來看,外勞產生的財富實際上移轉到了老闆手上,這個例子顯示歧視具有將財富從少數移轉至多數的效果。對抗歧視的關鍵是法治,法治國家能透過立法去限制歧視的強度和範圍。

即使如此在西方國家的改革腳步依然很緩慢,因為限制歧視的法規或政策將壓低多數團體的收入而受到他們抗拒。放眼世界,擁有法治條件的國家終究只佔少數,在缺乏法治的威權國家,不受限制的敵意就變的無所不在。

威權國家往往存在許多針對弱勢團體的限制,包括職業選擇、教育機會、貿易許可、土地所有權甚至居住自由等不一而足。[5]這些限制讓優勢團體能夠源源不絕的取得經濟租,創造龐大的既得利益;同時和控制國家機器的統治者交易,請他保護優勢團體的尋租能力。另一方面,由於統治者從這種支配關係中得益,他們有保持統治的理由。[6]

謀殺是敵意的極端形式,也是威權國家用來保持權力的工具,能帶來寒蟬效應,提高被支配一方的叛亂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大屠殺不一定會成功,蘇聯與菲律賓馬可仕政府都是因為大屠殺計畫被阻止而瓦解。

尋租活動會造成整體社會資源的損失

前一節已經提到,理論預測了尋租活動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一個理論要可信,除了邏輯嚴密還需要證據支持。因此經濟學家想要測量尋租活動的規模,最好能發展一些指標去呈現社會資源浪費的情形。但是他們進行這件工作的時候遇到麻煩,原因是尋租行為很難觀察到,遑論計算它們的價值。[7]

呈現社會資源浪費的情形頓時成了難解之謎。圖/maxpixel

Scully 的研究也遇到同樣問題,大屠殺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但是觀察不到實際的交易。我們不知道優勢團體付了多少錢給統治者去組織恐怖活動,也無從判斷這些錢如果不拿去辦大屠殺還能拿來產生什麼別的價值 (機會成本的定義)。數據鬼才想出來的辦法是利用國家經濟成長率來做為替代指標,因為被殺害的人無法再貢獻國家的 GDP。

經濟成長是指國家 GDP 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現象。理論上,成長的動力來自於資本 (廠房或設備) 形成,形成資本要靠儲蓄。[8]大屠殺是對生命與財產的剝奪,它令人對未來悲觀,這會降低儲蓄率,侵蝕資本形成,對國家的經濟成長有所斲傷。

菲律賓在 1950-1972 年間的年均經濟成長率是 2.9%。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於 1965 年當選總統,1969 年成功連任。依照憲法 Marcos 的任期至 1973 年,但是他在 1972 年 9 月宣布全國戒嚴並且凍結憲法。為了跨越政治上的阻力,馬可仕政府展開大屠殺計畫,自 1972 年起到 1986 年馬可仕去世為止處決了 1.5 萬人。這段時間經濟沒有成長,1982-1986 年的年均成長率是 -3.0%。隨著艾奎諾 (Corazon Aquino) 在 1986 年上台又恢復了正成長,1987-1990 年為 3.6%。

貧窮與大屠殺的惡性循環

大屠殺呼應了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惡性循環。圖/pxhere

大屠殺究竟會造成多少的經濟損失?以 1960 年為基期,Scully 蒐集了 67 個經濟條件相似的國家成長數據進行比對,包括 23 個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33 個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以及 11 個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結果符合理論的預期:

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是三組資料裏頭經濟表現最差的,其次是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 (包括台灣),表現最好的則是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

Scully 估算,大屠殺平均來說會折損國家 19.2% 的 GDP。以地區論非洲最高,達 24.2%,亞洲和拉丁美洲則相若,分別為 18.6%和 18%。極端值都在非洲,像是安哥拉的 61.6% 與蒲隆地的 54.8%。合併前段的討論我們看到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惡性循環:貧窮的地方容易發生大屠殺,而大屠殺又反過來強化了貧窮。這個困境如何克服還有待社會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 (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內政統計年報
  • 吳聰敏 (2007),《總體經濟學》,3 版 ,台北:翰蘆。
  • Becker, Gary 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hleifer, Jack (1994),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Economic Inquiry, 32, 1–10.
  • Scully, Gerald W. (1974), “Pay and Performance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915–930.
  • Scully, G. W. (1997). Democide and genocide as rent-seeking activities. Public Choice93(1-2), 77-97.
  • Scully, G. W. (2004), “State-Sponsored Murder as a Rent-Seeking Activit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Choice Charles K. Rowkey and Friedrich Sneider (eds.), vol. II,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36–538.
  • Tullock, Gordon (2018), “Rent Seeking,”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ed.),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1530–11534.
  • Weber, Bruce (2009), “Gerald W. Scully, Who Wrote Landmark Basebaseball Analysis, Dies at 67”, The New York Times

註解

  • [1]本文使用的數據和見解主要來自 Scully (1997),為流暢起見我們不一一引用。這份研究的非技術性回顧可參考 Scully (2004)。
  • [2] 讀者可以注意到,毛澤東政府殺害的人數超過中國歷代帝王的總和。
  • [3] 社會的損失等於所有廠商尋租損失的加總。
  • [4] 被歧視的一方通常是社會上的少數,例如美國的黑人以及台灣的外勞等等。
  • [5] 不妨視這些限制為制度化的歧視。
  • [6] 雖然不清楚具體的數字,但是諸如 Peron (阿根廷)、Marcos (菲律賓)、Duvalier (海地)、Mobutu (薩伊) 這些統治者在海外的財產都是百萬美元計。
  • [7] 這也許是尋租理論迄今尚未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原因。
  • [8] 廠商不是生產資本就是生產消費用的財貨,但只有後者會計入 GDP,前者則視為投入而扣除。儲蓄能透過銀行轉變為廠商獲取的資本,因此資本增加儲蓄就會增加,細節可見吳聰敏 (2007,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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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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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如何刺激中國經濟起飛?——吳介民解析中國的「官僚尋租」現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6 ・6667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歷經舉家欠債、還債、輟學做工,吳介民回憶起成長歷程,「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圖│研之有物
歷經舉家欠債、輟學做工,「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吳介民回憶自己的成長歷程,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
圖│研之有物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直到考入台大,吳介民仍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他笑說自己從小特別愛讀書,高中讀的是被體制放棄的「流氓補校」,仍立志考上大學。進入台大後兩度休學,他依舊不改其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吳介民
考入台大後,吳介民仍日日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但他依舊不改選擇政治系的初衷,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為翻拍人間雜誌社報導,當時吳介民與學運夥伴從鹿港調查反杜邦運動回到台北,整理問卷資料後,在消基會舉辦的記者會上報告。
圖│吳介民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圖│吳介民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
圖│吳介民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圖│吳介民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
圖│吳介民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引入農民工,持續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圖│吳介民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常見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大量引入農民工(簡稱民工),持續提供勞動力。
圖│吳介民
民工、職工被國家區隔,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民工、一般勞工被國家區隔分開。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圖│吳介民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
圖│吳介民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數十年磨一劍,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科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圖│臺大出版中心
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
圖│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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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中箭、大啖貝類,史前南科住了誰?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02/23 ・4586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03 ・六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執行編輯|林婷嫻、美術編輯|張語辰

南科考古發現 5000 年前的園區新貴(?)

出土遺骸背後插著頁岩製成的箭,大量貝殼從遺址中挖出。南科園區曾是海洋,隨著洪氾沖積成平原,距今 5000 年前人們來到此地,運用各種環境資源謀生存。

來到南科考古工作室,挖故事的人──李匡悌(南科考古計畫協同主持人),與我們分享南科千百年前的生活。
攝影│張語辰

我以前和你一樣也是個冒險家,直到我的背後中了一箭

背後中箭,不是險惡的現代社會才有。南科遺址中,看到墓葬死者背後被射了幾箭,史前文化住民的鬥爭躍然眼前。這些箭鏃呈現運用環境資源的策略,有的是動物骨骼磨製,例如鹿角、鈍鋸鮫牙齒;有的是頁岩或板岩,其頁理明顯、易加工成尖銳片狀。

南科南關里東遺址出土,大坌坑文化時期的遺骸,背後插著頁岩箭鏃(紅色虛線標示)。
攝影│張語辰

南科遺址中,另有一類環境資源被大量發現,那就是「貝殼」。遺址中可以看到雲母蛤製成的貝刀、堆積成疊的血蚶殼、穿孔就變飾品的榧螺、製成勺器的硨磲貝殼等等,也有混著貝殼砂的陶器,若將鹽酸滴在陶器表面,會與貝殼的碳酸鈣產生化學反應、冒出小小的白泡泡。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硨磲貝常見於恆春半島或澎湖等地,並非生長於台南附近海域。李匡悌推論:「應為外地捕撈或貿易獲得。而且硨磲貝生長在需潛水才能觸及的深度,不是彎腰就能撿到,推測史前文化住民就像海女般已會潛水技術。」

南科南關里東遺址出土,大坌坑文化時期以硨磲貝製成的勺器。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南科三寶埤遺址出土,大湖文化時期的遺留,骨骸下方堆積著血蚶殼。
攝影│張語辰

原來南科史前文化住民屬於狗派?

除了背後會中箭、愛吃或常使用貝類,古今人們還有一個相似處──飼養小狗。在南科南關里遺址出土了 4 具犬隻骨骸,骨架保存完整,且其中 2 具擺放方向朝南、與埋葬人體的頭向相同。南科考古隊研判在距今 4000-5000 年的大坌坑文化時期,這些犬隻可能被視為家庭或社群成員,而不是被拿來當食物。

南科南關里遺址出土,大坌坑文化時期的「臺灣第一狗」,是目前臺灣最早養狗的證據。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以上這些考古發掘,只是南科遺址中幾顆耀眼的星星。在猶如滿天星斗的南科眾多遺址中,可觀見一個共通點:史前文化住民的生活,與環境自然資源密不可分。

用貝殼寫下史前的食記

南科考古計畫協同主持人李匡悌,也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著重於以生態學的角度,探討史前文化住民與生態環境的互動。

李匡悌一邊開車前往南科考古工作室,一邊指著車窗外高大的南科廠樓說:「這裡以前都是海。」南科園區在距今 6000 年前原是汪洋,經過曾文溪逐年洪氾沉積,海岸線不斷往西推移,人們得以在此定居。

海邊除了是史前文化住民的遊樂場,也是食物的來源,尤其是退潮的海灘、積水的水塘,有許多貝類容易撿拾,有吃又有拿。證據是南科出土的大量貝類遺留,其中南關里遺址發現 21 科 47 種的貝類,總重量 2525 公斤;累計貝殼件數最多為「刻紋海蜷」(共 56441 件),累計總重量最重為「近江牡蠣」(共 412.6 公斤)。

南科南關里遺址出土,累計貝殼件數最多的「刻紋海蜷」。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南科考古隊以碳、氧同位素分析這些出土的貝類遺留,回推其被採收時的溫度與水體環境,發現南科遺址的六個不同文化時期(大坌坑、牛稠子、大湖、蔦松、西拉雅、近代漢人),一年四季都有採貝活動,但以「秋冬」最多。

李匡悌說明:「這現象可能的解釋是,如同現在人們認為秋冬的海鮮最肥美好吃,史前文化住民也在這個季節吃得比較多。是人類和自然環境的互動。」

南科遺址中常見的牡蠣,現今仍可見於臺灣的餐桌。但遺址中頻繁出現的血蚶、結毛蚶、紅樹蜆、雲母蛤等等,皆已在臺灣西南部海岸消失多時。「西南部海岸線的變化、人類過度捕食、人為開發影響環境,這些都是原因。」借鏡史前,李匡悌希望提醒人們運用環境資源的分寸。

至於為何小小的「刻紋海蜷」留下的貝殼件數居冠?明明有更大、肉更多的牡蠣可食用,為何史前文化住民想吸食這種肉少少的「燒酒螺」,難道是因為嘴饞?

來自臺師大地球科學系的團隊成員黃映琁提到:「這是量測出來的事實,背後的因果關係我們也很好奇。」南科遺留被挖掘出來,透過科學方法分析後,仍繚繞層層雲霧等待撥雲見日。

解決問題的樂趣,大於發現遺物的樂趣!

「我們的任務是,透過科學方法、科學理論,找出遺址遺物背後的故事。」李匡悌推了一下眼鏡說。鏡片前方有四尊模擬的史前人像,是《南科史前文化住民面部復原研究計畫》的成果。

團隊挑選幾具保存較為完整的頭骨,拼合頭骨、利用 3D 掃描和 CT 掃描輸出 1:1 模型,再依法醫人類學 (Forensic anthropology))塑造肌理、貼上皮膚,還原史前文化住民的長相。

左邊兩位蔦松文化人,屬於南方臉孔。右二的大湖文化人、右一的大坌坑文化人,屬於北方臉孔。
攝影│張語辰

李匡悌指著頭像說明:「左邊這兩人頭型較小、是典型南方臉孔,右邊這兩人是北方挺拔粗獷的輪廓。這些都是在南科遺址出土的頭骨,可以看到史前的人來人往。」

而動物骨骼出土後,會來到南科考古隊的「動物骨骼室」。先秤重計量、清理剔土後,再與現有生物的骨骼標本比對分類,並登錄建檔以供後續研究,例如分析史前這些動物在哪出現、推論當時人們捕捉動物的技術。

至於史前住民製作的文化遺物出土後,例如石器、陶器,會來到「繪圖室」描繪紀錄。先測量遺物的口徑、剖面、厚度,也會分析製作方法與接合點,再拍攝、點描、彩繪並完稿。

南科考古工作室中,動物骨骼室和繪圖室的工作情景。
攝影│張語辰

「為什麼相機那麼發達,還要手繪?」李匡悌挑眉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在同一張手繪圖中,可以同時呈現遺物外層與內層的結構,例如石器表面的粗糙程度、打磨的質理,陶器的口徑大小、紋路細節等等。「這是僅靠一張照片無法取代的。」李匡悌這句話中,蘊含考古的職人精神。

南科考古工作室中,這些距今 5000 年到 300 年前的遺留是如何被發現?時光要倒轉回到 1995 年,那偶然的一鏟。

用怪手挖 vs. 用人手挖的考古大挑戰

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1995 年行政院選定台南新市、善化、安定之間,作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基地(本文簡稱南科)。但那一鏟開發下去發現……地下怎麼有奇怪的東西?越掘越多、越挖越廣,分布於不同岩層、不同地段的遺址,通通現身和工程人員打照面。

南科地屬曾文溪洪氾區,土壤堆積迅速,以致遺址多深埋地下 1~8 公尺,在過去的農耕活動或小型工程不易被發現,直到南科大規模開發才得以深掘。中研院史語所的臧振華研究員與團隊實地調查,向當時的國科會提出建議,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希望在工程開發前搶救南科遺址。

於是 1996 年,南科園區出現人機競速奇觀。

怪手、卡車、鑽岩芯機轟隆隆開挖基地,塵土飛揚不遠處,一群來自中研院、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南科考古團隊,蹲在一個個方坑中,小心翼翼地拿著小鏟,一層層挖掘長埋地下的文物。工作人手從個位數,逐漸增加到一兩百人。

考古工作並不只靠考古隊的付出,也有賴政府的協商、廠商的讓步。為了平衡南科園區施工作業的延宕,有時考古隊會挖到夜晚、與月娘搶時間。

 

1998 年,南科考古隊於南關里遺址進行夜間發掘。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南科遺址有些埋藏較深,發掘時也有危險性。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是在挖寶嗎?」、「那用怪手來挖不是更快?」南科考古隊偶爾會聽到旁人這麼詢問。「我們不是在挖寶,我們是在考古。」儘管這麼回答,問者仍然露出納悶的眼神。

人進去、文物出來,考古發大財?

電影中的挖寶、盜墓者可以任意挖掘,只在乎挖到有金錢價值的物品。但考古要找尋、紀錄、保存發現的遺址遺物,並且遵循國家法律規範。有些人聽說「考古很賺錢」,李匡悌笑笑地搖頭,「那不是考古的目的。」

考古是為了讓世代了解:不是只有我們住在這。

透過考古出土的各種文物,可以重建古代人類如何生活,包含如何吃?怎麼住?與生態環境的關係?社群組織、宗教信仰等問題。若想了解臺灣這塊土地的史前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文化發展史,南科遺址出土的文物也可提供許多證據。

至今南科共發現 68 處遺址,比對出土層順序、遺物遺跡的類型風格,結合放射性碳 14 的年代測定,可以辨識出六個時期文化:最早到達的先民「大坌坑文化」,落地生根的「牛稠子文化」,新來的人群「大湖文化」,使用鐵器的「蔦松文化」,平埔族的祖先「西拉雅文化」,以及唐山過臺灣的「漢人文化」

南科遺址包含六個文化時期。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其中大坌坑文化是南科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文化,主要分布於南關里遺址、南關里東遺址,埋藏深度分別約為海拔 -1.1 及 -1.6 公尺。

南科遺址的發掘,就像滿天星斗照得考古學家瞳孔發亮。出土的遺物有陶器、石器、玉器、古角器、鐵器、銅器、玻璃器等,也有來自生態環境的植物種子、動物骨骼。遺跡則可見到建築遺痕、墓葬、溝渠、水井和灰坑等等。

南科遺址分布位置圖。
圖片來源│南科考古隊

1999 年開始參與南科考古,二十多年來,李匡悌持續開車往返南港中研院與南科園區,高速公路變成穿越現代與史前的時空隧道。問這番舟車勞頓累不累,李匡悌回答:「生活不會有不累的時候。」週間與團隊埋首考古研究,週末就提醒自己多將時間留給家庭。

李匡悌家中養了一隻非洲灰鸚名叫 「Forever」,以前很愛講話、大叫自己的名字,最近卻埋首拔自己的毛、悶悶不樂,獸醫師看診後提醒「你們太少關心牠了。」採訪結束,開著車離開南科考古工作室的李匡悌,想起家中的非洲灰鸚,靦腆地說:「是該好好陪陪家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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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背後中箭、大啖貝類,史前南科住了誰?,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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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原始人(下):成為文青的第一步
寒波_96
・2016/12/09 ・3768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32 ・七年級

本篇為《現代行為溯源》之續篇,請先閱讀《摩登原始人(上):現代行為的起源》。

現代人在移民歐洲以前,表現出現代行為的證據,主要有「生存策略與技術的進步」,以及「展現出象徵思維」兩類。現代人起於非洲,但有趣的是,相關遺址中距今最久的反而不在非洲,而是非洲旁邊的黎凡特。

距今 5 到 10 多萬年前,在各地發現,更先進的石器、骨器、個人裝飾物、赭石顏料的應用、象徵符號,都是現代行為已經出現的證據。由於仍處於最初淺的階段,所以沒有咖啡杯、《追憶似水年華》這種小說、水果電腦之類的先進產品。圖/取自 ref 5

現代行為起源,直溯十萬年前

黎凡特位於埃及東北方,數百萬年來都是進出非洲的通道,非洲以外最早的現代人就出現在這裡,現在都屬於以色列的兩個遺址 Skhul Cave(距今約 10 到 13.5 萬年前)和 Qafzeh Cave(距今約 9 到 10 萬年前)。此處也有史上最早的墓葬:遺骸受到有意掩埋,旁邊還有陪葬品;遺址中除了赭石,也有以貝殼製成的個人裝飾物(personal ornament)[1][2][3]。

整個就跟現在沒什麼差別!

在黎凡特見到的貝殼飾品,其西方的北非遺址中出土更多,再加上南非,考古學家在超過 6 萬年前,至少 9 個遺址中發現過類似的貝珠(shell bead)裝飾物,這些貝殼款式十分相似,都屬於織紋螺屬(Nassarius),中間穿孔,孔旁有摩擦痕跡,應該是人為鑽孔後,長期以繩子串起所致[4][5][6] [7]。

在遺址中發現,以貝殼加工製成的個人裝飾物。這樣的手工藝品,是不是跟文青創意市集很像呢?圖/取自 ref 4

幾個位於北非,距今 7 到 9 萬年前,屬於 Aterian 文化的遺址距海 40 到 60 公里,甚至接近 200 公里之遙,除了能排除貝殼是因自然因素進入遺址的可能性,也能間接推論這些貝珠飾品,有從海岸被人為帶到內陸的價值。

看來幾萬年前的人,就懂得佩戴大費周章取得的珠寶!

更重要的是,某些貝珠上有過塗抹赭石的痕跡。古人總不可能是怕貝殼被蚊子咬,才幫它們塗防蚊液吧?「個人裝飾物」搭配「顏料」,這毋庸置疑的抽象思維組合,證實人類那時已經發展出明確的現代行為。

象徵與技術,萌發在四處

貝珠飾品也出現在南方。南非的 Blombos Cave 曾為一群住海邊的人所居,他們在 7.7 萬年前創造過貝珠以外[8],還有距今 7.5 萬年時,以更進步的加熱手法修飾過石器[9]。數個 7.5到10 萬年前的紅色赭石,上頭更留下史上最早的象徵符號,考古學家無法解讀痕跡代表的意義,卻能確定那不是無意識的刻痕,而是有意留下的符號[10],就跟俗人難以參透的文青語言一樣。

看起來很像牛排,不過實際上是 Blombos Cave 中出土的赭石,上頭有著史上最早的象徵符號。無人能夠解讀這些符號的意義,就像沒人看得懂《新世紀福音戰士》一樣。圖/取自 pinterest

另一個南非的遺址 Sibudu Cave,發現過距今 6.1 萬年,史上最早的骨針[11];另外在 5.8 到 7.7 萬年前,好幾個年代都出現過「床墊」,是人類最早的床[12]。懂得採集特定植物回家鋪床,算是更先進的生存策略與技術,意謂當時的人已經擁有計劃未來,改善生活品質的能力。

由以上幾個代表性案例可知,現代行為的發展,並非像是一時一地的大爆炸,而是距今 5 到 10 多萬年前,在北非、中東、東非、南非,以多地漸進的模式,如細火慢燉般地緩慢成長。

邁向現代之路,顛簸而崎嶇

然而更仔細深究下去,就會發現事情沒這麼簡單。

比方說,之前講到黎凡特與北非,有墓葬、有個人裝飾物、足證當時此處的居民已經產生抽象思維;但這些非洲北部沿岸的早期現代人遺址,之後卻出現明顯的斷層。沒人知道當地人是滅亡了,是搬走了,還是又融入南方的族群[13]。尤其是他們跟後來離開非洲,也就是我們祖先的那批人,完全不知道之間有何關係;在 DNA 以外,這群「行為上的現代人」,又有把行為傳承下去嗎?

以東。圖/取自 ref 7
早期現代人居住過,靠近非洲北部海岸線的遺址位置(不過其中有幾個可能不屬於現代人)。圖/取自 ref 13

現代人發展現代行為的過程,若是仔細審視每個年代與地區,能發現並非是在同一地區連續性演變,而是普遍呈現非線性、不連續的模式,也就是某項行為先在一個地方誕生,過一段時間後消失,接著又在另一處現蹤[14]。

攜帶遺傳基因傳承下去的同一族群,前人與後裔在行為上不必然也有延續;而即使兩個族群在 DNA 上沒有交流,卻仍有機會傳播物質文化,影響現代行為的演變。在同一個地點,不同年代間若是歷經斷層,像是黎凡特,前後之間是否延續?不同地點中,於年代相近時類似的行為表現,比方說各地都有的貝珠,之間又有交流嗎?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

氣候與人口密度,影響行為表現?

解釋現代行為發展呈現非線性、不連續的模式,有個論點是受到氣候影響。例如非洲北部,如今沙哈拉地區是片缺水的沙漠,但有些時候,像是 12 萬年前時是個水源豐沛、欣欣向榮的生物天堂,當然也適宜人居。在大環境變得嚴苛以後,即使有過發達的文化,卻也得消失。

以東。圖/取自 ref 7
人與人偶有摩擦,但沒有人是孤島,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少了,展現出創造力的機會也少了。圖/取自 pinterest

有些學者認為人類表達現代行為的能力,或許內在早已成熟,但是否展現於外在,卻與人口密度有關。許多象徵表現都與他人有關,人與人偶有摩擦,沒有人是孤島;但在冰河時期較為寒冷的時期,交通不便、人口減少,人與人間交流減少,如此將少有展示現代行為的機會;相反地,當氣候變得適宜人居,人口密度提高,人與人間各種接觸、摩擦、社交的機會變多,自然容易留下現代行為的記錄,為我們知悉。

這些論點都能解釋部分觀察到的事實,卻也各自有不足之處。對於現代行為,我們能確定在很久以前已經誕生,不過更詳細的故事情節,仍有待包括考古學、遺傳學、地質學等領域的志士們,繼續努力補完。

尼安德塔人也摩登過!

以上談論的現代行為,全部與現代人有關,但故事全貌不只如此。大家本來以為現代行為,是現代人的專利,近年卻漸漸發現,假如採用跟現代人一致的標準判斷,尼安德塔人也幾乎都有[15][16]。

尼安德塔人,假的!圖/取自 Vox

尼安德塔人是現代人的親戚,在歐洲居住了至少 40 萬年,也曾分佈到中東與中亞一帶[17],他們在 4 萬年前全面消失以前,在各地普遍留下過,不遜於同時期現代人的象徵作品。

在法國,尼安德塔人的 Châtelperronian 文化留下距今 4.2 萬年的骨器和個人裝飾物[18]。在 13 萬年前的克羅埃西亞,他們曾以鷹爪製成「珠寶」[19]。法國一個黑暗洞穴的深處,17.65 萬年前曾經有人,有意把許多石筍排列成環狀結構,而那個年代、那個地點,這「人」只能是尼安德塔人[20]。

在此之外,尼安德塔人的科技水準跟現代人相較並不太落後,他們也有過墓葬,當然也懂得利用赭石與顏料,只是是否有過符號沒那麼肯定。能夠肯定,尼安德塔人曾在歐洲衍生出現代行為,就跟非洲的現代人一樣。

尼安德塔人在屬於 Châtelperronian 文化的 Grotte du Renne Cave 遺址中,留下足以證實他們也有過現代行為的作品-骨器與個人裝飾物。圖/取自 ref 18

最早的肩膀

發展出現代行為的現代人,比起一般動物是很特殊,但跟尼安德塔人相較,卻又不是那麼獨特。這個事實提醒大家,現代行為的發展過程仍有許多未解之謎。不過我們至少已知,現代行為是在 5 到 10 多萬年間,於非洲與中東多地發展,如細火慢燉般的漫長過程。

人類演化至今,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複雜行為,如此多元的文化風貌,都建立於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又根基於更早的基礎,一直追溯下去,最後終將回到十萬多年前,那個複雜的象徵思維剛剛萌芽的年代。

我們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有些人本身,就是最早的肩膀。

參考文獻

  1. The Modern Mind May Be 100000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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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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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