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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啟示錄:對社會經濟有哪些影響?

活躍星系核_96
・2019/06/04 ・6524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73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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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瑋晉│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擁有政治學與數學雙學位

歷史上不少見的「大屠殺」,其成因為何?

在台灣安居樂業的當下,大屠殺三字讓人覺得遙遠。與此同時我們有個大屠殺紀念日,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政治人物表示紀念是為了讓它不再發生云云。其實大屠殺是歷史上常見的暴力現象, 只是相較於戰爭, 我們對它的了解很少。

為了正視屠殺對人類造成的歷史創傷,每年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圖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圖/publicdomainpictures

科學上,要讓一件事情不發生,必須先知道它背後的原理。當我們知道某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是因為衛生環境變差,我們就能透過改善衛生條件來阻止這種傳染病的蔓延。同理, 如果我們想要阻止大屠殺的發生, 就得知道它的出現對應哪些社會經濟的條件, 這個問題在 20 年前引起了德州大學教授、經濟學鬼才 Scully 的注意。

Gerald W. Scully 來自紐約,研究過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善於利用數據呈事物不同面貌。他大學時主修中文, 研究所才轉攻經濟學。作為職棒球迷, Scully 生涯早期發展出套能夠衡量選手對於球隊貢獻的指標。以此為基礎,Scully 指出當時球員合約中保留條款的存在讓選手的價格受到嚴重低估 (Scully,1974)。這個有力的結論促成美國職棒自由球員制度的誕生,同時開創了現在稱為運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Weber,2009)。

對 Scully 來說,研究大屠殺只是無心插柳,但是他留下的論文成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窗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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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那些政府贊助的謀殺

大屠殺通常與恐怖統治離不開關係。圖/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首先,我們需要釐清名詞的意義。中文裡大屠殺通常指涉單一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像是「南京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等等。本文所指的大屠殺是指某個政府在一定時間內的殺戮政策,中文有另一相近詞彙叫做恐怖統治。但是恐怖統治的中文意義不僅止於殺戮,舉凡掠奪、監禁、拷問、流放這些暴行都屬於恐怖統治的範疇。

Scully 後來另取了一個統整用的名詞:政府贊助的謀殺。為求簡潔,我們還是採納大屠殺這個常見的用法。

大屠殺有兩種子類型:針對一般大眾的人口滅絕和針對少數族群的種族滅絕

二戰時期德國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是最著名的種族滅絕,時至今日對這個事件的檢討和評論都還是許多媒體的焦點。事實上種族滅絕比較少見,人口滅絕才是大屠殺的主要形式。20 世紀有 1.7億 (甚至 3.6 億)人死於大屠殺,是死於戰爭人數的四倍以上,其中 9,500 萬是由希特勒 (Adolf Hitler)、史達林(Joseph V. Stalin) 與毛澤東三人領導的政府造成。

大屠殺主要發生在威權統治的國家,民主政府造成的死亡人數佔不到 1%;同時,威權政府當中共產政權跟大屠殺的關係又特別密切,20 世紀殺害最多人的政府幾乎都是共產政權。Scully 重製了政治學家 R. J. Rummel 關於 20 世紀種族滅絕的人口數據,我們把其中殺害超過一萬人的個案挑出,整理成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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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時期 人口滅絕 (萬) 種族滅絕 (萬
共產黨
阿富汗 1978–87 22.8 0
阿爾巴尼亞 1944–87 10 0
保加利亞 1944–87 22.2 0
緬甸 1962–87 4.3 0
柬埔寨 1975–79 200 54.1
中國 1949–87 3523.6 37.5
古巴 1959–87 7.3 0
捷克 1948–68 6.5 0
衣索比亞 1974–87 72.5 0
東德 1948–87 7 0
匈牙利 1948–87 2.7 0
北韓 1948–87 129.3 6
寮國 1975–87 5.6 5
蒙古 1926–87 10 0
波蘭 1948–87 2.2 0
羅馬尼亞 1948–87 43.5 0
蘇聯 1917–87 5475.9 1000
越南 1945–87 94.4 0
南斯拉夫 1944–87 98.7 0
非洲
阿爾及利亞 1962–87 5 0
安哥拉 1975–87 12.5 0
蒲隆地 1966–87 15 15
查德 1962–87 1 1
赤道幾內亞 1968–79 5 0
賴比瑞亞 1900–87 1 0
莫三比克 1975–87 19.8 0
奈及利亞 1966–79 40 1.5
盧安達 1962–73 1.5 1.5
蘇丹 1956–87 62.7 49.4
烏干達 1956–87 55.7 2.2
美洲
瓜地馬拉 1956–87 12.2 0
尼加拉瓜 1937–87 2 0
阿根廷 1976–82 2 0
巴西 1945–85 13.1 12.5
智利 1973–87 1 0
哥倫比亞 1948–87 7.4 0.5
祕魯 1980–87 1 0
亞洲
孟加拉 1972–87 1.5 1.2
印度 1950–87 2.5 1.5
印尼 1965–87 57.9 20
伊朗 1954–87 7.1 1.5
伊拉克 1963–87 18.7 14.5
南韓 1948–87 2.3 0
巴基斯坦 1958–87 150.3 150
菲律賓 1972–87 1.5 0
歐洲
法國 1900–44 1.3 0.4
德國 1933–45 76.2 1631.5
西班牙 1939–75 27.5 0
土耳其 1919–83 70.5 89.3
  • 橘色:超過10萬人遇害紅色:超過100萬人遇害紫色:超過1000萬人遇害

表1:20世紀的大屠殺。

經濟文明越發展,被大屠殺的人數越少

對這些集權統治者來說,GDP之於人命相對應的價值。圖/publicdomainpictures

針對 31 個案例進行統計分析,Scully 發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和大屠殺的規模之間存在負相關。換句話說,一國的人均 GDP 越高,大屠殺的規模就越小,反之亦然。這反映出大屠殺對統治者的成本。統治者的收入來自於稅收,稅收來自於人民,人死了就不能繳稅。

當人均 GDP 很低,人命就相對便宜,把人殺了減少的稅收有限。如果人均 GDP 高,進行大屠殺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統治者就沒有動機去殺那麼多人。進行大屠殺的收益主要是來自繼續執政的稅收,以及加上徵收某些經濟資源 (像是農業集體化) 產生的收入。許多人對於大屠殺的評論是「喪心病狂」、「令人髮指」,其實背後有著理性計算的邏輯。Scully 提供了進一步的數據:人均 GDP 每上升 1% 就會少殺 1.4% 的人。

從這個結果我們能理解為何發生在蘇聯與中國的大屠殺趨勢會逐漸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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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 (1929-1953) 殺害了4270萬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效率不彰,蘇聯經濟在 1950 年後仍呈現緩慢的成長,大屠殺的規模隨之縮小到 810 萬 (至1987)。
  •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1949-76) 殺了3440萬人,鄧小平上台後確定改革開放為經濟帶來急速成長,大屠殺的規模也迅速遞減至 87.4 萬 (至1987)。
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中不乏各種大屠殺的歷史。圖/pxhere

人類文明發展處處充斥大屠殺的痕跡。

  • 遠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考古學證據顯示穴居人遭到智人屠殺殆盡 (Hirshleifer,1994)。
  • 中國是一個有著大屠殺傳統的古文明,自從秦朝大一統至清末,中國皇帝屠殺了約 3350 萬人。[2]這個數字不包含蒙古人進行的殺戮,活躍於 14 至 15 世紀的蒙古騎兵屠殺了世界 1/10 的人口 (約 3000 萬)。

回到比較明確的數據,Scully 估計,13 世紀約有 9% 的人死於大屠殺,當時火藥尚未出現,殺人是一件相對麻煩的事情;到 17 世紀這個數字減半,剩下4.7%;19 世紀是 3.7%;但是 20 世紀回升到 7.3%。

Scully 把大屠殺的規模視為人類文明進展的指標,文明越進步,被殺害的人應該要越少。

就這觀點來看,20世紀的人類文明有倒退跡象。但是若扣去共產國家造成的死亡,20 世紀的數字可下修為 3.6%。這些數字算高還是低?依據內政部資料,中華民國近 10 年來的人口死亡率大致在 0.7% 左右 (內政部統計處,2018)。

大屠殺目的:排除異己、壟斷資源的「尋租」活動

經濟租源自於獨佔而產生的額外利潤。圖/pixabay

尋租 (rent-seeking) 是指行為者追求獨占地位所做的投資 (Tullock,2018)。健全的市場環境下,廠商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去生產財貨,成為消費者購買的選擇。產品能被消費者接受的廠商會留下,反之則退出市場,就是所謂的市場競爭。但在一個被權力扭曲的市場裡,政府設下進入障礙,只讓得到許可的廠商進入市場生產。這樣廠商除了賣出產品的收益,還有一筆因為獨佔而多出來的利潤,稱為經濟租,如此一來廠商的競爭標的就從消費者認可轉移到政府「關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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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租通常很豐厚,大家當然會使出渾身解數,找公關公司遊說、收買對手打假球、寄黑函、請負責人喝花酒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尋租活動,也都要花很多錢。問題是核發的許可只有一張 (假設),贏家出爐,輸家為了得標花的錢就燒掉了,變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有時浪費掉的資源價值甚至會超過經濟租本身。[3]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經濟租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公權力的運用。所有的重分配都能視為經濟租,包括從事公職的收入以及老人年金式的直接補貼。尋租理論的發展是現代公共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

同為尋租活動的大屠殺與歧視

Scully 認為,大屠殺和歧視 (依據身分差異給予不同待遇) 一樣,都是人類基於敵意本能展開的尋租活動。歧視是一種削弱少數團體尋租能力的手段。[4]證據顯示即使生產力相同,多數團體的平均收入會超過少數團體  (Becker,1971)。

大屠殺和歧視只有一線之隔,強勢團體對弱勢團體設下重重限制。圖/wikimedia

在台灣,外籍勞工不受基本工資保障,一位老闆只要用本國勞工 1/3 的工資雇用外勞提供同樣的產量,他的獲利就會增加。反過來看,外勞產生的財富實際上移轉到了老闆手上,這個例子顯示歧視具有將財富從少數移轉至多數的效果。對抗歧視的關鍵是法治,法治國家能透過立法去限制歧視的強度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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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西方國家的改革腳步依然很緩慢,因為限制歧視的法規或政策將壓低多數團體的收入而受到他們抗拒。放眼世界,擁有法治條件的國家終究只佔少數,在缺乏法治的威權國家,不受限制的敵意就變的無所不在。

威權國家往往存在許多針對弱勢團體的限制,包括職業選擇、教育機會、貿易許可、土地所有權甚至居住自由等不一而足。[5]這些限制讓優勢團體能夠源源不絕的取得經濟租,創造龐大的既得利益;同時和控制國家機器的統治者交易,請他保護優勢團體的尋租能力。另一方面,由於統治者從這種支配關係中得益,他們有保持統治的理由。[6]

謀殺是敵意的極端形式,也是威權國家用來保持權力的工具,能帶來寒蟬效應,提高被支配一方的叛亂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大屠殺不一定會成功,蘇聯與菲律賓馬可仕政府都是因為大屠殺計畫被阻止而瓦解。

尋租活動會造成整體社會資源的損失

前一節已經提到,理論預測了尋租活動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一個理論要可信,除了邏輯嚴密還需要證據支持。因此經濟學家想要測量尋租活動的規模,最好能發展一些指標去呈現社會資源浪費的情形。但是他們進行這件工作的時候遇到麻煩,原因是尋租行為很難觀察到,遑論計算它們的價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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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社會資源浪費的情形頓時成了難解之謎。圖/maxpixel

Scully 的研究也遇到同樣問題,大屠殺造成社會資源的損失,但是觀察不到實際的交易。我們不知道優勢團體付了多少錢給統治者去組織恐怖活動,也無從判斷這些錢如果不拿去辦大屠殺還能拿來產生什麼別的價值 (機會成本的定義)。數據鬼才想出來的辦法是利用國家經濟成長率來做為替代指標,因為被殺害的人無法再貢獻國家的 GDP。

經濟成長是指國家 GDP 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現象。理論上,成長的動力來自於資本 (廠房或設備) 形成,形成資本要靠儲蓄。[8]大屠殺是對生命與財產的剝奪,它令人對未來悲觀,這會降低儲蓄率,侵蝕資本形成,對國家的經濟成長有所斲傷。

菲律賓在 1950-1972 年間的年均經濟成長率是 2.9%。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於 1965 年當選總統,1969 年成功連任。依照憲法 Marcos 的任期至 1973 年,但是他在 1972 年 9 月宣布全國戒嚴並且凍結憲法。為了跨越政治上的阻力,馬可仕政府展開大屠殺計畫,自 1972 年起到 1986 年馬可仕去世為止處決了 1.5 萬人。這段時間經濟沒有成長,1982-1986 年的年均成長率是 -3.0%。隨著艾奎諾 (Corazon Aquino) 在 1986 年上台又恢復了正成長,1987-1990 年為 3.6%。

貧窮與大屠殺的惡性循環

大屠殺呼應了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惡性循環。圖/pxhere

大屠殺究竟會造成多少的經濟損失?以 1960 年為基期,Scully 蒐集了 67 個經濟條件相似的國家成長數據進行比對,包括 23 個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33 個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以及 11 個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結果符合理論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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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是三組資料裏頭經濟表現最差的,其次是沒有發生大屠殺的威權國家 (包括台灣),表現最好的則是經濟自由度較高的國家。

Scully 估算,大屠殺平均來說會折損國家 19.2% 的 GDP。以地區論非洲最高,達 24.2%,亞洲和拉丁美洲則相若,分別為 18.6%和 18%。極端值都在非洲,像是安哥拉的 61.6% 與蒲隆地的 54.8%。合併前段的討論我們看到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惡性循環:貧窮的地方容易發生大屠殺,而大屠殺又反過來強化了貧窮。這個困境如何克服還有待社會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 (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內政統計年報
  • 吳聰敏 (2007),《總體經濟學》,3 版 ,台北:翰蘆。
  • Becker, Gary 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hleifer, Jack (1994),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Economic Inquiry, 32, 1–10.
  • Scully, Gerald W. (1974), “Pay and Performance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915–930.
  • Scully, G. W. (1997). Democide and genocide as rent-seeking activities. Public Choice93(1-2), 77-97.
  • Scully, G. W. (2004), “State-Sponsored Murder as a Rent-Seeking Activit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Choice Charles K. Rowkey and Friedrich Sneider (eds.), vol. II,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36–538.
  • Tullock, Gordon (2018), “Rent Seeking,”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ed.),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1530–11534.
  • Weber, Bruce (2009), “Gerald W. Scully, Who Wrote Landmark Basebaseball Analysis, Dies at 67”, The New York Times

註解

  • [1]本文使用的數據和見解主要來自 Scully (1997),為流暢起見我們不一一引用。這份研究的非技術性回顧可參考 Scully (2004)。
  • [2] 讀者可以注意到,毛澤東政府殺害的人數超過中國歷代帝王的總和。
  • [3] 社會的損失等於所有廠商尋租損失的加總。
  • [4] 被歧視的一方通常是社會上的少數,例如美國的黑人以及台灣的外勞等等。
  • [5] 不妨視這些限制為制度化的歧視。
  • [6] 雖然不清楚具體的數字,但是諸如 Peron (阿根廷)、Marcos (菲律賓)、Duvalier (海地)、Mobutu (薩伊) 這些統治者在海外的財產都是百萬美元計。
  • [7] 這也許是尋租理論迄今尚未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原因。
  • [8] 廠商不是生產資本就是生產消費用的財貨,但只有後者會計入 GDP,前者則視為投入而扣除。儲蓄能透過銀行轉變為廠商獲取的資本,因此資本增加儲蓄就會增加,細節可見吳聰敏 (2007,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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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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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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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島的生存法則!921地震教育園區揭開台灣的防災祕密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9/20 ・4553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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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會像坐在搖搖椅上,總是時不時地晃動?這個問題或許有些令人不安,但卻是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現實。根據氣象署統計,台灣每年有 40,000 次以上的地震,其中有感地震超過 1,000 次。2024年4月3日,花蓮的大地震發生後,台灣就經歷了超過 1,000 次餘震,這些數據被視覺化後形成的圖像,宛如台北101大樓般高聳穿雲,再次引發了全球對台灣地震頻繁性的關注。

地震發生後,許多外國媒體擔心半導體產業會受影響,但更讓他們稱奇的是,台灣竟然能在這麼大的地震之下,將傷害降到這麼低,並迅速恢復。不禁讓人想問,自從 25 年前的 921大地震以來,台灣經歷了哪些改變?哪些地方可能再發生大地震?如果只是遲早,我們該如何做好更萬全的準備?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合適的地點就在一座從地震遺跡中冒出的主題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 921地震教育園區。

圖:跑道捕捉了地震的瞬間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下一個大地震在哪、何時?先聽斷層說了什麼

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台灣發生了一場規模7.3的大地震,震央在南投縣集集鎮,全台 5 萬棟房子遭震垮,罹難人數超過 2,400 人。其中,台中霧峰光復國中校區因車籠埔斷層通過,地面隆起2.6公尺,多棟校舍損毀。政府決定在此設立921地震教育園區,保留這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並作為防災教育的重要基地。園區內兩處地震遺跡依特性設置為「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和「地震工程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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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建於原操場位置,為了保存地表破裂及巨大抬升,所以整體設計不採用樑柱結構,而是由82根長12公尺、寬2.4公尺、重約10噸的預鑄預力混凝板組成,外觀為曲線造型,技術難度極高,屬國內外首見,並榮獲多項建築獎。而地震工程教育館保留了原光復國中受損校舍,讓民眾親眼見證地震的驚人破壞力,進一步強調建築結構與安全的重要性。毀損教室旁設有由園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展示館,透過互動展示,讓參觀者親手操作,學習地震工程相關知識。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研究員蔣正興博士表示,面積上,台灣是一個狹長的小島,卻擁有高達近4000公尺的山脈,彰顯了板塊激烈擠壓、地質活動極為活躍的背景。回顧過去一百年的地震歷史,從1906年的梅山地震、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都發生在台灣西部,與西部的活動斷層有密切關聯,震源位於淺層,加上人口密度較高,因此對台灣西部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而台灣東部是板塊劇烈擠壓的區域,地震震源分佈更廣。與西部相比,雖然東部地震更頻繁,但由於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災情相對較少。此外,台灣東北部和外海也是地震多發區,尤其是菲律賓海板塊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的隱沒地震帶,至沖繩海槽向北延伸,甚至可能影響到台北下方,發生直下型地震,這種地震因震源位於城市正下方,危害特別大,加上台北市房屋非常老舊,若發生直下型地震,災情將非常嚴重。

除了台北市,蔣正興博士指出在台灣西部,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就是彰化斷層的影響,該斷層曾於1848年發生巨大錯動。此外,我們也需要留意西南部的地震風險,如 1906 年的梅山地震。此兩條活動斷層距今皆已超過 100 年沒活動了。至於東部,因為存在眾多活動斷層,當然也需要持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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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擔心某些斷層,是因為這些區域可能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能量,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釋放,進而引發地震。地質學家通常會沿著斷層挖掘,尋找過去地震的證據,如受構造擾動沉積物的變化,然後透過定年技術來確定地震發生的時間點,估算出斷層的地震週期,然而,這些數字的計算過程非常複雜,需要綜合大量數據。

挑戰在於,有些斷層的活動時間非常久遠,要找到活動證據並不容易。例如,1906年的梅山地震,即使不算久遠,但挖掘出相關斷層的具體位置仍然困難,更不用說那些數百年才活動一次的斷層,如台北的山腳斷層,因為上頭覆蓋了大量沉積物,要找到並研究這些斷層更加困難。

儘管我們很難預測哪個斷層會再次活動,我們仍然可以預先對這些構造做風險評估,從過往地震事件中找到應變之道。而 921 地震教育園區,就是那個可以發現應變之道的地方。

圖:北棟教室毀損區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921 後的 25 年

在園區服務已 11 年的黃英哲擔任志工輔導員,常代表園區到各地進行地震防災宣導。他細數 921 之後,台灣進行的六大改革。制定災害防救法,取代了總統緊急命令。修訂了建築法規,推動斷層帶禁限建與傳統校舍建築改建。組建災難搜救隊伍,在面對未來災害時能更加自主應對。為保存文化資產,增設了歷史建築類別,確保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得到妥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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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推行防災教育。黃英哲表示,除了在學校定期進行防災演練,提升防災意識外,更建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作為教育場所,也是跨部門合作的平台,例如與交通部氣象署、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等單位合作,進行全面的防災教育。園區內保留了斷層線的舊址,讓遊客能夠直觀地了解地震的破壞力,最具可看性;然而除此之外,園區也是 921 地震相關文物和資料的重要儲存地,為未來的地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堪稱園區元老,在園區服務將近 19 年,主要負責日語解說工作的陳婉茹認為,園區最大的特色是保存了斷層造成的地景變化,如抬升的操場和毀壞的教室場景,讓造訪的每個人直觀地感受地震的威力,尤其是對於年輕的小朋友,即使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也能透過這些真實的展示認識到地震帶來的危險與影響。

陳婉茹回憶,之前有爸媽帶著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來參觀,原本小朋友並不認真聽講,到處跑來跑去,但當他看到隆起的操場,立刻大聲說這他在課本看過,後來便聚精會神地聽完 40 分鐘的解說。

圖:陳婉茹在第一線負責解說工作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除了每看必震撼的地景,園區也透過持續更新策展,邀請大家深入地震跟防災的各個面向。策展人黃惠瑛負責展示設計、活動規劃、教具設計等工作。她提到,去年推出的搜救犬特展和今年的「921震災啓示展」與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921 大地震時的她還是一名台中女中的住宿生,當時她儘管驚恐,依舊背著腿軟的學姊下樓,讓她在策劃這些展覽時充滿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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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體驗平臺的設計中,黃惠瑛強調不僅要讓觀眾了解災害的破壞力,更希望觀眾能從中學到防災知識。她與設計師合作,一樓展示區採用了時光機的概念,運用輕鬆、童趣的風格,希望遊客保持積極心態。二樓的地震體驗平臺結合六軸震動臺和影片,讓遊客真實感受921地震的情境。她強調,這次展覽的目標是全民,設計上避免了血腥和悲傷的元素,旨在讓觀眾帶著正向的感受離開,並重視防災意識。

圖:地震體驗劇場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籌備今年展覽的最大挑戰是緊迫的時間。從五月開始,九月完成,為了迅速而有效地與設計師溝通,黃惠瑛使用了AI工具如ChatGPT與生成圖像工具,來加快與設計師溝通的過程。

圖:黃惠瑛與設計師於文件中討論設計/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蔣正興博士說,當初學界建議在此設立地震教育園區,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他曾在台灣指導十位台灣博士生,這些博士後來成為地質研究的中堅力量。1999年921大地震後,安朔葉教授立刻趕到台灣,認為光復國中是全球研究斷層和地震的最佳觀察點,建議必須保存。為紀念園區今年成立20週年,在斷層館的展示更新中,便特別強調安朔葉的貢獻與當時的操場圖。

此外,作為 20 週年的相關活動,今年九月也將與日本野島斷層保存館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強化合作並展示台日合作歷史。另一重頭戲則是向日本兵庫縣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致贈感謝狀,感謝他不遺餘力,長期協助園區斷層保存館的剖面展品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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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法國巴黎居禮大學安朔葉教授。左圖:兵庫縣立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盡力保存斷層跟受創校舍,只因不想再重蹈覆徹。蔣正興博士表示,921地震發生在車籠埔斷層,其錯動形式成為全球地質研究的典範,尤其是在研究斷層帶災害方面。統計數據顯示,距離車籠埔斷層約100公尺內,住在上盤的罹難率約為1%,而下盤則約為0.6%。這說明住在斷層附近,特別是上盤,是非常危險的。由於台灣主要是逆斷層活動,這一數據清楚告訴我們,在上盤區域建設居住區應特別小心。

2018年花蓮米崙斷層地震就是一個例證。

在921地震後,政府在斷層帶兩側劃設了「地質敏感區」。因為斷層活動週期較長,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測試劃設敏感區的有效性,但台灣不同,斷層活動十分頻繁。例如 1951 年,米崙斷層造成縱谷地震,規模達 7.3,僅隔 67 年後,在 2018 年再次發生花蓮地震,這在全球是罕見的,也因此 2016 年劃設的地質敏感區,在 2018 年的地震中便發現,的確更容易發生地表破裂與建築受損,驗證了地質敏感區劃設的有效性。

圖:黃英哲表示曾來園區參訪的兒童寄來的問候信,是他認真工作的動力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在過去的20年裡,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見證了台灣在防災教育上的進步,也承載著無數來訪者的情感與記憶。每一處地震遺跡,每一項展示,都在默默提醒我們,那段傷痛歷史並未走遠。然而,我們對抗自然的力量,並非源自恐懼,而是源自對生命的尊重與守護。當你走進這座園區,感受那因地震而隆起的操場,或是走過曾經遭受重創的教室,你會發現,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展示,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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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一起在這裡找尋對未來的啓示,為台灣的下一代共同築起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家園。

圖: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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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如何刺激中國經濟起飛?——吳介民解析中國的「官僚尋租」現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6 ・6667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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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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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歷經舉家欠債、還債、輟學做工,吳介民回憶起成長歷程,「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圖│研之有物
歷經舉家欠債、輟學做工,「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吳介民回憶自己的成長歷程,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
圖│研之有物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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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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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直到考入台大,吳介民仍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他笑說自己從小特別愛讀書,高中讀的是被體制放棄的「流氓補校」,仍立志考上大學。進入台大後兩度休學,他依舊不改其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吳介民
考入台大後,吳介民仍日日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但他依舊不改選擇政治系的初衷,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為翻拍人間雜誌社報導,當時吳介民與學運夥伴從鹿港調查反杜邦運動回到台北,整理問卷資料後,在消基會舉辦的記者會上報告。
圖│吳介民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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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圖│吳介民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
圖│吳介民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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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圖│吳介民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
圖│吳介民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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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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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引入農民工,持續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圖│吳介民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常見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大量引入農民工(簡稱民工),持續提供勞動力。
圖│吳介民
民工、職工被國家區隔,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民工、一般勞工被國家區隔分開。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圖│吳介民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
圖│吳介民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數十年磨一劍,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科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圖│臺大出版中心
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
圖│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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