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核酸：足以取代抗體搜尋功能的「適體」是什麼？有什麼作用？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超過半世紀以來，生物課本一定會提到DNA由四個「字母」組成：A、T、C、G，不過現在科學家成功將新的「字母」新增到細菌中，而且和「天然」DNA一樣，在實驗室中具有轉錄、轉譯的生物功能。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物學家羅莫斯伯格（Floyd Romesberg）努力15年，終於創造出帶有人造DNA「字母」的細菌，他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帶有更多遺傳訊息的活生生細菌」。相關的研究成果發表在這一期的《自然》期刊。

DNA的四個「字母」其實是四種不同的含氮鹼基（base）：A－腺嘌呤（Adenine）、T－胸腺嘧啶（Thymine）、G－鳥糞嘌呤（Guanine）、C－胞嘧啶（Cytosine）。而且A與T配對，C與G配對，互補的兩股DNA就這樣編成完美的雙螺旋結構（如下圖）。要是能找到互補的兩種分子，並且像這四種鹼基一樣接在磷酸骨架上，理論上就能用新的「字母」寫出新的遺傳密碼。

這個簡單的想法在華生、克里克發表DNA雙螺旋結構不久後，就有科學家提出。不過一直到了1989年，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賓勒（Steven Benner）才和研究團隊將修改後的胞嘧啶（C, Cytosine）植入活體細菌中，讓細菌得以複製帶有「新．胞嘧啶」的DNA。

然而羅莫斯伯格這次的研究成果，又比先前賓勒的「新．胞嘧啶」更稱得上是一個「新字」。研究團隊列出60種有望成為「新字母」的分子，從3600種配對中發現 d5SICS 和 dNaM 最有希望成功（如下圖），特別是這兩種分子又和既有的DNA複製 / 轉錄機制相容，在試管中能轉譯成RNA，也能夠複製。

研究團隊讓這兩種分子合成在細菌質體DNA中，再將質體植入大腸桿菌（E. coli）。這段帶有「新字母」的DNA成功在細菌中複製還有轉錄，而且當細菌分裂時，還會帶著這段獨特的質體一起分裂。未來有可能找到更多能夠充當遺傳密碼「新字母」的分子，甚至整段DNA都不包含自然存在的A、T、C、G。

這項技術對遺傳工程來說，具有提高安全性的應用潛力。舉例來說，如果用來製藥的細菌使用人工「新字母」，那麼當細菌逃逸出實驗室，也會因為在自然界中得不到人造的「字母」，缺乏原料而無法複製繁殖。

羅莫斯伯格的研究團隊正在嘗試「寫出」更多胺基酸「單字」。目前已知的生物都是三個字母為一組「密碼子」（codons），轉錄/轉譯出胺基酸，有了新的「字母」，就有機會設計出能夠轉錄/轉譯更多胺基酸的生物。潛在的應用像是設計出精準毒殺癌細胞的胺基酸來治療癌症，或者具有螢光反應的胺基酸讓科學可以追蹤細胞。

參考資料：First life with ‘alien’ DNA. Nature News [07 May 2014]

研究文獻：Malyshev, D. A. et al. Nature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3314 (2014).

• IGEM CSMU Taiwan

什麼是適體？

提到 DNA 與 RNA，大家腦海裡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就是生物課的內容吧：

DNA 以具備 ATCG 四種不同含氮鹼基的核苷酸來記載生物遺傳資訊，而 RNA 負責翻譯這些遺傳資訊，進而製造生物體的一切構築原料。

但是 DNA 和 RNA 就只有像字典和翻譯機的功能嗎？如果你把他們想像的這麼簡單，那可是大錯特錯喔。他們可還有精確搜尋出目標的偵探能力呢！

首先，在你認知中的核酸構型長怎樣呢？所聯想到的大概就是那看起來神秘又唯美的雙股螺旋狀。因為許多影視作品的推廣，在大眾的印象中，DNA 的形象和雙股螺旋已經合而為一了。的確，配對後的 DNA 序列經 X光晶體分析是雙股螺旋狀，這在當時還是轟動世人的重要發現呢！

但那只是 DNA 做為遺傳物質時的一種經典樣貌。事實上，單股核酸在不同序列的組合下也是有千變萬化的構型。就如同人體內的 RNA 就根據不同的功能而有著不同構型，甚至也有些特殊構型具備酵素的相似功能，被稱為核酶（ribozyme）。

而不同的核酸序列能產生不同構型，這個特性是不是就跟我們熟知的蛋白質一樣呢？沒錯，蛋白質也透過不同胺基酸組合，產生許多具功能性的構型，並成為所有生物體內生化反應進行的必要推手。於是就有些人想到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使用核酸的這個特性發展成工具使用呢？

在 1990 年，Szostak 及 Gold 實驗團隊便分別發展出了類似的篩選技術，可在體外篩選、分離並放大特定的 RNA 序列片段。這些序列片段構型可以如探針一樣，專一性地辨識目標物。而這些具辨識能力的 RNA 片段就被 Szostak 實驗室命名為 aptamer，取自拉丁文 aptus，有適合的意思。由 Gold 實驗室提出的篩選方式則被命名為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可譯為配體的指數增長系統進化技術，也就是後人泛稱的SELEX。

在兩間實驗室發現了 RNA 具備的特殊能力後不久，DNA 也被發現可做為適體的原料。在後續20多年的研究發展更證實了適體在生物檢測與醫療領域上的諸多可能性，也陸續吸引了許多實驗室繼續投入研究。

適體V.S. 抗體

說到適體能專一性辨識目標分子的能力，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沒錯，適體跟抗體都能經適當設計後，成為生物檢測的工具。但是抗體的發現早了適體將近百年，無數的研發成果讓抗體早已成為生物檢測市場上的老大哥了。那做為後起之秀的適體，究竟有什麼優勢之處能與抗體一較高下呢？不妨讓我們一同瞧瞧。

1. 適體對於給定的任何目標特徵都有高度的特異度與親和力，範圍從小分子到較大的蛋白質，甚至連整顆活細胞都在他的守備範圍內。使適體具有發展成廣範圍生物感測工具的潛力。而抗體只能辨識具有免疫活性的分子，泛用度上就有相當大的差距。
2. 適體被篩選出來後，其後續生產原料來自商業來源，可以固相合成技術在數小時內批量生產，並同時具有高重現度與純度。反觀一般抗體藥物需要由哺乳動物細胞培養，且從生產製造到純化需耗費數天至數月。時間成本上抗體輸了一大截。
3. 與蛋白質構成的抗體或酵素相比，DNA構成的適體具有高度化學穩定性，不易因酸鹼熱等環境因子而破壞活性。但是未經過適當化學修飾的適體在血液中將面臨核酸酶的破壞，未能如抗體一般穩定存在。
4. 適體在與目標結合後，構型會有顯著的變化。使它可以被設計成更為靈活的生物檢測器，並有高度的偵測特異度與選擇性。

既便宜又多用途，使適體成為十分有潛力的發展目標。然而適體也有其弱點：雖然有好的化學穩定性，但由於其小分子量使其生物穩定性較差。體內半衰期短限制了適體在臨床應用上的發展。且傳統的 SELEX技術無法預測適體和目標分子結合的位置，與結合後的具體作用功能。因此短時間內，適體還不能動搖已經有穩健根本的抗體檢測市場，但相信假以時日，這些技術層面的障礙也將被孜孜不倦的研發人員們突破。

適體的誕生之路—SELEX

介紹完了適體，那麼回頭來看看SELEX。究竟是經過怎樣的流程，能讓一般的核酸分子大翻身變成大家眼中生物檢測界的明日之星呢？

SELEX可大致分為三個流程：

篩選出可結合目標的配體序列：

目標會與核酸序列庫內各種隨機的單鏈核酸序列作用。藉以找出能與目標物結合的適體。在這個階段，平均可以從 10⁹ 到 10¹³ 的隨機序列中找到一條能結合上目標物。

分離出有結合到目標物的適體：

在第一個步驟後，將未結合上目標物的核酸分子分離，再將有結合的適體與目標物分離並收集起來。

放大適體數量：

收集完的那些適體分子，再進一步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CR）的方式放大其數量。

透過重複這三個步驟的流程，並在每一次循環中，調整培養的時間、溶液的性質、目標分子的數量等方式，使篩選條件更加嚴苛。以篩選出真正具高度專一性與親和力的適體分子。

並且，做為保險機制，會在前期的某次循環中進行反向篩選，即以另一種跟目標物有相似處的不同物質進行篩選。而這次篩選出有結合的那些適體分子會被判定不及格，只留下沒結合上的適體分子。這個步驟的目的是要篩去那些雖然有親和力但是專一性不高的適體。

通過了如此層層關卡後篩出來的極少數核酸分子，才是真正符合我們要求的高品質適體。並進一步應用到生物檢測或其他用途。

適體在臨床與科學應用上有著許多抗體所沒有的優勢，雖然目前市場上適體的相關產品較為罕見，一方面因為過去SELEX的技術受到專利的保護，只有少數公司享有開發產品的權利；另一方面，適體要從實驗室跨足到商業應用也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相較已經熟為人知並有成熟體系的抗體，適體的產品仍舊較為弱勢。但期待隨著各項適體相關專利的解禁，更多的實驗室投入適體的改良與開發，未來適體能夠成為臨床與科研領域發展上的強力推手！

參考資料

1. Shiping Song, Lihua Wang, Jiang Li, Chunhai Fan, Jianlong Zhao (2008). Aptamer-based biosensors. Elsevier. doi: 10.1016/j.trac.2007.12.004
2. Subash Chandra Bose Gopinath (2007). Methods developed for SELEX.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3. Regina Stoltenburg, Christine Reinemann, Beate Strehlitz (2007). SELEX—A (r)evolutionary method to generate high-affinity nucleic acid ligands. Elsevier. doi: 10.1016/j.bioeng.2007.06.001
4. DOIT 經濟部技術處(2017)—產業技術評析 核酸適體(Apatamer)新藥研發商機

「懷孕中的大腦」有了新的定義，研究指出男性DNA（去氧核醣核酸）–可能是懷孕時間男寶寶遺留在母體內的–能夠永遠存在母親大腦裡。雖然這個外來DNA造成的生物影響尚未明確，研究也發現大腦裡有較多的男性DNA的女性，較不易患有阿茲海默症–據研究所說，男性DNA可能降低母親患有阿茲海默症的機率。

哺乳類懷孕期間，母體與胎兒互換DNA及細胞。早先的研究指出，胎兒的細胞能遺留於母體的血管及骨骼內，長達數十年之久，研究人員稱此現象為母胎微嵌合（fetal microchimerism）。研究指出，遺留在母體內的胎兒DNA對母體或許有壞的影響也有好的影響：藉由促使組織修復及增進免疫系統，使母體健康受惠–但也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如自體免疫（autoimmune reactions）。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遺留下來的胎兒細胞是如何影響大腦的。研究人員指出母胎微嵌合發生於鼠類大腦裡，但尚未有資料顯示母胎微嵌合發生於人體。因此，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自體免疫及風濕病學家J. Lee Nelson採集了五十九位，過世時為三十九至一零一歲的女性大腦解剖樣本。藉由測試Y染色體特有的基因發現，五十九位女性中，63%大腦中有男性DNA。（研究人員並沒有她們的懷孕資料）男性DNA分布於大腦不同部位中。

因有些研究指出懷孕的次數愈多，患得阿茲海默症的機率愈高，為找出阿茲海默症的跡象，此研究團隊也檢測了大腦，進而判定阿茲海默症是否與母胎微嵌合相關。五十九位女性中，有三十三位患有阿茲海默症–但研究結果與研究團隊所預計的大為不同，患有阿茲海默症的女性，腦中的男性DNA明顯少於二十六位未患病女性腦中的男性DNA。

然而，胎兒的男性DNA是否降低女性阿茲海默症患病率仍未明確。「對我來說，這表示母體大腦中的胎兒細胞能預防疾病。」紐約西奈山醫學院心臟科醫師Hina Chaudhry說道。

去年底發表在「Circulation Research 」網站上的一項研究中，Chaudhry與同事發現在鼠體內胎兒細胞移轉到母體心臟裡，分化成能夠作用的心臟細胞且加速受損心臟組織的修復。因此，Chaudhry說道，相似的情形可會能發生胎兒細胞移轉至大腦時。「我想這些細胞移轉到母親大腦裡，且分化成神經元。」

一項2010年發表在《Stem Cells and Development》上的研究指出，胎兒細胞能移轉至母鼠大腦裡，且生成神經元，Nelson說道。但她也說道，相似的情形是否也發生於人體上，目前仍不明確–而且要確切地提出證據，證明阿茲海默症與母胎微嵌合之間的關聯十分地困難。一部分是因他們沒有這些女性的懷孕資料。「 必須說，我們真的不知道。希望這樣的研究在未來能被完成，但是以人體為樣本做研究實在是太困難了。」

資料來源：Bearing Sons Can Alter Your Mind – ScienceNow [26 SEPTEMBE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