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軒】科技為什麼會讓人欲罷不能？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年歐盟、英、法、澳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針對台灣主流病毒株 BA.5 及 BA.2.75 具保護力。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³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為什麼網路廣告都知道我去過哪些地方？手機通訊的資安隱憂與個資保護新技術》
• 作者／吳謹安｜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新冠肺炎疫情在國際間蔓延接近兩年，疫情前期政府推出「電子圍籬」系統，透過手機監測居家隔離者是否違規外出，卻也衍生出人民隱私遭到侵犯的討論。但事實上，早在疫情前電信商就能取得使用者身分與手機位置的資料。即使關閉 GPS，日常手機在與周邊基地台交換數據的過程中，就需要提供裝置身分識別與位置資訊。當電信公司將相關資訊販賣給資料仲介（data broker）等第三方，或是資訊傳輸過程被駭客竊取，便可能造成潛在的資安問題。

因此，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研究團隊便提出一項新技術－Pretty Good Phone Privacy （PGPP），嘗試在確保服務品質的情況下，保護裝置使用者位置的隱私性。

身分驗證：通訊網路如何識別用戶與提供服務

「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同意讓手機變相成為行蹤跟監裝置，但直到今天我們對現況仍然沒有其他選擇－使用手機等於同意接受跟監。」PGPP 研究者 Barath Raghavan 表示。另一位研究者 Paul Schmitt 則進一步指出，現有通訊網絡的問題在於身分驗證與提供通訊服務使用的透過相同的管道進行。不僅讓電信商能利用這些敏感資訊尋求商業利益，也讓駭客有機會從外部透過技術取得使用者的敏感資訊。

不過，想了解使用者訊息是如何在環環相扣的網絡中被蒐集，甚至面臨被竊取的風險，必須先從手機如何取得通訊服務講起。

日常生活中，手機在接收資訊時，需要與遍布周遭的基地台與通訊網路取得聯繫，由各個基地台以六角形的方式構成的通訊網絡，也稱作蜂巢式網絡（Cellular network）。為了提供收發資訊的服務，手機需要藉由無線電波與網絡中的基地台驗證身分，確認裝置為付費用戶後通訊網絡便可以開始提供其他服務。

進一步以 5G 服務為例，5G 架構可以分為 NG-RAN（Next Generation Radio Access Network）與 NGC（Next Generation Core）兩部分（如圖一）：（1）NG-RAN 由手機（UE）與基地台（gNodeB）組成，手機可以透過基地台手機連接到NGC。（2）NGC 則提供身分驗證、計費、簡訊和資料連接等服務，包含 AMF（Access and Mobility Management Function）、AUSF（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SMF（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和 UPF（User Plane Function）五個部分。其中 AMF 主要負責與手機溝通、AUSF 負責驗證、SMF 和 UPF 則提供 IP 位置與連線服務。

連網過程中，手機會透過最鄰近的基地台將儲存於 SIM 卡中的身分識別碼－SUPI（Subscription Permanent Identifier）在 4G 中稱作 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傳送給 AMF，此時 AUSF 會對 SUPI 進行驗證確保此手機是有效用戶。通過驗證後，SMF 與 UPF 便會提供 IP 位置與開放網路服務。而在驗證過程中，電信商的 AUSF 資料庫會記錄所有透過它取得網服務的 SUPI 以及其他註冊資訊。由於每個 SUPI 都是全球唯一且永久的識別碼，因此除了電信商，對有意監控手機用戶的人而言，SUPI 也成為一個極具價值的目標。

基地台定位系統可能成為駭客攻擊的跳板

此外，敏感資訊在前面提到的層層傳輸過程中也面臨駭客的威脅，駭客可以透過被動擷取與主動蒐集兩種方式，掌握用戶的 SUPI／IMSI 與位置資訊，並進行一連串後續的侵權行為。

被動擷取是利用手機與基地台溝通之間的漏洞來達成目的。例如，近年基地台模擬器－IMSI 擷取器（IMSI catchers）或俗稱魟魚逐漸興起，利用手機會自動連接到鄰近最強訊號源（通常是基地台），並提供自身 SUPI／IMSI 以供驗證的特性。IMSI 擷取器發送強於周圍合法基地台的訊號，藉此取得用戶的識別碼，讓監控者可以辨識與監聽未加密的用戶通訊內容，其實這種作法早已在情報單位與極權國家被廣泛地利用。

雖然現有通訊網路嘗試提供暫時性驗證碼－如 GUTI（Globally Unique Temporary UE Identity）來代替 SUPI。只要手機成功連到網路，便會用 GUTI 代替 SUPI，成為該手機的臨時標籤，減少 SUPI 暴露在網絡傳輸過程的次數。但就算 GUTI 會由 AMF 定期更換，實務經驗指出 GUTI 對於使用者隱私的保護有限，駭客仍可以透過技術將 GUTI 去匿名化，進而掌握特定個人的行蹤。

除了被動擷取資訊，駭客還可以利用基地台呼叫（paging）定位的原理主動地發動攻擊。為了能快速定位用戶位置以確保通訊服務能被送達，電信商會將數個基地台覆蓋區域組成一個追蹤區域（tracking area），並且如果有訊息傳送到閒置中的手機時，基地台會要求手機回傳臨時識別碼。駭客在不知道用戶位置與身分識別碼的情況下，可以頻繁地撥打電話給鄰近追蹤區域內的裝置再迅速掛斷。用戶手機可能根本不會跳出通知，但駭客卻可以利用追蹤區域的基地台呼叫訊息，在短時間內定位出用戶的大略位置，甚至進一步可以癱瘓與綁架目標用戶手機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 5G 技術在保護隱私上做了許多改進。但 5G 訊號使用更高的頻段，提供高傳輸速率與低延遲服務的同時，也伴隨通訊距離、覆蓋範圍較 4G 小的限制。為了確保通訊服務便需要提高基地台密度，等於變相讓電信商與駭客能更準確定位使用者的位置。

PGPP：將身分識別驗證與網路服務分開進行

雖然個人行蹤隱私與手機識別訊息洩漏會造成龐大的社會成本，但要透過改變現有通訊網絡硬體設計，達到保護個資的目的，也需面臨設備更新成本巨大的挑戰。因此 PGPP 嘗試從軟體的角度解決問題，讓用戶可以透過 PGPP 保護自己的行蹤隱私。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要希望保持匿名性，又要怎麼讓通訊網絡驗證你是合法的使用者？」Barath Raghavan 說。為了將身分驗證與網路服務的過程拆開，PGPP 使用了加密標記（Token）與代理伺服器的概念。在 PGPP 的協定中，付費用戶可以從電信商取得一個加密標記。而所有用戶第一次連接到基地台時，使用的是一樣的 SUPI／IMSI，讓使用者連結到代理伺服器的驗證畫面（PGPP－GW），並以加密代幣進行驗證。過程中電信商與駭客只能看到所有用戶都使用同樣的 SUPI／IMSI 與 IP 位置進行連網，如此一來，身分識別資訊與基地台資訊就能夠完成分離（圖二）。

此外，為了解決駭客利用追蹤區域基地台呼叫訊息來定位用戶，PGPP 為每個手機隨機客製不同的追蹤區域，而非傳統地由電信商定義出追蹤區域。如此一來，駭客即便取得追蹤區域編號也無法得知用戶實際所處的位置在哪裡（圖三）。

為了能真實測試 PGPP，Barath Raghavan 與 Paul Schmitt 甚至成立了一家新創公司－Invisv。結果顯示 PGPP 在保護個資的同時，也幾乎不會有延遲增加、流量過載，以及其他匿名網路會遇到的延展性問題。由於 PGPP 只是停止讓手機向基地台傳送自己的身分，因此其他定位功能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最後，Barath Raghavan 也指出現在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幾乎每個人無時無刻的行蹤都能及時地被掌握。但人們常常默許地將關於自身資訊的控制權交給大公司與政府，PGPP 的發明就是希望在這樣的洪流中取回一些對自身隱私的控制權。

資料來源

1. Pretty Good Phone Privacy
2. Is Your Mobile Provider Tracking Your Location? This New Technology Could Stop It.
3. 4G、5G技術漏洞可讓駭客追蹤用戶地點、癱瘓手機、攔截通話內容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作者／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後人類學者 Rosi Braidotti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後人類主體的感官與知覺器官，看起來會像什麼樣子？（What is the sensory and perceptive apparatus of posthuman subjects like?）」（Braidotti & Hlavajova, 2018, p. 12）。

或者，換一個問法。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情緒、知覺或感官體驗，都是「自然的」嗎？這樣的論述有多大程度是真實的？以及，科技如何可能改變這樣的真實性？Jordi Vallverdú 提出「後認知時代（Post-Cognitive Era）」一詞，藉此思考以下提問：「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嗎？」「在科技介入後，情緒或情感如何變得不自然？」，或者「如何挑戰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這條界線？」（Vallverdú, 2017）。

換句話說，他的提問是：人造感官如何影響或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以及，最終而言，如何形塑我們對自身之認識，以及形塑自身與機器之關係的認識？當然，這也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關係，也包含了重塑兩者之間原本存在之界線的內涵。

自然與非自然之間的關係

自然與技術（人造物）的關係，從希臘時代便有所論述。在史丹佛哲學百科（SEP）中，Franssen 等人歸納出了四個主題：首先，技術是學習於自然，或是模仿於自然。例如建造房子是模仿自燕子築巢、編織則是模仿自蜘蛛結網等。第二，自然與人造物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區別。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自然界事物的產生與動作乃是內生的，而人造物是依賴外在的原因。此外，不同於自然，人造物也無法再製自身。第三，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物質、形式、效用、目的）對技術哲學的貢獻。第四，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技術圖像的大量使用。例如柏拉圖將世界描述為是工匠的作品（the work of an Artisan）以及兩者都認為技術圖像在表達「世界的理性設計」這個信念上是不可或缺的（Franssen, Lokhorst, & Poel, 2015）。

在希臘神話中也經常見到技術如何借鏡於自然，以擴展人類的能力。例如伊卡洛斯與代達洛斯想要透過蠟製成的翅膀逃離克里特島的故事。對於自然與技術（人造物）之間的區別，以人造物無法再製自身為主要觀點，指出了某種對於自然與人造物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或高牆。無論是往下走到底或者往上爬，科技都尚未能帶領我們看到是否能成功跨越的終點。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自然是可以被征服的。然而，自然卻從未想要征服技術。對人類與社會的演化而言，「自然」不過就是透過技術進行觀察與再現的產物。康德曾經提問，「自然如何可能（How is nature possible?）？」社會學家 Simmel 認為這樣的提問正指出所謂的自然，「只不過是對自然的再現而已（nothing else b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Simmel, 2009[1908], pp. 40-41）。此一對自然的再現，原本是透過感官、心智與意識的運作，綜合而來的主體經驗，例如味道、溫度、顏色、情緒等皆然。

對康德而言，自然「就是個特定種類的經驗，一個透過且在我們的知識範疇中所發展出來的圖像」（Ibid.）。Simmel 對康德有關自然的討論，原本是想要回答「社會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但將它自身的問題類比於康德的提問，正好提出了當前關於科技與人類發展的重要議題，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人類其實是技術的產物，且徹頭徹尾就是技術的？以及，隨著科技的介入，人類—身體與心智—在多大程度上仍（會）是自然的？

自然（Nature）可以是資料（Data）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對立。為了在對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佔有自然物質，人使自身的自然力——手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人透過這種運動，對外在於自身的自然施加作用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己的自然／性質（Nature）」（引自，萬毓澤, 2018, p. 56）。

這似乎是說，人透過其原本作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自然之力，在改變自然的同時，也改變了自身的屬於自然的那一部分。科技不僅在這個運動過程中給予人的自然力大大的協助，甚至不斷地擴增其力量，更透過大腦的延伸——網際網路以及人工智能等——欲將人類身體的自然性質消除殆盡。儘管可以想見的是，這為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與效能，但與此同時，自然卻也成了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想像。

「是不是自然的？」這件事重要嗎？在自然與技術（非自然或人造物）這兩個端點上，我們很少譴責自然是一個不好或不健康的東西，但是跟技術有關的，卻經常象徵了不健康的事物。當現代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多諸如「吃得健康」、「吃原型食物」、「回歸自然」等論述，或許也指出了前述馬克思所論述的矛盾。

在科技發展上，將自然——透過各種感測器或演算法等——化約為「資料（data）」並且對透過這些資料以模擬、再現或理解自然的肯定，讓自然離人類越來越遠。Coyne 在探討自然在數位時代中的位置時也說道：「無論自然是什麼，其絕不是資料」（Coyne, 2018, p. 7）。我們之所以能夠區別何謂自然或不自然，前提是我們已經使用了「自然／非自然」的這組區別。對人類以外的有機體而言，這組區別無疑是不存在的。

換句話說，這組區別乃是技術的產物，也正是從技術（人造而非自然）的角度觀之，自然充滿了訊號（signals）或徵兆（signs）， 等待著被（技術）解讀。對自然的「認知」——搜集、解讀訊號並賦予意義，一開始雖是透過尚未被技術中介的身體與感官來實現，但如今卻逐漸轉向由人造感官（artificial organs）與演算法來架構出對自然的認識。

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

廣義而言，「認知」就是對世界或環境的感知與認識。Vallverdú 區分了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自然、文化、計算，以及後設統計（meta statistics）（超人類／超智能）（Vallverdú, 2017, p. 194）。這四個階段也可以看作是四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而這個過程也標示了那個原本是自然之一部分的身體，在科技介入後如何逐漸消逝的過程。

在前三個階段，那個自然意義下的身體仍是認知發展與主體，感官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心智的發展也與感官如何感知外部世界有密切關係。因此，至少在這些階段中，知識仍是具身性的（embodied）。假如我們依舊相信科學與科技發展中的奇點（singularity）論述是可能出現的，那麼在奇點之後的人類以及「認知」又會是什麼樣子？這是 Vallverdú 所謂的第四階段：後設統計。他認為，未來的知識在本質上將會是「統計性的」。他稱那些在奇點之後所出現的認知實體為「後認知實體（post-cognitive entities）或「後奇點智能（post-Singularity intelligences）」（Ibid., p. 197）。

這樣的一種後認知實體主要有兩類，其一是「超人類（transhumans）」，其二則是人工智能學家 Nick Bostrom 所謂的「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s）」（Bostrom, 2014）。超人類或許仍可被認為是人類或具有部分人類的性質，或者所謂的「賽博格（cyborg）」。然而，對於「超智能」——一種具有人類智能特性卻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演算法，如何定義其是否為活著的或者是有機體等，對某些人而言似乎還是個困擾。

在探討認知的發展與情緒是不可分的前提下，Vallverdú 將這些後奇點智能的情緒系統描述為「para-emotions」，這個系統與當前人類的情緒系統運作會有很大不同，也將會是建立在新的資訊結構之上。如果情感與情緒在某種程度或意義上仍是自然的，那麼我們將要如何理解透過人造感官、各種感測器所蒐集到的數據，並據以形成關於情感與情緒的計算及結果？

另外，假如一個人工智能演算法能夠展現情感與情緒，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對環境的認知與理解，這樣的一種非人的、後奇點實體是否能被視為是具有生命的？這些問題不僅在實務上會帶來各種倫理議題，在知識論上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界線。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人們透過穿戴式或植入式裝置搜集數據，並以此為了解自身身體的方式。這些人造感官、感測器所獲得之資料，可以單獨運作或與身體感官的運作合併，一同形塑出所謂的認知。人們感知的方式也會形塑其思考與行動的方式與內容。

Vallverdú 以「羞恥感（shame）」在社會連結中扮演之角色為例指出，羞恥感這種複雜的社會情緒，乃是透過複雜的社會互動而出現。此外，羞恥感更能夠用來實現人們彼此之間更細緻、複雜的社會互動（Vallverdú, 2017, p. 205）。這樣的情感與情緒如何在人造認知設備中獲得實現，以及對人機互動的影響與啟發等，都還尚待深入探究。

「感覺」可以透過大數據或演算法建構嗎？

「資料並未創造出感覺（data do not create sense）」，Vallverdú說道（Ibid.）。

透過技術能搜集到的資料越多，並不表示對自然或環境的感知或理解就必然會越加正確或適切。更重要的是，透過人造感官為人類或超智能所架構出來的環境特性，是否也是自然的，或自然的一部分？若我們將演算法也視為一種人造感官，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演算法來架構認知時，人類大腦是否會受到各種人造感官的影響，而被形塑成一種透過人造的方式來認識其環境，或者甚至，最終為人造大腦所取代？例如，書寫工具的數位化將我們與自然的接觸簡化到手指的固定、簡單的幾個動作，但卻給予與我們探索更多非屬於自然的可能性，而得以讓想像力因為數位化工具而得以更精緻、更多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實現。其確實為我們帶來了更豐富的世界，但也將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簡化為僅是手指的幾個動作。

再舉個例子，我們對植物的認識，過去需要到外面，透過觀察、觸摸等方式來認識植物，如今透過智慧型手機中的 APP（例如「形色」或 Google），只要對不知名的植物或花卉等拍攝照片，該程式就會將照片與其雲端上的資料庫進行比對，然後將結果回傳到手機螢幕上，然後使用者就會知道該植物的名稱及特性。在經驗研究中觀察到的是，使用者是在獲得回傳之資料後，再將該資料中對該植物特性的描述與眼前的植物進行比對，也就是透過回傳之資料來認識該植物的特性。

在此一過程中，原本一開始是需要透過感官進行仔細觀察、觸摸、尋找資料、比對等都被簡化為一連串數位化的動作，這些動作與所要認識的對象之性質無關，而我們卻越來越習慣於用這樣的方式來認識與接觸自然。當我們意識到時而想要回歸到更多的自然時，我們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於技術為我們提供對自然的認識或進用），甚至是一件不太可能或相當困難的事。

Braidotti 認為後人類、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乃是茁生於「展露自身於世界，且折疊世界於自身之中的實作」（Braidotti, 2013, p. 193）。對我來說，這就是將人類帶回自然。至於這個「將人類帶回自然」對人類自身而言是一種貶抑或者是提升，或許仍有待討論。若科技是為了征服自然而存在及發展，也就是致力於人與非人（人造物）、自然與技術之界限的消解，那麼這樣的一種後人類論述，或許更像是創造了不存在真正自然的對象物。前述之界線的消解包含兩種意涵。其一是解消而回歸自然，其二是解消但卻是回歸技術。

然而，對這兩種意涵的探究，是否也預設了人與非人這組區別是技術而非自然的產物？這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後人類與後人類中心主義的提問便會包括，這組區別之解消，帶來的是偏向自然或偏向技術的世界或思維？

《脫稿玩家》中擁有自我意識的 NPC

在最近的一部電影《脫稿玩家（Free Guy）》（2021）中，劇情主要描述一個在數位虛擬世界中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在獲得自我意識之後所發生的各種情節。非玩家角色指的是，在角色扮演遊戲中，那些不是由玩家所控制的角色。非玩家角色通常是由電腦程式或人工智能演算法所控制，主要協助真人玩家進行遊戲或豐富遊戲的場景與互動內容。

在該電影中所設定的虛擬遊戲場景裡的 NPC—Guy—突然獲得了自我意識，因此也認識到他跟遊戲中的其他 NPC 角色有所不同。此外，該遊戲的真人玩家也在與 Guy互動的過程中，不僅有真實情感的投入，也引發了對於 Guy 是否應該被視為是「人」或者是「活著的」討論。這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非自然的界線，以及「什麼是『活著的（alive）』？」、「自然就等於是活著的嗎」等觀點。更進一步提問會是，在這個從自然到非自然的跨越，以及從非自然跨回自然之過程中，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結語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或許正經歷一個從「科技中介的自然（technologically-mediated nature, or artificial nature」到「科技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technology）」之發展。在此過程中，關鍵的提問將會是，自然如何解消於科技之中，以及這樣的解消為物種帶來何種面對自身的方式及後果？無論是 Vallverdú 稱之的後認知或後奇點實體，還是 Braidotti 的後人類主體，這些都會是「身體主動吸引技術進入其中」的主體，技術不再是輔助身體之用，正常與不正常的身體，都期待技術帶來的好處——也將重塑正常／不正常的界線。

例如我們不只是無法抗拒智慧型手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歡迎智慧型手機對身體——姿勢、行為、心理與心智——的殖民。感官與知覺設備不再只是指單純的身體感官，也不是如麥克魯漢所言之的身體感官透過技術物而延伸的產物，而是技術物改變感官經驗甚至取代感官以提供資訊給心智（演算法）進行處理，最終帶來的或許正是一個科技就是自然的後認知時代。

參考資料：

• 萬毓澤. (2018). 你不知道的馬克思. 新北市: 木馬文化.
• Bostrom, N. (2014).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idotti, R.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aidotti, R., & Hlavajova, M. (Eds.). (2018). Posthuman Glossary. London and Oxford: Bloomsbury Academic.
• Coyne, R. (2018). Network Nature: The Place of N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Franssen, M., Lokhorst, G.-J., & Poel, I. v. d. (2015).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E. N. Zalta, U. Nodelman, & C. Allen (Ed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p. 1-5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 Simmel, G. (2009[1908]).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Volume 1) (A. J. Blasi, A. K. Jacobs, & M. Kanjirathinkal, Trans.). Leidon & Boston: Brill.
• Vallverdú, J. (2017).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Post-Cognitive Singularities. In V. Callaghan, J. Miller, R. Yampolskiy, & S. Armstrong (Eds.),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pp. 193-208). Berlin, Heidelber: 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