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們的這些論調並不特別,因為這不過是反應出國內二元對立並且泛政治化的輿論下,最平常與最廉價的觀點罷了。這種論述脈絡最重要的缺陷,在於對科學發展歷程的嚴重缺乏理解,因此無力區分「成熟科學」(science already made)及「發展中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間的差異。
但食品安全的問題在最近的討論之中,不斷的被淡化模糊。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名嘴與官方在「瘦肉精毒性」問題的討論中,先以科學之名扣給大眾一個枷鎖,然後再用主觀意識較重,也不確定有沒有實際證據的言論去影響大眾判斷(ex. 檳榔 vs 瘦肉精,林書豪吃美國牛肉所以打進NBA等),淡化瘦肉精的危險性,並暗暗將不同的言論貼上負面標籤,加以排擠。這樣以科學之名,包裝自己的主觀言論,把其他跟自己不一樣的言論都打成不科學或不理性的操作,長久下來,不但無法給予民眾詳細的資訊,還外加心理威脅給民眾(ex.使民眾擔心發表了非「主流」意見會被貼上「不理性」或「不科學」的標籤或遭受排擠),不尊重民眾的自我意識,強迫民眾同意「主流」言論。
有沒有人曾經想過要立法管制這些麻煩的小東西,有,美國在1976年曾經通過「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試圖管制所有還沒被管制的化學物質。很可惜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結(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這個連結:http://www.chemheritage.org/about/news-and-press/chf-in-the-media/2012-02-20-jody-roberts-in-cen.aspx)。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沒有辦法訂立明確的施行細則。當時在工業界會使用到的化學物質超過八萬種,很難訂立一個詳細的法案去全盤管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立法者想要管制所有化學物質在整個生態環境中的作用。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想法,但實際上要立法管制是困難重重的。最後在法案執行窒礙重重(更別提,立法者的經驗不足、領頭官員一直換,使得底下實際要辦事的人無所適從等種種人治問題)之下,這個法案在90年代初期被廢除了。
此概念源自於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 1954 年的一篇論文:遊戲與幻想的理論(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在論文中,他提到框架是一組互動訊息的空間和時間邊界,奠定了人們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框架概念的基礎。到了 1974 年,歐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書中,解釋人們如何在他們的經歷中建構和組織意義,正式將框架的概念帶到跨領域學科,並持續受到後人關注。至今約 50 年的時間,該書引用次數已超過 4 萬次,相當驚人,也是我讀傳播研究所時最喜歡的理論。
從觀眾的角度出發,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已經從以前的閱讀整本書籍,變成看 10 分鐘的統整影片、圖文懶人包,或是請 AI 直接回答。這不只是大家常說的「現代人專注力下降」,其中一個原因,還包含我們前面提過的,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很容易切換注意力投注的對象。越短越有重點的東西越能吸引注意力,也成為了網路短影音興起的流量密碼。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