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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之名」的迷思

黃俊儒
・2012/03/19 ・1441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67 ・九年級

「美國牛肉瘦肉精」當然是一個科學與政治的複合議題,只是在台灣媒體的操作中,總是「科學」一點點,然後「政治」一大堆。所謂的科學一點點,指的不是該議題最終應該由科學知識來進行最後判決,而是不論贊成或反對的論調,總只是廉價而輕率地在消費科學的形象。

以持「贊成解禁」立場的媒體名嘴論述為例,這陣子的發言大致可以歸納成幾個顯而易見的邏輯:首先,強調接受瘦肉精與否是一個「科學專業」的問題,國人應該要有「夠科學」的態度來面對(AIT也是這樣說);接著,援引科學研究、專家說法或研究數據,來說明微量瘦肉精無足輕重的影響。再輔以大家的生活經驗來強化印象,例如「林書豪也吃美國牛」、「其他食物或環境中的危害因子比瘦肉精嚴重許多」、「美國人自己的標準尚且比我們寬鬆」、「吃一顆檳榔的毒量,等於吃八十年的美牛」…等;最後,如果這樣推演下來,還有異議或是反對,那麼應該就是「非理性」、「義和團」,甚至是「民粹」。

名嘴們的這些論調並不特別,因為這不過是反應出國內二元對立並且泛政治化的輿論下,最平常與最廉價的觀點罷了。這種論述脈絡最重要的缺陷,在於對科學發展歷程的嚴重缺乏理解,因此無力區分「成熟科學」(science already made)及「發展中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間的差異。

「成熟科學」指的是眾多科學家,就某些議題在經過長時間追尋及檢證後,已然形成的共識。例如寫在教科書中的科學知識,或是像「尼古丁會危害人體健康」等顯而易見的知識;而「發展中科學」指的則是仍在演進中的科學論述或主張,由於該議題發展的時間不夠長、牽涉範圍的複雜度高、具跨領域的特質等,往往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予以沉澱及累積。例如「手機電磁波是否傷害人體」的問題,牽涉手機、電磁波及人體,物理學家瞭解電磁波的原理、電機工程師瞭解如何讓手機產生電磁波、分子生物學家瞭解人體的基因組成,那麼誰是足以回答這複合性問題的真正「科學專家」呢?

在這種「發展中科學」所衍生的科技爭議下,嚴謹的「科學家們」尚且會出現:彼此也沒有共識、各自援用自己相信的數據來佐證自己的立論、對於同一組數據有不同的詮釋觀點…等狀況。就不難想像早已被藍綠綁架的媒體名嘴們,會如何將「一個科學數據各自表述」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其他包括禽流感病原性、核能廢料處理、電磁波輻射甚至全球暖化的議題,均具有這樣的特質。或許在數十年後,這些議題有可能會得到一個具共識性的見解,然而在現階段,它們都還存在著不確定性與無可避免的風險,人們宜更謙卑來面對,而非僅以淺薄的「科學之名」來遂行粗魯的意識形態。

瞭解「科學知識」的多寡並不意味著瞭解科學的效果及侷限,更不意味著具有科學精神。科學是人類文化的成果,她具有發展及累積的過程,並非僅是一個一翻兩瞪眼的真理。因此當科學這一個長故事,遇見只在乎快門一瞬間的媒體,就不免出現許多的失真,如果再加上名嘴們的推波助瀾,就讓台灣社會一直陷在淺碟科學思維的泥淖中。

當代的科技發展,夾帶著許多高密度的科學知識產出,也連帶地造成一般民眾在參與相關議題時的望之卻步。不論食衣住行,我們似乎都相信科學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專業及安心的保障,甚至相信「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形象」就可以幫我們仲裁所有事情的真偽。這些迷思都有賴於在我們的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中,有機會教授科學背後的那套運行方式。否則我們無法想像這些以「科學之名」的媒體名嘴們,究竟還要把臺灣社會民粹到什麼程度?

(本文原發表於2012年3月18日之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作者黃俊儒為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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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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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長期關心科學傳播的工作,主張推廣科學不能只是上對下的關係,不能只是榮耀的崇拜,更不能只是逸樂化的軟柿子。 勉勵自己仔細地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上,找出科學與一般大眾、市井小民、販夫走卒間,在生命上的共鳴與交會。 著有《別輕易相信!你必須知道的科學偽新聞》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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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帶風向了嗎?媒體如何塑造「框架」陷阱?我們有方法可以逃離嗎?
PanSci_96
・2023/08/22 ・4296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2024 年總統大選,你決定好要投給誰了嗎?

或許有人心中已有答案,有人則還在猶豫。但你可能從沒和這些候選人碰過面講過話,甚至可能沒加入任何政黨。那你想過,你是怎麼決定要將票投給誰的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透過網路、電視、廣播以及報刊,來認識每一位看似陌生又熟悉的參選人。但不知不覺地,你可能早就落入媒體的框架中,認為螢幕中的他就是你心目中的首選。

很遺憾地告訴你,泛科學也是媒體。因此,你也早就陷入泛科學的鏡花水月之中啦!不過,本篇也會告訴你逃離媒體框架的方法,但你又真的會想逃離嗎?

什麼是框架?媒體怎麼製造框架?

先來看看這張照片,裏頭有一位美國大兵和一名戰俘,你看到這張相片時的感受是什麼呢?我看到的是一個和平的畫面,即使對方是戰俘,美國大兵仍主動餵敵方俘虜喝水,把對方當人看。

一位美國大兵和一名戰俘。圖/PanSci YouTube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其實這張照片是被截取過的,還調整了色調,在美聯社的報導中,完整的照片是這張。旁邊還有一位士兵拿著槍抵著俘虜的頭。我想和平感應該完全消失了吧?

美聯社的報導完整照片。圖/PanSci YouTube

如果你以為故事只到這邊,那就錯了。當大家都在譴責有心人士故意只擷取半邊,刻意誤導群眾時。有網友發現把照片放大,可以看到槍口處很模糊,但俘虜本身的輪廓卻相當清楚,說明兩者的景深不同,很可能槍口並沒有抵在俘虜頭上,而是在一段距離外將槍口指向地面。

若這是事實,就有可能是攝影師刻意透過借位的方式,來拍出一張聳動具有話題性的照片。可惜的是,事實的真相,或許只有現場當事人才知道了。這種大眾只能乖乖被媒體牽著鼻子,隨著片面資料,根據視角不同出現 180 度又 180 度的髮夾彎,你我應該都似曾相識。

隨著片面資訊的揭露,閱聽人往往要繞好幾個彎仍不一定能得知真相。圖/giphy

在大眾傳播學領域的術語中,這稱為新聞框架(News Framing),指的是新聞媒體通過改變報導問題,來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說白話一點就是「選擇性報導」。

此概念源自於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 1954 年的一篇論文:遊戲與幻想的理論(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在論文中,他提到框架是一組互動訊息的空間和時間邊界,奠定了人們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框架概念的基礎。到了 1974 年,歐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書中,解釋人們如何在他們的經歷中建構和組織意義,正式將框架的概念帶到跨領域學科,並持續受到後人關注。至今約 50 年的時間,該書引用次數已超過 4 萬次,相當驚人,也是我讀傳播研究所時最喜歡的理論。

除了新聞的畫面材料外,標題也是塑造框架的一大利器。當人們閱讀標題時,就會提前預期內容與標題主旨是相同的。若有不合適的標題,又或是出現在錯誤位置的標題,也容易讓讀者產生錯誤的聯想,甚至造成刻板印象或是種族歧視。

你現在看到的是美國《人物》雜誌在 911 事件 10 周年所發行的紀念刊物,專題關於 10 位在出生前父親就因 911 事件死亡的孩子。雜誌標題是「9/11 的孩子」,配圖是一張白人女孩的照片。

美國《人物》雜誌在 911 事件 10 周年所發行的紀念刊物封面。圖/PanSci YouTube

接下來我們看另一本雜誌的封面,這是美國《新聞週刊》2010 年 1 月份的刊物。標題是「賓拉登的孩子」,下方列了許多與恐怖攻擊相關的文章,配圖則是一張黑人男孩的照片。

美國《新聞週刊》2010 年 1 月份的刊物封面。圖/PanSci YouTube

當這兩張封面圖分別出現時,我們只會被斗大的標題吸引,預設「9/11 的孩子」可能會有感性的被害者故事,而「賓拉登的孩子」可能會有較多恐怖攻擊相關的內容。

但不知不覺中,大腦可能將圖片與標題做聯結,產生看到白人小女孩就等於天真無辜,看到黑人小男孩就等於具有潛在暴力風險的錯誤印象。

或許雜誌的編輯們當初都沒注意到這背後的隱含的種族歧視,但更進一步來說,這也為其他媒體提供了機會,可以將這兩張圖放在一起,創造另一個框架來證明美國存在隱性的種族歧視。沒錯,就像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從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媒體總是能善用心理學的手法,讓我們的大腦不知不覺中掉入陷阱,只看見媒體想讓你看見的事。

但為什麼,我們總是輕易落入這種框架中呢?

為什麼我們常落入框架之中?認知偏誤如何影響決策?

從框架概念延伸出的框架效應是一種認知偏誤的現象,指的是人們會根據選項的描述來進行決策,思考和決策就像是受限在框架內。

「框架效應」起源於 1979 年,當時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斯基和丹尼爾.康納曼,正在研究人類是否會因為情境不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透過實驗和嚴謹的數學模型,他們提出提出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理論認為,不同人對於獲利和損失發生的機率高低,在心理感受上是不同的,也導致人們往往做出「不理性」的風險決策。這項研究成果讓丹尼爾‧康納曼在 200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一個情境中,當你可以用不同的陳述方式來呈現邏輯結論相同的狀況時,框架效應就有可能發生。想像一下,有一位病人正在糾結是否該動手術,而醫師告訴他,手術後一個月內的存活率是 90%,那麼大概大部分的病人都會同意執行手術。但如果醫師和病人說的是,手術後一個月內的死亡率是百分之 10%。那可能會有更多的病人選擇拒絕手術。

人們會根據選項的描述來進行決策。圖/giphy

我們的大腦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總是掉進框架之中?包括框架效應在內的認知偏誤都和行為決策有關,並涉及很複雜的認知歷程以及行為變化,很難用一兩個神經迴路完全解釋。但目前認為認知偏誤與大腦前額葉以及邊緣系統的連結有關。

媒體帶風向還有另一個關鍵,就是他們知道如何吸引你的注意力。聳動的標題,配上血腥暴力色情且超乎常理的內容總是能獲取讀者注意力,激發人類的原始慾望跟恐懼。這些由內在深層動機產生的注意力,和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有關。多巴胺刺激大腦的獎賞迴路,控制我們被與生存有關的初級獎賞吸引(Primary rewards)例如食物、性、母愛。

講到這邊,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有多容易掉入框架,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逃離這個框架?

要怎麼打破框架?我們有辦法逃離這些限制嗎?

人類有可能突破框架效應嗎?圖/giphy

很難,但不是不可能。不用擔心,我們先分別從觀眾和媒體的角度來談談。

從觀眾的角度出發,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已經從以前的閱讀整本書籍,變成看 10 分鐘的統整影片、圖文懶人包,或是請 AI 直接回答。這不只是大家常說的「現代人專注力下降」,其中一個原因,還包含我們前面提過的,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很容易切換注意力投注的對象。越短越有重點的東西越能吸引注意力,也成為了網路短影音興起的流量密碼。

此外,比起生硬的教科書或是科學理論,讀者對有趣且具故事性的題材更有興趣。但說到這了你也肯定知道,框架更容易從主觀修飾跟挑選過的故事中誕生,而不是那些客觀且全面的科學理論。當然啦,科學研究也有 cherrypicking 跟過度詮釋甚至造假的問題,這我們之後再談。

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很難為,總是被迫透過有限的資訊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決定,沒有接觸框架外的機會。舉例來說,如果告訴你一杯 600 毫升的大杯飲料要 100 元,你可能覺得很貴。此時如果告訴你中杯飲料 90 元,但容量只有一半的 300 毫升,你可能就會覺得:「欸,買大杯好像滿划算的。」殊不知不論是 90 或是 100,都遠遠高於市場價格。這就是有名的錨定理論,選舉時也是同樣的道理,就像大家說的「爛是比較出來的」或是「從裡面挑一個比較不爛的」,如果你覺得 B 候選人比 A 候選人還要爛很多,我們就會說服自己 A 候選人好像不錯。

人們容易被有限的資訊(框架)影響決策。圖/giphy

講完讀者視角,我們換個角度,從媒體出發。框架往往是媒體刻意製造的,而讀者就像是受困在城牆內的人民,想要逃離,門都沒有。眾所皆知,放眼國內外,許多媒體都具有財團背景,因此媒體有可能會偏頗報導來為金主謀求利益。就算沒有背後金主直接下指導棋,媒體也明白暴力、血腥、煽情、炒作,與有話題性的假新聞有市場,因此故意誇大或扭曲事實來提高收視率/曝光點閱率也相當常見,被演算法控制的 YouTube 或臉書粉專、IG、Tiktok 帳號更是如此。

既然接觸外在資訊就會被潛移默化,那要逃離框架,我們只能放棄觀看任何媒體了嗎?恰恰相反,可以看看楚門,或是尼歐,或是炭治郎,即使他們身處在虛假的世界中,卻因為好奇、懷疑與不放棄追隨真相,最終脫離了那個禁錮自身的牢籠。

當然,我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身處在外星人的社會實驗中。但至少,我們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來突破偏誤的框架:多看些沒有被濃縮的書籍資料、請教專家、勇於提出假說與不同立場的人討論、交換意見,以及最重要的——永遠保持好奇、開放與健康的質疑,這不只是對外來的資訊,對自己的立場跟態度更是如此,如此便能大幅降低資訊過於偏頗而出現錯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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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聞媒體,科學家該如何溝通?——《疫苗先鋒》
天下文化_96
・2022/03/27 ・3958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頓(Robert Peston)在英國獨立電視台《十點新聞》(News at Ten)報導:「記者最近得知,在製藥界巨頭『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進行的疫苗開發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儕審查顯示,我們身上都具備的抗體,以及名為 T 細胞或稱殺手細胞所造成的免疫反應,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樣好。所以這是個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證據……相關人士認為最快在秋天『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產。」

Robert Peston
羅伯特.佩斯頓現為英國獨立電視台的記者。圖/Nuffield College

我想我真的把紅酒噴了出來。這是在搞啥啊?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只要是跟臨床試驗數據沾上一點邊,都會受到嚴格的指示,絕對不能談論它。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電腦裡保存副本,或是用電子郵件傳送。當然也不能告訴朋友。甚至有些人實際參與疫苗製造,也還未被告知數據是長什麼樣子。但是,佩斯頓卻在推特跟全國新聞上大談特談。

《泰唔士報》(The Times)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上,立刻出現了對他的某些說法照單全收的文章(其他報紙則主要關注我們有必要在三明治連鎖店裡繼續戴口罩)。牛津大學甚至在推特上發推其中一條新聞連結;我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研究發現,但洩密的科學卻可以,這似乎是精神錯亂了。

我不認為我們有人去調查消息從哪裡走漏(對於洩密的源頭為何,充斥著各種猜測:是英國疫苗任務小組的某人說出去的,還是有政府部長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個好消息?)但這讓我們在未來更加小心。如果我們瞭解得還不夠清楚的話,這件事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了,當聚光燈照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時,燈光是多麽刺眼。

媒體的影響

在我小時候,我夢想著要成名:我會上電視,《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會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以上純屬虛構,並沒有人這麼說過。

一整個 2020 年,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挺身應付自己的人生課題。與此同時,由於事情還沒有難到爆表,我們以很快、有時快到嚇人的速度發展出全新的技能。我們一路走一路解決問題,也因為參與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故事」,我們學習著如何克服在溝通上所遇到的挑戰。

當人們只想要簡單的答案時,我們試著想出方法讓人們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在為病人保密(和避免內線交易)的同時,也要公開透明。要真實地介紹我們的工作,卻又不低估它的價值。既要跟人們討論與數據相關的注意事項、未知數及不確定性,又要能給人們安慰,讓人們信任我們的工作。在維持住個人生活界線的同時,我們也努力促進大眾對科學有更多瞭解。

有時候媒體(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會幫助我們應對這些緊張局面。大部分新聞記者跟我們一樣,都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在傳播新興的複雜科學方面,有許多記者做得相當出色。但是在其他時候,媒體似乎也確實造成了緊張狀態。有時候,某些記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記者根本沒仔細去查證真相,就把這位記者說的話當成事實報導出來,結果訊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聳人聽聞,讓我們深感挫折。

這同時也是我們的機會,畢竟可以接觸到通常不會對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的人群,並將確認過的正確訊息告訴全世界。我們始終清楚,疫苗之父詹納(Edward Jenner)的偉大成就不是發明對抗天花的疫苗。疫苗並非他的創見,他就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發展壯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眾宣傳他的發現,並呼籲人們廣泛接種疫苗。

1796 年,愛德華.詹納發明人類史上第一支疫苗,用來對抗天花。圖/Wikipedia

媒體像雙面刃一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不是有影響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員,所以我想,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先前並沒有那麼關心媒體的本質。我們在實驗室裡隱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最新發現能刊登在高度專業的科學期刊,我們會很高興。可是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拿起這把雙面刃,盡我們所能地揮動。我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們想要瞭解我們的工作,即使我們不想涉入,也無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幾個月,關注、壓力及失言都在逐漸累加。1 月底,全世界開始擔憂疫情,我們收到很多請求,希望我們發表談話。2 月時,我們在研究實驗室首度進行照片拍攝(不是在臨床生物製造機構,畢竟我們正在製造疫苗,我不能冒險讓疫苗製造過程受到汙染或中斷),往後還又進行過好幾次。

讓攝影師及拍攝小組進實驗室,總是會一團混亂。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踩來踩去,電線拉來拉去,有讓人絆倒的危險,拍攝小組將工具隨手棄置在實驗室的工作檯上,並要求深感壓力的團隊成員解釋目前正在做什麼,拍攝小組會說再講一次,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時候結局並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員認為原本要進行拍攝的辦公室不合適,會拍到窗外的鷹架,結果他們在免疫學實驗室裡最忙碌的角落拍攝訪談,毀了一整個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團隊成員一直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我記得曾跟《每日快報》(Express)的記者做過電話訪談。我跟他談了大約半小時,我以為我有小心仔細地向他描述整個故事:我們如何製造疫苗,如何測試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對於臨床試驗的計畫。結果當我看到新聞標題時,想像一下我有多麼驚訝:「冠狀病毒疫苗:牛津大學科學家怕英國『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

4 月時,聽說校園裡出現了狗仔隊(我想是有人在醫院停車場注意到某人持有長焦鏡頭的照相機)。我們並不習慣這種關注。格拉納托據稱死亡的假新聞所帶出的一連串事件,讓我們清楚的意識到,在跟媒體互動時,我們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動掌握局勢。

媒體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招募到臨床試驗志願者,新聞報導很可能是重要關鍵之一,它也提升了我們的知名度,讓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們的計畫。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保護志願者及臨床試驗過程的隱私及安全性,並給我們自己空間,繼續研究工作。

我們在為疫苗臨床試驗而設立的網站上貼出告示:「我們知道臨床試驗的進展充斥著謠言及不實報導。我們懇請民眾不要相信這些訊息,也不要繼續轉傳。我們不會再提供關於臨床試驗的評論,所有的官方更新都會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也開始將所有來自新聞記者的要求轉給大學的新聞辦公室,他們會代表我們回絕絕大部分的要求。新聞辦公室幫我們安排跟幾位選定的記者做了幾次背景介紹。我們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評論,而是討論一些一般性議題,譬如,比較兩次不同臨床試驗結果的困難之處,以及我們可能會如何處理;或者在臨床試驗中我們如何測量抗體。除此之外,我們會在有數據要發表以及有話要說時再進行溝通,而不是無話不說。

當然,這並未讓各方不再提出請求。儘管我的推特出了點狀況,相對來說我的私人資訊還是沒那麼公開,但吉爾伯特就得放棄手機了。大學網站上有她的手機號碼,記者不斷打來要她發言,公眾人士想聽她的保證,投資顧問希望得到內線消息,會議籌辦業者想找她當主講人。

吉爾伯特教授不斷收到新聞記者和各方人士的邀約。圖/Pexels

可是吉爾伯特無法放棄電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滿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釣魚嘗試,企圖誘使她點擊惡意附件,也有人寄來各種訊息,要她放棄研究,採用他們的理論來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複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劑/水及鹽/動物(「我沒有指明什麼動物」)。

大學升級了網路安全防護。有傳言說俄羅斯特工試圖偷竊我們的疫苗數據,我們的資訊人員也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問題。不過,無論他們做了什麼,肯定沒有過濾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卻也造成困擾的方法。

我們的新策略其實就是在發表第一篇同儕審查論文之前,繼續埋頭苦幹。這個策略一直還滿順利,直到佩斯頓的洩密文刊出。他讓我們大吃一驚,但還好他的結論是正確的,不像 4 月時我們處理的假新聞。疫苗的表現確實如我們的預期。它讓免疫系統增強對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防禦,並且沒有引起任何有問題的副作用。偶爾會有手臂痠痛,或是發燒的現象,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

不過就像 4 月時的情況,希望我們做出評論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這讓我們首度感到相當為難。任何一絲訊息,即使是某人從其他管道洩漏出去的,都會讓我們受到質疑。當我們什麼都不說,會被批評不夠透明化,沒有盡到告知大眾的義務,但要是我們真的說了,批評者又會說我們是在做「新聞稿科學」。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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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成立於1982年。一直堅持「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已出版超過2,500種書籍,涵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化、文學人生、健康生活、親子教養等領域。每一本書都帶給讀者知識、啟發、創意、以及實用的多重收穫,也持續引領台灣社會與國際重要管理潮流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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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 AZ 疫苗開發幕後:臨床試驗發表過程——《疫苗先鋒》
天下文化_96
・2022/03/25 ・4257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在我的下半輩子,我相信人們會一再問我,當我聽到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感覺。答案是,我當時沒有任何強烈的情緒。當然,疫苗證明有效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我有點意外,結果竟然如此複雜;一群學者做出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三個數字。另外,我也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感到憂慮。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試驗結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機會和我說話之前上床睡覺。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臨床試驗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電話告訴我,數據的分析結果會在週末出爐。我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好幾個星期。2020 年 1 月,我們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將疫苗設計出來(那時,我們是為了預防萬一而設計疫苗)。後來,當我們發現疫苗的需求愈來愈明確,就以破紀錄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內製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橫掃全球的過程中,我們在四大洲尋找志願者進行人體試驗,並且生產數百萬劑疫苗。

波拉德教授是牛津大學 COVID-19 疫苗試驗的首席研究員。圖/The Jenner Institute

我在 2 月的時候去找波拉德,邀請他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我的工作領域是早期的疫苗開發,而波拉德曾經負責幾個非常大型的疫苗試驗計畫,對於疫苗的相關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現實世界中)有豐富的應對經驗。在當時,波拉德並不知道自己會面對如此驚人的工作量。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很安全,而且在當時就確信它是有效的,但我們還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看法。我們從數千名志願者取得數萬個數據點,並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們的疫苗對於新冠肺炎有沒有保護力,以及保護力有多大。結果若超過 50%,就視為成功。

一旦分析結果出爐,我們就要開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將結果填入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新聞稿,波拉德認為大概會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紅酒,好好睡一覺」,等待通知。

我預見自己在下星期會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須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為了應付新聞發布的場合,我還從網路商店訂購了幾件新襯衫。試穿之後,發現其中一件襯衫非常不適合我,必須退貨。退貨其實並不急,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論有多小),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貨收貨點在一英里外的報刊販售店,在涼爽的 11 月天散個步應該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聖誕節燈飾,現在才 11 月 21 日耶!經過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一年,人們似乎想早點把燈飾拿出來,振奮一下心情。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剛上學的那幾年,聖誕節的準備工作從 10 月底開始,他們為了準備聖誕話劇,必須在學校待得很晚,然後滿嘴聊的都是聖誕節話題,直到學期結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覺得很累,一方面又覺得很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而那時聖誕節還沒到呢!今年,提早裝飾的聖誕樹似乎在提醒我們,年底快要到了,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疫苗有沒有效。

充滿壓力的疫苗開發工作

我繼續忙著做各種小事。我不能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去年開始習慣,就算我的工作不順利,我也不會說什麼。他們知道,我們的團隊在過去兩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兩萬四千名試驗志願者的血液樣本陸續送到實驗室,等著處理。

有一批從巴西來的樣本,本來應該在星期二下午六點半送到,但晚上九點半才抵達。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忙著檢查、解凍、分類、貼標、重新包裝與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來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樣本無關的工作人員全都回家去,因為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實驗室的人數限制再次出現嚴格規定。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冷凍儲存空間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樓,求同事把可上鎖的冷凍庫借我們用。星期六早上,我一個人安靜的待在辦公室,把標籤插進試管裡,為下一批從南非來的樣本做準備。許多人在那個星期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為我不和他們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試著看書,但後來睡著了,直到手機的訊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開視訊談談。這個情況有點異常。我以為他隔天早上才會和我聯絡,我也以為他只會告訴我一個數字,說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訊息給他:我們不能用電話談就好嗎?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讓我看幾張投影片。

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時間為什麼提早了一天?為什麼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筆電準備就緒之後,波拉德開始向我說明投影片的內容。他冷靜快速的說出重點。整體效力是 70%。這個數字沒有輝瑞(Pfizer)或是莫德納(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麼高,不過,我們的結果還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標 50%,也高於一些評論員在幾個星期前警告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30%。總之,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臨床試驗採用了不同的劑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願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先使用標準劑量一半的劑量,第二劑才使用標準劑量,這組的效力是 90%,而兩劑都採用標準劑量的那組,效力是 62%。

(A)施打兩劑疫苗的整體數據,疫苗效力是 70%。
(B)施打兩劑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62%。
(C)施打低劑量加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90%。圖/The Lancet

一般來說,科學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數字時,通常會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情況並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須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開盤之前,將試驗結果透過新聞稿公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學統計學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們得到了兩個獨立分析的數據。

準備新聞稿和媒體訪談

那個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和各個群組的同事透過 Zoom 會議討論分析工作和媒體計畫,偶爾到實驗室露個臉,看看一切是否順利。但我不能和他們久聊,因為我不能讓實驗室的人知道,我已經知道分析結果,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效力數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收到通知,他們很可能要透過新聞才能得知結果。我為了找點事做,走路到商店去買水果給實驗室團隊,畢竟他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披薩和蛋糕。

新聞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點,新聞稿還沒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覺,但睡得很不安穩,凌晨三點就醒了。醒來時,我發現新聞稿已經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我發出核准新聞稿的通知,然後試著再睡一會兒。新聞稿會在早上七點發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體進行訪談。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點三十分出門,我知道自行車道沒有路燈,而且路上的水坑會結冰,於是放棄騎自行車的念頭。我把汽車表面的冰刮掉,開車上路。到了辦公大樓中庭,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人在清潔環境,他們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點作用也沒有。我委婉的提醒他們,口罩要蓋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辦公室裡,覺得今年進這個辦公室的次數好像超過了一百萬。我開啟電腦,點擊媒體團隊的工作表格連結,想知道第一個和我進行訪談的記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開,點擊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放棄。我拿了梳子和化妝包到洗手間,結果發現我的左臉頰有一個被蟲子咬的紅腫叮痕。

約莫七點四十五分,當蘭貝(Teresa Lambe)進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覺得有點想哭。蘭貝教授是免疫學家,不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設計疫苗,從此和我一樣賣命工作一直到現在。她看到我的模樣,以為我是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緒激動。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這種情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訴她,我只是覺得很沮喪。我睡眠不足,接下來又要面對一整天的媒體訪問。

蘭貝教授是 AZ 疫苗的共同開發者之一。圖/The Jenner Institute

後來我發現,第一通視訊電話八點三十分才開始,我根本不必那麼早出門,根本不需要趴在擋風玻璃上把冰霜刮掉,連早餐都沒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發揮作用之後,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來,我嚴陣以待,迎接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視訊電話,他在今年曾經來為我們團隊加油打氣。然後是一場線上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的記者都想瞭解一半劑量/標準劑量模式的事(但我們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之前才得到結果,其實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接下來是在地下室的研討室,與好幾組新聞採訪團隊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是一連串的電話訪問。

訪問我的第二位記者問我,我有多厭煩媒體,而我說,「挺厭煩的」。他說他很同情我,因為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在正職之外抽空應付媒體,感到厭煩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實上,新冠肺炎疫苗並不在我的正職範圍之內,它是額外的工作,我的正職是為另外五種疾病研發疫苗,但我也懶得向他解釋了。

吉爾伯特教授(本文原作者)與不同的團隊合作,開發出 AZ 疫苗。圖/The Jenner Institute

到了下午,有人探頭進我的辦公室,提議買香檳讓大樓裡的團隊成員一同慶祝。我累壞了,很想改天再慶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也很渴望開香檳慶祝。他們的計畫是,每個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視訊電話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咖啡杯裡倒了一點點香檳(因為玻璃杯不夠用),啜飲幾口之後,我開始放鬆下來。我短暫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鬆懈感覺,然後突然意識到今天才星期一。過去幾個月就像是無止境的週間,週末一直沒有來臨。

有幾位記者問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覺是什麼。我向他們坦承,還沒告訴家人,只是在早上七點用 WhatsApp 傳了一則訊息,寫著「新聞發布日」。回到家時,全家人過來擁抱我,然後把我帶到廚房,原來他們為我準備了慶祝大餐。我們一起吃飯,舉杯慶祝。最後,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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