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生日｜科學史上的今天：12/15

即使再怎麼模仿，AI 終究無法以與生物相同的方式思考吧？畢竟電腦的電子元件和我們大腦中的神經細胞結構截然不同。再怎麼模仿，AI 終究無法以與生物相同的方式思考吧？

錯，可以。

2024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跌破所有專家的眼鏡，頒給了兩位研究機器學習的科學家——約翰·霍普菲爾德（John Hopfield）和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他們以「人工」的方法打造了類神經網路，最終模擬出生物的「智慧」，奠定了當代深度學習的基礎。

為什麼解決人工智慧發展瓶頸的，竟然會是物理學？物理要怎麼讓 AI 更像人類？

從巴甫洛夫的狗到赫布理論：理解學習的基礎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我們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20 世紀初，俄羅斯心理學家巴甫洛夫發現，狗在食物還沒入口前，就會開始分泌唾液。他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改變食物出現前的環境，比如讓狗習慣在聽到鈴聲後馬上得到食物。久而久之，狗只要聽到鈴聲，就會開始分泌唾液。

大約 50 年後，神經科學家赫布（Donald Hebb）提出了一個假說：大腦中相近的神經元，因為經常同時放電，會產生更強的連結。這種解釋稱為「赫布理論」，不僅奠定了神經心理學的發展，更成為現代深度學習的基礎。

然而，赫布理論雖然描述了鄰近神經元的關係，卻無法解釋大腦如何建構出如此複雜的聯想網路。

霍普菲爾德網路：物理學家對神經網路的貢獻

然而，赫布理論雖能描述神經元之間的關係，卻缺乏數學模型。物理學家約翰·霍普菲爾德從數學家約翰·康威（John Conway）的「生命遊戲」（Game of Life）中獲得靈感，試圖建立一個可以在電腦上運行的記憶系統。

「生命遊戲」由數學家康威（John Conway）發明，玩家開始時有一個棋盤，每個格子代表一個細胞，細胞可以是「活」或「死」的狀態。根據特定規則，細胞會根據鄰居的狀態決定下一次的生存狀態。康威的目的是展示複雜的系統不一定需要複雜的規則。

霍普菲爾德發現，這個遊戲與赫布理論有強大的關聯性。大腦中的大量神經元，在出生時處於初始狀態，經過刺激後，神經元間的連結會產生或斷裂，形成強大的記憶系統。他希望利用這些理論，創造一個能在電腦上運行的記憶系統。

然而，他面臨一個難題：赫布理論沒有明確的數學模型來決定神經元連結的規則。而在電腦上運行，必須要有明確的數學規則。

物理學的啟發：易辛模型

霍普菲爾德從物理學的研究中找到了類似的模型：易辛模型（Ising Model）。這個模型用於解釋鐵磁性物質的磁性特性。

在鐵磁性物質中，電子具有「自旋」，自旋產生磁矩。電子的自旋方向只有「向上」或「向下」，這就像生命遊戲中細胞的「生」或「死」。鄰近的電子會影響彼此的自旋方向，類似於細胞之間的互動。

易辛模型能用數學描述電子間的相互影響，並通過計算系統能量，得出自旋狀態的分佈。霍普菲爾德借用了這個概念，將神經元的互動視為電子自旋的互動。

他結合了康威生命遊戲的時間演化概念、易辛模型的能量計算，以及赫布理論的動態連結，創造了「霍普菲爾德網路」。這讓電腦能夠模擬生物大腦的學習過程。

突破瓶頸：辛頓與波茲曼機

然而，霍普菲爾德網路並非完美。它容易陷入「局部最小值」的問題，無法找到系統的全局最優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拿大計算機科學家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提出了「波茲曼機」（Boltzmann Machine）。

辛頓將「模擬退火」的概念引入神經網路，允許系統以一定的機率跳出局部最小值，尋找全局最優解。他還引入了「隱藏層」的概念，將神經元分為「可見層」和「隱藏層」，提高了網路的學習能力。

受限波茲曼機（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進一步簡化了模型，成為深度學習的基礎結構之一。這些創新使得 AI 能夠更有效地模擬人類的思維和學習過程。

AI 的未來：跨學科的融合

霍普菲爾德和辛頓的工作，將物理學的概念成功應用於人工智慧。他們的研究不僅解決了 AI 發展的瓶頸，還奠定了深度學習的基礎，對現代 AI 技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2024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他們，並非意外，而是對他們在跨學科領域的重大貢獻的肯定。

AI 的發展，離不開物理學、生物學、數學等多學科的融合。霍普菲爾德和辛頓的工作，正是這種融合的典範。未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AI 將越來越接近人類的思維方式，甚至可能超越我們的想像。

1990 年，NASA 的航海家 1 號完成任務時，在 64 億公里外回首拍攝一張照片。地球，好似一粒漂浮在深空中的塵埃。該照片被命名為《蒼藍小點》（Pale Blue Dot），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隨後寫下了這段經典的語錄：

「凝視著這個淡藍小點：就是這裡。這就是家園。這就是我們。在這個小點上，每一個你愛的人，每一個你認識的人，每一個你曾聽聞的人，每一個人類、都曾經生活於此。我們一切的快樂和掙扎，萬千種引人自豪的宗教信仰、思想體系、經濟法則，每一位獵人與騎兵，每一位英雄與懦夫，每一個文明的締造者與摧毀者，每一位君王與農夫，每一對陷入愛河的年輕伴侶，每一位為人父母者、充滿希望的孩子們、發明家與探險者，每一位靈魂導師，每一位貪腐政客，每一個所謂的「超級巨星」，每一個所謂的「偉大領袖」，每一位歷史上的聖人以及罪人⋯⋯我們的一切一切，全部存在於——這顆懸浮在一束陽光中的渺小塵埃上。」

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確實是一粒渺小沙塵，也是我們唯一確定有智慧生命居住的世界。那麼，在茫茫太空中、銀河系的彼端、抑或是更遙遠之處，是否還有其他生命、乃至於文明正在活躍著？在這偌大而寂寥的宇宙中，人類又是否是孤獨的存在？

地球是否特別？平庸與殊異的爭辯

《蒼藍小點》這張影像意味著：地球不過是宇宙空間億萬顆星體中的一粒微塵，在近幾十年來，實驗觀測更指出宇宙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大、且正在持續擴張中。從演化論的視角來看，人類並非特別，我們所擁有的聰慧恰恰就是有機化學中基因序列的一種結果。

這些證據指向了一個事實——地球並不特別，只不過是一顆普通的行星。這樣一種看法在哲學上面被稱作「平庸原理」（mediocrity principle）。

然而，對此有不少科學家抱持反對意見，而這一系列說法被稱之為「地球殊異假說」（Rare Earth hypothesis）。他們認為，地球的形成、板塊運動、大氣、海洋、乃至於生命的誕生、演化——這些都並非輕而易舉就能產生的。英國天文學家霍伊爾（Fred Hoyle）爵士曾如此形容：

「生命自發形成的機率，宛若一陣龍捲風掃過垃圾場、從中隨機拼湊出一架波音 747 那樣渺茫。」

確實，一系列有機分子纏繞結合成蛋白質、再組成基因序列、構成原始細胞這一段程序，這機率是非常微小的。而科學家們同時也提出了地球恰恰位在「適居帶」（habitable zone），這些條件決定了生命是否得以形成並且演化：

1. 星系適居帶：恆星系統若接近星系中心，由於超大質量黑洞影響，會導致輻射、宇宙射線、以及星體撞擊的干擾，從而難以形成生命；若過於遠離核心，則會使重元素（例如：鐵、碘）難以形成，這些重元素是組成複雜生命分子的條件。太陽系位在銀河系第三旋臂上，恰好座落在適居帶。
2. 太陽系適居帶：對於一個恆星系統而言，行星與恆星的距離將主宰生命誕生的條件。比如：水星、金星溫度過高，便不適合生命形成；火星、木星外側的行星距離太陽偏遠，則不會有液態水的存在；而地球位處金星、火星之間，不僅溫度適宜、有液態水存在，更有足夠大氣層可以擋避隕石與輻射，使得碳循環得以建立，恰好符合生命形成的條件。
3. 行星適居帶：與前者類似，行星必須在恆星的一定範圍內，才能有良好的溫度環境、使得液態水可以存留。

超級適居行星的發現

所謂的「超級適居行星」（superhabitable planet），顧名思義，就是指位居在適居帶的行星。請注意，不少人常常將其誤解為「超級地球」（super-Earth），但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首先，超級地球的判斷依據僅僅是質量，而非適居帶等條件，亦即比地球大出許多的岩質行星、但通常遠比天王星或海王星小。

而另一個相關的數據稱為地球相似指數（Earth Similarity Index, ESI），指的是一行星的大小、質量、溫度等條件與地球的相似程度。以地球的 ESI=1 為標竿，目前所發現 ESI 最高的行星為位在 1,075 光年外的 KOI-4878.01，其 ESI 值高達 0.98，但存在性還在評估中。

不過，ESI 值高並不代表行星中有生命（畢竟有可能遠離行星適居帶）。真正意味著有可能會有生命存在的，便是「超級適居行星」。目前，葛利斯 370b、葛利斯 581c、葛利斯 581d、葛利斯 581g、葛利斯 832c、克卜勒 22b、克卜勒 62e、克卜勒 62f、克卜勒 69c、克卜勒 186f 和克卜勒 442b 等等，皆是超級適居行星的代表。為了探究這些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最具表性的行動莫過於「搜尋地外文明計畫」（SETI）。

地球數以萬億計的物種中，人類算得上是最具高等智慧的生物。但假設——遙遠的某顆行星上也有「智慧生命」的存在，那麼，對方是否有可能比我們先進？他們能透過量子力學的應用而發明電子產品嗎？他們能掌握陽光、電磁等能源嗎？他們是否有完善的醫療、教育、經濟、社會結構？又或者，他們是否已然可以達成人類難以觸及的瞬時旅行？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回到「人類」身上。人類是因為達成了哪些「成就」，而擁有了智慧呢？

費米悖論：我們為何從未接觸過外星智慧？

或許宇宙深處已然有著科技程度比我們先進數百萬年的高等文明，那些 III 型文明或許早已可以駕馭光速飛行、甚至能掌握時空動力學跳脫距離限制到訪地球。根據「德雷克公式」（Drake equation），銀河系中可能與我們接觸的先進文明數量大約可以表示為：

其中，等號右側從左至右依序為：銀河系恆星形成速率、恆星系統有行星的可能性、位於適居帶行星的平均數目、行星上發展出生命的可能性、生命演化成為智慧文明的可能性、智慧文明得以進行通訊的可能性、以及該智慧生命的預期壽命。根據估算，可能與人類通訊的智慧文明在銀河系中最少一千、最多則高達一億個。

我們總是如此預估：在擁有 137 億年歷史的廣袤宇宙中，與地球類似的星體非常多，先進地外文明的存在性相對而言也非常高，而德瑞克公式更意味著本銀河系中便可能有成千上萬個智慧文明存在。於是，一個矛盾產生了：

既然宇宙的尺度與年齡意味著高等文明應當存在，那麼——為何這個敘述迄今沒有得到充分的科學證據支持？

更簡潔的說法，便是：

宇宙中高等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極高，然而為什麼這些智慧生命至今尚未與我們接觸過？

這便是著名的「費米悖論」（Fermi paradox）。關於這項提問，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說法或解答。

第一種答案認為，目前其實並沒有外星文明存在，因為：

• 生命誕生的條件是極其稀罕的，有可能進化失敗、又或許尚未崛起（地球殊異假說）。
• 自我摧滅：智慧生命在能完成恆星際旅行之前，便可能因為核戰爭、生化戰爭、或是資源枯竭等災難而自我毀滅了。

第二種則認為，外星文明其實存在，卻因為：

• 尺度限制：受限於空間限制，使得智慧生命不容易前來；此外，也有可能是外星生命已經接獲人類的訊號，只是訊號尚未返回地球。
• 技術因素：外星文明未必比地球文明進步；又或是，人類找尋外星生命的方法有誤，也有可能外星技術現象與自然現象過於雷同而難以區辨。
• 刻意緘默：「動物園假說」（zoo hypothesis）意味著外星智慧有可能已經收到人類訊息，但為了觀察人類舉動而不願回答；或者，科幻作家劉慈欣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則」認為，在尚未分別對方意圖之時、為保有宇宙資源等利益，刻意隱匿行蹤，必要時可能摧毀對方文明；又或者，基於技術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與人類差別太遠從而無法有效答覆。
• 已然接觸：外星智慧已然與人類接觸，但可能因為維度差異、或者隱匿行蹤，致使人類尚未發覺。例如文章中所提及的「馮紐曼探測器」（von Neumann probe）預示著：智慧文明可能透過奈米乃至於原子尺度的探測針、散播並且監控著地球人的舉動。

對於地外文明的探索與展望

對於探索地外文明，人類的野心從未止息。1972 年，無人探測器先鋒號裝載了一塊鍍金鋁板，其中囊括一些有關人類科技的基本訊息，例如——人類的身材面貌、氫原子躍遷圖示（用以表示長度與時間單位）、太陽系位置、以及地球的所在地等等。這塊「先鋒號鍍金鋁板」（Pioneer plaque）雖然不是第一個離開太陽系的人造物件（第一個離開太陽系的是航海家一號），但卻是第一個攜帶了人類文明訊息離開太陽系的人造物件。

如同先前提及的，SETI 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團體。1974 年，SETI 透過無線電訊息發送了知名的「阿雷西波訊息」（Arecibo message）至遠在 25,000 光年外的 M13 球狀星團。這串訊息陣列包含了：二進位數字、DNA 序列、核苷酸、雙股螺旋、人類平均身高與人口、行星系統、以及望遠鏡結構。假設 M13 星團的外星文明接收到訊息，那麼根據傳播速度推算，人類接收到回覆大約是五萬年之後的事了。

1977 年，有鑒於先鋒號刻板基礎，以薩根為主的 NASA 委員會將地球上的 55 種語言、各種大自然的聲音、不同年代的音樂，以及有關於科學、人體構造、生態、建築物、交通建設、書信文物等 116 張影像，一併收錄至一張唱片裡，其中還包括時任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書面信息，再透過航海家探測器發射至太空。這張「航海家金唱片」（Voyager Golden Record）預計 4 萬年後才會到達距離太陽系 1.7 光年的地方。

雖說上述訊息目前為止都尚未得到回覆，當然，就宇宙尺度而言恐怕要等到數萬年後才會有所答覆。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天文學家透過克卜勒望遠鏡觀測到 KIC 8462852（又稱 Tabby 星、博雅吉安星）的光度有異常變化。

關於這個變化，有人認為可能是新形成的恆星塵埃造成的，但是科學家在觀測後尚未發現相關跡象；有人認為是星體碰撞下的殘骸導致的，然而克卜勒望遠鏡觀測到此情況的機會亦非常低；也有人認為是彗星群受到重力影響而朝往該恆星方向運動，不過這說法無法解釋為何光度會顯著下降。

這光度異常不規律的起伏至今仍是謎團，而所有證據彷彿指向了另一個極端的可能性——人工巨型結構（即「戴森球」）。假設該恆星系統有高等文明存在，便得以透過「戴森雲」這類結構控制恆星能量。乍聽之下似乎無比驚人，然而，目前唯有這個說法可以合理解釋光度的異常變化，因此，科學家並不否定 KIC 8462852 存在先進外星文明。

作者註：目前 KIC 8462852 的光度變化，科學界基本上已經排除戴森球的可能性

我們期待這些有關外星智慧的謎團能夠解開，也期許人類文明能在短時間內擺脫戰亂、資源枯竭等危機，從而在本世紀末順利躍升成為第 I 型文明。最後，讓我們引用 1977 年收錄在航海家金唱片中、吉米・卡特前總統的一段語錄作為總結：

「這個禮物來自於有點遙遠的世界，夾帶著屬於我們的聲音、我們的科學、我們的圖像、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思想、以及我們的感觸。我們嘗試永存現有的時光，好讓來日得以共生於你們所處的時光中。我們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共同解決彼此所面臨的難題，並且聯合組成一個星系文明。這張唱片象徵著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決心、以及我們的善意——在這浩瀚且壯麗的宇宙中。」

參考文獻

• 加來道雄，《穿梭超時空》，台北：商周出版，2013
• 加來道雄，《平行宇宙》，台北：商周出版，2015
• 卡爾．薩根，《宇宙・宇宙》，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 史蒂芬．霍金，《胡桃裡的宇宙》，台北：大塊文化，2001

• 作者 / 理查．費曼
• 譯者 / 吳程遠、師明睿、尹萍、王碧

科學道德淪喪

接下來我要談的，沒有上面所說的那麼嚴重，但我認為也非常重要，就是證據的研究、證據的報導。這可說是科學家互動上的一種責任，一種道德情操。

如何報導研究結果才算正確，而怎麼樣又是不對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做到不偏不倚，也就是你得做到讓別人能夠清楚看懂你要表達的結果，卻儘可能不要把個人的好惡感情攙雜進去。這一點非常管用，因為唯有如此，科學家之間才能避開個人利害得失的羈絆，建立以就事論事為前提的互動關係，共同齊力為理念打拚。

因此你也可以形而上的認為這是道德上應有的態度，而這種道德，我絕對相信應該發揚光大。根據這項理念、或這個科學道德，就應該把宣傳字眼視為髒字。

比方說甲國的組成人民來自乙國，凡是提及甲國時，就該據實稱它為乙國人民組成的甲國。至於甲、乙兩國之間有些什麼淵源，說話的人又跟甲、乙國各有什麼愛恨情仇，都不應該改用其他稱呼，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形容詞。但是如今這種宣傳文字把戲，已經玩到比盧德的奇蹟更教人瞠目結舌的境地！又如商業廣告，對產品的說明還真是不符科學道德！這種不道德行為到處氾濫，已經深入我們日常生活，讓一般人司空見慣之後更喪失是非觀念，覺得睜眼說瞎話沒啥不對。而我認為，匡正這種風氣非常重要，此則有賴我們科學同仁多多與其他社會人士接觸，向他們說明，並提醒他們，不要讓靈犀被氾濫的資訊所矇蔽，或習慣於僅僅接受有趣的資訊而已。

還有其他方面也用得上科學方法，那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卻愈來愈難以用言詞來討論說明。例如做各種決定。此處不是指做成決定之前的程序應該講求科學方法，那是猶如要求在美國，分秒必爭忙著賺錢的金礦公司，聽你的話坐下來算算術。那真是不顧現實、去強人所難。我指的是決定的下達，得合乎科學，別人才容易聽得懂、才很快就能進入情況。這倒教我回憶起我在讀大二的那年，那個年紀的男生當然對討論女人特別熱衷，我們發現如果借用一些電學上的專有名詞，諸如阻抗、磁阻、電阻等等，絕對不會搞成雞同鴨講。說的人很自然，聽的人更是心知肚明。

另一件讓科學家極端不喜歡的世事，是各式各樣選舉領袖的方式，這方面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有一個國家好到哪裡去。譬如今天在美國，兩個政黨都爭相雇用一些所謂公關，也就是廣告界人士，受過專門訓練，套用他們認為必須的事實跟謊言，來包裝製造出真相假象攪和在一起的形象「產品」，目的不外討好選民、贏得選票。

其實最初的動機並不是如此，最初是請他們來當幕僚提供意見，參酌情勢製造一些口號的。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美國歷史上有許多次政治領袖的選舉，勝負關鍵繫於一些口號。我確信如今兩黨各有數百萬美元的經費，準備花費在這樣的公關開支上，於是我們將會看到許多極富巧思的口號一一出籠。

我要講的還沒完，沒到做總結的時候。

科學家應該站出來

好幾次我都說科學是個不相干的東西，聽來似乎滿奇怪，所以我想回過頭來再談談這句話。當然，科學跟什麼都有關係，就連占星術也不例外，因為如果依照我們經由科學對這個世界真實情況的了解，我們就無法想像出，占星現象怎麼可能發生。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當然還是相干的。但是對一般相信占星術的人來說，兩者之間看不出有啥關聯，因為科學家從來不主動去跟他們分析兩者其實不能共存。同樣的，那些相信信仰能治病的人，也完全不用考慮那些方法究竟科學不科學，因為沒人會跑去跟他們理論。

如果你對科學沒興趣，不會有人拿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叫你非學不可。而本來學科學並不輕鬆，是件絞盡腦汁的苦差事，吃不了苦的人極易放棄，終於變成了科學文盲。目前芸芸眾生之中，放棄科學的比率非常高，以致科學文盲是這麼樣普遍。目前處處標榜高科技，卻同時到處充斥著不科學的神怪現象。但追根究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放棄科學呢？因為我們學科學的人太過消極，事事因循苟且、見死不救的關係。我認為我們必須主動出擊，強力反擊制止一切我們不相信的事物。當然我們不能用人頭落地的方式，而是以講道理的辦法。

我相信我們應該要求人們在他們心坎內，試圖統一對所有世事世物看法的標準。避免把腦袋一分為四或一分為二，不同的區域用不同的標準。遇到一件事按照甲的說法，遇到另一件事又相信乙的說法，而從來不把甲和乙兩個說法放在一塊兒比較一下。我之所以如此要求，原因是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把同一事情的兩種不同看法放在腦子裡一塊比較，就能加深我們對事情的了解程度，並且還會幫助我們更加了解自己。而我相信一般人之所以認為科學無關緊要，是因為除非有人直接問上門來，我們這些科學從事者一般都是保持沉默是金的態度。別人請我們去演講，通常是要求我們向一些還搞不清楚牛頓力學的聽眾，去解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從來沒有人邀請我們，直截了當去拆穿信仰治病或占星術，或者甚至安排柔和一點的題目，像「科學對當前占星術的看法」。

科學家，您別客氣！

我認為我們必須鄭重其事，寫些通俗文章，讓相信占星術的人至少能得到一些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可以有機會把雙方比較一下。而使得相信信仰治病之流，也有機會了解到一些醫藥知識。因為任何人一旦生病，沒有不希望早日康復、去除病痛的。是應該去求神還是就醫，其實只是為了達到同一目標的手段選擇。如果兩邊都是未知數，難怪更多人會去選擇比較簡單省事的信仰治病方式。當然對病人來說，具有一些生物學知識總會有些好處。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讓一般人認識到，科學的確是有干係的。

有一回我不記得在什麼地方，看到有人發表言論說，只要不攻擊宗教，或是不跟教義有意過不去的，就是好科學。這是什麼屁話呀！不過正好透露出問題的癥結所在來，因為科學不攻擊宗教，大眾就不會注意到科學，也就沒有必要學習科學的任何內涵，以致大家誤以為科學除了一些實用價值外，可以完全跟現代社會脫節，成為可有可無、與其他東西無關的點綴。在這樣的一般心態下，即使我們現在決定一改初衷，積極起來，主動去向人們講解道理，匡正他們的錯誤看法，只怕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你要講的東西，他們找不出需要知道的理由嘛！

而反過來說，如果你採用激烈的挑釁攻擊方式，迫使他們不得不挺身出來保衛自己的看法，為了挑毛病反駁，他們不能不研究你的論點，也就間接達成你的目的：讓大家有個比較，不再由一言堂控制。所以我認為，如今情況之所以這麼糟糕，極可能就是壞在我們以往為人太厚道、太客氣了。這種對話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那就是教會覺得伽利略的看法正面攻擊了教會。而今天的教會則不覺得科學界的看法造成任何痛癢。沒有人看不慣，沒人出面寫文章，來向大眾指出，神學觀點與科學觀點是如何的格格不入。

甚至有時候碰到的一種怪現象，是在同一位科學家身上，他的宗教信仰跟科學信念之間矛盾百出。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少數頂尖學者方能受邀進駐的學術殿堂。不須教書，不須產出論文，完全不受俗務干擾，只須專心思考。愛因斯坦、馮·紐曼、哥德爾、狄拉克、包立、李政道與楊振寧、……等人都曾駐足此處，不過，來來去去的學者之中，竟有一位學者沒有博士學位，而且一待就超過四十年。

英裔物理學家戴森在二次大戰後先進入劍橋大學，取得數學的學士學位，再於1947年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認識了大他五歲，卻已經擔任教授的費曼，兩人從此成為至交。

費曼於1948至1949年間為了解決量子電動力學的重整化問題時，發展出路徑積分與費曼圖，但當代的物理學家都感到愕然，難以接受這種圖解的方式，因此並未引起共鳴，知音唯戴森一人。而在此同時，施溫格（Julian S. Schwinger）與朝永振一郎也各自獨立發表了以方程式解決同樣問題的正統方法，戴森很快地在1949年發表論文，證明費曼圖與他們的方法其實是相同的，並且進一步克服高階計算，完成量子電動力學可重整化的證明。

最後費曼、施溫格與朝永振一郎三人共同獲頒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施溫格與楊振寧都為戴森沒有得獎而大抱不平。戴森自己倒是不以為意，他說：「如果你想贏得諾貝爾獎，就應該長期專注於某個深刻而重要的問題，至少十年不放。這可不是我的風格。」

是的，戴森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中猶顯得風格迴異。院長歐本海默於1953年提供他終身職時，大概以為聘到一位量子力學的理論物理學家，不料四年後他就請假一年，跑去參加獵戶座計畫，幫忙設計以核能為動力的火箭（不過這計畫後來因為1963年的國際公約禁止在地面以上製造核爆而終止；戴森自己也參與推動這公約）。1958年，他又帶領開發無熔毀之虞的小型核反應爐，供醫院與大學製造元素的同位素。

戴森對探索宇宙也充滿熱情，除了寫過中子星、脈衝星等天文物理的論文，他還拋出許多極具創意的點子，例如在彗星上種植基因改造的樹；只有一公斤重的「星雞」在太空旅行，以星塵為材料自我複製；將恆星包圍起來做為太空移民的「戴森球」。

戴森曾引用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將偉大的科學家分成兩種：狐狸與刺蝟。他說：「狐狸對每件事都感興趣，總是輕易地從一個問題跳到另一個問題。刺蝟只對少數他們認為是基本的問題感興趣，而且會花上數年或數十年的時間在同一個問題上。偉大發現大多是刺蝟找到的，多數小發現則是狐狸找到的。科學需要刺蝟也需要狐狸才能健康成長，刺蝟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質，狐狸則探索我們這神奇宇宙的複雜細節。愛因斯坦是隻刺蝟，費曼則是隻狐狸。」戴森自己何嘗不是隻狐狸？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