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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科幻‧啟示錄

科學月刊_96
・2012/02/22 ・9745字 ・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SR值 616 ・十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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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殉難人士,如同許多人,聽說是信守馬雅曆書預測, 世界末日會發生在今年的12 月21 日,起因是太陽的毀滅性力量……」 ──好萊塢災難電影《2012》

文 / 鄭運鴻

「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車窗外,這幅早因歲月而斑駁的標語,再次喚醒了我的注意。或許,一切都要拜近年來越吵越熱的「末日預言瘋」所賜吧?剎時間,似乎所有日期都藏了玄機、所有數字都含了寓意,街頭巷尾、各式媒體,著魔似地爭搶「世界末日」的預言席次,彷彿「現世」已經到達苦悶的最頂點,非得「砍掉重練」才足以平息眾人的怨氣……

末日瘋‧瘋末日

仔細想想,無論根據的是馬雅曆書、千禧大限、預言密碼、彗星降臨,甚至是易理推算、九曜連珠、天啟神通、靈媒感應……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已經「幸運地」度過了多少次「世界末日」的浩劫?為此,有人跪謝上蒼、有人狂歡慶祝、有人事後諸葛、有人嗤之以鼻──但,就是很少有人好奇過:這個世界,究竟是為了什麼對於「世界末日」這檔事,總能推陳出新、那麼樂此不疲?

閉上眼睛,你可以試著回想腦中不斷浮現的「末日光景」:撲天蓋地的災變、毀天滅地的禍患、呼天搶地的掙扎、新天新地的許諾……這些影像是如此栩栩如生,真實得宛如每個人都早已經歷過無數次的「世界末日」一般(那你怎麼還在這裡?)──不錯,這些活靈活現的「末日印象」,大多來自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影視媒介,透過科幻電影日新月異的特效,深深地將各式各樣的「世界末日」,烙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刻下了這些幾可亂真的「虛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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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

在好萊塢科幻電影文化當中,關於「世界末日」的描繪,在這半個多世紀來,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被稱為「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的特殊類型。顧名思義,「啟示錄」取自基督教新約《聖經》最末篇章〈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 或稱Apocalypse of John)──內容大抵是宣告末日降臨的預兆、毀滅災難的慘況、上帝審判的嚴厲,以及新耶路撒冷的救贖。

不過,或許是商業考量使然,好萊塢對「毀滅」的興趣似乎要遠遠大過對「救贖」的期待──以致這數十年來,科幻電影著實創造了不少關於「人造末日」的駭人想像:有天災、有人禍、有看似天災的人禍、有看似人禍的天災,甚至連種種不知所云、匪夷所思的末日成因,都能講得繪聲繪影、煞有介事!

圍繞著「因滅絕浩劫所導致的文明終結」這個大主題好萊塢科幻電影工業究竟產過多少「人造末日」影像商品?在此,就讓我來替大家擬張小小的清單吧……

超自然力

首先登場的是因「超自然力」而導致的「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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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超自然力」,概指應用目前科學知識所無法解釋的神秘力量──電影《2012》(2012;2009)無限上綱馬雅曆書的預測記載,揉雜舊約聖經「挪亞方舟」的滅絕異象,炒出了一盤驚天動地的末日大菜;《末日預言》(Knowing;2009)則透過「預知毀滅記事」的天啟密碼,再套上外星天使的詭異救贖,替滅亡的地球,留下了一對亞當夏娃……

外星來客

是的,「外星來客」當然也是「世界末日」常見的始作俑者!

2005 年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和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聯手重造的《世界大戰》(W a r o f t h e Worlds)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故事改編自英國科幻文豪H.G.威爾斯(H.G. Wells)1898 年的同名小說,講的是「異星人」(原著為『火星人』)大舉侵略地球,造成空前死傷的滅亡事件。

這類關於「外星人侵略地球」的戲碼,在好萊塢族繁不及備載。但1996 年有兩部前後推出的美國電影卻頗值得一聊──那年年中,《ID4 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1996)讓美國總統身先士卒、拯救世界擊退異族,宣示了美利堅合眾國作為「地球老大哥」的政治正確;但同年年尾,另一部《星戰毀滅者》(Mars Attacks!;1996)卻也利用「火星人入侵」為梗,大大地諷刺了美國政客的自以為是、自尋死路。兩部電影前後對照,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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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果有人懷疑「外星來客」是否真有能力造成「世界末日」?那麼建議不妨去找找1951 年跟2008 年兩個版本的《地球末日記/ 當地球停止轉動》(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來瞧瞧,一個按鈕就能讓整顆地球電力停擺──不信邪都不行!

天體撞擊

當然,從天外飛來毀滅地球的,可不一定非得是智慧生物不可。「天體撞擊」事件也是好萊塢式末日的熱門題材之一──1998 年(就在同樣作為『熱門末日候選年』的1999 前一年),好萊塢就同時端出了兩部「天體撞擊」大作,這應該不是偶然。

五月,在《彗星撞地球》(Deep Impact)裡,美俄聯手將襲向地球的彗星一轟為二(此橋段應是向1951 年的《當世界開始毀滅》(When Worlds Collide)致敬),地球生靈雖然逃脫了毀滅的命運,但也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七月, 在《世界末日》(Armageddon)中,小行星繼續瞄準地球,幾名美國鑽油工駕著兩艘分別名為「獨立」(Independence)與「自由」(Freedom)的太空梭,再一次成功地拯救了全體人類……

話說,面對這類「天體撞擊」所帶來的末日境況,好萊塢難道只有熱血與悲壯一種戲碼嗎?那倒也未必。2011 年的新電影《驚悚末日》(Melancholia)片如其名,就是描寫一對性格迥異的姊妹,在面對世界即將毀滅當下的不同心態──患有嚴重憂鬱症的姊姊,欣然地接受末日的到來;反倒是看似正常的妹妹,在「鬱星」降臨之前,卻陷入了瀕臨崩潰與瘋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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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戰爭

誠然,人類對於如何面對「世界末日」的態度,看似存乎一心;但話說回來,人類對於是否引發「世界末日」的態度,不也同樣存乎一心?

由人類自身一手造成的「世界末日」,其中最為惡名昭彰的代表,莫過於冷戰熱核危機之下,關於「毀滅戰爭」的陰鬱主題了。1959 年,改編自澳洲小說家奈維‧舒特(Nevil Shute)原著的電影《海濱》(On the Beach),向我們揭示了一幅「核戰之後」倖存者們消極等待滅亡的絕望景象;隔年,改編自H.G.威爾斯原著的《時空大挪移》(The Time Machine;1960──2002亦有新拍版本面世,此地譯作《時光機器》)藉由前往未來80 萬2701 年之遙的「時空旅行」,藉著主角的眼光,痛心疾首地控訴了人類一手毀滅文明基業的愚蠢至極!

至於,描寫人類如何愚蠢至極地啟動末日時鐘的最經典作品,則當屬美國名導史丹利‧庫布力克(Stanley Kubrick)的諷刺大作《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1964)──戲末,伴隨著爵士女伶薇拉‧琳恩(Vera Lynn)慵懶的〈We’ll Meet Again〉歌聲,蕈狀雲一朵接一朵地盛開在地球表面,替人類愚蠢至極的文明,劃下了華麗瘋狂的句點……

 

不過,所有這類末世警告中,最令人驚愕萬分、追悔莫及的佼佼者,當算是1968年的《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了。穿越時空遇難倖存的太空人,降落在一座陌生的星球,並目睹了最不可思議的古怪景象:在這個扭曲的社會裡,人猿是文明的主人,而人類反而淪為家畜般的位階。劇終,就在男女主角逃離桎梏奔向海灘之際,他們卻赫然發現,潮水無情地拍打著頹敗的「自由女神」──這等於間接地告訴了主角與觀眾們,此地並非異地,卻正是人類文明毀滅後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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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馭叛變

冷戰看似過去了,但人類用科技所譜寫的狂想曲卻仍未落幕──甚至更是變本加厲。在1920 年時,捷克作家卡爾‧恰佩克(Karel Capek)撰寫了一部三幕科技驚悚舞台劇《羅森的萬能機器人》(R . U . R .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風靡一時,熱力從歐美延燒全球,甚至今日所稱「機器人」(robot)一詞亦是由此得名。

此戲情節簡單,卻撩動了歐美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層的科技恐懼──人類大量生產「人造人」作為廉價勞力來源,但「人造人」們卻因日益精進而萌生叛意。在一場橫掃全球的「人機戰爭」之後,「人類」這個物種,被迫步上了滅亡的命運……

聽來熟悉嗎?不錯,這正是日後「電馭叛變」(Cybernetic Revolt)末日電影的原始雛形。

在1984 年紅極一時的《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裡,掌握全球資訊脈動的人工智慧「天網」(Skynet)發動末日戰爭,企圖將人類趕盡殺絕;在1999 年的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系列裡,人類集體被機器人大軍俘虜,心智盡皆被豢養在名為「母體」的虛擬伊甸園內;而在2004年,綜合了安多‧邦德(Eando Binder)及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機械公敵》(I, Robot)當中,掌管所有機器人的主控系統「VIKI」(Virtual Interactive Kinetic Intelligence;虛擬交互動力智能)在基於「保護人類文明存續」的「理性考量」之下,逕自剝奪了人類社會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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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危機

如果你嫌人類「自找死路」的創意還不夠多,那麼「生化危機」所引發的滅絕恐慌,應該更能滿足你的胃口──人類處心積慮想掌控微生物的世界(研究?好奇?醫療?武器?),但最終卻因徹底的失控而招致末日的降臨!

在《未來總動員》(12 Monkeys;1995)的2035 年未來世界,地表早因不明瘟疫肆虐而導致人跡滅絕,倖存的人類只能像老鼠一樣窩在地底;《惡靈古堡》(Biohazard/Resident Evil;2002~)系列的跨國企業密謀研發生化兵器,讓變種病毒擴散全球,活人盡成殭屍;同樣的事情在英國照常發生,《28天毀滅倒數》(28 Days Later;2002)裡逃脫的實驗黑猩猩感染了全英國(全世界?),同樣是活人盡成殭屍。

今年,卡司陣容超強的《全境擴散》(Contagion)恐怖病毒,雖然並未老梗地把人類變成條件反射的殭屍──不過,這種集體面對死亡末日所引發的猜疑本能與求生試煉,卻更是讓人性的卑微與醜惡,比病毒更加血淋淋地蔓延開來……

氣候劇變

大自然的反撲,可以由微觀的細菌病毒起始,當然也能從巨觀的「氣候劇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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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地心毀滅》(The Core)藉由「地核停轉」導致「地磁混亂」來演出一場人類「自作孽不可活」的荒唐大戲;隔年的《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則以「冰河期降臨」為理由,凍結世上所有的一切;至於2007 英國出品的《太陽浩劫》(Sunshine),那更是根據不知哪來的理論,大膽預言太陽即將在2057 年吹起熄燈號──要想「拯救地球」,那只能依靠人類帶著核彈重新點燃太陽,來逃避終結的宿命了……

所謂的「末日」?

從「超自然力」、「外星來客」、「天體撞擊」、「毀滅戰爭」、「電馭叛變」、「生化危機」一路講到「氣候劇變」,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末日產品型錄」難道就言盡於此、黔驢技窮?

當然不是! 2006 年曾經出現過一齣名為《蠢蛋進化論》(Idiocracy)的怪片,以所謂「劣生學」(Dysgenics)的反淘汰觀點,搞出了一個因「聰明人節育、傻瓜蛋亂生」導致人口智商劣化而誕生的愚蠢未來光景!簡言之,「人類物種」看似還在,但「人類文明」卻可說是壽終正寢、莎喲娜啦囉……

由此觀之,好萊塢「啟示錄作品」對於「末日成因」所發揮的超級創意已經無庸置疑;不過仔細想想,在這些標榜「大滅絕、大終結」的電影裡,「末日」所指的難道都是同一種概念嗎?

顯然不是。這批「啟示錄作品」中所謂的「末日」,從「太陽系毀滅」、「地球毀滅」、「人類物種終結」、「世界文明終結」,到某些「區域性的大難臨頭」不一而足。反正,好萊塢認為大家都愛看「啊!完蛋了~」故事,好讓我們在步出戲院大口呼吸的時候,都能擁有慶幸自身依然存在的小小安全感──只要觀眾高興、票房高興,再大的「末日」也都值得了,不是嗎?

那麼,有人好奇「世界末日」過後又是怎樣的一番氣象嗎?這問題可有意思了……

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啟示錄作品」所誇張著墨的是「末日如何發生」這檔子熱鬧;但另有一批電影,側重描寫的卻是「末日發生以後」人類所面臨的種種不堪遭遇──這類浩劫後電影同樣有個專屬名稱,就叫做「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一部標準的「後啟示錄作品」,通常在電影開始說故事之前,「世界」早就已經「毀滅」多時了……(至於「世界」指的是什麼?「毀滅」指的又是什麼?請自行參考上文,謝謝∼)在這「世界末日」之後,人類手中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裡究竟還剩下些什麼鬼東西?好萊塢仍然是有好幾種不同的奇思異想……

最後一人

要彰顯「世界末日」所帶來的終極絕望,那麼,與其讓人類全部死光,倒不如留下個孤伶伶的「最後一人」要來得更「百年孤寂」一點,不是嗎?(提醒一聲:連『最後一人』都不剩的話,這故事還怎麼掰呢……)

如此一提,肯定有不少人腦中馬上想起2007 年的《我是傳奇》(I Am Legend)。這部改編自理察‧ 麥特森(Richard Matheson)1954年小說的新版電影(原著曾多次搬上銀幕與螢幕),看似這世上僅僅留下了一個「活人」跟一隻「活狗」──之所以會加上個「活」字,乃因其他活物早已成了無魂有體的殭屍怪物之故──雖然,我們偶爾總會巴望身邊的死老百姓們全部人間蒸發,以圖個清靜;但倘若此事真的發生,《我是傳奇》明白地告訴你:到那時候,你可能反倒會懷念起公司惡老闆的那副嘮叨嘴臉了……

這個「最後一人」的點子不算很新,至少早在1826 年,《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就曾寫過一本也叫《最後一人》(The Last Man)的末日小說──一整本的「無語問蒼天」獨白。

而延續這種精神但稍加變調的作品,近年來也不乏佳作: 《末路浩劫》(The Road;2009)講的是荒涼末世裡,一對相依為命踽踽獨行「父與子」的感人故事。電影與小說一樣淒清落寞,但除去紅塵俗務的干擾之後,卻反倒更能讓人深刻體會人類「情感羈絆」的光輝可貴。

父親有了「兒子」,未來就算孤獨,但至少在「潘朵拉之盒」裡頭還殘留著「希望」──那,如果「人類」注定要「斷了香火」呢?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懼,那恐怕才是完全體現「最後一人」的「末日絕望」吧!

2006 年,改編自英國作家P.D.詹姆斯(P.D. James)原著小說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劈頭就以「世界最後一個18 歲少年遇刺身亡」開場:人類因不明原因而無法孕育下一代已過了整整18年,在這種撲天蓋地的愁雲慘霧中,一則黑人女孩懷孕的傳言,竟成了吹皺人類社會一池春水的最後盼望……

文明歸零

其實,就算在「世界末日」之後,「人類物種」未必會完全滅絕──但卻沒人能保證「人類文明」不會「歸零重來」喔!「後啟示錄作品」最常用的毀滅老梗,就是一場發生在電影情節好多年前的「世界大戰」──愚蠢的人類一手摧毀自身文明,讓科技與文化水準,一舉退化到極度原始的弱肉強食狀態。

這類作品多不勝屬,但論即現今最為人熟知的刻板印象,則1979 年捧紅澳洲影星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的《瘋子麥斯/衝鋒飛車隊》(Mad Max;1979~)系列當屬箇中翹楚──全球核戰終結、科技文明退位、繁華盡成廢墟、惡徒結黨橫行。在這樣的亂世當中,總少不了請出一位「暴力彌賽亞」來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瘋子麥斯》鮮明直接的世界觀,在美蘇冷戰顛峰期間,幾乎成了一種流行文化的代表圖像──

1983 年推出的日本動漫大作《北斗神拳》(北斗の拳)只不過把「洋槍洋砲洋格鬥」換成「東方終極奧義拳」,其餘幾乎沒變;而好萊塢1995 年那部「重金堆出的垃圾山」《水世界》(Waterworld)也僅僅是把出草獵場從「陸地」搬到「海洋」,其餘一樣幾乎沒啥大變……

倒是,2010年那部名為《奪天書》(The Book of Eli)的「假科幻‧真傳教」奇作,稍微引進了一點點新意:文明戰爭之後,人人處心積慮想爭搶「傳說中的唯一終極武器」──最後一本《聖經》!冠上先知以利亞大名的男主角,保護著這史上僅存的《聖經》一路橫越北美廢墟,最終完成了「後‧使徒行傳」的天啟任務,而人類文明的重建,也因此露出了一絲曙光……(至於為何非得是《聖經》?而不是《古蘭經》或《道德經》?那當然得看電影是誰出的錢囉~)

換人當家

「文明歸零」實在頗為不堪,但還有更慘的版本嗎?當然!上文所言的「廢墟文明」,至少還由人類自己當家作主;在某些「後啟示錄作品」中,這「世界主宰」根本就已經「換人做做看」了──如果你還記得前面提過的那部《浩劫餘生》,「人猿當家」的情境應該還歷歷在目唄?

要不,《魔鬼終結者》裡的「天網」、《駭客任務》裡的「母體」以及《機械公敵》裡的「VIKI」,可能都要算是「世界末日」之後,上帝派來「照顧」愚蠢人類的新管家吧?

「如果人類文明是驕傲的野蠻,那麼我就派使者來讓你們卑躬屈膝!」上帝也許會這麼說。

反烏托邦

好吧~文明是毀掉了,但卻又不甘願讓別人來插手接管? 那麼, 「反烏托邦」(Dystopia)題材也許可以提供幾份「人類文明重建指南」以供參考──只不過,這些作品總是悲觀地認為:「人類從歷史上能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可能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

1966 年, 法國新浪潮導演楚孚(François Truffaut)拍攝了改編自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同名小說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述說了一個因恐懼「知識」造成戰亂與毀滅,進而全面「焚書坑儒」的偏執社會;同樣戲碼,在2002 年的《重裝任務》(Equilibrium)裡,又明明白白地上演了一遍──只是,這一次要禁絕的對象,從「知識」換成了「情感」……

或許,「知識」與「情感」,確實是「殺人武器」與「狼子野心」的催生父母,但一個藉由禁絕「知識」與「情感」而苟活下來的人類社會,難道就不算是「另一種世界末日」嗎?

這些故事明白告訴我們──避免「世界末日」的矯枉過正,或許正悄悄地接生了「二次末日」的降臨……

世界末日源流考

讀到此處,各位看官不曉得有沒有從這堆「好萊塢惡夢工廠」大量生產的「啟示錄/後啟示錄」當中,看出什麼結構性的端倪?參出什麼根本性的頓悟?若是沒有,顯然大家可是洋墨水喝多了,見怪不怪什麼都不奇怪了~

說真的,幾乎沒人注意到,這種對於「世界末日」近乎狂熱的宗教性偏執,原本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文明」當中──「道教」講「無始無終」「佛教」談「輪迴不滅」──「世界末日」對我們而言,其實要算是歐美強勢文化「西風東漸」之後,才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舶來產物!

這股方興未艾、越演越烈的「末日狂潮」,其實根源於所謂「亞伯拉罕教群」(Abrahamic Religions;意為『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之統稱)共通的基本信仰──萬物由唯一真神所創造,當「那個日子」來臨之時,神會藉由大災大難大毀滅來洗滌「世間萬惡」,讓得救的選民獲得「永生救贖」。(若你對這些細節特別有興趣, 那麼上網找找Eschatology 一字,絕對不會失望~)

想瞭解這種「世界末日」觀念,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亞伯拉罕教群」的信徒們,其實吾人可以借用心理學宗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關於「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或譯『集體無意識』)的理論來窺得一斑。

榮格指出,在人類自我發展過程中,會留存一種「不屬於個人,而根源於種族集體演化產生的普遍原始心像和觀念」,這種心像與觀念將代代相傳,累積在同族血系的潛意識中,成為每一個體人格基礎不可分離的部分──此即為「集體潛意識」。

由此觀之,「世界末日」顯然就是生活於「亞伯拉罕教群」文化圈中,所有個體間「集體潛意識」極其重要的構成部分,此一情結深刻地影響著這些社會的文明發展,並透過種種文化傳遞媒介與管道,反覆不斷地播送、重製、流轉、發酵……

客觀來說,目前在這地球上,「亞伯拉罕教群」信徒就佔了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更別說數個世紀來,以「基督教文明」為主幹的歐美國家,優勢地主導並改變了我們社會原有的文化結構。也因此,對我們而言,「世界末日」幾乎也內化成了當今生活價值體系的重要成分(與文明國家同步?!)其後,更是透過美國以好萊塢影視強力媒體的推波助瀾,讓我們這些拜神拜佛的同胞們,也開始跟洋人一同「怕審判、瘋末日」起來……

末日預言事件簿

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盛行的地區裡,這種對於「世界末日」的歇斯底里,在歷史記載上,我們很容易可以整理出一長列的荒謬事件清單。但,從科學觀點來看,這種潛伏在「集體潛意識」當中,隨時等待浮上檯面的「末日情結」,究竟會「好發」於哪種特定的歷史情境與時空條件呢?

或許,抓幾則近世比較知名聳動的「世界末日槓龜實錄」,多少能讓我們鑒往知來、感受一下──為何這2012 年的「末日預言」會如此地肆無忌憚、沸沸湯湯……

西元1666 年,歐洲掀起末日大恐慌,只因年份裡那三個「6」跟〈啟示錄〉末日魔獸額頭上的印記相符。(補充說明:其實當時歐洲早已為瘟疫圍困多年……)

西元1881年,「耶和華見證人教派」使用「特殊的金字塔幾何學」預測該年為世界末日。(神秘的『計算公式』發揮了威力……)

西元1910年,人們擔心「哈雷彗星」尾部散發的毒氣,將會終結地球的生靈。(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具有『科學根據』的末日預言……)

西元1919 年(12 月17 日),某氣象學家斷言「行星的罕見會合」將形成重力失衡或地磁混亂,吸引太陽耀斑襲向地球,燒盡萬物。(『科學家的話』你能不聽嗎……)

西元1938年10月30日(萬聖節前夜),美國名導演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依據H.G.威爾斯《世界大戰》所改編的廣播劇版本,讓大蕭條中的美國,陷入「外星人侵略地球」的集體末日恐慌!(感謝老天~那只是『美國』廣播節目……)

西元1967 年,「宗教性末日預言」最興盛的一年,宗教領袖、UFO 靈媒都預言,該年由嬉皮運動所催生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風潮將引發世界末日。(所謂『道德淪喪』會招致天譴哪……)

西元1999 年,就算你不信諾斯特拉達姆士(Michel de Nostredame)的預言詩大解碼,光看數字就知道,末日恐慌能不達到空前絕後的高潮嗎?(別忘了1998 年還有《彗星撞地球》跟《世界末日》兩部精彩大戲推波助瀾哦……)

西元2000 年,除了「千禧年恐慌」搭配「Y2K電腦危機」助興之外,連大科學家牛頓爵士的遺稿都殺出來湊了一腳呢!(『宗教』、『科技』與『科學』三位一體……)

西元2011 年11 月11 日,網路傳言四起,認為這麼多「1」的出現,絕對是末日的徵兆。(至於中華民國100年,埔里王老師依據易經推算出的『511 貨櫃屋事件』,那就略過不提了……)

西元2012年12月21日,根據馬雅曆書的「科學譯解」,這一次,「世界末日」應該是真的要來吧?!(不信?自己去看電影吧……)說真的,就算我們對於「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社會的「末日預言事件簿」幾乎一無所知,光是這張以「基督教」文明地區為中心所畫出來的「末日時間地圖」,就已經夠嚇人了!

從歷次「末日預言」的根據表象觀之,乍看似乎找不到某種一致性的結構端倪(聖經詮釋、曆法推算、神秘符碼、天文異象、幽浮降臨、數術異論、科學解析、科技災難……),而其宣揚末日的動機,也早已超脫「亞伯拉罕教群」的宗教正典範圍(馬雅曆書、易理推算,甚至是其他超自然與神秘學理論,統統派上用場)──這,究竟說明了什麼?

世界末日大解碼!!!

這只說明了:推動一次又一次「世界末日」預言恐慌背後最重要的動機,正是潛藏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影響區域(無論直接或間接)群眾「集體潛意識」中,那道暗潮洶湧、蠢蠢欲動的「世界末日情結」在隨時伺機作祟──

這種「末日集體潛意識」,常態性地潛伏在人群之中,每當社會面臨低潮或衝擊的關頭(例如:瘟疫的蔓延、經濟的蕭條、道德的敗壞、未知的變故……),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人們總能適時地尋得各式各樣「末日預言」的「理論根據」──然後高高舉起「世界末日」這面大旗,用來收編並合理化這些「無可逃避卻又無計可施」的社會恐慌。

於是,「世界末日」成為一種吸納人類社會集體負面情緒的「文明工具」──當然,在這個資本橫行的時代中,這種具有全面性與特殊性的「文明工具」,理所當然地將會成為一項「超級商品」!

正由於人類文明無時無刻不處於某種特定恐慌肆虐的狀態,那也代表了這種需求背後一定會帶來異常龐大的商機與利益:宗教領袖藉此吸納信徒、娛樂媒體藉此大發利市、有心人士藉此起鬨斂財、販夫走卒藉此宣洩情緒……

至此,「世界末日」成了一種嘉年華般的集體狂歡派對,而對市場最為敏感的「好萊塢夢工廠」,當然抓住了這筆驚人的生意,挖空心思、處心積慮、語不驚人死不休!

好萊塢版本的種種「世界末日」原型,其實總不脫「基督教」新舊約《聖經》裡的災難記載──大洪水與挪亞方舟、耶和華降埃及十災、吹響末日號角的啟示七印、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的神魔最終戰役……

然後,科幻劇作家們,再以當時流行的各類奇思異想,加以重新混搭包裝──用「氣候異變」替換「神啟天譴」、用「致命病毒」替換「詛咒瘟疫」、用「人工智慧」替換「啟示使者」、用「冷戰熱核」替換「終極審判」……

於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所一手打造的「末日‧科幻‧啟示錄」,至此大功告成!

末日‧科幻‧啟示錄

不過等等!在這場熱熱鬧鬧的「末日大戲」之中,我卻總覺得似乎少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了!我又想起了那根老舊電線桿上所寫的「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勸世警語!但我翻遍整本新舊約《聖經》,卻從頭到尾怎麼也找不到這完整的「世界末日」四個字──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聖經》所言的「那個日子」被悄悄地引伸為「世界末日」?那個原本代表「救贖」(Salvation)的「審判日」(Judgment Day)被偷偷地置換成象徵「毀滅」(Destruction)的「終結日」(Doomsday)?

天哪!《聖經》從未說過「世界末日快到了」這句話──但好萊塢卻仍在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

最後,我也只能據實引用新約《聖經》〈啟示錄〉22章18節的話,送給這些不知悔改的「世界末日」批發商們,作為我的「末日贈言」了:「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本文圖片由得利影視授權)

 

〔註〕開頭引用這段電影台詞之原文為:Now, the victims, and we’ve seen many are said to have adhered to the Mayan-Quiche calendar which predicts the end of time to occur on the 21st of December of this year due to the Sun’s destructive forces…

鄭運鴻:中華科幻學會召集人暨會長

原發表於科學月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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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一代王朝殞落?探究明朝氣候變遷與物價動盪的紀錄——《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
衛城出版_96
・2024/05/14 ・2362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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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自我安慰,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引發了連我們這些長壽之人都沒見過的嚴重動盪。但我們還真的沒有那種底氣,沒有那種把握,敢說眼前的變化比過去更劇烈,畢竟我們的前人可是經歷過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本書要講述 1640 年代早期的中國,就是一段這樣的時代——大規模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發生在 1640 年代初期的寒冷化,其實是所謂的「小冰期」(又稱小冰河時期),也就是全球長期低溫的階段。一開始,氣候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資料,把小冰期的起點訂在 1580 年代,此時歐洲的天氣突然變冷起來(中國亦然)。目前,學界普遍同意這段寒冷時期始於十四世紀。到了 1630 年代晚期,小冰期開始進入更寒冷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蒙德極小期」——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天文學家蒙德夫婦安妮與瓦爾特,他們假設地球降溫與太陽黑子活動的減少有關,並且把這一期間標定在 1645 年至 1715 年間。

肉眼可觀察到的太陽黑子。圖/wikimedia

這次的氣溫下降,促成了國號「大明國」的朱氏王朝崩潰(國祚 1368 年至 1644 年)。在此之前,明朝原已在小冰期中存續將近三個世紀,而且展現了高度的穩定與耐久。雖然摧毀大明國的辣手不只是氣候,但如果不去考慮氣候,不去考慮人們如何因應氣候,就無從解釋大明國的滅亡。明朝對氣候做出回應,但在 1630 年代與 1640 年代的氣溫大幅下降期間,這些回應舉措仍不足以應付環境變遷。研究明朝的人都很清楚,朝政紛亂與軍事衝突,導致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在一六四四年自縊,隨後清軍入關。但這不是我在這本書裡要講的故事。我反而會把明朝的滅亡,看成長達兩世紀一連串生計危機的落幕時刻——這一次次危機把明朝老百姓推向混亂,他們只能告訴自己這是天譴。我基本上會把主導明末敘事的政治事件、派系宿怨,以及來自境外的武裝入侵擺到一邊,改用不同的方式談歷史,把焦點轉向因為太過稀鬆平常、結果大家反而視而不見的資料,也就是物價。

大家之所以關注物價,是為了知道該買或賣什麼,知道該何時何地做買賣,有時候則只是為了記錄收支。少數人甚至把物價寫進日記、信件與報告,歷史學家就在裡面大海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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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因為類似的目的而公布實際花費與價格,也因此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明代物價資料,但這些資料很瑣碎、不連貫,也很難整理為統計數字。物價看似鐵錚錚的事實,是可靠的數據,所以一開始才會有吸引力,但數據之瑣碎卻與此背道而馳。

紀錄明朝稅收和徭役而正式編制的土地登記冊——魚鱗圖冊。圖/wikimedia

經濟史家漢彌爾敦(Earl Hamilton)在 1944 年表示,物價是「既有且連續不斷的客觀經濟資料中歷史最悠久的」,而他這麼說的根據,是歐洲現存的大量物價紀錄。漢彌爾敦對於自己在歐洲文獻中找到的價格很有信心,他相信不只可以藉此來追蹤物價的變化,還可以改寫現代早期世界的歷史敘事。就揭開歷史的變遷而言,他的自信不無道理,但每一組物價資料都有其模糊之處。有些物價也許符合漢彌爾敦的標準,不過讀者還是會發現物價鮮少如表面上那麼紮實。

以明代的水桶價格為例:1577 年,北京一位官員紀錄自己任職的官署以三分銀一只的價格購買水桶。所以明代的水桶就是這個價格嗎?也許吧,但水桶也不是全部都長一樣。某種水桶在此時此地的價格,不見得跟彼時彼地一樣。接著的問題是價格本身。他的官署是付了三分銀,但這個價格有沒有額外加價?有沒有打折?付錢時是用白銀支付,還是銅錢支付?假如用銅錢,那兌換率為何?

我問這些問題,不是為了動搖物價史的可行度,純粹只是想點出:就算某某說自己在特定時地支付了具體價格,東西也不見得就是這個價。假如我們去看十五年前浙江內陸某縣官的紀錄,會發現他買的水桶要四分銀。所以說過了十五年,水桶就降價了嗎?不太可能。還是說鄉下價格比城市高?也不太可能。會不會是北京官署買的水桶比外省鄉下官署更多,量多可以打折呢?說不定,畢竟相較於縣城衙門,北京官署要為更多機構供應水桶。還是說,北京賣的水桶比浙江賣的水桶小,更廉價,做工也更差?這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頂多只能推論,明代在十六世紀時,水桶的價格介於三分與四分銀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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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物價資料傳世者多半不是源於「自由市場」,而是來自地方政府為了制定預算、紀錄帳目而保存的行政檔案。官員理應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買賣,但他們買水桶的那天到底有沒有守規矩,我們就不得而知。就明代中國來說,我們能取得的大部分物價數據,都是來自於「政府」與「經濟」交會時的記錄。

事實上,過去的人之所以把價格寫下來,通常不是因為把價格視為純粹的資料,而是出於價格之間的關聯。我在本書裡講述的歷史,與其說是聚焦於明代經濟,不如說是試圖理解明代社會。物價資料之所以如此珍貴,就是因為這種關聯性。

我偶爾會沉浸在精采的故事裡,但我這麼做是為了突顯這個事實:明代文人寫物價,不只是為了標舉物品花費,更是要呈現這花費就他們所知到底合不合理,以及物價如何形塑維繫人們的社會關係。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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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重要還是環境重要?明朝末年發生了什麼事?氣候如何影響國家?——《價崩》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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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7 ・4105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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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底下的事實:環境史研究者看《價崩》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著名的漢學家卜正民以如下段落為《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定調: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安慰自我,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的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

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長壽之人」,「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他認為也是前所未見。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還是想問,若我們放大時空的尺度,當代人在過去十年來經歷的變化,真的是前所未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圖/unsplash

藏在眼皮下的事實是什麼?小冰期如何發生?

一六四○年代初期的中國發生什麼事?這便是卜正民試圖回答的問題。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兩大見解:一者是訴諸人禍,即訴諸當時宮廷內的派系鬥爭,統治階層道德淪喪,導致民不聊生;二者是訴諸十六至十七全球的白銀貿易,即當時從美洲與日本湧入中國的白銀,造成物價波動與社會不安。卜正民認為,訴諸人禍與貿易會讓我們看不見「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小冰河時期(簡稱小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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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小冰期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地球寒化現象,氣溫平均掉了攝氏兩度。乍看之下,攝氏兩度的溫差或許微小,但對作物而言,這樣的溫差已經足夠讓作物減少一次收成,或根本無法收成。再者,必須注意,兩度的溫差是「平均」,即可能是極熱與極寒的氣溫交錯變化造就此兩度溫差。這確實也是在小冰期中發生的事。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影響所及,所謂「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即傳統上所說的「聖嬰現象」加「反聖嬰現象」)變得格外激烈,乾旱、水災等極端氣候頻傳。不僅如此,地球科學家也指出,小冰河期也是火山活動格外頻繁的時期。火山噴出的煙塵,遮蔽了太陽輻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
圖/unsplash

小冰期的起因為何?目前普遍接受的見解是太陽活動改變。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所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有關。受到所謂「哥倫布大交換」的衝擊,美洲原住民大量消失,森林擴張,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眾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濃度的減低,讓大氣保溫的能力下降,與前述太陽活動與火山噴發的效果耦合,讓寒化成為不可逆的過程。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個混沌系統,牽一髮不只動全身,甚至整個身體都會分崩離析。

回到《價崩》這本書。卜正民指出,明朝的存續時間(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即落在小冰期,並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他將小冰期之於明朝的影響分為六個泥沼期:一、永樂泥淖期(一四○三年至一四○六年)。二、景泰泥淖期(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三、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四、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五、萬曆二號泥淖期(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年)。六、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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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泥淖期欠缺災荒記載,景泰泥淖期以饑荒收尾,嘉靖泥淖期氣候異常乾冷,萬曆一號泥淖期爆發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人民相食,枕籍死亡」;萬曆二號泥淖期的乾旱與水災頻繁,饑荒再度爆發,「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湧來」。崇禎泥淖期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米粟踊貴,餓殍載道」。一六四四年四月末,闖王李自成兵臨北京,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崇禎不從,在命皇后、貴妃與女兒自盡後,他爬上皇居後的煤山,自縊身亡。李自成稱帝後,滿人入關,將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不可忽視的幽靈?拔除合理征服者的解釋,明朝滅亡原因還有哪些?

如此的歷史解釋是否會流於環境決定論?卜正民的回答是:「如果環境決定論的幽靈就在門外徘徊,我也不會在分析時將其拒於門外。」那麼,是什麼讓寫出《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等名著的歷史學者相信環境的決定作用?答案就是糧價。

卜正民先生像。
圖/wikipedia

以他的話來說,「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糧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卜正民表示,「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在結語「氣候與歷史」中,卜正民再次反駁那些把明朝覆滅推給「失德」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論調是「合理化明清兩朝遞嬗的過程」,且「編出這種敘事並為之背書的,就是征服者」。他強調,「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那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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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至於將環境決定論「拒於門外」是一回事,認為社會變遷就此被環境「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卜正民並不認為,面對氣候因素帶來的種種挑戰,明朝各級官員只能雙手一攤,感嘆天要亡我,不做任何努力。就如其他生活在小冰期的人們一般,卜正民認為,明朝人建設基礎設施、育種、建立制度、開發新科技與控制生育力等;但問題是,一六三○年代晚期的種種災害,並未催出社會的適應力,反倒是摧毀其適應力。

拜此時勃發的火山活動與激烈的聖嬰-南方震盪現象「之賜」,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變不出糧食。卜正民認為,至少在前五個泥淖期,明朝人還是表現出相當的韌性,努力予以調適。然而,進入崇禎泥淖期後,春夏乾冷,田地龜裂,運河無水。當每公斤的米得需要兩千五百公升的水,而老天爺就是不願意降下一滴雨時,糧食供應體系就此崩潰,連帶把物價與政治體系拖下去陪葬。

是誰忽略了眼皮底下的事實?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警訊?

回到卜正民所稱的「眼皮底下的事實」。我們要問,是誰忽略了這項事實?誰是這對眼皮的擁有者?卜正民的答案有二。一則是以研究社會、政治與環境變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小冰期的相關研究為例,他表示,當他開始研究明代中國糧價變異與氣候變化之關係時,驚訝地發現,「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對糧價幾乎不提」。與之對照,精通糧價的歷史研究者,如不是太快地把糧價理解為「公平交易」的指標,便是視之為社會關係的一環,忽略了糧食必得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孕育出來的。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
圖/unsplash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然而,卜正民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明代中國離現在相當遙遠,所謂的小冰期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事,但物價恐怕還是可作為某種氣候指標。換言之,若人們以關心物價的熱誠來關心環境,面對當代的環境危機,說不定人們多少可找出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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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讓人心生警惕的是,卜正民告訴我們,小冰期多少是個漫長的地球系統變化。小冰期本身並未造成明朝衰亡,是相伴的極端氣候摧毀了明代社會的韌性與調適。他也認為,面對小冰期、火山噴發與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誘發的極端氣候,從後見之明來看,明朝人也做了他們可以做的,但也只多苟延殘喘了七年,且還是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生活尊嚴都被否定的七年。

那麼,當人類誘發的氣候變遷可能已加劇了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讓去年(二○二三年)夏天成為有紀錄以來地球最熱的夏天,而極端氣候彷彿成為日常,人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調適?如果說明朝多少是被地球系統的正常運作摧毀,當今地球系統的異常,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數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恐怕無法如卜正民對待明朝人一樣地寬厚,只能說這是咎由自取。諸如此類的思考,都讓《價崩》有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

畢竟,明朝人不是外星人,他們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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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戈」有哪些獨特優勢和設計奧秘?上古中國區域互動有多複雜?——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4/15 ・6432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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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上古中國最常見的武器是「戈」?

說到中國的兵器,你可能會想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倚天劍、屠龍刀。事實上,我們熟悉的劍是從歐亞草原傳入中國。早在劍成為主流兵器前,在上古中國的戰場上,廣泛使用的兵器是青銅製的「戈」。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透過研究殷墟出土的「銅三角援戈」,分析這些兵器之於墓主的意義,並解開晚商社會與區域互動的謎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手上揮舞著仿銅戈模型,介紹源自上古中國的尖端兵器。
圖|之有物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室裡,李修平助研究員揮舞著一把仿銅戈模型,一邊講解、一邊模擬商代士兵的作戰情形。

銅戈這類青銅器是用銅、錫、鉛為主的礦物冶煉鑄造而成,跟非金屬材料做的兵器截然不同。第一,銅戈相當鋒利,就算沒有正中敵人要害也會造成大量失血,攻擊效率極高。第二,石器要花時間打磨,但銅戈只要有夠多模具,就能大規模量產。第三,石器斷了就斷了,但銅戈就算鈍掉,磨一磨就能再用;就算爛掉,也能重鎔再製。

「銅戈彰顯了商代的軍事和科技實力,你不覺得這類兵器超猛的嗎!」李修平讚嘆古人的智慧,娓娓道來自己對銅戈與青銅器著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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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就像當代的半導體,是上古中國最尖端的科技!

的確,與石器、玉器或陶器相比,青銅器的製造技術更複雜,從開採礦物、冶煉金屬,乃至鎔鑄器物,整套製程都需要高超的知識體系和工藝技術。

此外,李修平更從銅戈觀察到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戈」是中國本土發展出的兵器,源自黃河流域,並往四周流傳。而青銅鑄造則是來自歐亞草原的外來技術,傳入中國後逐漸本土化,被用來製作各式禮、兵器,也包括銅戈。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在被視為「晚夏時期」的二里頭文化(西元前約 1750 至 1520 年)、「早商時期」的二里岡文化(西元前約 1510 至 1300 年)就已出土少量的銅戈。到了中、晚商時期,銅戈不僅大量出現於黃河中游的小屯文化(包括「花園莊期」與「殷墟文化」,西元前約 1320 至 1050 年),更散布於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不同地區銅戈的形制變化與出土脈絡,成為考古學家研究上古中國區域互動的重要材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出從殷商到東周時期的銅戈,從中可觀察銅戈形制的變化。到了西周中期以後,戈的形制逐漸固定,戈頭末端已普遍流行名為「胡」的延長設計,可增加鑽孔空間,方便穿繩將握柄牢牢綁在戈頭上。圖為東周的長胡戈。
圖|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考古學家如何還原文物身世?

銅戈基本構造圖解
圖|研之有物

在殷商時期,銅戈已是中國廣為使用的兵器,一支銅戈基本上具備:青銅製的「戈頭」、固定戈頭並可手執的「柲」、柲上端的「冒」,與柲下端的「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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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頭又可大致分為用來攻擊的「援」、支撐柲的「內」(常見的造型有直內、曲內、管銎),以及位於兩部位銜接處的「闌」(分為上闌、側闌、下闌)。

為了讓戈頭在作戰時不會從柲上脫落,會在「援」或「內」上設計稱為「穿」的孔洞,可穿繩將戈頭和柲綁在一起。後來更出現了合瓦形的「管銎」,是形狀如兩塊瓦片圍成的孔洞,可讓柲直接穿過戈頭固定。

銅戈的「內」常見的造型有:直內、曲內、管銎。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在形態各異的銅戈中,李修平注意到一種形狀特殊、數量稀少的「銅三角援戈」。與一般銅戈相比,銅三角援戈的主要特徵為:援呈三角形、援末有長方形穿、無上下闌

銅三角援戈不僅造型特殊,更令人矚目的是,學者對於銅三角援戈的起源意見紛陳,目前至少包括「漢中盆地說」、「中原說」、「漢水流域說」與「涇渭三角地帶說」等不同說法。這也連帶影響其背後所反映的不同區域互動關係,形成眾說紛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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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三角援戈基本構造圖解
圖|研之有物

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在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代,銅三角援戈已見於上古中國各地,包括今日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與長江流域的湖北、湖南與陝西南部等地。此外,殷墟所在的河南省安陽市,則出土近 20 件銅三角援戈。

為了藉由銅三角援戈此一個案,進一步探索商代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李修平首先分析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當中有 2 件「直內三角援戈」和 1 件「曲內管銎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西的小屯東北地(即一般所謂的「宮殿區」)。另有 1 件「直內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東的大司空村。

研究的起點,就得先從殷墟的地理位置,與文物的出土脈絡說起。

圖為 4 件銅三角援戈在殷墟的發現地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提供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王都遺址,其歷史可追溯至距今 3000 多年前,位於今日中國河南省安陽市的洹河流域,佔地廣袤,遍布大大小小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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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所自 1928 至 1937 年間,陸續在殷墟進行 15 次考古發掘,在當年是首次由官方學術單位,在單一遺址中,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系統性的考古發掘工作,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往後 90 餘年的發展。

為了尋找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經過多年調查,史語所的考古學家前往安陽市西北部的小屯村,進行田野考古工作。由於小屯村以北發現大量的夯土台基,顯示此處曾是商代晚期的宮殿和宗廟的所在地,因而稱之為「小屯宮殿區」。此外,更在小屯宮殿區的西北方、洹河以北的侯家莊以北,發現了「西北岡王陵區」。

考古學家藉由解讀出土於殷墟的甲骨文,證實了歷史文獻上殷商王朝的存在。墓葬中更找到各式青銅製的禮、兵器,與《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相符。毫無疑問,在不晚於殷商時期,「祭祀」和「戰爭」就是一個國家立足的根本。

1936 年春,史語所考古團隊在小屯村北的張家七畝地,發掘關鍵的 YH127 坑,出土 17,096 片記載殷商王室祭祀活動的甲骨。圖為工作人員正在將整塊埋有甲骨的土層挖出,準備裝箱運回南京的研究室清理。右方踞於箱上為李濟,其後穿淺色背心坐者為高去尋,其後為李景聃。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殷墟發掘的文物,皆有賴考古學家就其出土「脈絡」,還原身世背景。

除了觀察文物本身的形制、材質、刻紋等外在特徵之外,文物出土的地層、在遺址中的位置、周圍的其他遺存等,都是協助考古學家研究古人思想行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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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平舉例,一件銅器在遺址的不同地方被發掘,可能暗示它所處的不同生命週期。例如在作坊附近發掘,可能是半成品或廢料;在居住區發掘,可能是使用中的物品;在垃圾坑發掘,可能是毀棄品;在墓葬中發掘,則可能是陪葬品。

「戈」除了作為兵器,也可做禮器使用。圖為殷墟小屯宮殿區 331 號墓出土的「玉援銅內戈」,其援部是玉製,功能可能類似領導者手持的儀仗。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從墓葬風格推算墓主身份地位?從戈的形狀看出區域互動可能性?

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有 3 件出自墓葬、1 件出自水井。首先,李修平從墓葬所在的位置、墓室的規模、陪葬品數量,以及是否有殉葬者,推測墓主的身分,與文物對墓主的個人意義。

舉例來說,直內三角援戈 R002108、R002109 皆出自小屯宮殿區的墓葬(這兩座墓葬的年代,均埋於「小屯宮殿區」形成之前)。雖然這兩把銅戈都做工精美、鋒利依舊,但出土墓葬的「排場」卻有所落差。

R002108 出自墓葬 M232,規模頗大,不但有殉葬者,還有眾多銅、石兵器,暗示墓主的身分地位與眾不同,生前可能有指揮作戰的能力。R002109 則出自墓葬 M270,規模較小、陪葬品也少,推測墓主在當地社群大概屬低階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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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平指出,上述兩件「直內三角援戈」雖然都出自墓葬,但這兩件兵器對於它們的擁有者來說,意義可能大不相同。

對墓葬 M270 墓主來說,R002109 是他為數不多的陪葬品中相對珍貴的器物。反觀墓葬 M232 墓主,不只陪葬品豐富,胸前還放了一把比 R002108 更精美、鑲有綠松石的曲內銅戈。此外,就陪葬品放置的位置來看,M232 墓主可能重視鑲嵌綠松石銅戈,更勝於 R002108。

「直內三角援戈」R002108(上)、R002109(下)都出自墓葬,風格各具特色,但從出土脈絡推測,這兩件兵器對於它們的擁有者來說,意義可能大不相同。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此外,李修平也透過分析出土脈絡,為大司空村發掘的「直內三角援戈」R015552 拼湊出不同身世。

R015552 的前鋒圓鈍、內上沒有可穿繩的孔洞,作戰時戈頭容易與握柄分離。因此,李修平推測,這把銅戈可能不是實用兵器,而是作為儀杖或有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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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R015552 所在的墓葬位於殷墟的「東部工業區」,該地已發現生產各式骨器、陶器的作坊,或許也鑄造銅器,而此墓葬的位置正好位於骨器作坊的範圍。

因此,墓主的身分地位和所屬社群,可能與小屯宮殿區的政治菁英較遠,而與大司空村南地的工匠社群較近。

「直內三角援戈」R015552,發掘自大司空村墓葬,當地在商代晚期是作坊區,因而推測墓主身分應與工匠社群有關。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另一方面,李修平也從造型特殊的「曲內管銎三角援戈」R002130,觀察到區域互動的可能性。

R002130 的出土地點特殊,位於小屯宮殿區北部的一處水井內。這座水井出土的考古遺存數量豐富、材質多元,包括占卜用的甲骨、銅渣(代表附近可能有鑄銅活動),以及至少 21 件青銅兵器與工具。李修平推測,這些青銅器物的擁有者可能是生活或服務於小屯宮殿區的人員。

為什麼說「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反映出區域互動的可能性呢?

首先,在二里頭文化時期至小屯文化時期,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今日中國河南省一帶)出土的銅戈,其援部大多呈長條形,外觀呈現三角形者相對較少。如前所述,援部呈三角形的銅戈,究竟源於何地,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此外,能插入握柄的管銎設計,是北方式青銅器的特色,殷墟雖然有出土管銎銅戈,但數量遠不及無管銎設計的銅戈。

最後,曲內設計是中原地區銅戈常見的造型,最早見於二里頭文化時期,但融合「三角形援」和「曲內」這兩種設計的銅戈卻非常罕見。

李修平認為,「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展現了各地物質文化元素在晚商王都交融的現象,也體現了商代工匠勇於實驗各種創新的銅戈設計,致力打造出能讓戈頭和握柄緊密結合的完美兵器。

「曲內管銎三角援戈」R002130,展現各地物質文化元素在晚商王都交融的現象,也體現商代工匠勇於實驗各種創新的銅戈設計。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擷取自李修平,〈從考古脈絡論史語所藏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施汝瑛拍攝)

「研究史語所收藏的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只是研究的起點。」李修平表示:「直到今日,殷墟的考古工作已持續進行約 100 年,不僅累積龐大的材料,更發現種類豐富的『舶來品』。此外,在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也陸續發現五花八門的外來遺存。換句話說,運用脈絡比較分析法來研究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其實才正要起步。」

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區域互動有多複雜?

李修平自 2020 年起,接手史語所安陽工作室的主持工作,他試圖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關係進行更細致的梳理。
圖|研之有物

「區域互動」的研究看似有很多材料可做,但李修平坦言,如果單純相信眼前的證據,很可能會誤入陷阱。

舉例來說,假設 3000 年後,外星人來到地球考古,發現臺灣是全世界晶片製造廠最密集的地方,他們可能會以為臺灣是半導體的發源地,但其實真正的發源地在美國。光是當代社會的物質文化都能推敲出多種可能,要推斷 3000 年前殷墟文物背後的區域互動關係,就更加困難。

李修平進一步指出,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當墓葬中出土了外來遺存,經常採用較籠統的說法。例如,某地「影響」了某地,又或者兩地之間存在某種「關係」,但詳細原因無法具體說明。特別是進入了夏、商、周時期,「華夏中心史觀」成為詮釋區域互動的基本預設。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被學界視為夏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一般認為,二里頭的物質文化就像太陽般輻射四方,只要在周遭地區看到類似的物質文化,很可能就是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但這樣的論述其實有待商榷。」李修平點出爭議:「只因為看到這邊出土的陶器跟二里頭的陶器類似,就能斷定它被二里頭「影響」嗎?物質文化流傳的動力,是文化?是政治?是經濟?還是偶然的巧合?又或者是其它多重、複雜的因素?」

有關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內涵充滿各種可能性,諸如交換、模仿、貿易、移民、戰爭或殖民等原因,真相並沒有那麼單純。

因此,自 2020 年接手史語所安陽工作室以來,李修平就試圖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關係進行更細緻的梳理。

然而,研究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做研究必須跟著材料走,而不是跟著既有的、主流的論述走。如果有新的材料出土,就要接受已有的認識很可能被挑戰、甚至推翻的可能性。

「現代社會都這麼複雜了,古代社會也有它複雜的一面。」李修平望著眼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僅管還有許多難題未解,卻擋不住他躍躍欲試的心情。

「新的考古材料持續出土,不斷更新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儘管如此,考古學家仍要竭澤而漁,盡力蒐羅所有材料,試圖在相對穩固的基礎上,還原古代社會的複雜性,並提出比較合理的解釋。這是我做研究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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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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