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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科幻‧啟示錄

科學月刊_96
・2012/02/22 ・9745字 ・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SR值 616 ・十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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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殉難人士,如同許多人,聽說是信守馬雅曆書預測, 世界末日會發生在今年的12 月21 日,起因是太陽的毀滅性力量……」 ──好萊塢災難電影《2012》

文 / 鄭運鴻

「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車窗外,這幅早因歲月而斑駁的標語,再次喚醒了我的注意。或許,一切都要拜近年來越吵越熱的「末日預言瘋」所賜吧?剎時間,似乎所有日期都藏了玄機、所有數字都含了寓意,街頭巷尾、各式媒體,著魔似地爭搶「世界末日」的預言席次,彷彿「現世」已經到達苦悶的最頂點,非得「砍掉重練」才足以平息眾人的怨氣……

末日瘋‧瘋末日

仔細想想,無論根據的是馬雅曆書、千禧大限、預言密碼、彗星降臨,甚至是易理推算、九曜連珠、天啟神通、靈媒感應……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已經「幸運地」度過了多少次「世界末日」的浩劫?為此,有人跪謝上蒼、有人狂歡慶祝、有人事後諸葛、有人嗤之以鼻──但,就是很少有人好奇過:這個世界,究竟是為了什麼對於「世界末日」這檔事,總能推陳出新、那麼樂此不疲?

閉上眼睛,你可以試著回想腦中不斷浮現的「末日光景」:撲天蓋地的災變、毀天滅地的禍患、呼天搶地的掙扎、新天新地的許諾……這些影像是如此栩栩如生,真實得宛如每個人都早已經歷過無數次的「世界末日」一般(那你怎麼還在這裡?)──不錯,這些活靈活現的「末日印象」,大多來自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影視媒介,透過科幻電影日新月異的特效,深深地將各式各樣的「世界末日」,烙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刻下了這些幾可亂真的「虛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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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

在好萊塢科幻電影文化當中,關於「世界末日」的描繪,在這半個多世紀來,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被稱為「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的特殊類型。顧名思義,「啟示錄」取自基督教新約《聖經》最末篇章〈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 或稱Apocalypse of John)──內容大抵是宣告末日降臨的預兆、毀滅災難的慘況、上帝審判的嚴厲,以及新耶路撒冷的救贖。

不過,或許是商業考量使然,好萊塢對「毀滅」的興趣似乎要遠遠大過對「救贖」的期待──以致這數十年來,科幻電影著實創造了不少關於「人造末日」的駭人想像:有天災、有人禍、有看似天災的人禍、有看似人禍的天災,甚至連種種不知所云、匪夷所思的末日成因,都能講得繪聲繪影、煞有介事!

圍繞著「因滅絕浩劫所導致的文明終結」這個大主題好萊塢科幻電影工業究竟產過多少「人造末日」影像商品?在此,就讓我來替大家擬張小小的清單吧……

超自然力

首先登場的是因「超自然力」而導致的「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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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超自然力」,概指應用目前科學知識所無法解釋的神秘力量──電影《2012》(2012;2009)無限上綱馬雅曆書的預測記載,揉雜舊約聖經「挪亞方舟」的滅絕異象,炒出了一盤驚天動地的末日大菜;《末日預言》(Knowing;2009)則透過「預知毀滅記事」的天啟密碼,再套上外星天使的詭異救贖,替滅亡的地球,留下了一對亞當夏娃……

外星來客

是的,「外星來客」當然也是「世界末日」常見的始作俑者!

2005 年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和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聯手重造的《世界大戰》(W a r o f t h e Worlds)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故事改編自英國科幻文豪H.G.威爾斯(H.G. Wells)1898 年的同名小說,講的是「異星人」(原著為『火星人』)大舉侵略地球,造成空前死傷的滅亡事件。

這類關於「外星人侵略地球」的戲碼,在好萊塢族繁不及備載。但1996 年有兩部前後推出的美國電影卻頗值得一聊──那年年中,《ID4 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1996)讓美國總統身先士卒、拯救世界擊退異族,宣示了美利堅合眾國作為「地球老大哥」的政治正確;但同年年尾,另一部《星戰毀滅者》(Mars Attacks!;1996)卻也利用「火星人入侵」為梗,大大地諷刺了美國政客的自以為是、自尋死路。兩部電影前後對照,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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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果有人懷疑「外星來客」是否真有能力造成「世界末日」?那麼建議不妨去找找1951 年跟2008 年兩個版本的《地球末日記/ 當地球停止轉動》(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來瞧瞧,一個按鈕就能讓整顆地球電力停擺──不信邪都不行!

天體撞擊

當然,從天外飛來毀滅地球的,可不一定非得是智慧生物不可。「天體撞擊」事件也是好萊塢式末日的熱門題材之一──1998 年(就在同樣作為『熱門末日候選年』的1999 前一年),好萊塢就同時端出了兩部「天體撞擊」大作,這應該不是偶然。

五月,在《彗星撞地球》(Deep Impact)裡,美俄聯手將襲向地球的彗星一轟為二(此橋段應是向1951 年的《當世界開始毀滅》(When Worlds Collide)致敬),地球生靈雖然逃脫了毀滅的命運,但也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七月, 在《世界末日》(Armageddon)中,小行星繼續瞄準地球,幾名美國鑽油工駕著兩艘分別名為「獨立」(Independence)與「自由」(Freedom)的太空梭,再一次成功地拯救了全體人類……

話說,面對這類「天體撞擊」所帶來的末日境況,好萊塢難道只有熱血與悲壯一種戲碼嗎?那倒也未必。2011 年的新電影《驚悚末日》(Melancholia)片如其名,就是描寫一對性格迥異的姊妹,在面對世界即將毀滅當下的不同心態──患有嚴重憂鬱症的姊姊,欣然地接受末日的到來;反倒是看似正常的妹妹,在「鬱星」降臨之前,卻陷入了瀕臨崩潰與瘋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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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戰爭

誠然,人類對於如何面對「世界末日」的態度,看似存乎一心;但話說回來,人類對於是否引發「世界末日」的態度,不也同樣存乎一心?

由人類自身一手造成的「世界末日」,其中最為惡名昭彰的代表,莫過於冷戰熱核危機之下,關於「毀滅戰爭」的陰鬱主題了。1959 年,改編自澳洲小說家奈維‧舒特(Nevil Shute)原著的電影《海濱》(On the Beach),向我們揭示了一幅「核戰之後」倖存者們消極等待滅亡的絕望景象;隔年,改編自H.G.威爾斯原著的《時空大挪移》(The Time Machine;1960──2002亦有新拍版本面世,此地譯作《時光機器》)藉由前往未來80 萬2701 年之遙的「時空旅行」,藉著主角的眼光,痛心疾首地控訴了人類一手毀滅文明基業的愚蠢至極!

至於,描寫人類如何愚蠢至極地啟動末日時鐘的最經典作品,則當屬美國名導史丹利‧庫布力克(Stanley Kubrick)的諷刺大作《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1964)──戲末,伴隨著爵士女伶薇拉‧琳恩(Vera Lynn)慵懶的〈We’ll Meet Again〉歌聲,蕈狀雲一朵接一朵地盛開在地球表面,替人類愚蠢至極的文明,劃下了華麗瘋狂的句點……

 

不過,所有這類末世警告中,最令人驚愕萬分、追悔莫及的佼佼者,當算是1968年的《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了。穿越時空遇難倖存的太空人,降落在一座陌生的星球,並目睹了最不可思議的古怪景象:在這個扭曲的社會裡,人猿是文明的主人,而人類反而淪為家畜般的位階。劇終,就在男女主角逃離桎梏奔向海灘之際,他們卻赫然發現,潮水無情地拍打著頹敗的「自由女神」──這等於間接地告訴了主角與觀眾們,此地並非異地,卻正是人類文明毀滅後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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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馭叛變

冷戰看似過去了,但人類用科技所譜寫的狂想曲卻仍未落幕──甚至更是變本加厲。在1920 年時,捷克作家卡爾‧恰佩克(Karel Capek)撰寫了一部三幕科技驚悚舞台劇《羅森的萬能機器人》(R . U . R .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風靡一時,熱力從歐美延燒全球,甚至今日所稱「機器人」(robot)一詞亦是由此得名。

此戲情節簡單,卻撩動了歐美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層的科技恐懼──人類大量生產「人造人」作為廉價勞力來源,但「人造人」們卻因日益精進而萌生叛意。在一場橫掃全球的「人機戰爭」之後,「人類」這個物種,被迫步上了滅亡的命運……

聽來熟悉嗎?不錯,這正是日後「電馭叛變」(Cybernetic Revolt)末日電影的原始雛形。

在1984 年紅極一時的《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裡,掌握全球資訊脈動的人工智慧「天網」(Skynet)發動末日戰爭,企圖將人類趕盡殺絕;在1999 年的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系列裡,人類集體被機器人大軍俘虜,心智盡皆被豢養在名為「母體」的虛擬伊甸園內;而在2004年,綜合了安多‧邦德(Eando Binder)及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機械公敵》(I, Robot)當中,掌管所有機器人的主控系統「VIKI」(Virtual Interactive Kinetic Intelligence;虛擬交互動力智能)在基於「保護人類文明存續」的「理性考量」之下,逕自剝奪了人類社會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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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危機

如果你嫌人類「自找死路」的創意還不夠多,那麼「生化危機」所引發的滅絕恐慌,應該更能滿足你的胃口──人類處心積慮想掌控微生物的世界(研究?好奇?醫療?武器?),但最終卻因徹底的失控而招致末日的降臨!

在《未來總動員》(12 Monkeys;1995)的2035 年未來世界,地表早因不明瘟疫肆虐而導致人跡滅絕,倖存的人類只能像老鼠一樣窩在地底;《惡靈古堡》(Biohazard/Resident Evil;2002~)系列的跨國企業密謀研發生化兵器,讓變種病毒擴散全球,活人盡成殭屍;同樣的事情在英國照常發生,《28天毀滅倒數》(28 Days Later;2002)裡逃脫的實驗黑猩猩感染了全英國(全世界?),同樣是活人盡成殭屍。

今年,卡司陣容超強的《全境擴散》(Contagion)恐怖病毒,雖然並未老梗地把人類變成條件反射的殭屍──不過,這種集體面對死亡末日所引發的猜疑本能與求生試煉,卻更是讓人性的卑微與醜惡,比病毒更加血淋淋地蔓延開來……

氣候劇變

大自然的反撲,可以由微觀的細菌病毒起始,當然也能從巨觀的「氣候劇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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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地心毀滅》(The Core)藉由「地核停轉」導致「地磁混亂」來演出一場人類「自作孽不可活」的荒唐大戲;隔年的《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則以「冰河期降臨」為理由,凍結世上所有的一切;至於2007 英國出品的《太陽浩劫》(Sunshine),那更是根據不知哪來的理論,大膽預言太陽即將在2057 年吹起熄燈號──要想「拯救地球」,那只能依靠人類帶著核彈重新點燃太陽,來逃避終結的宿命了……

所謂的「末日」?

從「超自然力」、「外星來客」、「天體撞擊」、「毀滅戰爭」、「電馭叛變」、「生化危機」一路講到「氣候劇變」,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末日產品型錄」難道就言盡於此、黔驢技窮?

當然不是! 2006 年曾經出現過一齣名為《蠢蛋進化論》(Idiocracy)的怪片,以所謂「劣生學」(Dysgenics)的反淘汰觀點,搞出了一個因「聰明人節育、傻瓜蛋亂生」導致人口智商劣化而誕生的愚蠢未來光景!簡言之,「人類物種」看似還在,但「人類文明」卻可說是壽終正寢、莎喲娜啦囉……

由此觀之,好萊塢「啟示錄作品」對於「末日成因」所發揮的超級創意已經無庸置疑;不過仔細想想,在這些標榜「大滅絕、大終結」的電影裡,「末日」所指的難道都是同一種概念嗎?

顯然不是。這批「啟示錄作品」中所謂的「末日」,從「太陽系毀滅」、「地球毀滅」、「人類物種終結」、「世界文明終結」,到某些「區域性的大難臨頭」不一而足。反正,好萊塢認為大家都愛看「啊!完蛋了~」故事,好讓我們在步出戲院大口呼吸的時候,都能擁有慶幸自身依然存在的小小安全感──只要觀眾高興、票房高興,再大的「末日」也都值得了,不是嗎?

那麼,有人好奇「世界末日」過後又是怎樣的一番氣象嗎?這問題可有意思了……

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啟示錄作品」所誇張著墨的是「末日如何發生」這檔子熱鬧;但另有一批電影,側重描寫的卻是「末日發生以後」人類所面臨的種種不堪遭遇──這類浩劫後電影同樣有個專屬名稱,就叫做「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一部標準的「後啟示錄作品」,通常在電影開始說故事之前,「世界」早就已經「毀滅」多時了……(至於「世界」指的是什麼?「毀滅」指的又是什麼?請自行參考上文,謝謝∼)在這「世界末日」之後,人類手中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裡究竟還剩下些什麼鬼東西?好萊塢仍然是有好幾種不同的奇思異想……

最後一人

要彰顯「世界末日」所帶來的終極絕望,那麼,與其讓人類全部死光,倒不如留下個孤伶伶的「最後一人」要來得更「百年孤寂」一點,不是嗎?(提醒一聲:連『最後一人』都不剩的話,這故事還怎麼掰呢……)

如此一提,肯定有不少人腦中馬上想起2007 年的《我是傳奇》(I Am Legend)。這部改編自理察‧ 麥特森(Richard Matheson)1954年小說的新版電影(原著曾多次搬上銀幕與螢幕),看似這世上僅僅留下了一個「活人」跟一隻「活狗」──之所以會加上個「活」字,乃因其他活物早已成了無魂有體的殭屍怪物之故──雖然,我們偶爾總會巴望身邊的死老百姓們全部人間蒸發,以圖個清靜;但倘若此事真的發生,《我是傳奇》明白地告訴你:到那時候,你可能反倒會懷念起公司惡老闆的那副嘮叨嘴臉了……

這個「最後一人」的點子不算很新,至少早在1826 年,《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就曾寫過一本也叫《最後一人》(The Last Man)的末日小說──一整本的「無語問蒼天」獨白。

而延續這種精神但稍加變調的作品,近年來也不乏佳作: 《末路浩劫》(The Road;2009)講的是荒涼末世裡,一對相依為命踽踽獨行「父與子」的感人故事。電影與小說一樣淒清落寞,但除去紅塵俗務的干擾之後,卻反倒更能讓人深刻體會人類「情感羈絆」的光輝可貴。

父親有了「兒子」,未來就算孤獨,但至少在「潘朵拉之盒」裡頭還殘留著「希望」──那,如果「人類」注定要「斷了香火」呢?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懼,那恐怕才是完全體現「最後一人」的「末日絕望」吧!

2006 年,改編自英國作家P.D.詹姆斯(P.D. James)原著小說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劈頭就以「世界最後一個18 歲少年遇刺身亡」開場:人類因不明原因而無法孕育下一代已過了整整18年,在這種撲天蓋地的愁雲慘霧中,一則黑人女孩懷孕的傳言,竟成了吹皺人類社會一池春水的最後盼望……

文明歸零

其實,就算在「世界末日」之後,「人類物種」未必會完全滅絕──但卻沒人能保證「人類文明」不會「歸零重來」喔!「後啟示錄作品」最常用的毀滅老梗,就是一場發生在電影情節好多年前的「世界大戰」──愚蠢的人類一手摧毀自身文明,讓科技與文化水準,一舉退化到極度原始的弱肉強食狀態。

這類作品多不勝屬,但論即現今最為人熟知的刻板印象,則1979 年捧紅澳洲影星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的《瘋子麥斯/衝鋒飛車隊》(Mad Max;1979~)系列當屬箇中翹楚──全球核戰終結、科技文明退位、繁華盡成廢墟、惡徒結黨橫行。在這樣的亂世當中,總少不了請出一位「暴力彌賽亞」來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瘋子麥斯》鮮明直接的世界觀,在美蘇冷戰顛峰期間,幾乎成了一種流行文化的代表圖像──

1983 年推出的日本動漫大作《北斗神拳》(北斗の拳)只不過把「洋槍洋砲洋格鬥」換成「東方終極奧義拳」,其餘幾乎沒變;而好萊塢1995 年那部「重金堆出的垃圾山」《水世界》(Waterworld)也僅僅是把出草獵場從「陸地」搬到「海洋」,其餘一樣幾乎沒啥大變……

倒是,2010年那部名為《奪天書》(The Book of Eli)的「假科幻‧真傳教」奇作,稍微引進了一點點新意:文明戰爭之後,人人處心積慮想爭搶「傳說中的唯一終極武器」──最後一本《聖經》!冠上先知以利亞大名的男主角,保護著這史上僅存的《聖經》一路橫越北美廢墟,最終完成了「後‧使徒行傳」的天啟任務,而人類文明的重建,也因此露出了一絲曙光……(至於為何非得是《聖經》?而不是《古蘭經》或《道德經》?那當然得看電影是誰出的錢囉~)

換人當家

「文明歸零」實在頗為不堪,但還有更慘的版本嗎?當然!上文所言的「廢墟文明」,至少還由人類自己當家作主;在某些「後啟示錄作品」中,這「世界主宰」根本就已經「換人做做看」了──如果你還記得前面提過的那部《浩劫餘生》,「人猿當家」的情境應該還歷歷在目唄?

要不,《魔鬼終結者》裡的「天網」、《駭客任務》裡的「母體」以及《機械公敵》裡的「VIKI」,可能都要算是「世界末日」之後,上帝派來「照顧」愚蠢人類的新管家吧?

「如果人類文明是驕傲的野蠻,那麼我就派使者來讓你們卑躬屈膝!」上帝也許會這麼說。

反烏托邦

好吧~文明是毀掉了,但卻又不甘願讓別人來插手接管? 那麼, 「反烏托邦」(Dystopia)題材也許可以提供幾份「人類文明重建指南」以供參考──只不過,這些作品總是悲觀地認為:「人類從歷史上能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可能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

1966 年, 法國新浪潮導演楚孚(François Truffaut)拍攝了改編自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同名小說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述說了一個因恐懼「知識」造成戰亂與毀滅,進而全面「焚書坑儒」的偏執社會;同樣戲碼,在2002 年的《重裝任務》(Equilibrium)裡,又明明白白地上演了一遍──只是,這一次要禁絕的對象,從「知識」換成了「情感」……

或許,「知識」與「情感」,確實是「殺人武器」與「狼子野心」的催生父母,但一個藉由禁絕「知識」與「情感」而苟活下來的人類社會,難道就不算是「另一種世界末日」嗎?

這些故事明白告訴我們──避免「世界末日」的矯枉過正,或許正悄悄地接生了「二次末日」的降臨……

世界末日源流考

讀到此處,各位看官不曉得有沒有從這堆「好萊塢惡夢工廠」大量生產的「啟示錄/後啟示錄」當中,看出什麼結構性的端倪?參出什麼根本性的頓悟?若是沒有,顯然大家可是洋墨水喝多了,見怪不怪什麼都不奇怪了~

說真的,幾乎沒人注意到,這種對於「世界末日」近乎狂熱的宗教性偏執,原本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文明」當中──「道教」講「無始無終」「佛教」談「輪迴不滅」──「世界末日」對我們而言,其實要算是歐美強勢文化「西風東漸」之後,才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舶來產物!

這股方興未艾、越演越烈的「末日狂潮」,其實根源於所謂「亞伯拉罕教群」(Abrahamic Religions;意為『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之統稱)共通的基本信仰──萬物由唯一真神所創造,當「那個日子」來臨之時,神會藉由大災大難大毀滅來洗滌「世間萬惡」,讓得救的選民獲得「永生救贖」。(若你對這些細節特別有興趣, 那麼上網找找Eschatology 一字,絕對不會失望~)

想瞭解這種「世界末日」觀念,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亞伯拉罕教群」的信徒們,其實吾人可以借用心理學宗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關於「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或譯『集體無意識』)的理論來窺得一斑。

榮格指出,在人類自我發展過程中,會留存一種「不屬於個人,而根源於種族集體演化產生的普遍原始心像和觀念」,這種心像與觀念將代代相傳,累積在同族血系的潛意識中,成為每一個體人格基礎不可分離的部分──此即為「集體潛意識」。

由此觀之,「世界末日」顯然就是生活於「亞伯拉罕教群」文化圈中,所有個體間「集體潛意識」極其重要的構成部分,此一情結深刻地影響著這些社會的文明發展,並透過種種文化傳遞媒介與管道,反覆不斷地播送、重製、流轉、發酵……

客觀來說,目前在這地球上,「亞伯拉罕教群」信徒就佔了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更別說數個世紀來,以「基督教文明」為主幹的歐美國家,優勢地主導並改變了我們社會原有的文化結構。也因此,對我們而言,「世界末日」幾乎也內化成了當今生活價值體系的重要成分(與文明國家同步?!)其後,更是透過美國以好萊塢影視強力媒體的推波助瀾,讓我們這些拜神拜佛的同胞們,也開始跟洋人一同「怕審判、瘋末日」起來……

末日預言事件簿

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盛行的地區裡,這種對於「世界末日」的歇斯底里,在歷史記載上,我們很容易可以整理出一長列的荒謬事件清單。但,從科學觀點來看,這種潛伏在「集體潛意識」當中,隨時等待浮上檯面的「末日情結」,究竟會「好發」於哪種特定的歷史情境與時空條件呢?

或許,抓幾則近世比較知名聳動的「世界末日槓龜實錄」,多少能讓我們鑒往知來、感受一下──為何這2012 年的「末日預言」會如此地肆無忌憚、沸沸湯湯……

西元1666 年,歐洲掀起末日大恐慌,只因年份裡那三個「6」跟〈啟示錄〉末日魔獸額頭上的印記相符。(補充說明:其實當時歐洲早已為瘟疫圍困多年……)

西元1881年,「耶和華見證人教派」使用「特殊的金字塔幾何學」預測該年為世界末日。(神秘的『計算公式』發揮了威力……)

西元1910年,人們擔心「哈雷彗星」尾部散發的毒氣,將會終結地球的生靈。(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具有『科學根據』的末日預言……)

西元1919 年(12 月17 日),某氣象學家斷言「行星的罕見會合」將形成重力失衡或地磁混亂,吸引太陽耀斑襲向地球,燒盡萬物。(『科學家的話』你能不聽嗎……)

西元1938年10月30日(萬聖節前夜),美國名導演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依據H.G.威爾斯《世界大戰》所改編的廣播劇版本,讓大蕭條中的美國,陷入「外星人侵略地球」的集體末日恐慌!(感謝老天~那只是『美國』廣播節目……)

西元1967 年,「宗教性末日預言」最興盛的一年,宗教領袖、UFO 靈媒都預言,該年由嬉皮運動所催生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風潮將引發世界末日。(所謂『道德淪喪』會招致天譴哪……)

西元1999 年,就算你不信諾斯特拉達姆士(Michel de Nostredame)的預言詩大解碼,光看數字就知道,末日恐慌能不達到空前絕後的高潮嗎?(別忘了1998 年還有《彗星撞地球》跟《世界末日》兩部精彩大戲推波助瀾哦……)

西元2000 年,除了「千禧年恐慌」搭配「Y2K電腦危機」助興之外,連大科學家牛頓爵士的遺稿都殺出來湊了一腳呢!(『宗教』、『科技』與『科學』三位一體……)

西元2011 年11 月11 日,網路傳言四起,認為這麼多「1」的出現,絕對是末日的徵兆。(至於中華民國100年,埔里王老師依據易經推算出的『511 貨櫃屋事件』,那就略過不提了……)

西元2012年12月21日,根據馬雅曆書的「科學譯解」,這一次,「世界末日」應該是真的要來吧?!(不信?自己去看電影吧……)說真的,就算我們對於「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社會的「末日預言事件簿」幾乎一無所知,光是這張以「基督教」文明地區為中心所畫出來的「末日時間地圖」,就已經夠嚇人了!

從歷次「末日預言」的根據表象觀之,乍看似乎找不到某種一致性的結構端倪(聖經詮釋、曆法推算、神秘符碼、天文異象、幽浮降臨、數術異論、科學解析、科技災難……),而其宣揚末日的動機,也早已超脫「亞伯拉罕教群」的宗教正典範圍(馬雅曆書、易理推算,甚至是其他超自然與神秘學理論,統統派上用場)──這,究竟說明了什麼?

世界末日大解碼!!!

這只說明了:推動一次又一次「世界末日」預言恐慌背後最重要的動機,正是潛藏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影響區域(無論直接或間接)群眾「集體潛意識」中,那道暗潮洶湧、蠢蠢欲動的「世界末日情結」在隨時伺機作祟──

這種「末日集體潛意識」,常態性地潛伏在人群之中,每當社會面臨低潮或衝擊的關頭(例如:瘟疫的蔓延、經濟的蕭條、道德的敗壞、未知的變故……),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人們總能適時地尋得各式各樣「末日預言」的「理論根據」──然後高高舉起「世界末日」這面大旗,用來收編並合理化這些「無可逃避卻又無計可施」的社會恐慌。

於是,「世界末日」成為一種吸納人類社會集體負面情緒的「文明工具」──當然,在這個資本橫行的時代中,這種具有全面性與特殊性的「文明工具」,理所當然地將會成為一項「超級商品」!

正由於人類文明無時無刻不處於某種特定恐慌肆虐的狀態,那也代表了這種需求背後一定會帶來異常龐大的商機與利益:宗教領袖藉此吸納信徒、娛樂媒體藉此大發利市、有心人士藉此起鬨斂財、販夫走卒藉此宣洩情緒……

至此,「世界末日」成了一種嘉年華般的集體狂歡派對,而對市場最為敏感的「好萊塢夢工廠」,當然抓住了這筆驚人的生意,挖空心思、處心積慮、語不驚人死不休!

好萊塢版本的種種「世界末日」原型,其實總不脫「基督教」新舊約《聖經》裡的災難記載──大洪水與挪亞方舟、耶和華降埃及十災、吹響末日號角的啟示七印、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的神魔最終戰役……

然後,科幻劇作家們,再以當時流行的各類奇思異想,加以重新混搭包裝──用「氣候異變」替換「神啟天譴」、用「致命病毒」替換「詛咒瘟疫」、用「人工智慧」替換「啟示使者」、用「冷戰熱核」替換「終極審判」……

於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所一手打造的「末日‧科幻‧啟示錄」,至此大功告成!

末日‧科幻‧啟示錄

不過等等!在這場熱熱鬧鬧的「末日大戲」之中,我卻總覺得似乎少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了!我又想起了那根老舊電線桿上所寫的「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勸世警語!但我翻遍整本新舊約《聖經》,卻從頭到尾怎麼也找不到這完整的「世界末日」四個字──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聖經》所言的「那個日子」被悄悄地引伸為「世界末日」?那個原本代表「救贖」(Salvation)的「審判日」(Judgment Day)被偷偷地置換成象徵「毀滅」(Destruction)的「終結日」(Doomsday)?

天哪!《聖經》從未說過「世界末日快到了」這句話──但好萊塢卻仍在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

最後,我也只能據實引用新約《聖經》〈啟示錄〉22章18節的話,送給這些不知悔改的「世界末日」批發商們,作為我的「末日贈言」了:「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本文圖片由得利影視授權)

 

〔註〕開頭引用這段電影台詞之原文為:Now, the victims, and we’ve seen many are said to have adhered to the Mayan-Quiche calendar which predicts the end of time to occur on the 21st of December of this year due to the Sun’s destructive forces…

鄭運鴻:中華科幻學會召集人暨會長

原發表於科學月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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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智驅動未來:從信任到執行,AI 為企業創新賦能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1/13 ・4938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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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鼎新數智 與 泛科學 共同規劃與製作

你有沒有想過,當 AI 根據病歷與 X 光片就能幫你診斷病症,或者決定是否批准貸款,甚至從無人機發射飛彈時,它的每一步「決策」是怎麼來的?如果我們不能知道 AI 的每一個想法步驟,對於那些 AI 輔助的診斷和判斷,要我們如何放心呢?

馬斯克與 OpenAI 的奧特曼鬧翻後,創立了新 AI 公司 xAI,並推出名為 Grok 的產品。他宣稱目標是以開源和可解釋性 AI 挑戰其他模型,而 xAI 另一個意思是 Explainable AI 也就是「可解釋性 AI」。

如今,AI 已滲透生活各處,而我們對待它的方式卻像求神問卜,缺乏科學精神。如何讓 AI 具備可解釋性,成為當前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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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已滲透生活各處,而我們對待它的方式卻像求神問卜,缺乏科學精神。如何讓 AI 具備可解釋性,成為當前關鍵問題?圖/pexels

黑盒子模型背後的隱藏秘密

無法解釋的 AI 究竟會帶來多少問題?試想,現在許多銀行和貸款機構已經使用 AI 評估借貸申請者的信用風險,但這些模型往往如同黑箱操作。有人貸款被拒,卻完全不知原因,感覺就像被分手卻不告訴理由。更嚴重的是,AI 可能擅自根據你的住所位置或社會經濟背景給出負面評價,這些與信用風險真的相關嗎?這種不透明性只會讓弱勢群體更難融入金融體系,加劇貧富差距。這種不透明性,會讓原本就已經很難融入金融體系的弱勢群體,更加難以取得貸款,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雪上加霜。

AI 不僅影響貸款,還可能影響司法公正性。美國部分法院自 2016 年起使用「替代性制裁犯罪矯正管理剖析軟體」 COMPAS 這款 AI 工具來協助量刑,試圖預測嫌犯再犯風險。然而,這些工具被發現對有色人種特別不友好,往往給出偏高的再犯風險評估,導致更重的刑罰和更嚴苛的保釋條件。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決策缺乏透明度,AI 做出的決策根本沒法解釋,這讓嫌犯和律師無法查明問題根源,結果司法公正性就這麼被悄悄削弱了。

此外,AI 在醫療、社交媒體、自駕車等領域的應用,也充滿類似挑戰。例如,AI 協助診斷疾病,但若原因報告無法被解釋,醫生和患者又怎能放心?同樣地,社群媒體或是 YouTube 已經大量使用 AI 自動審查,以及智慧家居或工廠中的黑盒子問題,都像是一場越來越複雜的魔術秀——我們只看到結果,卻無法理解過程。這樣的情況下,對 AI 的信任感就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

為什麼人類設計的 AI 工具,自己卻無法理解?

原因有二。首先,深度學習模型結構複雜,擁有數百萬參數,人類要追蹤每個輸入特徵如何影響最終決策結果,難度極高。例如,ChatGPT 中的 Transformer 模型,利用注意力機制(Attention Mechanism)根據不同詞之間的重要性進行特徵加權計算,因為機制本身涉及大量的矩陣運算和加權計算,這些數學操作使得整個模型更加抽象、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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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深度學習模型會會從資料中學習某些「特徵」,你可以當作 AI 是用畫重點的方式在學習,人類劃重點目的是幫助我們加速理解。AI 的特徵雖然也能幫助 AI 學習,但這些特徵往往對人類來說過於抽象。例如在影像辨識中,人類習慣用眼睛、嘴巴的相對位置,或是手指數量等特徵來解讀一張圖。深度學習模型卻可能會學習到一些抽象的形狀或紋理特徵,而這些特徵難以用人類語言描述。

深度學習模型通常採用分佈式表示(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來編碼特徵,意思是將一個特徵表示為一個高維向量,每個維度代表特徵的不同方面。假設你有一個特徵是「顏色」,在傳統的方式下,你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表示這個特徵,例如「紅色」或「藍色」。但是在深度學習中,這個「顏色」特徵可能被表示為一個包含許多數字的高維向量,向量中的每個數字表示顏色的不同屬性,比如亮度、色調等多個數值。對 AI 而言,這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對人類來說,卻如同墨跡測驗般難以解讀。

假設你有一個特徵是「顏色」,在傳統的方式下,你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表示這個特徵,例如「紅色」或「藍色」。但是在深度學習中,這個「顏色」特徵可能被表示為一個包含許多數字的高維向量,向量中的每個數字表示顏色的不同屬性,比如亮度、色調等多個數值。圖/unsplash

試想,AI 協助診斷疾病時,若理由是基於醫生都無法理解的邏輯,患者即使獲得正確診斷,也會感到不安。畢竟,人們更相信能被理解的東西。

打開黑盒子:可解釋 AI 如何運作?我們要如何教育 AI?

首先,可以利用熱圖(heatmap)或注意力圖這類可視化技術,讓 AI 的「思維」有跡可循。這就像行銷中分析消費者的視線停留在哪裡,來推測他們的興趣一樣。在卷積神經網絡和 Diffusion Models 中 ,當 AI 判斷這張照片裡是「貓」還是「狗」時,我需要它向我們展示在哪些地方「盯得最緊」,像是耳朵的形狀還是毛色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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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局部解釋,LIME 和 SHAP 是兩個用來發展可解釋 AI 的局部解釋技術。

SHAP 的概念來自博弈,它將每個特徵看作「玩家」,而模型的預測結果則像「收益」。SHAP 會計算每個玩家對「收益」的貢獻,讓我們可以了解各個特徵如何影響最終結果。並且,SHAP 不僅能透過「局部解釋」了解單一個結果是怎麼來的,還能透過「全局解釋」理解模型整體的運作中,哪些特徵最重要。

以實際的情景來說,SHAP 可以讓 AI 診斷出你有某種疾病風險時,指出年齡、體重等各個特徵的影響。

LIME 的運作方式則有些不同,會針對單一個案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近似原始複雜模型的行為,目的是為了快速了解「局部」範圍內的操作。比如當 AI 拒絕你的貸款申請時,LIME 可以解釋是「收入不穩定」還是「信用紀錄有問題」導致拒絕。這種解釋在 Transformer 和 NLP 應用中廣泛使用,一大優勢是靈活且計算速度快,適合臨時分析不同情境下的 AI 判斷。比方說在醫療場景,LIME 可以幫助醫生理解 AI 為何推薦某種治療方案,並說明幾個主要原因,這樣醫生不僅能更快做出決策,也能增加患者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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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反事實解釋:如果改變一點點,會怎麼樣?

如果 AI 告訴你:「這家銀行不會貸款給你」,這時你可能會想知道:是收入不夠,還是年齡因素?這時你就可以問 AI:「如果我年輕五歲,或者多一份工作,結果會怎樣?」反事實解釋會模擬這些變化對結果的影響,讓我們可以了解模型究竟是如何「權衡利弊」。

最後則是模型內部特徵的重要性排序。這種方法能顯示哪些輸入特徵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就像揭示一道菜中,哪些調味料是味道的關鍵。例如在金融風險預測中,模型可能指出「收入」影響了 40%,「消費習慣」占了 30%,「年齡」占了 20%。不過如果要應用在像是 Transformer 模型等複雜結構時,還需要搭配前面提到的 SHAP 或 LIME 以及可視化技術,才能達到更完整的解釋效果。

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我們距離能完全信任 AI 還有多遠?又或者,我們真的應該完全相信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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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是想解決人與 AI 的信任問題

當未來你和 AI 同事深度共事,你自然希望它的決策與行動能讓你認可,幫你省心省力。因此,AI 既要「可解釋」,也要「能代理」。

當未來你和 AI 同事深度共事,你自然希望它的決策與行動能讓你認可,幫你省心省力。圖/unsplash

舉例來說,當一家公司要做一個看似「簡單」的決策時,背後的過程其實可能極為複雜。例如,快時尚品牌決定是否推出新一季服裝,不僅需要考慮過去的銷售數據,還得追蹤熱門設計趨勢、天氣預測,甚至觀察社群媒體上的流行話題。像是暖冬來臨,厚外套可能賣不動;或消費者是否因某位明星愛上一種顏色,這些細節都可能影響決策。

這些數據來自不同部門和來源,龐大的資料量與錯綜關聯使企業判斷變得困難。於是,企業常希望有個像經營大師的 AI 代理人,能吸收數據、快速分析,並在做決定時不僅給出答案,還能告訴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傳統 AI 像個黑盒子,而可解釋 AI (XAI)則清楚解釋其判斷依據。例如,為什麼不建議推出厚外套?可能理由是:「根據天氣預測,今年暖冬概率 80%,過去三年數據顯示暖冬時厚外套銷量下降 20%。」這種透明解釋讓企業更信任 AI 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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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解釋還不夠,AI 還需能真正執行。這時,就需要另一位「 AI 代理人」上場。想像這位 AI 代理人是一位「智慧產品經理」,大腦裝滿公司規則、條件與行動邏輯。當客戶要求變更產品設計時,這位產品經理不會手忙腳亂,而是按以下步驟行動:

  1. 檢查倉庫物料:庫存夠不夠?有沒有替代料可用?
  2. 評估交期影響:如果需要新物料,供應商多快能送到?
  3. 計算成本變化:用新料會不會超出成本預算?
  4. 做出最優判斷,並自動生成變更單、工單和採購單,通知各部門配合執行。

這位 AI 代理人不僅能自動處理每個環節,還會記錄每次決策結果,學習如何變得更高效。隨時間推移,這位「智慧產品經理」的判斷將更聰明、決策速度更快,幾乎不需人工干預。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斷是基於「以終為始」的原則,為企業成長目標(如 Q4 業績增長 10%)進行連續且動態地自我回饋,而非傳統系統僅月度檢核。

這兩位 AI 代理人的合作,讓企業決策流程不僅透明,還能自動執行。這正是數智驅動的核心,不僅依靠數據驅動決策,還要能解釋每一個選擇,並自動行動。這個過程可簡化為 SUPA,即「感知(Sensing)→ 理解(Understanding)→ 規劃(Planning)→ 行動(Acting)」的閉環流程,隨著數據的變化不斷進化。

偉勝乾燥工業為例,他們面臨高度客製化與訂單頻繁變更的挑戰。導入鼎新 METIS 平台後,偉勝成功將數智驅動融入業務與產品開發,專案準時率因此提升至 80%。他們更將烤箱技術與搬運機器人結合,開發出新形態智慧化設備,成功打入半導體產業,帶動業績大幅成長,創造下一個企業的增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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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數智驅動不僅帶動業務增長,還讓員工擺脫繁瑣工作,讓工作更輕鬆高效。

數智驅動的成功不僅依賴技術,還要與企業的商業策略緊密結合。為了讓數智驅動真正發揮作用,企業首先要確保它服務於具體的業務需求,而不是為了技術而技術。

這種轉型需要有策略、文化和具體應用場景的支撐,才能讓數智驅動真正成為企業持續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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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離岸風電政策環評:從審查標準到執行成效,一次看懂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21 ・3546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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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環境部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政策環評是什麼,跟一般環評差在哪?

隨著公共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傳統的環境影響評估(EIA),難以應對當今層層疊疊的環境議題。當我們評估一項重大政策時,只看「單一開發案」已經不夠,就像評估一棵樹,卻忽略了整片森林。因此,政策環境影響評估(SEA)應運而生,它看樹,也看森林,從政策的角度進行更全面的考量與評估。

與只專注於「單一開發案」的個案環評不同,政策環評更像是一場全面性的檢視,強調兩個核心重點:「整合評估」與「儘早評估」。簡單來說,這不再是逐案評估的模式,而是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就先全面分析可能帶來的影響,從單一行為的侷限中跳脫,轉而聚焦在整體影響的視角。無論是環境的整體變化,還是多項行為累計起來的長期影響,政策環評的目的就是讓這些潛在問題能儘早浮現、儘早解決。

除此之外,政策環評還像是一個大型的協商平台,以永續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公開整合來自不同利益團體、民眾與各機關的意見。這裡,決策單位不再只是單純的「評分者」,而是轉為「協調者」或「仲裁者」,協調各方的意見看法在這裡得到整合,讓過程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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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評並沒有所謂的「否決權」,而是側重意見的蒐集與整合,讓行政機關在政策推動時,能更全面地掌握各方意見。政策環評旨在建立系統化、彈性的決策評估程序(包含量化、特徵化等評估方式),也廣納社會面或民眾滿意度等影響因子,把正式與非正式的作法一併考量進去。再來,決策程序中能層層檢討、隨時修正,也建立了追蹤機制和成效評估標準(如環境殘餘效應、累積效應等),透過學習來強化決策品質與嚴謹度。就像一場球賽,隨時根據變化、調整策略。

這樣的制度設計,就非常適合離岸風電這類規模大、跨區域、影響層面廣泛的能源政策評估,讓我們可以在政策推動初期就想到整個工程對環境、產業發展與社會的諸多影響,也為後續政策執行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政策環評並沒有否決權,而是重在整合各方意見、量化影響以及建立追蹤與修正機制,這樣的制度設計便適用於離岸風電等大型政策評估。圖/envato

離岸風電為何需要的是政策環評?

離岸風電是能源轉型的重要策略之一,但這不是只在某塊空地上架幾個風車,而是要在廣闊的大海中進行大規模建設,牽涉的不僅是發電,還涉及海洋保育、航空交通、水下文化資產等議題,更與當地漁民的權益息息相關。

這樣的大型離岸風電工程,因海洋環境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極高,很容易讓人擔心生態影響。如何在海洋生態保護和綠能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就需要政策環評的把關,從多方檢視這些複雜的挑戰,確保政策推行既能穩妥,又能達成發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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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經濟部自願提出「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是臺灣首次針對再生能源政策所進行的政策環評。根據這份評估說明書,政府將採分期公告、逐年檢討的方式,每三年開放 0.5~1 百萬瓩(GW)的電量額度鼓勵業者投入開發。當時環保署(現為環境部)歷經九個月召開 2 次意見徵詢會議,蒐集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民眾等意見,最終於同年 12 月的環評委員會作出徵詢意見。這些協商和檢討的過程,讓政策「名正言順」,得以充分顧及各方利益與生態平衡。

共通性環境議題與因應對策

在「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中,環評會議盤點了開發過程中共通的環境議題。

首先,對於海洋生態保育的重點,特別是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護。環評會要求風機基座必須距離白海豚棲地1公里以上,以減少對其生態的干擾。實際上,這項規範在後續的實務執行中更為嚴格,例如,福海二期示範風場已退縮到 2.5 公里外,臺電二期風場甚至退到 4.2 公里外,顯示政策環評確實發揮了實質作用。此外,針對施工期間的聲音干擾,要求施工需有 30 分鐘以上的打樁緩啟動時間,並限制聲量不得超過 180 分貝等。

針對鳥類保育,政策環評也訂立了具體規範。其中,包括風機之間必須留設 500 公尺以上的鳥類穿行廊道,並在施工期間避開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的候鳥過境期。同時,為確保這些措施確實生效,工程方也被要求設置「鳥類活動監測系統」,持續追蹤、評估風場對鳥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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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環評會也確立了「先遠後近」的開發原則,要求優先開發較單純的航道外側區塊,待累積足夠經驗及相關資料後,再進行近岸區域的開發。這項原則考量了近海生態系的複雜性,也顧到養殖漁業的漁民權益,展現出政策環評在平衡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護上的價值。

新一代的審查機制:達成能源轉型及環境保護雙贏

為提升環評效率並確保審查品質,環境部參考過去離岸風電審查經驗,制定「風力發電離岸系統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初審作業要點」,建立了全新的二階段審查機制。

環境部推動二階段審查機制,提升離岸風電環評效率與審查品質。圖/envato

這套新機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像「初步檢查」,由環境部依照檢核表進行初審,並由環評審查委員會執行秘書邀集 2-5 位環評委員進行初審,通過第一階段初審之業者,可取得經濟部遴選資格,其初審結果有效期為兩年,必要時可申請展延一年。接著進入「第二階段」,開發單位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的容量證明文件等資料,提供更詳細的環境影響說明書以進行實質審查。

檢核表明確規範了 15 大項審查事項、112 項檢核項目,涵蓋開發案的全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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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面,包含風機及海上變電站基礎設置、海域電纜路線規劃、陸域設施工程等硬體設施的規範。其中,風機基礎設置必須避開海岸保護區、河口、潮間帶等環境敏感區域,且須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海域電纜部分,除特殊情形外,埋設深度至少須達 1.5 公尺,且不得跨越中華電信海底電纜 1 公里的範圍。

環境保護上,檢核表則對施工噪音管制訂立了明確標準。舉例來說,打樁期間警戒區 750 公尺範圍內的水下噪音不得超過 160 分貝,且必須全程採用最佳噪音防制工法。同時,每個開發案或聯席審查的風場,同一時間內只能進行一支基樁施作,而日落前一小時到日出前也不得啟動新的打樁作業。

環境監測計畫更是檢核表中的重點,分為「施工前、施工期間、營運期間」三階段,每個階段都規定了詳細的監測要求(包括海域底質監測、水下噪音監測、鯨豚目視監測等)。以鯨豚監測為例,每年需執行20趟次,四季中每季至少執行 2 趟次。此外,所有監測數據都必須上傳至環境部「環保專案成果倉儲系統」(https://epaw.moenv.gov.tw/)供各界查閱。

這套標準化的審查機制不僅解決了「同一風場可能有多家廠商重複調查或審查」的資源浪費,也透過明確的檢核項目,讓開發單位在規劃階段就能掌握更具體的環境保護要求。不僅如此,該機制亦確保了環境保護標準前後一致,避免不同案件之間標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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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透過新的審查機制,環境部正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案的環評審查作業,在提升行政效率之餘,也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的品質,支持臺灣的離岸風電開發及國家能源轉型政策,也做好把關。藉由標準化檢核表和二階段審查制度,期待能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落實環境保護。

為確保制度能持續精進,環境部每半年至一年會進行制度檢討,並持續公開所有環評書件於「環評書件查詢系統」(https://eiadoc.moenv.gov.tw/eiaweb/)。此外,環評會議召開前一週,也必須在指定網站公布開會訊息,讓民眾能申請列席旁聽或發表意見。透明化措施一方面展現了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另一方面也確保全民能共同參與監督離岸風電的發展過程。未來,這套制度將在各界的檢視與建議中持續完善,為臺灣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發揮環評作業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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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一代王朝殞落?探究明朝氣候變遷與物價動盪的紀錄——《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
衛城出版_96
・2024/05/14 ・2362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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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自我安慰,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引發了連我們這些長壽之人都沒見過的嚴重動盪。但我們還真的沒有那種底氣,沒有那種把握,敢說眼前的變化比過去更劇烈,畢竟我們的前人可是經歷過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本書要講述 1640 年代早期的中國,就是一段這樣的時代——大規模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發生在 1640 年代初期的寒冷化,其實是所謂的「小冰期」(又稱小冰河時期),也就是全球長期低溫的階段。一開始,氣候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資料,把小冰期的起點訂在 1580 年代,此時歐洲的天氣突然變冷起來(中國亦然)。目前,學界普遍同意這段寒冷時期始於十四世紀。到了 1630 年代晚期,小冰期開始進入更寒冷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蒙德極小期」——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天文學家蒙德夫婦安妮與瓦爾特,他們假設地球降溫與太陽黑子活動的減少有關,並且把這一期間標定在 1645 年至 1715 年間。

肉眼可觀察到的太陽黑子。圖/wikimedia

這次的氣溫下降,促成了國號「大明國」的朱氏王朝崩潰(國祚 1368 年至 1644 年)。在此之前,明朝原已在小冰期中存續將近三個世紀,而且展現了高度的穩定與耐久。雖然摧毀大明國的辣手不只是氣候,但如果不去考慮氣候,不去考慮人們如何因應氣候,就無從解釋大明國的滅亡。明朝對氣候做出回應,但在 1630 年代與 1640 年代的氣溫大幅下降期間,這些回應舉措仍不足以應付環境變遷。研究明朝的人都很清楚,朝政紛亂與軍事衝突,導致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在一六四四年自縊,隨後清軍入關。但這不是我在這本書裡要講的故事。我反而會把明朝的滅亡,看成長達兩世紀一連串生計危機的落幕時刻——這一次次危機把明朝老百姓推向混亂,他們只能告訴自己這是天譴。我基本上會把主導明末敘事的政治事件、派系宿怨,以及來自境外的武裝入侵擺到一邊,改用不同的方式談歷史,把焦點轉向因為太過稀鬆平常、結果大家反而視而不見的資料,也就是物價。

大家之所以關注物價,是為了知道該買或賣什麼,知道該何時何地做買賣,有時候則只是為了記錄收支。少數人甚至把物價寫進日記、信件與報告,歷史學家就在裡面大海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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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因為類似的目的而公布實際花費與價格,也因此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明代物價資料,但這些資料很瑣碎、不連貫,也很難整理為統計數字。物價看似鐵錚錚的事實,是可靠的數據,所以一開始才會有吸引力,但數據之瑣碎卻與此背道而馳。

紀錄明朝稅收和徭役而正式編制的土地登記冊——魚鱗圖冊。圖/wikimedia

經濟史家漢彌爾敦(Earl Hamilton)在 1944 年表示,物價是「既有且連續不斷的客觀經濟資料中歷史最悠久的」,而他這麼說的根據,是歐洲現存的大量物價紀錄。漢彌爾敦對於自己在歐洲文獻中找到的價格很有信心,他相信不只可以藉此來追蹤物價的變化,還可以改寫現代早期世界的歷史敘事。就揭開歷史的變遷而言,他的自信不無道理,但每一組物價資料都有其模糊之處。有些物價也許符合漢彌爾敦的標準,不過讀者還是會發現物價鮮少如表面上那麼紮實。

以明代的水桶價格為例:1577 年,北京一位官員紀錄自己任職的官署以三分銀一只的價格購買水桶。所以明代的水桶就是這個價格嗎?也許吧,但水桶也不是全部都長一樣。某種水桶在此時此地的價格,不見得跟彼時彼地一樣。接著的問題是價格本身。他的官署是付了三分銀,但這個價格有沒有額外加價?有沒有打折?付錢時是用白銀支付,還是銅錢支付?假如用銅錢,那兌換率為何?

我問這些問題,不是為了動搖物價史的可行度,純粹只是想點出:就算某某說自己在特定時地支付了具體價格,東西也不見得就是這個價。假如我們去看十五年前浙江內陸某縣官的紀錄,會發現他買的水桶要四分銀。所以說過了十五年,水桶就降價了嗎?不太可能。還是說鄉下價格比城市高?也不太可能。會不會是北京官署買的水桶比外省鄉下官署更多,量多可以打折呢?說不定,畢竟相較於縣城衙門,北京官署要為更多機構供應水桶。還是說,北京賣的水桶比浙江賣的水桶小,更廉價,做工也更差?這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頂多只能推論,明代在十六世紀時,水桶的價格介於三分與四分銀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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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物價資料傳世者多半不是源於「自由市場」,而是來自地方政府為了制定預算、紀錄帳目而保存的行政檔案。官員理應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買賣,但他們買水桶的那天到底有沒有守規矩,我們就不得而知。就明代中國來說,我們能取得的大部分物價數據,都是來自於「政府」與「經濟」交會時的記錄。

事實上,過去的人之所以把價格寫下來,通常不是因為把價格視為純粹的資料,而是出於價格之間的關聯。我在本書裡講述的歷史,與其說是聚焦於明代經濟,不如說是試圖理解明代社會。物價資料之所以如此珍貴,就是因為這種關聯性。

我偶爾會沉浸在精采的故事裡,但我這麼做是為了突顯這個事實:明代文人寫物價,不只是為了標舉物品花費,更是要呈現這花費就他們所知到底合不合理,以及物價如何形塑維繫人們的社會關係。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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