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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科幻‧啟示錄

科學月刊_96
・2012/02/22 ・9745字 ・閱讀時間約 20 分鐘 ・SR值 616 ・十年級

「這些殉難人士,如同許多人,聽說是信守馬雅曆書預測, 世界末日會發生在今年的12 月21 日,起因是太陽的毀滅性力量……」 ──好萊塢災難電影《2012》

文 / 鄭運鴻

「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車窗外,這幅早因歲月而斑駁的標語,再次喚醒了我的注意。或許,一切都要拜近年來越吵越熱的「末日預言瘋」所賜吧?剎時間,似乎所有日期都藏了玄機、所有數字都含了寓意,街頭巷尾、各式媒體,著魔似地爭搶「世界末日」的預言席次,彷彿「現世」已經到達苦悶的最頂點,非得「砍掉重練」才足以平息眾人的怨氣……

末日瘋‧瘋末日

仔細想想,無論根據的是馬雅曆書、千禧大限、預言密碼、彗星降臨,甚至是易理推算、九曜連珠、天啟神通、靈媒感應……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已經「幸運地」度過了多少次「世界末日」的浩劫?為此,有人跪謝上蒼、有人狂歡慶祝、有人事後諸葛、有人嗤之以鼻──但,就是很少有人好奇過:這個世界,究竟是為了什麼對於「世界末日」這檔事,總能推陳出新、那麼樂此不疲?

閉上眼睛,你可以試著回想腦中不斷浮現的「末日光景」:撲天蓋地的災變、毀天滅地的禍患、呼天搶地的掙扎、新天新地的許諾……這些影像是如此栩栩如生,真實得宛如每個人都早已經歷過無數次的「世界末日」一般(那你怎麼還在這裡?)──不錯,這些活靈活現的「末日印象」,大多來自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影視媒介,透過科幻電影日新月異的特效,深深地將各式各樣的「世界末日」,烙印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刻下了這些幾可亂真的「虛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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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

在好萊塢科幻電影文化當中,關於「世界末日」的描繪,在這半個多世紀來,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被稱為「啟示錄作品」(Apocalyptic Fiction)的特殊類型。顧名思義,「啟示錄」取自基督教新約《聖經》最末篇章〈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 或稱Apocalypse of John)──內容大抵是宣告末日降臨的預兆、毀滅災難的慘況、上帝審判的嚴厲,以及新耶路撒冷的救贖。

不過,或許是商業考量使然,好萊塢對「毀滅」的興趣似乎要遠遠大過對「救贖」的期待──以致這數十年來,科幻電影著實創造了不少關於「人造末日」的駭人想像:有天災、有人禍、有看似天災的人禍、有看似人禍的天災,甚至連種種不知所云、匪夷所思的末日成因,都能講得繪聲繪影、煞有介事!

圍繞著「因滅絕浩劫所導致的文明終結」這個大主題好萊塢科幻電影工業究竟產過多少「人造末日」影像商品?在此,就讓我來替大家擬張小小的清單吧……

超自然力

首先登場的是因「超自然力」而導致的「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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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超自然力」,概指應用目前科學知識所無法解釋的神秘力量──電影《2012》(2012;2009)無限上綱馬雅曆書的預測記載,揉雜舊約聖經「挪亞方舟」的滅絕異象,炒出了一盤驚天動地的末日大菜;《末日預言》(Knowing;2009)則透過「預知毀滅記事」的天啟密碼,再套上外星天使的詭異救贖,替滅亡的地球,留下了一對亞當夏娃……

外星來客

是的,「外星來客」當然也是「世界末日」常見的始作俑者!

2005 年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和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聯手重造的《世界大戰》(W a r o f t h e Worlds)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故事改編自英國科幻文豪H.G.威爾斯(H.G. Wells)1898 年的同名小說,講的是「異星人」(原著為『火星人』)大舉侵略地球,造成空前死傷的滅亡事件。

這類關於「外星人侵略地球」的戲碼,在好萊塢族繁不及備載。但1996 年有兩部前後推出的美國電影卻頗值得一聊──那年年中,《ID4 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1996)讓美國總統身先士卒、拯救世界擊退異族,宣示了美利堅合眾國作為「地球老大哥」的政治正確;但同年年尾,另一部《星戰毀滅者》(Mars Attacks!;1996)卻也利用「火星人入侵」為梗,大大地諷刺了美國政客的自以為是、自尋死路。兩部電影前後對照,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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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果有人懷疑「外星來客」是否真有能力造成「世界末日」?那麼建議不妨去找找1951 年跟2008 年兩個版本的《地球末日記/ 當地球停止轉動》(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來瞧瞧,一個按鈕就能讓整顆地球電力停擺──不信邪都不行!

天體撞擊

當然,從天外飛來毀滅地球的,可不一定非得是智慧生物不可。「天體撞擊」事件也是好萊塢式末日的熱門題材之一──1998 年(就在同樣作為『熱門末日候選年』的1999 前一年),好萊塢就同時端出了兩部「天體撞擊」大作,這應該不是偶然。

五月,在《彗星撞地球》(Deep Impact)裡,美俄聯手將襲向地球的彗星一轟為二(此橋段應是向1951 年的《當世界開始毀滅》(When Worlds Collide)致敬),地球生靈雖然逃脫了毀滅的命運,但也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七月, 在《世界末日》(Armageddon)中,小行星繼續瞄準地球,幾名美國鑽油工駕著兩艘分別名為「獨立」(Independence)與「自由」(Freedom)的太空梭,再一次成功地拯救了全體人類……

話說,面對這類「天體撞擊」所帶來的末日境況,好萊塢難道只有熱血與悲壯一種戲碼嗎?那倒也未必。2011 年的新電影《驚悚末日》(Melancholia)片如其名,就是描寫一對性格迥異的姊妹,在面對世界即將毀滅當下的不同心態──患有嚴重憂鬱症的姊姊,欣然地接受末日的到來;反倒是看似正常的妹妹,在「鬱星」降臨之前,卻陷入了瀕臨崩潰與瘋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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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戰爭

誠然,人類對於如何面對「世界末日」的態度,看似存乎一心;但話說回來,人類對於是否引發「世界末日」的態度,不也同樣存乎一心?

由人類自身一手造成的「世界末日」,其中最為惡名昭彰的代表,莫過於冷戰熱核危機之下,關於「毀滅戰爭」的陰鬱主題了。1959 年,改編自澳洲小說家奈維‧舒特(Nevil Shute)原著的電影《海濱》(On the Beach),向我們揭示了一幅「核戰之後」倖存者們消極等待滅亡的絕望景象;隔年,改編自H.G.威爾斯原著的《時空大挪移》(The Time Machine;1960──2002亦有新拍版本面世,此地譯作《時光機器》)藉由前往未來80 萬2701 年之遙的「時空旅行」,藉著主角的眼光,痛心疾首地控訴了人類一手毀滅文明基業的愚蠢至極!

至於,描寫人類如何愚蠢至極地啟動末日時鐘的最經典作品,則當屬美國名導史丹利‧庫布力克(Stanley Kubrick)的諷刺大作《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1964)──戲末,伴隨著爵士女伶薇拉‧琳恩(Vera Lynn)慵懶的〈We’ll Meet Again〉歌聲,蕈狀雲一朵接一朵地盛開在地球表面,替人類愚蠢至極的文明,劃下了華麗瘋狂的句點……

 

不過,所有這類末世警告中,最令人驚愕萬分、追悔莫及的佼佼者,當算是1968年的《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了。穿越時空遇難倖存的太空人,降落在一座陌生的星球,並目睹了最不可思議的古怪景象:在這個扭曲的社會裡,人猿是文明的主人,而人類反而淪為家畜般的位階。劇終,就在男女主角逃離桎梏奔向海灘之際,他們卻赫然發現,潮水無情地拍打著頹敗的「自由女神」──這等於間接地告訴了主角與觀眾們,此地並非異地,卻正是人類文明毀滅後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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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馭叛變

冷戰看似過去了,但人類用科技所譜寫的狂想曲卻仍未落幕──甚至更是變本加厲。在1920 年時,捷克作家卡爾‧恰佩克(Karel Capek)撰寫了一部三幕科技驚悚舞台劇《羅森的萬能機器人》(R . U . R .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風靡一時,熱力從歐美延燒全球,甚至今日所稱「機器人」(robot)一詞亦是由此得名。

此戲情節簡單,卻撩動了歐美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層的科技恐懼──人類大量生產「人造人」作為廉價勞力來源,但「人造人」們卻因日益精進而萌生叛意。在一場橫掃全球的「人機戰爭」之後,「人類」這個物種,被迫步上了滅亡的命運……

聽來熟悉嗎?不錯,這正是日後「電馭叛變」(Cybernetic Revolt)末日電影的原始雛形。

在1984 年紅極一時的《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裡,掌握全球資訊脈動的人工智慧「天網」(Skynet)發動末日戰爭,企圖將人類趕盡殺絕;在1999 年的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系列裡,人類集體被機器人大軍俘虜,心智盡皆被豢養在名為「母體」的虛擬伊甸園內;而在2004年,綜合了安多‧邦德(Eando Binder)及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機械公敵》(I, Robot)當中,掌管所有機器人的主控系統「VIKI」(Virtual Interactive Kinetic Intelligence;虛擬交互動力智能)在基於「保護人類文明存續」的「理性考量」之下,逕自剝奪了人類社會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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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危機

如果你嫌人類「自找死路」的創意還不夠多,那麼「生化危機」所引發的滅絕恐慌,應該更能滿足你的胃口──人類處心積慮想掌控微生物的世界(研究?好奇?醫療?武器?),但最終卻因徹底的失控而招致末日的降臨!

在《未來總動員》(12 Monkeys;1995)的2035 年未來世界,地表早因不明瘟疫肆虐而導致人跡滅絕,倖存的人類只能像老鼠一樣窩在地底;《惡靈古堡》(Biohazard/Resident Evil;2002~)系列的跨國企業密謀研發生化兵器,讓變種病毒擴散全球,活人盡成殭屍;同樣的事情在英國照常發生,《28天毀滅倒數》(28 Days Later;2002)裡逃脫的實驗黑猩猩感染了全英國(全世界?),同樣是活人盡成殭屍。

今年,卡司陣容超強的《全境擴散》(Contagion)恐怖病毒,雖然並未老梗地把人類變成條件反射的殭屍──不過,這種集體面對死亡末日所引發的猜疑本能與求生試煉,卻更是讓人性的卑微與醜惡,比病毒更加血淋淋地蔓延開來……

氣候劇變

大自然的反撲,可以由微觀的細菌病毒起始,當然也能從巨觀的「氣候劇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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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地心毀滅》(The Core)藉由「地核停轉」導致「地磁混亂」來演出一場人類「自作孽不可活」的荒唐大戲;隔年的《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則以「冰河期降臨」為理由,凍結世上所有的一切;至於2007 英國出品的《太陽浩劫》(Sunshine),那更是根據不知哪來的理論,大膽預言太陽即將在2057 年吹起熄燈號──要想「拯救地球」,那只能依靠人類帶著核彈重新點燃太陽,來逃避終結的宿命了……

所謂的「末日」?

從「超自然力」、「外星來客」、「天體撞擊」、「毀滅戰爭」、「電馭叛變」、「生化危機」一路講到「氣候劇變」,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末日產品型錄」難道就言盡於此、黔驢技窮?

當然不是! 2006 年曾經出現過一齣名為《蠢蛋進化論》(Idiocracy)的怪片,以所謂「劣生學」(Dysgenics)的反淘汰觀點,搞出了一個因「聰明人節育、傻瓜蛋亂生」導致人口智商劣化而誕生的愚蠢未來光景!簡言之,「人類物種」看似還在,但「人類文明」卻可說是壽終正寢、莎喲娜啦囉……

由此觀之,好萊塢「啟示錄作品」對於「末日成因」所發揮的超級創意已經無庸置疑;不過仔細想想,在這些標榜「大滅絕、大終結」的電影裡,「末日」所指的難道都是同一種概念嗎?

顯然不是。這批「啟示錄作品」中所謂的「末日」,從「太陽系毀滅」、「地球毀滅」、「人類物種終結」、「世界文明終結」,到某些「區域性的大難臨頭」不一而足。反正,好萊塢認為大家都愛看「啊!完蛋了~」故事,好讓我們在步出戲院大口呼吸的時候,都能擁有慶幸自身依然存在的小小安全感──只要觀眾高興、票房高興,再大的「末日」也都值得了,不是嗎?

那麼,有人好奇「世界末日」過後又是怎樣的一番氣象嗎?這問題可有意思了……

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啟示錄作品」所誇張著墨的是「末日如何發生」這檔子熱鬧;但另有一批電影,側重描寫的卻是「末日發生以後」人類所面臨的種種不堪遭遇──這類浩劫後電影同樣有個專屬名稱,就叫做「後啟示錄作品」(Post-apocalyptic Fiction)。

一部標準的「後啟示錄作品」,通常在電影開始說故事之前,「世界」早就已經「毀滅」多時了……(至於「世界」指的是什麼?「毀滅」指的又是什麼?請自行參考上文,謝謝∼)在這「世界末日」之後,人類手中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裡究竟還剩下些什麼鬼東西?好萊塢仍然是有好幾種不同的奇思異想……

最後一人

要彰顯「世界末日」所帶來的終極絕望,那麼,與其讓人類全部死光,倒不如留下個孤伶伶的「最後一人」要來得更「百年孤寂」一點,不是嗎?(提醒一聲:連『最後一人』都不剩的話,這故事還怎麼掰呢……)

如此一提,肯定有不少人腦中馬上想起2007 年的《我是傳奇》(I Am Legend)。這部改編自理察‧ 麥特森(Richard Matheson)1954年小說的新版電影(原著曾多次搬上銀幕與螢幕),看似這世上僅僅留下了一個「活人」跟一隻「活狗」──之所以會加上個「活」字,乃因其他活物早已成了無魂有體的殭屍怪物之故──雖然,我們偶爾總會巴望身邊的死老百姓們全部人間蒸發,以圖個清靜;但倘若此事真的發生,《我是傳奇》明白地告訴你:到那時候,你可能反倒會懷念起公司惡老闆的那副嘮叨嘴臉了……

這個「最後一人」的點子不算很新,至少早在1826 年,《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就曾寫過一本也叫《最後一人》(The Last Man)的末日小說──一整本的「無語問蒼天」獨白。

而延續這種精神但稍加變調的作品,近年來也不乏佳作: 《末路浩劫》(The Road;2009)講的是荒涼末世裡,一對相依為命踽踽獨行「父與子」的感人故事。電影與小說一樣淒清落寞,但除去紅塵俗務的干擾之後,卻反倒更能讓人深刻體會人類「情感羈絆」的光輝可貴。

父親有了「兒子」,未來就算孤獨,但至少在「潘朵拉之盒」裡頭還殘留著「希望」──那,如果「人類」注定要「斷了香火」呢?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懼,那恐怕才是完全體現「最後一人」的「末日絕望」吧!

2006 年,改編自英國作家P.D.詹姆斯(P.D. James)原著小說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劈頭就以「世界最後一個18 歲少年遇刺身亡」開場:人類因不明原因而無法孕育下一代已過了整整18年,在這種撲天蓋地的愁雲慘霧中,一則黑人女孩懷孕的傳言,竟成了吹皺人類社會一池春水的最後盼望……

文明歸零

其實,就算在「世界末日」之後,「人類物種」未必會完全滅絕──但卻沒人能保證「人類文明」不會「歸零重來」喔!「後啟示錄作品」最常用的毀滅老梗,就是一場發生在電影情節好多年前的「世界大戰」──愚蠢的人類一手摧毀自身文明,讓科技與文化水準,一舉退化到極度原始的弱肉強食狀態。

這類作品多不勝屬,但論即現今最為人熟知的刻板印象,則1979 年捧紅澳洲影星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的《瘋子麥斯/衝鋒飛車隊》(Mad Max;1979~)系列當屬箇中翹楚──全球核戰終結、科技文明退位、繁華盡成廢墟、惡徒結黨橫行。在這樣的亂世當中,總少不了請出一位「暴力彌賽亞」來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瘋子麥斯》鮮明直接的世界觀,在美蘇冷戰顛峰期間,幾乎成了一種流行文化的代表圖像──

1983 年推出的日本動漫大作《北斗神拳》(北斗の拳)只不過把「洋槍洋砲洋格鬥」換成「東方終極奧義拳」,其餘幾乎沒變;而好萊塢1995 年那部「重金堆出的垃圾山」《水世界》(Waterworld)也僅僅是把出草獵場從「陸地」搬到「海洋」,其餘一樣幾乎沒啥大變……

倒是,2010年那部名為《奪天書》(The Book of Eli)的「假科幻‧真傳教」奇作,稍微引進了一點點新意:文明戰爭之後,人人處心積慮想爭搶「傳說中的唯一終極武器」──最後一本《聖經》!冠上先知以利亞大名的男主角,保護著這史上僅存的《聖經》一路橫越北美廢墟,最終完成了「後‧使徒行傳」的天啟任務,而人類文明的重建,也因此露出了一絲曙光……(至於為何非得是《聖經》?而不是《古蘭經》或《道德經》?那當然得看電影是誰出的錢囉~)

換人當家

「文明歸零」實在頗為不堪,但還有更慘的版本嗎?當然!上文所言的「廢墟文明」,至少還由人類自己當家作主;在某些「後啟示錄作品」中,這「世界主宰」根本就已經「換人做做看」了──如果你還記得前面提過的那部《浩劫餘生》,「人猿當家」的情境應該還歷歷在目唄?

要不,《魔鬼終結者》裡的「天網」、《駭客任務》裡的「母體」以及《機械公敵》裡的「VIKI」,可能都要算是「世界末日」之後,上帝派來「照顧」愚蠢人類的新管家吧?

「如果人類文明是驕傲的野蠻,那麼我就派使者來讓你們卑躬屈膝!」上帝也許會這麼說。

反烏托邦

好吧~文明是毀掉了,但卻又不甘願讓別人來插手接管? 那麼, 「反烏托邦」(Dystopia)題材也許可以提供幾份「人類文明重建指南」以供參考──只不過,這些作品總是悲觀地認為:「人類從歷史上能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可能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

1966 年, 法國新浪潮導演楚孚(François Truffaut)拍攝了改編自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同名小說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述說了一個因恐懼「知識」造成戰亂與毀滅,進而全面「焚書坑儒」的偏執社會;同樣戲碼,在2002 年的《重裝任務》(Equilibrium)裡,又明明白白地上演了一遍──只是,這一次要禁絕的對象,從「知識」換成了「情感」……

或許,「知識」與「情感」,確實是「殺人武器」與「狼子野心」的催生父母,但一個藉由禁絕「知識」與「情感」而苟活下來的人類社會,難道就不算是「另一種世界末日」嗎?

這些故事明白告訴我們──避免「世界末日」的矯枉過正,或許正悄悄地接生了「二次末日」的降臨……

世界末日源流考

讀到此處,各位看官不曉得有沒有從這堆「好萊塢惡夢工廠」大量生產的「啟示錄/後啟示錄」當中,看出什麼結構性的端倪?參出什麼根本性的頓悟?若是沒有,顯然大家可是洋墨水喝多了,見怪不怪什麼都不奇怪了~

說真的,幾乎沒人注意到,這種對於「世界末日」近乎狂熱的宗教性偏執,原本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文明」當中──「道教」講「無始無終」「佛教」談「輪迴不滅」──「世界末日」對我們而言,其實要算是歐美強勢文化「西風東漸」之後,才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舶來產物!

這股方興未艾、越演越烈的「末日狂潮」,其實根源於所謂「亞伯拉罕教群」(Abrahamic Religions;意為『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之統稱)共通的基本信仰──萬物由唯一真神所創造,當「那個日子」來臨之時,神會藉由大災大難大毀滅來洗滌「世間萬惡」,讓得救的選民獲得「永生救贖」。(若你對這些細節特別有興趣, 那麼上網找找Eschatology 一字,絕對不會失望~)

想瞭解這種「世界末日」觀念,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亞伯拉罕教群」的信徒們,其實吾人可以借用心理學宗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關於「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或譯『集體無意識』)的理論來窺得一斑。

榮格指出,在人類自我發展過程中,會留存一種「不屬於個人,而根源於種族集體演化產生的普遍原始心像和觀念」,這種心像與觀念將代代相傳,累積在同族血系的潛意識中,成為每一個體人格基礎不可分離的部分──此即為「集體潛意識」。

由此觀之,「世界末日」顯然就是生活於「亞伯拉罕教群」文化圈中,所有個體間「集體潛意識」極其重要的構成部分,此一情結深刻地影響著這些社會的文明發展,並透過種種文化傳遞媒介與管道,反覆不斷地播送、重製、流轉、發酵……

客觀來說,目前在這地球上,「亞伯拉罕教群」信徒就佔了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更別說數個世紀來,以「基督教文明」為主幹的歐美國家,優勢地主導並改變了我們社會原有的文化結構。也因此,對我們而言,「世界末日」幾乎也內化成了當今生活價值體系的重要成分(與文明國家同步?!)其後,更是透過美國以好萊塢影視強力媒體的推波助瀾,讓我們這些拜神拜佛的同胞們,也開始跟洋人一同「怕審判、瘋末日」起來……

末日預言事件簿

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盛行的地區裡,這種對於「世界末日」的歇斯底里,在歷史記載上,我們很容易可以整理出一長列的荒謬事件清單。但,從科學觀點來看,這種潛伏在「集體潛意識」當中,隨時等待浮上檯面的「末日情結」,究竟會「好發」於哪種特定的歷史情境與時空條件呢?

或許,抓幾則近世比較知名聳動的「世界末日槓龜實錄」,多少能讓我們鑒往知來、感受一下──為何這2012 年的「末日預言」會如此地肆無忌憚、沸沸湯湯……

西元1666 年,歐洲掀起末日大恐慌,只因年份裡那三個「6」跟〈啟示錄〉末日魔獸額頭上的印記相符。(補充說明:其實當時歐洲早已為瘟疫圍困多年……)

西元1881年,「耶和華見證人教派」使用「特殊的金字塔幾何學」預測該年為世界末日。(神秘的『計算公式』發揮了威力……)

西元1910年,人們擔心「哈雷彗星」尾部散發的毒氣,將會終結地球的生靈。(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具有『科學根據』的末日預言……)

西元1919 年(12 月17 日),某氣象學家斷言「行星的罕見會合」將形成重力失衡或地磁混亂,吸引太陽耀斑襲向地球,燒盡萬物。(『科學家的話』你能不聽嗎……)

西元1938年10月30日(萬聖節前夜),美國名導演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依據H.G.威爾斯《世界大戰》所改編的廣播劇版本,讓大蕭條中的美國,陷入「外星人侵略地球」的集體末日恐慌!(感謝老天~那只是『美國』廣播節目……)

西元1967 年,「宗教性末日預言」最興盛的一年,宗教領袖、UFO 靈媒都預言,該年由嬉皮運動所催生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風潮將引發世界末日。(所謂『道德淪喪』會招致天譴哪……)

西元1999 年,就算你不信諾斯特拉達姆士(Michel de Nostredame)的預言詩大解碼,光看數字就知道,末日恐慌能不達到空前絕後的高潮嗎?(別忘了1998 年還有《彗星撞地球》跟《世界末日》兩部精彩大戲推波助瀾哦……)

西元2000 年,除了「千禧年恐慌」搭配「Y2K電腦危機」助興之外,連大科學家牛頓爵士的遺稿都殺出來湊了一腳呢!(『宗教』、『科技』與『科學』三位一體……)

西元2011 年11 月11 日,網路傳言四起,認為這麼多「1」的出現,絕對是末日的徵兆。(至於中華民國100年,埔里王老師依據易經推算出的『511 貨櫃屋事件』,那就略過不提了……)

西元2012年12月21日,根據馬雅曆書的「科學譯解」,這一次,「世界末日」應該是真的要來吧?!(不信?自己去看電影吧……)說真的,就算我們對於「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社會的「末日預言事件簿」幾乎一無所知,光是這張以「基督教」文明地區為中心所畫出來的「末日時間地圖」,就已經夠嚇人了!

從歷次「末日預言」的根據表象觀之,乍看似乎找不到某種一致性的結構端倪(聖經詮釋、曆法推算、神秘符碼、天文異象、幽浮降臨、數術異論、科學解析、科技災難……),而其宣揚末日的動機,也早已超脫「亞伯拉罕教群」的宗教正典範圍(馬雅曆書、易理推算,甚至是其他超自然與神秘學理論,統統派上用場)──這,究竟說明了什麼?

世界末日大解碼!!!

這只說明了:推動一次又一次「世界末日」預言恐慌背後最重要的動機,正是潛藏在「亞伯拉罕教群」文明影響區域(無論直接或間接)群眾「集體潛意識」中,那道暗潮洶湧、蠢蠢欲動的「世界末日情結」在隨時伺機作祟──

這種「末日集體潛意識」,常態性地潛伏在人群之中,每當社會面臨低潮或衝擊的關頭(例如:瘟疫的蔓延、經濟的蕭條、道德的敗壞、未知的變故……),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人們總能適時地尋得各式各樣「末日預言」的「理論根據」──然後高高舉起「世界末日」這面大旗,用來收編並合理化這些「無可逃避卻又無計可施」的社會恐慌。

於是,「世界末日」成為一種吸納人類社會集體負面情緒的「文明工具」──當然,在這個資本橫行的時代中,這種具有全面性與特殊性的「文明工具」,理所當然地將會成為一項「超級商品」!

正由於人類文明無時無刻不處於某種特定恐慌肆虐的狀態,那也代表了這種需求背後一定會帶來異常龐大的商機與利益:宗教領袖藉此吸納信徒、娛樂媒體藉此大發利市、有心人士藉此起鬨斂財、販夫走卒藉此宣洩情緒……

至此,「世界末日」成了一種嘉年華般的集體狂歡派對,而對市場最為敏感的「好萊塢夢工廠」,當然抓住了這筆驚人的生意,挖空心思、處心積慮、語不驚人死不休!

好萊塢版本的種種「世界末日」原型,其實總不脫「基督教」新舊約《聖經》裡的災難記載──大洪水與挪亞方舟、耶和華降埃及十災、吹響末日號角的啟示七印、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的神魔最終戰役……

然後,科幻劇作家們,再以當時流行的各類奇思異想,加以重新混搭包裝──用「氣候異變」替換「神啟天譴」、用「致命病毒」替換「詛咒瘟疫」、用「人工智慧」替換「啟示使者」、用「冷戰熱核」替換「終極審判」……

於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所一手打造的「末日‧科幻‧啟示錄」,至此大功告成!

末日‧科幻‧啟示錄

不過等等!在這場熱熱鬧鬧的「末日大戲」之中,我卻總覺得似乎少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了!我又想起了那根老舊電線桿上所寫的「世界末日快到了‧聖經」勸世警語!但我翻遍整本新舊約《聖經》,卻從頭到尾怎麼也找不到這完整的「世界末日」四個字──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聖經》所言的「那個日子」被悄悄地引伸為「世界末日」?那個原本代表「救贖」(Salvation)的「審判日」(Judgment Day)被偷偷地置換成象徵「毀滅」(Destruction)的「終結日」(Doomsday)?

天哪!《聖經》從未說過「世界末日快到了」這句話──但好萊塢卻仍在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

最後,我也只能據實引用新約《聖經》〈啟示錄〉22章18節的話,送給這些不知悔改的「世界末日」批發商們,作為我的「末日贈言」了:「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本文圖片由得利影視授權)

 

〔註〕開頭引用這段電影台詞之原文為:Now, the victims, and we’ve seen many are said to have adhered to the Mayan-Quiche calendar which predicts the end of time to occur on the 21st of December of this year due to the Sun’s destructive forces…

鄭運鴻:中華科幻學會召集人暨會長

原發表於科學月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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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月刊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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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戈」有哪些獨特優勢和設計奧秘?上古中國區域互動有多複雜?——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4/15 ・6432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上古中國最常見的武器是「戈」?

說到中國的兵器,你可能會想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倚天劍、屠龍刀。事實上,我們熟悉的劍是從歐亞草原傳入中國。早在劍成為主流兵器前,在上古中國的戰場上,廣泛使用的兵器是青銅製的「戈」。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透過研究殷墟出土的「銅三角援戈」,分析這些兵器之於墓主的意義,並解開晚商社會與區域互動的謎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手上揮舞著仿銅戈模型,介紹源自上古中國的尖端兵器。
圖|之有物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室裡,李修平助研究員揮舞著一把仿銅戈模型,一邊講解、一邊模擬商代士兵的作戰情形。

銅戈這類青銅器是用銅、錫、鉛為主的礦物冶煉鑄造而成,跟非金屬材料做的兵器截然不同。第一,銅戈相當鋒利,就算沒有正中敵人要害也會造成大量失血,攻擊效率極高。第二,石器要花時間打磨,但銅戈只要有夠多模具,就能大規模量產。第三,石器斷了就斷了,但銅戈就算鈍掉,磨一磨就能再用;就算爛掉,也能重鎔再製。

「銅戈彰顯了商代的軍事和科技實力,你不覺得這類兵器超猛的嗎!」李修平讚嘆古人的智慧,娓娓道來自己對銅戈與青銅器著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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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就像當代的半導體,是上古中國最尖端的科技!

的確,與石器、玉器或陶器相比,青銅器的製造技術更複雜,從開採礦物、冶煉金屬,乃至鎔鑄器物,整套製程都需要高超的知識體系和工藝技術。

此外,李修平更從銅戈觀察到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戈」是中國本土發展出的兵器,源自黃河流域,並往四周流傳。而青銅鑄造則是來自歐亞草原的外來技術,傳入中國後逐漸本土化,被用來製作各式禮、兵器,也包括銅戈。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在被視為「晚夏時期」的二里頭文化(西元前約 1750 至 1520 年)、「早商時期」的二里岡文化(西元前約 1510 至 1300 年)就已出土少量的銅戈。到了中、晚商時期,銅戈不僅大量出現於黃河中游的小屯文化(包括「花園莊期」與「殷墟文化」,西元前約 1320 至 1050 年),更散布於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不同地區銅戈的形制變化與出土脈絡,成為考古學家研究上古中國區域互動的重要材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出從殷商到東周時期的銅戈,從中可觀察銅戈形制的變化。到了西周中期以後,戈的形制逐漸固定,戈頭末端已普遍流行名為「胡」的延長設計,可增加鑽孔空間,方便穿繩將握柄牢牢綁在戈頭上。圖為東周的長胡戈。
圖|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考古學家如何還原文物身世?

銅戈基本構造圖解
圖|研之有物

在殷商時期,銅戈已是中國廣為使用的兵器,一支銅戈基本上具備:青銅製的「戈頭」、固定戈頭並可手執的「柲」、柲上端的「冒」,與柲下端的「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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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頭又可大致分為用來攻擊的「援」、支撐柲的「內」(常見的造型有直內、曲內、管銎),以及位於兩部位銜接處的「闌」(分為上闌、側闌、下闌)。

為了讓戈頭在作戰時不會從柲上脫落,會在「援」或「內」上設計稱為「穿」的孔洞,可穿繩將戈頭和柲綁在一起。後來更出現了合瓦形的「管銎」,是形狀如兩塊瓦片圍成的孔洞,可讓柲直接穿過戈頭固定。

銅戈的「內」常見的造型有:直內、曲內、管銎。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在形態各異的銅戈中,李修平注意到一種形狀特殊、數量稀少的「銅三角援戈」。與一般銅戈相比,銅三角援戈的主要特徵為:援呈三角形、援末有長方形穿、無上下闌

銅三角援戈不僅造型特殊,更令人矚目的是,學者對於銅三角援戈的起源意見紛陳,目前至少包括「漢中盆地說」、「中原說」、「漢水流域說」與「涇渭三角地帶說」等不同說法。這也連帶影響其背後所反映的不同區域互動關係,形成眾說紛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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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三角援戈基本構造圖解
圖|研之有物

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在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代,銅三角援戈已見於上古中國各地,包括今日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與長江流域的湖北、湖南與陝西南部等地。此外,殷墟所在的河南省安陽市,則出土近 20 件銅三角援戈。

為了藉由銅三角援戈此一個案,進一步探索商代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李修平首先分析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當中有 2 件「直內三角援戈」和 1 件「曲內管銎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西的小屯東北地(即一般所謂的「宮殿區」)。另有 1 件「直內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東的大司空村。

研究的起點,就得先從殷墟的地理位置,與文物的出土脈絡說起。

圖為 4 件銅三角援戈在殷墟的發現地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提供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王都遺址,其歷史可追溯至距今 3000 多年前,位於今日中國河南省安陽市的洹河流域,佔地廣袤,遍布大大小小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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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所自 1928 至 1937 年間,陸續在殷墟進行 15 次考古發掘,在當年是首次由官方學術單位,在單一遺址中,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系統性的考古發掘工作,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往後 90 餘年的發展。

為了尋找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經過多年調查,史語所的考古學家前往安陽市西北部的小屯村,進行田野考古工作。由於小屯村以北發現大量的夯土台基,顯示此處曾是商代晚期的宮殿和宗廟的所在地,因而稱之為「小屯宮殿區」。此外,更在小屯宮殿區的西北方、洹河以北的侯家莊以北,發現了「西北岡王陵區」。

考古學家藉由解讀出土於殷墟的甲骨文,證實了歷史文獻上殷商王朝的存在。墓葬中更找到各式青銅製的禮、兵器,與《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相符。毫無疑問,在不晚於殷商時期,「祭祀」和「戰爭」就是一個國家立足的根本。

1936 年春,史語所考古團隊在小屯村北的張家七畝地,發掘關鍵的 YH127 坑,出土 17,096 片記載殷商王室祭祀活動的甲骨。圖為工作人員正在將整塊埋有甲骨的土層挖出,準備裝箱運回南京的研究室清理。右方踞於箱上為李濟,其後穿淺色背心坐者為高去尋,其後為李景聃。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殷墟發掘的文物,皆有賴考古學家就其出土「脈絡」,還原身世背景。

除了觀察文物本身的形制、材質、刻紋等外在特徵之外,文物出土的地層、在遺址中的位置、周圍的其他遺存等,都是協助考古學家研究古人思想行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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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平舉例,一件銅器在遺址的不同地方被發掘,可能暗示它所處的不同生命週期。例如在作坊附近發掘,可能是半成品或廢料;在居住區發掘,可能是使用中的物品;在垃圾坑發掘,可能是毀棄品;在墓葬中發掘,則可能是陪葬品。

「戈」除了作為兵器,也可做禮器使用。圖為殷墟小屯宮殿區 331 號墓出土的「玉援銅內戈」,其援部是玉製,功能可能類似領導者手持的儀仗。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從墓葬風格推算墓主身份地位?從戈的形狀看出區域互動可能性?

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有 3 件出自墓葬、1 件出自水井。首先,李修平從墓葬所在的位置、墓室的規模、陪葬品數量,以及是否有殉葬者,推測墓主的身分,與文物對墓主的個人意義。

舉例來說,直內三角援戈 R002108、R002109 皆出自小屯宮殿區的墓葬(這兩座墓葬的年代,均埋於「小屯宮殿區」形成之前)。雖然這兩把銅戈都做工精美、鋒利依舊,但出土墓葬的「排場」卻有所落差。

R002108 出自墓葬 M232,規模頗大,不但有殉葬者,還有眾多銅、石兵器,暗示墓主的身分地位與眾不同,生前可能有指揮作戰的能力。R002109 則出自墓葬 M270,規模較小、陪葬品也少,推測墓主在當地社群大概屬低階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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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平指出,上述兩件「直內三角援戈」雖然都出自墓葬,但這兩件兵器對於它們的擁有者來說,意義可能大不相同。

對墓葬 M270 墓主來說,R002109 是他為數不多的陪葬品中相對珍貴的器物。反觀墓葬 M232 墓主,不只陪葬品豐富,胸前還放了一把比 R002108 更精美、鑲有綠松石的曲內銅戈。此外,就陪葬品放置的位置來看,M232 墓主可能重視鑲嵌綠松石銅戈,更勝於 R002108。

「直內三角援戈」R002108(上)、R002109(下)都出自墓葬,風格各具特色,但從出土脈絡推測,這兩件兵器對於它們的擁有者來說,意義可能大不相同。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此外,李修平也透過分析出土脈絡,為大司空村發掘的「直內三角援戈」R015552 拼湊出不同身世。

R015552 的前鋒圓鈍、內上沒有可穿繩的孔洞,作戰時戈頭容易與握柄分離。因此,李修平推測,這把銅戈可能不是實用兵器,而是作為儀杖或有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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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R015552 所在的墓葬位於殷墟的「東部工業區」,該地已發現生產各式骨器、陶器的作坊,或許也鑄造銅器,而此墓葬的位置正好位於骨器作坊的範圍。

因此,墓主的身分地位和所屬社群,可能與小屯宮殿區的政治菁英較遠,而與大司空村南地的工匠社群較近。

「直內三角援戈」R015552,發掘自大司空村墓葬,當地在商代晚期是作坊區,因而推測墓主身分應與工匠社群有關。
圖|研之有物(拍攝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另一方面,李修平也從造型特殊的「曲內管銎三角援戈」R002130,觀察到區域互動的可能性。

R002130 的出土地點特殊,位於小屯宮殿區北部的一處水井內。這座水井出土的考古遺存數量豐富、材質多元,包括占卜用的甲骨、銅渣(代表附近可能有鑄銅活動),以及至少 21 件青銅兵器與工具。李修平推測,這些青銅器物的擁有者可能是生活或服務於小屯宮殿區的人員。

為什麼說「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反映出區域互動的可能性呢?

首先,在二里頭文化時期至小屯文化時期,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今日中國河南省一帶)出土的銅戈,其援部大多呈長條形,外觀呈現三角形者相對較少。如前所述,援部呈三角形的銅戈,究竟源於何地,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此外,能插入握柄的管銎設計,是北方式青銅器的特色,殷墟雖然有出土管銎銅戈,但數量遠不及無管銎設計的銅戈。

最後,曲內設計是中原地區銅戈常見的造型,最早見於二里頭文化時期,但融合「三角形援」和「曲內」這兩種設計的銅戈卻非常罕見。

李修平認為,「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展現了各地物質文化元素在晚商王都交融的現象,也體現了商代工匠勇於實驗各種創新的銅戈設計,致力打造出能讓戈頭和握柄緊密結合的完美兵器。

「曲內管銎三角援戈」R002130,展現各地物質文化元素在晚商王都交融的現象,也體現商代工匠勇於實驗各種創新的銅戈設計。
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擷取自李修平,〈從考古脈絡論史語所藏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施汝瑛拍攝)

「研究史語所收藏的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只是研究的起點。」李修平表示:「直到今日,殷墟的考古工作已持續進行約 100 年,不僅累積龐大的材料,更發現種類豐富的『舶來品』。此外,在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也陸續發現五花八門的外來遺存。換句話說,運用脈絡比較分析法來研究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其實才正要起步。」

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區域互動有多複雜?

李修平自 2020 年起,接手史語所安陽工作室的主持工作,他試圖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關係進行更細致的梳理。
圖|研之有物

「區域互動」的研究看似有很多材料可做,但李修平坦言,如果單純相信眼前的證據,很可能會誤入陷阱。

舉例來說,假設 3000 年後,外星人來到地球考古,發現臺灣是全世界晶片製造廠最密集的地方,他們可能會以為臺灣是半導體的發源地,但其實真正的發源地在美國。光是當代社會的物質文化都能推敲出多種可能,要推斷 3000 年前殷墟文物背後的區域互動關係,就更加困難。

李修平進一步指出,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當墓葬中出土了外來遺存,經常採用較籠統的說法。例如,某地「影響」了某地,又或者兩地之間存在某種「關係」,但詳細原因無法具體說明。特別是進入了夏、商、周時期,「華夏中心史觀」成為詮釋區域互動的基本預設。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被學界視為夏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一般認為,二里頭的物質文化就像太陽般輻射四方,只要在周遭地區看到類似的物質文化,很可能就是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但這樣的論述其實有待商榷。」李修平點出爭議:「只因為看到這邊出土的陶器跟二里頭的陶器類似,就能斷定它被二里頭「影響」嗎?物質文化流傳的動力,是文化?是政治?是經濟?還是偶然的巧合?又或者是其它多重、複雜的因素?」

有關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內涵充滿各種可能性,諸如交換、模仿、貿易、移民、戰爭或殖民等原因,真相並沒有那麼單純。

因此,自 2020 年接手史語所安陽工作室以來,李修平就試圖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關係進行更細緻的梳理。

然而,研究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做研究必須跟著材料走,而不是跟著既有的、主流的論述走。如果有新的材料出土,就要接受已有的認識很可能被挑戰、甚至推翻的可能性。

「現代社會都這麼複雜了,古代社會也有它複雜的一面。」李修平望著眼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僅管還有許多難題未解,卻擋不住他躍躍欲試的心情。

「新的考古材料持續出土,不斷更新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儘管如此,考古學家仍要竭澤而漁,盡力蒐羅所有材料,試圖在相對穩固的基礎上,還原古代社會的複雜性,並提出比較合理的解釋。這是我做研究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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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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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部的特殊陣頭?化妝遊行變成消災解厄的行動神靈?由數名神童組成的百足真人?蜈蚣陣的前世今生——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4/01 ・6312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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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郭令鈞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數名神童組成的特殊陣頭?

臺灣一年到頭有許多熱鬧的遶境活動,在臺南曾文溪流域流傳一種可愛又傳奇的「蜈蚣陣」,在看不到盡頭的閣枰上,坐著一個個身著華袍、臉帶妝容的孩童,長長的隊伍在村莊或廟宇之間繞行。這種特殊的陣頭究竟從何而來?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帶我們認識蜈蚣陣的由來,並分享多個別具特色的蜈蚣陣,感受民間信仰與地方文化融合的魅力!

臺南土城香蜈蚣陣,由青草崙紫金宮組陣,木製蜈蚣頭供奉於聖母廟觀音佛祖殿。
圖|許評註 攝影

透過擲筊決定人選?能夠消災解厄的百足真人?

今日的曾文溪在艷陽照耀下顯得水光瀲灩、整治有度,沙洲上的菅芒迎風搖曳,溪上橫跨著西港大橋,在晴空中跨出一彎弧線。

以西港大橋為起點,沿著臺 19 線驅車北上,會先後經過西港、佳里、學甲,三座市鎮分別擁護著三個信仰中心:西港慶安宮、佳里金唐殿與學甲慈濟宮。這些曾文溪下游的廟宇,多數每隔三年會舉辦一次大遶境(慈濟宮則是每四年一次),稱為「刈香」或「香科」。

刈香的最大看點無非是精彩的陣頭,多半由境內各庄自組而成,傳承久遠、訓練有素。例如慶安宮的西港刈香,據說從 240 年前的乾隆年間就開始舉辦,2024 年適逢甲辰香科,若在初夏時節造訪,可見到文武陣頭輪番登場,宋江陣、八家將、大鼓花陣、牛犁歌陣、天子門生……,從大場面到小細節,全是當地人的用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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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陣頭中,很難不注意到一種名為「蜈蚣陣」的陣容。裝飾蜈蚣頭尾的隊伍從遠處浩蕩而來,待到走近後發現,實為一節節綿延不絕的閣枰,每節枰上都坐有孩童,各個身著華袍、臉帶妝容,扮演不同的歷史人物或傳奇角色。

在天真的年紀,有些孩子享受自如、有些坐得難耐、有些早已睡得東倒西歪。如果他們記得的話,會朝群眾丟出一把平安糖,眾人會爭相接住這份可愛的祝福。

蜈蚣陣貌似歡愉可愛,其實擔任蜈蚣神童和身為神童家長是非常累人的苦差事。刈香期間半夜兩、三點就得起床化妝,趕在清晨五、六點出陣。家長們還得隨侍在側、幫忙推動車架。幾百人每天繞境超過 12 小時,有時頂著豔陽、有時冒著風雨,回到自家廟宇往往已是深夜,沒休息幾個小時,隔天又得繼續同樣行程。

即便過程辛苦,家長們依舊熱衷參與,每當廟方公開徵求神童,往往引發報名盛況,常遇到一個角色有多人競爭,還要透過擲筊來決定人選。據信神童能得到神明保佑、平安長大;蜈蚣陣也是世代傳承的記憶,許多家長小時被父母抱上蜈蚣陣,現在為人父母,也想將這份傳統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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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眾普遍相信,蜈蚣陣是個巨大的行動神靈,擁有消災解厄的強大能力。例如西港的蜈蚣陣擁有「百足真人」的封號、學甲的則稱為「蜈蚣公」,刈香遶境時,民眾見其停駕休息會來「鑽蜈蚣腳」,有些途中的民家會臨街祭拜,希望替全家求個平安。

臺南西港香蜈蚣陣,結束三日遶境,返回慶安宮作最後巡禮。
圖|劉家豪 攝影

蜈蚣陣如何變成當今的模樣?

究竟蜈蚣陣這種特殊的陣頭是從何而來?為何在臺灣南部鄉鎮受到熱烈擁護,在其他地方卻不見蹤影?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在兩岸田野調查十多個年頭,研究民間信仰的流變與傳承,與我們侃侃而談蜈蚣陣的由來。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謝國興研究員
圖|之有物

根據謝國興的研究,蜈蚣陣的前身「藝閣」源自九龍江出海口的漳州與廈門地區,在清領臺灣時期,由漢人移民將純粹鬥熱鬧的廟會藝閣文化引進臺灣,經過數代傳承、與地方風俗結合後,發展出今日具宗教意涵的蜈蚣陣。

早在明代陳懋仁的《泉南雜志》就有記載,泉州地區自古有「以姣童妝扮故事」的廟會遊行,大人們「以方丈木板搭成檯案,索綯綺繪,週翼扶欄,置几于中,加幔於上」,孩童們就身處華麗的閣枰之上由人扛抬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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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末民初李禧的《紫燕金魚室筆記》描寫廈門地區的廟會,也提到一種名為「蜈蚣棚」的藝閣:「蜈蚣棚者,搭木條如橋狀,木條相接處鑿圓孔,中貫以軸,木條能轉折自如,軸長數尺,以壯夫撐于肩上,棚長一二丈不等,棚上以童男女扮故事,龍頭鳳尾,遊行道上,活動如蜈蚣,故俗以是名之。」

文中的蜈蚣棚看似與曾文溪的蜈蚣陣相近,但在外觀上以「龍頭鳳尾」裝飾,應是從舞龍陣演變而來。之所以名為「蜈蚣棚」主要是因為抬推閣枰的人數眾多,從遠處望去宛如蜈蚣百足。

時至今日,漳州與廈門地區依然可見到類似隊伍,現今普遍稱為「蜈蚣閣」,幾乎都是龍頭龍尾、還有持龍珠的人作前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 2011 年入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廈門海滄蜈蚣閣」,藝閣上特別以彩綢裝飾三層小亭閣,雕琢精巧、華麗繁複,可說將藝閣的特色發揮到極致。

廈門海滄鍾山水美宮蜈蚣閣
圖|謝國興 攝影

為什麼蜈蚣陣在曾文溪附近特別盛行?

蜈蚣閣剛傳入臺灣是何種樣貌?清領時期少有文獻可供查考,日治時期的報紙則可看到蜈蚣閣在民間廟會、神社慶典、官方典禮中上演,地點遍布艋舺、大稻埕、宜蘭、新竹、彰化、嘉義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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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藝閣歸藝閣,今日臺灣南部這些有神靈附體、蜈蚣頭尾的蜈蚣陣,又是怎麼來的?謝國興認為祂們都源自一個古老的傳說。

西漢成書的《淮南子》這麼介紹蜈蚣:「其性能制蛇,忽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古人普遍視蜈蚣為蛇的剋星,臺灣早期的漢人移民也有此認知,想到用蜈蚣陣剋制某種如蛇的天災。

1930 年代曾文溪整治以前,經年泛濫成災,還不時改道沖毀村里,雖然帶來肥沃的沖積平原,但百姓的田宅家屋常毀於一旦。當地人形容曾文溪就像一尾「青盲蛇」(又稱「青暝蛇」)般胡亂流竄,更傳聞有蛇精在溪中作怪。

在「蜈蚣剋蛇」的認知下,鄉人逐漸把「蜈蚣閣」轉化成代表神靈的「蜈蚣陣」,祈求祂能對治造成溪水氾濫的蛇精。

原為增添廟會熱鬧的蜈蚣閣,變成具有宗教儀式的蜈蚣陣後,重點轉為對蜈蚣的神性想像,不僅簡化了閣枰上繁複的裝飾,原來的龍頭龍尾也大多改成蜈蚣頭尾,更加體現蜈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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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學甲、佳里著名蜈蚣陣各有什麼特色?

蜈蚣神靈一開始在何時、何庄、何廟現蹤已難以溯源,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旦有地方開始運用宗教儀節,就會吸引其他地方跟進,到了日治後期,臺灣多地的蜈蚣閣已有明顯的神靈化特徵。

當前的曾文溪雖已整治完畢,但蜈蚣陣早已內化成臺灣百姓的文化記憶,在青盲蛇曾肆虐的土地上,祂還繼續行進。根據謝國興的考察,近二十年間尚在出陣的蜈蚣陣約有十陣,多數集中在臺南曾文溪流域、鹽水溪流域,以及臺南、高雄交界的二層行溪下游村莊。

歷史最悠久?唯一家族世襲的蜈蚣陣?

西港香蜈蚣陣在學甲寮慈興宮進行「蜷廟三圈」儀式
圖|黃文博 提供

其中歷史最久遠的,當屬西港刈香的蜈蚣陣,已世代流傳兩世紀之久。大約一百多年前(1914 年前後)曾文溪改道,原來負責籌組蜈蚣陣的庄頭蚵壳港,遭到洪水沖毀,居民遷居到現今曾文溪南岸的公塭和溪埔寮等地。

雖受水災重創,但眼見「西港香」即將到來,兩庄居民排除萬難,大夥架起閣枰、父母帶上孩童,再次扛起蜈蚣陣行走西港。此後每三年一科延續至今,按時出陣已成為當地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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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蜈蚣陣的最大特色是世襲制的蜈蚣神童,不同於其他廟方公開徵求,西港蜈蚣神童的角色與位置都是由各家傳承下來。

每次香科一到,家族中的適齡孩童就會著裝上陣,許多小小冠帽和袍服已流傳數代人,穿戴在神童身上時常勾起全家人的兒時回憶。

西港蜈蚣陣還有一項特殊人設,祂是玉皇大帝赦封的「百足真人」,每次出陣前都由公塭萬安宮的主神為蜈蚣頭尾開光,恭請百足真人入靈,接著前往西港慶安宮參加刈香前的開館儀式。

其他陣頭(如宋江陣、八家將)的開館是在廟前施展陣法,唯獨蜈蚣陣是「蜷(khûn)廟三圈」,接受千歲爺的認可、領令出發,這種獨特的開館又稱為「架枰」。

儀式完成後,家家戶戶就會推著小孩浩蕩而行。遶境之時,蜈蚣陣走在最前,遇庄穿庄、遇廟蜷廟,不用遷就其他陣頭的路線。穿庄是要帶走鄉境的瘟疫,蜷廟是要淨化聖域,境內許多廟宇在建造時就已預留四周空間,方便將來蜈蚣陣蜷廟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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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刈香遶境四天,圓滿結束後,萬安宮的執事人員會將蜈蚣頭尾取下、火化送神,彷彿百足真人升天而去,人間的不幸與災禍也隨之化消在空中。

用扛的才叫陣頭?唯一保有龍頭鳳尾造型的百足真人?

學甲香蜈蚣陣,是臺灣唯一尚在出陣、保有龍頭鳳尾造型、全程人力扛抬的蜈蚣陣。
圖|謝國興 攝影

另外一隻歷史悠久的蜈蚣陣,出現在學甲慈濟宮的刈香活動中。慈濟宮是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的首廟,香火來自現今漳州市的白醮慈濟宮,因此每年保生大帝誕辰前,學甲都會舉行「上白醮」活動。在蜈蚣陣與其他陣頭的開路下,保生大帝來到將軍溪畔的白醮亭,鄰水遙祭祖廟。

由於上白醮繞境時間僅一天,無法涵蓋學甲十三庄,所以每四年會舉辦盛大完整、歷時三天的「學甲刈香」,當然蜈蚣陣也必然出場,遊走於學甲全境。

學甲蜈蚣陣由後社集和宮籌組,據說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最驚人之處在於,祂完全由人力扛抬,因為學甲當地認為,用推的只是藝閣,用扛的才叫陣頭。

學甲蜈蚣也有自己的人設,相傳祂是青龍神轉化、協助保生大帝平亂有功的「蜈蚣公」。不同於其他蜈蚣陣紙糊的蜈蚣頭尾需要開光點眼,蜈蚣公擁有木製的龍頭鳳尾,常態供奉在集和宮,出陣前裝上蜈蚣陣,前往慈濟宮拜廟,拜廟時會在廟埕繞行三圈,圈中經常擠滿想讓蜈蚣公消災解厄的民眾。

學甲蜈蚣是臺灣唯一尚在出陣、保有龍頭鳳尾造型的陣頭,顯然與漳州、廈門的蜈蚣閣同一淵源,但堅持人力扛抬,又凸顯臺灣人將蜈蚣陣視為神明的代表。

金氏世界紀錄認證?最長蜈蚣陣?

臺南佳里蕭壟香蜈蚣陣
圖|劉家豪 攝影

若是講到蜈蚣陣的長度,學甲蜈蚣陣有 36 位神童、西港蜈蚣陣約 70 位上下,佳里的蜈蚣陣則一口氣來到 108 位,還先後受到兩次金氏世界紀錄認證──世界最長遊行花車。

佳里的香科稱為「蕭壟香」,由佳里金唐殿主辦,從清代就開始刈香,但在日治時期中斷,直到 1987 年才恢復每三年一次的香科。

蕭壟香的蜈蚣陣每回需動用 108 名蜈蚣神童,分別扮演 36 天罡與 72 地煞,曾在 2011 年以 201.8 公尺,獲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佳里另一隻蜈蚣陣由番仔寮應元宮主導,同樣也是 108 人,雖然不是蕭壟香的一部分,也不定期出陣,但在同一年再以 204.538 公尺,打破金唐殿的世界紀錄。應元宮的蜈蚣陣也是純人力扛抬,當年動員了南部各縣市轎班,約 1800 名壯漢分四班輪扛。

2011 年,佳里番仔寮應元宮蜈蚣陣,總長 204.538 公尺,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圖|王素滿 攝影

謝國興指出,應元宮的蜈蚣頭也相當程度地保留龍頭外型,出陣時前方有人操弄「蜈蚣珠」引導前進,這些細微之處反映臺灣蜈蚣陣傳承自華南原鄉的痕跡。

是什麼力量讓傳統文化流傳百年?

謝國興投身臺灣民間信仰研究將近二十年,長期的田調蹲點讓他深刻體會宗教活動對於常民生活的重要性。
圖|之有物

蜈蚣陣只是臺灣眾多陣頭之一,其他還有宋江陣、金獅陣、白鶴陣等,都是謝國興經年累月的研究重點。

2005 年,謝國興偶然造訪臺南鹿耳門天后宮的媽祖出巡,無意間目睹兒時記憶中的宋江陣,感動之餘,身為歷史學者的他不禁想問,是什麼力量讓人們持續體現百年前的文化?

為了解開心中的疑惑,原先研究社會經濟史的謝國興,轉而投身臺灣民間信仰的研究與記錄工作,將近二十年的長期田調讓他深刻體會:

宗教是生活中永遠的需求,因為人總有無助、需要心靈支持的時候,這就是為何時代進步,來拜拜的人並沒有減少。

這些長遠的文化記憶早已深植於常民生活之中。雖然現代社會大家平日忙於上班上課,只能利用零星的休息時間籌組陣頭,但是共同奮鬥的經歷凝聚了村民對家鄉的認同,獲得肯定的陣頭也讓參與者倍感驕傲。

此外,大型宗教活動也是村民聯絡感情的最佳時機,多年一次的刈香建醮,讓廟際、家族、外地親友有了相聚的契機,常常一起請總鋪師辦外燴,輪流請對方來吃辦桌,是非常有人情味的表現。

這些細膩觀察,來自謝國興「比氣長」的田調精神:「田調是一種長期的交陪,必須讓當地人接納你,而不是感覺自己只是一個被研究對象。」

在訪談過程中,謝國興與我們分享他撰寫的書籍、拍攝的紀錄片,當中許多受訪者都是認識十多年的鄉親。「在戲棚下站得夠久才看得到最精彩的」,謝國興這麼形容長期蹲點的重要性。

當然,戲棚下也有我們看不到的艱辛之處,例如西港刈香在活動一年半前就會開始籌備,為了記錄到完整過程,團隊也要跟著參與整個儀式與繞境活動。有些建醮選在深夜出巡、半夜燒王船、法事直到清晨才結束,為了記錄到關鍵儀式,團隊必須通宵拍攝記錄。

但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翻開謝國興的著作,可以看到詳盡的史料佐證習俗的傳承演變,習俗的轉變又反映社會、經濟、文化的巨觀變遷。研究團隊拍攝的紀錄片,在活動紀實中適時穿插人物訪談與專家講解,輔以精美的動畫,更能看出歷史與文化的縱深脈絡。

謝國興談到自己當前的願景:

人們常常不了解生活中的文化現象和背後意義,讓大家正確認識我們的民間文化,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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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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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很痛、超級痛!」你有多痛?疼痛有客觀標準嗎?哪些因素會影響疼痛感受?——《痛:牛津非常短講》
左岸文化_96
・2024/03/25 ・6573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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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疼痛

疼痛程度能被客觀測量嗎?

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設計來檢測人類痛覺的機制主要是呼應從純粹身體觀點量測痛覺組成的需求。痛的主觀特質(或更直接地稱為由受測者本人提供的證據)若是遭到忽視還算最好的情況,在最糟的情況下甚至會遭到貶抑。疼痛程度應該要可以客觀量測出來,或說這就是大家進行相關研究的基本依據;一個人感受自己疼痛的方式與個性、道德觀,或甚至性別及種族有關。

再加上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只被視為反映出「眞正」問題的指標。疼痛的測量及客觀性因此被刻意保持著疏離、冷淡的狀態,與其說是缺乏同情的立論基礎,還不如說是完全置身於同情的範疇之外。

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
圖|pixabay

研究者主要想建立的是痛覺敏感度指數。他們希望知道人體的疼痛要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被偵測出來。一般而言,在受控的條件下,不同的疼痛程度顯然可以反映出受試者的文明程度、犯罪傾向,又或者相對「野蠻」的狀態。大家一直都知道,每個人的疼痛閾値——痛無法再被忍受下去的臨界點——差異甚大,不過痛在每個人身上可以被感受出來的最低程度是否具有根本性差異仍是重要議題。

痛的現代史是建立在主張特定「種類」的人不是對痛的刺激更為敏感、就是更難以忍受疼痛的研究之上。這對尋求專業醫療協助的疼痛患者造成了實質上嚴重的後果。他們獲得治療的程度——包括施加的麻醉劑劑量和醫護人員提供的同情心——可能都會跟種族、年紀和性別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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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敏感度能成為犯罪證據?忽視痛覺主觀性,能幫助醫生更精準診斷嗎?

相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產可以測量疼痛敏感度的設備——痛覺計(algometer)或測痛儀(dolorimeter)——是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範疇內的工作。龍勃羅梭(一八三五─一九○九)因為在著作《犯罪人》(一八七六)中提出了犯罪類型分類而聞名,他採用了德國生理學家杜布瓦-雷蒙(一八一八-一八九六)開發的設備,透過電流刺激測量個體的疼痛敏感度及疼痛閾値。根據他的結論,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而疼痛測量儀的數據就可以提供證據。

龍勃羅梭認為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
圖|stocksnap

龍勃羅梭的研究是基於犯罪特質可以透過遺傳而來的理論,而且強調相關跡象都可以在人體上發現。他決心要透過比較(無論死活的)罪犯以及非罪犯之間的特質來證明這項理論,而獲得的結果非常驚人、具有高度影響力,但卻又毫無根據可言。不過他的例子可以反映出當時更為廣泛的趨勢。痛覺測量在機械領域的推進讓心理學家不再推敲心靈方面的非物質性運作,而改為追求物質性且具體可測的皮膚敏感度,並藉此探討大腦處理痛覺的各種相關能力(跟心靈完全不同的領域)。

另外在一九四○年的紐約醫院進行了一個計畫,他們將一盞燈的熱度聚焦在患者皮膚的一塊區域,然後記錄患者會開始感到疼痛的溫度,以及此疼痛到什麼程度會變得無法忍受。這是想將痛覺變成客觀可測量性質的一項新嘗試,其中帶有兩層意涵。

首先,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擁有機械測量的痛覺數據可以幫助臨床醫生超越(或甚至消滅)痛覺帶有各種隱喻且不甚精確的主觀性質。有些人就是會喜歡高報或低報自己受苦的程度,而這類傾向可以不再對醫療體系處理疼痛的藥物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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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
圖|stocksnap

可是問題在於這個痛覺量測系統不管用,至少任何一個實驗室的結果都無法在其他實驗室複製出來,因為受測對象可以在受過訓練後忍受不同程度的疼痛。外界刺激在受控條件下首先被人感知到的數値至少算是有找到共同的範圍,但疼痛閾値卻因為各種理由而出現各式各樣的差異,更何況個體實在很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能有)處於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影響的「中性」狀態。

各種機械理論

人類的所有特質、體驗都能被測量及量化?

如果說與疼痛相關的機械性研究大多得算是笛卡兒的功勞,那是因為他被認定說過一些話,而那些話又顯然能讓後人從中發現一種透過「疼痛路徑」運作的特定機制。若是遵循這樣的笛卡兒觀點,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十九世紀以降的生理學家在勤奮不懈的努力下開始尋找特定的痛覺接收神經,或說所謂的「傷害感受器」(nociceptor)。

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
圖|pexels

他們認定所有形式的人類特質及體驗都可以被測量及量化,於是透過大腦秤重的數據建立起以種族、性別為指標的智商系統、透過頭骨的測量顯示文明化的程度,甚至利用各種精良的技巧拍攝臉部後描繪出「犯罪可能性等級」。另外還有一些「疼痛纖維」(pain fibres)被描述成跟特定種類的疼痛有關、又或者跟不同規模的疼痛有關。根據這種方式,大腦只是用來接受特定疼痛輸入訊號的接收器。於是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疼痛量表等級可能跟傷勢程度呈正相關的基本前提已被確信是明顯錯誤的想法。

將疼痛以機械性解釋有哪些侷限?

沒有被這種機械性簡化手段抹消並在當代神經科學中獲得進一步探究的部分,是科學家依據刺激的種類及程度,將受激發的不同神經末梢做出分類。我們現在知道,人的體驗和神經刺激之間沒有絕對的相關性。雖然我們還是會用「傷害感受器」這個詞,但它們發出的訊號在成為痛覺前必須先通過大腦的解讀。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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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跟初始神經刺激不成比例的巨大疼痛反應,一八八○到一九五○年代出現了各種「(痛覺刺激及反應)模式」理論。有人假設一定是在脊髓中發生了某種反應,而且這個由原本末梢神經接收刺激所啟動的反應可以自我維持或甚至自我加強。隨著神經系統機制愈來愈常使用電機工程學的語言來比喻(而且使用的程度驚人),人們開始可以想像神經元在脊髓的「線路」中產生「反饋迴路」,因而「引起共振」並激發鄰近的其他神經元。正如原本那幅插圖所暗示,這種神經啟動的模式可以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就算接受過治療或甚至原初起因已消失也沒關係(例如幻肢痛)。

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圖|pexels

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這種帶有反饋迴路的電路板比喻想像起來容易,眞正要在實驗中發現卻有其難度。同樣地,疼痛方面的病變一直以來都被想像成一個「正常」的疼痛「電路系統」出現問題的結果,若要類比,就像是有訊號在特定種類的疼痛纖維中受到增強。在當代神經科學及疼痛管理領域中,這些理論的許多元素後來都證明在建構更全面性的疼痛體驗理論時很有幫助,但同時也必須超越「刺激帶來體驗」這種純然的機械性關係。

機械性關係以外的其他觀點?

直到一九六○年代,科學機構內外才開始出現批評的聲音——最有名的批評者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和之後的拉圖(一九四七-)——這些人指出社會脈絡在科學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埋藏在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想法及預設。到了更近期,達斯頓和蓋里森在他們的著作《客觀性》(二○○七)中重建了「客觀性」的概念。現在,所謂的「事實」已會被許多人視為透過特定框架後建構而來的偏頗資訊。這種不確定性為相關研究開展了全新的寬敞大道,但眞正的改變卻很慢才出現。

早在一八九四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歇爾(一八五二-一九二七)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不過就在目睹摩根生產出行為主義式「定律」的這一年,這種全面性的思考觀點卻幾乎沒產生什麼漣漪。當痛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確實開啟了痛覺的情緒及社會組成的相關探討之際,在醫療實務上對於能夠確切測量、判斷並診斷的既存需求,卻讓痛覺和傷害之間的機械關係得以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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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
圖|pexels

傷害的意象

第一份讓患者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醫療評估問卷?

臨床醫生數十年來都帶著對痛的多面向理解在實務現場工作。梅爾扎克(一九二九-)和托格森(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疼痛問卷將痛的形容詞及比喻根據痛的強度進行分組,然後依照「感覺」、「情感」、「評價」和「其他相關」四種項目進行分類,再搭配圖表指出身體上的疼痛位置,另外還會針對其他症狀及一般生活方式進行整體評估。

此問卷的前提在許多案例中獲得證實,也就是受疼痛所苦之人會用類似的詞彙來描述特定的疼痛症候群。因此,疼痛問卷帶來的質化觀點對臨床醫療人員很有幫助,能讓他們在一開始更有機會根據患者對自身疼痛狀況的評估做出正確診斷。

梅爾扎克和托格森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
圖|stocksnap

當言語無法精準描述,我們如何形容疼痛感受?

乍看之下,這是將疼痛體驗的情感特質重新導入醫療體系的成功應對方式,並因此讓臨床評估朝新的方向前進,但這種做法還是有其限制。疼痛問卷被翻譯成許多其他語言時使用了同樣的武器修辭,或說同樣有關受傷、割傷、刺傷、射傷、揍傷或壓傷的各種比喻。許多學者都指出,這些用來描述人類疼痛體驗的比喻被使用的時間久得驚人,彷彿我們沒有足以訴說疼痛的直接用詞,所以非得求助於這些傷害意象。

不過,這種顯而易見的限制掩蓋了存在於人們陳述中的驚人豐富性及深度。隨著時間過去,武器的種類當然改變了,描述武器對人類造成的傷害種類也出現了更多具有想像力的比喻性說法。此外,隨著語言的改變,人們會發現無論是問卷中的表達方式、代表意義及所處脈絡,都具有難以將其中分類普遍化的細微差異。翻譯的政治(更別說是做法)總是會引發誰的用語足以建立起基本分類架構的疑慮:我們應該要採用患者、醫生,還是譯者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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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圖|pexels

一旦語言被認定為一個人描述主觀體驗的重要資訊載體,我們就很難將其限制在事先規範好的定義及分類中。疼痛問卷成功地將許多當時在英文中常用的疼痛描述整理在一起,不過也可能限縮了人們在未來描述疼痛的用詞。當醫療人員把一連串描述性用詞交給患者並要求他們找出「符合」自身痛感的詞彙時,這種做法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具有高度暗示性及影響力的策略,因為這份用詞淸單暗示了這些詞彙已捕捉到了疼痛的本質。

這種做法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有用,但有些人即便感覺不太對勁,仍得努力將這些用詞硬套到自身的感受上。另外還有些人在覺得這些用詞完全無法用來描述自己的狀況時,甚至會開始質疑自己的疼痛是否眞實存在。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說到底,一九七○和八○年代在尋求痛的情感特質時,是放入由固定價値觀所掌控的基模(schema)中,就像身體的疼痛値也是由機械主導的客觀數値來決定。患者的聲音並不是沒被聽見,但也受到既有的量測方式取代。

受教育程度會影響疼痛體驗嗎?疼痛分類因文化不同有所差異?

根據一份由哈里森所進行的研究指出,當麥吉爾疼痛問卷在科威特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時,編纂者非常淸楚意識到,即便是在當地社群內部也出現了溝通上的語言偏差。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我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因為這類描述被有意識地迴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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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文譯者也迴避了對慢性疼痛患者伸出援手,因為「他們的痛覺評分標準跟那些……經歷急性疼痛的人相比有系統性的不同」。如果有人記得的話,麥吉爾疼痛問卷一開始的設計是要嘗試深入理解疼痛症候群的疼痛體驗——也就是完全以受到慢性疼痛所苦的人為目標——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這個翻譯策略反而阻礙了這項量測工具原本的概念性目標。

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
圖|unsplash

二十世紀醫學對於調查對象必須在各項數値方面完全中立的需求,阻礙了我們去探索疼痛體驗中的一項核心元素,因為那個核心元素本身就是作為一種情感的主觀値。疼痛情感的語言表述——人們針對自身感受說出的話——本身抗拒任何精確的製表及分類作為。科威特的那些譯者對此擁有第一手體驗,他們發現原本在英文中被歸類為「感覺」的詞彙,在翻譯後更接近「情感」或「評價」的類別。

這些作者後來做出結論,「我們有很充足的理由認定,疼痛分類會因為不同文化而有所差異。」比如他們就找不出翻譯「射傷」(shooting)這種痛覺的詞彙。在此同時,義大利文把「射傷」這種痛覺翻譯成「像是床墊彈簧反彈」的痛。

整體而言,根據二○○九年由雪梨的喬治國際健康研究所做的研究,麥吉爾疼痛問卷被翻譯成了二十六種語言,研究發現這些翻譯後的問卷效力普遍不佳,並建議必須謹愼使用這些「非英語版本」的問卷。這些不同版本的問卷中描述疼痛的詞彙從四十二到一百七十六個不等,反映出了人類口中疼痛體驗的豐富程度。這些疼痛反抗或拒絕被分類列表的特質只顯示了人們不是(或說至少不完全是)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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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牛津非常短講 012》,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左岸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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