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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氯革命

顯微鏡和測量方法兩者迅即在打擊細菌上開闢一個新戰線：藉由替廢棄物安排好輸送路線，使其遠離飲用水，人類可用新化學物質來直接打擊細菌，而非間接予以打擊。在這個第二戰線上，美國紐澤西州醫生約翰．李爾（John Leal）是關鍵戰士之一。一如他之前的約翰．斯諾，李爾是個既替人治病的醫生，也對更廣泛的公共衛生問題非常關注，特別是與受污染的供水有關的問題。

他的關注源於切身之痛：內戰期間他父親喝了充斥細菌的水，而在痛苦煎熬中慢慢死去。他父親的戰時遭遇，為受污染的水和其他健康風險在那個期間所造成的威脅，提供了有力的統計數據說明。第一四四團有十九人戰死，但有一百七十八人於戰時病死。

李爾嘗試用多種方法來殺菌，但早在 1898 年，就有種毒物特別引他關注：次氯酸鈣。那是種具有潛在致命性的化學物質，較為人知的名稱是氯，但當時也被稱作「漂白粉」（chloride of lime）。這個化學物質當時已作為公共衛生藥品廣為流通：爆發傷寒或霍亂疫情的房子和鄰里常用此化學物質殺菌。

但此舉完全未能壓制住靠水傳播的病，因為把氯投入水中的觀念，此時尚未獲普遍認可。歐美各地的城市居民，一想到漂白粉的刺鼻味，就必然聯想起傳染病。那肯定不是人希望在自己的飲用水裡聞到的氣味。大部分醫生和公衛當局不接受這一作法。

有個著名化學家說：「化學殺菌這想法本身就讓人很反感。」

但有了工具讓李爾既可看到傷寒、痢疾之類疾病的病原體，又可測量病原體在水中的多寡，他始相信氯在用量得當的情況下，能比其他任何方法更有效地除去水中的危險細菌，且不會對飲水的人帶來任何威脅。

李爾後來在澤西市供水公司找到工作，負責監管帕塞伊克河（Passaic River）流域的七十億加侖飲用水。這一新工作，為公共衛生史上最古怪、最大膽的干預行動創造了有利條件。1908 年，該公司因為他們不久前完工的水庫、供水管承包工程（相當於今日價值數億美元的工程），陷入漫長的法律訴訟。此案法官批評該公司未能供應「純淨無害」的水，命令他們另外建造昂貴的污水管，以將病原體阻絕在該市飲用水之外。但李爾知道污水管效用有限，特別是在大暴雨時，於是他決定把他最近進行的氯實驗付諸最後測試。

在幾乎完全保密且未得到政府當局許可（和未知會一般大眾）的情況下，李爾決定把氯加入澤西市水庫。在工程師喬治．華倫．富勒（George Warren Fuller）協助下，李爾在澤西市外的布恩頓水庫（Boonton Reservoir）蓋了一個「漂白粉添加設施」。這作法風險極大，因為當時一般大眾反對以化學物質過濾，但法庭的裁定沒給他充裕的時間，而且他知道實驗室測試對外行人來說毫無意義。

「李爾沒時間做試點研究。他的確沒時間建造一個示範規格的設施來測試這項新技術，」麥可．麥圭爾（Michael J. McQuire）在《氯革命》（The Chlorine Revolution）中寫道：「李爾知道，如果漂白粉添加系統無法控制加入的化學物質的數量，輸送到澤西市的水裡殘留有大量高濃度的氯，這道工法就算失敗。」

氯化消毒的世界，成為孩子們的快樂天堂

那是史上第一次將城市供水大規模氯化。消息一傳出去，外界初步的反應似乎把李爾看成瘋子或某種恐怖分子，畢竟喝下數杯的次氯酸鈣會要人命。但李爾做過夠多的實驗，知道少量的這種化合物對人體無害，卻能殺死許多種細菌。這項實驗的三個月後，李爾被叫上法庭為他的作為辯護。整個訊問過程中，他極力捍衛他的公共衛生創舉：

問：醫生，你能舉出世上還有哪些地方，試過以同樣方式把漂白粉放進有二十萬城市居民的飲用水裡？
答：二十萬居民？世上沒有這樣的地方，它從未被人這樣試過。
問：從未？
答：它未曾在這樣的條件下或在這樣的情況下試過，但未來它會被使用許多次。
問：澤西市是第一個？
答：受惠於它的第一個。
問：澤西市是第一個被用來證明你的實驗有益或有害的地方？
答：不能這麼說，先生，是第一個受惠於它。實驗已經結束。
問：你有告知市民你要做這個實驗？
答：沒有。
問：你有喝這個水？
答：有，先生。
問：你會毫不猶豫把它拿給你的妻子和家人喝？
答：我認為它是世上最安全的水。

最後，這樁官司李爾幾乎全勝收場。此案的法官特助寫道：「關於那個問題，我裁定並報告，這個裝置能使輸送到澤西市的水純淨無害……能有效除去水中的……危險細菌。」支持李爾之大膽舉動的數據，幾年後即變得不容置疑：澤西市等享用加氯飲用水的城鎮，傷寒之類靠水傳播的疾病劇減。

李爾在澤西市法庭上接受反詰問時，控方檢察官一度指控他從其加氯創舉中牟取龐大金錢報酬。檢察官不屑說道：「如果這個實驗結果良好，那你可就發大財了。」李爾從證人席打斷他的發言，聳聳肩說：「我不知道哪裡可發財；對我來講沒有改變。」與其他人不同的，李爾未想過替他在布恩頓水庫率先使用的氯化技術申請專利。凡是想提供「純淨無害」水給自家客戶的水公司，都可無償採用他的構想。沒有專利限制，不用繳使用許可費，於是，全美，最後全世界，市政當局迅即把氯化列為標準作業程序。

約十年前，大衛．卡特勒（David Cutler）和格蘭特．米勒（Grant Miller）這兩位哈佛大學教授，著手查明 1900 至 1930 年氯化（和其他濾水技術）在全美各地施行期間所帶來的衝擊。由於全美不同地方的疾病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的現存資料非常廣泛，也由於當年氯化系統是以交錯方式啟用，卡特勒和米勒得以非常精確地掌握氯對公共衛生的影響。他們發現乾淨的飲用水使美國一般城市的總死亡率下降了四成三。更令人驚嘆的，氯與過濾系統使嬰兒死亡率降低了七成四，孩童死亡率也有幾乎一樣程度的降低。

在此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那些數據的意義，把它們抽離冷冰冰的公共衛生統計領域，放進實際生活經驗的領域。一直到二十世紀，身為父母者都還得面臨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即生下的子女裡至少有一個早夭的機率非常高。失去小孩很可能是今日我們最無法承受的悲痛，但在過去，那是稀鬆平常的人生遭遇。

如今，至少在已開發世界，那一稀鬆平常的遭遇已變成難得一見。保住性命──保護自己小孩免受傷害──比以往容易許多，功臣之一是大規模工程的施行，另一個功臣則是次氯酸鈣化合物和微小細菌兩者看不見的互撞。推動那場革命的人未致富，其中只有少數人出名。但他們在我們生活裡留下的印記，從許多方面來看，比愛迪生或洛克斐勒或福特的影響還要深遠。

自由的比基尼美女？都是「小氯氯」的功勞！

但氯化不只是為了挽救性命，還為了玩樂。一次大戰後，萬座加氯的公共浴室和泳池在美國各地開張；游泳成為必學的技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新的戲水公共場所帶頭挑戰規範婦女端莊行為的舊規則。市立泳池興起之前，戲水女人通常全身裹得像要去坐雪橇一般。到了 1920 年代中期，女人開始露出小腿；低胸單件式泳衣於數年後出現。不久後，1930 年代，出現露背泳衣，接著出現兩件式泳衣。

「整個來講，1920 至 1940 年，女人的大腿、臀形、肩膀、肚子、背部、乳形都開始公開暴露。」史學家傑夫．維爾策（Jeff Wiltse）在其研究游泳的社會史著作《爭奪的水域》（Contested Waters）中如此寫道。

我們能從單單物質的角度衡量這一轉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般女人的泳衣需要十碼的布；到了 1930 年代底，一碼布就夠了。我們往往把 1960 年代視為變動的文化態度促使日常時尚有了最劇烈改變的時期，但比起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女人身體愈露愈多一事，還是相形見絀。的確，若沒有游泳池興起，女人的時尚可能還是會找到另一個裸露的門徑，但即使真是如此，似乎也不可能發生得那麼快。

約翰．李爾把氯倒進澤西市水庫時，當然未特別想到讓戲水女人裸露大腿，但一如蜂鳥的翅膀，某領域的改變，在另一個層次的存在引發看似不相干的改變：一兆隻細菌死在次氯酸鈣之手，二十年後，對女人露出身體一事的基本看法徹底改觀。

一如許許多多文化改變，並非氯化一事獨力改變了女人的時尚。許多社會性、技術性因素合力使泳衣布料變少：各種早期的女權主義、好萊塢鏡頭戀物式的凝視，更別提那些穿著較暴露泳衣的明星。但若非大眾共同將游泳視為休閒活動，那些時尚會少掉一個重要的展示場所。此外，氯化之外的那些說法（同樣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通常奪走所有目光。

上街頭隨便找個人問什麼因素在推動女人的時尚，他們必然會指出好萊塢或印刷精美的通俗雜誌，但往往不會提到次氯酸鈣。

本文摘自《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印刷術促成細胞的發現到製冷技術形塑城市樣貌，一段你不知道卻影響人類兩千年的文明發展史》，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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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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