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編按：本文為紀錄片《數學女鬥士 徐道寧》推薦文，關於數學家徐道寧老師的介紹，請見〈台灣第一位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文／秦一男｜淡江大學物理系  

如果一開始就說我跟徐道寧老師的緣份開始於高中數學課本，那就太沒有誠意了，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每個中學生的數學課本，都是徐老師編輯的；更何況，那個時代高中課本上的每個編著者對我們來說，其遙不可及的程度可是遠遠的超過今天的偶像。

數學老師的德文課

真正受教於徐老師，得等到我大學三年級，選修了徐老師的「科學德文」。選修這門課，一方面是上大學前就莫名其妙地懷抱著到德國留學的夢想，也因為想不透過翻譯看看物理學前輩們的文章。有別於其他的德文課，徐老師在課堂上不談會話，（比較）不注重發音，而是把精力放在德文文法上，因為這門課的重點不在指望我們經過一個學期兩學分後可以講流利的德文（事實上德文系四年畢業的學生也不見得做得到），而是希望我們能用字典看懂我們想看，又沒有翻譯的科學文章。

研究所畢業，服完兵役後，我也順利的申請到了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DAAD）的獎學金，準備到德國念書。在出國前，徐老師還讓我們幾個要到德國留學的學生，每週有固定的時間到她家練習德文。這回一方面我們已經在校外上過一些德文會話課，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真的要去德國過日子而不僅僅是看文章，所以多了些會話練習。到了德國之後才發現，因為徐老師的文法課打下的基礎，讓我和其他外國學生比起來，德文進步很快，也更能讓德國人覺得，我講的不只是可以被聽懂的德文，而且還是「正確的」德文。

就像片中介紹的，徐老師的每門課都是自己編寫講義，不過不只是數學，其實德文文法也是。這份文法講義還在我家的書架上，至今仍是重要的德文文法參考資料。

不過，我一直以為徐老師應該早就退休了，不見得還住在清華的宿舍；所以雖然應當時沈君山校長的邀請回清華兼了幾年課，但是一直只把這份感謝放在心中。很感謝本校的王尉慈教授執導了這部紀錄片，才讓我又有機會再和徐老師取得聯繫。就在2015年的耶誕節前，我又回到清華大學西院宿舍探望徐老師；更令我驚訝的是，她不僅僅記得我，還記得我曾經幫我當年的碩士指導教授吳秀錦老師帶過小孩（剛好是徐老師的鄰居）。閒聊中徐老師公子口中提及的 Onkel Fischer ，也是徐老師當年的老同學，他寫的教科書則是德國常見的數學教科書。

科學界的性別議題

做為一個男性的科學家，當然不會覺得在求學或工作領域上，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性別議題。但是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讓我有幸認識許多女性的科學家。我在清華碩士班的指導教授吳秀錦老師是位女性原子核物理學家；我三十年前在清華唸書的時候就帶過很多資優班的女高中生，出國前還曾經在北一女擔任過一年科研社物理組的指導老師，回國後又因為北一女老師的邀請，帶了兩年的天文讀書會。後來在清華兼課，以及中研院天文所的暑期大專生計畫當中，也有不少女性學生。現在任教的淡江物理系，於畢業後繼續到其他學校天文研究所升學的同學中，也以女性為主。

上述的這些女學生當中已經有不少人投入科學研究或是高等教育的領域，或是正在求學中。和徐老師年輕時的環境相比，整體而言女性的地位已經提高很多，但是科學社群中依然是男性為主的。不過若以為國外，尤其是歐洲的科學界中女性的地位較平等，那就太天真了，其實他們所面臨的性別問題絕對不亞於台灣。徐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知名的女性數學家 E. Noether ，當年就是在哥廷根大學破天荒的成為數學系的第一位女教授，因為在她之前法律不允許。

高雄師範大學的蔡麗玲教授在博士論文研究期間還特別來找我訪談，當時我就舉一個很直接的例子：就我所熟悉的物理領域而言，學生當中女性約佔了十分之一，這點在台灣以及德國都是類似的；但是，大學的物理系教授當中，台灣的女教授比例約亦佔 10%，但是在德國恐怕只有 1% 到 3%。

女人何苦難為女人！

這幾年下來和這麼多女性科學家相處的經驗，我反而覺得有個觀念沒能有大的改變，套用一句通俗的說法：「女人何苦難為女人！」就如片中徐老師自己說的，他當年高中的數學老師覺得女生學數學沒那麼重要，而那位老師還是位女老師。在淡江教授通識課程時，我常常會在期末問我的學生們，在過去求學過程中，是否有人告訴他們女生不要念科學。所幸這幾年回答「是」的比例已經非常低；但是若問他們是誰對他們這麼說的時候，最常聽到的答案仍然是「媽媽」或是「女老師」。

這幾年我和幾位老師們在從事奧林匹亞地球科學競試的選訓時，幾位男老師特別注意到是否該考慮性別平衡的問題。希望藉由王教授的這部紀錄片，可以啟發更多年輕的生命投身科學研究。畢竟，欣賞並了解自然的美麗不應該是特定族群的專利，希望最終可以達到性別議題不再是議題的目標！

本文為《數學女鬥士 徐道寧》紀錄片推薦文

本文由 台灣萊雅L’Oréal Taiwan 為慶祝「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15周年而規劃，泛科學企劃執行。

2018 年「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傑出獎第十一屆傑出獎得主

•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蔡宜芳，畢業自台灣大學植物系，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取得博士，後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進行博士後研究，研究專長為植物分子生物學。主要從事細胞膜蛋白的功能研究，在硝酸鹽轉運蛋白研究領域有卓越貢獻。2021 年蔡宜芳特聘研究員榮獲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外籍院士（international members）。

如果妳撿到蔡宜芳掉的手機，可能很難立即知道失主是誰，甚至有點摸不著頭緒：因為她手機裡超過 80% 的照片，都是植物。為何會選擇植物作為研究領域？身為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在植物分子生物學領域貢獻卓著的她卻說，這個決定其實「不太科學」，因為起心動念是自己「真的很喜歡植物」。

因為喜歡所以好奇，因為好奇而想要知道更多：許多 love story 都是這樣開始的，而研究領域的開展又何嘗不是一場超浪漫故事呢？也因為一般人都不夠認識植物，聽不懂植物的細語呢喃，更需要蔡宜芳這般熱愛植物的科學家，擔任植物駭客兼翻譯，讓不辨菽麥者也能偷聽花開的聲音。

故事，從一株異變的阿拉伯芥開始說起。

分子生物學突破：發現植物吸收硝酸鹽的關鍵蛋白 CHL1

上世紀 50 年代起的「綠色革命」，大幅提升了糧食生產量，餵飽了激增的地球人口，「氮肥」在其中功不可沒。它對植物開花結果至關重要，然而植物透過什麼機制攝取氮肥？如何調控才能更有效地吸收？蔡宜芳研究的正是其中的分子機制。

氮，是生物存活的重要元素；從推動光合作用的葉綠素、各種代謝反應的酵素，到與遺傳相關的核酸中，都有氮的存在。但對植物來說，要取得氮元素卻出乎意料地困難；大氣的組成中近五分之四為氮氣，但是除了藉由少數有固氮能力的微生物以外，植物只能使用在土壤中非常少量的氮源，吸收的型態有「氨鹽」與「硝酸鹽」，其中又以硝酸鹽為主。

但是，硝酸鹽是帶電離子，無法自行通過脂質構成的細胞膜，那到底植物如何利用硝酸鹽呢？為了解開這個長年來的謎題，蔡宜芳將目光投向一棵無法正常吸收硝酸鹽的阿拉伯芥突變株，並利用當時最新發展出來的分子生物技術，試圖找到出關鍵基因。蔡宜芳表示，這個無法正常吸收硝酸鹽的突變株，在她約 10 歲時就被荷蘭研究者發現，這麼多年來在傳統技術底下被研究得相當透徹；卻直到她開始進行博士後研究，伴隨植物分子生物相關技術發展，才有方法找到關鍵的轉運蛋白。

這樣的研究自然充滿了挑戰，因為新技術還不穩固，就連實驗室老闆都曾勸她放棄。不願投降的她，決定一邊持續研究氮代謝，一邊到其他研究室學細胞膜研究的新技術，1994 年，蔡宜芳從美國回到台灣，持續研究進一步發現， 位在植物細胞膜上的 CHL1 硝酸鹽轉運蛋白，除了作為硝酸鹽的「搬運工」，還有其他異想不到的功能。在你我的印象當中，植物是被動的吸收養分：但其實當土壤中的的硝酸鹽變化時，植物會主動改變硝酸鹽的運作模式，這就是蔡宜芳團隊在 2003 年的重大發現。運作模式的改變正來自於 CHL1 蛋白的磷酸化轉換，因此 CHL1 蛋白也具備作為「傳令兵」的功能。透過 CHL1，植物便能感應周圍的硝酸鹽濃度，幫助植物調控基因表現，以便能更有效率地利用硝酸鹽。

掌握硝酸鹽吸收的調控，在農業領域十分有發展潛力，蔡宜芳的研究進一步轉向，對接實際應用，期盼為農業的永續未來提供新解方。除了 CHL1硝酸鹽轉運蛋白的機制外，她也針對阿拉伯芥如何吸收與輸送硝酸鹽到不同組織的分子機制展開探索。近期更研究探討是否能以育種或基因調控的方式，增進植物吸收硝酸鹽的效率。由於硝酸鹽非常容易在環境中流失，因此多數的氮肥施放到田間後，植物也往往吸收不了；如果可以改善植物的吸收效率，就能減少施肥的浪費，連帶減少製造氮肥耗用的能源，也讓農作物長得更好。

好消息是，透過基因調控，蔡宜芳團隊已經在阿拉伯芥、菸草及水稻上實驗成功，並取得相關專利，期待未來將授權給生物科技公司進行下一步。

培養科學研究必備品：好奇心、科學思辯與毅力

蔡宜芳從事研究的初衷是因為對植物的喜愛與好奇心，對她來說和植物有關的十萬個為什麼，猶如始終永遠拼不完的大型拼圖，從小時候就在蔡宜芳的心中佔據了重要位子，於是她「追根究柢」（如字面上意義），想靠自己解開植物現象背後的秘密。

人們對自己不了解又無法回嘴的植物充滿了誤解，往往覺得植物跟動物一點也不同，然而在蔡宜芳看來絕非如此，她表示，已經有研究發現，當我們這些動物咬下蔬菜的瞬間，植物裡頭負責傳導的的鈣離子就會產生變化。「大家都覺得植物不會動不會叫，但其實植物是有感知的。」蔡宜芳表示，植物其實都知道，只是用我們不懂的方式在表達，要靠研究才能一句一句地破解植物的密語。

當然研究也不能自己埋頭苦幹，交流非常重要。蔡宜芳擔任植物學期刊 《Plant Physiology》 編輯多年，但回憶起剛建立獨立實驗室的階段，面對那麼多來自審稿人的刁鑽問題，當時的自己也難免生氣。一旦轉換身份成為審稿人，被審的經驗也讓她更明白審查論文時該注意的重點，一來一往的思辨與答辯，反而讓她覺得很好玩。

「我自己有個突破，是因為被質疑的時候很生氣，可是不能光氣，也要想辦法解決。就在生氣的時候，想出來的方法，最後變成我們實驗室很新的工具。」而她也認為自己在替《Nature》等重要期刊審稿時，認真地給出言之有物的評論，幫她累積了領域內的信譽，才讓期刊編輯的位置找到了她。

像投稿審稿這般來回思辨的訓練，對科學家的養成非常重要，然而蔡宜芳觀察，科學思辨在台灣教育裡比較缺乏。她舉例，在美國課堂上，老師會要學生先讀一篇論文，接下來整堂課則要學生批評論文有什麼問題。「我們在台灣被訓練的人，都會把 paper 當作傳世經書在讀，讀懂它就覺得很開心了——要去批評它，我們真的沒有習慣。」蔡宜芳坦言那過程對她來說曾經非常痛苦，但會痛就代表該變。

她就此改變了思路：面對知識，蔡宜芳要求自己不僅要讀懂，還要有餘力批評它，說出對、錯在哪裡。蔡宜芳認為，科學就是得永遠抱持著質疑的態度，在不疑處有疑，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在我自己的實驗室裡面，我也一直在逼學生要去思考」。

而除了好奇心及思辨能力之外，蔡宜芳認為「毅力」也是科學家在科學界持續前進的重要特質。經驗告訴她，在科學研究中遇見失敗比遇見成功的次數多太多了，革命十次稀鬆平常，如何二十次甚至三十次之後還能繼續往前走？那絕對需要強大的毅力來抗壓才行。

說到壓力，身為科學界的女性，蔡宜芳認為，自己的成長環境中，性別造成的影響並不大，以她所在的中研院分生所為例，研究人員性別比例很平均。但若深入細究，「無意識偏見」（unconscious bias）仍難以避免。她以自己帶過的學生為例，生科領域在大學時期男女比例大約是各半，但隨著碩士、博士一路往上，男性的比例逐漸多於女性。因為許多女學生在面臨職涯選擇的時候，往往會被迫以家庭或是男性伴侶的事業為優先，這種狀況回過頭來又讓部分老師覺得「教育女生有時會是浪費」，成為惡性循環。

榮獲過許多科學成就獎項的她，時常是唯一獲獎的女性，而就在接受採訪不久前，她又獲頒一個獎項，直到頒獎當天的照片寄回到所上，「一片黑西裝裡面，就我穿黃色！」她笑道。所上第五屆台灣女科學家傑出獎得主鍾邦柱老師看到照片時，也對她苦笑說：「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先不要去想會有這個東西，做該做的事情。真正不平的時候，不要安靜不講。」儘管環境仍待改變，蔡宜芳建議女科學人自己先跨出一步，就如同她自己一路走來的態度。

一株莫名異變的阿拉伯芥，遇上一位不放棄的科學家兼植物迷，造就了改變農業、甚至是整體生態未來的契機。如果妳的手機也跟蔡宜芳一樣，裝的幾乎全是自己感興趣、想研究的東西的照片，請別質疑自己是不是怪怪的，或許妳也將靠著研究，改變世界，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邁入第 15 年，台灣萊雅鼓勵女性追求科學夢想，讓科學領域能兩性均衡參與和貢獻。想成為科學家嗎？妳絕對可以！傑出學姊們在這裡跟妳說：YES!：https://towis.loreal.com.tw/Vide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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