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及醫學、科技與社會(STM)研究中心副教授
徐道寧,出生於 1923 年,第一位留德女數學博士,一生奉獻給台灣數學教育。
從當代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人物似乎需要很多的解釋。台灣當代有多少數學家?其中有多少女性?有多少人能在戰後初期就負笈至德國求學?這些問題與我們所想像的數學與性別密切相關。我們常聽到有關性別與數理能力的一種說法,是男性數理能力強,女性語文能力強。我說這是一種說法,但是很多人卻主張這是自然的定律,常常還引用科學研究來當作證據。不過,很少人注意到這些科學研究,仍持續引起不少爭議。晚近越來越來研究發現,尤其是跨國數學測驗的比較,男女數學能力的落差並非天生,而是文化使然。男女數理能力差異也常被用來解釋教育體制中,男女學生選組或是科系的不同分布現象,或稱為是「男理工女人文」。但無論是「男理工女人文」的說法或是現象,都因時因地而異,而非普遍的事實。
令人驚訝的是,《徐道寧》的紀錄片中,這類的說法完全不見蹤跡。這可說是個歷史的謎題,為甚麼會如此呢?是因為徐道寧成長的年代科學比較「落後」,沒有這些研究(如腦科學、認知心理學等等)來打擊女學生學習數學的意願嗎?還是那是個性別相對平等的年代,不會用性別差異的框架來理解男女的潛能?這些猜測,有些僅對了一部分,有些則反映我們對歷史的無知。要了解徐道寧如何可以成為今天的徐道寧的原因,需要更多對歷史與性別的理解。
有關男女數理能力的差異的說法歷史相當悠久,但是這些說法的出現,通常是在太平歲月時期的社會中,人們討論女性的地位及其扮演的角色時,或是有很多無畏的女性想要進入大學時。
問題不在學什麼,而是上學本身就是問題
徐道寧所經歷的是相當不一樣的時代。對於她的年代的女性而言,求學的問題不在於學甚麼,而是「上學」即得面臨阻力,家庭是否能支持尤其是關鍵。雖然那個時代並無女性不適合數理或工程的說法,但有女性不適合念書的想法,即便是想唸文史的女性也得克服阻力。歷史上幾個知名的女性都歷經家庭風暴,才爭取到求學的機會。例如,比徐道寧早出生二十幾年的蘇雪林(1897~1999),為了念書甚至不惜以死相逼。不過,徐道寧的家庭似乎並不阻擋其求學,甚至徐道寧回憶深受母親影響,因為母親「最恨自己不能自立」,認為「女孩子最重要的是要能自立」,而教育是通往自立之路。除了少數開明的家庭之外,無論是中國或台灣,要直到女性的婚姻與生存逐漸分離之後,大約是二十世紀下半期後,這個對女性的第一道關卡才得以解除。
然而,對於有抱負的女性,克服第一道關卡後,仍得面臨其他阻力。我們從徐道寧回憶高一的受教育經驗可見一斑:
「當時是男女合校不合班,國文老師是女性,同時教授男女班,有一次這位女老師在男生班上課時對男學生說:她之所以會對男生要求高一些或較嚴格,是因為男生將來要為社會或國家服務;對女同學她就不會太苛求,她們反正將來要結婚嫁人的。」
徐敏覺到這個故事中老師對於男女學生的雙重標準,她不願意受限的意志也很清楚地表達出來。
我們也可從徐道寧文章中,看到她對於女性難以獨立的年代的領悟:「女子若不會作鈕扣結,手藝不行,會被譏為『嫁不出去的』。而在那個女人不被允許獨立的黑暗年代,『嫁不出去』對女人而言該是多嚴重的事!」那是個女性還需要進入婚姻以謀求生存的年代,女子教育要不是沒必要,就是菁英女性進入婚姻的嫁妝,眾多的新娘學校即是這樣的歷史產物。簡言之,徐道寧身為女性,若沒有抗拒一般對女性的既定期待,大概也不會有今日。
徐道寧的上學不在於提高自己進入婚姻的條件,而是「工程救國」!正如片尾她寫給許世壁的信中所言,她一生經歷過北伐逃難(1926~1928)、九一八事變(1931)、一二八(1932 日本侵略)、七七事變(1937 抗日戰爭開始) 、原子彈逼降日本(1945)、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後大陳撤退(1955)、乃至於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所經歷的各種戰亂,讓求學與報效國家緊密相關,國家興亡是二十世紀上半期以來的許多(男性)知識份子心之所繫,也是徐道寧的理想,即使她身為女性,她想要念機械工程。一方面或許是因為父親為工程師,另外一方面也因為「工程救國」與「科學救國」並列為年輕學子的重要理想。數學是理工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於徐道寧而言,老師是學習數學的關鍵,於是數學教育者遂成為她的使命。
從「工程救國」到數學教育
一個人,無論男女,為何會進入某個知識領域?今日的我們可能聽到的原因包括,興趣、有助於就業、父母的期望,或是自我實現。不論原因是那一種,或多或少皆蘊含著性別的意涵—物理系向來女生少,醫學系也是如此直到晚近十年,而中文系在 1950 年代初期,有不少男生,但之後女生一直占多數。徐道寧的「工程救國」使她不僅克服女性求學的困難,也進入了數學領域,也讓她成為一個不會只對男學生嚴格的數學教育家。當代工程教育者注意到,工程領域若要吸引女性進入,最好的策略是讓人們了解,學習工程可以貢獻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甚至幫助弱勢。
就是在這些種種歷史條件之下,我們看到一位追求獨立,意志力堅強,以貢獻國家作為抱負的女數學教育家逐漸形成。
成為女數學教育家後,要如何當個女數學教育家呢?婚姻與家庭狀態,尤其是母職,往往是影響女性是否能在科學領域好好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婚姻方面,我們看到徐道寧因為丈夫與其「路線不同」而選擇離婚,她回憶起來所呈現出的冷靜與條理,對照當代許多女性在追隨伴侶與自己獨行之間的掙扎,令人印象深刻。徐不僅致力於數學教育,也樂於照顧學生的生活,付出不少的關愛。有人或許會認為,女老師有時也類似母親的角色。不過,在她自己的母職實踐上,她展現了相當高的理性:根據她的兒子,她認為她若將心力放在自己的兒子身上,頂多只能造就一個人,但若是放在學生身上,則一年或許可以為國家培養五個人才。反觀當代,有多少專業女性因未能符合社會所期待的母職,而感到莫名的壓力?
或許徐道寧的故事的關鍵詞是「工程救國」與「女子獨立」,前者是她致力於數學教育的目標,後者是她突破許多常規的重要動力。換言之,「工程救國」主要召喚的對象是男性,而徐道寧如何不以為意,並將之作為自己的抱負?或許正是「女子獨立」的志向。相對於當代,當人們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已經不太一樣了,當女性獨立幾乎僅同於經濟獨立(而較少包括感情與意志獨立),當求學的價值之所在是職業、興趣或是自我實現,我們如何能突破與其綁在一起的性別框架?
本文為《數學女鬥士 徐道寧》紀錄片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