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要為蘇珊．弗蘭克（Susan Freinkel）的《塑膠：有毒的愛情故事》挑出一個缺點，就是它會讓奉行無塑生活的人破功，因為它在書封上黏了一層氣泡紙。一本反省消費社會的書採用這樣的設計，不意外地引發了一些批評，但氣泡紙令人忍不住想戳的特性，確實可以視為我們無法自拔塑膠成癮症的完美隱喻。
未來學者羅伊．阿瑪拉（Roy Amara）嘗言：
「我們往往會高估一項科技的短期效益，卻又低估它的長期影響。」
這條被稱為「阿瑪拉定律」（Amara’s Law）的法則，正是一部塑膠應用史的寫照。弗蘭克從塑膠剛問世時人們的樂觀態度寫起：賽璐珞的仿玳瑁、仿象牙梳，號稱可以拯救大象和玳瑁，讓普通女孩一圓上流社會仕女的夢想；賽璐珞檯球取代象牙檯球，使它成為平民娛樂。賽璐珞的風行，標誌美國從農業經濟轉為工業經濟的時代，一時間似乎不分階級，人人都可以夢想過上物質豐足的生活。兩位英國化學家在二次大戰前夕寫下的願景，表達出人們對「塑膠烏托邦」的想像：「每個平面都光鮮亮麗的彩色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就像魔術師一樣，幾乎能製造出他想要的每種需求。」
矛盾的是，塑膠的廉價解除了對物質的渴望，卻也很快成為人們厭棄它的理由。塑膠一開始成為設計師的新選擇時，確實催生出像潘頓椅這樣的經典產品（雖然我覺得白色潘頓椅從背面看實在很像馬桶……），但若沒有了設計理念，塑膠椅就只是某種「廉價到缺乏靈魂」的物件，透露出某種低俗意涵：「如何以最便宜的方式製造產品，好在用過幾年後就可以丟掉它」。瑞士某些城市甚至立法禁止戶外咖啡廳使用塑膠椅，因為會冒犯到民眾。
更糟的是，塑膠讓我們養成了用過即丟的習慣。我們確實有了更豐沛的物質，但是這些物質大部份都是礙眼的垃圾──「現今生產的塑膠有一半是用在一次性使用的物件上」，這些塑膠卡在海鳥和海洋生物的胃裡，隨著食物鏈回到人類的餐桌。早在塑化劑事件發生的四十年前，科學家就發現一般塑膠製品消費者的血液中發現 DEHP（抗雄性素）及其他鄰苯二甲酸鹽殘留，《華盛頓郵報》報導此發現時宣佈：「如今人類也有點塑化了。」
雖然報導的用詞十分聳動，但當時的毒物學家其實並不認為 DEHP 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一如在醫療產業扮演重要角色的聚氯乙烯原本也被認為是安全的，這些化學物質的風險都是日後才慢慢浮現，且目前的研究（受限於資金）只能證明它與疾病的關聯，而非因果證據。這裡延伸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科學本質中的不確定性成為廠商、企業的擋箭牌，是否該比照歐洲監管機構的預警原則，即使在科學上尚未百分之百證實，仍限制使用可能造成危害的化學物質？
此外，環境荷爾蒙之一的雙酚 A，由於結構類似雌激素，可能會擾亂雌性動物原有的內分泌，導致性早熟、不孕或早產。作者引述一份研究，指出工業贊助的十一項研究都沒有發現雙酚 A 的影響，但由政府贊助的一百零四份研究中卻有九十四份得出相反結論。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自公眾的科研資源若被縮減可能會有什麼影響，以及科學研究揭露資金來源和原始數據的重要性。
我們與塑膠的關係無疑有非常令人沮喪的部分，但是正如作者的妙喻：「急著分手的同時，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另一段為了振作自己，但未必比上一段戀情更健康的愛情關係。」例如舊金山在禁用塑膠袋後，紙袋的消耗量增加了四倍，而紙袋雖然不會噎死海龜，製造、運輸過程卻比塑膠袋消耗更多能源。作者也問道：改用可生物分解的塑膠就代表生活的更永續嗎？或者只是免除了用完就丟的罪惡感？紙袋與生質塑膠的例子，顯示需要對抗的不是塑膠而是我們的心態，畢竟我們無法與塑膠分手了事。也許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做到極端無塑的生活，但光是「減塑」就能讓我們開始脫離「購物的自動駕駛」狀態，更常思考「我真的需要這個嗎」？
我們不太可能與塑膠分手，但是不該再繼續和它搞一夜情。
既然塑膠的特性是耐久，那麼應該用它來造橋而非一次性包裝。書末提及以回收塑膠製成的橋樑，能乘載七十噸重的坦克。塑膠橋的故事顯示，如果我們能證明自己不僅擁有創造這些神奇材料的科技，也有使用它們的智慧，也許我們與塑膠之間的愛情故事，最終還是會有一個快樂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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