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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幫我們做出好決定?評《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

文/洪靖|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哲學系博士候選人,個人部落格 HOT PoT

《Nudge》 原書出版於 2008 年,副標題是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文初版於隔年(2009)問市,書名即為《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2014 年再版更名為《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本文標題採用初版而非再版書名,原因詳後)。此書在美國推出時,對學界與政界影響巨大,其中一位作者 Sunstein 因為此書理念被延攬進入美國歐巴馬(Obama)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另一位作者 Thaler 也被英國首相卡麥隆(Cameron)邀請主持政策研究小組。不過,本書極富爭議,因此引發英美社會的大辯論,不論學界、政界、或是民間都有許多堅定的反對者。有趣的是,中文版在台灣雖已出版將近五年而且再版,但除了少數幾篇書評與概念引介之外[1],大致就像石頭丟到深河裡──沒有激起什麼討論的水花。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此書再版之後,提供一個比較仔細討論,也探究此書對於台灣的意義。

Nudge 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Nudge》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本書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開場:學校自助餐廳的管理人為了要讓學生吃得更健康,在不改變既定菜色的情況下,把蔬菜與低卡食物盡可能放在靠近餐臺的位置、高度也盡量與學生眼睛同高,同時把薯條之類的高卡食物放在不顯眼地方,結果學生選擇健康食物的比例大幅提高。作者把這種規劃或設計稱為 Nudge──原意是「用手肘輕推」之意,與 push(推動)和 force(強迫)不同(因此,nudge 翻譯成「輕推」會比「推力」要好,為了維持傳神的原意,本文一律採用原文 nudge)。如果管理人直接改變菜色、刪掉所有垃圾食物,那麼這不算是 nudge;或者校方直接明文禁止學生選擇垃圾食物,那麼這也不是 nudge。再舉書中一個知名例子:荷蘭 Schiphol 機場的男廁小便斗裡頭貼有一隻蒼蠅圖案,竟然有效降低男性「尿歪」的比例達高到 80%(在台灣也有類似的設計,它的原創就是荷蘭)!

Nudge 的重點在於,設計者就像是「選擇設計師」(choice architect),透過情境打造與物質安排──就像建築師設計房屋一樣──可以促進使用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與舉動。作者認為,Nudge 應當成為政府思考的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希望國民生活的更健康、更快樂、有富裕的話。這也是 nudge 的背後的政治概念,作者稱之為「自由家(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這個詞一方面指向政府應當照顧與指引人民,另一方面也保留政府不侵犯自由選擇的底線。

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率。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在堅定的自由經濟學派眼中,這個建議有待商榷甚至必須反對(美國尤其如此)。人類是理性的動物,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清楚自己的需求為何,為何需要政府越俎代庖?自由經濟市場是供需取得自然平衡的最佳法則,而政府的干預可能破壞市場平衡,甚至讓天平不公正地倒向某些群體,豈不危險?作者認為,這種傳統經濟學裡面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中早已站不住腳──我們多半只是一般人而已,不是什麼經濟人。就像許多心理學研究──例如《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暫時擱置翻譯不佳的爭議)與《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所示,人類其實有兩個系統在導引思考與動作,一個反應很快,有點像是直覺(名為自動系統),例如我們不假所思地躲開迎面而來的一顆球;另一個反應較慢,經過刻意地思考與計算(名為省思系統),例如我們考慮要走哪一條路去大賣場。當我們使用母語的時候,通常就是依靠自動系統,但當使用外語(如英文)的時候,則多半是省思系統主導(除非久居國外已經非常熟練當地語言)。又例如,當飛機大力搖晃時,自動系統會在腦中響起「完蛋了,我要死了」聲音,並且使你緊張盜汗,但省思系統卻會告訴你「根據統計飛機失事率極低,可以安然度過的」,讓你平靜不至於站起來尖叫。雖然自動系統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做出反應(這在演化上具有優勢),但卻容易犯錯,尤其是當情況變得複雜的時候;而省思系統雖然可做出正確決定,卻需要大量資訊、經驗、與練習,當然也耗費很多時間。不幸的是,根據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經常依靠自動系統來理解事情與做出決定。

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書中列舉許多已被證實普遍存在的認知謬誤,本文在這裡舉例比較有趣的幾個。(1)人類對於日常生活中風險的感受,通常和對於該事件的認識印象有關。例如,我們擔心空難通常遠遠超過擔心車禍,但實際上後者死亡率遠遠高於前者,我們會這麼想只因為對前者的印象比較深刻;或者美國民眾大多相信龍捲風比氣喘更容易造成死亡,然而實際上後者致死率是前者的二十倍,而大眾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前者造成死亡的意象比較鮮明。(2)人類常有「嫌惡損失」(loss averse)的特性。例如,班上的一半學生獲贈馬克杯,老師鼓勵這群學生將馬克杯賣給另外一半同學,可是多少錢他們才願意賣呢?平均願意出售的價格是馬克杯原價的兩倍。即使馬克杯是免費獲得的,售出可以馬上賺進本來就沒有的現金,但卻幾乎沒有學生願意這麼做,因為在心理上,失去的痛苦往往超過獲得的快樂。(3)人們的回答經常受到問題架構的影響。例如,當你選擇是否接受一個高難度手術,醫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九十人還活著」,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十人去世」,哪一個會讓你比較願意簽署術同意書?這兩個問題內涵完全相同,但根據統計,收到第二種問題的人比較不願意進開刀房。(4)對於未來過於樂觀──其實只要看看多少工程沒有在預期時間內完工,還有我們多常想要認真運動一個星期最後還是變成看電視吃零食,就知道這個謬誤有多常見了。

這些謬誤有時候很輕微,對生活影響不大,但問題在於,一旦這些謬誤在我們面對重要決定──例如投票給哪個人、要不要動手術、是否買保險、簽不簽器官捐贈卡──發揮作用時,那怎麼辦?我們會犯下多少錯誤?又會造成多大影響?作者用這例些子,主要是想「簡單分析人性的弱點,現代人都很忙碌,這個世界又很複雜,人們面對許多事情通常無法一一深思熟慮再做決定,於是只好採取經驗法則──有時卻會因此迷失方向。正因為太忙碌,能夠專注的範圍又有限,人們通常不會去思考同一個問題若換個方式陳述,自己得答案是否也會跟著不同。然而人是可以可輕推的,在我們看來這才是最重要的。」(頁 54)。換句話說,作者認為,如果人類不是理性的動物、如果人類有許多認知謬誤,加上客觀條件不允許人們延後決定或推遲行動(生活還是要過下去),那麼 nudge 無疑是一個理想的作法。對於本文的論證來說,人類謬誤正是「正當化」(justify) nudge 的最重要根據。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那麼,可以如何 nudge?作者也在書中提供許多策略和建議(有些已經實行),在此本文僅列舉一二(略過金融操作的例子,因為筆者不熟悉金融事務)。(1)提供立即反饋:例如在跑步機上顯示熱量消耗表,讓我們不必等到運動三天之後站上體重機才知道結果,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消耗的卡路里,這可以鼓勵我們持續運動;或者,調高電價或許可以促進用戶節能,但一個附在家中牆壁上的耗電計量器──指標是電費而不是電量──可能更有效果,畢竟電費總是要到月底收到帳單才知道。(2)避免預期錯誤:例如女性避孕藥正常來說要吃三週停一週,但是人們常常忘記,因此乾脆將避孕藥做成二十八天份──前三週是正常藥,後一週是安慰劑,讓人們可以依賴自動系統──習慣成自然──每天一顆,而不必設定鬧鐘提醒自己停藥和吃藥;或者,現在許多提款機都要提款人先取回卡片之後才吐出現金,正是因為早年都是先領錢再取卡,導致許多提款人就把卡片留在機器上,所以後來的程式設計才改變順序。(3)設定預設值(default):這個策略在軟體產業很常使用,例如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的時候,假若要我們一項一項選擇什麼要裝什麼不裝,那麼我們肯定煩死或者根本不知道怎麼選,但好在有一個幫我們勾選好的「一般安裝」;或者,在公共政策上有人主張器官捐贈的預設值應該是「是」,不願意捐贈者再選擇退出(opt-out),因為根據研究,這確實能夠有效提高捐贈比率,背後的原因是,人們在面對這種比較重大的抉擇時,通常不願意做出決定或者傾向拖延(然後往往沒做決定)。不過,有論者認為預設同意過於侵犯個人意願,因此建議採用「強制選擇」:例如要求人們必須決定是否願意捐贈器官之後才可以領取駕照。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其實都意在克服人類天性的缺陷,也都是一種 nudge。(4)物質限制──如果想要減重,就把家裡餐具換上小一點 size 吧!研究證實,碗盤越大,人們就會不自覺地吃得越多。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人類在決策與行動時帶有不少天性上的弱點,這在行為經濟學來說並非新鮮事。設計師透過物質安排有效引導人們行為,在設計領域來說也不是新點子。但,此書之所以引起注目,是因為結合兩者之後賦予一個普遍化的 nudge 概念,並且主張政府可以運用 nudge 作為公共政策。也正因為如此,nudge 可以說碰觸到了自由民主主義者(liberal democrats)的地雷。即使作者一再強調 nudge 的運用必須基於自由家長制的框架,也就是無論如何保持人們以極低成本選則退出的自由,但仍然無法讓自由民主主義者安心。

當然,作者面對質疑並非沒有準備,書中第十五章就試圖回應各種反駁意見。例如,有人認為一旦我們接受政府自由家長式的 nudge,政府很有可能越撈越過界,大肆干擾與指導人民生活,逐步趨近極權統治,不過,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滑坡謬誤」,其實沒有真正反駁書中提出的建議與概念。再者,有也人擔心 nudge 是否會淪為一種操縱( manipulation)──如果我們做出選擇是因為某個連我們都不知道的 nudge,難道這不是一種政府對於人民的無形控制嗎?為了因應這個問題,作者提出「透明度」原則,亦即所有 nudge 作為都需要開誠布公、揭露資訊,以便人民進行監督(這其實和民主政治無甚差異)。最後,最重要的一點,即作者認為大部分的憂慮都可以在「低成本退出 nudge」的前提下降低或消失──如果人民可以輕易選擇退出政府的政策方向,那麼其實不需要擔心政府的 nudge 成為強力的統治工具。

從書中的許多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nudge 實為相當有用的策略和工具,nudge 的概念也因為此書逐漸成為西方政府的政策重心之一。不過,本文認為,雖然作者對於各種質疑的回應在實務上算是令人滿意或至少可以接受,但在理論上其實仍待深耕。原因在於,那些焦慮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是西方文化中人類對於自身 autonomy (自主、自治)的定位。哲學家康德(Kant)認為,人類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理性,人類行為是否合宜、思考是否合理,端看我們是否能獨立地妥善運用這個理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也應該依據本性、不受污染地運用理性做出判斷。這種康德式(Kantian)人類主體,成為啟蒙時代以降的基礎假設,整個文化習慣與政治制度都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

因此,「個人」成為社會的主要組成,任何對於個體 autonomy 的侵犯都須要被質疑、被檢查,而政府的設立是為了保障各種基本的個體自由,除此之外,政府對於人民干預應該越少越好,因為原則上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或理解另一個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多元文化的基礎)。個人可以自主,而團體可以自治,這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必須相互尊重彼此。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一再證明人類其實相當脆弱(vulnerable)──不是理性的動物──的時候,關於個體 autonomy 的預設以及建立其上的理論就開始面臨瓦解。換句話說,nudge 之所以引發「不民主」的反彈聲浪(有的甚至把作者之一 Sunstein 譽為「全美最危險的男人」),正是因為大家難以接受我們並非那種康德筆下可以不受干擾、自由做出判斷的人類個體。如果作者不能積極討論 nudge 對於 autonomy 的意義,那麼反對 nudge 的聲浪就不可能停息,甚至可能越來越大〔2〕。

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Nudge 不只受到英美政府的歡迎,此風近年也逐漸吹進歐洲,例如荷蘭政府就在今年(2014)舉辦 nudge 政策的討論會,當然也引起不少辯論〔3〕。相較之下,引進此書在台灣的效果可以說是平靜無波。為何如此?一旦明白 Nudge 一書在西方社會引爆爭議的原因,我們也就不難推測 nudge 在台灣缺乏辯論的原因。這可以分為學界民間兩個層面來看。台灣學界一向受到西方理論的深入影響,因此此書兩個本版的學者導讀都提出類似西方反對者的質疑。

再版導讀(政大商學院李瑞華教授撰)中「影響力愈大的『選擇設計師』,濫用其影響力的風險愈高」的文字即顯示了類似的擔憂,而初版導讀(中研院經濟所朱敬一教授撰)更是明白表達對於 nudge 的反對,認為 「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夠避開前述的『操控』的危險。」(頁 8)〔4〕

不過,除了這兩篇之外,就很難找到學界相關討論了。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行為經濟學在台灣仍屬年輕學科,所以相關學者與學生並不太多,在網路上找得到的中文行為經濟學作品也多屬引介性質〔5〕。另一個原因,我猜測或許與台灣學界的風氣有關:我們在許多西方學說預設上的堅持有時甚至超過這些學說的原生地,這使得我們在某些議題上顯得更為「基進」──例如對自由的堅持與對權力的反抗(當然,這有其歷史淵源)〔6〕。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西方理論預設的挑戰反而不容易被看見,或者,有時候直接被視為無效果或無意義的反對──「普世價值有什麼好反對的?」──因此沒有必要給出立即的回應〔7〕。

在民間,nudge 雖然同樣沒有什麼討論,但理由可能與學界完全相反──民間相當熟悉也習慣政府的 nudge。家(父)長制(paternalism)──nudge 的基礎之一──一直是政治學對於亞洲/中國治理文化的定位。這當然與儒家傳統極其相關,在這種體系中,在上位者有責任照顧人民、帶領人民前進,換句話說,統治者要像爸媽愛護與提攜孩子一樣對待人民。這就是為何多數民眾仍然認為鄉鎮縣市長是「地方父母官」,而即使學界普遍不認同蔣經國時代的極權治理,但民眾仍會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狀況不佳時(例如近期的食安風暴)緬懷與期待蔣經國這種政治強人。不得不說,學界與民間其實存在著某種斷裂。當學界專注探討與深耕西方理論和精神時,傳統文化仍在民間生活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這就是為何,當有孩童未注意警告標示跳進河裡戲水以至於不幸喪命,家長與輿論總是在第一時間指向政府,認為政府的警告標示不夠清楚,或者沒有安排管理人員,甚至要求任何(危險)水域都應該裝設欄杆圍籬。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渠道四處可見的荷蘭只有很少欄杆作為阻擋,但台灣的風景區則不乏這些「岸邊扶手」。換句話說,台灣民間並不反對政府 nudge,甚至是期待 nudge──只要這些 nudge 能夠確保民眾身家財產的安全。

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姑且不論家(父)長制傳統就學理而言是好是壞,但至少目前的狀態表示 nudge 的概念在台灣大有可為。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做得不錯的設計(即使設計之初並沒有 nudge 的概念作為支撐),例如:高鐵與捷運的月台地面通常貼有排隊引導線,這些引導線並沒有強迫乘客排隊等候上車,但顯然發揮了塑造秩序的作用。相反地,臺鐵的月台很少看到這樣的排隊引導線(這倒是跟荷蘭一樣),所以臺鐵的上車狀況總是令人不敢恭維。另外,與其做盡各種宣導教育要人民減少開車以達節能減碳、遵守交通規則以維交通安全,何不減少車道寬度──台灣車道多數採用美國規格,比起歐洲一般道路大上不少──來促使民眾購買小車並且降低行駛速度?再例如,酒駕一直是台灣社會痛恨的車禍肇因,比起耗時耗力的隨處臨檢,何不讓每一輛車都安裝「酒精鎖」,讓酒精濃度超標的駕駛無法發動車輛?這個概念其實內政部在 2012 年就曾經提出,但不知為何至今似乎仍無下文。雖然這個作法不一定能完全防堵酒駕(但又有什麼方案可以?),但在技術早已可行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個節省成本又有效果的 nudge。Nudge 在台灣有許多應用的空間與機會,也不像在西方社會──至少就民間而言──容易引起反彈,因此政府應當好好思考如何善用 nudge 來讓國民生活得更環保、更健康。

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此書深入淺出、易讀易懂,能夠翻譯出版,無疑是台灣讀者的一大福音。不過,此書的中文譯名始終不讓人滿意。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整本 Nudge 其實聚焦在公共政策與政府作為,著重的是團體生活的共善,而不是個人偏好的優先──在 nudge(與行為經濟學) 的討論裡,這兩者常常是衝突的。但是,中文書名卻強調個人層次。初版的《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出現「你」字,而這在英文書名中並沒有對應字眼。再版的《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 更為誇張,還多了一個「每個人」,把 nudge 弱化或偏化在個人層次的互動和較勁。這種意象無疑會加深台灣學界對於設計者掌權的擔憂──「誰」是設計建築師?「誰」可以影響人們的行動?「誰」被允許這麼做?──進而忽略 nudge 對於共同生活的意涵。

總的來說,面對 nudge 及其紛爭,我們必須追問:如果我們接受法律限制人們的作為,為什麼我們需要擔心 nudge 對於個體自由的干預?如果我們認為教育是合理形塑大眾的方式,為什麼 nudge 就顯得難以接受?更符合台灣脈絡的問題是:nudge 背後的家(父)長制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嗎?nudge 是不是在台灣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怎麼做?唯有仔細考慮這些問題,一個極富價值的理論,才有在台灣成熟、轉化、與獲得應用的可能。

註釋:

  1. 書評有〈決定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推力(Nudge)〉〈Nudge〉、與〈推出你的影響力:改善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決策方式〉;概念引介則有〈節能行為的「推力」〉〈透過推力來達成目標〉、與〈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在台灣期刊資料庫中,幾乎找不到學術文獻。
  2. 西方關於 nudge 的討論方興未艾,只要簡單上網搜尋一下 nudge 就可以看到許多相關報導、評論、以及回文。
  3. 更多訊息請見 Nudge: The Real Ethical Debate? 一文。
  4. 不知道初版與再版的導讀不同的原因與用意為何。
  5. 例如謝明瑞(2007),〈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探討〉。《商學學報》 15: 1-46。以及陳恭平(2009),〈人非聖賢:簡介行為經濟學〉。《文社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4): 16-28。謝文中提及,行為經濟學在西方學界受到重視也是在早期開創者 Daniel Kahneman 與Vernon Smith 獲得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才開始;而陳文則被放在「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這個系列專題當中。當然,兩篇文章至今都是不超過十年。
  6. 朱敬一也曾為文指出經濟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把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假設奉為圭臬、基本教義化。請見〈鸚鵡是台灣經濟政策的「害蟲」〉
  7. 其實這多少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相符。在 Nudge 出版之前,我就在 2009 年的碩士論文提出「用設計導引人們從事環保行為」的看法,強調設計者必須導引使用者去做對的事情,而不能只是順應使用者偏好。雖然沒有使用 nudge 這個概念,但核心意涵其實與 nudge相去不遠。在不同場合報告這個看法,往往收到幾種回應:「精英主義」、「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人們自發的環保行為才是真正的環保行為」、或者直接相應不理。關於我的論點,比較簡短的版本請見〈科技、環境與社會:重新思考綠色設計〉

關於作者

活躍星系核

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