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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臉書,越寂寞?

果殼網_96
・2014/02/10 ・2805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69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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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Facebook 如何影響人的情緒狀態」這個問題上,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著眼於人們上Facebook時究竟在做什麼。
在探索「Facebook 如何影響人的情緒狀態」這個問題上,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著眼於人們上Facebook時究竟在做什麼。

社交網絡是讓人開心還是孤獨,跟使用方法有關。

文/Simbelmyne

註冊Facebook的人都不想變得可悲又孤獨,但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伊桑•克羅斯(Ethan Kross)最近的新研究提出,Facebook正讓我們有這種感受。克羅斯和同事在兩週內每天給82名安娜堡市居民發5條短信,調查研究對象的整體情緒、他們有多擔憂和孤獨、他們使用Facebook的程度,還有從收到上一條短信起,他們和別人面對面交流的次數。克羅斯發現,研究對象在兩條短信之間用Facebook越多就越不開心,從研究開始到結束的總體滿足感也有所下降。克羅斯根據數據提出,Facebook讓使用者不開心。

網際網路(尤其是Facebook)讓人更加疏遠的研究結果,支持克羅斯的結論。1998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者羅伯特•克勞特(Robert Kraut)發現,人們上網越多,就越感到孤單沮喪。在第一次上網之後的一至兩年內,他們上網頻率越高,幸福感和與周圍人的聯繫就越低。

更孤獨的人也並不是更容易上網,最近,一篇回顧了75個研究的文獻綜述得出結論,「使用Facebook的人和不用Facebook的人性格特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不知為何,網路讓用戶感到和別人更加疏遠。一篇寫於2010年的綜述分析了40個研究課題,也證實了該趨勢:使用網際網路對人的整體健康狀況有微小的、但在統計上顯著的不良影響。一個實驗得出的結論是,Facebook會激發醋意而導致感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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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研究團隊提出,使用Facebook也會增強嫉妒心:用戶花越多時間瀏覽Facebook(而不是發原創訊息或者和Facebook上的內容互動),他們的嫉妒感就越強。

漢娜•克拉斯諾夫(Hanna Krasnova)和同事認為,這是由社會心理學中「社會對比效應」造成的結果。由於人們多和自己大致相似的人交往,這種對比效應就愈發凸顯:正因為比較的對象是思維方式類似的同齡人,所以得知他們的成就會造成更大的打擊。最近,心理學家貝絲•安德森(Beth Anderson)和同事在評估Facebook的影響後認為,使用Facebook會讓人很快上癮,也同樣會產生令人煩躁的負能量,讓用戶討厭社交網絡,有些討厭的因由和當初讓人註冊Facebook的原因一樣。

我們想知道別人的情況,也希望別人瞭解我們——但就是在這種彼此瞭解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開始怨恨彼此的生活,也開始怨恨保持我們覺得自己需要不斷保持的形象。專門研究社交媒體的使用和社交網絡分享動機的心理學家塞繆爾•戈斯林(Samuel Gosling)說:「很可能,正是那些一開始很吸引人的東西,到最後反而讓人避之不及。」

不過,和關於Facebook的其他發現一樣,其反面論點同樣成立 。2009年,塞巴斯蒂安•巴倫蘇埃拉(Sebastián Valenzuela)和同事得出了與克羅斯相反的結論:Facebook讓我們更開心。他們還發現Facebook能夠提高社會信任度、增進社交往來,甚至鼓勵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巴倫蘇埃拉的發現非常符合社會心理學家對社交長久以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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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在自己的書「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提出,社交網絡是我們和他人分享的一種方式。成功分享後,心理和生理上的滿足感常常會起到自我激勵作用。社交媒體的普及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閱讀和看東西的方式:我們在消費信息的時候會考慮用什麼方式、和什麼人分享這些信息。甚至在分享信息之前,光想到成功分享就能激活我們的獎賞處理中樞。

虛擬的社交聯繫甚至可以緩衝壓力和痛苦: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和同事於2009年的研究證明,當女性受到疼痛的刺激時,握住男友的手或者看男友照片可以減輕痛感,而且照片麻痺疼痛的效果要比身體接觸強一倍。「強制想像」就是真實事物的精神體現,心理學家文迪•加德納(Wendi Gardner)和辛迪•皮克特(Cindy Pickett)將其稱為「社交零食」。出於某種不知名的原因,距離的因素和強制想像有麻醉效果,我們或可期望這種效果也能推廣到社交網絡上所有朋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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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社交聯繫可以緩衝壓力和痛苦,看男友的照片能減輕女性疼痛的感覺,我們或可期望強制想像的麻痺效果也能推廣到社交網絡上所有朋友的照片。圖片來源:AIMEE LEE BALL,nytimes.com

​上面說的都是值得信賴的研究,但在探索「Facebook 如何影響人的情緒狀態」這個問題上卻得出了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著眼於人們上Facebook時究竟在做什麼。

研究社交媒體的使用和社交網絡分享動機的心理學家塞繆爾•戈斯林說:「這問題之所以這麼複雜,是因為Facebook可以做很多事,而且不同人都在用Facebook做這一系列不同的事。不僅如此,他們還造成改變,因為人們自己就在改變。」2010年,一項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團隊發現,如果人們直接和他人互動(給彼此留言、發私信或者「喜歡」某消息),他們的社會聯繫感和社會資本都有所提高,孤獨感下降。不過,如果試驗參與者只是被動地消化了新聞內容,Facebook則造成相反的效果,即降低與他人的聯繫感而增強孤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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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蘇里大學的心理學家做的實驗還測量到了這種效果的生理表現。實驗中,被試眉毛上端和眼睛下部粘了4個電極以記錄面部表情,此研究法稱為面部肌動電流描記法。當被和Facebook積極互動時,從他們的生理反應測量到幸福感顯著升高;而在被動瀏覽時,這個效應就消失了。

約克大學的約翰•伊斯特伍德(John Eastwood)和同事今年上半年的研究結果與以上發現相符,他們寫了一篇關於「無聊」的統合分析。是什麼讓我們覺得無聊,因而不開心?答案是注意力。我們在集中注意力的時候不感到無聊,而不專注時無聊的感覺就出現了。伊斯特伍德的研究和最近關於媒體多任務處理的研究證明,我們把注意力分散在越多的任務上,就越是難以對每件事都保持專注,因而變得越來越心煩意亂。

換句話說,Facebook所代表的那種持續在線和媒體世界,是社交網絡的宿敵。將Facebook的使用情況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來研究的所有課題都發現:平均下來,用戶被動瀏覽新鮮事所用的時間,要遠遠多於主動產生內容和與其他用戶發生互動的時間。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研究Facebook總體使用情況的課題,總會得出「Facebook對情緒有負面影響」的結論,例如克羅斯對安娜堡居民的研究。因為需要將注意力分配在其他事情上,我們更容易被動而不是主動地用Facebook。無論什麼媒介,被動的經歷都會轉化成脫節和無聊感。

心理學家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告訴我,他研究發現大學生如果沒了手機或電腦,只要呆在房間裡幾分鐘就開始「發瘋」。威爾遜說:「可能你會覺得我們可以用這時間精神自娛,可是我們做不到。我們已經忘了該怎麼做。」只要我們有閒,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極誘人又可迅速填補空隙的解決辦法。我們無聊,刷一下Facebook或者Twitter,然後變得更無聊。摒棄Facebook並不能改變的事實是,我們在越來越多的時候忘記了該如何正確而有意義地集中注意力。從這點來看,Facebook並不是問題。症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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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紐約客》,HOW FACEBOOK MAKES US UNHAPPY

轉載自果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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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殼傳媒是一家致力於面向公眾倡導科技理念、傳播科技內容的企業。2010年11月,公司推出果殼網(Guokr.com) 。在創始人兼CEO姬十三帶領的專業團隊努力下,果殼傳媒已成為中國領先的科技傳媒機構,還致力於為企業量身打造面向公眾的科技品牌傳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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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35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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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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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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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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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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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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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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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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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八卦可以防止我們被朋友搭便車、詐騙?——《人類文明》
天下文化_96
・2024/06/17 ・1337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間接互惠的要件之一:聊八卦

間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的概念認為,受益者並不是直接回報給同一位利他的施恩者,而是會把恩惠轉給其他人。A 幫助 B,B 再幫助 C,C 再幫助 D,依此類推。於是,恩惠就能在社群裡傳出去,遲早也能回到 A 身上。種下的因,總有一天能得到最後的果。

而且這還能談到下一個層次:如果有個 Z,在 A 幫助 B 時,親眼見證了這件事,發現 A 是個慷慨的好人,他也會因為想和 A 建立關係,所以願意幫助 A。於是,就算這兩個人無法符合直接互惠所需要的「後會有期」條件,也能因為整個群體的利他行為而受益。樂於助人,自己就更可能得到幫助,至於那些不想幫助別人、只想貪小便宜的人,則是可能遭到懲罰或受到排擠。像這樣的間接互惠,是人類一種格外複雜的合作形式,需要兩項其他動物都辦不到的條件。

第一項條件是,不管互動雙方的行為是慷慨是自私,除了需要有目擊者親眼看到,還必須能把這項寶貴的資訊,分享到整個群體共有的資料池。也就是說,社群成員得愛聊八卦才行。如果大家都能知道某個人不值得信任、總是只接受別人幫助卻都不回報,等到下次這個人又碰上麻煩,社群成員就不會再伸出援手。

英文有句諺語說「騙子發不了財」(cheats never prosper),但不能說完全正確:騙子常常在短時間內還是能得逞,特別是在那些規模比較大、大家彼此比較不認識的社群;只是遲早仍然會東窗事發,讓自己名聲掃地。所以,想讓間接互惠的機制不被那些只想貪小便宜的人搞垮,聊八卦就是一個關鍵的必備條件,而且無論是營火旁、或是茶水間,人類實在是哪裡都能聊。事實上,相較於其他靈長類動物是用理毛之類的活動來建立關係,人類是以閒嗑牙、聊八卦取代了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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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間接互惠的機制不被那些只想貪小便宜的人搞垮,聊八卦就是一個關鍵的必備條件!圖/envato

像這樣把個別成員的行為,拿來在社群裡大談特談(就像是一個由閒聊建立起的社群網路),就會打造出一套名聲系統,可用來判斷適不適合試著和某個人合作。某人對待他人慷慨大方,就能建立良好的名聲;老愛占別人便宜,也就會惡名遠揚,讓人知道以後可得敬而遠之。行為友善的人,其他人在未來幫助他們的機率也會比較高,於是在天擇的機制裡就能占點上風。所以說到頭來,仍是演化塑造了人類的心理,讓我們在意自己的名聲,聊八卦就成了確保大家別心存僥倖的機制。

在一個會聊八卦的社會裡,生活的第一守則就是要小心自己做的事;或者更重要的是,要小心自己做的事給別人的觀感。於是,人類社會也就成了一個人人都在猜測別人想法的社會——須推斷別人的動機與態度,評估自己的行為在他人眼中的樣貌,好維護自己在外的名聲。我們所謂的「良心」就是這樣的產物之一:內在的這股聲音,警告我們可能有人在看,要我們想想別人可能的觀感,好讓自己免受社會的制裁。

——本文摘自《人類文明: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世界史》,2024 年 05 月,天下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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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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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成立於1982年。一直堅持「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已出版超過2,500種書籍,涵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化、文學人生、健康生活、親子教養等領域。每一本書都帶給讀者知識、啟發、創意、以及實用的多重收穫,也持續引領台灣社會與國際重要管理潮流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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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Facebook 如何影響人的情緒狀態」這個問題上,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著眼於人們上Facebook時究竟在做什麼。
在探索「Facebook 如何影響人的情緒狀態」這個問題上,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乃至相悖的結論。為了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著眼於人們上Facebook時究竟在做什麼。

社交網絡是讓人開心還是孤獨,跟使用方法有關。

文/Simbelmyne

註冊Facebook的人都不想變得可悲又孤獨,但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伊桑•克羅斯(Ethan Kross)最近的新研究提出,Facebook正讓我們有這種感受。克羅斯和同事在兩週內每天給82名安娜堡市居民發5條短信,調查研究對象的整體情緒、他們有多擔憂和孤獨、他們使用Facebook的程度,還有從收到上一條短信起,他們和別人面對面交流的次數。克羅斯發現,研究對象在兩條短信之間用Facebook越多就越不開心,從研究開始到結束的總體滿足感也有所下降。克羅斯根據數據提出,Facebook讓使用者不開心。

網際網路(尤其是Facebook)讓人更加疏遠的研究結果,支持克羅斯的結論。1998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者羅伯特•克勞特(Robert Kraut)發現,人們上網越多,就越感到孤單沮喪。在第一次上網之後的一至兩年內,他們上網頻率越高,幸福感和與周圍人的聯繫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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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孤獨的人也並不是更容易上網,最近,一篇回顧了75個研究的文獻綜述得出結論,「使用Facebook的人和不用Facebook的人性格特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不知為何,網路讓用戶感到和別人更加疏遠。一篇寫於2010年的綜述分析了40個研究課題,也證實了該趨勢:使用網際網路對人的整體健康狀況有微小的、但在統計上顯著的不良影響。一個實驗得出的結論是,Facebook會激發醋意而導致感情問題

另一個研究團隊提出,使用Facebook也會增強嫉妒心:用戶花越多時間瀏覽Facebook(而不是發原創訊息或者和Facebook上的內容互動),他們的嫉妒感就越強。

漢娜•克拉斯諾夫(Hanna Krasnova)和同事認為,這是由社會心理學中「社會對比效應」造成的結果。由於人們多和自己大致相似的人交往,這種對比效應就愈發凸顯:正因為比較的對象是思維方式類似的同齡人,所以得知他們的成就會造成更大的打擊。最近,心理學家貝絲•安德森(Beth Anderson)和同事在評估Facebook的影響後認為,使用Facebook會讓人很快上癮,也同樣會產生令人煩躁的負能量,讓用戶討厭社交網絡,有些討厭的因由和當初讓人註冊Facebook的原因一樣。

我們想知道別人的情況,也希望別人瞭解我們——但就是在這種彼此瞭解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開始怨恨彼此的生活,也開始怨恨保持我們覺得自己需要不斷保持的形象。專門研究社交媒體的使用和社交網絡分享動機的心理學家塞繆爾•戈斯林(Samuel Gosling)說:「很可能,正是那些一開始很吸引人的東西,到最後反而讓人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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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和關於Facebook的其他發現一樣,其反面論點同樣成立 。2009年,塞巴斯蒂安•巴倫蘇埃拉(Sebastián Valenzuela)和同事得出了與克羅斯相反的結論:Facebook讓我們更開心。他們還發現Facebook能夠提高社會信任度、增進社交往來,甚至鼓勵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巴倫蘇埃拉的發現非常符合社會心理學家對社交長久以來的認識。

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在自己的書「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中提出,社交網絡是我們和他人分享的一種方式。成功分享後,心理和生理上的滿足感常常會起到自我激勵作用。社交媒體的普及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閱讀和看東西的方式:我們在消費信息的時候會考慮用什麼方式、和什麼人分享這些信息。甚至在分享信息之前,光想到成功分享就能激活我們的獎賞處理中樞。

虛擬的社交聯繫甚至可以緩衝壓力和痛苦: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和同事於2009年的研究證明,當女性受到疼痛的刺激時,握住男友的手或者看男友照片可以減輕痛感,而且照片麻痺疼痛的效果要比身體接觸強一倍。「強制想像」就是真實事物的精神體現,心理學家文迪•加德納(Wendi Gardner)和辛迪•皮克特(Cindy Pickett)將其稱為「社交零食」。出於某種不知名的原因,距離的因素和強制想像有麻醉效果,我們或可期望這種效果也能推廣到社交網絡上所有朋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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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交媒體的使用和社交網絡分享動機的心理學家塞繆爾•戈斯林說:「這問題之所以這麼複雜,是因為Facebook可以做很多事,而且不同人都在用Facebook做這一系列不同的事。不僅如此,他們還造成改變,因為人們自己就在改變。」2010年,一項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團隊發現,如果人們直接和他人互動(給彼此留言、發私信或者「喜歡」某消息),他們的社會聯繫感和社會資本都有所提高,孤獨感下降。不過,如果試驗參與者只是被動地消化了新聞內容,Facebook則造成相反的效果,即降低與他人的聯繫感而增強孤獨感。

密蘇里大學的心理學家做的實驗還測量到了這種效果的生理表現。實驗中,被試眉毛上端和眼睛下部粘了4個電極以記錄面部表情,此研究法稱為面部肌動電流描記法。當被和Facebook積極互動時,從他們的生理反應測量到幸福感顯著升高;而在被動瀏覽時,這個效應就消失了。

約克大學的約翰•伊斯特伍德(John Eastwood)和同事今年上半年的研究結果與以上發現相符,他們寫了一篇關於「無聊」的統合分析。是什麼讓我們覺得無聊,因而不開心?答案是注意力。我們在集中注意力的時候不感到無聊,而不專注時無聊的感覺就出現了。伊斯特伍德的研究和最近關於媒體多任務處理的研究證明,我們把注意力分散在越多的任務上,就越是難以對每件事都保持專注,因而變得越來越心煩意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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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告訴我,他研究發現大學生如果沒了手機或電腦,只要呆在房間裡幾分鐘就開始「發瘋」。威爾遜說:「可能你會覺得我們可以用這時間精神自娛,可是我們做不到。我們已經忘了該怎麼做。」只要我們有閒,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極誘人又可迅速填補空隙的解決辦法。我們無聊,刷一下Facebook或者Twitter,然後變得更無聊。摒棄Facebook並不能改變的事實是,我們在越來越多的時候忘記了該如何正確而有意義地集中注意力。從這點來看,Facebook並不是問題。症狀才是。

資料來源:《紐約客》,HOW FACEBOOK MAKES US UN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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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俄烏戰爭,學習心理急救
胡中行_96
・2023/02/09 ・380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前言:泛科學臉書粉專推廣〈在臺海危機下,淺談戰地醫療〉時,讀者們熱情分享檢傷分類經驗,與急救課程資訊。事後更有國軍弟兄私訊筆者,表示對相關中文資料的迫切需求。有別於先前介紹戰時的醫療制度與創傷急救,本文摘譯知名期刊《The Lancet》(中譯「刺胳針」或「柳葉刀」)的附屬刊物,概述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承受的公衛挑戰;並分享俄裔美國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 對當地心理健康應變的觀察。同時,再次歡迎大家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討論臺灣應該如何備戰,謝謝。

烏克蘭總統Volodymyr Zelenskyy視察被俄軍屠殺的地區。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公衛挑戰

疾病給烏克蘭帶來的負擔,在承平時期並沒有特別沉重。然而,俄烏戰爭不僅重擊當地醫療體系;難民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以及物資與藥品不足等,也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戰爭期間,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Red Cross)、明愛(Caritas)等單位,紛紛在當地和鄰國展開救援。學者訪談烏克蘭等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統整出一張俄烏戰爭的公衛挑戰清單:[1]

  • 產科照顧:對孕婦產前、生產和產後,以及新生兒的照顧,都被戰火打斷。[1]
  • 婦幼營養:食物、營養品,還有金錢的流通受阻,以致婦女與孩童營養不良。[1]
  • 長期處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肺結核和愛滋病等既有的感染,不見得能夠獲得穩定的藥物供給,與即時的專業協助。[1]
  • 冷冽天候和長途跋涉:在嚴寒中逃難,容易造成肺炎、凍瘡、失溫,以及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庇護所、衣物和毛毯。[1]
  • 身體創傷急救:欠缺醫療器材和物資補給。人力方面,則得訓練社區志工,進行檢傷分類和急救。[1]
  • 精神創傷急救:除了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有些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於俄烏戰爭中受到二次精神傷害。跨文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變得格外重要。[1]
  • 疫苗普及:當地COVID-19疫苗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偏低,而逃難的人口中,九成是婦女和兒童。[1]
  • 潔淨水源:缺乏安全的用水,難以防範傳染病的爆發。[1]
  • 性暴力與性販賣:須要保護機制、心理社會支持與女性衛生用品包(dignity kits);以及生殖健康、安全墮胎和家暴處理等服務。[1]
烏克蘭總統Volodymyr Zelenskyy探訪傷兵。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心理創傷

戰爭會帶來長期,甚至跨世代的心理傷害。[2]出生於俄羅斯的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長年任教於美國,專攻心理創傷。曾於 2014 年烏克蘭東部戰亂時,透過 Skype 指導 170 名基輔與烏東的心理學家、心理健康工作者、社工人員與心理系學生。[3]2022 年 2 月 23 日晚間,俄軍入侵烏克蘭。[4]Cherepanov 博士在 11 月的《公衛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期刊上,分享自己對戰爭的觀察。她將烏克蘭民眾在身心反應上的轉變,分為下列幾個時期:[2]

  1. 戰爭初期:基於歷史、文化、宗教和血脈的淵源,烏克蘭民眾難以接受鄰國入侵的事實,覺得慘遭背叛[2]性侵女性、綁架兒童,以及系統性安全檢查,蒐集個資,再強迫難民遷徙的過濾營(filtration camps)等,種族滅絕的事件頻傳。經由媒體報導,引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 5]同時,手機和社群媒體即時分享的功能,雖能維繫人與人的連結,卻也帶來資訊真偽難辨的混亂。網路論壇中,起先充斥驚愕顫抖無法置信之類的留言。接著,當難民逐漸抵達鄰近友邦,依然持續哭泣失眠做惡夢。在高度警戒的狀態下,有些人拒絕使用安眠藥。心理衝擊也可能以生理形式呈現,例如:噁心想吐,多半起因於戰時的緊張情緒,而非食物中毒。[2]
  2. 戰爭滿月:到了 3 月底,烏克蘭民眾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憂慮。失去親人、家園和戰前的生活,精神與情緒疲乏麻木,有些便拒絕前往庇護所。一邊是無法控制的憤怒躁動,增加家庭衝突;另一邊,又因為不得不拋下被徵召或羸弱的至親,而遺留心靈創傷。目擊殺掠、性侵和虐待,或是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出現依戀問題行為退化,表現得比真實年齡還幼小。原本乖巧的孩子,也可能變得黏人冷漠挑釁有攻擊性[2]
  3. 戰爭近期:烏克蘭群眾開始習慣戰爭的狀態,一些長期或原有的問題,例如:酗酒或家庭失和等,又再度浮現。[2]

在人道危機中,老年人身心障礙者等族群,面臨減少的援助與增加的阻礙,更是顯得脆弱。一方面害怕離開熟悉的環境,另方面是為了避免成為家人的負擔,他們有些選擇留下來,因而容易喪命於原本能預防的傷害。[2]

心理健康資源

烏克蘭的心理健康體系,在開戰初期,被突如其來的龐大需求,搞得措手不及。所幸專業人員兩個月內便上了軌道。除了一般面對面的服務,Cherepanov 博士表示,當地還有下列選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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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遠距醫療:COVID-19 疫情期間變得普及的遠距科技,正好於戰時派上用場,提供危險地區心理諮詢。[2]
  2. 網路社群: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社交平臺 Facebook上,支持性團體林立。在俄烏戰爭期間,成為烏克蘭人媒合供需,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緊急心理問題的求助貼文,也會引來早就離鄉背井的相關從業人員,即時回覆。有些團體從世界各地,聘僱幾百名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心理工作者,每天答覆 200 至 300 則訊息。也有在 2020 年白羅斯(Belarus;舊譯「白俄羅斯」)政治危機時,成立的臉書社團,用既有的經驗,協助烏克蘭人度過難關。[2]
  3. 聊天機器人:操烏克蘭語、俄語和白羅斯語的聊天機器人 Faino 和 GotoHelp,效益如何還有待評估。[2]
烏克蘭總統 Volodymyr Zelenskyy 探訪傷患。圖/President Of Ukraine on Flickr(Public Domain)

心理急救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套用來給予身陷危機者心理支持,加強其調適能力,並滿足基本需求的對策。有別於精神科的臨床技巧,無論是專業醫療人員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並執行。[6]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急救指南,建議大眾注意重大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難的對象,以及哪些單位參與救援。[7]在擁有這些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下列心理急救的步驟:

  1. 觀察(look):在行動前先確認安全,以免自己陷入危險環境。接著,觀察受害者身心的基本需求,然後思考有哪些可運用的相關資源或服務。每個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有些呈現在情緒上,例如:易怒或沮喪;有些則沉默或出現頭疼、疲憊等症狀。兒童、青少年、孕婦、老人、身心障礙者和被歧視的族群,特別需要關照。[7]
  2. 傾聽(listen):簡單地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所屬的組織。情勢允許的話,將人帶到安全且寧靜的地方。用溫和的語氣,鼓勵他專注於緩慢的呼吸。給予陪伴,別讓情緒低落者獨處。以尊重的態度,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的憂慮,試圖釐清需求的優先順序。務必維護對方隱私,不要任意轉述。[7]
  3. 連結(link):協助受害者獲得水、食物、住所和醫療等資源,並提供局勢與計劃的最新動態。動盪時期的資訊混亂,必要盡可能地查證並隨時更新。切勿為了安撫人心,就擅自捏造。針對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可轉介給相關社群;或是透過社福單位,協尋親屬,兩者皆能帶來心靈慰藉。[7]

在結束心理急救的階段性任務後,如果就這麼離開,或許會太突然。要讓受助者理解,接手的專業人士會負責以後的事務。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與他們道別,並奉上誠摯的祝福。[7]

美國國家心理創傷中心(National PTSD Center)版本的心理急救指南,從07:56開始。影/鄭若瑟Joseph Cheng on YouTube

烏克蘭經驗

Cherepanov 博士指出,在沒有中央統籌的狀況下,烏克蘭等地的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自發性地付出,並組織社會資源。他們讓世人看到,唯有喚起大眾對心理創傷的重視,才能強化社會韌性,以及減少對求助的汙名化。必要訓練專業人員、醫療工作者、教師和志工,心理急救的能力;並建立社區型的支援體系,共同分擔責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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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高振傑、蘇逸人(2021)《心理急救手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 UCLA早期心理急救模式」(2010)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3.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社會心理急救資源冊》(2018)香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參考資料

  1. Kumar BN, James R, Hargreaves S, et al. (2022)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displaced people fleeing Ukraine: Drawing on exist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viden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2. Cherepanov E. (2022)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in Ukraine need support but they are not helpless: Professional self-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1009431.
  3. Smith, K. (2015) ‘Trauma in Ukraine’. Monitor on Psychology, 46(4).
  4. United Nations. (17 JAN 2023) ‘The UN and the war in Ukraine: key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
  5. Ochab EU. (30 OCT 2022) ‘What Are Putin’s ‘Filtration Camps’ And Why Are They Concerning?’. Forbes.
  6.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2016)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 Disaster Health, 3(1): 1-10.
  7. Snider L, van Ommeren M, Schafer A. (02 OCT 2011)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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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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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