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平／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專長數理邏輯，曾任符號邏輯協會東亞委員會委員九年。

布爾追尋真理的熱忱，導引他發現思想的法則。他以代數的手法將思想法則表現為後人所稱的布爾代數，不僅成為電腦硬體設計的基礎理論，更開創了數理邏輯學的深刻發展。

天上的星星，依照牛頓所發現的「萬有引力定律」而運動；而人的思想，也有它運作的法則嗎？1854年，布爾出版了他的著作《思想法則之探討》，在這本書中，布爾給了上述問題的答案：人的思想是有法則可循的。不僅如此，我們可用數學的方式來描述這些法則。這本書出版之時，能明瞭的人甚少，但這本書對人類影響之大，絕對是當時的人，甚至布爾本人都難以想像的。

理性是人行事的基礎，如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所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我們也說：「物有本末，事有先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雖然人人做事都有其背後的邏輯，但意識到邏輯本身，應是後來的事，正如人人都呼吸，但意識到呼吸，乃至知道空氣的存在，都是相當後來的事了。一個人沒學過邏輯，甚至沒聽過邏輯，並不表示這人做事沒有邏輯，或不需要邏輯。

邏輯學門的發展

一般來說，把邏輯或理則學當作一門系統知識來學習，是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故傳統邏輯被稱為亞里士多德邏輯，大家最熟悉的即所謂的「三段論」。

大前提：人會死
小前提：蘇格拉底是人
結論：蘇格拉底會死

當我們從所知或已知的事物而得到結論時，這個思考或邏輯過程，皆使用三段論。人會犯錯，也會犯邏輯的錯誤，有可能是前提錯，即他的認知就是錯的，但也常發生的是，推論的過程產生錯誤：

大前提：人會死
小前提：蘇格拉底死了
結論：蘇格拉底是人

我們也許會說這種錯誤太不應該了，但犯這種錯誤的人比比皆是，在報章雜誌及電視上不時可見這些錯誤的推論。因這些人的心態是先有結論，再為結論找理由，也難怪會犯這種錯誤。希望我們能如孟子所說：「淫辭知其所陷」，而不為其所陷。邏輯在希臘哲學時期的建立，也就是為了分辨辯士在辯論時，何者是講理，何者是狡辯，進而使個人能合理的思考，正確的判斷。

邏輯不僅在希臘發展，在同時期的中國亦現其蹤跡。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及墨家的論述中也都有「邏輯詭論」，或如莊子所說：「一尺之杖，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在希臘有完全相同的說法，如「飛矢不動」，也與「阿基里斯詭論」有相通之處。但可惜的是，中國的邏輯後來未有系統性的發展，僅留下了「矛盾」這個有趣的典故：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之。」以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韓非子》。

邏輯數學化

人類用亞里士多德的方式學習邏輯，至今已2500 年了。然而，我們必須用「理性」，才能得到邏輯正確的結果嗎？唯有「理性」，才能知道「理」之「則」嗎？

布爾提出兩個突破性觀念：其一，用符號表示邏輯命題；其二，可用代數作符號運算。總體來說，我們可先用符號代表命題，用公理表示邏輯的規則，再以代數的方式運算。在運算的過程中，不需考慮符號本身及運算的意義，運算完畢，將符號再帶回原本的命題，即為邏輯正確的結果。至此，推論的過程完全被公式的運算取代，不僅大大增加處理命題的能力，完全避免人有意無意的錯誤，藉著公理的選擇，可發現命題之間的關聯，亦可清楚看見邏輯的本質，其好處不勝枚舉，更有許多後世才發現的益處。

布爾在他著作中未曾提出一套完整的公理系統，也因此現今我們有許多種不同的布爾代數系統，本文僅列出一個較簡潔的系統，我們藉此來討論布爾將邏輯符號化及代數化的意義。

在討論符號化的意義之前，我們先引用布爾在他1847年所出版《邏輯之數學分析》中所說的：「認識現今符號代數情形的人都明瞭，分析過程的正確性並非建立在對符號所用的解釋，而是在它們組合的定律上。」使用符號不僅為方便表示，亦使我們不再受限於特定的解釋，因此可擴展應用的範圍，也才有現今各樣的數位產品。

我們藉由布爾曾用的交換律b+a=a+b 來說明。你可把a、b視為兩個集合，+為聯集，=為集合相同；亦可把a、b視為整數，+為加法，=為數字相等；亦可把a、b視為命題，+視為邏輯連辭「或」，而=視為意義相等。在應用時我們固然需要對這些符號賦予特定的意義，但在推導性質時，我們只需按著他們組合的定律來做，如交換律，如此所得的性質可用在集合、數字或命題及其他可能的解釋上。

對於邏輯的數學化，我們可用布爾所用的另一個例子來說明：

x² = x → x－x² = 0 → x(1－x)=0

這個過程相信是任何學過解方程式的人都明白的，當把0視為空集合，1視為包含所有個體的宇集（universalclass），1－x為包含所有不在集合x內個體的集合，x²=x 則意義為「具性質P 且具性質P 的集合，即為具性質P的集合」，因此布爾用上述的代數過程得到了古典邏輯中集合的「矛盾原則」，即不可能有一個集合同時具有性質P及性質非P，亞里士多德視矛盾原則為邏輯的基礎公理，但布爾則用數學方法顯示矛盾原則可由另一個看來更直觀的x²=x 公理所導出。

邏輯的符號化及數學化並非始自布爾，有不少的先驅者，最著名的當是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較布爾早生了約170 年。萊布尼茲曾期望當兩個人辯論時，兩個人能坐下來說：「我們算一算。」也就是用數學方法來解決爭論。符號化及數學化的威力已為現今所認知，但這兩者也意謂著抽象化，離人的直觀與經驗越來越遠。這似乎為認識事物本質所必要的，我們亦見此於物理的發展。由布爾的成就我們亦可見，透過抽象化，我們可更清楚認識及了解「思想」這個原本極為抽象的概念。

范氏圖與真值表

邏輯在布爾之後有極迅速的發展，現今常用兩種工具：范氏圖及真值表。由前列布爾代數公理，我們可見「集合代數」是一個布爾代數。史東（Marshall H. Stone, 1903~1989）亦證明了任一布爾代數可用一「集合代數」表示。范氏圖即為我們常用來表示集合關係的一個視覺化工具，而視覺化表示亦為布爾使用符號所希望能達到的目標，使人有更直觀的認知，但使用視覺化工具須注意其侷限性。

范氏圖用圓表示集合，1、2、3個圓交疊後，分別可得2、4、8個區域，每一個區域代表每一個集合僅使用一次可得交集的情形，在3個圓交疊的情形下，區域2為，區域為。那4 個圓交疊可得幾個區域呢？我們也許會猜2¹=2、2²=4、2³=8、2⁴=16，16個區域，但我們若認真的去畫，我們會發現最多只能畫出14個區域。

然而，4個集合實際上應該有16個區域，所以范氏圖無法表示n ≥ 4個集合所有可能的情形，用n個圓最多可畫出多少個不同的區域？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用歸納法一開始所得的歸納結果有可能是錯的，有興趣的讀者可嘗試用歸納法得到正確的公式，再用數學歸納法證明公式是正確的。

另一個有用的工具則是真值表。它用P、Q代表命題，∧（且）、∨（或）、¬（非）、→（若⋯，則）、→（若且唯若）、T（真）、F（假），我們有下列定義：

我們可看見P → Q 和¬Q → ¬P 及¬P ∨ Q 對應的真假值完全一樣，即此三者為邏輯等價，當我們要證明「若P則Q」（P→ Q） 時， 我們證明「若Q為假，則P為假」（¬Q → ¬P），則「若P 則Q」得證，此即為「歸謬證法」或「矛盾證法」的本質，同理，若我們能證¬P ∨ Q 為真，我們亦證明了「若P 則Q」。

布爾之後的邏輯

邏輯非自布爾而始，亦非自布爾而終，但邏輯自布爾後，就再也不一樣了。我們也許可以如此比擬：克卜勒藉著對行星運動的觀察數據，以計算及歸納得到了「克卜勒行星運動定律」。牛頓依此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如此不僅可解釋「克卜勒行星運動定律」，我們亦可藉此定律計算出物體的運動軌跡。同樣的，亞里士多德歸納出正確思想應該遵守的規則，而布爾用代數的方法解釋了正確思想的規則，我們便可藉著他的發現，計算出正確思想應得的結論。

布爾的觀念及符號就留在現今數學裡，因為他使用符號的方式來處理邏輯，我們也就有了「符號邏輯」這個名詞。現今邏輯界最重要的學會，即「符號邏輯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Symbolic Logic），而它所出版的代表期刊即名為《符號邏輯期刊》（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當代對邏輯的研究主要來自數學、哲學與計算機領域，對布爾代數本身的研究亦極活躍，蒙克（Donald Monk）主編了共三冊的《布爾代數手冊》（Handbook of Boolean Algebras），從其中包含的多樣主題，即可見布爾在數學的影響之廣。

現今一些較熱門的題目也和布爾邏輯有所關聯，例如，哲學界所研究的「非古典邏輯」，其研究的方式多為先將布爾代數用不同的公理表示，再將其中一些公理，基於哲學方面的考量加以弱化，如此可得如直觀邏輯（Intuitive Logic），模態邏輯（Modal Logic）等等不同的邏輯。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則是一個常被討論的題目：機器能有智慧嗎？布爾告訴我們，機器藉由代數推導後，可得到正確的結論。在命題邏輯不考慮計算複雜度（computational complexity）的前提下，人所能做到的，機器都可做到。但在一階邏輯時，筆者認為由「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可知，機器所能做的無法跟人一樣，這也是潘洛斯（Roger Penrose）在《皇帝新腦》（Emperor’s New Mind）書中所用的論證，這仍是人工智慧學者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乏晰邏輯

乏晰邏輯（Fuzzy Logic）在工業界已有許多的應用，其特點是，一個命題的真假值可為一個介於0 與1 之間的實數p，亦可視為[0, p] 區間；而傳統邏輯下，一個命題的真假值限定為假與真，或布爾所用的0 與1 表示。

1960 年代， 邏輯學者逐漸發展出布爾值模型（booleanvalued model），其命題的真假值對應至一個布爾代數，並以此將柯亨（Paul J. Cohen, 1934~2007）的結果( 註) 給予一個相對簡潔的證明。此處須特別強調「無法證明是對的」和「錯的」其意義是不相同的。由布爾值模型後，又發展出布爾值分析（boolean-valued analysis），並由此得到數學上有意義的成果，乏晰邏輯可說是布爾值模型另一個有用的特例。

註：此結果得到數學最大獎菲爾茲獎，其敘述在使用一般通用的集合論公設時，無法證明選擇公設（Axiom of Choice）和連續統假說（Continuum Hypothesis）是對的。

量子邏輯

另一個著名的非古典邏輯為「量子邏輯」，由量子邏輯可衍伸出「量子計算機」。其使用量子演算法，可在多項式時間內做「因數分解」，這是一般計算機與圖靈機（Turing machine）至今仍無法得到的結果。但量子計算機與圖靈機所能計算的函數總體是相同的，量子計算機與現今使用的計算機相較，或許其計算複雜度有差別，但從可計算性（computability）來看，兩者並無不同。

綜合上述，我們可說現今邏輯與計算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布爾的基礎上，我們是沿著他給我們的方向繼續前進，而他的影響不僅遍及數學各領域，亦延伸至其他領域，如哲學、計算機科學、語言學等。

對真理的追求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布爾能有如此偉大的成就？當然他一定是個天才，但他的成就並非憑空而來，他也經過時間的醞釀，使他的思想日漸成熟。也由於這些成就，使他對符號的能力有更清楚的認識。他先前出版的《邏輯之數學分析》不僅不成熟也包含謬誤。在思考的過程中，他也曾面對失敗與挫折，但他不放棄，因此得以出版《思想法則之探討》。另外他勇氣過人，他敢思想「思想」，這個極端抽象卻又最根本的問題，大名鼎鼎的萊布尼茲嘗試過、努力過，但無特別的成果，而布爾不畏艱難，終於有所成。

最後，因布爾具有「對真理追求的真誠」（It is integrity in pursuit of the truth），在他寫給好友笛摩根的信中，他先說笛摩根具有這個特質，而他在這一點並不會輸給笛摩根，他甚至寫了下面的話：「我不認為任何人比我寫那本書時的心智，曾充滿更熱烈的渴望，僅為了要發現並說出真理，而不為其他。（I don’t think any man’s mind ever was imbued with a more earnest desire to find out the truth and say it and nothing else, than mine was while writing that book.）」就是這種真誠讓布爾發現了「思想」的法則，這個發現也改變了人類。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15年11月號

延伸閱讀：
喬治．布爾─自學成大器的數學家
布爾與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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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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