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型玩具，是爸媽的救贖？還是孩子變笨的原因？

本文由 Arm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Arm（安謀）是一家來自英國提供處理器 IP 架構設計的矽智財公司，你可能不清楚 Arm 在做什麼？但你可能在最近的新聞中聽過它，而且，你可能每天都在使用他們的產品！

實際上，90% 的智慧型手機使用的 CPU 晶片，其指令架構集（ISA）都是採用 Arm 架構，例如部分蘋果產品所使用的晶片、Android 手機常見的驍龍系列，以及聯發科技推出的天璣系列晶片，Arm 都是這些處理器架構的主要供應商。

不過這個指令架構集（ISA）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每台手機甚至電腦都要有呢？

什麼是指令架構集（ISA）？

指令集架構（ISA）是電腦抽象模型的一部分，它定義了 CPU 如何被軟體控制。ISA 作為硬體和軟體之間的介面，既規定了處理器能夠執行的任務，又規定了如何執行這些任務。ISA 提供了使用者與硬體互動的唯一途徑。ISA 可以被視為程式設計師的手冊，透過 ISA，組合語言程式設計師、編譯器編寫者和應用程式程式設計師方能與機器溝通。

處理器的構建和設計稱為微架構(micro-architecture)，微架構告訴您特定處理器的工作原理，例如，Arm Cortex-A53 和 Cortex-A73 都是 Armv8-A 架構的實現，這意味著它們具有相同的架構，但它們具有不同的微架構。

目前常見的 ISA 有用於電腦的 Intel/AMD x86_64 架構，以及在行動裝置是主流的 Arm 架構。而 Arm 本身不製造晶片只授權其架構給各個合作夥伴，授權的架構也被稱為「矽智財」（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簡稱 IP），並由合作夥伴依據規格打造合規的矽晶片。

Arm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今年九月，Arm 在美國紐約那斯達克交易所掛牌上市，吸引大量投資者的目光，除了節能的設計，Arm 持續提升產品效能，使得 Arm 架構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讓 Arm 的技術和產品，除了在行動裝置與物聯網應用佔據了重要地位，也在後續發展的其他產品持續協助產業推動技術革命。

最早，Arm 架構是為了依靠電池運作的產品而設計的，隨著這十多年來的轉變，行動裝置成為主流，而 Arm 架構也成為了行動裝置的首選。

除了 Arm 原本行動裝置的通用 CPU 領域，Arm 亦著手開發專用 CPU 的架構，這些專用 CPU 的使用情境包含雲端基礎設施、車用和物聯網（IoT）。

現在 Arm 除了在手機處理器上有超過 90 % 的市占率外，在物聯網與嵌入式應用上有 65% 的市占率，目前車用晶片也逐步轉向由軟體來定義汽車的電子電氣架構，這凸顯了軟體在未來汽車架構的重要性。「嵌入式邊緣裝置使用的可擴充開放架構 (Scalable Open Architecture for Embedded Edge；SOAFEE) 」建立以雲原生的系統架構，透過雲端先行開發軟體，協助汽車產業業者在產品正式商品化前，能在基於 Arm 架構的晶片上進行虛擬環境測試，目前 Arm 在車用晶片上，市佔率超過四成。

在雲端運算上，Arm 也推出了 Arm Neoverse 技術平台來協助雲端伺服器的晶片設計，並配合新推出的 Arm Neoverse 運算子系統（CSS），來簡化專用晶片的設計複雜性，減少晶片設計花費的時間。

在 Arm 日益完整的產品組合下，透過與廣大生態系合作，能為市場提供許多軟硬體解決方案。首先，在行動裝置上，Arm 近乎霸占市場。而在 AI 發展與網路速度持續提升的趨勢下，許多運算都可以在雲端完成，最近的實例為 Nvidia 的 GeForce Now，只需一台文書機，就能暢玩 3A 大作，或是 Google 的 Colab，讓 AI 能在文書機上完成運算，造福了沒有高級顯卡的使用者。

未來，邊緣運算將陸續解開雲端運算的束縛，而 Arm 也在前期投入了雲端基礎開發，配合行動裝置的市占率，無論如何 Arm 都將在未來科技業占有一席之地。

Arm Tech Symposia 將在 11 / 1 與 11 / 2 盛大舉辦

2023 Arm 科技論壇（Arm Tech Symposia）即將在 11/1 台北萬豪酒店，11/2 新竹國賓飯店盛大舉辦！這是 Arm 每年最重要的實體活動之一，以【Arm is Building the Future of Computing】為主軸，探討在 AI 時代來臨之際，Arm 最新的技術如何驅動創新科技，為次世代的智慧運算、沉浸式視覺、AI 應用、自主體驗等帶來更多可能性。 

這次 Arm 科技論壇將圍繞在車用、物聯網、基礎設施、終端產品等熱門 AI 應用領域，並邀請台積公司、Cadence、瑞薩電子、新思科技、CoAsia 擎亞半導體等各領域專家，帶來產業第一手趨勢洞察。

其次，也會分享 Arm 的新技術在 AI 的應用，包含如何透過軟體定義汽車降低汽車電子系統核心 EUC 整合的複雜性，同時維持汽車資安；以及介紹專為特定工作負載而設計的運算方式，如何讓企業不受外在環境與技術影響，處理更大規模的數據。

今年 11/1 在台北場的座談會，主題為 Edge computing on AI，探討邊緣運算在人工智慧上的應用，以及人工智慧對於半導體產業以及晶片研發帶來的影響，邀請 iKala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程世嘉、聯發科技執行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周漁君，以及 Arm 台灣總裁曾志光與會。

11/2 在新竹場的座談會主題為 The Keys of Automotive Transformation，探討汽車產業的轉型趨勢，邀請 Anchor Taiwan 執行長邱懷萱、友達光電執行長暨總經理/達擎董事長柯富仁、波士頓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暨資深合夥人徐瑞廷，以及 Arm 台灣總裁曾志光與會。

無論你是硬體工程師、軟體開發人員、晶圓代工、晶片設計商、OEM/ODM 還是相關產業人士，都能在這場論壇中互相交流，充實自己。

2023 Arm 科技論壇報名連結

活動結束後填寫問卷的朋友，還有機會現場抽中 iPhone 15 Pro、 iRobot Roomba j7+ 掃地機器人、Sony WH-1000XM5 無線耳機、Dyson Purifier Big+Quiet Formaldehyde 空氣清淨機等精美好禮喔！

報名截止倒數中，現在就立刻報名吧！

忽然慘遭襲擊，距離如此靠近，想必是走漏了行跡。「哪個混蛋帶手機？俺宰了你！」「我剛才打給媽媽。」撤兵五分鐘內，這裡便被炸得粉碎。一則又一則 2014 至 2022 年間的前線通訊故事，收錄於 2022 年 10 月《數位戰爭》（Digital War）期刊，^[1]烏克蘭戰爭傳播學者 Roman Horbyk 記載俄烏戰爭之頓巴斯戰役（the War in Donbas）的論文裡。^{[1, 2][註1]}

前線通訊設備

Roman Horbyk 訪問了 14 名烏克蘭軍人與 2 名配偶，以下是他們提到的幾種通訊設備：^[1]

• 手機：有些軍人同時擁有廉價、續航力長達 4、5 天的按鍵式手機；以及附帶相機、上網等功能，卻十分耗電的智慧型手機。兩者搭配分別的電話號碼，區隔公務與私用。一旦發現按鍵式手機遭敵軍追蹤，「我就把它丟進河裡。…跟家裡聯絡的那支，則放在基地。」另外，也有軍人放棄脆弱的智慧型手機，擁抱適合戰場的復刻經典：「我剛買了 Nokia 的按鍵式新款，堅不可摧。」^[1]
• 筆記型電腦：比手機笨重，弄丟或必須毀屍滅跡的時候，損失又更大。「我們單位的指揮官有台筆記型電腦，儲存大家緊急聯絡人的資料。在可能即將被大規模轟炸的關鍵時刻，…他生起小火，把筆電燒了。」^[1]
• 平板電腦：雖然容易損壞，但是能在連線後，將反裝甲佈雷資訊，即時更新至 Kropyva 地圖。針對這個非營利組織 Army SOS 開發的軟體，受訪軍人讚譽有加。^{[1, 3] [註2]}此外，民間專家設計的火砲射擊計算軟體 Bronya，也安裝在平板電腦裡。原本幾分鐘的計算時間，縮短至幾秒。私人層面，平板電腦多作娛樂用途。^[1]
• 無線電站台：多半為北約或其他來源的二手貨，為高階軍官處理要務的管道，比手機安全。^[1]
• 無線電對講機：在戰爭早期難以取得，到了後來「…我們用對講機聯絡敵軍，然後互嗆。嗯，就只是張揚，其實聰明人應該竊聽，而非吵架。」^[1]
• 野戰電話：由通信部隊牽電話線，經濟、安全，不像手機或網路通訊容易被駭，是僅次於無線電站台的公務選擇。除非遇上密集轟炸等物理性攻擊，否則不太受干擾。^[1]
• 衛星電話：多為高階指揮官所用。優點是可以在地底防空洞安心通話，而且還收得到訊號；缺點則是昂貴且罕見，使用者要承擔的責任較高，所以有些受訪者承認他們會盡量避免。^[1]

整體而言，手機是最受歡迎的通訊設備。烏克蘭通訊業者在 2000 跟 2010 年代，以華為和 Ericsson 的設備，設立手機訊號基地台。跟城市相比，鄉村的訊號較差；而俄軍佔領區就使用俄國的服務。前線訊號不穩，部份原因是俄國刻意搗亂。「大卡車以人道援助之名抵達，卸下來的貨只有 10 包糖，其他都是訊號干擾設備。」^[1]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the Crimean crisis）的時候，俄羅斯曾出動 R-330Zh Zhitel 機動電戰車，偵測、分析，並干擾 100 至 2,000 MHz 的衛星和手機通訊。^[4]

假消息的傳播

對前線的軍人來說，手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瀏覽網路新聞。烏克蘭官方的軍媒流行不起來，臉書倒是壓倒性地大受歡迎。這無可避免地，衍伸出事實查核的問題。有些人對假消息相當敏感，知道資訊會被操弄；許多則是抵達前線後，才開始有所警覺。^[1]

通訊軟體也是假消息傳播的管道，因此烏軍不得使用跟俄羅斯有關的 Viber，但向敵軍散佈錯誤訊息時除外。Telegram 維持開放至 2018 年；而 Skype 和 WhatsApp 則從未被禁。^[註3]網路訊號微弱時，上述通訊軟體無法運作。大家會改用Bluetooth及SHAREit（茄子快傳），進行短距離的檔案傳輸。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烏克蘭受訪者將此二者歸類為較安全的選項；^[1]印度並不准許軍人安裝 SHAREit。2017 年印度媒體報導，該國政府列出 42 個向中國回傳資料的間諜程式，除了 SHAREit，其他上榜的知名軟體，還包括：微博、微信和 QQ 等。^[5]

當然，也有人偏好傳統的資訊交流管道。「為了得知新聞，我們會打電話給彼此。」不過，原職為記者的前線軍人不以為然：「士兵對戰爭資訊非常沒興趣。」娛樂才是主要需求。^[1]

電力、網路及娛樂

2014、2015 年深陷熱戰的時候，頓巴斯前線缺乏穩定電力與網路。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壕溝和掩體的基礎設施逐漸升級：通常直接從附近的電網偷接，也有人用攜帶式發電機發電。後來不僅電力改善，還有閉路攝影機、電視機、冷凍櫃、無線網路，甚至三溫暖。^[1]

「習慣了窮忙，突如其來的寂靜，會令你覺得有鬼。」在暫時無聊的前線，「奇怪的想法開始自心底萌生」。士兵下棋、看電視消遣，或用手機聽音樂、追劇、打遊戲。電視訊號受俄羅斯系統性的干擾，網路連線又不穩定。「那些出入總部文明環境的人，會把東西下載到隨身碟給我們。」是說通暢的連線，也非絕無壞處。俄國情報單位就觀察電子設備朝遊戲網站的流量，試圖招募成癮的烏軍。^[1]

另外，蠻多喜歡閱讀的軍人，用手機和平板電腦儲存電子書，容量大、輕便、好攜帶。有一名神父將宗教書籍、音樂與儀式紀錄，裝進平板電腦。「我主持婚禮、洗禮等儀式，盡己所能照顧當地平民的心靈，並在前線小鎮建立了教堂及教區。」^[1]

手機通訊的風險

對講機、手機和無線電站台都會被監控，所以指揮官一般傾向面對面討論事情。可是在私人層面，軍人不得不用手機與親友聯絡。「某回老婆打來問：『你現在在哪？』背景馬上就聽得到特別的聲音，代表（己方的安全單位）正在錄音。我說：『兄弟，把它關掉，讓我跟老婆說話。我合法。』」烏克蘭軍人頗習慣被同胞和敵軍監聽。即使通信部隊的成員，懷疑從雜音或是訊號跳頻，能辨識通話遭駭；許多軍人深信不疑，並發展出各種維護資安的溝通暗號。^[1]

Norton防毒軟體公司的文章，也提及聽到雜音有可能是被監聽，還列舉其他徵象，例如：手機暗自不斷地向第三方傳輸，加快了電池耗電及數據用量；無故發出怪聲，或螢幕沒事亮起來；收到監控軟體故障時，傳來的亂碼訊息；以及因為尚未完成背景傳輸作業，所以拖長關機時間等。^[6]

另一種手機通訊風險，總是隨關懷而來。彼時彈幕包圍，「我躲到某處，然後說：『我晚點再回電，現在正忙。』這樣他們就不會聽到砲聲隆隆。」很多烏克蘭的軍人跟家裡約定：他們只打電話，但絕不接聽。遇到適合的時機，便主動報平安。這當然無法阻止焦慮的家屬或放假的同袍，明知故犯：「我打去看他會不會接。有的話，必然一切都好；沒有的話，大概是人在掩體裡，或者正慘遭砲擊。那我就等他打回來。」至於文字溝通，容易啟人疑竇。「當你收到訊息，天知道是誰傳的；而當你傳出訊息，也不曉得誰會閱讀。」^[1]

更麻煩的是，就算通訊的時機和方式恰當，內容也沒有外流；光是開、關機，或無關緊要的手機操作，都還是有其危險。比方說，偵測荒野裡使用中的手機數量，可以推估該處的軍力。或是，「當我們開始用迫擊砲轟炸，會被要求關閉手機，以免干擾瞄準。結束後，才允許開機。」^[1]

禁手機，像廢娼？

2015 年 7 月，烏克蘭國會禁止戰區士兵，使用手機、相機、無線電收音機和電腦。只是在缺乏安全通訊系統的狀況下，手機到頭來仍是最可靠的溝通設備，大家有命難從。到了 2017 年 8 月，迫於情勢，只得重新開放。^[1]俄羅斯方面，也大同小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俄國前線士兵的手機被長官沒收，於是去偷烏克蘭人的，好打電話回家。時常通話暴露位置，而被炸翻也就在所難免。^[7]

俄國擁戰派部落格形容 21 世紀前線的手機禁令，「跟廢娼一樣沒用」。^[7]Roman Horbyk 也指出，烏克蘭人往往將之視為可接受的風險。畢竟除此之外，尚有諸多遭受攻擊的原因，而手機卻有不可取代的功能。「置身烽火數載，人們不再留意防彈背心與鋼盔。你無法逃脫命運。…我看過別人在砲擊下打手機。…自己則不會在遇襲時關機。相反地，當時很想發送道別簡訊。真的，只是我終究沒傳…」，受訪者笑道：「因為要是活下來了，怎麼辦？」^[1]

備註

1. 俄烏戰爭是從 2014 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Crimea）算起。^[1]
2. 原論文稱開發地圖軟體的民間組織為 Armiya SOS。^[1]基於翻譯的緣故，網路上能查到數種拼法，例如：Army SOS、АРМІЯ SOS（Армії SOS）和 ARMIA SOS 等。^{[8, 9]}他們的官方網站，採前二者；^{[8, 10]}而早期的臉書頁面，曾用過最末者。^[9]
3. 原論文裡的禁用軟體清單，適用範圍應該僅限於軍人。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3 年的報告，烏克蘭人仍大量使用 Viber 和 Telegram。^[11]

參考資料

1. Horbyk, R. (2022) ‘“The war phone”: mobile communication on the frontline in Eastern Ukraine’. Digital War, 3, 9–24.
2. ‘Roman Horbyk’. Academia, U.S. (Accessed on 17 OCT 2023)
3. ‘Defense Mapping Software’. Army SOS, Ukraine. (Accessed on 14 OCT 2023)
4. ‘R-330Zh Zhitel Russian Cellular Jamming and Direction Finding System’. OE Data Integration Network (ODIN), U.S. (Accessed on 17 OCT 2023)
5. D’Mello G. (01 DEC 2017) ‘The Government Has Named 42 Apps “Chinese Spyware”, Including Big Names Like TrueCaller’. India Times.
6. Stouffer C. (13 JUN 2023) ‘How to tell if your cell phone is tracked, tapped, or monitored by spy software’. Norton, U.S.
7. Yuhas A, Gibbons-Neff T, Al-Hlou Y. (04 JAN 2023) ‘For Russian Troops, Cellphone Use Is a Persistent, Lethal Danger’. The New York Times, U.S.
8. ‘Improving Ukraine’s Defense Capabilities Since 2014’. Army SOS, Ukraine. (Accessed on 14 OCT 2023)
9. ‘Ukraine Army SOS’. Facebook. (Accessed on 14 OCT 2023)
10. ‘Ми покращуємо обороноздат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з 2014 року’. Army SOS, Ukraine. (Accessed on 14 OCT 2023)
11. ‘Freedom on the Net 2023 – Ukraine’. Freedom House, U.S. (Accessed on 16 OCT 2023)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李芊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考試制度是怎麼從科舉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我們從小到大經歷過無數次考試，但你是否有想過，這個影響我們求學與就業的重要制度是因何而起？究竟考試制度背後隱藏哪些驚人內幕？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助研究員，帶我們回到清末民初的教育現場，探索政府與教育界如何應用考試，挽救岌岌可危的新式教育制度，雙方又如何相互制衡與合作，讓考試及學校成為管控社會秩序的利器。

對於在臺灣準備升高中的九年級學生、準備升大學的高三生來說，也許一年的劃分就是以冬季與夏季的升學考試為依據。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優秀學歷成為社會新鮮人的最佳利器，但想謀得好學歷就必須力拚考試高分，讓考試成為跨世代臺灣人共同的記憶。

儘管持續有教改團體針對考試的內容、形式、公平性等提出改革建議，但數十年來，眾多考生與家長依然接受了升學考試制度，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備考，更不惜砸重金搶補教名師課程。

我們的一生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考試，卻不一定清楚這些考試制度當初成立的目的。

事實上，在民國初年，新式教育剛施行的 1920、1930 年代，曾經考試除了用來測驗學生，更被用來監督學校的辦學成效。

專長明清及近代思想史、制度史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助研究員，深入探討 1905 年科舉廢除後的新式教育制度，訴說一段政府與學校透過考試相互制衡與合作的詭譎歷史。

要怎麼讓社會接受新式學校的文憑？來考個試吧！

在談現代考試制度之前，讓我們先回到清末科舉存廢的關鍵時刻。

1900 至 1901 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科舉考場「貢院」遭到破壞，當時受科舉宰制的教育與選才方式已成眾矢之的，該將有限的國家資源拿來修復貢院，還是發展新式教育制度，在 1905 年成為各方人馬的爭論焦點。在這次辯論中，廢除科舉最終定案，新式教育制度成為肩負國家教育大業的主要系統。

然而，科舉與新式教育的不同目的與學習過程，卻帶來新的價值觀混亂。

首先，在科舉制度下，為了一舉成名而寒窗苦讀者，不需在私塾或書院待滿固定年限，大半時間是靠自學通過層層考試關卡。但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必須依序就讀小學、中學、大學等學校，一級一級往上累積學歷，且每個學歷都有固定的修業年限。

身處當代教育環境的我們已經很習慣循序漸進的學習制度，但清末民初的人們卻一時難以適應。新式學校不像傳統書院會發學習津貼給學生，還要收取相對高額的學雜費。畢業後還要面臨社會對學校文憑的不信任，一時難以成為求職的有效助力。

許多學生一開始受政府鼓吹而進入學校就讀，卻經常未完成修業年限即離開校園，「教育破產」很快成為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識，而學校便成為被究責的單位。

廢除科舉後的十多年間，各界的討論開始聚焦於該如何監督學校、管制學生。到了 1920 年代，政府與教育界推出了各種校外考試的實驗方案。這些方案大同小異，都預設考試可以成為規範學校、解決「教育破產」的重要手段。

是什麼讓考試成為評鑑辦學效率的方法？——「以簡馭繁」的法家精神

支持考試論的學者以史學家呂思勉、厚黑學作者李宗吾為首，面對民國初年的教育破產危機，他們為何都倡議由國家透過集體考試來監督學校呢？

一方面，用監察態度面對學校起因於對教育界的不信任，這可追溯至廢除科舉後的教育改革過程並不公開透明。新式教育的推行牽涉政府官員、半官方與非官方代表，包含辦學人員、民間教育會、教科書出版商等，他們彼此拉扯出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形成勢力龐大的教育界。

李、呂二人身涉教育事務，看到學校各種圖利卻未自我要求的行為，因而認為一個審核學校的機制勢在必行。

李、呂二人更主張，考試制度還能讓教育過程更有彈性，學生只要通過考試即可證明自己的實力。因此，學生可以選擇私塾或新式學校等不同的學習方式，不需受到學校修業年限的硬性規範。而且不同學習機構並存還可強化競爭力，促使學校為了招生而更積極辦學。

另一方面，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家只需負擔統一大考即可由上而下監督學校，提醒學校要維持該有的教學品質。這樣秉持法家「以簡馭繁」精神的手段，使考試制度最終受到執政當局的採用。

「我不要考試啦！」學生的反彈與思想控制的開始

1932 年政府正式頒布《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卻受到各地師生的反抗。對於參加會考的學生來說，會考對取得學歷、升學和職涯發展都沒有明顯好處。

首先，單就畢業資格來說，不參加會考也能在修業期滿後獲得學歷，一旦參加會考卻成績不及格，反倒會被留級。再來，許多大學並不以通過會考作為入學資格。最後，除非想要成為公務員或任職國營機構，畢業生沒有會考成績也可直接應聘私人單位。整體看來，不參加會考才是比較聰明的選擇。

面對反抗考試的學生，一意推行會考制度的國民政府，採用相當直接的手段回應：以武力逼迫學生就範。

臺灣在 1970 年代出了一位拒絕聯考的小子，時間回到 1930 年代的中國，不願考試的可不只一、二位學生。1932 年，山東濟南高中學生因反對會考而與校方展開對峙，最終在教育廳長出動軍警武力鎮壓後落幕，卻造成大批學生受傷、被勒令退學。

隔年 1933 年，政府再根據實施情況及各方意見修改規程，最大的改變是取消小學畢業會考，轉而針對初級和高級中學制定《中學畢業會考規程》、《中學畢業會考委員會規程》。針對中學施行會考的原因之一是，當局認為小學生還年幼，不像中學生會發起學運，至此，會考除了監督學校以外，更加上了控制學生思想行為的功能。

學校各自為政，會考制度名存實亡

至於考試論支持者最重視的「以考試監督並制衡學校」卻反而沒有達成。預設的中央化考試制度、標準化知識內容，實際執行時卻面臨經費與人力嚴重不足的困境。真正負責考試業務的單位並非中央政府，而是非官方、地方仕紳聯合形成的教育會，或者資源多寡不一的各地省政府。

地方資源的多寡深刻影響考試的舉行。例如，大規模考試為了防堵作弊，通常不讓考生在原校就考，但在不可能另撥經費建造考場的情況下，仍舊得仰賴學校提供大量考場。如果一個地方沒有足夠的學校，學生往往就在原校就考，在熟悉的環境享受主場優勢，甚至發生老師協助作弊等醜聞。

此外，照理來說，各校的考生名單應該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但無力建立管理機制的政府只好交由學校來處理報考業務。有些學校因而私下篩選成績好的學生參加考試。

不久，隨著 1937 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各省行政資源逐漸耗竭、多地交通中斷、學生四散，集中考試變得難以辦理，改以「抽考」部分學生作為學校整體畢業標準指標，甚至讓學校自行辦理會考，政府僅派代表監臨。

自此，會考可說名存實亡。雖曾短暫於 1957 年在臺灣復辦，將國文、史地、三民主義的會考成績與聯考合併計算，試圖鼓勵學生重視中華民族主義的相關知識。但會考與聯考的標準無法整合，在各方反對之下，僅一年時間便告終，結束近 20 年的政府與學校角力之爭。

為了什麼而考？不同治理方法中有不同目的

徐兆安出生於英國殖民時代末期的香港，身處的教育制度仍然相對寬鬆，通常上午 8 點半上課、下午 4 點即放學，在升學上並未經歷臺灣式的考試高壓。來臺求學與就業的過程中，他逐漸體會臺灣教育與升學考試之間緊密的關係，印象最深刻的是補習班門口榜單滿掛的盛況！

如今在臺灣結婚生子的徐兆安，開始想像女兒長大後必經的升學考試歷程，研究近代中國考試制度，有助了解臺灣過去 70 多年的考試發展脈絡，讓他更認識臺灣親友的生長背景。

徐兆安想深入探討的是：「廢了科舉以後，為什麼我們現在還這麼相信考試？中間發生什麼事？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覺得現有的解釋還不完整，跳過很多具體的事件。」

我們需要了解細節，以避免誤解的延續。今日我們在臺灣所共同面對的升學體制，並不是直接延續自科舉的產物。對歷史的誤解，會讓我們無法確切把握教育問題的病源。

事實上，在科舉與現代考試之間還有一段歷史需要填補。校外中央化考試的立意不僅是監督學校的辦學成效，更隱含執政者對學生的高度不信任。尤其在五四運動後，一連串的學運讓學生被視為動搖社會秩序者，因而以考試制衡學校、也間接淘汰反抗的學生。

國民政府遷臺後，1949 年起在臺灣實施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令，也連帶改變過去制衡學校與淘汰學生的作法，轉而讓學校成為吸納大批學生、管控社會秩序的幫手。考試的目的之一遂變成把學生依照分數高低分發至不同學校予以教導。

目前徐兆安正著手進行科舉與近代考試制度的研究出版計畫，他認為近代史的研究難題在於材料「既多又少」。所謂「多」是指，各種出版與轉引的材料往往多到難以處理。所謂「少」則是指，特定材料宛如試金石，讓研究者理解眾多一般材料背後的真正意義，但這些關鍵材料卻相當稀少，且分散在兩岸以至歐美的各個機構中。

徐兆安生動比喻自己的研究過程：「就像跳探戈一樣，周旋在多與少之間，這是近代史學者比古代史學者更困難的地方。」

即使困難重重，近代史學者仍持續蒐集並解讀每筆文獻，修正對過往事件的刻板印象，讓歷史盡可能以貼近事實的方式呈現，我們因而能更明白自己承續的故事和當下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