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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哲學排擠女性?》,問題根源出在哪裡

活躍星系核_96
・2015/01/22 ・2150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49 ・八年級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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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梓燁〈捷學的哲學

泛科學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哲學(以及數學和物理)排擠女性?》。身為女性主義者,其實我頗喜歡泛科學刊登一些探討性別議題的文章,讓大眾更關注性別平等;但作者在處理性別議題時把一些細節位忽略掉。所以決定寫這篇文,談談自己的看法,作一交流。

總括而言,《哲學排擠女性?》的論證可以整理為如下:

  1. 社會存在「女性缺乏某種智性天賦」的刻板印象
  2. 哲學界中存在「讀哲學需要某種智性天賦」的刻板印象
  3. 兩種刻板印象所形成的氛圍導致哲學成為了對女性不友善的學科,令哲學系出現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衡 (∵3)
  4. 基於(2)和(3),哲學人有責任提供回良善的學習環境給女性,不應作出「讀哲學需要某種智性天賦」的宣稱。

(1)和(2)是研究結果,沒什麼好談。問題是(1)和(2)能否推論出(3)。

刻板印象確實會形成排擠現象。譬如,當社會普遍認為「女生不諳電腦」,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普遍印象時,就會形成壓迫,令女性缺乏良善的自主環境作出選擇,例如一個女人希望報讀電腦科,但她可能會想到「自己身為女性,讀電腦應該會很困難」,身邊的人也可能會向她施加壓力:「女生讀電腦科不划算啊,再努力也不夠男生厲害」,基於這些原因,她只好放棄修讀電腦科。

女性主義者也常常提出這樣的批判,認為某些學科的性別失衡現象不是來自於先天的性別差異,而是來自於後天的、社會性的刻板印象。而作者處理的因果關聯則比上述「女生不諳電腦」的例子稍為複雜,其實需要更多的證據證明。若然天賦論的刻板印象與不良善的學習環境要有正確的因果關聯,必須符合以下的形式:

形式C
(一). 社會普遍認為學習A需要某種天賦X
(二). 社會普遍認為女人缺乏這種天賦X
(三). 因此,社會普遍認為女人不諳A  (∵一,二)
(四).  A成為了對女性不友善的學科    (∵三)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推論與 (C)並不盡同。

首先,作者並沒有提到這兩個刻板印象涉及的天賦是否相同。如果兩者涉及的天賦並不相同,那麼即使哲學系的性別比例失衡也好,也不一定與天賦論的刻板印象相干。譬如哲學界普遍認為讀哲學需要有「對概念意義特別敏感」的天賦,但社會根本沒有「女人缺乏對概念意義特別敏感的天賦」這刻板印象,那麼就不會形成「女人不諳哲學」這刻板印象,也不會導致壓迫。因此,如果我們真的要證明哲學界的刻板印象是導致哲學系男女失衡的原因,那就需要證明(1)和(2)提及的天賦是同一天賦。

其次,(2)和(二)的區別是,前者的範圍是「哲學界」,後者的範圍則是較為廣泛的「社會」。如果我們要證明一個刻板印象確實造成了某種壓迫,那麼我們需要證明這刻板印象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使得它形成了無形的規範力,干擾到人們選擇。因此,即使哲學界認為讀哲學需要的天賦與社會普遍認為女人缺乏的天賦是相同也好,我們還需要證明哲學界的這個刻板印象是否已擴展到社會意識裡,影響著女性的選擇。

而要處理上面提到的兩點,就需要對當地社會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但作者所引用的研究報告出自美國,如果要把報告成果搬到台灣、香港或大陸使用,那麼他似乎需要給出更多證據顯示兩地有相近的現象與社會因素,但文章卻沒有提供相關資料作參照比較。

不過,作者的言論也很小心翼翼。他似乎察覺到研究報告的內容並不一定能推論出(3),因此他在最後打了圓場,並沒有把男女失衡的現象完全歸咎於哲學界。他的結論稍為一點:

假如沒有證據顯示「讀哲學需要某種天賦」,而且女性現已處於不友善的環境(哲學系的男女比例失衡),當哲學人宣稱天賦論時便可能對女性造成不利,因此哲學人不應該作天賦論的宣稱。

但這種說法似乎怪怪的。因為,真正出問題的不是「讀哲學需要某種天賦」這刻板印象,而是「女人缺乏某種天賦」這刻板印象。後者才涉及性別意識,真正導致女性處於不良善的學習環境。

試想像,假如有一天科學家真的提出證據證明讀哲學需要天賦X,而且社會存在「女人缺乏某種天賦X」這刻板印象,因此造成不良善的環境,那麼我們會怪責科學家嗎?不會,因為錯誤的是「女人缺乏某種天賦」這刻板印象,把性別看成是先天的、鐵板一塊牢固不變的群體。因此,如果我們要糾正不良善的環境,我們應該糾正的是「女人缺乏某種天賦」這刻板印象,而非天賦論,不論這天賦論有沒有事實根據也好。

不過,如果同情理解地作者的看法,也許他關注的是較實務的考量,即:「女人缺乏某種天賦」這種社會印象實在難以改變,唯有哲學人幫幫忙,盡量避免作出「讀哲學需要某種天賦」的宣稱(尤其是在沒有證據底下),藉此改善女性的地位。

如果作者的考量只是這樣,看起來還頗合理。不過作者在文章裡對哲學人的鞭撻卻過位了,彷彿哲學人要為女性壓迫負上道德責任,而且這責任還要遠大於社會大眾對女性壓迫的責任。其實如作者標題與研究報告顯示,除了哲學外,數學和物理科也有類同的性別問題。我猜想這種性別失衡現象來自於「女人缺乏邏輯思維」這個社會的刻板印象,而一般人都認為哲學、數學、物理等科目特別需要邏輯思維,因此造成這些科目男多女少的結果。但我們不會因而怪責數學人、物理人,為什麼換到哲學系,就變成了哲學人的錯誤,特別需要負上責任?既然問題的根源來自於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那應該針對根源解決問題,否則只是治標不治本。

轉載自捷學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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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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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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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劑補好新冠預防保護力!免疫功能低下病患防疫新解方—長效型單株抗體適用於「免疫低下族群預防」及「高風險族群輕症治療」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3/01/19 ・288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 年美、法、英、澳及歐盟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該藥品針對 Omicron、BA.4、BA.5 等變異株具療效。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3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藥名Evusheld
長效型單株抗體
Molnupiravir
莫納皮拉韋
Paxlovid
帕克斯洛維德
Remdesivir
瑞德西韋
作用原理結合至病毒的棘蛋白受體結合區域,抑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干擾病毒的基因序列,導致複製錯亂突變蛋白酵素抑制劑,阻斷病毒繁殖抑制病毒複製所需之酵素的活性,從而抑制病毒增生
治療方式單次肌肉注射(施打後留觀1小時)口服5天口服5天靜脈注射3天
適用對象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18歲以上)的輕症病患。發病7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孩童(年齡大於28天且體重3公斤以上)的輕症病患。
*Remdesivir用於重症之適用條件和使用天數有所不同
注意事項病毒變異株藥物交互作用孕婦哺乳禁用輸注反應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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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說的形上學:法庭語言與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
tml_96
・2023/01/16 ・7312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很多人從小就把福爾摩斯的故事讀到滾瓜爛熟了,我也是如此。但我近年來用貝氏統計學與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觀點來重讀這些故事,別有一番意趣。

《邏輯哲學論》的作者——路德维希·维根斯坦。圖/wikipedia

這兩個閱讀角度,其實也適用於閱讀其它的偵探故事,包括美國 1930 年以來影響廣泛的冷硬派推理小說。如果說貝氏統計學是推理小說的方法論,那麼《邏輯哲學論》就是推理小說的形上學。

我之前已寫過推理小說方法論的文章;請見跟名偵探學習推理—回溯推理與貝氏定理分析(上)〉跟名偵探學習推理—回溯推理與貝氏定理分析(下)〉

本文在方法論的基礎上論述其背後的形上學: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

一、「資料!資料!資料!」

先簡略複習方法論。〈回溯推論法、貝氏定理、及推理小說〉一文就福爾摩斯使用的貝氏推理方法已有詳細論述。除了此文所舉〈皮膚變白的軍人〉一案外,收在《冒險史》系列中的〈銅山毛櫸案〉更是絕佳的貝式推理辦案例子。(按:銅山毛櫸是一種樹木,英文 Copper Beech,這種樹的葉子像擦亮的金屬。這個故事中犯罪現場的住宅外種了很多銅山毛櫸,因此以「銅山毛櫸」名之。)

收在《冒險史》系列中的〈銅山毛櫸案〉更是絕佳的貝式推理辦案例子。圖/wikipedia

這個故事的客戶亨特小姐得到了一個待遇奇高、雇主又有些不尋常要求的家庭教師工作。她受高薪吸引,但雇主要她剪短長髮、穿他女兒衣服等奇怪要求卻令她不安,因而來貝克街 221B 尋求諮商。福爾摩斯也覺得其中必有蹊蹺,答應她在遇到危險時去幫助她。

福爾摩斯在聽到亨特小姐的初步陳述之後,並未立即說出他心中的想法。他坐下來蹙眉深思。華生忍不住問他,他只是不耐煩地嚷道:「資料!資料!資料!」(Data! Data! Data!)。他又說:「沒有粘土,我做不出磚頭!」

不久之後,亨特小姐果然來電要求福爾摩斯前往協助。在搭火車前往「銅山毛櫸」所在的溫徹斯特途中,福爾摩斯終於向華生透露了他的想法:

「我曾設想過七種不同的解釋,每一種都適用于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但它們當中哪一種是正確的,只能在得到無疑正在等著我們的新消息後才能做出決定。」

貝式推理辦案

這兩句話,可以視為貝氏統計學的絕佳註解。福爾摩斯在聽過亨特小姐的敘述之後,經過深思,已經用他擅長的「回溯推論法」發展出七種可以推論出已知事實的解釋。

在這個階段,這七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換句話說:七種解釋都有不等於零的機率。這個機率分布,就是貝氏統計學的「先驗機率」。貝氏統計學的功能,便是在獲得進一步的資料之後,用貝式定理算出「後驗機率」的機率分布。後驗機率更新了先驗機率。

如果新資訊是有用的,後驗機率分布通常會比先驗機率有較小的標準差,也就是更集中在較少的解釋上。如果一開始資料不足,貝式統計學家可能會假設所有的解釋都有相同的機率為真,這就是統計學所謂均勻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

將有用的資料考量進去之後,如果有些解釋因為與新資訊不盡相符,其機率降低,甚至可以完全排除。如此,後驗機率就變成集中在少數幾個解釋的分布了。

這個故事中,福爾摩斯與華生與亨特小姐在溫徹斯特見面,亨特小姐報告了她在雇主家中的見聞。這些新資料已經足夠讓福爾摩斯把後驗機率分布全部集中在單一解釋上了。他向亨特小姐說:

「當然,只有一個說得通的解釋,你是被請到那裡去冒充某個人,而那個人實際上被囚禁在那間屋子里,這是一清二楚的。至於這個被囚禁的人是誰,我可以斷定就是那個女兒艾麗絲.魯卡斯爾小姐。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是被說成已經到美國去了。毫無疑問,你所以被選中是因為你的高度、身材和你的頭髮的色澤和她的一樣。好的頭髮被剪掉很可能是因為她曾經患過什麼病,因而,自然也必須要你犧牲你的頭髮。

你瞧見那綹頭髮完全是碰巧。那個在公路上的男人無疑是她的什麼朋友,很可能是她的未婚夫。而且無疑,正因為你穿著那個姑娘的衣服,而且又那麼像她,所以每當他看見你的時候,他從你的笑容中,以後又從你的姿勢中,相信魯卡斯爾小姐確實很快樂,並認為她不再需要他的關懷了。」

當後驗機率百分之百集中在單一解釋上,在福爾摩斯心中,案件已經破了。然而,他仍然需要得到法庭可以接受的證據,那才能將罪犯訴之以法。

二、形上學:邏輯哲學論

推理小說中偵探用邏輯探案,最終還是要上法庭用語言陳述,並接受事實證據的檢驗。看過厄爾.斯坦利.加德納 (Erle Stanley Gardner)《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的小說讀者或電視觀眾對這點一定印象深刻。這裡要談的是:推理小說中語言與事實的關係,就是早期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語言與事實的關係。

美國雜誌印刷的“哭泣的燕子案”插圖,佩里·梅森的短篇小說,作者是厄爾·斯坦利·加德納。圖/wikipedia

在《邏輯哲學論》中,維根斯坦主張語言由命題組成,而命題是世界上事實的「圖像」。維根斯坦所謂「圖像」就是「模型」。他在《邏輯哲學論》2.12 寫道:「圖像是事實的模型」。

其實,維根斯坦用「圖像」及「模型」這兩個字來描述命題與事實的對應關係,正來自於法庭上的實際作法。原來他在報上讀到巴黎法庭在審判時使用模型來呈現交通事故現場,便想到可以用圖像與事實的對應關係來描述命題與事實的對應關係。

世界由基本的事實組成,這些基本事實反映在語言中就是他所謂的「原子命題」。在語言中,這些原子命題組成了較複雜的命題。複合命題可以用邏輯真值表來判斷其真偽。

邏輯不但是語言的結構,也是世界的結構。語言中可以用邏輯推導出的命題,在世界上必然也有相對應的事實。反過來說,只有在世界上有對應事實的命題,才是在語言中有「意義」的命題。維根斯坦的這個理論,一般稱作「語言的圖像理論」或「意義的圖像理論」。

《邏輯哲學論》影響了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到今天,社會科學中的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都還是用邏輯推導的命題系統來為人文現象建立模型,並尋求經驗世界的實證。

《邏輯哲學論》中,維根斯坦寫道:

「假設有神創造了一個世界,其中某些命題為真,那祂這樣也就創造了一個這些命題衍出的所有命題皆為真的世界了。依同樣的道理,祂不能創造一個命題『p』為真的世界,而不同時創造這個命題的所有指涉對象。」

——《邏輯哲學論》5.123

這個邏輯世界,就是福爾摩斯推理辦案的世界。福爾摩斯的名言:

「當你把一切不可能的情況都排除之後,那剩下的,不管多麼離奇,也必然是事實。」

——《四簽名》

這就是說經過邏輯演繹確立的假說,必然是案情唯一的解釋。不論這假說有多不可能,也必然可以找到事實證據來支持它通過法庭的檢驗。

這種推理方法當然不是福爾摩斯的專利。雷曼.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透過筆下的偵探馬婁(Marlowe)也說:

「有些事情是事實:在統計的意義上、寫在紙上、錄在帶上、作為證據的事實。而有些事情之所以為事實是因為缺少了它其它的事情就無法解釋了。」

——《回播》

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的《瘦子》也有這一段偵探尼克(Nick)與他太太諾拉(Nora)的對話:

諾拉:「所以你並不確知他搶了威年特?」

尼克:「我們當然知道。不是這樣事情就無法接榫。」

諾拉:「所以你並不確定他——」

尼克:「不要這樣說。我們當然確定。只有這樣事情才能接榫。」

換句話說:推理的結論並不是已知的事實,而只是邏輯推論得到的命題。然而,依據《邏輯哲學論》的形上學,這個命題在世界上必然會有相對應的事實,只有這樣才能跟其它已知的事實「接榫」。「接榫」(click)就是邏輯的連結;少了這個連結,案情就無法解釋。

美國的法庭上,檢察官和被告律師的任務是藉由證人的證詞拼湊足夠的事實證據讓陪審團推論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證人做證前必須宣誓其所做的證詞是「事實、全部的事實、而且只有事實」(”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只有與案情事實相關的證詞才能被法官接受而列入紀錄。檢察官和被告律師交叉詰問證人時,常用是非題的陳述提問,只要證人回答「對」或「錯」,也就是邏輯上的「真」或「假」。這些陳述雖然不是維根斯坦所謂的原子命題,但詰問的目的就是要排比出案情的基本事實,以備最後陳述時用真值表的邏輯推論出複合命題之用。

梅森探案集。圖/IMDb

像《梅森探案集》之類的法庭劇中常可看到檢察官或辯護律師高叫「反對!」(“Objection!”),其理由常是對方的詰問「無能、無關、無重要性」(incompetent, irrelevant, immaterial)。此時法官要判決反對成立(sustained)或不成立(overruled)。

與案情無關的話固然不能陳述,法庭外聽到的話(hearsay),除非是案發過程中自然説出的話(res gestae), 否則也不能作為證據。另外,證人只能陳述事實,不能做邏輯推論;檢察官或辯護律師蓄意引導證人做出結論的詰問也會受到對方的反對。在交叉詰問的階段,邏輯只能由證詞所拚構的圖像「顯示」,不能由檢察官、被告律師、證人口中來「言說」。

在這階段,法庭上的證詞都必須是切合案情、正當合宜、而且法律容許的(pertinent, proper, admissible)。這樣的證詞等同於案情事實:這是語言與事實的對應,而邏輯則是兩者的共同結構。

所有的證人都做了證之後,檢察官和律師會向法官宣稱:「這就是檢方(或辯方)所呈的全部事實了」。這句話的英文是「Thats the prosecutions (or the defendants) case.」。這裡「case」這個字的用法,令人想到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第一句話:「世界就是全部的事實」(“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法庭所建構的世界就是與案情相關的全部事實,這些事實在法庭上由證人陳述,再由檢察官及律師在結辯時總結,引導陪審團作出判決。

當案情只有情況證據時,檢察官及被告律師必須要引導陪審團就情況證據做出有罪或無罪的邏輯推論。這個結論就是「榫」,是重建案情拼圖的一個缺片,它必須由邏輯來補足。

三、邏輯的界限

《梅森探案集》影集常見的劇情是:辯護律師梅森相信被告無罪,但在開庭之前他並不知道真兇是誰。他在法庭上與檢察官交叉詰問證人,檢察官當然竭力證明被告有罪;梅森則從證人證詞中尋找破綻。常常有好幾位證人都有殺人的動機,但梅森排除其他人犯案的可能性之後鎖定一人,用犀利的邏輯推出結論:「所以你就是兇手!」嫌犯在邏輯的力量之下只好認罪,案情就破了。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但是辯護律師的職責並不是找出真兇而是說服陪審團被告無罪。如果無法找出真兇,梅森的做法是讓陪審團對被告是真兇的假說起合理的懷疑。依據美國法律,判決被告有罪必須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否則便應判被告無罪。什麼是合理的懷疑呢?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The Case of the Shoplifters Shoe)是一篇案情錯綜複雜,而法庭攻防令人著迷的小說。這個案子的關鍵在於梅森對陪審團最後陳述時說的這一段話: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會指示你說:要根據情況證據來判定被告有罪,那些情況不但必須與被告有罪的假說相符合,還必須與其他合理的假說不一致。假如在被告有罪的假說之外還有其它合理的假說可以解釋情況證據,你的責任便是開釋被告。」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在這個案件中,檢察官以女性被告的包包裡查獲兇槍、贓物,而且鞋上沾有死者血跡為證,信心滿滿地在法庭傳訊證人,重建案情。梅森卻以巧妙的邏輯推理提出另一個與這些情況證據相符的假說,點出兇手可能是另外一人,而且可以合理解釋為何被告持有所謂兇槍並且鞋上沾有死者血跡。他諄諄提醒陪審團:如果不能排除其它合理的假說,便必須開釋被告。後來陪審團果然判決被告無罪。

推理小說之所以引人入勝,常是因為一個凶殺案的真凶是誰可以有好幾個先驗機率不等於零的合理假說。偵探或法庭只要掌握足夠的事實資料,理論上便能把涵蓋所有可能解釋的先驗機率更新到所有機率集中於單一解釋的後驗機率:此時案子就破了。如果做不到,那表示兇手無法確定,邏輯推理會得到互相矛盾的結論。

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特別強調:矛盾的命題不是世界的圖像:它不呈現任何可能的事實狀態。互相矛盾的命題,例如「疑犯有罪」和「疑犯無罪」,不可能同時皆真。

「事件或者發生或者不發生,不會有中間路線」。

——《邏輯哲學論》5.143

「矛盾是命題的外部界限」

——《邏輯哲學論》5.153

維根斯坦如是說。但是當我們對基本命題的真假尚不確定時,我們可以對由這些基本命題建構出來的複合命題定出其為真的先驗機率。這些機率的存在並不代表事件可以像「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一樣,又是發生又是不發生。它只是說事實資料不足時,複合命題的真假尚無法確定。當資料足夠時,命題或真或假就只有一種可能了。

《邏輯哲學論》的命題系統不容許有矛盾存在。同樣的,推理小說中的法庭也不容許有矛盾的結論。如果證人的證詞像黑澤明電影《羅生門》那樣四個證人(包括一個鬼)互相不一致,其中必然有人說謊,必須找出說謊者而加之以偽證罪。

然而《邏輯哲學論》並不是只有邏輯實證論。維根斯坦曾經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說《邏輯哲學論》有兩部分。關於語言之邏輯基礎這部分只是可以寫得出的部分,關於倫理的部分其實更重要,可是不能寫出。這第二部分,通常被視為他的神祕主義。書中神祕主義的一些名言包括:


「只要是可以說的,就可以說得清楚;那些不能說的,我們必須默默地跳過。」

——《邏輯哲學論》序言

「語言的界限意謂我世界的界限。」

——《邏輯哲學論》5.6

「在我們無法言說之處,我們必須沉默。」

——《邏輯哲學論》7

法庭容許的語言是有界限的。

邏輯推理無法破案的時候,偵探必須保持沉默。案子根本上不了法庭,甭說交叉詰問。此時,語言的界限就是法庭世界的界限,「誰是兇手?」(whodunit)將永遠是一個「神祕」(mystery)。

四、結論

維根斯坦「語言的圖像理論」既然是由法庭程序得到的靈感,那麼推理小說中的法庭程序與之契合也就不特別令人訝異了。然而犯罪偵辦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只要跳離推理小說,就知道真實的世界要複雜多了。不但很多犯罪事件找不到疑犯,即使找到疑犯上了法庭,證人的供辭也常支離破碎、互相矛盾而無法重建犯罪事實,對疑犯加以定罪。那麼,難道《邏輯哲學論》對語言和世界的論述有所偏差?

羅素在《邏輯哲學論》的導論中說此書所論述的是理想語言的條件,這個說法,維根斯坦當時很不能接受。然而法庭對證人陳述的規範,正是在刻意形塑「理想語言」的條件。

維根斯坦本人必須要等到他後期寫作《哲學研究》的時候,才點出《邏輯哲學論》形上學的問題:

世界上的事實不能純粹由感官來做客觀的認知,因為感官認知的資料無法避免觀點的影響,而因此陳述出的命題也就無法避免矛盾。

他提出的「鴨兔圖」(duck-rabbit picture)從一個觀點看像鴨子,另一個觀點看像兔子。如果同一物件可以因觀點脈絡不同而呈現不同面向,那如何避免不同證人在法庭上依其所看到的面向作出互相矛盾的陳述?對於後期的維根斯坦而言,矛盾已經不再是邏輯禁忌。

《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第六節探討的「鴨兔錯覺」。圖/wikipedia

維根斯坦是偵探小說迷,不過沒有他讀過福爾摩斯故事的記載。1949 年,在一個討論偵探小說的場合,他說英國人在這個文學類型的創作上特別有天分。他還特別舉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為例。他認為克莉絲蒂的偵探故事不但情節巧妙,角色更寫得像「真實人物」(real people)一樣帶勁。

但維根斯坦最喜歡的卻是美國冷硬派的偵探小說,特別是較少為人知的諾伯特.戴維斯(Norbert Davis)的小說。他為何會對冷硬派偵探小說那麼入迷?

漢密特出版先驅之作《馬爾他之鷹》的時候,已經是 1930 年了;而戴維斯還要在 1932 年才開始在《黑面具》(Black Mask)雜誌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此時維根斯坦已經告別他失落的歲月,回到劍橋。他也從此開始與羅素漸行漸遠,揚棄羅素抽象的形式邏輯(formal logic),而逐漸發展出他後期建立在「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之上的語言哲學。

此時的他,正要解構自己的《邏輯哲學論》——「意義」不再是基於語言之作為世界現實的「圖像」,而是基於語言之作為生活脈絡中的「遊戲」——不可能會為推理小說中虛構的邏輯實證論著迷。也許他喜歡冷硬派偵探那種在黑暗巷弄穿梭,行動精力充沛、說話酷勁十足的「真實人物」形象,與他語言哲學的轉折有關吧?

tml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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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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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習慣偏見了嗎?當偏見成為文化中的刻板印象——《隱性偏見》
平安文化_96
・2022/12/17 ・2846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黑人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差別待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黑人學生在學校更容易被懲罰。圖/envato.elements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隱性偏見塑成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亞裔美國人容易被認為有很優秀的專業技術。圖/envato.elements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平安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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