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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好像不太準的千萬分之一,到有點危言聳聽的24%,核災機率到底怎麼算?

廖英凱
・2014/12/22 ・7478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SR值 562 ・九年級

Commemoration in Vienna 25 years after the nuclear disaster in Chernobyl

在近期所舉辦一系列的「全國能源會議」中,筆者注意到了一段堪稱歷來類似會議中最詭異的紛爭對話XD,有與會者針對核災發生的機率,提出了「百萬爐年才會發生一次」,以及「台灣的核災機率高達24%」的極端相悖論點。筆者認為,若能釐清這些數值的計算方式或來源,探討其機率計算的意義與應用,將有助在這相當容易擦槍走火的核能議題中,有更精確與紮實的討論。

他們說… 核災的機率是…..

  • 「台灣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毀核災機率高達24%」 – 台大資訊系高成炎教授(註1)
  • 「根據國外統計,核災發生機率是500分之一,比中一張統一發票200元獎金的千分之一機率還高出1倍」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交大土木系劉俊秀教授(註2)
  • 「100座核能電廠發生事故造成死亡的機率和慧星撞擊地表造成傷亡的機率一樣低。」 –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註3)
  • 「Core damage frequencies of 5*10-5/a are a common result, a figure often adopted in further risk studies.」 – 歐盟環境總署(註4)
  • 第一系列第二代沸水反應爐BWR/4(註:核一廠所使用),爐心損壞機率為10-4~10-7 – 美國能源部(註5)

筆者試圖搜尋了一下關於核電廠發生災害的機率,得到了從24% ~ 10-7這整整跨越6個級距的龐大差異。但若細究每一項機率的成因,卻可以發現這幾個數字的含意卻不盡相同,值得進一步探討與釐清。

若回顧一下目前對於核電廠的安全評估、「核電事故比飛機失事還低」這樣的敘述,以及能源會議上會議主席劉俊秀教授所提到的一份「1975年MIT教授的過時研究」。筆者發現這些敘述可指向至一份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USNRC)在1975年所發布一份代號為WASH-1400之『反應器安全研究報告(Reactor Safety Study)(註6)』,這份報告點出了核電廠可能會因部分安全系統或零組件的同時失效,導致嚴重的安全系統失能而造成比設計基準更嚴重的爐心熔毀。同時也估計了一座反應爐運轉一年會發生爐心熔毀的機率是兩萬分之一。從風險來看,造成人命損失的機率則是五十億分之一(2*10-10),遠低於飛機失事與被雷打到的機率。有趣的是,當時核工業界認為此報告對於安全系統失能的預測過於悲觀誇大,而反核界則認為微乎其微的機率計算結果根本是粉飾太平。

災難的定義,機率的意義

要計算核電廠意外機率其實有很多種方式,例如「全日本在311福島核災之前有54座核電機組。三座熔爐,一座燃料池輻射外洩,故其機率各為 3/54 及 1/54(註7)」或是「爐心融毀事故平均發生機率約為5,000爐年(所有事故)至8,000爐年(排除車諾比事故)(註8)」。在探討這兩則例子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與核電廠有關的事件可以大至如車諾比般爐心熔毀放射性物質大量外洩,也可以小至員工感冒摔車打掃不乾淨這種枝微季節的小事… 而根據「國際核和放射事件分級表(註9)」,一個簡單區別「事故(accident)」與「事件(incident)」的方法是看反應爐的爐心是否有損壞熔毀。歐盟環境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nvironment, DG-ENV)在針對核電事故的安全評估中,亦採用爐心熔毀頻率(core damage frequency, CDF)做為評估指標(註10)。這也是我們看到在上述幾則例子與研究回顧中,人們對於機率的討論多聚焦於爐心熔毀事故的原因。 

另一則我們需要了解的是以「爐年」作為分母的計算方式。這並不難理解,因為每一反應爐的運轉時間不一,每一座發電廠所擁有的反應爐數量也不一定相同。因此以每一座反應爐的運轉年數作為分母,會比起「出事的反應爐÷所有反應爐」更為精確。

爐心熔毀頻率(CDF)是什麼?

無論是歐盟環境總署或是美國能源部,對於核電廠的CDF評估都是10-4~10-7這樣相當微小的數值,而CDF這個用來評估核電廠安全的重要指標,正是起源於之前提到的那份1975年發表的WASH-1400報告。評估計算CDF的原則,是利用事件樹(event tree)的方式,分析爐心損毀的可能因素與牽扯組件,並定量出每一種因素、零組件失效的發生機率,將各種組合下的機率相乘,即可以得到爐心熔毀的機率。WASH-1400報告簡單地分類出,達到爐心熔毀的事件會有:A管路破裂、B外部電力喪失、C緊急爐心冷卻系統失效、D分裂產物無法移除、E圍阻體完整受損這五大類可能。然而,今日在實際計算的複雜程度,已遠超過WASH-1400的內容,例如我國各核電廠的CDF評估中,還會再區分廠內事件、地震颱風火災水災等不同情境而導致爐心熔毀的機率。

Event trees for a loss -of-coolant accident. (From "Reactor Safety Study,"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port WA S H-1400, 1975.)
Event trees for a loss -of-coolant accident. (From “Reactor Safety Study,”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port WA S H-1400, 1975.)

目前國際核管組織等,均以CDF作為核電廠「安全度評估(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 PRA)的重要管制指標。例如USNRC規定,所有核電廠不分機型,CDF都必須低於10-4次/爐年,若高於此數值則必須停機(註11、12)。而除了不同事故場景的估算,CDF也針對電廠運轉員遇到事件時的動作與判斷,來做人為疏失的機率估算。(註13、14、15)

註:除了CDF,USNRC亦同時採用「早期輻射大量外釋頻率(large early release frequency, LERF)」作為核電廠風險評估的監管指標。(註16)

然而,這樣的超低機率似乎和印象中幾次核電廠事故有點出入。也常常聽到有人會說人類核電發展不到百年就有了三次核災,哪來的百萬爐年才一次的可能。但是,我們若整理一下這三次核災的緣由: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洩漏事件時,核工界尚未建立多重系統失效的觀念,CDF與PRA的評估也尚未制度化。而1986前蘇聯車諾比核事故則是因為車諾比核電廠的設計與西方民用核電廠差異過大,缺乏相當大程度的安全防範措施,也根本沒有採用近代建立的的核電廠安全評估方式。而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理想中近代核安制度應該要能足夠發揮功效,然而事後調查報告指出,除了設計上未針對海嘯加以防範,又因體制與工安文化的不佳而造成人為疏失外(註17),福島第一核電廠根本沒有做PRA,也自然沒有CDF數值可做比較……也因此,似乎可以很護航地說,這三次核災都不在CDF管制的守備範圍內,所以若試圖用這三次重大核電事故來反省這個超低機率與CDF管制標準是否合理的話,這樣的反省/反擊效果恐怕也不夠直接有力。

那,台灣有在做CDF嗎?

CDF如此被國外核工界、管制法規所重視,那在台灣呢?事實上,台灣各電廠也有評估CDF,核一到核四分別為1.9*10-5、2.6*10-5、1.8*10-5次/爐年(註18),而核四的CDF是7.93*10-6次/爐年(註19)。這些數值目前是由台電公司委託反應爐原廠(西屋、奇異)計算提供,並同時請清大核工所李敏教授與他的「安全度評估工作室」負責計算比對,在政府的監督管制部分,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轄下的核能研究所也同時有計算評估的驗證機制。而除了CDF,國內電廠的PRA也有利用其他模型來評估事故機率,例如利用THERP(technique for human error rate prediction)及 HCR(human cognitive reliability)這兩種模型來量化人為失誤。(註20)

筆者也試圖整理一些過去坊間沒有太多著墨的法規與管制:CDF是核電廠「安全度評估(PRA)」的一部分,而PRA根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註21)」,被列為「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inal Safety Analysis Report, FSAR)」的應載明事項之一。如果核電廠在興建中或運轉中有任何更動導致風險提高時,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註22)」及其施行細則(註23),需由原能會審核同意才能繼續運轉。也因此,如果這個管制法規有被妥善遵守運行,我們似乎可以期望我國的電廠不會重演歷史上的核電廠事故。

然而,除了官方(政府與台電)公布的數值外,CDF的詳細計算方式以及更全面的PRA、FSAR報告等,似乎在網路上是無法自由下載的。筆者詢問了官方相關人士得知,這些計算方法和資料與核電廠設計圖有關,各零組件與系統的失效機率目前也是跟美國電力研究院(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EPRI)購買,有商業機密與版權等問題,即使是相關科系學生的論文研究也無法開放引用。對於一個有心監督官方的認真民眾來說,既要克服資料解讀的學術門檻,又受限於資料蒐集時商業機密的限制,該如何判斷或監督法規是否有妥善運行,就實在是個大哉問了……

(謎之音:雖然這樣問很失禮,但目前「XXXXXX監督委員會」大部分的成員真的有能力判讀這些資料嗎?)

lego-nuclear-disaster

高達24%的爐心熔毀核災機率?

(建議此段落可以先讀過高成炎教授的原文

在了解CDF的意義之後,我們再來驗證高成炎教授為什麼會算出差異如此之大又有點嚇人的24%爐心熔毀核災機率。

筆者將高成炎教授一文中的機率算法拆分為兩部分來討論。其一是文中所述學理依據公式:「累積出事率 = 1 – (1 – 年出事率) ^ 累積年數」;其二為公式中,「年出事率」的選用。

(1) 公式:累積出事率 = 1 – (1 – 年出事率)^累積年數

回顧一下高教授的原文:(節錄)

「若以180爐年計算,則台灣發生爐心熔毀的機率為 (1 – ( 1 – 25/10,000)^ 180) = 36.27 %… 若以核電廠運轉 40年(260爐年)來算,則分別為 47.83 % … 若從2013年算起,則尚有112爐年,為 24.44 %…」

「以福島核災的經驗來評估,台灣從今天算起發生爐心熔毀的機率是 24.4 %。」

首先我們先試圖理解此公式的意義,如果要利用此公式,這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的假設之上,也就是每年的「年出事率」相同,其意義為出事的機率為獨立事件,每一年出事與否並不會影響來年的出事率。

針對上述假設,我們剛好可以利用法規規定,CDF未達10-4次/爐年須停機的條件來滿足。這是利用每年爐心熔毀機率作為年出事率,且利用法規下限作為年出事率的最大值,而後續計算也刻意保守地以最大值為計算依據。

那麼,在這條公式中可以發現當「累積年數」越多,則「累積出事率」也越高,這似乎有點像是電廠越老舊,出事率越高的感覺。似乎符合直觀的認知。但是,如果從公式本身機率的意義來看,此處「累積出事率」的意義,應解讀為:累積年間,每一年出事機率的總和。然而高教授文中的用法,卻是把這個多年累積機率,當成「這段期間的任一時間點」會發生的機率,這樣會發生一些詭異的結果了……

機率示意圖

為了解釋這條公式的意義,我們先利用簡單的樹狀圖來幫助理解看看。若每年發生事故的機率是P,則沒出事的機率是(1-P)。這意思是四年都要沒出事的機率是(1-P)4,這四年會出事的機率就會是 1-(1-P)4,也就是高教授公式的意義。然而,把1-(1-P)4當作是這四年內任意時間點會發生的機率,就會有問題了。如果第一年沒出事的話,接下來要安全度過三年的機率,則增加為(1-P)3,(小提醒:因為機率P會小於1,所以(1-P)的次方數越多,反而總值會越小)。這會導致經過的時間越久,出事率反而越來越低。用高教授的算法來看,累積年數的意義是從現在起算至核電廠停役的爐年總和。而每經過一年,爐年總和就會越來越少,而「累積出事率」也會越來越低。如果把這結果一樣作為出事率的估計的話,這就會解讀成核電廠用越久,出事率反而越低。聽起來……不太合理吧。

再換一個方法來看,高教授所用的「累積年數」均是建立在各核電廠使用年限30年不延役的狀況下。以此推出未來還有112爐年的年數會累積。倘若國會突然修改法規,增加或減少了某座核電廠的使用年限。根據公式,「累積年數」的增減當然會改變而影響整段期間的累積出事率。但是,這會影響到當下的核電廠事故機率嗎?如果這樣會影響到當下的事故機率,這不就代表著核電廠的事故機率,居然會受到議員諸公們在國會殿堂演出的影響啊!!?

總結起這條公式的意義與實際應用的結果,如果要利用此公式所計算出的累積出事率來當作今日核電廠事故機率的評估,這恐怕是對機率的應用不夠正確也難以有實際效用。

修改註記(2014/12/22 20:50):筆者在前文中,認為高教授原文將「累積出事率」當成「累積年間,任一時間點會出事的機率」,是因對該文標題「台灣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毀核災機率高達24%」以及文中「以福島核災的經驗來評估,台灣從今天算起發生爐心熔毀的機率是 24.4 %。」的解讀。經網友留言提醒,筆者認為這樣解讀可能不夠正確而曲解高教授原意,請讀者見諒。

(2) 出事率?爐心熔毀率?

另一個造成如此高估算值的重要因素是「年出事率」的選用,根據高成炎教授文中所述:「以福島核災的經驗來評估,台灣從今天算起發生爐心熔毀的機率是 24.4 %」,而這句話所說的福島核災經驗,是主張台灣因與日本地理環境相似,因此核災機率應該參考日本,也就是以日本福島核災的三座機組爐心熔毀,除以平均使用25年的54座機組,而得到約 25/10000的核災機率,遠高過前段所述CDF的比例。

而關於這樣的出事率使用是否合理,筆者認為高教授的計算方式尚有一些可被挑戰之處,姑且學朱家安整理供各位參考:

  1. 從營運品質觀點,可以主張台電的核電非計劃性能力損失因數(註24)、公司整體信用評等(註25、26)遠高過日本東電(註27),故引用日本數據不洽當。
  2. 從地球科學為出發點,可以主張台灣的地震與海嘯狀況較日本更為輕微(註28)。
  3. 從核電廠工程觀點,可以主張東日本大地震後,針對福島核災情境提出新因應措施(如:斷然處置、遇震急停、海嘯牆等等),能避免福島事故重演(註29),如同航太工程一般,事故發生後的新措施與技術,反而會降低未來事故發生機率。
  4. 從法規觀點,可以主張我國核電廠的CDF值須低於USNRC法規標準10-4次/爐年才能運轉,而負責營運福島一號核電廠的日本東電,並沒有遵守與評鑑這項指標。
  5. 如果是以台日地理環境相似為原則,那麼在福島核災之前,日本爐心熔毀機率為零。但如果我們過去用這個零機率來做風險評估的話,這恐怕會導致過度鬆懈的心態而忽略了許多安全措施……
  6. 詭辯:如果主張台灣跟日本很相似,所以我們可以用日本的統計結果。那台灣跟台灣更相似(廢話…),所以我們也能用過去台灣的統計結果。而台灣過去因為沒發生過爐心熔毀,所以核災發生機率是零,那麼就會永遠為零了…… =w=
  7. 關於科學的證據力:除了可以很專家迷思地認為高成炎教授的公式和出事率引用方式,並未被主流學界與國際組織所使用。但也需要考慮到許多偉大理論的出現也是顛覆了主流觀點。但由於高教授的計算方式並未經歷同儕審查,也未以學術文章形式發表,若採用牛津大學實證醫學中心的分類方式,僅能歸類為證據力最低的「專家意見」。(註30、31)

綜上所述,對於24%的機率計算結果,並無法做為對核電安全評估的判斷,對出事率的選擇也仍有過多爭議待決。

除了機率,你更應該要關注的是……風險

對於任何災害來說,機率可高可低,發生災害時的危害也是可大可小。因此評估或比較災害或是要做出較好的選擇時,更應該去計算與比較各個選項所造成的風險。而對於風險常見的理解方式,是將危害發生的機率,乘上危害的損失,則可得到風險的期望值。也因此,對於核災的評估,發電方式的選擇,甚至是食品衛生、醫藥安全等,以量化的風險期望值作為衡量是很相當常見且清晰明瞭的方式。以本文不斷提到的爐心熔毀來談風險的話,我們儘管可以計算出了爐心熔毀的可能,但並不代表爐心熔毀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例如日本福島核災與美國三哩島核洩漏事件都發生了爐心熔毀,但兩次事故所造成的實際危害卻相差非常大,這也意味著除了透過工程技術降低事故機率外,也同時需要針對發生事故時的補救或防範設備做努力。(當然,你也可以支持非核家園,核災機率就歸零了,不過也同樣需要比較與接受其他替代能源所造成的風險。以及某網路上激進永[ㄩㄥˇ]和[ㄏㄜˊ]業者找上門來的壓力XDDDD)

更多與風險應用有關的文章,您可以參考以下連結:

  1. 張清浩, 核能發電已經拯救上百萬人的生命, Pansci, 2013
  2. 莊秉潔, 核能發電已經拯救上百萬人的生命?, 2013 
  3. 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日本福島核災所造成的健康風險評估報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rom the nuclear accident after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based on a preliminary dose estim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4. 台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教授談自然科學在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的限制與努力方向:氣候變遷下的災難須知(三):災難風險評估不能只靠科學, Pansci, 2013

參考文獻:

(註:本文有部分文獻引用自我國政府、商業公司與倡議團體或個人評論等非學術期刊資料,建議讀者們就其內容斟酌評估其證據力)

  1. 高成炎, 台灣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毀核災機率高達24%,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013
  2. 洪敏隆, 核輻大逃殺路跑活動 下月29日登場, 蘋果日報, 2014
  3. 核能電廠的風險與安全性,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
  4. Leurs, B. A., et al.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Support Measures in EU Members States. CE, Solutions for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technology, 2003.
  5. Dingman, Susan, et al. Core damage frequency prespectives for BWR 3/4 and Westinghouse 4-loop plants based on IPE results. Sandia National Labs., Albuquerque, NM (United States). Funding organisation: USDO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1995.
  6. Norman C. Rasmussen, et al., “Reactor safety study. An assessment of accident risks in U. S. 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s. Executive Summary.” WASH-1400 (NUREG-75/014). Rockville, MD, USA: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1975
  7. 高成炎, 台灣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毀核災機率高達24%,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013
  8. 陳立誠, 回應彭明輝:有核不可–8個核心問題,快速理解核四, 台灣能源, 2014
  9. IAEA,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Event Scale, IAEA, 2008
  10. Leurs, B. A., et al.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Support Measures in EU Members States. CE, Solutions for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technology, 2003.
  11. Regulatory Guide 1.174 – An Approach for Using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 in Risk-Informed Decisions on Plant-Specific Changes to the Licensing Basis, USNRC, 2002
  12. Kadak, Andrew. 22.091 Nuclear Reactor Safety – 12.Safety Goals Risk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Spring 2008. (MIT OpenCourseWar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3. S.E. Cooper, et al., A Technique for Human Error Analysis (ATHEANA) (NUREG/CR-6350), USNRC, 1996
  14. David I. Gertman, et al., Review of Findings for Human Performance Contribution to Risk in Operating Events (NUREG/CR-6753, INEEL/EXT-01-01166), USNRC, 2002
  15. D.I. Gertman, et al., The SPAR-H Human Reliability Analysis Method (NUREG/CR-6883, INL/EXT-05-00509), USNRC, 2005
  16. PRATT, William T., et al. An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the frequencies of various containment failure modes and bypass events.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United States). Funding organisation: DOE/NRC (United States), 2004.
  17. 福島核電廠事故調查報告書 (翻譯)
  18. Q4-4:何謂核能電廠安全度評估?,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9. 台灣電力公司, 因應日本福島電廠事故台電龍門核能發電廠壓力測試報告(Rev.1b),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013
  20. 李敏. “核電廠嚴重事故處理導則對核二廠二階層安全度評估結果的影響.”, 2005
  21.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2.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3.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4. Unit Capability Factor, IAEA
  25. 與國際主要電業之比較, 台灣電力公司
  26. Moody’s assigns A1 and Aaa.tw ratings to Taiwan Power,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2007
  27. 唐子富, 從日本電力公司篡改數據事件 看核安文化, 原子能委員會, 2007
  28. 2-4、聽說核四接近斷層又靠近海邊,它經得起地震和海嘯嗎?, 經濟部
  29. 福島事件後台電因應作為, 台灣電力公司
  30.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1 Levels of Evidence, CEBM, 2011
  31. 林希陶, 科學證據也有分等級?, Pansci, 2014

文章難易度
廖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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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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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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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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