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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抽象畫家是誰

火星軍情局
・2014/12/08 ・1478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484 ・五年級

您看到下面這一幅藝術作品會有什麼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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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把一個紙箱拆掉貼在牆壁上,叫做有礙觀瞻;但是知名畫家做這件事,美術館就會把它貢在一間專有的房間,叫它藝術品。(20世紀普普藝術大師Robert Rauschenberg的作品”Cardbird VII”, Phillips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如果你欣賞它,恭喜你——證明你是「現代人」(智人,Homo sapiens)無誤。如果你覺得這不過就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厚紙板,那麼…那麼你是…你就是正常人。(糟糕,轉得有點硬)

這麼說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過去學者們都認為只有現代人才能理解抽象事物,甚至有創造力把抽象的幾何線條當成裝飾品。新石器時代後現代人的陶器才開始出現大量的幾何條紋,甚至到19世紀後的抽象藝術才得登上大雅之堂,不過最近的幾項新發現可能顛覆這個看法。

首先,考古學家歷年來在歐洲直布羅陀海邊的戈勒姆(Gorham)洞穴裡面發現不少「尼安德塔人」製作的物品,最近當他們挖到最底部的石頭,發現石頭上雕刻著同下圖的井字圖形。這是誰做的? 只有我會聯想到是被X-Men裡面金鋼狼的狼爪刮的嗎?

Engravings found in the Gorham's Cave in Gibraltar
考古學家在直布羅陀的洞穴裡面發現的雕刻。(Rodríguez-Vidal et al, PNAS)

考古學家測定後,發現那是四萬一千年前雕刻的,石頭以被覆蓋的沉積土壤原封了好幾萬年。那時候的歐洲只有尼安德塔人,顯示這圖案是尼安德塔人刻的。也許…這塊石頭是尼安德塔人的砧板,那些條紋是他們切肉時留下的痕跡。這一群考古學家也有這個疑問,就嘗試用不同的石器在類似的石頭上切割,又在顯微鏡下比較刀功,確定了這個圖形是故意重複切割而來,不是無心插柳的產物。這個抽象圖形能算是藝術嗎?很難說,但是它看起來真的沒什麼實際用途,很可能有特殊的文化涵義。這一份研究結果今年九月份被發表在PNAS。[1]

四萬多年前的的尼安德塔人都可能有抽象的藝術眼光,已經很了不起了吧,最近卻有更驚人的發現:荷蘭的考古學家在整理博物館倉庫時,在一堆1890年代和爪哇人同時出土的古物中,在一個貝殼上發現鋸齒形的刻痕,用顯微鏡檢查後,估計是用類似鯊魚牙齒的利器蓄意雕刻而成,而且每個轉折點都連接完整,顯見當時的作者注意微小細節,不是意外刮出來的。這爪哇人是「直立人」(Homo erectus),比尼安德塔人還原始得多。經由同位素年代測定,確定貝殼的年紀在43萬年至54萬年間,比直布羅陀洞穴裡的刻痕早了十倍 。這一份研究在2014年12月發表於Natur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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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約五十萬年前貝殼上雕刻的幾何圖案;(c-d)圖案雕刻的放大圖。(Joordens, J. C. A. et al. Nature)

這算是藝術嗎?和尼安德塔人的井字圖形一樣,直立人的鋸齒狀刻痕看不出有什麼實際用途,很難用考古的辦法了解原作者的意圖,但如果不是藝術裝飾,那會是什麼?

現代人常說自己是萬物之靈,認為只有自己有能力創造文明,但如果連遠古的原始人類都有創意,能創造抽象藝術,那麼現代人到底有何特別之處?直立人在地球上生存了將近180萬年(是現代人的九倍)但沒有建立文明;如果給尼安德塔人更多一點時間,讓他們在現代人崛起之前享受更溫暖的氣候,現在的地球是什麼樣子?可不可能在美術館裡撞見尼安德塔人呢?

參考資料:

  1. Rodríguez-Vidal, Joaquín, Francesco d’ Errico, Francisco Giles Pacheco, Ruth Blasco, Jordi Rosell, Richard P. Jennings, Alain Queffelec, et al. 2014. “A Rock Engraving Made by Neanderthals in Gibralta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37): 13301–6.
  2. Callaway, Ewen. 2014. “Homo Erectus Made World’s Oldest Doodle 500,000 Years Ago.” Nature, December.
  3. Joordens, Josephine C. A., Francesco d’ Errico, Frank P. Wesselingh, Stephen Munro, John de Vos, Jakob Wallinga, Christina Ankjærgaard, et al. 2014. “Homo Erectus at Trinil on Java Used Shells for Tool Production and Engraving.” Nature,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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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0/25 ・5188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走訪各地,訪談數百位人士,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二十五年磨一劍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之餘,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吳介民走訪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他想著或許哪一天,能以更具文學性與後設反思的筆觸,寫下那些照片裡外的省察與體悟,那是一個年少時歷經鞋廠童工、自助餐幫廚與水餃師傅,而後才成為一位政治社會學者,所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圖為吳介民(右)到河南遂平田調,包了一台改裝三輪車,當時遂平縣城只有這條大街。圖/吳介民

社會學田野的飲食日常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載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的吳介民,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薦,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依靠大量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民工的工資、福利與一般勞工區隔,長期遭受體制剝削。吳介民隨同一對民工情侶返鄉,中堂貼著兩幅春聯,隱含了政治標語,「四化」即意指四個現代化,對聯中間則有毛澤東等人的圖像。 圖/吳介民

田野中的「政治」:蛇肉沙西米、活魚生吃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1995 年,吳介民(右一)跟黎安友(右四)訪問四川巴中深山村落,與村民合照。吳介民回憶,前往村落的途中,車子一路盤旋山路,一邊是山壁、一邊是山崖,一行人歷經夜半迷路、拋錨,驚險萬分。圖/吳介民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你們臺灣人搞臺獨!」急智化解敏感時刻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臺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臺灣人搞臺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臺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中國鄉村牆上經常可見大幅標語,吳介民笑稱:「你得反著看。」「存款光榮」意指要求「強迫儲蓄」,圖中為典型的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到沿海工廠打工,村裡就剩下老人、幼兒。圖/吳介民
每日一班的長途客運,固定從村子來回四川的縣城。社會學田野如何以此為觀察線索?吳介民解析,招牌背後便可能看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的跡象,意即村內有固定人口往返縣城打工,足以每日派送一班客運。他們通常是相互介紹,長途移動到城內當民工。圖/吳介民

田野調查準則:跟牢你的領路人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若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吳介民拍下的路邊菸攤,琳瑯滿目的當地香菸品牌,但從包裝設計上可看出不少皆仿自世界知名廠牌。圖/吳介民

簡碼速記,帶走關鍵數據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臺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吳介民長期田調的一個東莞村落,周遭是高檔商業區,包圍著原本的老舊村區。村裡可見中國現代化付出的各式成本,廢水排放、土地汙染、廢棄垃圾。在當地田調,他被禁止拍照。圖/吳介民

中國崛起的背後點滴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臺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這在 1994 年的中國,有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臺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臺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1995 年 9 月 4 日,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偏遠小鎮上,卻目睹工人正用白漆抹去牆上的毛語錄,彷彿也見到一個時代的消逝終結。圖/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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