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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百年 後事之師— 早期科技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科學月刊_96
・2011/08/08 ・6448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60 ・八年級

過去,中國科學家走過篳路藍縷、畢生奉獻,為國家的科技發展打造堅固基石。
而今,急功近利的氛圍瀰漫台灣科學界,扭曲高等教育的真實意義。

錢致榕 著

《科學月刊社》藉今年(2011)張昭鼎紀念研討會,對國家百年來的科技做一個回顧與前瞻,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它可以提供一個檢討過去百年我們科學與技術發展的途徑及得失,也可以為未來的世紀提供一個努力的方向。

現在我們常用的科技一詞,其實包含了兩個相關而又很不同兩部分:科學與技術。科學包括數學、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生物、氣象、心理等科學;技術包含了兵工、造船、鐵路、礦業、農業、漁業、工業等技術。它的內涵,包羅現代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它的建立過程,是一個民族在幾乎不可能的困難情況下,創立一個偉大事業的可歌可泣的典範,值得後代仔細研究。在這裡由於篇幅的限制,只能略述大概,然後透過物理學這個例子,回顧現代科技早期在中國生長的經過,現在發展的情況,最後從過去的經驗,展望未來。我們把有限篇幅著重於初期,因為那一段時期的發展最有共同性,最不為人熟知,也對現在最有參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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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7日在台大舉辦的張昭鼎紀念會,以〈國家百年科技史的回顧與前瞻〉為題,回顧、反思建國百年以來科技發展的成果。

 

物理學在中國的創立與發展

本文所稱的物理學是指根據實驗結果,用邏輯和數學語言,研究物質世界的基本結構和其演變規律而發展出來的一套完整的理論,透過它嚴謹的理論體系,不只使它和很多其他科學聯為一體,並且不斷衍生出新的學科和現代科技。十七世紀末,當西方科學開始發展時,簡單的物理知識開始透過西方傳教士,傳到中國。可惜十八、十九世紀中當經典物理在西方經過牛頓的系統整理後蓬勃發展時,由於教禁,中西交流切斷,中國進入閉關自守的時代,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也因此陷於停頓。

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門戶被西方的砲艦打開,開始面臨亡國的危機,才突然追求西方的現代知識。但是起初只限於船堅炮利的技術,到二十世紀初葉,大量派遣留學生以後,了解到科學是現代技術的基礎。1915年,一群留學生在美國成立科學社,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訂名詞,傳播知識」為使命,團聚同志,啟發民智。到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提出科學民主的口號,展開全面的啟蒙運動。但是在列強環伺的壓力下,救亡圖存成了當務之急,科學救國的意念高漲,激起了一代知識份子,投入科學發展,也帶動了各種技術的發展。經過成千位科學家的艱苦開創,才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使現代科學在中國萌芽、生根。

物理學在現代科學和技術中,處於基礎的地位,並且牽涉較廣,所以現在我們以物理學為例,來看現代科技在中國百年來的發展的過程。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有系統地引進物理學時,現代物理正在西方崛起並且蓬勃發展,所以物理學在中國的創立和發展,大致是和西方的現代物理發展同步,也和民國的百年歷史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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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鴉片戰爭,敲開中國閉鎖的大門,面對亡國的危機,迫使中國政府開 始追求西方科學知識。

艱苦初創  1910~1950年代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一百六十多位留學生,在西方完成嚴謹博士訓練的年輕物理學家,回到他們生長的土地上,從無到有,一磚一瓦地把科學教育的支撐結構,從根建立起來。他們一方面透過「科學社」,團聚同志,喚起民智;一方面從小學中學科學教科書編起,進而健全大學的課程;同時創設儀器廠,不再仰賴進口,在各地建立科學教學實驗室,促進科學在全國的普遍發展。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不放棄從事面向世界水準的學術研究工作,默默地做長期累積。即使當時科學設備一無所有,學校經常欠薪一年,最初的一批科學家常被迫改行,他們還是前仆後繼,堅持不懈。

譬如,李復幾是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他於1907年在德國波恩大學完成一個突破性的光譜實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束裝歸國。由於當時大學還沒有物理系的設備,無法從事物理學的工作,但是他抱著科學救國的信念,就任江南造船廠、漢治萍公司、京漢鐵路、四川鹽務局等總工程師的職位,鞠躬盡瘁,在中國創下以物理振興工業的先河。過世時靠鹽務局同事們的集資,勉強得以購得棺木,面向家鄉蘇州,葬於四川鄉下,充分反映了當時科學工作人員的困境。

李復幾回國七年之後,第二位物理學博士李耀邦,在芝加哥大學名物理家密立根指導下完成學位歸國。那時中國已有一兩所大學創設了物理系,他得以在南京高等師範教授物理。但是當時民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學校長期欠薪的狀況,屢見不鮮,工作極其困難。三年後李耀邦放棄了物理學,在商業界獲得成功,後來創立上海滬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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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四年,第三位和第四位物理學博士顏任光和胡剛復又分別從芝加哥及哈佛大學學成歸國,他們對國內物理學,做出突破性的貢獻。他們不但使物理在北大及東南大學生根,並且幫助當時國內十幾所大學建立物理實驗室,並且自籌公司,生產科學實驗儀器,促進全國的科學教育及研究工作。同時他們得以培養出很多傑出的學生,他們及以後十年陸續歸國的20多位博士,很多都成為以後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傑出的年輕物理學家,投入工業,發展航空投身兵工發展飛機、動力工業、礦山工業、及其他備戰產業,甚至投身截聽無線電報、破譯敵方軍事電報;那些科學家,對各方面工業及技術發展,也都做出獨特的貢獻,後成為中國科技界的先驅。

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的侵略摧毀許多教學研究設施,讓 一度發展蓬勃的中國科學停擺。

在這三十年內,雖然面對長期積弱,列強環伺,日軍侵華,他們能夠篳路藍縷、慘澹經營,使中國科學從一無所有,建設到略具楷模,可以向世界水平邁進的層次。1927~1937這十年,也是中國物理學的黃金時代。在這一群物理學先驅的共同努力下,物理學在中國完成本土化: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物理所與中國物

理學會相繼成立,到1931年中國已經有37所大學設有物理系,可以培養自己的學生;學者開始在Nature上發表研究成果,三十年的艱苦奮鬥,物理學在中國蓬勃發展終於指日可待。

不幸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後,日軍全面侵華,中國開始了歷史上少有的民族大遷移,使得那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黃金十年突然停止。稍具規模的教學研究設備因而摧毀殆盡,所幸當時中國科學界最頂尖的人才,包括所有的老師、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隨著政府播遷到西南大後方,替中國科學界日後的發展保存了命脈。他們成為物理學在兩岸劫後重生的重建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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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重生 1950~1980年代

勝利之後,緊接著內戰又全面爆發,使中國科學界的發展再次受到重創。雖然五年後,兩岸各自休生養息,在二十年戰亂的灰燼裡試圖重建二十年前的成就,但是等到社會真正安定,科技稍具規模時,那黃金十年已經過了四十年。這四十年,世界的科學技術已經有了跳躍性的發展。中國科技在1950~1980的30年中,經歷了劫後重生的過程。這段期間的艱苦和前面艱苦初創的過程非常類似,但也有幾點非常不同的地方。

科學社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綜合性 科學團體,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規模最 大、影響最廣的科學團體。圖為1915 年出 版之《科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最大的分別是,雖然經過二十多年的抗日及內戰,大部分戰前辛苦培養出來的物理學人才都得以倖存,他們可以立刻推動戰後重建工作。雖然戰後台灣科學人才較少,仍然很快地建立了台大、師大、成大幾個基地,並且衍生出很多物理系。其次是兩岸休兵,但是長期處於冷戰對峙的狀態,互相以匪稱,完全不同於當年全國團結救亡圖存的氣概。最後國際的冷戰,演變成一場尖端科技大競賽,國際科技經費大量增加,造成科技迅速發展,使得落後國家的科技,處於更大的劣勢。

同時由於兩岸處境的不同,他們的科技發展各自採取非常不同的途徑。大陸上由於1950年以後長期的國際封鎖,採取自力更生、腳踏實地、一切從頭做起,雖然初期進展緩慢,30年後發展出一些自給自足的基礎工業及兩彈一星(對核彈、飛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的國防及太空工業。這樣的背景,也帶來科學發展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那就是較高的科學本土化程度。以物理學為例,至今世界上只有三種語言作為主要教學媒介,分別是英語、俄語與華語。其中華語可以成為物理學的主要教學語言,靠的就是大陸科學界在這段期間的努力。但是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長期受到壓抑,顯然減緩了基礎科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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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劫後重生期間,台灣科學界則受惠於較開放的社會和與歐美學界較為緊密的接觸,以及在科學教育上比較豐沛的人力資源,才奠定下今日科學教育與科技發展的基礎。但是由於沒有禁運圍堵,一般設備可以自由進口,台灣沒有發展出工業設備的基礎結構,至今大部分設備還是靠進口。國防工業至今仍屢遭外國封殺,就是一個例子。

然而困於物資的貧乏,當時台灣科學界慘澹經營的困境,也只比中國大陸略好一些。譬如當時物理、化學教授的收入雖然經過大幅度調整,可以溫飽,仍然和市場賣包子的小販相差無幾。不過由於沒有政治運動,科學工作人員可以安心工作,為日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1970年,一群在美國的留學生,組合了國內外科學菁英,創辦了《科學月刊》,延續了半個世紀前《科學》的使命,在台灣發揮了類似的功能。

公益刊物《科學月刊》於1970 年創刊,宗 旨是「普及科學、介紹新知、啟發民智、培 養科學態度」。

穩定發展 1980~201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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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20年,海峽兩岸都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累積了半個世紀的能量,得以釋放出來。80年代後,台灣經過數十年的穩定政策,和全民胼手胝足克難奮鬥的努力,經濟開始急速起飛,造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奇蹟;中國大陸也開始改革開放,從反右及文革的後遺症中,解放出來,開始迅速發展,透過穩定的發展政策,十億人民的努力,及以港台為主的投資合作,到了2010年,超越亞洲首富的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造成亞洲另一個奇蹟。

兩岸社會日趨安定富足,同時培養了大量科技人才,使得科技發展在人才和經費上,都得到合理的支持。基礎科學,才開始在海峽兩岸茁壯發展,各自在國際學界的表現和能見度上與日俱增。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努力奮鬥,開始有了永續發展的條件,終於可以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爭一席之地,爭取領先的地位。所以在回顧這百年來的科技發展之際,一方面可以反思過去各個領域的成就得失,同時值得考慮近十年的趨勢,決定將來科技發展那裡去?

過往科學界的特徵與貢獻

早期的科學界、尤其是當時的科學家前輩們,有兩項非常鮮明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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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身背景,同樣只求貢獻
早期創立中國科學的先行者,來自全國各省市、各階層,透過各種渠道,留學西方各國名校,在完成學業以後,立刻回國,投入於科學墾荒開路的工作,為科技救國的大業努力。早期台灣科學界前輩們也來自五湖四海,但是都對台灣的科學發展默默地作出貢獻。以我最佩服的張昭鼎與浦大邦這兩位台灣科學界前輩為例:前者出生於台灣台南,後者出生在中國北京;前者是戰後台灣大專院校所訓練出來的第一批化學家,後者則是第一批留學美國、在美國執教又為台灣服務的物理學家。不同的背景,卻都是台灣科學研究發展的開路先鋒,為台灣科學的發展奮鬥奠定深厚的基礎。

另外早期替台灣這塊土地努力的,還包括了日本籍的「台灣蓬萊米之父」磯永吉,與更早之前在淡水行醫、加拿大籍的馬偕博士。由此可知,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省籍、國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對當地社會與民眾有實質的貢獻。

致力應用科技,嘉惠民眾生計

早期台灣的科學發展還有一項特色,就是科學上的研發成就,可以直接讓一般民眾受惠。我們最熟知的就是由吳振輝和郭啟彰引進台灣的吳郭魚,經過不斷的品種改良後,成為肉質鮮美、價格低廉的台灣重要水產品。在當時資源缺乏的台灣,吳郭魚的營養價值,讓台灣得以免去很多開發中國家所面臨到學童營養不均衡的普遍問題。

其它的例子,還包括建造當時總長度是「遠東第一、世界第二」橫跨分隔台灣南北濁水溪的西螺大橋,讓台灣農民的農產品物流配送,從此不再受自然地形的限制。後來的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經過十八年選育的台農十七號金鑽鳳梨,更是科技發展嘉惠民生的經典案例。

近年科學發展的重點與缺失

我們都知道「教育靠百年樹人,學術靠長期累積,技術靠長期努力。」科學的生根發展,有以下幾項必備條件:踏實的基礎科學教育、嚴謹的高級人才培養和科技的研究中心。早期的科技發展,受到社會財力的限制,很難做到。現在社會富足了,經費不再是瓶頸,今日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的發展,卻同時產生了急功近利、浮而不實的現象。

學術研究層面:趨於急功近利

近年台灣習慣用各種指標數據,來引導發展的方向、並藉以衡量發展的績效。例如講到經濟發展,政府關心的通常只是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數據;大家只看到台灣過去幾年來GDP年增長率有3~5%左右的成績,但是卻忽略了人民實際收入並沒有增加的事實。

科學發展更是如此!從國科會到教育部,近年來都以國際期刊發表的數量SCI、SSCI為學者研究成果與大專院校發展的評判標準。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教育部現在為了發展頂尖大學進入「世界一流」,推動五年五百億計畫。這個計畫過度偏重數據與量化指標,間接造成急功近利的風氣;大學教授與碩博士生成為量產學術論文的機器,卻無法替台灣的科學教育與研發創新帶來突破性的發展。同時由於盲目追求論文數量,很多大學的教學質量大受影響。

長此以往,如果不及時改正,可預見再過二十年後,我們回頭看這個十年計畫,可能發現它是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場災難。因為過了二、三十年以後,現今哪個大學在世界上排名第幾名、發表幾篇論文,根本不會有人在乎!後人只看到台灣的高等教育,因為過度急功近利的傾向,而忽視了科學教育的紮根與科學人才的培育,讓台灣的科學發展,出現後繼無人的窘境。

基礎教育層面:沒有踏實紮根

今天大家過度重視科學發展的上層結構,例如研究機構的設立與研發經費的爭取,但卻忽視了下層結構「基礎科學教育」踏實紮根的重要性。急功近利的心態,從高等教育蔓延到了基礎教育;各級學校莫不以讓學生在奧林匹亞競賽得獎為發展目標。

但是調查顯示,學生們對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興趣,卻是不增反減。我們很多的教育做法,有意無意地把孩子逼上了死路,扼殺了他們原本對科學的興趣。當從小學到大學、大家都在以「點數」、「獎牌數」為目標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去注意基礎科學教育的重要性。

未來的發展方向

高等教育發展的目的,不是為了拼點數、搶積分,而是為了替未來的社會培育人才,解決未來社會的問題。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單純為了發表文章,而是為了增進學術知識、訓練科學家的思維方式,然後將這些科學知識與思維方式,傳遞給下一代的人才。

如果量化指標真的是科學研究與教學發展上無法避免的評量標準的一部分,那至少我們所訂出的量化目標,要能夠「按照我們社會的需要」來訂立;如果連自身的科學發展需要都搞不清楚,又怎麼能夠與世界科學界的發展趨勢順利接軌?

學術靠長期累積,技術靠長期努力,教育靠百年樹人;但是近十年的趨勢似乎是研究以論文篇數為準,科學發展以諾貝爾為目的,教育以奧林匹亞為目標,體育以國外大獎或僱用為標竿。這樣的趨勢,能夠發展科學,建立科技,振興社會,改進人民生活,使社會永續發展嗎?

回首四十年前因有《科學月刊》雜誌,結合一批科學菁英,承擔了早期《科學》的使命,為台灣奠定了深厚基礎。希望今天在此科技百年反思之際,《科學月刊》能夠再度發動社會的力量,面對當今的挑戰,檢討過去發展的得失,策劃未來的努力方向,發揮時代先行者的功能,使我們的社會對人類文明能做更大的貢獻,永遠不再落後。

注:本文內容細節部分,可參見錢致榕和劉源俊合著,〈中華民國百年來物理學的發展〉,《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1。

錢致榕: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暨天文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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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極限
賴昭正_96
・2026/01/15 ・5790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在發現的道路上,智慧(intellect)作用不大。意識(consciousness)━你可以稱之為直覺或其它任何你想用的詞━會發生一次飛躍,答案會突然出現在你面前,而你卻不知道它是如何或為什麼出現的。

-愛因斯坦(1879-1955),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在參加建國中學高三 6 班畢業 66 週年的同學旅遊後,希望能瞭解一下投稿多年、從未謀面之《泛科學》的作業情形及發展計畫等,我決定到「泛科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參觀一下:沒想到知識長鄭國威竟然邀請我錄了一集「思想實驗室」。當被問及有關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看法時,我突然冒出「因為科學的發現很多都是意外的,因此AI無法像人類一樣具有創造性」。沒想到這句話似乎成為這次訪問的主題,也引起比較熱烈的討論,因此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

AI(人工智慧)是否能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地超越我們?這事實上也是專家爭論最多的話題。我不是專家,雖然知道「我思故我在」,但完全不知人類如何思想、大腦如何運作,更不瞭解上面愛因斯坦所提到之意識(consciousness)如何飛躍!但是已經被國威推上了這個平台,因此只好在這裡野人獻曝,依我所知的科學史提出懷疑。

回歸正題,上面問題的直覺反應答案是:人製造出來的怎麼可能比人聰明呢?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圍棋軟體 AlphaGo 已經戰勝了所有的人類!其主人谷歌(Google)謂:它能戰勝人類是因為它利用策略網絡來推薦有希望的走法,並利用價值網絡來評估在給定局面下獲勝的機率,從而大幅縮小搜尋空間,使得它能夠「預想」數百萬步棋,並透過自身的對弈不斷學習,最終超越人類的層次。從這段話看來,我覺得 AlphaGo 能戰勝人類是基於高速地使用人類所設計出來之有路可循、亦有跡可尋的「邏輯策略」!

同樣地,如果我們給 AI 一含所有物質之性質的資料庫,然後告訴它如何尋找「規律」(pattern),相信它會非常勝任地發現許多具有某種特性的「新物質」、「新藥物」、甚或告訴我們如何製造它們(有機合成的資料庫)。但是 AI 雖然知道哈密瓜的所有性質(資料庫),可是它會想到哈密瓜含有能大量分泌青黴素的菌株、即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拯救了上百萬士兵的生命嗎(見後)?我覺得後者不是邏輯的問題,是沒辦法訓練的,因此 AI 不能「真正創造」不是依靠邏輯的發現。這正是本文所要談的:許多科學大突破都不是靠訓練或邏輯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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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眾人所見視,思眾人所未思

牛頓的傳記《艾薩克·牛頓爵士生平回憶錄》(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於1752年出版;作者斯圖克利(William Stukeley)在書中轉述:「晚餐後,天氣溫暖,我們去了花園,在幾棵蘋果樹的樹蔭下喝茶……他(牛頓)告訴我,他當時的處境和以前一樣,剛剛想到萬有引力的概念。當他正沉思時,一個蘋果掉了下來。他心想:『為什麼蘋果總是垂直落到地上,永遠不會向上或向一側掉落呢?……』,這使他得出結論:地球一定具有『引力』,從而發展出他的萬有引力理論。」

早在西元前 4 世紀左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及歐幾里德(Euclid)等希臘哲學家就為自然哲學和邏輯奠定了基礎。樹上的水果都是往地面掉,這是任何小孩都知道的「常識」,但為什麼卻等了 1700 年才引起牛頓的注意?我們不知道為何牛頓會想到這個問題,但 AI 也會注意到這個現象嗎?如果會,它會先想到萬有引力或是直接跳到更精確的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見後)呢? 

發現世上第一個抗生素的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度假回來後發現培養皿因未加蓋而發霉(見後),一般的研究者大多會將這些被黴菌孢子污染的培養皿丟掉;但弗萊明這次卻心血來潮……。他回憶說:

「基於先前「溶菌酶」的經驗,也像許多細菌學家那樣,我應該會把污染的培養皿丟掉,……某些細菌學家也有可能(早就)注意到我(那時)看到的相似變化,……但是在對天然產生的抗菌物質沒有任何興趣的情況下,都會順手地將培養物丟棄。……但(這次)我沒有找個藉口丟掉受污染的培養液;相反地,我做了進一步的探討。」

如果AI也能做實驗,它會像許多細菌學家那樣「順手地」丟棄培養物嗎?機會總是降臨在那些做好準備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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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靈感/直覺

一位正在自由下落的人不會感覺到自己的重量,那不是等於漂浮在沒有任何重力的外太空空間嗎?如果加速度可以抵消重力,那麼在沒有重力的情況下,加速度本身不是可以模擬重力,產生與真實重力沒有區別的人造重力嗎?愛因斯坦稱上面這一發現為「等效原理」(Equivalence Principle):我們雖然不知道重力是什麼,但其現象可以用加速度來模擬!這一想法啟動了愛因斯坦嘗試改變牛頓重力論的八年艱苦抗戰,於 1915 年 11 月完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美麗的物理理論━「廣義相對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100 多年後的今天,愛因斯坦這一透過想像力來推測的理論仍然在指引著物理學家們去瞭解宇宙的基本特徵!怪不得愛因斯坦後來大膽地稱它為「我一生中最幸運的靈感」。

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 (Max Planck) 謂他是靠「幸運的直覺 (lucky intuition) 」而意外地敲響了量子力學革命之鐘聲!在 1918 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普朗克回憶說:

「然而,即使(我推導出來的)輻射公式絕對準確,它仍然只是一個幸運猜測(lucky guess)了正確插值公式的結果,其價值是非常有限的。因為這個原因,從那時起,我就忙著… 想闡明此公式的真實物理特性,這導致我考慮連接熵和概率之間的波茲曼(Boltzmann)關係。在經過我生命中最艱苦的幾個星期之工作後,光明終於驅除了黑暗,一個新的、從未夢想到的的觀點在我面前展開了。」

這普朗克從未夢想到的觀點是什麼呢? 就是「能量量化」的觀念,違反了當時「能量是連續」的共識!因之此後的十幾年,普朗克便一直在努力地想使他的量子觀念能容於古典力學裡;可是每次嘗試的結果,似乎均使自己失望得想收回那革命性的「大膽假設」而已。

錯誤的假設

好吧,就假設 AI 像愛因斯坦一樣也有「最幸運的靈感」,發現了廣義相對論。可是後來物理學家瞭解到了愛因斯坦的「等效定理」事實上不完全正確,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說它只是一種近似的基本定律,只適用於一個局部、無限小的時空區域內。哈,如果AI比人類聰明,怎麼會在邏輯上犯下這個錯誤呢?如果不犯這個錯誤,它能發現廣義相對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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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1905 年,愛因斯坦在題為「關於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的(狹義相對論)論文引言裡,開宗明義地謂「不要爭辯」光速了:

「我們建議將「相對性原理」這個猜想(conjecture)提升到一個公設(postulate)的地位,並引入另一個表面上與前者不調和(irreconcilable)的公設,即光是在真空中的傳播速率為一與發射體運動狀態無關的定值 c。 這兩個假設足以(讓我們)透過適用於靜止物體(狀態)之馬克斯威(Maxwell)理論,導出一個簡單且不矛盾(consistent)的電動力學理論。」

愛因斯坦真大膽:一個可以用實驗來確定的光速,怎麼可以定為「公設」呢?光速與發射體運動狀態無關不是完全違反了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如聲速)嗎?愛因斯坦在其時鐘「同步程序」的假想實驗裡魔術般地導入了他的公設:光在任何方向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c 值!完全忽略了當時幾乎所有物理學家都相信光是在「以太」中傳播的理論。

1924 年,一位名不見經傳,任教於東巴基斯坦的講師波思 (Styendra Bose) 在一篇 1500 字的論文裡做了一個誤打誤撞、連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在整篇論文中隻字未提的重要及創新性假設:光量子是不可分辨的!在當時,所有的物理學家都認為光量子像銅板一樣是可以分辨的(我們可以分辨哪個是 A 銅板、哪個是 B 銅板、…),因此兩個銅板出現「一正及一反」的或然率是 2/4;但如果它們不能分辨呢?則出現「一正及一反」的或然率將變成 1/3。沒想到這一「錯誤」的假設後來竟成為打開量子統計力學的鑰匙!超強邏輯的AI會犯這種錯誤嗎?

愛因斯坦1915年完成他的廣義相對論後,發現他的方程式所預測的宇宙只能膨脹或收縮,與當時大部分科學家所認為的靜態宇宙觀相衝突!沒想到推翻了深植物理學家心中達兩百多年之牛頓時空觀念的革命壯士,竟然在這裡屈服了:為了符合當時的想法,愛因斯坦於1917年強行地於其廣義相對論導出之宇宙觀中加入一「常數」來平衡萬有引力,使他的宇宙能保持靜態!沒想到1929年後,新數據顯示宇宙不是靜態,而是在膨脹中;愛因斯坦因而後悔當初為何不相信自己的推論,稱那強行加入人為常數━「宇宙論常數」(cosmological constant)━為他一生中所犯之「最大錯誤」。AI會犯這種錯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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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萬有引力的宇宙膨脹速率在一段時間後應該慢慢減小;但90年代末期,新的發現顯示現在宇宙膨脹速率不是隨時間減小、而是在加大!沒想到那錯誤的「宇宙論常數」現在竟然成為提供瞭解釋膨脹速率加快所需之排斥力來源─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那是啥!當然,我們也不知道愛因斯坦在天之靈是否還認為「宇宙論常數」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錯誤?而AI如果當初未犯那「最大錯誤」,現在是否反而會後悔呢?

老天的幫忙

硝化甘油為液體,非常不穩定,一不小心就爆炸;因此諾貝爾 (Alfred Nobel)一直在尋找取代物,但久而不得。傳說有一天儲存的硝化甘油意外泄漏,與用來包裝儲存鐵桶之板狀矽藻土混合但未爆炸,使他想到了試用此板狀矽藻土。經實驗後,他發現兩者相混之固體不但安全可靠,而且還可保持原有之爆炸威力─這不正是他夢寐以求、研究甚久而未能找到的「穩定炸藥」嗎?他因此發了大財,設定了今日大家所知道的諾貝爾獎。

在「發現能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胰島素與生技產業的誕生(上)」一文裡,我提到了「….將狗的胰臟割除,發現這隻可憐狗整天口渴及隨地小便。數日後,一位助手覺得實驗室內的蒼蠅好像突然多了起來,尤其是在狗小便過的地板。分析狗尿及其血液後,梅倫(Joseph von Mering)及明考斯基(Oskar Minkowski)很驚奇地發現裡面充滿了糖份。」顯然地,胰腺具有調解體內糖代謝的功能,它一旦受損將導致糖尿病。就這樣,法國兩位外科手術醫生無意中發現了「困擾」人類三千多年之糖尿病的病源━胰臟分泌物「胰島素」失調!這不是透過邏輯分析得到的結果,AI能做到嗎? 

前面所提到之蘇格蘭醫生兼微生物學家弗萊明是一位粗心的實驗室技術員。1928 年夏在研究葡萄球菌的某一天,他忘了將含有葡萄球菌培養物的培養皿放在培養箱中,留在實驗室工作台上就匆匆忙忙地離開實驗室去度假。命運就是這樣作弄人:那時室內的溫度及濕度均適合霉菌(mold,或譯「黴菌」)的生長;因此兩個禮拜回來後,弗萊明發現在敞開窗戶旁的培養皿因未加蓋而發霉。經細心觀察及研究後,弗萊明發現抑制或預防細菌生長的不是黴菌本身,而是黴菌產生的「黴汁」。就這樣,弗萊明發現了世上第一個抗生素「盤尼西林」(Penicillin,又稱為「青黴素」)!被《時代》雜誌評選為20世紀的100位最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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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某一天,在伊利諾州皮奧里亞 (Peoria) 的農業部北部區域研究實驗室 (NRRL) 工作的亨特 (Mary Hunt) ,無意中在一雜貨店裡發現了一顆表皮長滿漂亮及金色青黴的哈密瓜。將它帶回實驗室,篩選出能大量分泌青黴素的菌株後,她發現該菌株產生的青黴素數量是notatum的200倍━她因之贏得「發霉瑪麗 (Moldy Mary)」的綽號。在許多研究團隊紛紛加入菌種及製造方法的改良後,青黴素產量由1943年只能醫治不到1000人,一下子跳到1944年時,已有足夠的青黴素來治療每位需要的士兵,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功不可沒的貢獻!也啓動了尋找其它抗生素的研究,開創了醫學的新紀元。

結論

上面我們提到科學家意外地發現了穩定的炸藥、控制血糖的胰島素、及治療特定細菌感染的抗生素。這些化合物都已經存在自然界中,但絕對不是邏輯分析可以發現其功能的,因此如果不是「老天的幫忙」,我實在很難理解AI怎麼會想到?事實上靠「老天幫忙」所發現的化學物是非常之多的。不需要靠老天幫忙的理論物理呢?

在討論牛頓「思眾人所未思」地發現萬有引力、開創了古典物理後,我們其它的討論都是針對全面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之近代物理━量子力學及相對論━的發現史。希望讀完本文後,讀者能體會到科學進步不但鮮少一帆風順,相反地是一條充滿了意想不到之彎路和迷茫時刻的曲折蜿蜒旅程:這正是我在訪談中所提到的要多看「課外書」,鑑古知今瞭解理論背後歷史有助於瞭解理論本身。也希望讀完本文後,讀者能感受到科學上的突破幾乎全不是源自邏輯分析,而是出自無法捕捉的「靈感」、「直覺」、「錯誤假設」,「老天幫忙」、以及挑戰既有認知的「勇氣」。AI具有這些人性「缺點」嗎?

最後讓我們在此以公認為最偉大之兩位物理學家的話來結束。牛頓說:「沒有大膽的猜測,就沒有偉大的發現」;愛因斯坦謂:「我從未通過理性思考的過程取得任何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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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謹在此感謝《泛科學》鄭國威、曹盛威、謝富丞、廖儀瑄、王喆宣等同仁的招待及讓我有機會當了一次近代科技 Podcast 的明星。Podcast 的出現造就了許多不需要經過好萊塢的影視明星以及網紅,是我首次接觸到之近代日常生活典範的另一個重大轉變,真是活到老學到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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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昭正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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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物理博士。在芝大時與一群留學生合創「科學月刊」。一直想回國貢獻所學,因此畢業後不久即回清大化學系任教。自認平易近人,但教學嚴謹,因此獲有「賴大刀」之惡名!於1982年時當選爲 清大化學系新一代的年青首任系主任兼所長;但壯志難酬,兩年後即辭職到美留浪,IBM顧問研究化學家退休 。晚期曾回台蓋工廠及創業,均應「水土不服」而鎩羽而歸。正式退休後,除了開始又爲科學月刊寫文章外,全職帶小孫女(半歲起);現已成七歲之小孫女的BFF(2015)。首先接觸到泛科學是因爲它轉載我的科學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愛因斯坦的最大的錯誤一宇宙論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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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細胞的紙 蓪草紙見證台灣產業變遷
顯微觀點_96
・2025/12/26 ・2617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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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透過顯微鏡觀察紙張,其實很難看到完整的細胞樣貌嗎?因為大多數的紙,常經過搗碎「煮成」紙漿後,才壓製成型。因此將紙張放在顯微鏡下觀看,往往只剩植物纖維的網狀結構。然而,有一種紙在顯微鏡下卻能完整呈現植物細胞的形狀,甚至在太陽光下透光觀察,蜂窩般的六角格紋也能一覽無遺。這就是承載台灣經濟社會變遷史的「蓪草紙」。

蓪草紙為什麼能看到細胞?

和一般造紙方法不同,蓪草紙不是將植物打漿後壓製而成,而是取材自蓪草莖髓。工匠將蓪草莖截斷,取出中央白色的髓心,再將蓪草髓心緊壓在盤面,使用裁刀依髓心邊緣滑行,「削出」一張張輕薄的蓪草紙。蓪草紙的厚度則由銅片與盤面間的高低來調整。

因為蓪草紙是直接由莖髓切片製成,細胞結構未被破壞,保留了幾乎完整的細胞,因此當蓪草紙放在顯微鏡下,便能看到完整地細胞型態。

蓪草紙的微細構造
光學顯微鏡下觀察蓪草髓心切面的蓪草紙結構。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林盈宏攝影

蓪草-台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發表的植物

十八、十九世紀中外貿易展開,當時清政府唯一開放對外貿易的港口-廣州開設許多專售外銷水彩畫的商鋪。中國畫家受到西方技法影響,透過精細的分工合作,使用西畫材料在綾絹、蓪草紙等各式媒材上,大量製作帶有中國風土風情的畫作,是當時西方人到中國購買的最佳伴手禮。其中,蓪草紙潔白透明,當時在西方被稱為「米紙(Ric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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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正掀起博物學熱潮,除了透過畫作滿足對東方的想像,畫作所使用的媒材也引發西方人的興趣,因此歐洲植物學家開始疑惑:「米紙到底是從什麼植物而來的?」

正式為蓪草紙材料「蓪草」命名的是英國植物學家威廉.虎克(William Hooker)。

他在1830年發表對米紙的初步觀察,但無法確定來源植物。他曾經這樣形容:「如果將這張紙放在眼睛和光線之間,就會發現一種精美絕倫的細胞組織,這是任何人類藝術都無法創造或模仿的」。

其後,虎克仍陸續針對「米紙」進行研究。他於1841年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園長後,更是動用了所有官方和非官方的聯繫,透過廣州、廈門的商人與外交人員蒐集標本,不斷比對葉、花與莖髓,最終在1852年發表學名為 Aralia papyrifera,暫歸於五加科的五加屬(A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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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德國植物學家卡爾.科赫(Karl Koch)認為蓪草的花瓣、雄蕊和葉片形態與五加科的其他屬及物種相差甚遠,便將其獨立為新屬,改名為 Tetrapanax papyriferus,並沿用至今。

蓪草在台灣的歷史身影

蓪草在東亞其實早已是社會常用、熟悉的植物,並以多種名稱「蓪草」、「通草」、「通脫木」散見於各類典籍。例如中國六朝史料集《建康實錄》便曾記載晉惠帝曾命宮女準備五彩「蓪草」紙花。唐代藥學著作《本草拾遺》中則記錄著「『通脫木』,生山側。葉似萆麻,心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而虎克則曾經記錄他向長期居住在印度的哈德威克將軍(General Hardwicke)詢問「米紙」事宜。哈德威回復印度當地人將製作「米紙」的植物用於多種用途。他們將最粗的莖切成薄片製作人造花和各種精美裝飾品來裝飾神龕;也利用「米紙」製作帽子。「米紙」的材料對當地漁民來說也非常有用,可以做成適合他們漁網的浮筒。

中國清末因畫在蓪草紙上的外銷畫價格便宜、畫幅小便於攜帶,外銷市場需求日益增加。加上鴉片戰爭爆發後,原本位於廣州的外國行商陸續移到廈門,連帶也帶動台灣的蓪草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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蓪草在台灣的分布雖遍及全島,但受到氣候、土壤等影響,以新竹以北一帶山區生產的品質最佳,因此過去的新竹可說是蓪草產地的重鎮。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進一步將蓪草列為台灣的重要殖產項目之一,設立農業試驗場改良品種、選定區域推廣栽種,原本野生採集的蓪草變成人工栽培,產量和品質都大幅提升。當時改良的美術蓪草紙被用於製作人造花、婚慶裝飾、扇子、畫材、蓪草卡片等,受到歐美各國的喜愛。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蓪草製品(如蓪草紙、蓪草花及裝飾品)是重要的出口支柱,以外銷美國市場為主。在「客廳即工廠」的五、六〇年代,蓪草加工製品可說是許多家庭生計的依靠。

可惜隨著石化工業興起,價格低廉的塑膠花取代了蓪草花的製作,重創台灣蓪草產業,新竹的老牌業者金泉發蓪草行也在1972年結束長達約130年的蓪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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蓪草的產業消長,反映了出台灣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現今市面上雖然幾乎已不見蓪草紙的蹤影,年輕世代甚至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蓪草,但仍有許多人、組織致力於蓪草文化的推廣,開設工藝課程和工作坊、蒐集史料,盼讓這段歷史重新被看見。

蓪草紙不僅是能「看見細胞的紙」具有其科學趣味,也是一段跨越東西方的博物學探險旅程,更是台灣社會經濟史的一頁篇章。 下次當你拿著蓪草紙透著陽光觀察那一格格清晰的細胞形狀時,相信看見的不只是生物結構,也會看見台灣走入世界科學舞台的起點,以及一段歷經繁榮沒落、正在重生的文化記憶。

蓪草心與蓪草紙
蓪草心與蓪草紙。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馬祖藍眼淚:從海岸奇景到顯微鏡下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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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觀點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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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微的事物出發,關注微觀世界的一切,對肉眼所不能見的事物充滿好奇,發掘蘊藏在微觀影像之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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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聞誰來說?當科學家與記者意見相左時!——《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
商周出版_96
・2025/04/05 ・4280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同床異夢:科學家與科學記者間的緊張關係

為了新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負責人一職準備面試期間,我讀到許多科學家的意見,他們指出媒體對MMR疫苗和基因改造等議題的報導削弱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然而,當我更深入閱讀當時的科學新聞時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單純,許多嘩眾取寵的報導出自綜合記者或政治與消費的分線記者,消息來源是善於操縱媒體的運動人士而非優秀科學家,反觀科學記者筆下的報導則多數公正平衡。

中心成立後的頭幾個月主要是諮詢,過程中我與一些傑出的科學記者交流,詢問新的科學新聞辦公室如何產生價值,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回應我接二連三的提問。互動中我清楚意識到科學記者不需要別人教他們怎麼做報導,而且他們其實與科學家一樣苦惱,覺得手機、核能、複製技術等等議題有太多聳動新聞。後來討論焦點就放在科學媒體中心如何改善現況,方法包括鼓勵科學家接受訪問,以及提升科學專業在編輯室內的地位。

一種說法認為科學記者是個特別的記者類型。有人向英國廣播公司前新聞部主任弗蘭.安斯沃思(Fran Unsworth)提出疑問:為何她們的公司高層很少人有科學報導背景?她短暫遲疑後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的科學記者大都熱愛自己的工作,喜歡報導更甚於管理。我在其他媒體也注意到同樣現象,許多科學、醫藥、環境記者在專門領域耕耘超過二十年。湯姆.菲爾登被問到為何熱愛科學報導,他的回答是:

科學報導的內容幾乎都是探索性而非指控性—代表我和科學家都能開開心心回家!而且我能在自由出入實驗室、見到地球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他們的畢生心血提出各種粗淺的問題,這是多麼大的特權。再來科學新聞多彩多姿,生醫、太空、氣候、生物多樣性、古生物……最後一點,科學新聞很重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迅速還是要正確?」——新聞編輯室裡的艱難選擇

二○○二年科學媒體中心剛成立時,社會上針對科學和媒體之間為何緊張有過一波辯論,其中一個話題是科學價值觀與新聞價值觀的矛盾。已故的理查.多爾(Richard Doll)爵士教授是發現吸菸與癌症關聯的科學家,他曾經對著滿屋子的記者一語道破:「你們不喜歡老調重彈、報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總想找些新鮮的。但很可惜,科學裡新的事物通常不對,真理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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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追求真理累積,媒體偏好新鮮話題,價值觀自然衝突。圖/unsplash

另一方面,懂得反求諸己的記者通常也不諱言表示媒體反映真相有很多侷限。《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一九七九年曾說:「我希望媒體能一再重複、直到大家明白—每天送到門口的報紙,只是記者對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聽聞的某些事情做出片面、匆促、不完整的敘述,內容不可避免會有瑕疵與偏差。」難怪科學家對記者戒慎恐懼,而記者與科學家合作時也倍感挑戰。曾經有位報紙編輯對著一房間的皇家學會成員說:在他的編輯室內,「要迅速還是要正確」這問題只會有一個答案。那些科學家的惶恐表情我歷歷在目。

我進入媒體關係工作之前拿的是新聞學學位,至今仍記得一位前記者曾在講座中告訴大家:「車禍後無人傷亡」不能成為新聞,「車禍導致五名青少年死亡」才能引起大眾關注。研究媒體的學生辯論新聞價值觀已經辯了數十年,也有人大膽嘗試不同做法,比方說《龜媒體》(Tortoise Media)之類新興平臺就訴求「慢新聞」,旨在建立有別於速度至上的新模型,透過「慢速新聞學」理念以更長時間來更加深入地製作更大、更複雜的報導。但儘管媒體業界發生許多變化,傳統的新聞價值觀仍屹立不搖。

科學媒體中心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支持科學報導的高標準,不過我們在二○一一年列文森調查期間發現還有其他機會能夠撼動這些標準。該調查由布萊恩.列文森勳爵法官(Lord Justice Brian Leveson)主持,目的是在《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竊聽醜聞案後瞭解英國媒體業界有什麼慣例。我當時的同事海倫.賈米森(Helen Jamison)建議我們向調查庭提交證據,幾杯所謂的「女士汽油」下肚後,她操著濃厚曼徹斯特口音說:「傷害公眾利益的不是竊聽名人電話—而是糟糕的科學報導。」隔天我們發郵件給幾位科學通訊人員,詢問他們關注什麼議題,一週後就提交多頁書面證據。

我告訴同事自己被傳喚去做口頭證詞時她們還覺得我在瞎掰。小組內部連續幾週密切關注各大媒體如何報導列文森調查案,包含麗貝卡.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阿拉斯泰爾.坎貝爾、保羅.戴克瑞(Paul Dacre)和安迪.考森(Andy Coulson)在內很多媒體界大人物都有出庭,而今居然也有我一份,令人興奮又忐忑—被傳喚的人只有我代表科學界,一定要把握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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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戰爭:聳動 vs. 精準,誰來決定科學新聞的呈現?

但其實我沒進過法庭,緊張情緒一目瞭然。印象特別深的是御用大律師羅伯特.傑伊(Robert Jay)和列文森勳爵本人一再要我放慢語速。官方紀錄上,提醒我兩次還不見效,列文森這麼說:「不必因為半小時的限制就講很快,時間是可以延長的……而且我有點擔心,總覺得速記員頭上好像冒煙了。」

我的主要論點是媒體長期以來執著於同一套價值觀,在書面證詞中也有所描述:

追求引發恐慌的故事、誇大單一專家從小規模研究得出的結論、不願將令人擔憂的研究結果置於宏觀而令人安心的脈絡、為了平衡而捏造不存在的學界歧見、過分偏愛另類觀點等等。

當天《獨立報》恰好印證我的觀點,一篇跨兩頁的報導標題為:「眼盲者重見光明—患者因幹細胞『奇蹟』痊癒。」然而實際情況是患者並未痊癒,雖然回報視力小幅度改善(他們原本視力極差,已被登記為盲人),但這僅僅是一項安全性研究,而且只有兩名患者參與。當然,研究本身是值得報導的,在幹細胞研究剛起步、真人試驗剛開始的時期,這是個重要的進展。問題在於報導口吻暗示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可能給成千上萬黃斑部病變患者帶來不切實際的希望。

同一天稍晚我揪著心打電話給《獨立報》科學編輯史提夫.康諾,告知我將他的報導當作科學新聞不良案例交給列文森調查庭。他當然談不上高興,但至少沒發飆,所以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前一天晚上他提交的原稿內容較精緻,但夜班編輯決定將報導放在頭版,所以文字編輯就對標題進行過加工。康諾將原稿發過來,我們倆就在辦公室玩起「找出不同點」的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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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法庭時,《太陽報》總編輯攔住我。我在證詞中批評他們前一週煽動恐慌,報導內容是居家用品內的化學物質,但標題卻叫做「商店貨架上滿滿的乳癌『風險』」。原本我以為對方要吵架,沒想到他說《太陽報》真心想改善科學報導品質,邀請我們為報社裡的一般新聞記者開一場科學報導培訓班。隨著列文森調查案持續推進,業界標準似乎終於迎來變革,而且這一次沒有落下科學新聞。

作證時我順便提出有必要為科學報導制訂新的指導方針,還誇下海口表示只需要幾小時就能與記者和科學家共同完成草擬。一週後,調查庭將人召集起來要我們開始,沒想到折騰了整整一天,而且過程中好幾次我都擔心無法達成共識。標題就是特別棘手的項目,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堅持標題只追求簡潔和引人注目,沒必要精準總結文章內容,但科學家聽了很火大,認為這是合理化不精準的敘述。

科學家要求標題的正確性,記者堅持要簡潔吸引,雙方激辯不休。圖/unsplash

我感覺自己成了全球和平談判的調解員,必須設法安撫所有人不拍桌走人並達成協議。所幸雙方都有成就這樁美事的意願,最終相互妥協:標題不應誤導讀者對文章內容的理解,且不應以引號包裝誇大的敘述

總體來說,新指導方針鼓勵記者從協助大眾的角度切入,告訴閱聽人什麼證據是可靠的,又有什麼證據還在研究階段。例如其中有幾條的內容是:新聞故事應附上來源以便讀者查詢。應標明研究的規模、性質和侷限性。應指出研究處於何種階段,並從合理角度預估新療法或新技術能為民眾所用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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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指導方針寄給列文森勳爵,很高興他在最終版本的報告裡也建議採用。調查案結束後成立了獨立報刊業標準組織(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在各大新聞編輯部推廣指導方針,由於制訂過程有編輯和記者的參與所以接受度很高,不至於引起反彈。

為科學家舉辦講座時,我會展示一些因為科學家參與而變得更客觀準確的新聞報導,其中個人特別喜歡的一篇出自二○○八年的《每日郵報》,內容提到一項小鼠研究發現常用的保濕霜與癌症有相關。記者費奧娜.麥克雷(Fiona MacRae)引用兩位不同專家的意見質疑這項研究與人類皮膚的相關性,並指出該研究需要能在人類身上複現才有意義。

專家之一表示:因為這項研究就停止使用保濕霜太「瘋狂」,還補充說明:「小鼠皮膚癌研究其實不太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皮膚癌。」最精彩在於標題是「保濕霜與皮膚癌相關(僅限小鼠)」,而且括號內外用了同樣大小的字體。

從這個案例來看,優秀的記者可以在講述有趣故事的同時確保讀者不會過早丟掉面霜。我還會在講座使用的幻燈片裡摻入一些小報的報導實例來挑戰學術界偏見,比方說《每日郵報》的社論或許爭議頗多,但他們的科學新聞通常品質並不差,不推廣特定立場的時候更是如此,有時甚至優於大報。我還會強調《每日郵報》在英國銷量排行第二,如果連線上版也算進去讀者數超越所有大報,因此務實一點說:如果科學家希望更有效地向大眾傳遞信息,完全沒有不與《每日郵報》合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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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從基改食品、動物實驗、混種研究、疫苗爭議到疫情報導的製作》,2025 年 03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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