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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芭樂魚、芭樂狗——試想臺灣原住民族所謂「真正的」物種

活躍星系核_96
・2014/02/21 ・4161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56 ・八年級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作者: 羅永清

「芭樂」的啟示

「芭樂」客家話叫bale,台灣先民稱之為拔仔(bala),可能的原因大概是對於西班牙文guayaba(英文guava)一詞的借用。芭樂原產於中美洲,當地語言稱為 guayabo,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後帶到世界其他地方,也許是歐洲人帶來台灣,也可能經由十七世紀從中國大陸渡海來台的先民所引進。除了稱呼為芭樂,漢人也稱之為「番石榴」,因為芭樂多籽像石榴,卻不是真石榴,遂冠以「番」字前綴,作為俗稱之一。

guaya

台灣原住民對於芭樂與漢人的稱法類似:布農族巒社群稱之為Para, 或稱呼為Rabatu(大概是台語的林拔仔);郡社群稱之為Yoraparu,南鄒卡那卡那富群則稱navatʉ,排灣族某些部落稱之為Nabati,魯凱Zyapati,南部排灣族則有Ryabusu、 Rabati、 Zyabazi(見山田金治《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藥用草根木皮》),大概都與台、客語的芭樂名稱同源。而鄒族人則稱之Kamae,是否以其已認識物種類比稱呼之,需要再探索。

從芭樂稱呼的由來,我們發現人們對於新物種的稱呼大概有兩種方法,或揣摩原語以稱之;或以本來熟知的種類類比之。「芭樂」的命名現象顯示出人們認識物種的方式與線索。筆者2013年受行政院環保署委託撰寫《臺灣原住民族環境智慧》一書(印行中),寫作期間,發覺原住民族對物種的命名方式,學界的研究仍不充足。原住民對於物種的認識及命名,其中是否類似於科學的分層命名規則,或者有其他潛隱不見的規則,是學界普遍的探索方向。芭樂的啟示讓我們知道除了習用外來名,人們也以聯想的方式來創名(「番石榴」),但其中許多聯想的線索已難追索。

除此之外,原住民尚有一些命名方式,令人好奇。比如說,許多原住民稱之為「真正的」物種,如苦花魚、桂竹、黑狗等,何以為「真正」?令人好奇;相對於真正的物種,難道有假的物種嗎?苦花魚為真正的魚的話,其他的魚就不是魚了嗎?如果套用番石榴不是真石榴的邏輯,其他的魚不是魚,苦花魚才是「真正的魚」,難道是認為其他的魚沒有苦花魚的特質嗎?而這個特質是什麼?真是個跨生物及生態及文化人類學的問題!如何探索這個問題呢?巧的是,泛泰雅語言以「bale」為「真正」的意思,給筆者線索,姑且借「芭樂人類學」平台,探索一下這其中的邏輯,並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環境智慧》一書中所發現的線索。

芭樂世界分布圖: http://docsdrive.com/images/ansinet/biotech/2010/fig1-2k10-176-195.jpg
芭樂世界分布圖

真正的人與「Bale」魚

「Bale」 一詞,在泛泰雅文化的語境中,指的是「真正的」之意。電影《賽德克・巴萊》,意思是「真正的人」,就是賽德克人。賽德克本義就是「人」,以「真正的人」來區別自己與他族,並沒有貶抑他族之意,乃是為了清楚區別自身與他群,才冠以形容詞「真正的」;因此「真正的人」之詞彙,大概起源于區別「我群」與「他群」的需要,或是因為「他群」出現了;或是表示「我群」是最先最早。

同此,泛泰雅語稱苦花魚為kole-bale,意謂這種魚才配稱「真正的魚」。難道是要區別他種魚類而創立的分類或命名嗎?荒野保護協會資深解說員廖鎮洲先生記錄到苦花魚對泰雅族的意義,給筆者些許線索(出處):

苦花魚是泰雅族視為最珍貴與好吃的魚,一位在福山村出生成長的長者,形容小時候的生活情境,溪中的苦花魚是多到人站在溪中會撞到腳,用畚箕就可以抓許多的苦花魚,由於當年苦花魚不值錢,便將苦花魚拿去餵豬,再將肥豬捉去賣錢。50多年前有多到用畚箕捉、多到餵豬的數量,可以遙想當年泰雅族祖先看見滿溪的苦花魚,是如何地高興。

苦花魚在泰雅人眼裡,大概是溪流中占最大宗的魚,也是人們特地保護的魚種,廖鎮洲也記錄到泰雅族長老在每年春天,會將需要溯溪逆流長成的小苦花魚撈起來,用籮筐將活的小魚辛苦地背到深山,放入溪中,稱此過程為「種魚」,期待小魚長成時再去捕抓。

為何泰雅人要獨獨青睞苦花魚呢?苦花魚屬於純淡水洄游魚類(Potamodromous fish),因為水溫變化、覓食或產卵等原因,會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間遷移,苦花魚多的地方,就表示其棲居的整條河流是「健全」的,因此原住民也以此來判斷環境是否乾淨、是否適合遷居的水源之地。

烏來福山苦花魚復育

烏來山苦花魚復育 烏來福山苦花魚復育

似乎許多原住民族人常常認為苦花魚棲居之地,通常是該魚種最早棲住於該河段的魚類,往往成為大宗,且較少出現別的魚種,因此,「真正的」也含有「原住者」的含意,這一點在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所著《詩與散文的魯凱–神秘的消失》一書中,也有所探討。魯凱人雖然不把苦花稱作「真正的魚」,但他們也認為:在高山溪流的中上游以這種魚分布最早也最廣,一如奧威尼在書中所說:

所釣的魚只有一種名稱叫烏氣(Uchy,高山鯝魚之意) 的魚,這魚有我少年時一又二分之一的手掌那長又胖。我猜想整條知本溪谷應該只有這種魚。

奧威尼認為這種魚就是適合於該棲地,也是最早入住的原生魚,因此該河段幾乎沒有其他魚種。「真正的」於是也有「獨特」的意涵,或者是相較於其他種類在時序上較早出現的意義。

鄒族人也以苦花魚為yoskʉ aʉlʉ,aʉlʉ的意思是「真正的」(見《臺灣鄒族語典》),意謂「真正的魚」,似乎也見證了先民所見,在溪流中以苦花魚為大宗及先驅的原始景觀(landscape)。

要推敲這苦花為真魚及先驅的理由,筆者發現鄒族的小米播種祭有些許線索。北鄒人認為,祭祀者必須在祭典前一天捕捉「真正的魚」(也稱鯝魚),然後祭儀當天由主祭及副祭帶到小米田,食用後將魚骨放在小米田中以竹子削製的魚骨架上,祈禱小米神眷顧小米的成長及豐收(見雅柏甦詠・博伊哲努,《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大辭典》)。另外,浦忠勇在〈河川公共性的轉化:曾文溪上游治理的人文反思〉文中也提及,在狩獵行前及小米收穫祭(homeyaya)期間,族人則禁止吃魚,而煮過魚的鍋子也不能用來煮小米。這禁忌似乎顯示:小米農事或狩獵所即將獲取的林業及農業資源,必須與河川資源有所區隔。

這裡我們發現,鄒族人似乎希望以河川魚類的豐盛來帶動小米田的豐盛,但是河川資源與森林或農業等資源的應用必須有所區隔,以保持平衡。河川、農地以及森林的生態,透過鄒族人的各種祭儀也就牽連在一起,因此,河川生態的破壞也會牽動其他生態領域的安危。這是鄒族人的環境整體觀點,也點出鄒族生態上的觀點。

鄒族真正的魚,苦花魚創意料理
鄒族真正的魚,苦花魚創意料理

歸納起來臺灣某些南島民族以「真正的」指稱物種,顯示部落族人對於物種在生態地位上的觀察與認知,成為我們探尋原住民生態觀點與智慧的線索。除了魚之外,是否其他物種也有此意義,是值得探尋的。

真正的竹子

在鄒族,桂竹為kaapana no aʉlʉ,整個詞就是「真正的竹」,鄒族人之所以將桂竹冠以「真正的」稱呼,有一說是因為桂竹用途廣泛,還有一說則認為桂竹是鄒族領域內的原生竹類植物。事實上,桂竹普遍為鄒族人認為是其領域內最先出現的竹類,至於麻竹或是現在成了當地名產的石篙竹,則是晚到1960 年代才開始種植的。由此可知,「真正的」一字可能含有最早的、先的、分布最廣、出現頻率最高的意思。如果這樣的詮釋正確,aʉlʉ (真正的)的物種大概就是臺灣最早、最廣泛分布,且是人們最早見到的物種。似乎可以歸納認為,「真正的」意謂著生態上的原初狀態,為我們探索原住民所接觸的原初環境提供許多類似于「存餘」(survival)的線索。除了原初與先驅的意義,謂之「真正的」,還有哪些意涵呢?

鄒族桂竹。圖片來源:https://s3.amazonaws.com/touch55.post.media/2c3f1fc3-7c66-4bc9-9514-1b41b0314f35/2c3f1fc3-7c66-4bc9-9514-1b41b0314f35.JPG
鄒族桂竹

「真正的狗」所顯示的馴化論

還有那些物種,經原住民稱為「真正的」?賽德克族文化研究者郭明正先生指出,原住民的獵犬常常就是指「臺灣土狗」,德克達雅人稱臺灣土狗為Huling Bale(Huling是狗的統稱,Bale 意思為真正的),直譯為「真正的狗」;但他認為Huling Bale 此較恰當的意義是:「指德克達雅人最初豢養的狗;對德克達雅人最有貢獻的狗或德克達雅人的狗;臺灣原住民的狗(Huling Seediq)。」

郭明正歸納族人耆老的說法,也認為優良的獵犬除了飼主後天的培育訓練,一般善於犬獵(Phuling)的長者也發展出挑選與育種獵犬的原則,例如不能讓善獵的公、母狗任意與其他狗雜交,在養育上的重點則在於培養第一隻分娩出世的狗,因為在族老的經驗裡,第一隻出母胎的狗仔幾乎都是最強健的,族人也喜歡選擇尾巴捲向右邊的小狗,或者鼻孔較寬大者,因鼻孔寛大嗅覺就靈敏,且續跑耐力十足。此外,族人還喜歡頭頂較凸、舌葉有黑斑或腰身緊縮的狗,因為這些狗適合與獵人一起穿梭於山林之間,從事泰雅族人的放狗式獵法「Qmalup」,這種打獵法被認為是最原始、活動最激烈的狩獵運動,因為狩獵完全是依賴狗的追逐能力,被狗追到之後,等獵人趕到現場才將野獸制服。

「真正的」狗為原本屬於自然荒野的動物,經馴化(domestication)或孺化(enculturation)而成了類似人的物種。「真正的」含義中,又添加了孺化理論或認為狗可以透過人的文化而與人接近的另一層意義。

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tw/myimages/154/20890/images/20111204120200972.jpg
圖片來源

代結論

經過以上的探索,謂之「真正的」物種,除了顯示其可能為生態上的先驅,也蘊含將動物植物馴化為其所用的現象,而在以上所探討的鄒族小米祭中,筆者也認為「真正的」物種如苦花,也具有連通其他物種的能力,這似乎也透露出原初生態的視野或景觀,亦即苦花與小米是構成原初景觀的物種。從生態演替的過程而言,一個區域裡的物種包括人,在交相接觸的過程中,物種的多樣性隨之變化,其他族群進入時,人類產生了區別「我群」與「他群」的意識;不同動、植物的發現,人們也以命名的方式來區辨。苦花(臺灣鏟頜魚)是台灣健康的河川裡常見的魚種,原住民稱以真正,為我們描述了生態的景觀及其看待物種的方式,至於桂竹或台灣土狗也是科學界認為原生于台灣的物種。於是芭樂人、芭樂魚、芭樂狗,見證了臺灣原住民族對於環境生態的智慧。

 

轉載自芭樂人類學 –羅永清 / 芭樂人、芭樂魚、芭樂狗: 試想臺灣原住民族所謂「真正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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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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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樹都是守備範圍,台灣最初的林學博士——金平亮三
PanSci_96
・2023/02/24 ・325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 文/湯雅雯

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強權及美國、日本的殖民腳步踏遍了全世界。臺灣,自然也是這段歷史的一部份。日人領臺初始,就對臺灣展開科學調查,以作為制定產業政策的基礎。因此臺灣總督府設置科學實驗機構,延攬日人學者專家來臺執行。而金平亮三(Ranehira Kanehira)就是在這個機緣下來到了臺灣。1905 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官方的植物調查工作,後由苗圃、林業試驗場、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北帝大等單位接續主導進行。

殖民地的林學家,臺灣林業史凌霄的大樹

金平亮三,1882 年 1 月 1 日生,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畢業,28 到 46 歲時光都在臺灣度過,是林業試驗場最後一任場長,也是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的首任部長。金平亮三對臺灣樹木進行過廣泛的調查,並建立分類系統,為第一位取得林學博士的在臺日人,發表過多種新植物。臺灣原生種植物中,牛樟(Cinnamomum kanehirae)、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e)、菱形奴草(Mitrastemon kanehirai)、金平氏冬青(Ilex maximowicziana Loes.)、金平芒(Miscanthus kanehirae)等五種就是以金平為名。

金平亮三既是對臺灣林業極具貢獻的技術官僚,也是優秀的研究者,被譽為臺灣林業史上「凌霄的大樹」。

金平亮三於臺北植物園腊葉館前。(圖/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一開始剛來到臺灣之時,金平亮三的研究並不順利,臺灣充滿了日本少見或根本沒有的植物,無論是臺灣才有的原生種,或是植物生長的地區所造成的差異等,都讓他吃足苦頭。他為了調查臺灣木材,入山採集樹木標本,卻難以辨認樹種,曾自言:「當時我為了蒐集試驗材料經常入山尋找,卻往往無法說出看到樹種的名字」。剛受聘來臺的第一年,金平曾當荒川五郎眾議員的阿里山嚮導,卻連樹木名稱的問題都回答不了,足見當時他對臺灣山林的陌生。

建立臺灣樹木的分類系統,補充華萊士線位置

當時日人尚在熟悉臺灣林木,必須進行樹木的「戶籍調查」。金平亮三怎麼進行這項工作呢?他從最擅長的樹木解剖切入,作為分類研究的主要依據,成果彙整於《臺灣樹木誌》、《臺灣有用樹木誌》及《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前兩本針對喬木、灌木、棕梠樹及羊齒科植物等4類樹木,賦予近代植物學名,初步分類為天然林、第二期森林、草生地。而《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論述相對成熟,參考日人已知 3658 種臺灣植物,將臺灣森林帶分為紅樹林帶、海岸森林帶、農耕地帶、闊葉樹帶、針葉樹帶。

《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分析樹種地理分布,還補充原本華萊士線(Wallace Line)的不足。1860 年,生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根據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差異,將馬來半島動物區劃分為兩部分,兩區界線被稱為華萊士線。金平亮三從樹木種類及原生種兩項準則,發現蘭嶼與菲律賓的植物生態相似,與臺灣差異較大,因此主張華萊士線應從菲律賓西方往北延伸,在臺灣與蘭嶼之間增加一條線,成為當時的創新學說。此外,有別於過去學者拉丁文、英文混寫的習慣,金平使用英、日文撰寫此書,閱讀方便,深受專業人員及大眾歡迎,甚至到 1979 年仍有刊行。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藏的《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圖/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

從困窘林間不知樹種,到出版《臺灣樹木誌》,僅間隔八年,金平亮三的勤勉認真可想而知。這股拚勁也反映在後續出版的《臺灣有用樹木誌》、《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都是當時代收錄了最多樹種的專書。金平持續深耕樹木解剖學領域,於林業部部長任內,他用英文撰寫《臺灣產樹木解剖學的研究》,從樹木解剖學,解析氣候變化對樹木組織的影響,獲得東京帝大林學博士學位,又陸續出版印度、菲律賓、日本的樹木解剖試驗報告。

日本九州大學收藏,金平亮三製作的樹木標本。(圖/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

科學試驗木材的可用性,試種栽培金雞納樹

除了樹木的鑑別調查,金平亮三在林試場另一任務為臺灣木材的利用與繁殖栽培試驗。金平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木材強弱試驗或實用性試驗,檢視樹木的可用性。例如臺灣產林木火柴棒試作及其材質試驗,金平亮三與永山規矩雄總共試了 26 種木材,從點火難易、燃燒時間、餘燼消失等等多方面檢驗木材特性。

金雞納樹的試驗亦值得一提,金雞納樹原產於南美洲,可煉製治療瘧疾的藥物奎寧,日人領臺後,希望能撲滅肆虐全島的瘧疾,且想要突破西方國家對奎寧的壟斷,因此計畫在唯一涵蓋熱帶的殖民地臺灣培植金雞納樹。1912 至 1914 年,金平亮三主導臺灣首次栽培金雞納樹的試驗,分為播種、移植兩階段,試驗結果並不理想,但發現苗株適合生長在中低海拔地區,為後續試驗打下基礎。

重視在地物種生態,紀錄臺灣樹木迷信

對於金平亮三來說,研究植物不只於植物本身,更需重視人與植物的關聯。1911 年 12 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金平的受訪報導〈誤植的樹木〉,金平提到,曾在臺北苗圃看到臺灣人爭相觀賞當時罕見的布袋蓮,他說:「臺北苗圃將外來的觀賞植物作為栽培重點是錯誤的,應以栽培本土植物為特色,才是未來應走的方向」,他著重於本土植物的物種生態與普及認識,從而改變苗圃的經營目標,並且也催生了後來的「臺北植物園」。

他重視樹木對人生活的影響,也體現在寫作發表。金平於 1914 年 9 月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發表〈臺灣一些關於樹的迷信〉,蒐集與樹木有關的臺灣風俗,收錄全島 30 餘種樹木。以松樹為例,他說,臺灣人認為松樹樹脂可增加兒童記憶力與智商,在兒童入學時會蒐集樹脂,供奉在孔子像前,祈求保佑。又如桃樹,臺灣人相信,桃樹做成木劍掛在兒童的胸口,就不會生病,另外桃木飯桶讓飯不容易壞掉,也不會引來蜘蛛、蒼蠅。此文記錄當時樹木如何根植在生活中,現在看來相當可貴。

〈臺灣一些關於樹的迷信〉刊載原文。(圖/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轉向南洋諸島考察日本近代熱帶林學權威

1910 年代,臺灣總督府開始調查南洋諸島,陸續派遣專家前往,金平亮三也曾兩度受命考察南洋,並撰寫報告〈南洋諸島視察復命書〉,這是他林學研究的轉捩點。1921年金平再次被派到南洋出差,花費半年時間調查林業和熱帶有用植物,透過實地探查跟不懈研究,金平亮三在熱帶林學領域漸有所成,1926年出版了《熱帶有用植物誌》,更是當時日本唯一熱帶有用植物主題的著作。

臺灣總督府核准金平亮三南洋出差費文件。(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凡爾賽條約之後,原德屬新幾內亞赤道以北群島,正式成為日本的託管地。1929 年至 1932 年間,受南洋廳委託,金平每年都會前往託管地的部分島嶼,進行當時無人能及的植物採集,共計採回 2321 種植物,累積 10000 件以上標本,並將四年所得撰成《南洋群島植物誌》,書中修正了加羅琳群島的華萊士線,受到日本學界矚目,接續賦予日本農學賞、農學會賞、學士院賞等三項至高獎項,確立金平亮三在日本近代熱帶林學權威的地位。

日本九州大學收藏,金平亮三1930年採集的標本(圖/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

除了林業部行政管理和研究工作外,1925 年至 1927 年,金平同時在農林學校擔任熱帶林業論課程的講師,直到 1928 年春天離開臺灣,返日任教,擔任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教授。16 年後,他被派到日本佔領下的印尼,轉任茂物植物園腊葉館及圖書館館長,二戰後回到日本,1948 年 11 月 27 日病逝東京,享年67 歲。綜觀金平亮三的學術成就,與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針密不可分。他所建構的知識體系,一方面切合著臺灣總督府政策推展及日本南進擴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成為臺灣近代林學、日本南洋林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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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勒斯的演化論與生物地理學,源自亞馬遜的燦爛之火
寒波_96
・2023/02/22 ・3721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公元 1823 年華勒斯在英國誕生,於 1913 年以 90 歲高壽去世,今年 2023 年是他誕生 200 年。我們懷念他是因為,他曾經和達爾文聯名發表演化觀點,以及提出解釋東南亞海島間生物分佈差異的「華勒斯線」。

Alfred Russel Wallace 在台灣常翻譯為華萊士,不過如威廉華勒斯等等 Wallace 都翻譯作華勒斯,本文就統一作華勒斯。

達爾文會提出演化論,深受他知名的小獵犬號之行影響。華勒斯的東南亞考察也給予他不少啟示,一如達爾文的加拉巴哥群島等地;然而在此之前,華勒斯已經在亞馬遜有 4 年經歷。為了紀念華勒斯兩百歲生辰,Nature 期刊 2023 年初刊登兩篇文章,緬懷他的亞馬遜之旅。

華勒斯 1860 年代的畫像,當時 40 歲左右。圖/Mondadori Portfolio via Getty

與強者朋友一起前進亞馬遜,然後分道揚鑣

和前輩達爾文相比,華勒斯的家境普通,也沒有受過正規的學術研究訓練。所幸身處文化發達的大英帝國,有志青年仍有不少學習和出人頭地的機會。何況他爸爸是學過法律的自耕農,文化資本其實不算低。

成年後喜歡生物的華勒斯在 1844 年,21 歲之際遇見小他 2 歲的貝茲(Henry Walter Bates),兩人志同道合;華勒斯也從一般愛好者,升級為有系統的標本搜集者,可謂一隻腳踏入研究領域的門檻。

1848 年,華勒斯 25 歲之際與貝茲一同航向大西洋對岸的亞馬遜。不過兩人大部分時候分開行動,貝茲在亞馬遜南部,華勒斯在北部的尼格羅河(Rio Negro)一帶。

華勒斯年輕時在談笑無鴻儒,往來皆白丁的階段,我猜朋友大概不會只有貝茲一位。不過貝茲後來提出的貝氏擬態(Batesian mimicry)沿用至今,可謂華勒斯的強者我朋友,事後諸葛的我們建構歷史敘事時,也就津津樂道兩人的友誼。

英國病人碰上船難,買保險很重要!

離家萬里的華勒斯,依然透過經紀人與國內保持聯繫,郵寄異鄉產品回英國賺錢。在亞馬遜待了 4 年後他決定返鄉,期間一直被疾病威脅生命,可謂現實意義上的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

最慘的是他弟弟 1849 年遠渡重洋來照顧他,卻自己也感染黃熱病,返國途中不幸病逝。而華勒斯要等到幾個月後才收到消息。

1852 年華勒斯搭乘海倫號(Helen)貨船返國,沒想到出海三個星期後火燒船,使他漂浮在大西洋海面上,眼睜睜看著攜帶的行李大多損毀。最後他耗費 80 天返回英國,比起與貝茲的去程 29 天漫長得多。好在經紀人有買保險,讓華勒斯獲得部分補償,不至於血本無歸。

返回英國的海倫號火燒船事件後,沒有損毀的少數紀錄。圖/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Alamy

回到英國的華勒斯將近 30 歲,闖出一些名號,卻沒有受到太多重視。所幸保住生命加上幾年累積的知識,賦予他東山再起的契機。1854 年他得到前往東南亞的機會,1858 年 35 歲時就和達爾文聯名發表歷史巨作。

從亞馬遜參透生命的奧秘:生物地理學

華勒斯僅管在亞馬遜一直生病,也淬煉出不侷限於觀察的科學眼光,從船難撿回一條命回到英國後,展露學術鋒芒。1852 年 12 月 14 日,他在倫敦的動物學會發表研究亞馬遜猴子的論文,主張亞馬遜各地的猴子款式,受到大河形成的地理障礙強烈影響。

當時華勒斯受到一些批判,後來證明他的論點無誤,而且是生態分佈的普遍現象。現在我們知道更多:亞馬遜的河道歷史上改道多次,導致生物的分佈範圍持續變化。

用現代標準看,前往亞馬遜考察的 4 年差不多等同華勒斯的博士班修行,回國後發表的報告則是他的博士論文。這篇博士級論文中還觸及一個要點,所謂的「亞馬遜雨林」內部其實差異不小,他是首先有意識提及此事的研究者。

華勒斯觀察到亞馬遜的不同地區,物種組成不太一樣。他劃分 4 大區域:幾內亞、厄瓜多、秘魯、巴西,由其間的亞馬遜河、尼格羅河、馬德拉河(Madeira)這些大河分割出不同地區的地理障礙。如今所知更多,還可以切得更細。

具體是觀察到有幾條河分割出幾塊地,超乎其上普世性的生物學道理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阻隔,各地會形成不同的「特有種(endemism)」。華勒斯領悟地理障礙會影響生物分佈,可謂生物地理學的先驅。

華勒斯 1853 年出版書籍中的亞馬遜地圖。圖/Mary Evans/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學成才的英國洞觀者

現在的人可能覺得上述觀點都是些普通常識。可是華勒斯是在 1852 年提出,那時演化論尚未問世,跟他同齡的孟德爾,當時也尚未開始種植豌豆。

一百多年後的常識,首度問世時常常是驚天動地的新突破!

年輕的華勒斯沒有受過正規學術訓練,還是需要持續賣標本換錢的月光族,提出的研究成果竟有如此理論性。由此可知亞馬遜之行,確實讓華勒斯從所謂的集郵者,蛻變為具備洞察力的科學家。

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認為,詩人必需是能看穿事物表面,有洞察力的洞觀者(voyant),我想這也是頂級科學家必需配備的能力,亞馬遜的神秘力量加持過後,華勒斯可謂成功通靈。

這類自學成才的科學家,當時英國不只華勒斯一位。以時代來說,那時的英國社會有點厲害。後來華勒斯沈迷於「唯靈論(spiritualism )」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華勒斯年輕的南美洲經歷,讓人聯想到更早將近一百年的洪堡(活到很老,1859 年 90 歲時去世)。身為晚輩,華勒斯讀過洪堡作品,他站在洪堡巨人的肩上,觸及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許多人覺得遺憾,遺傳、演化並稱,但是孟德爾提出遺傳學法則後被埋沒超過 30 年,等到 1900 年代才重現於世,因此 1882 年去世的達爾文沒有機會知悉。這方面華勒斯比較幸運,他年紀比孟德爾小半歲,又一直活到 90 歲,有機會見證遺傳學的發揚光大。

華勒斯 1853 年出版書籍中提到的「黑暗中一團燦爛之火(sitting amidst the gloom, shining out like a mass of brilliant flame)」圭亞那動冠傘鳥。圖/Hein Nouwens/Getty

燦爛之火多年以後依舊燃燒

多年在亞馬遜、東南亞走跳的華勒斯,有不少接觸原住民的機會。照文字紀錄看來,他年輕時的思想應該和同時期的普通英國人差距不大,沒有特別進步或反動;不過相比於同時代人,他更尊重在地知識,這也有助於他的成功。

亞馬遜的生物多樣性如今依然天下第一,世界卻變化不少。尼格羅河盆地的原住民,在華勒斯時代是被觀察者,類似實驗動物的角色,現在漸漸變成主動的研究者,他們用源自不同文化的手法探索自己的世界,成為現代知識體系的一份子。

然而,曾經啟發華勒斯的尼格羅河盆地,至今仍缺乏一流的研究機構,無法培育本土的研究人才,本地學子必需離鄉背井。科學從華勒斯到現代突飛猛進,仍有不少進步空間。

上圖是華勒斯描述為「黑暗中一團燦爛之火」的圭亞那動冠傘鳥(Guianan cock-of-the-rock ,學名 Rupicola rupicola),目前沒有滅團危機,依然在華勒斯探索過的雨林中飛翔。希望燦爛之火永不熄滅,但是不要變成失控的森林大火。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1. Alfred Russel Wallace’s first expedition ended in flames
  2. Escaping Darwin’s shadow: how Alfred Russel Wallace inspires Indigenous researchers
  3. Evolution’s red-hot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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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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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起傳統的碎片,臺灣的開拓者——伊能嘉矩
PanSci_96
・2023/02/17 ・4497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 作者|黃郁仁

在臺灣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一定聽過伊能嘉矩的名號。目前我們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 16 族,就是奠定在伊能嘉矩的研究基礎上。他也是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所涉包括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無所不包。

伊能嘉矩待在臺灣的 1896 到 1901 年間,總共進行了五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其中最史無前例的是 1987 年的全島大巡查,在長達近兩百天的調查過程中,伊能深入當時被稱為「番界」的禁地,行蹤從北到南、再從南到東,中間還一度遠赴蘭嶼。

在這次的調查成果中,伊能嘉矩詳細地紀錄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外貌、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並首次提出了原住民族近代的科學分類方法。

伊能嘉矩。圖/wikimedia

伊能嘉矩的研究影響百年

1889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研究方法,而人類學也成為這波新興學科中的一環。1893 年,伊能嘉矩拜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為師,加入了「東京人類學會」,進一步組織了「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注重在「考古」及「體質」範疇,而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範圍除了考古與體質外,也重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學」領域,成為伊能日後研究的基礎。

1895 年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了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新領地,這成為了伊能嘉矩實現人類學研究理想的重要契機。他自告奮勇的寫信給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要順利治理臺灣,就必須先瞭解臺灣的居民。在臺灣的居民中,漢人相對好理解,但是島上的原住民是一塊完全陌生的領域,如果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再制訂對策並給予教育,治理臺灣就會順利許多。他自信可以不畏艱難,完成這項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工作。

最終日本當局接受了伊能嘉矩的建議,遠渡來臺的伊能嘉矩馬上在臺灣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並開宗明義地說明將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而要進行理學的研究,就必須從種族的「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及「宗教」這六種不同面向著手。

克服治安與自然環境,進行踏查

伊能嘉矩常在日記透露自己查訪的過程,由於當時的臺灣治安不佳,不僅平地常有盜匪出沒,山麓一帶也有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難以捉摸的自然環境,也是探查的危機之一。所以在每次出發前,規劃出最妥善的行程是最重要的課題。

伊能每到新的訪查區域都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是拜會當地的「撫墾署」,聽取當地的番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查訪各個番社。又因為原住民偶爾會下山到「換番所」(物品交換所),成為了伊能接近觀察對象的最好機會,先在遠處觀察其穿著的衣飾風俗及腔調特色,再就近與其交談。

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幾乎都能投宿在轄區內的頭目或是地主家中,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住地,是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的地方,也能第一手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與部落居民與會也更加方便。

為了更加理解原住民文化,伊能甚至有身份特殊的族語老師,幫助著伊能嘉矩的研究。他私下出資養育著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青年,把他們視為自己小孩般的照顧,並安排著日式教育。他一邊養育,一邊實驗著自己「番人教育」的初衷,他教育著這對青年的同時,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研究範圍內。

訪查的過程不盡然一切順利,伊能嘉矩也曾遭遇過幾次危機,險些面臨殺身之禍。舉例來說,當伊能嘉矩拜訪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時,就曾有過與死亡非常接近的時刻。當地的十八兒社與霞喀羅社過去曾經遭受過清朝的討伐,因此對外人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雖然伊能事先與頭目有訪談的共識,並夜宿在頭目家中,但是當天的半夜,此兩社的泰雅族人帶著山刀與頭目強硬談判,認為為了番社的名譽,取下日本人的頭顱是勢在必行。頭目無法化解此一強硬的態度,情急之下要求族人們在隔天日本人(即伊能一行人)離開的路上截殺,這才暫時勸退帶有殺意的族人。

勸退族人的頭目回到家中依然不敢大意,不僅用原木堵住門窗防止夜間襲擊,自己更守在門邊整夜不敢闔眼。而第二天一早,頭目親自帶隊護送伊能嘉矩下山,路線避開尋常道路。事後伊能嘉矩回憶道,當時為了逃避危險,俯身鑽過滿是荊棘的小徑,因為知道危在旦夕,即使滿身被刺傷也沒有感覺。而脫離險境之後,伊能馬上取出一瓶酒和頭目對飲,認為自己能夠避開這一次的殺身之禍,完全倚靠頭目的知遇之恩。

原住民族的分類與認定,換誰掉眼淚?

在清朝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採用政治性的分類,依照順從的程度來區分為「生番」與「熟番」;但實際上,生番與熟番也有可能來自同樣的種族或部落。伊能嘉矩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當時的國外學者分類,也有許多缺失。

伊能就特別指出馬偕(George L. Mackay)與泰勒(George Taylor)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馬偕所提出的「生番、熟番、平埔番與南勢番」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且受到清朝的政治分類影響;而泰勒所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偏重於臺灣南部,兩者都不是全體性的種族分類,而無法成為「理學」的研究成果。

伊能認為馬偕的分類不夠嚴謹。 圖/wikimedia

因此伊能在經過全島調查後,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分類。伊能依照「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語言的異同、歷史的口碑」等五點作為基本分類,再依照共有特徵的相關性,來劃定血緣的遠近關係。

最終,伊能將島上的原住民劃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以「自稱」為原則,為各族命名。

伊能嘉矩於 1898 年所製作的「臺灣各蕃族分布略圖」。伊能嘉矩當年依照「群」、「族」、「部」分類,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圖中所標示的 A 至 H,即為八族分布的區域。(圖/《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第 87 頁)

雖然伊能提出了上述五點的分類依據,並曾在發表中表示,日後會更進一步說明採用五點分類的理由。但很不幸,直到伊能逝世之前,都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自己提出分類的依據。

伊能嘉矩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被沿用至國民政府來臺時期。一直到今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幾乎也還是在伊能嘉矩所訂定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可能。

1948 年,國立臺灣大學民族學研究室首度將臺灣原住民族劃分為九族,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現在已擴增至十六族。但是尚未明確劃定分類的原住民,仍有 25 族以上,人數多達上萬人,甚至有著「中央政府未認定,僅地方政府認定族群」及「中央、地方政府皆未認定族群」等曖昧的分類標準。

在百年前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訪查時,就發現原住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語言及習俗,而這一切正隨著原住民漢化而快速消失,甚至有著全面失傳的趨勢。伊能進而感慨:「如果不能進一步調查作成紀錄,將來要研究時,就只能面對番社廢墟流眼淚了。」

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漢化程度與文化消失的速度更是倍速成長,使得文化的採集與研究愈發困難,能夠獲得正名認定的門檻也愈加提高。

臺灣學的開拓者,無可取代的伊能嘉矩

隨著日本政府在臺的治理時間越長,陸續成立了「番情研究所」及「臺灣慣習研究會」等單位,而伊能嘉矩在其中都擔任重要職位。在這段期間,伊能密集且大量的在日本及臺灣的研究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範圍並不只侷限在原住民領域,而是擴及整個臺灣,從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等無所不包,儼然成為了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

1928 年,集合了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時代鉅作《臺灣文化志》終於出版,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冊,裡面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時代發展,如同一本關於臺灣的百科全書。但遺憾的是,伊能嘉矩本人無法見證作品的問世,因為他在 1925年就因為瘧疾復發而逝世。伊能嘉矩所染上的瘧疾,正是早年在臺灣踏查時所感染的。《臺灣文化志》的書稿是伊能的妻子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上面還留有伊能嘉矩編輯校稿後的「校了」二字。

《臺灣文化志》的出版,造成了社會極大的迴響,自此奠定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1945 年,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來臺,社會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變。伊能嘉矩雖然已經離世,但是透過翻譯的形式,其研究成果先在地方文史領域發揮影響力,後來也進入學術界的範疇。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臺灣歷史研究獲得重視,而伊能嘉矩的過去的手稿及著作,也陸續獲得翻譯、再版,甚至數位化的機會。

百年前的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推廣臺灣研究,而百年後的今天,伊能嘉矩則成為了臺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經提及:「『臺灣研究的都市』任一曲巷小路,無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映照。」。由此足以反映伊能嘉矩在臺灣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許,自從伊能嘉矩在 1895 年遠從日本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某部分的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補充資料: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正名

現代如果原住民族想要獲得正名認定,是採取申請制度。在提出申請的文件中,除了該族群的家譜蒐集、歷史相關紀錄外,還需要能夠有使用流利族語的族人,以及能重製傳統服飾的技能等。不論是因為傳統文化消逝而缺乏證明文件,或是族語因為殖民國語言政策影響而消亡,種種因素都使得族群被成功認定的機會渺茫。

例如位於高雄茂林、多納和萬山一帶的「下三社群」,在歷史上一直命運多舛,從 1935 年起因《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被併入魯凱族,1939 年因鹿野忠雄的研究,又被併入在排灣社群,合稱為「魯凱雅族」。

而今日的「下三社群」,在政府單位的系統中仍然被歸類在魯凱族之中。雖然有著與魯凱族截然不同的文化、部落傳說,甚至連語言也不盡相同。百般無奈下,只能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假魯凱族」。

實際上,下三社群自認為三個原住民族,分別為「歐佈諾伙族(’oponoho)」、「德樂日卡族(Teldrika)」及「古納達望族(Kongadavane)」。下三社群爭取正名運動已經達了數十年之久,至今尚未見到希望的曙光。

參考文獻

  1. 伊能嘉矩(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2.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3.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臺北:玉山社。
  4. 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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