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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又是英國研究

活躍星系核_96
・2013/10/18 ・2009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credit: CC by London Permaculture@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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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很多人都已經察覺,許多報紙中「據英國研究」的科學報導常常是誇張且荒誕,不然就是瑣碎且莫名其妙。

事實是,這些「據英國研究」有很多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公關公司行銷策略的一環。首先公關公司會針對客戶訂作一些仿科學報導,不用說這些文案 人員大多沒有科學背景;然後他們再找一位學者掛名,這位學者甚至不必參與所謂的「研究」;最後再把這個仿科學文章送到缺稿且嗜奇的記者手上,就成了一篇聳動的「據英國研究」了。

這種操作手法如同一般的置入性行銷,只是更加曖昧,因為他不直接廣告產品,頂多提到贊助廠商。他們的目的是藉由一些誇張的奇聞軼事吸引讀者注意,趁 機在讀者腦海中植入訊息,或者使讀者更容易注意到他們真正的廣告:例如說你剛讀了一篇旅遊與豔遇機率的報導,就算你覺得他完全在唬爛,也難免會使你對鄰近 版面的旅遊廣告多注目一下。

Bad Science》的作者高達可(Ben Goldacre)醫師就收錄了幾則這樣的案例,例如倫敦政經學院達爾文研究中心的 Oliver Curry 博士提出「男人陰莖會變大」的演化趨勢。或許是這類的新聞很對大眾味口,所以一下子躍上了英國多家報紙的版面。不過這其實只是男性電視頻道 Bravo 為 21 周年慶所推出的行銷手段中的一個環節。

高達可另外舉了一個例子:「由劍橋大學理查韋伯(Richard Weber)教授帶領的數學家團隊研究發現,潔西卡艾芭擁有最性感的體態。」所以你以為真的有一群劍橋大學的教授帶著研究生去做這種毫無學術價值、沒有期刊會接受的「研究」?

這其實是 Clarion 公司為 Veet 除毛膏所做的行銷手段,事實上負責本案的公關公司一開始就找上高達可掛名,甚至還沒進行實際研究就已經告知高達可他們期望的結果。當然高達可拒絕了,最後行銷公司找上劍橋大學的韋伯教授,雖然他一開始同意,不過後來後悔了。

在這則行銷文稿被記者當成科學報導刊出後,高達可拿此事詢問韋伯教授,韋伯的回應是:

Clarion 的文稿並沒有經過我的同意,而且內容錯誤、引人誤解,讓人誤以為背後真有什麼嚴謹的數學。沒有這回事,沒有所謂「劍橋大學數學團隊」參與報告製作。我並沒 有為報告內容背書,也不會答應這樣的要求。我寫電子郵件給 Clarion 聯絡我的人,請她給我一個交代,但我得到的回覆是她正在休假。

Clarion 請我幫忙分析一份針對 800 位男性做的問卷調查,內容是他們對十位明星「走路性感撩人程度」的排名。

潔西卡艾芭排名第七,名次落後。我回覆說,光從這十個人看不出甚麼有意義的結論…(接下來的大意是,他建議或許可以考慮臀腰比和排名的相關性)… Clarion 想從中找出有利於 Veet 行銷的資料。我的見解是這些東西有點有趣但卻沒什麼道理。

…..

詳全文

當這則新聞轉幾手到了華語圈就變成了「劍橋大學評選最撩人女明星 奧爾芭完美勝出」,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劍橋大學的數學家吃太飽沒事幹。以上我們看到一位不擅長和商人打交道的數學教授,莫名其妙的成為行銷活動的「科學」代言人。

另外也有一些人擺明了拿錢辦事,例如擅長發明公式的「阿納爾教授」(Cliff Arnall),他發明了諸如一年中最快樂的日子、一年中最悲哀的日子等等公式,這些公式當然背後都有贊助商,也當然都沒什麼科學根據。這位阿納爾其實是 位成功的商人,販賣自信養成和壓力管理課程,偶爾在大學開幾門相關課程,嚴格說起來並不是真正教授或學術圈的人物。《Bad Science》 對他有詳細的描述,這裡不再贅述,或者你也可以去買本中文版的《Bad Science》來看

(MediaSlut – Ideas) + Money = CorporateWhore

“Blue Monday” is churnalism, beware any journalist who puffs it

其中一則移植過來變成了「6月20日是今年最快樂一天?英國人這個夏天有點煩」,原文中有關冰淇淋廠商的贊助聲明被移除了,阿納爾還被寫得好像真的是個心理學家一樣。

諷刺的是,就連高達可在《衛報》上的專欄批判此事,阿納爾還特別來信致謝,因為這個批判文章同時也製造了廠商的曝光率,讓阿納爾多拿到一點報酬。

當這些仿科學的文章被抄到國外去、移除原本的商業資訊後,就只是單純的蠢新聞而已。台灣畢竟是個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很多人都有大學學歷,常常閱讀 正規科學新聞(如科景、科學人、科學月刊等等)的人,應該都會質疑這些「據英國研究」的科學報導不論是形式或者是內容都非常粗劣,不是嗎?所以這些就只是 無害的玩笑,不是嗎?

我可沒這麼有信心。因為我看過很多人差不多是你寫得出來、他們看得懂的東西都會信以為真,另一方面這些東西也會讓大家誤解學術研究如何進展,彷彿科學只是一些象牙塔裡的怪人信口開河而已,沒什麼值得探討的價值而且反覆無常。

所以現在你知道了吧,很多誇張的英國研究根本就不是研究,也未必有科學家參與其中,就只是行銷文案而已。

附帶一提,如果你對「情侶平均一年吵架312次、星期四為最高峰」這則新聞感興趣,偷偷告訴你,這其實是英國某衛浴家具商的行銷文案,而所謂的調查就只是他們網站的線上投票罷了。

 

原刊載於 novus log [Feb 07, 2011],經作者novus同意後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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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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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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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不止四種!紅遍全球的「血型性格學說」,為什麼讓科學家皺眉不已?——《了不起的人體:如此精妙,如此有趣,說不定還能救你一命》
如何出版
・2022/07/26 ・2880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填寫血型,是為了避免被輸錯血嗎?

很不可思議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會被要求填寫血型。

馬拉松的報名表和號碼牌、幼兒園或學校的文件、貼身的避難包等,都有血型註記欄位。

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會被要求填寫血型。圖/Pixabay

但是在不少國家,如果要求市民也填寫同樣的資料,這就困難了。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問了反而徒增困擾。

究竟我們填寫的血型資訊有什麼用?或許你會想,莫非是受傷需要輸血時可以派上用場?但這其實是誤會。

即便患者提前告知,輸血前仍會確認患者的血型

輸血前一定會進行血液檢查確認血型。每家醫院所需時間不同,但一般來說,血型檢查結果只需要數十分鐘就能出來。還有在輸血前,一定會進行將患者血液與一部分血液製劑混合,觀察是否出現有害反應的「交叉配合試驗」。

這些不會因為病患本人主張「我是 A 型」就省略。即使以前在同一家醫院接受過血液檢查,確切知道血型的狀況下,也一定要做交叉配合試驗(除了術前檢查等例外)。

為什麼呢?理由很單純。如果誤用了不同血型的血液,會引起危及性命的「溶血反應」,這麼重大的資訊,不能光靠患者自我表述。

在輸血前一定會進行將患者血液與一部分血液製劑混合,觀察是否出現有害反應的「交叉配合試驗」。圖/Pixabay

另外,很多人是以出生時受檢的結果當作自己的血型,但新生兒的血液檢查不一定正確。有些人以為自己是 A 型,第一次手術時接受檢查才知道是 B 型,不能依賴自我表述的血型也有這個層面的考量。

什麼都不知道的緊急狀況下,到底該怎麼辦?

那麼,如果遇到不知道血型的患者大出血,也來不及做血型檢查的緊急狀況,該如何處置?這個時候就只能相信本人的自我表述嗎?

當然不能。這個時候就只能用 O 型血了,因為不管對方是什麼血型,應該都不會引起嚴重的反應。即使是緊急狀況,也不可能只利用自我表述的血型情報。

近年來因為有這樣的案例,所以出生時很多醫療機構不會驗血型。正在閱讀此書的你,或許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完全不用擔心,需要的時候再去檢查即可。

順道一提,我也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

緊急情況時,為什麼 O 型血能輸給所有人?

在 1900 年,奧地利人蘭德斯坦納發現「血液有不同類型」前,錯誤輸血的事故頻傳。

蘭德斯坦納注意到人的血清和他人的紅血球混合後,有的會凝結破裂,有的不會。在經過確認很多樣本配對的反應後,歸納出人有 A、B、C 三種血液類型的結論。之後的研究又發現了第四種 AB 型,C 型被改稱為 O 型。

人有 A、B、O、AB 型四種血液類型。圖/Pixabay

所謂的血型,就是指紅血球表面的抗原種類。你可以想像細胞表面有很多棘刺狀物,輸血的時候最重要的「棘刺」有 ABO 和 Rh 二種系統。

A 型紅血球有 A 抗原,B 型紅血球有 B 抗原,AB 型則同時有 A 抗原和 B 抗原,O 型的沒有抗原;另一方面,A 型血清有抗 B 抗體、B 型血清有抗 A 抗體、O 型血清兩種抗體都有,AB 型則是兩種都沒有。

看起來非常複雜,但結論很簡單,我們只會有對自己的抗原不反應的抗體。

抗體和抗原就像鑰匙和鎖孔,如果 A 抗原對抗 A 抗體、B 抗原對抗 B 抗體就會產生凝集反應,紅血球就會被破壞。

抗體和抗原就像鑰匙和鎖孔,例如把 A 抗原對抗 A 抗體,紅血球就會被破壞。圖/Pexels

因此如果把 B 型的紅血球輸給 A 型患者、把 A 型紅血球輸給 B 型患者,紅血球抗原和抗體會相互結合,凝結破裂。

另一方面,O 型的紅血球不管對方是誰都不會凝結,是因為 O 型紅血球沒有 A 抗原也沒有 B 抗原。不管是稱為 C 或 O,都是代表「沒有」抗原,也就是「零」的意思。

此一發現在安全輸血普及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1930 年,蘭德斯坦納以此成就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血型不只有 ABO,Rh 也有超過 40 種抗原

如同 ABO 有 A 和 B 二種抗原,Rh 也有 C、c、D、E、e 等超過四十種抗原。其中有 D 抗原的統稱為 Rh 陽性、沒有的稱為 Rh 陰性。錯誤輸血會引起強烈反應的,是 D 抗原。

發現 Rh 的還是蘭德斯坦納,是在發現 ABO 後四十年的 1940 年。

Rh 是取恆河猴(Rhesus monkey,德語為 Rhesusaffe)頭兩個字母。因為 Rh 是恆河猴共通的抗原。順道一提,日本人罕有 Rh 陰性者,大約只有 0.5%,台灣人為 0.3%,但白人則有 15%。

血型還有很多其他分類。MNS 血型、P 血型、Lewis 血型、Kell 血型、Diego 血型等不勝枚舉。如果是罕見血型,即使 ABO 和 Rh 一致,也有可能發生錯誤輸血。

明明知道自己的血型沒什麼用,為什麼大家都很在意?

「血型」本來是沒有必要知道的醫學資料,但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記得呢?而且不只是自己的血型,有的人連家人、朋友、同事、上司的血型都一清二楚,實在是很驚人。

理由恐怕是很多人都認同血液性格學說。當然,血液和個性之間的關聯毫無科學根據,只要想到血型的機制,就會知道紅血球表面抗原跟個性有關的說法有多無稽。

當然,也不能受到「你是 O 型所以會有〇〇個性」的暗示,因而影響到人格形成。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對本人是有害的。

不管如何,還是有很多人期待用血型將人歸類。現在電視或雜誌上「O型的人一板一眼」「A 型和 B 型速配指數?」等不可思議的企畫仍舊源源不絕。

人與人之間,要靠直接對話、一起相處,才能初步互相認識。很遺憾的,這真的不是靠血型就可以了解的事。

——本文摘自《了不起的人體:如此精妙,如此有趣,說不定還能救你一命》,2022 年 7 月,如何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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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聞媒體,科學家該如何溝通?——《疫苗先鋒》
天下文化_96
・2022/03/27 ・3958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頓(Robert Peston)在英國獨立電視台《十點新聞》(News at Ten)報導:「記者最近得知,在製藥界巨頭『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進行的疫苗開發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儕審查顯示,我們身上都具備的抗體,以及名為 T 細胞或稱殺手細胞所造成的免疫反應,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樣好。所以這是個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證據……相關人士認為最快在秋天『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產。」

Robert Peston
羅伯特.佩斯頓現為英國獨立電視台的記者。圖/Nuffield College

我想我真的把紅酒噴了出來。這是在搞啥啊?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只要是跟臨床試驗數據沾上一點邊,都會受到嚴格的指示,絕對不能談論它。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電腦裡保存副本,或是用電子郵件傳送。當然也不能告訴朋友。甚至有些人實際參與疫苗製造,也還未被告知數據是長什麼樣子。但是,佩斯頓卻在推特跟全國新聞上大談特談。

《泰唔士報》(The Times)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上,立刻出現了對他的某些說法照單全收的文章(其他報紙則主要關注我們有必要在三明治連鎖店裡繼續戴口罩)。牛津大學甚至在推特上發推其中一條新聞連結;我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研究發現,但洩密的科學卻可以,這似乎是精神錯亂了。

我不認為我們有人去調查消息從哪裡走漏(對於洩密的源頭為何,充斥著各種猜測:是英國疫苗任務小組的某人說出去的,還是有政府部長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個好消息?)但這讓我們在未來更加小心。如果我們瞭解得還不夠清楚的話,這件事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了,當聚光燈照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時,燈光是多麽刺眼。

媒體的影響

在我小時候,我夢想著要成名:我會上電視,《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會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以上純屬虛構,並沒有人這麼說過。

一整個 2020 年,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挺身應付自己的人生課題。與此同時,由於事情還沒有難到爆表,我們以很快、有時快到嚇人的速度發展出全新的技能。我們一路走一路解決問題,也因為參與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故事」,我們學習著如何克服在溝通上所遇到的挑戰。

當人們只想要簡單的答案時,我們試著想出方法讓人們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在為病人保密(和避免內線交易)的同時,也要公開透明。要真實地介紹我們的工作,卻又不低估它的價值。既要跟人們討論與數據相關的注意事項、未知數及不確定性,又要能給人們安慰,讓人們信任我們的工作。在維持住個人生活界線的同時,我們也努力促進大眾對科學有更多瞭解。

有時候媒體(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會幫助我們應對這些緊張局面。大部分新聞記者跟我們一樣,都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在傳播新興的複雜科學方面,有許多記者做得相當出色。但是在其他時候,媒體似乎也確實造成了緊張狀態。有時候,某些記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記者根本沒仔細去查證真相,就把這位記者說的話當成事實報導出來,結果訊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聳人聽聞,讓我們深感挫折。

這同時也是我們的機會,畢竟可以接觸到通常不會對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的人群,並將確認過的正確訊息告訴全世界。我們始終清楚,疫苗之父詹納(Edward Jenner)的偉大成就不是發明對抗天花的疫苗。疫苗並非他的創見,他就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發展壯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眾宣傳他的發現,並呼籲人們廣泛接種疫苗。

1796 年,愛德華.詹納發明人類史上第一支疫苗,用來對抗天花。圖/Wikipedia

媒體像雙面刃一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不是有影響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員,所以我想,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先前並沒有那麼關心媒體的本質。我們在實驗室裡隱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最新發現能刊登在高度專業的科學期刊,我們會很高興。可是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拿起這把雙面刃,盡我們所能地揮動。我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們想要瞭解我們的工作,即使我們不想涉入,也無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幾個月,關注、壓力及失言都在逐漸累加。1 月底,全世界開始擔憂疫情,我們收到很多請求,希望我們發表談話。2 月時,我們在研究實驗室首度進行照片拍攝(不是在臨床生物製造機構,畢竟我們正在製造疫苗,我不能冒險讓疫苗製造過程受到汙染或中斷),往後還又進行過好幾次。

讓攝影師及拍攝小組進實驗室,總是會一團混亂。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踩來踩去,電線拉來拉去,有讓人絆倒的危險,拍攝小組將工具隨手棄置在實驗室的工作檯上,並要求深感壓力的團隊成員解釋目前正在做什麼,拍攝小組會說再講一次,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時候結局並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員認為原本要進行拍攝的辦公室不合適,會拍到窗外的鷹架,結果他們在免疫學實驗室裡最忙碌的角落拍攝訪談,毀了一整個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團隊成員一直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我記得曾跟《每日快報》(Express)的記者做過電話訪談。我跟他談了大約半小時,我以為我有小心仔細地向他描述整個故事:我們如何製造疫苗,如何測試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對於臨床試驗的計畫。結果當我看到新聞標題時,想像一下我有多麼驚訝:「冠狀病毒疫苗:牛津大學科學家怕英國『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

4 月時,聽說校園裡出現了狗仔隊(我想是有人在醫院停車場注意到某人持有長焦鏡頭的照相機)。我們並不習慣這種關注。格拉納托據稱死亡的假新聞所帶出的一連串事件,讓我們清楚的意識到,在跟媒體互動時,我們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動掌握局勢。

媒體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招募到臨床試驗志願者,新聞報導很可能是重要關鍵之一,它也提升了我們的知名度,讓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們的計畫。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保護志願者及臨床試驗過程的隱私及安全性,並給我們自己空間,繼續研究工作。

我們在為疫苗臨床試驗而設立的網站上貼出告示:「我們知道臨床試驗的進展充斥著謠言及不實報導。我們懇請民眾不要相信這些訊息,也不要繼續轉傳。我們不會再提供關於臨床試驗的評論,所有的官方更新都會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也開始將所有來自新聞記者的要求轉給大學的新聞辦公室,他們會代表我們回絕絕大部分的要求。新聞辦公室幫我們安排跟幾位選定的記者做了幾次背景介紹。我們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評論,而是討論一些一般性議題,譬如,比較兩次不同臨床試驗結果的困難之處,以及我們可能會如何處理;或者在臨床試驗中我們如何測量抗體。除此之外,我們會在有數據要發表以及有話要說時再進行溝通,而不是無話不說。

當然,這並未讓各方不再提出請求。儘管我的推特出了點狀況,相對來說我的私人資訊還是沒那麼公開,但吉爾伯特就得放棄手機了。大學網站上有她的手機號碼,記者不斷打來要她發言,公眾人士想聽她的保證,投資顧問希望得到內線消息,會議籌辦業者想找她當主講人。

吉爾伯特教授不斷收到新聞記者和各方人士的邀約。圖/Pexels

可是吉爾伯特無法放棄電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滿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釣魚嘗試,企圖誘使她點擊惡意附件,也有人寄來各種訊息,要她放棄研究,採用他們的理論來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複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劑/水及鹽/動物(「我沒有指明什麼動物」)。

大學升級了網路安全防護。有傳言說俄羅斯特工試圖偷竊我們的疫苗數據,我們的資訊人員也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問題。不過,無論他們做了什麼,肯定沒有過濾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卻也造成困擾的方法。

我們的新策略其實就是在發表第一篇同儕審查論文之前,繼續埋頭苦幹。這個策略一直還滿順利,直到佩斯頓的洩密文刊出。他讓我們大吃一驚,但還好他的結論是正確的,不像 4 月時我們處理的假新聞。疫苗的表現確實如我們的預期。它讓免疫系統增強對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防禦,並且沒有引起任何有問題的副作用。偶爾會有手臂痠痛,或是發燒的現象,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

不過就像 4 月時的情況,希望我們做出評論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這讓我們首度感到相當為難。任何一絲訊息,即使是某人從其他管道洩漏出去的,都會讓我們受到質疑。當我們什麼都不說,會被批評不夠透明化,沒有盡到告知大眾的義務,但要是我們真的說了,批評者又會說我們是在做「新聞稿科學」。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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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成立於1982年。一直堅持「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已出版超過2,500種書籍,涵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化、文學人生、健康生活、親子教養等領域。每一本書都帶給讀者知識、啟發、創意、以及實用的多重收穫,也持續引領台灣社會與國際重要管理潮流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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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 AZ 疫苗開發幕後:臨床試驗發表過程——《疫苗先鋒》
天下文化_96
・2022/03/25 ・4257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在我的下半輩子,我相信人們會一再問我,當我聽到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感覺。答案是,我當時沒有任何強烈的情緒。當然,疫苗證明有效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我有點意外,結果竟然如此複雜;一群學者做出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三個數字。另外,我也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感到憂慮。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試驗結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機會和我說話之前上床睡覺。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臨床試驗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電話告訴我,數據的分析結果會在週末出爐。我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好幾個星期。2020 年 1 月,我們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將疫苗設計出來(那時,我們是為了預防萬一而設計疫苗)。後來,當我們發現疫苗的需求愈來愈明確,就以破紀錄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內製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橫掃全球的過程中,我們在四大洲尋找志願者進行人體試驗,並且生產數百萬劑疫苗。

波拉德教授是牛津大學 COVID-19 疫苗試驗的首席研究員。圖/The Jenner Institute

我在 2 月的時候去找波拉德,邀請他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我的工作領域是早期的疫苗開發,而波拉德曾經負責幾個非常大型的疫苗試驗計畫,對於疫苗的相關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現實世界中)有豐富的應對經驗。在當時,波拉德並不知道自己會面對如此驚人的工作量。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很安全,而且在當時就確信它是有效的,但我們還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看法。我們從數千名志願者取得數萬個數據點,並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們的疫苗對於新冠肺炎有沒有保護力,以及保護力有多大。結果若超過 50%,就視為成功。

一旦分析結果出爐,我們就要開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將結果填入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新聞稿,波拉德認為大概會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紅酒,好好睡一覺」,等待通知。

我預見自己在下星期會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須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為了應付新聞發布的場合,我還從網路商店訂購了幾件新襯衫。試穿之後,發現其中一件襯衫非常不適合我,必須退貨。退貨其實並不急,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論有多小),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貨收貨點在一英里外的報刊販售店,在涼爽的 11 月天散個步應該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聖誕節燈飾,現在才 11 月 21 日耶!經過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一年,人們似乎想早點把燈飾拿出來,振奮一下心情。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剛上學的那幾年,聖誕節的準備工作從 10 月底開始,他們為了準備聖誕話劇,必須在學校待得很晚,然後滿嘴聊的都是聖誕節話題,直到學期結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覺得很累,一方面又覺得很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而那時聖誕節還沒到呢!今年,提早裝飾的聖誕樹似乎在提醒我們,年底快要到了,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疫苗有沒有效。

充滿壓力的疫苗開發工作

我繼續忙著做各種小事。我不能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去年開始習慣,就算我的工作不順利,我也不會說什麼。他們知道,我們的團隊在過去兩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兩萬四千名試驗志願者的血液樣本陸續送到實驗室,等著處理。

有一批從巴西來的樣本,本來應該在星期二下午六點半送到,但晚上九點半才抵達。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忙著檢查、解凍、分類、貼標、重新包裝與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來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樣本無關的工作人員全都回家去,因為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實驗室的人數限制再次出現嚴格規定。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冷凍儲存空間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樓,求同事把可上鎖的冷凍庫借我們用。星期六早上,我一個人安靜的待在辦公室,把標籤插進試管裡,為下一批從南非來的樣本做準備。許多人在那個星期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為我不和他們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試著看書,但後來睡著了,直到手機的訊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開視訊談談。這個情況有點異常。我以為他隔天早上才會和我聯絡,我也以為他只會告訴我一個數字,說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訊息給他:我們不能用電話談就好嗎?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讓我看幾張投影片。

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時間為什麼提早了一天?為什麼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筆電準備就緒之後,波拉德開始向我說明投影片的內容。他冷靜快速的說出重點。整體效力是 70%。這個數字沒有輝瑞(Pfizer)或是莫德納(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麼高,不過,我們的結果還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標 50%,也高於一些評論員在幾個星期前警告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30%。總之,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臨床試驗採用了不同的劑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願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先使用標準劑量一半的劑量,第二劑才使用標準劑量,這組的效力是 90%,而兩劑都採用標準劑量的那組,效力是 62%。

(A)施打兩劑疫苗的整體數據,疫苗效力是 70%。
(B)施打兩劑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62%。
(C)施打低劑量加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90%。圖/The Lancet

一般來說,科學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數字時,通常會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情況並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須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開盤之前,將試驗結果透過新聞稿公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學統計學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們得到了兩個獨立分析的數據。

準備新聞稿和媒體訪談

那個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和各個群組的同事透過 Zoom 會議討論分析工作和媒體計畫,偶爾到實驗室露個臉,看看一切是否順利。但我不能和他們久聊,因為我不能讓實驗室的人知道,我已經知道分析結果,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效力數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收到通知,他們很可能要透過新聞才能得知結果。我為了找點事做,走路到商店去買水果給實驗室團隊,畢竟他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披薩和蛋糕。

新聞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點,新聞稿還沒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覺,但睡得很不安穩,凌晨三點就醒了。醒來時,我發現新聞稿已經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我發出核准新聞稿的通知,然後試著再睡一會兒。新聞稿會在早上七點發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體進行訪談。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點三十分出門,我知道自行車道沒有路燈,而且路上的水坑會結冰,於是放棄騎自行車的念頭。我把汽車表面的冰刮掉,開車上路。到了辦公大樓中庭,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人在清潔環境,他們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點作用也沒有。我委婉的提醒他們,口罩要蓋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辦公室裡,覺得今年進這個辦公室的次數好像超過了一百萬。我開啟電腦,點擊媒體團隊的工作表格連結,想知道第一個和我進行訪談的記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開,點擊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放棄。我拿了梳子和化妝包到洗手間,結果發現我的左臉頰有一個被蟲子咬的紅腫叮痕。

約莫七點四十五分,當蘭貝(Teresa Lambe)進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覺得有點想哭。蘭貝教授是免疫學家,不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設計疫苗,從此和我一樣賣命工作一直到現在。她看到我的模樣,以為我是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緒激動。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這種情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訴她,我只是覺得很沮喪。我睡眠不足,接下來又要面對一整天的媒體訪問。

蘭貝教授是 AZ 疫苗的共同開發者之一。圖/The Jenner Institute

後來我發現,第一通視訊電話八點三十分才開始,我根本不必那麼早出門,根本不需要趴在擋風玻璃上把冰霜刮掉,連早餐都沒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發揮作用之後,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來,我嚴陣以待,迎接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視訊電話,他在今年曾經來為我們團隊加油打氣。然後是一場線上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的記者都想瞭解一半劑量/標準劑量模式的事(但我們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之前才得到結果,其實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接下來是在地下室的研討室,與好幾組新聞採訪團隊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是一連串的電話訪問。

訪問我的第二位記者問我,我有多厭煩媒體,而我說,「挺厭煩的」。他說他很同情我,因為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在正職之外抽空應付媒體,感到厭煩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實上,新冠肺炎疫苗並不在我的正職範圍之內,它是額外的工作,我的正職是為另外五種疾病研發疫苗,但我也懶得向他解釋了。

吉爾伯特教授(本文原作者)與不同的團隊合作,開發出 AZ 疫苗。圖/The Jenner Institute

到了下午,有人探頭進我的辦公室,提議買香檳讓大樓裡的團隊成員一同慶祝。我累壞了,很想改天再慶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也很渴望開香檳慶祝。他們的計畫是,每個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視訊電話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咖啡杯裡倒了一點點香檳(因為玻璃杯不夠用),啜飲幾口之後,我開始放鬆下來。我短暫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鬆懈感覺,然後突然意識到今天才星期一。過去幾個月就像是無止境的週間,週末一直沒有來臨。

有幾位記者問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覺是什麼。我向他們坦承,還沒告訴家人,只是在早上七點用 WhatsApp 傳了一則訊息,寫著「新聞發布日」。回到家時,全家人過來擁抱我,然後把我帶到廚房,原來他們為我準備了慶祝大餐。我們一起吃飯,舉杯慶祝。最後,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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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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