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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共享摧​垮集體智慧

科學松鼠會_96
・2011/05/26 ・996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SR值 565 ・九年級

當人們能夠知曉別人的想法時,集體智慧可能轉向集體無知。

統計顯示,集體裡的個人偏見可以相互抵消,形形色色的個人想法最終會轉變成統一度驚人的平均答案。而一項關於群眾智慧的新研究表明,如果被測者的想法相互透明,那麼他們的見解很容易偏離正軌。

「儘管最初群體是『明智的』,但對他人的猜忌會把觀點多樣性壓縮到極小的程度,從而破壞集體智慧。」瑞士蘇黎世聯邦學院數學家揚•洛倫茨和社會學家海科•羅侯特的研究小組這樣寫道,他們的成果發表在5月16日的《PNAS》中。「即使是微弱的社會影響也能削弱群眾智慧。」

群體準確性描述該效應也許更加合適,因為它最適用於量化估計問題。幾十年來,不乏研究它的人,最早可以追溯至1907年,弗朗西斯•高爾頓在集市上讓人群猜測一頭牛的重量。這個觀點因經濟學家詹姆斯•索洛維斯2004年的暢銷書《群眾的智慧》一躍成為主流。

索洛維斯解釋說,群體智慧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有效。群體成員的觀點必須多種多樣,而且是獨立提出的。

如果沒有上述條件,群體智慧就會失效,這也是一些市場泡沫(破滅)的證據。計算機對群體行為的模擬也揭示了群體崩潰的動態原則,在模型中研究者平衡了信息流和產生偏差的不同意見。

洛倫茨和羅侯特的實驗同時適合大規模人群、混亂的現實世界和理論研究。他們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招募了144名學生,讓他們坐在獨立的房間內猜測,瑞士的人口密度、義大利的邊境長度、2006年蘇黎世的新移民數量和犯罪數量。

回答完畢後,研究者們會根據測試者答案的準確性給予一些獎金,然後重新提問。實驗又進行了4輪,其中一部分學生知道了其他測試者的答案,而另一部分學生則沒有被告知。實驗結果表明,獨立測試者的平均答案變得更加準確,符合了群體智慧現象。然而,受到他人答案影響的測試者準確度卻有所降低。

研究者們把結果歸結於三個效應。一是「社會影響」——限制了意見多樣性;二是「範圍縮減」——用數學術語來說,正確的答案集中在群體的邊緣範圍;三是「信心效應」加劇了前兩個效應,所以學生們更加確定了自己的猜測。

「民意調查和大眾媒體極大地在促進了信息反饋,使我們對事實的判斷趨於一致。群體智慧價值連城,但錯誤的使用可能「導致對錯誤的信念過度自信」。

來源:PNAS 5月16日論文摘要果殼網「科技名博」主題站

悠揚 審稿 / 本文來自科學松鼠會資訊小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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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松鼠會是中國一個致力於在大眾文化層面傳播科學的非營利機構,成立於2008年4月。松鼠會匯聚了當代最優秀的一批華語青年科學傳播者,旨在「剝開科學的堅果,幫助人們領略科學之美妙」。願景:讓科學流行起來;價值觀:嚴謹有容,獨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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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量過大啦!我們其實不擅長處理複雜的資訊?——《生物轉大人的種種不可思議》
商周出版_96
・2023/11/21 ・1330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誰不接受多樣性?

我們的成長方式具有多樣性。有人長得快,有人長得慢;有人長得高大,有人長不高。這種多樣性是「生物的策略」。不過有個東西並不接受多樣性。就是我們的大腦。

人腦不善於處理複雜的訊息。

有一個法則叫做「神奇數字七法則」,意思是:人類一次頂多只能記住七樣東西。

這是真的嗎?我們來試試看。

請記住以下插圖,限時三十秒。

接著再看下面的圖,什麼東西不見了?

答案是不倒翁。為什麼明明十樣物品也不多,我們就是記不住呢?

再來試試下一題吧。

雖然超過七個圖,但是這一題可能大家都記得住,因為這些圖都與《桃太郎》的故事有關。先找出關聯性,再加以歸納整理,大腦才有辦法勉強記住超過七樣東西。

大腦不擅長處理太多資訊

記憶圖畫或許比較困難,試試看數字吧。

請記住旁邊的數字,限時五秒。

怎麼樣? 是不是太簡單了點!

下面這一組數字呢? 也是限時五秒。

上面這一題是不是也太簡單了!

下一組數字呢? 限時同樣五秒鐘。

如何?

前兩題應該可以輕輕鬆鬆記住,但是第三題就比較不容易了吧?

你知道第三題有幾個數字嗎?

答案是八個。

只有八個!

人類厲害到發明了電腦,我們優秀又傑出的大腦照理說應該能理解一百、一萬,甚至一億個數字。然而實際上,人腦必須費盡力氣才能記住兩隻手數得完的數字。我們的大腦本質上不擅長處理「大量」的資訊。

理解「大量」的方法

如同上述的例子,當題目是文字(圖像)時,只要歸納出《桃太郎》的故事,我們的大腦就更容易理解。

那麼數字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數列。

把亂七八糟的數字排成一列,是不是就好記很多?

如果再排成下面這樣呢?

這次是依照數字的大小排序。

我們可以看到「3」有兩個,而 1 到 9 中間缺少了「7」和「8」。經過排列和整理順序之後,人腦就比較能夠理解這些資料。我們的大腦最喜歡把東西排成一列或排順序。學校排成績也是這樣的關係吧?

——本文摘自《生物轉大人的種種不可思議:每一種生命的成長都有理由,都值得我們學習》,2023 年 8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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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生「南亞」,之後往哪去?破解綠豆的傳播路徑——《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_96
・2023/10/28 ・4698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 作者/李承叡
    •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 Take Home Message
    • 農作物在馴化後的傳播受到人類活動影響,綠豆於南亞印度次大陸被馴化,往東南亞、東亞到中亞的逆時針方向傳播。
    • 因南北方環境差異大,綠豆順著環境梯度小的路徑傳播。傳播到北方的綠豆(中亞)也發展出躲避乾旱的性狀。
    • 《天工開物》、《齊民要術》記載古代綠豆的性狀和栽種方法,佐證氣候影響傳播路徑,更塑造現今多樣的品系。

小麥與大麥起源於中東,稻米起源於長江流域,玉米起源於中美洲,這些是生物學家已經證實的農作物起源。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農作物在被馴化之後如何擴散到世界各地,又為什麼產生如此多樣的形態?

除了人類傳播之外,有沒有其他因素會影響農作物散播的時間和路徑,進而改變同一種作物在不同地區的形態特質,最後甚至決定了人們栽種與使用它們的方式?我們能否使用語源學(etymology)與千年前的中國文獻記載,佐證現代遺傳學研究?

以起源於印度次大陸的綠豆為例,筆者的研究團隊就在近期解析了綠豆傳播到整個亞洲的特殊路徑,並找出了關鍵的決定因子。

從遺傳資訊推敲綠豆的傳播路徑

和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蔬果不同,野生的植物既不好吃也不適合栽種。於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中慢慢把野生植物改變為自己喜歡的樣子,這個過程就是「馴化」(domestication)。被馴化的農作物有一個關鍵性狀:無法自然散播種子,人類能藉此確保農作物的收穫量。

野生豆科植物(Fabaceae)成熟的豆莢會自然開裂,但這樣的能力在栽培豆類卻早已消失,因此許多作物栽培品系的繁衍與傳播只能依靠人類。這是不是代表農作物在馴化後的傳播只會受到人類活動影響呢?

研究團隊與國際農作物種原中心合作,使用超過千個綠豆栽培品系(以下簡稱綠豆)並解析遺傳多樣性,發現綠豆可分為與地理位置緊密相關的四大族群:東亞、中亞、東南亞、南亞族群。

過去考古證據顯示,綠豆在數千年前首先於南亞印度次大陸被馴化。有趣的是,遺傳分析發現它們並非向各個方向同時擴散,而是尋著南亞、東南亞、東亞,再到中亞的逆時針方向傳播(圖一)。

圖一、亞洲四大栽培綠豆族群的傳播途徑與種子形態。圖/科學月刊 底圖/吳培文

在東亞,這樣的傳播方向也許有跡可循。身處東亞的古中國人通稱西域、中亞民族為「胡人」,因此以「胡」為名的作物多半是由中亞往東傳播到東亞。

成書於約 544 年的中國古代農牧著作《齊民要術》記載當時黃河流域中下游的農業狀況,其中提到胡麻、胡瓜、胡蒜(大蒜)、胡荽(香菜)、胡豆(蠶豆或豌豆)等作物,只有綠豆是以「菉豆」稱之。這似乎支持綠豆不是由中亞向東傳播,符合由遺傳資訊推導出的傳播路徑。

一般來說,動植物的傳播是循序漸進的,因此栽培綠豆在南亞被馴化後,應該會同時先往較近的東南亞與中亞傳播,最後才進入東亞。

中亞和南亞的地理位置相對近,但為什麼綠豆卻輾轉繞了亞洲一大圈之後才出現在中亞呢?植物的自然傳播通常會受到地形阻隔的影響,因此南亞與中亞之間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可能是個明顯的地理屏障。

但是如同前文所說,綠豆已經沒辦法自然傳播,只能靠人類散播種子了,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興都庫什山脈對人類活動會不會是個屏障,阻隔了中亞與南亞居民的交流?在過去,穿越興都庫什山的交通雖然不便,但並非不可能。

早在 4000 年前,中亞與南亞之間已經有文化交流的證據,歷史上跨越興都庫什山的商業活動(如絲路的南亞支線)其實並不少見,且許多政權的領土均包含興都庫什山南北兩側(如貴霜帝國與帖木兒帝國)。既然兩地間的交流如此頻繁,綠豆為什麼沒有直接從南亞傳播到中亞?

形態與環境差異是重要線索

歷史上南亞與中亞的頻繁交流顯示,人類很有可能曾經嘗試把起源於南亞的綠豆直接帶到中亞種植,但最後沒有成功,所以今日的中亞綠豆後來才由東亞傳入。而這個歷史疑案也許可以從氣候環境與生態學找到解答。

從亞洲的衛星照片來看,我們第一時間就會發現各地「顏色」不同:南亞與東南亞比較綠,中亞卻是一片褐色,直接反映各地的氣候條件有所差異。

於是研究團隊比較了不同綠豆族群的棲地環境,發現南亞與中亞的環境相差非常多:南方的生長季長、降雨多,但北方的中亞生長季短、且剛好是乾季(圖二)。因此人類活動雖然有可能把綠豆往各個方向傳播,但起源於南亞的綠豆卻無法在中亞被順利種植。

相對地,東南亞和南亞的氣候環境相近,綠豆可以順利在當地被種植。接著,東南亞和東亞的靠海地區降雨較多,由東南亞向北傳播相對沒那麼困難。我們可以因此推論,綠豆順著環境梯度較小的路徑、以逆時針的趨勢從南亞傳播到亞洲各地。

地理學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提到,因為南方與北方環境差異較大,與人類相關的動植物較容易沿著大陸的東西軸線快速傳播。綠豆的傳播路徑也印證了這個論點。

圖二、亞洲南、北部的氣候差異會影響綠豆的生長,導致綠豆的形態特質產生差異。圖/科學月刊 底圖/ArcGIS

如果環境差異真的讓數千年前南亞的綠豆品系無法順利在中亞被栽培,那現代的綠豆為什麼可以存活在中亞地區?是不是中亞的綠豆已經產生了一些改變,讓它們可以適合當地環境?

為了釐清這個問題,研究團隊設計了田間試驗,結果發現南方的綠豆生長期較長、開花較晚、豆莢較多、種子較大;北方綠豆(尤其是現代的中亞品系)在這些性狀都有相反的趨勢。

此趨勢符合一種植物躲避乾旱的典型策略:當植物生活在生長季短又乾燥的北方,在土壤水分耗盡前盡快開花結果是最有利的,但也造成產量較低的副作用。

有人可能會問,在這些 20 世紀蒐集的綠豆品系中看到的性狀差異,真的能反映他們歷史上的不同嗎?科學家測量到的差異會不會是近代育種的結果?幸運的是,千年前的中國文獻幫了大忙。

根據宋神宗熙寧年間(約 1068~1077 年)的文獻《湘山野錄》對宋真宗(968~1022 年)的記載:「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綠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文中清楚提到,相較於身處北宋國都開封(中國中北部)的宋真宗所熟知的綠豆,西天(南亞)的綠豆產量高、種子大(圖三),與21世紀科學家的研究結果相符。

圖三、千年前的宋真宗為現代植物遺傳學研究提供最好的佐證。圖/科學月刊 素材/wikimedia

栽種條件與方式也會影響傳播

除了氣候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也有可能限制南方綠豆在北方的種植、進而影響傳播路徑嗎?研究團隊也發現,古人的記載隱藏了植物生理學的精髓。1637 年由宋應星撰寫的《天工開物》記載:「綠豆必小暑方種,未及小暑而種,則其苗蔓延數尺,結莢甚稀。若過期至於處暑,則隨時開花結莢,顆粒亦少。」

24 節氣與太陽運行有關,因此當年的小暑應與現在相近,在國曆7月7日左右,處暑應在 8 月 23 日左右。不過,24 節氣和植物生理學有什麼關係呢?事實上,24 節氣反映了太陽的相對位置,也就是日照時間的長短。

綠豆是原生於南方的短日照植物:一天內的日照長度(簡稱日長)必須低於某個時數,綠豆植株才會開花。在北方高緯度地區,若在 7 月初之前種綠豆,日長太長,短日照植物只長大不開花,造成「其苗蔓延數尺,結莢甚稀」;若在 8 月底才種,日長太短,因此「隨時開花結莢,顆粒亦少」。

綠豆種植之後也必須在秋季的低溫來臨之前收成,由此可見日照長度與秋季低溫大大限制了綠豆可以在北方種植的時間,尤其是在中亞,這個時間點正好是乾季(圖四)。因此各種氣候條件均在北方偏好生活史短的綠豆品系,讓南方生活史較長的品系沒辦法直接在北方穩定栽培。

氣候條件的差異影響綠豆在亞洲的傳播路徑,塑造亞洲各地具有不同生活史及形態的栽培品系,也再次佐證研究團隊推估的逆時針傳播路徑。

圖四、現代中亞作物栽培的時程與綠豆四個族群原生地的月平均降雨量。由於主要作物(冬小麥)生長期、日照長度、與秋季低溫的影響,在亞洲北方僅有短短幾個月適合種植綠豆,且中亞在這幾個月是乾季,更加需要相對耐旱、生活史短的綠豆品系。圖/科學月刊 資料來源/李承叡

相對於南方著重於產量的育種方式,北方綠豆生活史短但產量低,這樣的特質其實也影響到當地人們運用與栽培綠豆的方式。

有趣的是,相較於糧食作物,6 世紀的《齊民要術》更加強調綠豆身為「綠肥作物」的角色:「若糞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穊種菉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殺之。如以糞糞田, 則良美與糞不殊,又省功力。」

豆科植物會與根瘤菌共生,將空氣中的氮氣轉換為生物可利用的形式。這段敘述甚至不太重視綠豆種子的收成,直接將植株埋入土內當肥料,更強調了效果與糞肥一樣好。

在近代中亞,當地人也不會把綠豆當成主要作物,而是在冬小麥收成後(6 月)與下一輪冬小麥播種前(10 月),利用田裡剩餘的水分栽培綠豆。

在過去,這或許有點碰運氣的味道——有收成很好,沒有的話就當綠肥。當然,這是指過去的農耕情形,若在近代農業科技與灌溉技術發達的東亞,情況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跨領域探索農作物傳播歷史

在綠豆的傳播故事中,研究團隊的論點是南亞與中亞巨大的氣候環境差異造成此特殊的傳播路徑。但是就如同大多數的生物學研究,反例依然存在:胡椒、胡麻、胡瓜這三種作物,考古學研究證明它們起源於印度,但它們的名字(胡)卻顯示它們可能由印度先傳播到中亞,再到東亞。

為什麼這些作物不像綠豆一樣受到氣候條件限制?筆者研究團隊認為,這些相對高價值的重要香料、油料、瓜類等作物可能受到人類更細心地照顧與灌溉,因此或許較不受氣候環境逆境影響。

如前文所述,綠豆在北方一開始的角色可能是農閒時的綠肥或是碰運氣的作物,不太需要照顧與灌溉,因此受氣候環境影響相對大。

這個研究雖然以綠豆為出發點,最後卻回答了更大的問題:什麼因素會影響農作物的傳播、傳播的後果又為何?

研究團隊證明了氣候環境會決定農作物傳播的路徑、促進形態多樣性、甚至最後改變了人類對這個作物的種植與使用方式:在南方,人們追求產量與大種子;在北方,農人只能趁短暫的夏季種植生活史快、產量低的品系,順便當綠肥。

連結遺傳多樣性、氣候環境、植物適應及人文歷史,這個綠豆的故事為農作物跨領域研究開啟了新的視野。

延伸閱讀

  • Ong, P. W. et al. (2023). Environment as a limiting factor of the historical global spread of mungbean. Elife, 12, e85725.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3 年 8 月號〉
  •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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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大腦的最後波紋——人生跑馬燈的科學證據?
YTC_96
・2023/08/09 ・2578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最後波紋。圖/imdb.com

JOJO 的奇妙冒險中,西撒.安德里歐.齊貝林臨死前的「最後波紋」代表著生者最後的思念與力量,是讓 JOJO 粉痛哭流涕的名場景。最後的波紋看似只是作者荒木飛呂彦大師的創作,沒想到神經科學家記錄了瀕死的人類大腦的活動,發現死亡的當下出現有節律的高頻波紋。這些波形和做夢、記憶回憶以及冥想期間發生的腦電圖相似,也彷彿說明最後的波紋是真的存在!

此外,據說人在彌留時能瞬間看到過往的種種回憶,就像人生跑馬燈般快速回顧一生。這些在生死間徘迴所產生的不可思議現象一直是科學家們感興趣的議題。究竟心臟停止後的瀕死狀態(near-death experience (NDE))和大腦活動與意識狀態的關係是什麼?大腦在瀕死狀態時發生了什麼?這是否又能解釋人生跑馬燈的現象呢?

神秘的瀕死經驗

根據瀕死經驗科學研究的奠基者,且有瀕死經驗科學研究之父之稱的布魯斯.葛瑞森醫師(Bruce Greyson),瀕死經驗是一個深刻的主觀心理經驗,通常發生在接近死亡的人身上,處於嚴重的身體,或情緒危險的情況下。這種體驗超越個人自我的感覺,是一種神聖或更高原則的結合。包括脫離身體、漂浮的感覺、完全的寧靜、安全、溫暖、絕對溶解的體驗和光的存在。又甚至可能經歷包括痛苦、空虛、毀滅和巨大空虛的感覺[1-3]

瀕死體驗中反復出現的常見元素是看到一條黑暗的隧道,經歷明亮的燈光,寧靜祥和的感覺。該圖為荷蘭畫家耶羅尼米斯·波希 (Hieronymus Bosch) 的Ascent of the Blessed。圖/wikimedia

即時記錄瀕死的人類大腦活動

過去認為心臟停止後大腦是低活動的狀態,直到約 15 年前左右(西元 2009 年),才記錄到死亡前電流激增(end-of-life electrical surges (ELES))的現象。 但這些紀錄僅來自回溯瀕死期間的測量值,並不是即時記錄臨終患者腦電圖[4]

大約 10 年前,密西根大學研究員吉莫波吉金(Jimo Borjigin)和其團隊進行老鼠實驗,發現在心臟停止後的前 30 秒,gamma 振盪與 alpha 和 theta 之間的相位耦合在大腦皮質與心臟,以及大腦前端和後端的連接性有增加的現象。這些神經振盪原本都只存在於清醒的生物上,但在瀕死狀態下,這些高頻神經生理活動卻超過了清醒狀態下的水平[5]。 這也說明了在動物在臨死前可能經歷了特殊的體驗。

第一次在人類大腦進行從瀕死到死亡過渡階段的連續腦電圖記錄,則在去年 2 月發表在「老化神經科學前沿」(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的勞爾維森特(Raul Vicente)博士及其同事使用連續腦電圖檢測一名 87 歲的患者癲癇並同時進行治療。雖然很遺憾,最後患者心臟病發作並去世了,但他們測量了死亡前後 900 秒的大腦活動,並調查心臟停止跳動前後 30 秒內發生的情況。結果發現,就在心臟停止的前後,出現了 gamma 振盪、theta 震盪、alpha 震盪以及 beta 神經震盪的變化。這結果就和之前的老鼠實驗相當類似[6]

在瀕死狀態下,這些高頻神經生理活動卻超過了清醒狀態下的水平。 這也說明了在動物在臨死前可能經歷了特殊的體驗。圖/ Pixabay

瀕死之際大腦活動激增能否解釋人生跑馬燈?

雖然以上的研究說明,人在死亡前大腦會產生類似清醒狀態時才有的腦波反應,但這些證據並不足以證明人生跑馬燈的存在。為了證實這個現象的可能性,之前提到進行老鼠實驗的吉莫波吉金(Jimo Borjigin)在人類使用相同的計算工具來分析腦電圖信號,並關注腦電圖功率的時間動態、低頻和高頻振盪之間的局部和遠程相位-振幅耦合,以及所有頻段的功能性和定向大腦皮質連接。簡單來說,就是想要知道瀕死時人類大腦和意識以及認知功能相關的腦區是否產生變化。

他們對四位已陷入昏迷的病人進行紀錄,在死亡前,兩名在前額和中央皮質區出現廣泛的 beta 和 gamma 波增加。這兩名病人隨後出現了顳葉中反復出現的大型 beta 和 gamma 波活動,並涉及到體感皮質(somatosensory cortex, SSC)。高頻 gamma 波的振幅與慢速 beta 波的相位之間的關聯是發生在背外側前額皮質(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體感皮質之間。更值得注意的是,gamma 波激增的位置是在和意識緊密相關,由顳葉-頂葉-枕葉皮層組成的後皮質熱區(posterior cortical hot zone)[7]

一名 24 歲昏迷婦女在移除呼吸器後的的腦電圖變化。
S1:該婦女有呼吸器維持生命,因心臟驟停引起缺氧損傷。
S2: 開始時移除呼吸機,此時出現高頻和高振幅活動。
患者的最後一次心跳發生在右側的 S11 末尾。圖/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受限於道德倫理以及醫學技術,科學家們無法直接驗證瀕死大腦產生的腦波狀態是否就是產生瀕死經驗。但至少能確定的是,哺乳動物的大腦可以在瀕死時產生與增強的意識處理相關的神經關聯。

結論

《論語‧先進篇》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雖然孔子曾說,活人的事情道理都還不明白,又怎能清楚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呢?但探討人在生死間徘徊的現象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更代表著意識研究、臨床應用和倫理議題的突破。

透過更精細且長時間的腦電波紀錄追蹤,有許多證據觀察到在人們跨越生死那一瞬間,大腦會試圖做最後的掙扎。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載,轉眼間便煙消雲散,瀕死的大腦在跨越生與死那鴻溝之前的體驗也是人生謝幕前的最後一次演出。

從瀕死經驗探討人性的電影-別闖陰陽界(Flatliners)。圖/IMDB

參考資料

  1. Greyson, B. (2000). Near-death experiences. In E. Cardeña, S. J. Lynn, & S. Krippner (Eds.), Varieties of anomalous experience: Examining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pp. 315–35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uce_Greyson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ar-death_experience
  4. Chawla, L. S., Akst, S., Junker, C., Jacobs, B., and Seneff, M. G. (2009). Surges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activity at the time of death: a case series. J. Palliat. Med. 12, 1095–1100. doi: 10.1089/jpm.2009.0159
  5. Borjigin, J., Lee, U. C., Liu, T., Pal, D., Huff, S., Klarr, D., et al. (2013). Surge of neurophysiological coherence and connectivity in the dying brai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0, 14432–14437. doi: 10.1073/pnas.1308285110
  6. Vicente R, Rizzuto M, Sarica C, Yamamoto K, Sadr M, Khajuria T, Fatehi M, Moien-Afshari F, Haw CS, Llinas RR, Lozano AM, Neimat JS and Zemmar A (2022) Enhanced Interplay of Neuronal Coherence and Coupling in the Dying Human Brain. Front. Aging Neurosci. 14:813531. doi: 10.3389/fnagi.2022.813531
  7. Xu G, Mihaylova T, Li D, Tian F, Farrehi PM, Parent JM, Mashour GA, Wang MM, Borjigin J. Surge of neurophysiological coupling and connectivity of gamma oscillations in the dying human brai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23 May 9;120(19):e2216268120. doi: 10.1073/pnas.221626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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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部到博士班,在神經科學界打滾超過十年,研究過果蠅、小鼠以及大鼠。在美國取得神經科學博士學位之後,決定先沉澱思考未來的下一步。現在於加勒比海擔任志工進行精神健康知識以及大腦科學教育推廣。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討論 ytc32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