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惡魔不是天生的》，本書旨在探討人類犯下罪行或邪惡背後可能的原因與相關的研究。本文摘錄有關「性侵犯」的章節。

會發生性侵犯，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某些人在社會影響下從根本上懷抱著某些看法，認為這些事是可接受、可理解，至少是可寬容的行為。身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讓這類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只會造成傷害的惡行不斷延續下去。

性侵犯的出現，文化很有關係

雖然有些人更值得責怪，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怎麼會這樣？這都是小事開始，日復一日的性別歧視，創造出一個瀰漫著人格物化、騷擾與性侵犯的文化。女性與男性都做出一連串讓大家將女性受到低劣待遇視為稀疏平常的行為。

• 就像是我們總會先對女性說她很有吸引力，接著才是她很有趣或是聰明。
• 就像是我們在辦公室裡開黃腔，笑笑的暗指蘇西是個蕩婦，或亞曼達是個賤貨時。
• 就像如果有個女性不想跟我們上床，我們會感到憤怒，而說她是個騷貨。
• 就像是我們假設那些女性不想上床，所以男人應該去開發她們。
• 就像是女性只想跟我們「當朋友」，我們會感到懊惱。
• 就像是我們假設請她吃晚餐、喝飲料或是送她禮物，代表我們有權跟她上床。

不過以上種種是怎麼跟強暴扯上關係的？因為這個社會教導男性，女性之所以用心打理妝容、穿上光鮮外衣、維持姣好身材，都是為了他們（男性）。

關於「強暴」有哪些迷思？

提到強暴迷思時，一般相信性侵犯會有些前兆，也有人對此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二〇一一年莎拉．麥馬洪（Sarah McMahon）與勞倫斯．法馬（Lawrence Farmer）創造了一個強暴迷思接受量表，其中包含了顯性與隱性強暴迷思。

根據他們的研究，強暴迷思主要的類別有
（一）、受害者要求這樣做的
（二）、侵犯者不是故意的
（三）、這其實不算是強暴
（四）、受害者說謊。

以上迷思都是在替強暴犯的行為開脫，至少也想把一部分歸咎於受害者。

對於社會普遍存在的強暴迷思，其中我最中意的是二〇一一年時米蘭達．霍維斯（Miranda Horvath）所做的研究呈現的形式。她想看看針對年輕男性的「青少年」雜誌，是否能藉由以在主流內容中表達他們的觀點，來「讓極度性別歧視的看法正常化」。

研究部分內容，是讓參與者閱讀從青少年雜誌以及被判刑的強暴犯專訪中節錄的文字。他們想看看參與者能否辨別出兩者的差異，以及他們對於這些節錄文字的接受程度。

就讓我們來測試一下吧。來玩個「青少年雜誌，還是強暴犯？」的遊戲：

1. 「不想成為現行犯被抓住…… 在公園長凳上搥爆她。這是我過去的伎倆。」
2. 「最讓我火大的就是那種守洞女孩。她們先讓男人上火，接著在重要關頭就給我中斷。」
3. 「女孩用穿上迷你裙和小熱褲來表示她們想要……她們就是在展示自己的身體……無論她們明不明白這件事，她們就是在說，『嘿，我擁有漂亮的胴體，如果你想要的話，它就是你的。』」
4. 「臉頰上流有睫毛膏痕代表她們剛剛在哭，而且這可能是你的錯……但你可以用有點老派的進進又出出，來讓這個悲慘的美人開心起來。」

你能分辨出其中的差異嗎？參與者的得分只高於亂猜一點點，正確選出是青少年雜誌內容的機率是五六．一％，選出是判刑的強暴犯專訪的機率是五五．四％。

我最喜歡的部份（或說是最不喜歡的部份）是根據作者的說法，「參與者在替這些節錄文字按照女性被劣化程度排名時，青少年雜誌節錄文字排名在強暴犯專訪節錄之前。」沒錯，實際印在雜誌上的看法，整體來說似乎比實際犯案的強暴犯分享的看法更糟糕。

作者認為這表明了，「青少年雜誌裡的文本架構可能會讓青少年把這些事情正常化」。喔對了，上面第一和第四點是從青少年雜誌節錄的，第二和第三點則是從強暴犯的話節錄的。

二〇一八年時彼得．赫加提（Peter Hegarty）與其同僚發表了一項追蹤研究。他們發現這個議題比想像中更複雜些；參與者現在發現這些性別歧視的節錄文字令人不快且不友善。

他們還發現，至少在英國，人們對推廣這種看法的雜誌開始改變態度。然而，他們總結道，這項研究不只是對雜誌造成影響，也可以用來扭轉把討論性暴力正常化的青少年文化。

「在超市周邊那種逞勇鬥狠的事情已經沒有幾年前那麼盛行了，不過無論是線上或線下，在校園中仍然可見到這類事件發生……當女性受到平等對待是種社會規範時，我們的發現或許可應用在試著讓青少年男性在接觸這類文本時產生批判性思考，不過性別歧視仍然與青少年男性的性別社會化息息相關。」

在許多國家，性別歧視感覺像是上個世紀的事情。我們可能會公開批評上述出自於青少年雜誌或強暴犯之口的評論，不過每當討論話題變成某篇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報導時，通常會有人說出（一）、受害者在說謊。（二）、她們過度誇大，或是（三）、她們正嘗試著毀掉犯人的人生（「她要怎麼做才能辦到？」）。

不幸之處在於，強暴迷思仍存在而且運作良好。

責怪受害者，就可以說服自己不會受害？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檢討受害者與正義世界的看法相符，才會有人支持強暴迷思呢？

換句話說，此想法認為這種事情不會在我們、我們的妻子或我們的女兒身上發生，性侵犯只會發生在那些喝醉酒後在暗巷閒晃的蕩婦。如果我們不在暗巷逗留，且穿著保守不要喝醉，那我們就不會遭到侵犯。

這樣說來，性侵犯究竟有多常見呢？

檢視官方犯罪數據對於了解這個問題的幫助不大，因為就算是包括強暴在內所有最極端的性侵犯形式，大多數都沒有報警。對大多數人來說，要他們報警的臨界值異常的高，而每個人實際臨界值也各有不同。

有些人可能會在遭受猥褻行為時，就做好挺身而出的準備，有些人則是要在反覆遭到多次強暴後才能鼓起勇氣。即使她們達到了臨界值，害怕對自己或犯人造成負面影響、自我責怪與文化因素，時常會讓受害者不敢揭開此事。就算要定義何為性侵犯都十分困難。

因此，實際上我們是無法回答「有多少人曾遭到性侵犯？」這個問題的，不過一般會假設未報警的「黑暗數據」（dark figure）數量非常多。

由於「專注在盛行數暗示著性侵犯（通常認為這是種造成精神創傷、影響極大，改變人一生的事件）與其他事件（一般認為這是件微不足道、可接受且還留待檢視的事件）有著明顯的區別。」確實，無論某人是否帶有性意味的觸摸了女性的屁股或強暴她，一般都會被歸類為性侵犯，即便大多數人（以及法律）都同意這些其實是不同的犯罪類型也是如此。

因此，為了努力感受問題的嚴重程度，研究者通常得仰賴自陳式的評估數字，並嘗試提出討論上較容易的簡化版數字。

舉例來說，根據二〇一七年由夏琳．穆連哈德（Charlene Muehlenhard）與其同僚提出的自陳式文獻回顧指出，五名女性中，約有一人曾在美國就讀大學四年期間，遭到性侵犯。

我們多少都知道一些校園裡發生的性侵犯事件，大多是因為研究者相對容易接觸到這些人。然而，穆連哈德與其同僚認為高中生與同年齡的非在學學生，兩者發生性侵犯的比率相同（不過有另一群人認為後者比率較高，非大學在學生的女性，比率為二五％ ）。

且性侵犯不僅限於年輕女性。根據楊勇傑（Yongjie Yon，暫譯）與其同僚在二〇一七年檢視了全球六十歲以上女性遭虐待程度自陳式報告的綜合分析，發現每年平均有二．二％的年長女性遭受到性侵犯。

隨便問一位女性，他們都能說出許多非自願情況下遭非禮甚至強暴的經驗。這種情況十分廣泛。而我們總是想找個人來責備，而那個人不會是自己。

二〇一七年三月在英格蘭法院，林賽．庫什納（Lindsey Kushner）御用大律師某次宣判一名強暴犯的法庭案例中也回應了此事：

「女孩們完全有權利喝到爛醉，但也應該注意到有些人可能會受到酒醉的女孩吸引而犯下強暴罪行。」

看似這段陳述戴著善意，不過仔細看，我認為其中帶有一絲檢討受害者的想法。

她實際上想表達的是，如果不喝那麼多，女性遭強暴的機會就會少一些。而她接下來的比喻，也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好：「我的看法是，就像強盜出沒，沒人會說強盜是對的，但我們會說：『天黑後請不要開著後門，要採取一些步驟來保護自己。』」這席話讓我們看到，就算是像林賽．庫什納這種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強暴案受害者並判罰強暴犯的人，都對強暴迷思表示認可。其廣泛程度已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人士了。

認可強暴迷思給了我們一種掌控全局的幻象。遭強暴的想法實在太嚇人，因此我們緊抓著能夠預防此事的幻象不放─即使長期來看這件事最後還是會傷害到我們，並且讓我們更難找出強暴行為的成因，因為我們都把時間浪費在測量女性裙子的長度上。

如何預防強暴事件的發生？

不過這些做出性侵犯行為的人邪惡嗎？他們確實時常被描述為那樣的人。不幸的是，從我們所知的案例中得知，性侵犯事件瀰漫各處，如果我們把這些犯人都送去孤島，世界總人口會急遽減少。那些會對他人做出性侵行為的，大多都是普通人─我們的兄弟、父親、兒子、朋友與伴侶。

然而他們的行徑因為大眾廣泛存有強暴迷思，就拿它來當做藉口。

那我們能做什麼呢？我相信讓性社會化更好的關鍵之一就是預防強暴事件的發生。

我們需要在每次目睹性別歧視、強暴迷思與不良行為時都大聲喊出來。

幸運的是，在像是 #MeToo 這種鼓勵女性探討性騷擾的行動發起後，我們終於能夠對用暴力對待女性這個集體正常化的文化展開對話。

此刻有種革新正在發生，而它已遲到太久。我們得讓兒子女兒、兄弟姊妹、爸爸媽媽全都團結起來。我們得盡其所能，讓人類歷史上出現第一次，把全世界的女性視為有能力、多元，完全成型的人類，她們並沒有比男性低等。

——本文摘自《惡魔不是天生的：心理學家帶你走進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人性黑暗面》，2019 年 7 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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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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