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潘炯丞

照明有兩個基本的目的：第一個是照亮物體，讓人看得清楚；第二個是還原物體本色，讓東西看起來漂亮。

譬如，夜間的街道照明，因為牽涉到交通安全，看得清楚就遠比看得漂亮得得重要；另一方面，精品珠寶店的展示櫃照明，為了讓產品更具有吸引力，看起來漂亮就會比節能或是看清楚來得受重視。

衡量一個照明系統或是光源能否清楚照亮物體，照明工程師會使用亮度相關的參數來評估，包含光通量（luminous flux）、輝度（luminance）與照度（illuminance）。一般人消費者選購檯燈或是燈源的時候，也可以從這些參數來選擇，例如兒童使用的學習檯燈，光通量最好大於 500 流明，桌面的中心最大照度最好有 750 勒克斯以上。

但是，你知道如何評價一個照明系統或是光源能否把物體照得漂亮嗎？或許你曾經聽過演色性（Color Rendering Index，一般縮寫成為 CRI 或是 Ra）這個名詞，它就是目前照明業界最常用來評價燈源或是照明系統能否把物體照得漂亮的主要參數。那麼，演色性是什麼意思？ 一般消費者應該怎麼理解這個參數？ 在實際應用上演色性又有什麼限制呢？

八個標準測試色票，決定演色性高低

在1965 年，國際照明委員會 CIE（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制定了 CIE Test-Color Method，以便有個一致的方法來評價光源對於色彩的「表現能力（color rendering）」。

這個方法選定了八個顏色做為標準測試色票（test-color sample），藉由比較八個色票在受測光源與標準光源照射下的色度座標偏差，計算出 R1~R8 等八個演色性指標，再計算這八個演色性指標的平均值，即可得出 CRI 數值。CRI 的數值介於 0~100 之間，如果受測光源的色彩表現能力越接近標準光源，CRI 的數值就會越高。

由於 R1~R8 這八個標準色票主要是偏淡的不飽和顏色，為了讓色票取樣更具代表性，因此 CIE Test-Color Method 定義了另外六種特殊色票，包含紅色、黃色、綠色與藍色等四個飽和色，分別為 R9～R12，以及白人膚色（R13，Light yellowish pink ，Caucasian complexion）與橄欖綠（R14，Moderate olive green，leaf green）等兩個特殊色。其中，R9 代表飽和紅色，與膚色的表現有關，所以照明行業在評價演色性的時候，除了 CRI 之外，也會特別考慮 R9 的高低。

然而 CRI 僅僅比對光源在八個顏色的色彩表現能力，以整個光譜來說，是很少的取樣數量，因此有其侷限性。特別是針對 LED這一類的窄頻譜光源（narrow band spectra），單純以 CRI 作為色彩表現的評價，就會有所偏差（註一）。依據美國照明工程學會（IES，Illuminating Engineering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建議，對於 LED 光源的顏色評價，還是應該以實物模型（mock-up）的展示較具參考價值。

演色性的計算方式有哪些限制？

從 CRI 的計算方式，可以發現它有一些明顯的限制。

首先，它是八個數值的平均，因此可能出現某個燈源對於特定顏色的表現能力不佳（亦即某個 Ri值特別低），但平均之後的 CRI 卻是高的。其次，CRI 測量時所使用的八個色票都是不飽和的顏色，這會造成一個無法展現鮮豔飽和色彩的光源，卻可以測出很高的 CRI。

此外，CRI 量測方法裡，對於任何偏離八個標準色票的色度空間移動，都是給予負面的評價，也就是扣分。但由於 CRI 的八個色票均為不飽和色，如果有一個光源可以讓物題呈現更加飽和鮮豔的色彩，雖然這會是人眼比較偏愛的方向（我們多數情況下喜歡鮮豔飽和的顏色、而非黯淡的色彩），但是在 CRI的評價方法上，卻會得到比較低的分數。

CRI演色性的替代方案

由於 CRI 衡量光源色彩品質的方法有上述的幾個缺點，幾十年來各國際標準組織與照明業界試圖尋求新的光色品質評價方式。從 1967 年開始，目前總共創造出不下十種的光色彩展現能力指標（註二）。在這些指標中，由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所開發的光色品質量表 Color Quality Scale （CQS）是目前除了 CRI 之外，比較被學界與業界認可的評價方法。

CQS 與 CRI 的量測方式，主要差異在標準色票的選擇。CRI 最受爭議的是它採用色票都是非飽和顏色，因此 CQS 改採十五個飽和度較高的顏色做為標準色票，這樣的調整，使得 CQS 更加適用於新興的固態照明市場、也更加符合人們對於飽和鮮艷顏色的偏好。

雖然 CRI 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也不盡然適用於 LED 燈源，但是照明業界仍舊偏好單一數值的評價方式（只看一個數字就知道光線的顏色表現能力好不好，並不精準，但是簡單好用），同時也不希望新的評價方式改變了既有燈源的評價分數，因此 CRI 至今仍是唯一受到國際組織與照明業界認可的光源色彩評價方法。

跑個題，演色性高低與護眼有關係嗎？

從演色性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該數值的高低主要關係受測光源或是燈具對於八種特定顏色色票的顏色再現能力，數值高代表光線越能呈現物體的真實顏色。那麼，呈現物體的真實顏色可以保護眼睛嗎？

答案是，兩者沒有關係。

光線影響眼睛健康的因素主要與亮度、頻閃、還有藍光危害有關。照明不夠亮，睫狀肌需要用力、人眼容易疲勞，同時長期下來眼軸會因此增長，導致近視發生。頻閃嚴重的燈具可能引發使用者頭痛、甚至癲癇發作的可能。至於藍光危害則可能造成視網膜的黃斑部受損。以上三者是影響眼睛健康的主要因素，至於演色性，只和光線的顏色展現能力有關，與眼睛健康沒有關係。

高演色性的光源主要使用於博物館照明或是需要對色、校色的工作場所，例如攝影與出版行業。在這些情況下，通常會要求 CRI 90 以上的光源，至於一般生活中，我們很難察覺到不同的照明光線所造成的物體顏色差異。例如，我們不會明顯察覺到一件洋裝在戶外陽光（CRI 100）下的顏色與辦公室照明（CRI 80）下的顏色有所不同。

但是，即使是一般的閱讀，光源呈現的物體顏色的能力如果不佳，仍舊會影響閱讀的感受，所以美國能源之星（Energy Star）就規定 LED 燈具的 CRI 需要高於 80，同時 R9 應大於零。那麼，如果拿 CRI 90 以上的燈源來閱讀，會比 CRI 80 有更好的體驗嗎？一般人的感受或許不明顯，對於色彩比較敏感的人可以察覺 CRI 90 的光線偏紅，而 CRI 80 的光相比之下則沒那紅。事實上我們長久以來慣用的螢光燈管，它的 CRI 一般介於 80~85 之間，而戶外陽光的 CRI 則是 100，但是一般人並不會意識到兩者對於顏色展現的差異。

色彩本身是連續、而且豐富多變的，僅僅使用單一 CRI 的數字來表達一個光源的頻譜特質，本身就是有侷限性的。因此，CRI 的數值可以參考，但是想知道一個光源的色彩表現能力，還是眼見為憑。如果真想追求光源的高演色性，在陽光下閱讀是個好選擇。回到室內，CRI 高於 80 的光源就夠用了。但是，如果想要保護眼睛，更重要的考量應該是夠亮、不頻閃，還有低藍光的光源。

• 註一： Rationale of Color Quality Scale （2010） by Yoshi Ohno , Wendy Davis
• 註二：The Lighting Handbook, 10th edition, Illuminating Engineering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Table 6.7 Indices of Color Rendition. P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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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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