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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如何做內容行銷,讓「登月」直播能有 6億人同時收看?──《登月大作戰》

PanSci_96
・2017/12/29 ・368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9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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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挑選了這本書:
談到 1960 年代最膾炙人口的科學計畫,阿波羅登月計畫肯定榜上有名。但多數人難以意識到今日我們蔚為風潮的許多行銷手法,包括「內容行銷」、「網紅網美」、「實況直播」,當年 NASA 為了募集計畫的資金與人力,早就全都用上了。
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告訴你科學、行銷、公共關係其實密不可分,NASA 為這個「人類的一大步」、以及讓你知道有這一步所做的事,比你想像的多太多了!

 

我們當然不會獨自做公關工作。

──查克.畢格斯(Chuck Biggs),NASA公共事務官

馮布朗和總統艾森豪。1960年9月8日,擔任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首位主任的馮布朗,在中心的啟用典禮中向艾森豪總統報告農神火箭的詳細情況。兩年前的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簽署聯邦國家航空和太空法案,創立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總統右側的兩面看板展示了「農神號背後的團隊」,列出各家承包商的名稱和商標。               圖/行人出版提供

在「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等待踏上月球的那一刻

當老鷹號 1969 年 7 月 20 日從月球遠端出現時,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和艾德林(Buzz Aldrin)正準備在三十分鐘內降落他們的阿波羅十一號登月艙──如果一切順利照任務計畫進行。在休斯頓,飛行控制人員在任務控制室工作,貴賓則坐在上面的觀賞廳觀看。由甘迺迪總統八年多前啟動的阿波羅計畫已如此接近最終目標,大廳裡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那股集體的緊張能量。

大廳對面是太空船分析室,即大多數人熟悉的縮寫名稱 SPAN(Space Physics Analysis Network),裡面聚集了製造太空船關鍵零件的重要承包商代表,等著即將進行的登陸月球。萬一太空船系統出問題,各大承包商的工程師都隨時待命提供他們的知識和專長。在阿波羅十一號之前,承包商員工都與任務控制官一起接受訓練,作為 NASA 與民間產業締結合作關係裡的一員。只要發生問題,他們的薪資是來自 NASA 或民間企業無關緊要,他們是一個通力合作解決問題的團隊。

同一時刻,在附近的拿騷灣飯店(Nassau Bay Hotel),一組較非正式(但同樣聚精會神的)人也聚在一起。由航天航空器材製造商波音和格魯曼(Grumman)、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漢威聯合國際電子公司(Honeywell)、電腦公司 IBM、軍用器材製造商雷神僱用的專業公關人員,與 NASA 公共事務官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在「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Escape Velocity Press Club)[1]交談。擠滿人的俱樂部大廳氣氛緊繃,數百名傳播業者凝神聽太空人從月球傳來的聲音。

阿波羅十一號徽章。阿波羅十一號是整個計畫首次載人登陸成功的一次飛行。 圖/wikipedia

 

不只承包,更同心協力──從處理太空船災難到公關協作

在之前的十年間,政府與民間部門史無前例的合作是促成那天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在 NASA 成立以來的十一年間,這個複雜的關係不斷成長和成熟。在 NASA 面對最大危機的時刻,即兩年半前阿波羅一號發射台發生致命大火時,NASA 及其承包商勇於面對,同心協力合作克服危機,並且過程中顯著地重新定義了他們對彼此的承諾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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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 1958 年 NASA 從其前身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NACA)創立前,美國政府與大多數主要航太承包商已經建立關係。過去曾與國防部合作的企業可以很容易轉移他們的複雜知識、技術、製造技巧,以協助達成美國對於太空的新目標。而由於 NASA 承包商遵循類似的既有國防採購方針,這些公司很熟悉既定的商業模式。當時大多數航太和國防承包商依照成本償付合約(cost-reimbursable contract)工作,往往針對政府擁有的或向第三方租賃的設施。在這種模式中,政府會償付成本開支範圍(allowable costs):勞動和材料(直接成本)以及經常費用和行政成本(間接成本)。政府會監督所有間接成本,並定期稽核各大承包商。儘管因為限制開支使得毛利率相當低,承包商的資本回收卻有保障。即使利潤有限,對現金流仍有好處。

很重要的是,這種政府合約不把廣告或公關視為成本開支範圍,因此行銷開支必須從相對微薄的利潤撥出。此外,和國防承包商的情況一樣,與 NASA 合約直接有關的新聞稿和廣告,必須事先經過 NASA 批准才能刊出。在大部分情況下,主要承包商被暗示不得在廣告和新聞稿中宣傳特定產品,因此企業塑造品牌形象以政府顧客和投資者為目標變成常態。

儘管如此,還是有方法在這個系統中達成互利的目標,並兼顧提升承包商的品牌。例如,當 NASA 為新聞業而贊助教育講座時,承包商往往直接參與準備和製作說明資料,這是已公布的聯邦採購法規(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所允許的開支。

一起報導登月飛行計畫──聯合產業新聞中心

在 1960 年代末最盛期,阿波羅計畫的預算養活約四十萬人,仰賴兩萬家民間企業公司,同時有數十家大學投入工作。整個計畫透過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呈現在公眾眼前(就在計劃進行的同時),使得它格外不同凡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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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和同一性質的聯合產業新聞中心(JIPC,也位於休斯頓)都由承包商經營和資助。JIPC 是一個記者可以蒐集資訊並與製造商公關代表連繫的地方。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總是瀰漫微醺氣氛,JIPC 則提供一個喝咖啡及提神飲料的社交地點。而在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場,類似於休斯頓 JIPC 的阿波羅承包商資訊中心(Apollo Contractors Information Center),也是一個承包商經營、供媒體聚集的地點。

以如此龐大的政府機構來說,NASA 的公共事務團隊十分精簡;在 1969 年 7 月,它在美國各地的十五個地點只有一百四十六名員工。因此,承包商的公關代表變成數千名記者取得有關阿波羅任務技術資訊的主要來源。

「我們彼此認識,經常交談,而隨著計畫在 1968 和 1969 年初逐漸加快腳步,所有公關人員便聚集在一起,嘗試想出如何盡一點力,協助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名為登陸月球來到休斯頓報導阿波羅計畫的記者。」當時擔任波音公關代表的哈洛德.卡爾(Harold Carr)回憶道。「因此我們成立聯合產業新聞中心,並在所有登月飛行計畫期間經營這個地方。那是全天候的作業。我們租下一家位於大街的旅館空間,提供咖啡和食物,擺上桌子和椅子,極盡所能應付爆滿的新聞記者。」

專家問題,專家的公關回答──真正的傳播合作關係

每當記者提出有關太空船設計、硬體或太空飛行次系統的細部問題,打造零組件的公司公關代表就會提供答案。阿波羅計畫期間的 NASA 公共事務官員畢格斯多年後說:「我們確實不自己做公關工作。我們需要來自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Rockwell)、馬丁馬瑞塔材料公司(Martin Marietta)和所有其他承包商的公關代表來做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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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數看,我們的承包商公關人員比 NASA 員工還多。」那是一個真正的傳播合作關係,其形成就是為了透過媒體向全世界訴說阿波羅計畫的故事。

這個圓餅圖出自 1968 年出版的 NASA 小冊《美國的太空港》(America’s Spaceport),清楚地以視覺顯示在甘迺迪太空中心有多少 NASA 和聯邦政府僱用的人員,並比較民間產業僱用的人員數。 圖/行人出版提供

卡爾回憶:「卡納維拉爾角的每次發射,我們都有一名技術人員供新聞業隨時諮詢。如果在發射過程發生任何事情,或是在波音的農神五號(Saturn V)第一級推進階段(S-1C)的時刻,我們都準備好詳細解說正在進行的事。」卡爾和他的同事在每次發射時都會帶著一只裝滿文件的手提箱,並在卡納維拉爾角新聞中心隨時待命。

1969 年 7 月的阿波羅十一號任務,吸引了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生手或經驗不足的記者,不過,之前曾報導過雙子星計畫和早期阿波羅任務的媒體,已很熟悉太空旅行和有關的科學與技術。

「當時一大部分媒體已有充分的知識和資訊。這對科學與技術記者和評論員來說是大好工作。許多人從雙子星號以來就持續報導這個計畫,有些早自 1961 年的水星號就已開始。這些記者不需要許多照顧和教導,但他們對資訊的需求永難饜足。」阿波羅時代的資深 NASA 公共事務官員沃德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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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與承包商公關、媒體的通力合作,讓阿姆斯壯登月的這一幕創下全世界 6 億人同時收看的歷史紀錄。

NASA 與承包商公關、媒體的通力合作,讓阿姆斯壯登月的這一幕創下全世界 6 億人同時收看的歷史紀錄。 圖/NASA

注解:

  • 注 1: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是天文物理詞彙,指在地球上發射的物體擺脫地球引力束縛,飛離地球所悉的最小初始速度。當時以此為該新聞會所命名。
  • 注 2:承包商和 NASA 史無前例的合作關係已被詳細探究,請參考: Morse, M. L., & Bays, J. K. (1973). The Apollo spacecraft: A chronology.
  • 注 3:1969 年,休斯頓載人太空船中心的公共事務處雇用 31 人,包括新聞服務、教育、載人飛行認識、影視等部門的人員。任務期間專門服務記者不到 20 人。在華盛頓特區 NASA 總部,公共事務幕僚有 49 人,他們的工作大部分牽涉政府與承包商的關係。甘迺迪太空中心的公共事務員工有 15 人。

資料來源:

  1. Thomas J. Kelly, Moon Lander : How We Developed the Apollo Lunar Module . Washington D.C. : Smithsonian Books, 2009.
  2. 阿波羅十一號公共事務計畫,1969 年 7 月。
  3. Harold Car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December 14, 2011.
  4. Chuck Bigg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November 10, 2011.
  5. Doug Ward,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November 29, 2011.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7年12月選書《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行人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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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之水的追尋—濾水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4/17 ・314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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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圖片來源 / freepik)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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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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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RITA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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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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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 (圖片來源 / BRITA)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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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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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BRITA)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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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聞誰來說?當科學家與記者意見相左時!——《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
商周出版_96
・2025/04/05 ・4280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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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異夢:科學家與科學記者間的緊張關係

為了新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負責人一職準備面試期間,我讀到許多科學家的意見,他們指出媒體對MMR疫苗和基因改造等議題的報導削弱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然而,當我更深入閱讀當時的科學新聞時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單純,許多嘩眾取寵的報導出自綜合記者或政治與消費的分線記者,消息來源是善於操縱媒體的運動人士而非優秀科學家,反觀科學記者筆下的報導則多數公正平衡。

中心成立後的頭幾個月主要是諮詢,過程中我與一些傑出的科學記者交流,詢問新的科學新聞辦公室如何產生價值,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回應我接二連三的提問。互動中我清楚意識到科學記者不需要別人教他們怎麼做報導,而且他們其實與科學家一樣苦惱,覺得手機、核能、複製技術等等議題有太多聳動新聞。後來討論焦點就放在科學媒體中心如何改善現況,方法包括鼓勵科學家接受訪問,以及提升科學專業在編輯室內的地位。

一種說法認為科學記者是個特別的記者類型。有人向英國廣播公司前新聞部主任弗蘭.安斯沃思(Fran Unsworth)提出疑問:為何她們的公司高層很少人有科學報導背景?她短暫遲疑後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的科學記者大都熱愛自己的工作,喜歡報導更甚於管理。我在其他媒體也注意到同樣現象,許多科學、醫藥、環境記者在專門領域耕耘超過二十年。湯姆.菲爾登被問到為何熱愛科學報導,他的回答是:

科學報導的內容幾乎都是探索性而非指控性—代表我和科學家都能開開心心回家!而且我能在自由出入實驗室、見到地球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他們的畢生心血提出各種粗淺的問題,這是多麼大的特權。再來科學新聞多彩多姿,生醫、太空、氣候、生物多樣性、古生物……最後一點,科學新聞很重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迅速還是要正確?」——新聞編輯室裡的艱難選擇

二○○二年科學媒體中心剛成立時,社會上針對科學和媒體之間為何緊張有過一波辯論,其中一個話題是科學價值觀與新聞價值觀的矛盾。已故的理查.多爾(Richard Doll)爵士教授是發現吸菸與癌症關聯的科學家,他曾經對著滿屋子的記者一語道破:「你們不喜歡老調重彈、報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總想找些新鮮的。但很可惜,科學裡新的事物通常不對,真理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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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追求真理累積,媒體偏好新鮮話題,價值觀自然衝突。圖/unsplash

另一方面,懂得反求諸己的記者通常也不諱言表示媒體反映真相有很多侷限。《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一九七九年曾說:「我希望媒體能一再重複、直到大家明白—每天送到門口的報紙,只是記者對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聽聞的某些事情做出片面、匆促、不完整的敘述,內容不可避免會有瑕疵與偏差。」難怪科學家對記者戒慎恐懼,而記者與科學家合作時也倍感挑戰。曾經有位報紙編輯對著一房間的皇家學會成員說:在他的編輯室內,「要迅速還是要正確」這問題只會有一個答案。那些科學家的惶恐表情我歷歷在目。

我進入媒體關係工作之前拿的是新聞學學位,至今仍記得一位前記者曾在講座中告訴大家:「車禍後無人傷亡」不能成為新聞,「車禍導致五名青少年死亡」才能引起大眾關注。研究媒體的學生辯論新聞價值觀已經辯了數十年,也有人大膽嘗試不同做法,比方說《龜媒體》(Tortoise Media)之類新興平臺就訴求「慢新聞」,旨在建立有別於速度至上的新模型,透過「慢速新聞學」理念以更長時間來更加深入地製作更大、更複雜的報導。但儘管媒體業界發生許多變化,傳統的新聞價值觀仍屹立不搖。

科學媒體中心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支持科學報導的高標準,不過我們在二○一一年列文森調查期間發現還有其他機會能夠撼動這些標準。該調查由布萊恩.列文森勳爵法官(Lord Justice Brian Leveson)主持,目的是在《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竊聽醜聞案後瞭解英國媒體業界有什麼慣例。我當時的同事海倫.賈米森(Helen Jamison)建議我們向調查庭提交證據,幾杯所謂的「女士汽油」下肚後,她操著濃厚曼徹斯特口音說:「傷害公眾利益的不是竊聽名人電話—而是糟糕的科學報導。」隔天我們發郵件給幾位科學通訊人員,詢問他們關注什麼議題,一週後就提交多頁書面證據。

我告訴同事自己被傳喚去做口頭證詞時她們還覺得我在瞎掰。小組內部連續幾週密切關注各大媒體如何報導列文森調查案,包含麗貝卡.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阿拉斯泰爾.坎貝爾、保羅.戴克瑞(Paul Dacre)和安迪.考森(Andy Coulson)在內很多媒體界大人物都有出庭,而今居然也有我一份,令人興奮又忐忑—被傳喚的人只有我代表科學界,一定要把握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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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戰爭:聳動 vs. 精準,誰來決定科學新聞的呈現?

但其實我沒進過法庭,緊張情緒一目瞭然。印象特別深的是御用大律師羅伯特.傑伊(Robert Jay)和列文森勳爵本人一再要我放慢語速。官方紀錄上,提醒我兩次還不見效,列文森這麼說:「不必因為半小時的限制就講很快,時間是可以延長的……而且我有點擔心,總覺得速記員頭上好像冒煙了。」

我的主要論點是媒體長期以來執著於同一套價值觀,在書面證詞中也有所描述:

追求引發恐慌的故事、誇大單一專家從小規模研究得出的結論、不願將令人擔憂的研究結果置於宏觀而令人安心的脈絡、為了平衡而捏造不存在的學界歧見、過分偏愛另類觀點等等。

當天《獨立報》恰好印證我的觀點,一篇跨兩頁的報導標題為:「眼盲者重見光明—患者因幹細胞『奇蹟』痊癒。」然而實際情況是患者並未痊癒,雖然回報視力小幅度改善(他們原本視力極差,已被登記為盲人),但這僅僅是一項安全性研究,而且只有兩名患者參與。當然,研究本身是值得報導的,在幹細胞研究剛起步、真人試驗剛開始的時期,這是個重要的進展。問題在於報導口吻暗示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可能給成千上萬黃斑部病變患者帶來不切實際的希望。

同一天稍晚我揪著心打電話給《獨立報》科學編輯史提夫.康諾,告知我將他的報導當作科學新聞不良案例交給列文森調查庭。他當然談不上高興,但至少沒發飆,所以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前一天晚上他提交的原稿內容較精緻,但夜班編輯決定將報導放在頭版,所以文字編輯就對標題進行過加工。康諾將原稿發過來,我們倆就在辦公室玩起「找出不同點」的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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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法庭時,《太陽報》總編輯攔住我。我在證詞中批評他們前一週煽動恐慌,報導內容是居家用品內的化學物質,但標題卻叫做「商店貨架上滿滿的乳癌『風險』」。原本我以為對方要吵架,沒想到他說《太陽報》真心想改善科學報導品質,邀請我們為報社裡的一般新聞記者開一場科學報導培訓班。隨著列文森調查案持續推進,業界標準似乎終於迎來變革,而且這一次沒有落下科學新聞。

作證時我順便提出有必要為科學報導制訂新的指導方針,還誇下海口表示只需要幾小時就能與記者和科學家共同完成草擬。一週後,調查庭將人召集起來要我們開始,沒想到折騰了整整一天,而且過程中好幾次我都擔心無法達成共識。標題就是特別棘手的項目,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堅持標題只追求簡潔和引人注目,沒必要精準總結文章內容,但科學家聽了很火大,認為這是合理化不精準的敘述。

科學家要求標題的正確性,記者堅持要簡潔吸引,雙方激辯不休。圖/unsplash

我感覺自己成了全球和平談判的調解員,必須設法安撫所有人不拍桌走人並達成協議。所幸雙方都有成就這樁美事的意願,最終相互妥協:標題不應誤導讀者對文章內容的理解,且不應以引號包裝誇大的敘述

總體來說,新指導方針鼓勵記者從協助大眾的角度切入,告訴閱聽人什麼證據是可靠的,又有什麼證據還在研究階段。例如其中有幾條的內容是:新聞故事應附上來源以便讀者查詢。應標明研究的規模、性質和侷限性。應指出研究處於何種階段,並從合理角度預估新療法或新技術能為民眾所用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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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指導方針寄給列文森勳爵,很高興他在最終版本的報告裡也建議採用。調查案結束後成立了獨立報刊業標準組織(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在各大新聞編輯部推廣指導方針,由於制訂過程有編輯和記者的參與所以接受度很高,不至於引起反彈。

為科學家舉辦講座時,我會展示一些因為科學家參與而變得更客觀準確的新聞報導,其中個人特別喜歡的一篇出自二○○八年的《每日郵報》,內容提到一項小鼠研究發現常用的保濕霜與癌症有相關。記者費奧娜.麥克雷(Fiona MacRae)引用兩位不同專家的意見質疑這項研究與人類皮膚的相關性,並指出該研究需要能在人類身上複現才有意義。

專家之一表示:因為這項研究就停止使用保濕霜太「瘋狂」,還補充說明:「小鼠皮膚癌研究其實不太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皮膚癌。」最精彩在於標題是「保濕霜與皮膚癌相關(僅限小鼠)」,而且括號內外用了同樣大小的字體。

從這個案例來看,優秀的記者可以在講述有趣故事的同時確保讀者不會過早丟掉面霜。我還會在講座使用的幻燈片裡摻入一些小報的報導實例來挑戰學術界偏見,比方說《每日郵報》的社論或許爭議頗多,但他們的科學新聞通常品質並不差,不推廣特定立場的時候更是如此,有時甚至優於大報。我還會強調《每日郵報》在英國銷量排行第二,如果連線上版也算進去讀者數超越所有大報,因此務實一點說:如果科學家希望更有效地向大眾傳遞信息,完全沒有不與《每日郵報》合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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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從基改食品、動物實驗、混種研究、疫苗爭議到疫情報導的製作》,2025 年 03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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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課程完成全臺巡迴共創優質媒體閱聽環境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1/07 ・911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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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NCC)為健全廣電事業發展、提升從業人員專業素養,促使廣電事業製播優質節目及傳遞正確資訊,今(113)年援例舉辦「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課程。本趟知識列車自今年 8 月從高雄出發,9 月開往花蓮,11 月抵達臺中、臺北,讓專業培訓資源遍及全臺,促進廣電媒體業者產製優質節目與營造更優質的媒體環境。

圖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翁柏宗代理主任委員致詞

提供 4 大場次 7 大主題的豐富課程內容,累計近 900 名媒體業者參與實體課程

本培訓活動已邁入第 16 年,吸引近 300 家媒體業者報名,逾 900 位媒體朋友共襄盛舉。提供一個媒體從業人員與專家學者交流對談的平台。

今年於北中南東 4 大場次安排 7 大主題多元課程,包含「廣播事業營運發展」、「性別平權」、「權益維護」、「多元文化」、「內容自律」、「事實查證工具應用」、「法規宣導」。從廣電營運發展出發,綜覽現今廣電生態及未來發展;接著探討性別、消費者保護、兒少與自殺防治等議題,並透過法規政令與申訴程序交流課程,加強法學專業。同時,提供事實查證與公平原則訓練,強化業者分辨假訊息的能力,妥善發揮媒體專業,落實事實查核並遏止假訊息。

圖 2.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胡元輝董事長分享「電視事業營運發展」

課程專業且切合產業現況,業者給予正面回饋

今年度的專業訓練課程,邀請產、學界、非營利組織等講師分享多元議題,業者積極提問,針對實務上遇到的案例與講師交流、討論,課後多給予正面回饋,如「培訓內容貼合實際面臨情形」、「課程內容豐富,講者專業度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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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媒體產業需要與時俱進,NCC 作為主管機關,將持續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資源,與業者共同成長。期待未來能與業者持續相互砥礪,攜手打造優質視聽環境!

圖 3.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羅世宏董事長分享「從廣播/電視節目探討內容自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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