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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如何做內容行銷,讓「登月」直播能有 6億人同時收看?──《登月大作戰》

PanSci_96
・2017/12/29 ・368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9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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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挑選了這本書:
談到 1960 年代最膾炙人口的科學計畫,阿波羅登月計畫肯定榜上有名。但多數人難以意識到今日我們蔚為風潮的許多行銷手法,包括「內容行銷」、「網紅網美」、「實況直播」,當年 NASA 為了募集計畫的資金與人力,早就全都用上了。
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告訴你科學、行銷、公共關係其實密不可分,NASA 為這個「人類的一大步」、以及讓你知道有這一步所做的事,比你想像的多太多了!

 

我們當然不會獨自做公關工作。

──查克.畢格斯(Chuck Biggs),NASA公共事務官

馮布朗和總統艾森豪。1960年9月8日,擔任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首位主任的馮布朗,在中心的啟用典禮中向艾森豪總統報告農神火箭的詳細情況。兩年前的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簽署聯邦國家航空和太空法案,創立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總統右側的兩面看板展示了「農神號背後的團隊」,列出各家承包商的名稱和商標。               圖/行人出版提供

在「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等待踏上月球的那一刻

當老鷹號 1969 年 7 月 20 日從月球遠端出現時,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和艾德林(Buzz Aldrin)正準備在三十分鐘內降落他們的阿波羅十一號登月艙──如果一切順利照任務計畫進行。在休斯頓,飛行控制人員在任務控制室工作,貴賓則坐在上面的觀賞廳觀看。由甘迺迪總統八年多前啟動的阿波羅計畫已如此接近最終目標,大廳裡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那股集體的緊張能量。

大廳對面是太空船分析室,即大多數人熟悉的縮寫名稱 SPAN(Space Physics Analysis Network),裡面聚集了製造太空船關鍵零件的重要承包商代表,等著即將進行的登陸月球。萬一太空船系統出問題,各大承包商的工程師都隨時待命提供他們的知識和專長。在阿波羅十一號之前,承包商員工都與任務控制官一起接受訓練,作為 NASA 與民間產業締結合作關係裡的一員。只要發生問題,他們的薪資是來自 NASA 或民間企業無關緊要,他們是一個通力合作解決問題的團隊。

同一時刻,在附近的拿騷灣飯店(Nassau Bay Hotel),一組較非正式(但同樣聚精會神的)人也聚在一起。由航天航空器材製造商波音和格魯曼(Grumman)、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漢威聯合國際電子公司(Honeywell)、電腦公司 IBM、軍用器材製造商雷神僱用的專業公關人員,與 NASA 公共事務官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在「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Escape Velocity Press Club)[1]交談。擠滿人的俱樂部大廳氣氛緊繃,數百名傳播業者凝神聽太空人從月球傳來的聲音。

阿波羅十一號徽章。阿波羅十一號是整個計畫首次載人登陸成功的一次飛行。 圖/wikipedia

 

不只承包,更同心協力──從處理太空船災難到公關協作

在之前的十年間,政府與民間部門史無前例的合作是促成那天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在 NASA 成立以來的十一年間,這個複雜的關係不斷成長和成熟。在 NASA 面對最大危機的時刻,即兩年半前阿波羅一號發射台發生致命大火時,NASA 及其承包商勇於面對,同心協力合作克服危機,並且過程中顯著地重新定義了他們對彼此的承諾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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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 1958 年 NASA 從其前身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NACA)創立前,美國政府與大多數主要航太承包商已經建立關係。過去曾與國防部合作的企業可以很容易轉移他們的複雜知識、技術、製造技巧,以協助達成美國對於太空的新目標。而由於 NASA 承包商遵循類似的既有國防採購方針,這些公司很熟悉既定的商業模式。當時大多數航太和國防承包商依照成本償付合約(cost-reimbursable contract)工作,往往針對政府擁有的或向第三方租賃的設施。在這種模式中,政府會償付成本開支範圍(allowable costs):勞動和材料(直接成本)以及經常費用和行政成本(間接成本)。政府會監督所有間接成本,並定期稽核各大承包商。儘管因為限制開支使得毛利率相當低,承包商的資本回收卻有保障。即使利潤有限,對現金流仍有好處。

很重要的是,這種政府合約不把廣告或公關視為成本開支範圍,因此行銷開支必須從相對微薄的利潤撥出。此外,和國防承包商的情況一樣,與 NASA 合約直接有關的新聞稿和廣告,必須事先經過 NASA 批准才能刊出。在大部分情況下,主要承包商被暗示不得在廣告和新聞稿中宣傳特定產品,因此企業塑造品牌形象以政府顧客和投資者為目標變成常態。

儘管如此,還是有方法在這個系統中達成互利的目標,並兼顧提升承包商的品牌。例如,當 NASA 為新聞業而贊助教育講座時,承包商往往直接參與準備和製作說明資料,這是已公布的聯邦採購法規(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所允許的開支。

一起報導登月飛行計畫──聯合產業新聞中心

在 1960 年代末最盛期,阿波羅計畫的預算養活約四十萬人,仰賴兩萬家民間企業公司,同時有數十家大學投入工作。整個計畫透過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呈現在公眾眼前(就在計劃進行的同時),使得它格外不同凡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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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和同一性質的聯合產業新聞中心(JIPC,也位於休斯頓)都由承包商經營和資助。JIPC 是一個記者可以蒐集資訊並與製造商公關代表連繫的地方。逃逸速度新聞俱樂部總是瀰漫微醺氣氛,JIPC 則提供一個喝咖啡及提神飲料的社交地點。而在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場,類似於休斯頓 JIPC 的阿波羅承包商資訊中心(Apollo Contractors Information Center),也是一個承包商經營、供媒體聚集的地點。

以如此龐大的政府機構來說,NASA 的公共事務團隊十分精簡;在 1969 年 7 月,它在美國各地的十五個地點只有一百四十六名員工。因此,承包商的公關代表變成數千名記者取得有關阿波羅任務技術資訊的主要來源。

「我們彼此認識,經常交談,而隨著計畫在 1968 和 1969 年初逐漸加快腳步,所有公關人員便聚集在一起,嘗試想出如何盡一點力,協助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名為登陸月球來到休斯頓報導阿波羅計畫的記者。」當時擔任波音公關代表的哈洛德.卡爾(Harold Carr)回憶道。「因此我們成立聯合產業新聞中心,並在所有登月飛行計畫期間經營這個地方。那是全天候的作業。我們租下一家位於大街的旅館空間,提供咖啡和食物,擺上桌子和椅子,極盡所能應付爆滿的新聞記者。」

專家問題,專家的公關回答──真正的傳播合作關係

每當記者提出有關太空船設計、硬體或太空飛行次系統的細部問題,打造零組件的公司公關代表就會提供答案。阿波羅計畫期間的 NASA 公共事務官員畢格斯多年後說:「我們確實不自己做公關工作。我們需要來自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Rockwell)、馬丁馬瑞塔材料公司(Martin Marietta)和所有其他承包商的公關代表來做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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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數看,我們的承包商公關人員比 NASA 員工還多。」那是一個真正的傳播合作關係,其形成就是為了透過媒體向全世界訴說阿波羅計畫的故事。

這個圓餅圖出自 1968 年出版的 NASA 小冊《美國的太空港》(America’s Spaceport),清楚地以視覺顯示在甘迺迪太空中心有多少 NASA 和聯邦政府僱用的人員,並比較民間產業僱用的人員數。 圖/行人出版提供

卡爾回憶:「卡納維拉爾角的每次發射,我們都有一名技術人員供新聞業隨時諮詢。如果在發射過程發生任何事情,或是在波音的農神五號(Saturn V)第一級推進階段(S-1C)的時刻,我們都準備好詳細解說正在進行的事。」卡爾和他的同事在每次發射時都會帶著一只裝滿文件的手提箱,並在卡納維拉爾角新聞中心隨時待命。

1969 年 7 月的阿波羅十一號任務,吸引了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生手或經驗不足的記者,不過,之前曾報導過雙子星計畫和早期阿波羅任務的媒體,已很熟悉太空旅行和有關的科學與技術。

「當時一大部分媒體已有充分的知識和資訊。這對科學與技術記者和評論員來說是大好工作。許多人從雙子星號以來就持續報導這個計畫,有些早自 1961 年的水星號就已開始。這些記者不需要許多照顧和教導,但他們對資訊的需求永難饜足。」阿波羅時代的資深 NASA 公共事務官員沃德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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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與承包商公關、媒體的通力合作,讓阿姆斯壯登月的這一幕創下全世界 6 億人同時收看的歷史紀錄。

NASA 與承包商公關、媒體的通力合作,讓阿姆斯壯登月的這一幕創下全世界 6 億人同時收看的歷史紀錄。 圖/NASA

注解:

  • 注 1: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是天文物理詞彙,指在地球上發射的物體擺脫地球引力束縛,飛離地球所悉的最小初始速度。當時以此為該新聞會所命名。
  • 注 2:承包商和 NASA 史無前例的合作關係已被詳細探究,請參考: Morse, M. L., & Bays, J. K. (1973). The Apollo spacecraft: A chronology.
  • 注 3:1969 年,休斯頓載人太空船中心的公共事務處雇用 31 人,包括新聞服務、教育、載人飛行認識、影視等部門的人員。任務期間專門服務記者不到 20 人。在華盛頓特區 NASA 總部,公共事務幕僚有 49 人,他們的工作大部分牽涉政府與承包商的關係。甘迺迪太空中心的公共事務員工有 15 人。

資料來源:

  1. Thomas J. Kelly, Moon Lander : How We Developed the Apollo Lunar Module . Washington D.C. : Smithsonian Books, 2009.
  2. 阿波羅十一號公共事務計畫,1969 年 7 月。
  3. Harold Car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December 14, 2011.
  4. Chuck Bigg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November 10, 2011.
  5. Doug Ward,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November 29, 2011.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7年12月選書《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行人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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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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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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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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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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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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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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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聞誰來說?當科學家與記者意見相左時!——《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
商周出版_96
・2025/04/05 ・4280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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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異夢:科學家與科學記者間的緊張關係

為了新成立的科學媒體中心負責人一職準備面試期間,我讀到許多科學家的意見,他們指出媒體對MMR疫苗和基因改造等議題的報導削弱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然而,當我更深入閱讀當時的科學新聞時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單純,許多嘩眾取寵的報導出自綜合記者或政治與消費的分線記者,消息來源是善於操縱媒體的運動人士而非優秀科學家,反觀科學記者筆下的報導則多數公正平衡。

中心成立後的頭幾個月主要是諮詢,過程中我與一些傑出的科學記者交流,詢問新的科學新聞辦公室如何產生價值,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回應我接二連三的提問。互動中我清楚意識到科學記者不需要別人教他們怎麼做報導,而且他們其實與科學家一樣苦惱,覺得手機、核能、複製技術等等議題有太多聳動新聞。後來討論焦點就放在科學媒體中心如何改善現況,方法包括鼓勵科學家接受訪問,以及提升科學專業在編輯室內的地位。

一種說法認為科學記者是個特別的記者類型。有人向英國廣播公司前新聞部主任弗蘭.安斯沃思(Fran Unsworth)提出疑問:為何她們的公司高層很少人有科學報導背景?她短暫遲疑後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的科學記者大都熱愛自己的工作,喜歡報導更甚於管理。我在其他媒體也注意到同樣現象,許多科學、醫藥、環境記者在專門領域耕耘超過二十年。湯姆.菲爾登被問到為何熱愛科學報導,他的回答是:

科學報導的內容幾乎都是探索性而非指控性—代表我和科學家都能開開心心回家!而且我能在自由出入實驗室、見到地球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他們的畢生心血提出各種粗淺的問題,這是多麼大的特權。再來科學新聞多彩多姿,生醫、太空、氣候、生物多樣性、古生物……最後一點,科學新聞很重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迅速還是要正確?」——新聞編輯室裡的艱難選擇

二○○二年科學媒體中心剛成立時,社會上針對科學和媒體之間為何緊張有過一波辯論,其中一個話題是科學價值觀與新聞價值觀的矛盾。已故的理查.多爾(Richard Doll)爵士教授是發現吸菸與癌症關聯的科學家,他曾經對著滿屋子的記者一語道破:「你們不喜歡老調重彈、報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總想找些新鮮的。但很可惜,科學裡新的事物通常不對,真理需要透過時間慢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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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追求真理累積,媒體偏好新鮮話題,價值觀自然衝突。圖/unsplash

另一方面,懂得反求諸己的記者通常也不諱言表示媒體反映真相有很多侷限。《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大衛.布羅德(David Broder)一九七九年曾說:「我希望媒體能一再重複、直到大家明白—每天送到門口的報紙,只是記者對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聽聞的某些事情做出片面、匆促、不完整的敘述,內容不可避免會有瑕疵與偏差。」難怪科學家對記者戒慎恐懼,而記者與科學家合作時也倍感挑戰。曾經有位報紙編輯對著一房間的皇家學會成員說:在他的編輯室內,「要迅速還是要正確」這問題只會有一個答案。那些科學家的惶恐表情我歷歷在目。

我進入媒體關係工作之前拿的是新聞學學位,至今仍記得一位前記者曾在講座中告訴大家:「車禍後無人傷亡」不能成為新聞,「車禍導致五名青少年死亡」才能引起大眾關注。研究媒體的學生辯論新聞價值觀已經辯了數十年,也有人大膽嘗試不同做法,比方說《龜媒體》(Tortoise Media)之類新興平臺就訴求「慢新聞」,旨在建立有別於速度至上的新模型,透過「慢速新聞學」理念以更長時間來更加深入地製作更大、更複雜的報導。但儘管媒體業界發生許多變化,傳統的新聞價值觀仍屹立不搖。

科學媒體中心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支持科學報導的高標準,不過我們在二○一一年列文森調查期間發現還有其他機會能夠撼動這些標準。該調查由布萊恩.列文森勳爵法官(Lord Justice Brian Leveson)主持,目的是在《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竊聽醜聞案後瞭解英國媒體業界有什麼慣例。我當時的同事海倫.賈米森(Helen Jamison)建議我們向調查庭提交證據,幾杯所謂的「女士汽油」下肚後,她操著濃厚曼徹斯特口音說:「傷害公眾利益的不是竊聽名人電話—而是糟糕的科學報導。」隔天我們發郵件給幾位科學通訊人員,詢問他們關注什麼議題,一週後就提交多頁書面證據。

我告訴同事自己被傳喚去做口頭證詞時她們還覺得我在瞎掰。小組內部連續幾週密切關注各大媒體如何報導列文森調查案,包含麗貝卡.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阿拉斯泰爾.坎貝爾、保羅.戴克瑞(Paul Dacre)和安迪.考森(Andy Coulson)在內很多媒體界大人物都有出庭,而今居然也有我一份,令人興奮又忐忑—被傳喚的人只有我代表科學界,一定要把握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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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戰爭:聳動 vs. 精準,誰來決定科學新聞的呈現?

但其實我沒進過法庭,緊張情緒一目瞭然。印象特別深的是御用大律師羅伯特.傑伊(Robert Jay)和列文森勳爵本人一再要我放慢語速。官方紀錄上,提醒我兩次還不見效,列文森這麼說:「不必因為半小時的限制就講很快,時間是可以延長的……而且我有點擔心,總覺得速記員頭上好像冒煙了。」

我的主要論點是媒體長期以來執著於同一套價值觀,在書面證詞中也有所描述:

追求引發恐慌的故事、誇大單一專家從小規模研究得出的結論、不願將令人擔憂的研究結果置於宏觀而令人安心的脈絡、為了平衡而捏造不存在的學界歧見、過分偏愛另類觀點等等。

當天《獨立報》恰好印證我的觀點,一篇跨兩頁的報導標題為:「眼盲者重見光明—患者因幹細胞『奇蹟』痊癒。」然而實際情況是患者並未痊癒,雖然回報視力小幅度改善(他們原本視力極差,已被登記為盲人),但這僅僅是一項安全性研究,而且只有兩名患者參與。當然,研究本身是值得報導的,在幹細胞研究剛起步、真人試驗剛開始的時期,這是個重要的進展。問題在於報導口吻暗示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可能給成千上萬黃斑部病變患者帶來不切實際的希望。

同一天稍晚我揪著心打電話給《獨立報》科學編輯史提夫.康諾,告知我將他的報導當作科學新聞不良案例交給列文森調查庭。他當然談不上高興,但至少沒發飆,所以我鬆了一口氣。原來前一天晚上他提交的原稿內容較精緻,但夜班編輯決定將報導放在頭版,所以文字編輯就對標題進行過加工。康諾將原稿發過來,我們倆就在辦公室玩起「找出不同點」的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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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法庭時,《太陽報》總編輯攔住我。我在證詞中批評他們前一週煽動恐慌,報導內容是居家用品內的化學物質,但標題卻叫做「商店貨架上滿滿的乳癌『風險』」。原本我以為對方要吵架,沒想到他說《太陽報》真心想改善科學報導品質,邀請我們為報社裡的一般新聞記者開一場科學報導培訓班。隨著列文森調查案持續推進,業界標準似乎終於迎來變革,而且這一次沒有落下科學新聞。

作證時我順便提出有必要為科學報導制訂新的指導方針,還誇下海口表示只需要幾小時就能與記者和科學家共同完成草擬。一週後,調查庭將人召集起來要我們開始,沒想到折騰了整整一天,而且過程中好幾次我都擔心無法達成共識。標題就是特別棘手的項目,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堅持標題只追求簡潔和引人注目,沒必要精準總結文章內容,但科學家聽了很火大,認為這是合理化不精準的敘述。

科學家要求標題的正確性,記者堅持要簡潔吸引,雙方激辯不休。圖/unsplash

我感覺自己成了全球和平談判的調解員,必須設法安撫所有人不拍桌走人並達成協議。所幸雙方都有成就這樁美事的意願,最終相互妥協:標題不應誤導讀者對文章內容的理解,且不應以引號包裝誇大的敘述

總體來說,新指導方針鼓勵記者從協助大眾的角度切入,告訴閱聽人什麼證據是可靠的,又有什麼證據還在研究階段。例如其中有幾條的內容是:新聞故事應附上來源以便讀者查詢。應標明研究的規模、性質和侷限性。應指出研究處於何種階段,並從合理角度預估新療法或新技術能為民眾所用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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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指導方針寄給列文森勳爵,很高興他在最終版本的報告裡也建議採用。調查案結束後成立了獨立報刊業標準組織(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在各大新聞編輯部推廣指導方針,由於制訂過程有編輯和記者的參與所以接受度很高,不至於引起反彈。

為科學家舉辦講座時,我會展示一些因為科學家參與而變得更客觀準確的新聞報導,其中個人特別喜歡的一篇出自二○○八年的《每日郵報》,內容提到一項小鼠研究發現常用的保濕霜與癌症有相關。記者費奧娜.麥克雷(Fiona MacRae)引用兩位不同專家的意見質疑這項研究與人類皮膚的相關性,並指出該研究需要能在人類身上複現才有意義。

專家之一表示:因為這項研究就停止使用保濕霜太「瘋狂」,還補充說明:「小鼠皮膚癌研究其實不太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皮膚癌。」最精彩在於標題是「保濕霜與皮膚癌相關(僅限小鼠)」,而且括號內外用了同樣大小的字體。

從這個案例來看,優秀的記者可以在講述有趣故事的同時確保讀者不會過早丟掉面霜。我還會在講座使用的幻燈片裡摻入一些小報的報導實例來挑戰學術界偏見,比方說《每日郵報》的社論或許爭議頗多,但他們的科學新聞通常品質並不差,不推廣特定立場的時候更是如此,有時甚至優於大報。我還會強調《每日郵報》在英國銷量排行第二,如果連線上版也算進去讀者數超越所有大報,因此務實一點說:如果科學家希望更有效地向大眾傳遞信息,完全沒有不與《每日郵報》合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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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是炒作還是真相?媒體與科學家關於真相與話語權的角力戰:從基改食品、動物實驗、混種研究、疫苗爭議到疫情報導的製作》,2025 年 03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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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推動公民培力活動,攜手各界強化媒體素養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1/07 ・1140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隨著全球數位化進程持續發展,大眾接收資訊的方式不斷演變。影音媒體平台及自媒體的興起,使每個人不僅是訊息的接收者,更是內容的生產者。多元的訊息管道帶來豐富資訊,同時也對內容管理提出新挑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順應全球數位匯流與監理革新的發展趨勢,致力於促進通訊傳播的健康發展,保障大眾權益、尊重弱勢族群、推動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今年度(113 年),NCC 持續推行「公民培力推廣計畫」,深化媒體素養教育。

多方協作,廣泛推廣媒體素養

今年公民培力推廣計畫持續與廣電媒體產業、公民團體及學術機構合作,包括好事聯播網(人人廣播電臺、連花廣播電臺)、正聲廣播、鳳鳴廣播、豐盟有線電視,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臺灣新聞記者協會、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財團法人花蓮縣光之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共 10 個單位。在北、中、南、東、離島五大區域自 7 月至 12 月舉辦了共 22 場媒體識讀活動,超過 1,500 人次參與,對象涵蓋媒體專業人士、銀髮族、身障者、新住民、兒童及青少年等,全面推動媒體素養意識。

多元形式,深植媒體素養意識

活動形式豐富多樣,且針對不同族群設計專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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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廣播電臺與連花廣播電臺今年以市集活動搭配民眾互動問答,以「防制假訊息」為主題,向大眾推廣辨識資訊的重要性。

圖 1. 人人廣播電臺於「聖誕好事集音樂會」安排防制假訊息問答與民眾互動

鳳鳴廣播電臺以「消費者保護」為題,向銀髮族進行消保宣導,期望提升民眾維護自我權益之意識。

圖 2. 鳳鳴廣播電臺舉辦「聰明消費不心煩」,宣導消費者保護之重要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至嘉義溪口國中舉辦媒體素養暑期營隊,讓偏鄉地區的學生也能享有充分教育資源,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訓練資訊閱聽能力。

圖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於嘉義溪口國中辦理暑期營隊,以為期 3 天活動宣導媒體識讀的重要性

此外,各單位亦舉辦多場主題講座與互動活動,與地方社區、校園及大眾連結,成功散播媒體素養種子,參與者課後給予正面回饋,表示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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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媒體素養基礎,邁向優質社會

 NCC 每年持續推動公民培力活動,幫助閱聽者增進對媒體資訊的辨識、思考與評估能力。透過多元族群及不同年齡層的全面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的種子得以深植,進一步促進全民媒體素養,攜手打造更優質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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