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在看牠，會影響狗狗的臉部表情？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當你開心快樂時，你的臉會露出微笑。但如果反過來，原本面無表情的你，開始擠出一點微笑，嘴角上揚、眼睛周圍開始瞇成一條線，你會因此感到快樂嗎？

這是心理學中經典的臉部回饋假說（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想要討論的問題：臉部表情會不會影響一個人的情緒體驗。

最終，在 1988 年研究者 Fritz Strack、Leonard Martin  和 Sabine Stepper 等人透過實驗，得出了一項結論：「咬著一支筆，就會讓人感覺更開心……」。研究者認為，因為咬著筆所使用到的肌肉，和微笑時會使用到的是相當接近，所以會產生開心、正向的感覺。

但長久以來，臉部回饋假說一直無法重複出相同的實驗結果，也因此飽受爭議。直到最近史丹佛大學等研究團隊在《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r）期刊發表論文證實了臉部表情和情緒體驗的關聯。

帶有爭議的「臉部回饋假說」，一開始是如何發現的？

在討論最新與臉部反饋假設相關的論文之前，先來聊聊「臉部回饋假說」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只要咬著筆，就會覺得快樂？

從日常生活經驗來看，表情往往是情緒的產物。當開心快樂就會出現眼睛瞇起來、嘴角向上的笑臉。反之，悲傷難過則會皺眉、嘴角向下的哭臉。

但臉部回饋假說的基本假設是反過來的：「情緒可以是表情的產物」。只要改變你的表情，你的情緒也會有不同的體驗。

簡單來說，想要感覺更快樂的話，那就先讓自己看起來更快樂。（好，我知道聽起來有點荒謬。）

如何證實「臉部回饋假說」的實驗也是很有趣。Fritz Strack 等人讓一群參與者看卡通，有些人要咬著筆，有些則是含著筆，最後請他們評價卡通的好笑程度。

實驗結果發現，和接近嘴角向下表情的「含筆組」相比，接近微笑表情的「咬筆組」覺得卡通更好笑。而且在統計結果上有顯著差異，按照實驗結果，也就證實了臉部回饋假說。

研究者可能笑不出來：實驗結果無法重複

當然，這篇研究發表後，也吸引不少研究者重複這項實驗。但換了實驗者、做了相同實驗，結果卻無法重複出來。這也可能讓 Fritz Strack 等人笑不出來。

像是，在 2016 年有項以臉部回饋假說的重複實驗，在 17 個實驗室、找了快 2000 名參與者。結果做出和原來實驗不一致的結果，而且在統計上也並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結果。

到了 2019 年，有項以針對 138 篇與臉部回饋假說相關的論文，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最終，研究者們發現臉部回饋假說確實在整體影響中是顯著的，但很小。

以上實驗結論，都讓臉部回饋假說長期以來飽受許多爭議。

這個心理學經典的假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為史丹佛大學心理科學加速器主任、心理學家 Nicholas Coles 等人想要揭開的神秘面紗。

長久以來「臉部回饋假說」的爭議，總算有解答？！

為了釐清這長久以來的爭議，Nicholas Coles 成立了 Many Smiles Collaboration，讓不管是支持或批評臉部反饋假說的人都可以加入。

於是，他們在 19 個國家、招募了近 4000 人來進行實驗。參與者被分成三組：和經典臉部反饋假說一樣的「咬筆組」、模仿照片中演員的微笑表情「模仿組」。以及，根據實驗者指導語擠出笑容的「提示組」。

接著，研究者會讓參與者放鬆一下臉部表情，再讓其中一半參與者，看著能夠引發開心等正向情緒的圖像，像是小狗、小貓、煙火等。另外一半則是看著空白的圖像，並請他們評估自己的開心／幸福程度。

有趣的是，模仿組、提示組的幸福感都有明顯地增加。但咬筆組則是沒有特別的情緒變化。會有這樣的差異，答案藏在你的假笑，有多接近真實笑容的肌肉狀態。

Nicholas Coles 解釋，因為咬筆組雖然表情接近笑臉，但使用到的肌肉和真正微笑不同。相較模仿、提示兩組的笑容更接近真實笑容的狀態，也比較容易感受到快樂等正向情緒。

1. Coles, N.A., March, D.S., Marmolejo-Ramos, F. _et al._ A multi-lab test of the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by the Many Smiles Collaboration. _Nat Hum Behav_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2-01458-9
2. Coles, N. A., Larsen, J. T., & Lench, H. C. (2019). A meta-analysis of the facial feedback literature: Effects of facial feedback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re small and variable. _Psychological bulletin_, _145_(6), 610–651.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194
3. Wagenmakers, E.-J., Beek, T., Dijkhoff, L., Gronau, Q. F., Acosta, A., Adams, R. B., Albohn, D. N., Allard, E. S., Benning, S. D., Blouin-Hudon, E.-M., Bulnes, L. C., Caldwell, T. L., Calin-Jageman, R. J., Capaldi, C. A., Carfagno, N. S., Chasten, K. T., Cleeremans, A., Connell, L., DeCicco, J. M., … Zwaan, R. A. (2016). Registered Replication Report: Strack, Martin, & Stepper (1988). _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_, _11_(6), 917–92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6674458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