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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諾特──蹣跚而行的仁厚數學家

科學大抖宅_96
・2017/03/23 ・8013字 ・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SR值 586 ・九年級

二十世紀初期,科學界產生劇烈變化。女性的高等教育逐漸開放,科學研究增添許多生力軍;許多領域如數學和物理,也因此受惠,得到不少進展。

在那女性運動尚屬萌芽階段的年代,有位才華洋溢的女性,不願屈就於社會期望,爭取旁聽的機會,突破法令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當政府以性別為由反駁她的大學授課申請後,她用男性數學家的助理名義教課。因為不被科學院接受,她無法自己發表論文,只得透過朋友幫忙發表。儘管她在數學領域貢獻卓著,卻因為猶太人身份,不得不離開德國;德國數學家使用她的數學理論,卻不能提及她的名字,好像她從未存在過。

在逆境下,她堅韌、充滿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她邋遢、不修邊幅,完全不介意外表,以及任何的女性形象。她愛吃、充滿熱情與愛心、無私又友善。有人形容她「像(剛出爐的)麵包……從她身上散發出寬厚、舒適、生氣勃勃的溫暖。」她不追求自身名利,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卻又笑口常開。

她就是埃米.諾特,抽象代數的奠基者;紐約時報則稱「她的定理建立了近代物理學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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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諾特(圖片來源

家學淵源和體制限制

阿馬莉.埃米.諾特(Amalie Emmy Noether),1882年3月23日生於德國愛爾朗根市(Erlangen)。父親麥克斯.諾特(Max Noether)是大學數學教授,在代數幾何領域頗有名氣。因為家境不錯,加上父親的職業之故,埃米成長在溫暖、友善以及充滿數學的環境。

身為四個小孩中的老大,埃米在童年時期是個友善、聰明的普通女孩,外加近視和輕微的大舌頭。當時,德國針對女孩的教育只到國中階段,而且重點放在家管、育兒、宗教與藝術課程,再加點基本算術、對話用法語和英語。雖然各州狀況不同,一般而言,德國大學到1910年才開放女性入學。除此之外,女性不能公開發表演說、加入政黨,或甚至參加政治活動。

那是德國正值快速都市化和工業化的年代,反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言論在巨大社會變遷下仍頑固地存在著;這群反對者自詡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認為大學對女性開放代表了道德的衰敗。1895年的一份調查中,多數德國教授便表示大學教育超過女性心智能力能夠負荷的範圍。即使埃米在家庭薰陶下對數學產生興趣,她也沒有研讀數學的機會。

因為沒辦法接受高等教育,埃米原本希望成為外語老師,並花三年時間參與教師訓練課程。1900年,她通過測驗取得女子學校的任教資格。然而,十八歲的她不遵循預設好的道路,卻打算在愛爾朗根大學旁聽課程。雖然女性無法就讀大學,得到教授允許的話還是能夠旁聽(但也很可能遭到拒絕)。從1900年到1903年,埃米是愛爾朗根大學唯二的女性旁聽生之一。考慮到以後可能會去女子學校教書,她選了外語課,外加個人感興趣的數學。只不過,沒人能想到,埃米的生涯規劃因此徹底翻轉,數學也成了她的終身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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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哥廷根大學旁聽開始

哥廷根大學。source:wikimedia

1903年7月,埃米通過巴伐利亞州的大學入學測驗,卻不以此滿足,反是選擇了更具挑戰性的路途──她決定不入學,離鄉背井到三百公里外的哥廷根大學(哥廷根的喬治·奧古斯都大學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簡稱哥廷根大學)旁聽。哥廷根大學當時在歐洲名聞遐邇,知名科學大師多不勝數,如天文學家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數學家閔考斯基(Hermann Minkowski)、克萊因(Felix Klein)和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等,若要研究數學,沒有比那兒更棒的地方了。

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source:wikimedia

未料,埃米因為身體因素,只在哥廷根待了一學期。1904年,她正式成為愛爾朗根大學(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學生,而且整個就學期間,只有另外三位女學生,以及兩位女旁聽生。

在愛爾朗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埃米的指導教授保羅.哥爾丹。source:wikimedia

埃米的指導教授是保羅.哥爾丹(Paul Gordan),不變量理論(Invariant theory)的大師。在哥爾丹指導下,1907年埃米完成一篇充滿數不清計算的博士論文。雖然埃米日後稱其為垃圾,但是這篇博士論文卻得到不少好評。25歲的她,通過學術研究的頭一個門檻,獲得數學博士學位。

接下來八年,埃米留在愛爾朗根大學,做著沒有薪水和職稱的工作。隨著她父親健康惡化,埃米逐漸分擔了父親的工作。她不但發表多篇現今視為經典的數學論文,還代父親授課、指導博士班學生,也參加國際數學組織、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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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之邀和廣義相對論

希爾伯特(右)和克萊因(左)。source:wikimedia

1915年,之前和埃米有數面之緣的希爾伯特和克萊因,邀請埃米加入他們在哥廷根大學的研究團隊。埃米在哥廷根這一待,就是18年。當時,希爾伯特和克萊因正和愛因斯坦合作,以完備廣義相對論中的數學。埃米在家書中曾開玩笑表示,她們正在幫愛因斯坦進行極度困難的計算,而且「沒人知道那是要幹麼的。」

師承哥爾丹的埃米對不變量理論相當精通,對廣義相對論的數學發展起了很大幫助。最後,埃米為廣義相對論的某些概念提供了非常簡潔優雅的公式。她的表現讓研究團隊大為驚豔,希爾伯特和克萊因越來越相信埃米值得被聘為哥廷根大學教授;愛因斯坦甚至寫信向希爾伯特表明:「諾特小姐在計畫中持續給我建議;因為透過她,我才能掌握這個(數學)領域。」

叩關大學講師

當時,要想在德國的大學授課,必須通過一系列程序,以獲得特許任教資格。因為法律禁止女性擔任大學講師,埃米成了哥廷根大學首位嘗試叩關的女性。

光是在校內,爭論就持續了數個月:反對者認為,擔任大學講師這類所有不利女性生育強壯下一代的事,都應該避免;同意最力者如希爾伯特則認為,聘用講師與否應從實際功績做評斷,而非出於政治或社會考量。因為希爾伯特大力支持女性受教權,所以有些人在他五十歲生日時特地開他玩笑,頒給他虛擬的女學生聯合會(Union of Women Students)終身會長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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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算,哥廷根的數學家們達成共識,大多數教授都同意政府的說法:女性不應成為大學講師。只不過,他們加上一條但書──當該位女性的腦袋富有數學創造力時例外。

然而,即使數學家們同意聘任埃米擔任編外講師[1],其他系所站出來發難了:「女性怎能當編外講師?」、「一旦成為編外講師,她就能成為教授,也能成為大學評議會[2]的成員。女性能被允許進入評議會嗎?」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有人問,「當我們的士兵返回大學,發現他們必須在女人底下學習,會做何感想?」對此,希爾伯特回應:「我看不出當事人的性別構成反對聘任她的理由。畢竟,評議會並不是公共澡堂。」

最終,哥廷根大學將案子提到「宗教和教育部」,希望政府網開一面,允許埃米的人事案。部長拒絕了,不過提出妥協辦法:「她不能擔任教職,但是可以用希爾伯特助理的名義授課。」於是接下來三年,課表寫著:「數學物理專題。不變量理論:希爾伯特教授,由埃米.諾特小姐/博士擔任助理,星期一下午四到六點,免費。」埃米甚至沒辦法獲得授課鐘點費。

1917年,法蘭克福一所新成立的大學對埃米招手,表示願意提供教職給她;因為不是公立學校,所以應該能夠避免政府禁止女性教師的規定。埃米心動了。聽到消息之後,擔心手中瑰寶出走的哥廷根大學,再次向政府申請聘任埃米。僅僅六天,政府回應了:「你們擔心她去法蘭克福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她不會被允許成為講師,不論在哥廷根、法蘭克福或是其他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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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敗帶來的轉機

1918年對埃米來說意義特別重大。根據之前廣義相對論的研究,她寫下知名的諾特定理(Noether’s Theorem)。諾特定理說的是,每個物理守恆定律,都擁有相應的對稱性。例如,動量守恆對應到平移對稱性(物理定律不會因為參考座標系的平移而發生改變;換言之,兩個不同位置看到的物理定律是一樣的)。

現今,諾特定理被廣泛運用在物理領域,成為近代物理學的基石。諷刺的是,因為當時皇家哥廷根科學院 (Royal Gottingen Academy of Science)拒絕接受埃米,以至於諾特定理的論文是由克萊因代為發表。

同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流亡海外,也為埃米帶來轉機。12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哥廷根大學的克萊因:「接獲諾特小姐的嶄新成果後,我再次發現,她無法正式授課是極度不公允的。」愛因斯坦除了表示會盡力幫埃米向政府爭取教職的機會,也希望克萊因幫上一把。

德國新上任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很快賦予了女性投票權,也允許女性在國會擁有議員席次。1919年5月,政府終於通過人事案,埃米正式成為哥廷根大學編外講師。埃米欣喜若狂;在拿到博士學位十一年後,37歲的她終於能夠用自己的名字開課。雖然沒有薪水,當年秋天她就開始了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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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貢獻

1920年代,埃米將代數研究引到全新的方向。有別於以往的數學研究,也與她那充滿計算的博士論文大相逕庭,埃米採取全然不同的研究途徑,建構出抽象代數的基礎。1921年,她發表革命性論文〈環的理想理論[3]〉,從大的抽象架構出發以討論不同的概念,卻沒有任何實際指涉──就像是單純比較建築的高度和尺寸,而不談論建築本身。這篇論文對現代代數產生劃時代的影響,為了表彰她的貢獻,許多由她發展的數學概念現在都以她的名字命名。

埃米的研究路徑,多少跟她對數學的個人偏好與看法有關。某次,她拜訪身為應用數學家的弟弟弗里茨(Fritz Noether),沒想到兩人一言不合,針對數學的用途爭辯一個小時。弗里茨認為,數學應該要拿來描述真實的物理世界;諾特則主張,數學發展應該基於好玩或是智識上的興趣。雖然兩人沒有共識,但埃米怎麼也想不到,她純粹基於興趣所研究出的數學,儘管抽象得不得了,在現代物理學卻有著極大用處。

義工教授

1922年,因為埃米的頂尖學術表現,德國政府破格給予埃米新的頭銜「非正式特聘教授」。雖然名義上是教授,仍是無給職,也沒有退休金。她做著大學教授的工作,待遇卻和義工沒有兩樣。

為了避免埃米對新的教授頭銜產生誤會,科學與藝術部部長特地寫信給她,表明新頭銜並不會改變她的任何法律地位,她和其他教員的關係跟之前編外講師時期沒有差別,也和之前一樣沒有任何薪水。當時,諾特是哥廷根大學的教授中,唯二的女性教授之一(兩人都是非正式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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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大學從未給過埃米正式教職。她僅有的收入,來自希爾伯特的微薄補貼;一個月250馬克,連生活開支都不夠用。她是哥廷根收入最低的教員,也從未被納入公務員體系裡。戰後的通貨膨脹,加上1921年的父親過世,埃米著實面臨龐大的經濟壓力。儘管如此,她還是慶幸於這首次領到的微薄薪餉。

不典型也不女性化

埃米是同儕中唯一的女性;雖然她打破性別藩籬成為名義上的教授,眾人也尊敬她的能力與創造力,她的外貌、穿著、體重等等,無一不受到旁人的品頭論足。一方面,大學女教師極為稀有;二方面,埃米一點都不女性化的外顯行為也很難不讓人注意。

她明顯過重,卻不以為意:「如果不吃東西,我就無法做數學了。」而數學對她才是最重要的。正值三、四十多歲的她,穿著黑色長大衣,幾乎垂到腳踝;斜揹肩包、削短的頭髮,加上男人的帽子。在那個對女性穿著打扮、言行舉止無比講究的年代,埃米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然而,對於成天專注在數學的埃米來說,舒服、方便和價錢比瞬息萬變的時尚來得更重要。

埃米面對生活,就像處理數學,刪除一切非必要的事物。有人稱讚她的仁慈、好心腸和一切從簡,卻也有人嫌棄她的大音量和不溫柔優雅,穿得像洗衣女工。但反過頭想,如果她是男性,這些所謂惹人厭的特徵,都會成為某種刻板印象中的聰明數學家形象。

提攜學生與後進

埃米對學生相當照顧,就像母雞帶小雞。她極力避免學生遭遇到任何不公平對待,還把自己的小公寓借給左翼學生團體聚會。在研究上,她常跟年輕人分享自己的主意,讓他們去鑽研,並在後面推一把;也因此,在許多別人的論文背後,她都助了一臂之力。她的研究夥伴兼數學家馮德瓦爾登(Bartel Leendert van der Waerden)回憶:「她總是幫我們寫好論文前言,並將最主要的概念公式化──我們作為新手,永遠不可能像她那樣清晰掌握與斷定那些概念。」馮德瓦爾登寫的代數教科書,有很大一部份就是來自埃米的貢獻;這套教科書後來經過翻譯、改寫,傳遍全世界,成為經典,也改變了數學教育。

因為收入微薄,有一部分還要拿來資助最小的弟弟和姪兒,埃米早先住在供膳的學生宿舍,直到學生們拒絕和「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4]」一起吃飯為止;在那之後,她才搬到位於閣樓的公寓。不論天氣如何,她和一位數學家朋友的太太,每天都到河畔的公共泳池游泳──儘管那是男性限定。一個星期中有六天,她總在同樣時間、於同一家廉價餐廳的同個座位,吃著同樣的晚餐。到了週日,她會為自己的學生下廚,並製作點心。只可惜,這樣做並沒辦法討好所有學生,因為好些人早已習慣那些薪資優渥教授的家,不但有全職主婦打理一切,還有許多傭人──這在在都讓埃米的生活方式,成為許多人茶餘飯後的笑柄。

埃米的課堂總是充滿活力和熱情。她不講發展成熟的理論,只講自己的研究,讓學生同自己一起在課堂上思考;講得飛快、寫得飛快、擦得也飛快,只有最俐落能幹的學生有辦法存活下來。當講到激動處,埃米身上的罩衫很容易因為手勢動作而鬆開;女學生雖然會試著幫她整理衣服,但總是徒勞無功──因為埃米一直忙著說話。

埃米一生共收了七位博士班學生,和十三個非正式學生,其中大多數都成為數學家。她的同事、兼知名數學物理學家外爾(Hermann Weyl)日後回憶:「考量到她科學研究計畫的生產力,和對諸多學生的影響力,她無疑是那裡(指哥廷根)數學活動的強力核心。」

納粹德國

1932年,埃米成為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一位受邀在數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s)發表演說的女性,並得到滿堂彩。即使她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大數學家了,家鄉德國還是不認同她的成就,選擇性忽略她。埃米的數學家朋友們深感不平:「若非她的種族、性別、和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儘管這點相對輕微),她早就在德國得到第一流的教職。」

另一方面,德國政治情勢愈演愈烈,納粹獲得許多年輕學生的歡迎。埃米某位碩士班學生起頭抵制另一位猶太教授蘭道(Edmund Landau),以至於沒人去上蘭道的課;「亞利安學生要的是亞利安數學,而非猶太數學。」他們這麼宣稱。

埃米在數學會議演講後沒幾個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大權在握的他,開始對猶太教授動刀。1933年5月初,科學部公佈具猶太血統的教授名單,埃米赫然列榜。沒出幾天,埃米和哥廷根其他一些猶太教授就被開除,也禁止在德國任何大學授課。納粹此舉,將哥廷根大學的物理和數學研究環境破壞怠盡──畢竟,在這兩個領域,許多響噹噹的教授都是猶太人。

失去了工作和發揮的舞台,埃米不改其志,在自己的公寓偷偷(違法)教授課程。即使有納粹學生跑到她家上課,她也坦然視之。只不過,隨著猶太科學家紛紛逃離德國,埃米也必須思索自己的出路。最後,她接受美國知名女數學家惠勒(Anna Pell Wheeler)的邀請,來到美國費城近郊的女子學院布林莫爾(Bryn Mawr College)──雖然仍是暫時的職缺,薪水倒還算差強人意。

1933年,埃米站在哥廷根火車站準備前往美國(圖片來源

美國生活

1933年秋天,埃米抵達費城,她和惠勒兩人很快成為好友。惠勒曾在哥廷根大學就讀數學,不但會講德語,對德國文化也熟悉;她幫埃米的美國生活解決很多難題。

埃米在美國的學術活動還算順利。每週,她會搭火車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講學,並和愛因斯坦閒話家常。惠勒安排了三個學生和埃米一起工作,並叮囑他們要好好善待埃米。與德國的情況不同,布林莫爾的學生只當埃米的打扮是實用取向,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上她的課也感到深具啟發。除此之外,埃米的社交生活也很愜意,她會和惠勒一起喝下午茶,或是坐在庭院思考數學、到附近的鄉間健行,甚至站在馬路中央跟焦急請她過馬路的學生解釋數學。

即使薪水並不算多,埃米已經感到滿意了。她不但把一半薪水存起來留給姪兒,甚至會自掏腰包援助貧困的學生。就跟她的數學風格一樣,埃米生活從簡、情緒也從簡。她從不讓負面的情緒影響自己,沒有對身為女性在德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顯露過一絲痛苦或嫉妒;當埃米的德國同事轉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享受豐厚的待遇,她亦平常心視之。

根落美國

1934年夏天,埃米回到德國,收拾細軟、將公寓打點好,並和弟弟弗里茨一家道別。弗里茨也準備離開德國,到西伯利亞工作。

即使在美國展開新生活,埃米的前景依舊不樂觀。她已經五十多歲,在遙遠的地方獨自打拼,也沒有正式工作。逃難的猶太科學家太多,能夠聘請這些人的單位卻太少。埃米不希望教大學部學生,布林莫爾卻是個強調教學的學校,跟她的調性不合。除此之外,埃米還有健康上的困擾。

埃米早先在德國,曾接受過子宮肌瘤切除術,現在卻又發現新的腫瘤。1935年4月,她排定進行手術。雖然埃米認為自己很強壯,手術應該不會有問題,但在朋友的勸說下,她還是預立遺囑。她向朋友表示,過去一年半是她生命中最快樂的日子,在布林莫爾和普林斯頓都受到讚賞──這是她在自己國家從未感受過的。

手術一切順利,醫生移除埃米體內,跟哈密瓜一樣大的卵巢囊腫。為了避免手術時間過長,留下兩個不礙事的小腫瘤。恢復期原本看似正常,怎知到了第四天,埃米突然失去意識,高燒接近攝氏43度。醫生並不確定埃米發生了什麼事,可能是術後感染,也可能是因高血壓導致的中風。

巨星隕落

1935年4月14日,正處於創造力巔峰的埃米,在遠離家鄉和家族的國度驟逝,享年53歲。這對全球數學界是莫大的傷痛,德國數學期刊「數學年鑑」甚至刊登了埃米的訃告──雖然埃米曾擔任它好幾年的編輯,但數學年鑑從未把埃米的名字放到刊頭。1935年5月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愛因斯坦的投書,文中表明「自女性開始接受高等教育以來,諾特小姐是最重要、最富有創造力的數學天才。[5]

埃米過世後兩年,她的弟弟弗里茨在西伯利亞被捕,之後以德國間諜罪名處死;不過數學家外爾和愛因斯坦成功將其兩子營救到美國。直到1989年,蘇聯總理戈巴契夫才宣稱弗里茨受到不公平對待。而埃米的骨灰,則由布林莫爾學院保存;在1982年,埃米.諾特百年誕辰,數學女性協會將她的骨灰埋在圖書館迴廊的磚牆下。

綜觀埃米.諾特一生,她不但是抽象代數的先驅,還建構了近代物理學的基本原則。獨具慧眼的她,能看出不同事物之間的連結,並用統合的方式描述兩種被認為相異的概念。近代物理學在建構模型時,常常會從對稱性出發,並討論當中的守恆量──這個概念便來自於她的諾特定理。她在群論、群表示論、環論和數論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對物理學界和數學界產生深遠影響。

同時,埃米也是早期女性科學家的標竿。在她的年代,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女性不適合大學教職,但她仍義無反顧、堅持自己的理想。在祖國德國,她得不到欣賞;在美國,已經年過五十的她還來不及發揮就撒手人寰。她一輩子可說都沒有得到過任何正式的工作,但在數學和物理上的成就卻如此重要。埃米.諾特為人寬厚、待人友善,對數學的熱情更無人能出其右,研究之路卻滿是艱險,可謂蹣跚而行的仁厚數學家。

google doodle 於2015年3月23日紀念埃米諾特133歲冥誕

參考資料

  • Rachel Swaby (2015), Headstrong: 52 Women Who Changed Science-and the World, Broadway Books.
  • Sharon Bertsch McGrayne (2001), Nobel Prize Women in Science: Their Lives, Struggles, and Momentous Discoveries, Joseph Henry Press.
  • Edited by Nina Byers and Gary Williams (2006), Out of the Shadows: Contribu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to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CK (1981), Emmy Noether 1882–1935, Birkhäuser Basel.
  • Dwight E. Neuenschwander (2010), Emmy Noether’s Wonderful Theore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 [1] 編外講師(女性為Privatdozentin,男性為Privatdozent),又譯私講師,指的是德語系國家裡,通過認證可以就特定領域在大學授課、指導學生者。
  • [2] 評議會是學校的政策決定會議。
  • [3] 原文名Idealtheorie in Ringbereichen。理想為數學專有名詞,與日常生活意義無關。
  • [4] 在1920和1930年代,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反法西斯主義,對許多西方自由派人士是很有吸引力的。
  • [5] 另有一說該文是數學家外爾寫的,只不過編輯認為由名氣更大的愛因斯坦掛名更好,所以該文改以愛因斯坦名義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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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抖宅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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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聲明,這是本名。小時動漫宅,長大科學宅,故稱大抖宅。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人文社會議題鍵盤鄉民。人生格言:「我要成為阿宅王!」科普工作相關邀約請至 https://otakuphysic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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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越累越難睡?當大腦想下班,「腸道」卻還在加班!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4/30 ・2519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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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 圖片來源:envato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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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圖片來源:益福生醫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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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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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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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 / 圖片來源 : env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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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為何會「結疤」?揭開比癌症更致命的「菜瓜布肺」,科學家如何找到破解惡性循環的新契機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5/08 ・2041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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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 / 圖示來源:shutterstock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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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 圖示來源:shutterstock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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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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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 圖示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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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無聊是誰的錯?數學家其實很幽默?——《數盲、詐騙與偽科學》
大牌出版.出版大牌_96
・2024/01/08 ・2441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雖然很少有學生小學畢業後還不懂乘法表,但有很多人確實不會算,如果一個人開車的速度是每小時 56 公里,開了 4 小時之後,他就開了 224 公里。要是每公克花生賣 40 美分,而 1 袋花生賣 2.2 美元,那麼,這袋花生裡就有 5.5 公克花生。假如全世界人口中有 1/4 是中國人,其餘的 1/5 是印度人,那麼,印度人在全世界的人口中就占了 3/20,或說是 15%。當然,要理解這些問題,並不像學會算 35×4=140、(2.2)/(0.4)=5.5、1/5×(1–1/4)=3/20=0.15=15% 這麼簡單。對很多小學生來說,這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的東西,要靠做很多很實用、或是純屬想像的問題,才能進一步學會。

至於估計,學校裡除了教一些四捨五入之外,通常也沒有別的了。四捨五入和合理的估計與真實人生大有關係,但課堂上很少串起這樣的連結。學校不會帶著小學生估計學校砌一面牆要用掉多少塊磚、班上跑最快的人速度多快、班上同學爸爸是禿頭的比例多高、一個人的頭圍與身高之比是多少、要堆出一座高度和帝國大廈等高的塔需要幾枚 5 美分硬幣,還有他們的教室能否容納這些 5 美分硬幣。

幾乎也沒人教歸納推理,也不會用猜測相關性質和規則的角度,來研究數學現象。在小學數學課裡談到非形式邏輯(informal logic)的機率,就跟講到冰島傳說一樣高。當然,也不會有人提到難題、遊戲和謎語。我相信,這是因為很多時候,聰明的 10 歲小孩輕輕鬆鬆就能打敗老師。

數學科普作家葛登能最不遺餘力探索數學和這些遊戲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寫了很多極有吸引力的書,也在《科學美國人》撰寫專欄,而這些都是會讓高中生或大學生感到很刺激的課外讀物(前提是有人指定他們去讀的話)。此外,數學家喬治.波利亞(George Polya)的《怎樣解題》(How to Solve It)和《數學與合情判讀》(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或許也屬於這一類。有一本帶有這些人的文風、但屬於較初階的有趣好書,是瑪瑞琳.伯恩斯(Marilyn Burns)所寫的《我恨數學》(The I Hate Mathematics! Book),書裡有很多啟發性的提示,帶領讀者解題與發想各種奇思異想,是小學數學課本裡罕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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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有太多教科書仍列出太多人名和術語,就算有說明解析,也很少。比方說,教科書上會說加法是一種結合律運算(associative operation),因為(a + b)+ c=a +(b + c)。但很少人會提到非結合律運算,因此,充其量來說,結合律運算的定義是畫蛇添足。不管是結合律或非結合律,你知道了這些資訊之後要怎麼應用?書上還會介紹到其他術語,但除了用粗體字印在書頁中間的小框框裡,看起來很了不起之外,也沒什麼值得提的理由。這些術語滿足了很多人認為,知識就好比一門普通植物學,每種學問都可以在體系中,找到自己的類別和位置。相比之下,把數學當成有用的工具、思維方式或是獲得樂趣的途徑,在多數小學教育課綱中都是很陌生的概念(即使教科書內容不錯也一樣)。

或許有人會認為,在小學階段,可以用電腦軟體,來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算數原理及相關應用(應用題、估計等等)。可惜的是,目前可用的程式通常是從教科書上擷取無趣的例行練習,轉化成電腦螢幕版本而已。我不知道有任何軟體可用整合、一致且有效的方法,來教算術與解題應用。

小學階段的數學教學品質普遍不佳,最終必會有人怪罪於老師能力不足,而且對數學沒什麼興趣、或不懂欣賞數學。我認為,這當中有一部分又要歸咎於大專院校的師資培養課程中,很少或根本不強調數學。以我自己的教學經驗來說,我教過的學生中,表現最差的是中學生,而不是大學主修數學的學生。準小學老師的數學背景也很糟,很多時候甚至根本沒有相關的數學教學經歷。

而每所小學聘用一、兩位數學專才,在學校裡每天分別到不同班級輔導(或教授)數學,或許可以解決部分問題。有時我認為,如果大學數學教授和小學老師每年可以交換個幾星期,會是個好方法。同樣的,把主修數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交到小學老師手裡,不會造成傷害(事實上,後者或許能從前者身上學到一些東西)。而三、四、五年級的小學生則可以在完全適任的老師教導下,接觸到數學謎題與遊戲,將可大大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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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稍微打個岔,謎題與數學之間很有關係,而且相關性會一直延續到大學與研究階段的數學。當然,把謎題換成幽默也通。我在《數學與幽默》(Mathematics and Humor)書中試著說明,數學和幽默都是某種益智遊戲,與猜謎、解題、遊戲和悖論多有共通之處。

數學和幽默都是把概念組合、拆開再拼回來,然後從中得到樂趣。慣用的手法包括並列、歸納、迭代和倒向(比方說「aixelsyd」就是把「dyslexia」﹝閱讀障礙﹞的字序倒過來)。那麼,如果我放寬這個條件,但緊縮另一個條件會怎樣?某一個領域的概念(像是綁辮子),和另一個看來完全不同領域的概念(如某些幾何圖形的對稱性)有什麼共通點?當然,即便不是數盲,可能也不熟悉數學這個面向,因為你必須要先具備一定程度的數學概念,才可以拿來耍弄。其他像獨創性、不協調感以及精簡的表達,對於數學和幽默來說也都同樣重要。

可能有人說過,因為所受訓練之故,數學家有一種特殊的幽默感。他們往往會接受字面意義,但字面上的解讀又常和標準用法的意義不同,因此很好笑。比方說,哪種運動比賽時要蓋臉?答案是,冰上曲棍球以及痲瘋病人拳擊(按:原文「Which two sports have face-offs」,「face-off」其中一個字面意義為「蓋臉」,而這也是冰上曲棍球常用的術語,意指「爭奪球權」)。他們也很沉溺於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或設定極端前提條件然後做邏輯演練,以及各式各樣的字組遊戲。

如果可以透過小學、中學或大學階段的正式數學教育,或是非正式的數學科普書籍,傳達數學有趣的面向。我認為,數盲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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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摘自《數盲、詐騙與偽科學》,2023 年 11 月,大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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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出版.出版大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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