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齋】開刀房內外的外科大歷史

「雜種醫」的挑戰

余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醫學革命論文選》第二版之時，新版序的開場白就敘述了朋友對他的氣憤埋怨。他們說：

近年外面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醫說，橫行得了不得。這點狡獪都是你教訓他們的。你若不去向他們攻擊，他們永遠不會變遷。舊的索性舊，新的索性新，倒是界限分明，容易解決。⋯⋯你拚命攻擊舊醫，結果是教訓他們尋出一條生路。

在一九二九年的衝突之後，許多批判中醫的人都注意到一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現象：一夕之間，出現了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醫。在很短的時間裡，雜種醫就在醫界大行其道，而之前這種混種現象只盛行於商業界的藥品市場而已。雖然抱持第一與第三立場的人對於中醫科學化的意見相反，但他們都把陸淵雷與譚次仲的方案抨擊為「非驢非馬」。

為何被譯為「雜種醫」？

在此，我想清楚說明為什麼把「非驢非馬醫」翻譯為「雜種醫」（mongrel medicine），而不是聽起來比較正面的「混種醫」（hybrid medicine）。第一，兩者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雜種醫」是當年的歷史行動者所使用的概念。當年批判中醫的人士把「非驢非馬醫」等同於「雜種醫」，因爲他們想強調這種醫療是一個背叛了父母的雜種，是對兩個純種醫學傳統的雙重背叛。

這樣強烈的負面意涵便引出我的第二個論點：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概念而言，當年沒有任何中醫師會自我標榜為「非驢非馬」，「非驢非馬」是中醫批評者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貶抑性的標籤。相較於「雜種」與「非驢非馬」所帶有的強烈的負面意涵，「混種性」（hybridity）這個後殖民概念的功能剛好相反，它強調「後殖民文化的混種性是一個優點，而不是弱點。」我想傳達的訊息卻正是混種的負面意涵：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備受罵名，仍要追求中醫科學化的原因為何？

面對來自雙方的攻擊，陸淵雷決定在那份備受爭議的中醫科學化提案當中，將接納雜種醫列為五項前提之一：「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在此陸淵雷清楚表示不認同將中醫視為「國粹」而保存其本真性（authenticity）。

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顯示至少對陸淵雷而言，國醫運動不當被等同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特別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九六○ — 一二七八）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像陸淵雷這樣的人士不僅發動了中醫科學化方案，更心甘情願地承受論敵貼在他們身上的貶抑性標籤，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保存中醫既有的樣貌，而是要發展出國醫館所揭示的那種新生的混種醫。

余巖的友人責怪余巖協助創造了這種雜種醫。他們是對的。雜種醫之所以會興起，就是為了回應余巖和其他中醫批評者所倡議的醫學革命。這並不是說在余巖對中醫提出抨擊之前，不曾有人試圖融合這兩種醫學型態──唐宗海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重點是，雜種醫之所以突然間變地那麼值得追求、那麼引人痛毀極詆、那麼危機四伏，這一切都源於人們堅持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換句話說，就是中醫科學化。有史以來第一次，當中醫師想像中醫與西醫的關係之時，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共同直面科學的概念。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的關係？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之間，有一種相互建構與壓制的辯證關係。這兩者的關係具有相互建構性，因為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例如余巖對於中醫的三分法。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的改革體現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截然不同於由唐宗海為代表的那種前現代式的匯通中西醫。

另一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具有壓抑性，因為正是科學的概念使人難以想像中醫與生物醫學之間能夠經由跨種雜交而產生有意義的成果。單純想像把兩種醫學型態混合起來，或許不需要擔心會產生怪物。但若是想像將科學與異己的他者進行跨種雜交，感覺上幾乎是褻瀆神聖。由於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作法，無怪乎批評者將這種新式醫學描述為「非驢非馬」。

就像那無法繁殖後代的騾，雜種醫雖然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卻絕對不可能長久存續，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正因為這種醫學廣受大眾歡迎，反對者覺得必須利用雜種醫這個貶抑性的概念，以提醒眾人逾越界線的危險，使人們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論爭雙方都接納中醫科學化方案，是以雜種醫才會變成一個廣受中醫師支持的、值得追求的、卻又沒有希望成功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變成西醫師眼中巨大的威脅。

結論

西醫師為何強烈地偏好「中醫科學化」這句口號，而不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關鍵就在防止雜種醫。由於這句口號包含了「科學化」這個在地發明的概念，因此也就把我們帶回了本章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科學化方案做為一股關鍵歷史力量，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最直白的答案就是，將科學轉化為一個動詞（科學化），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來展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實體叫做科學。

如果科學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同質性的單一實體，那便難以想像將某個東西「科學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當人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化」這個動詞時，大家的行為便預設並且強化了一個想法：科學及其對反（中醫）是兩個可以清楚辨識的實體，就像具體的物品一樣真實。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科羅拉多州會議中心
第六十一屆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科學年會

司法科學可能失誤？垃圾科學害無辜的人被判有罪？

二○○九年二月十九日，美國國家科學院投下了長達三百頁的震撼彈。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都是宣告絕對正確的鑑識神話破滅。這份後來被稱為《 NAS 報告》的《提升美國司法科學：前進之路》（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讓聚集在丹佛參加美國鑑識科學學會年會的鑑識社群都深受打擊。自從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山姆．謝潑德審判以來，無論是法庭或流行文化都一直認為司法科學是萬無一失的。

即使出現了錯誤定罪，也沒有削弱這個被廣泛認同的信念。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就反映出對這件事不存在絲毫懷疑。在該年的五百三十六篇發表文章中，只有一篇是討論錯誤定罪，發表人是一名加拿大的辯護律師，而該科學的可靠性則完全沒有成為關注議題。¹

《 NAS 報告》在一夜之間讓會議議程顯得無關緊要，彷彿是上個世代的產物。垃圾科學害得無辜的人被判有罪，這不能再怪是因為「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美國國家科學院解釋因 DNA 的平反揭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冤案數量，有些還是死刑案件，並暴露了美國常用的一些鑑定方法的嚴重侷限性」。

即使是在最高法院作成對道伯案的意見之後，糟糕的科學依然在司法制度中占據主導地位。《 NAS 報告》回顧了上個世紀如史詩般的侵權責任之爭，它導致了道伯案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儘管彼得．胡伯的《伽利略的復仇》一書講述像「中了頭獎」的人身傷害訴訟，讓「現在已眾所周知的『垃圾科學』變得普及，並批評司法制度接受不可靠的專家證詞來支持侵權主張」，但《 NAS 報告》提到的「垃圾科學辯論」幾乎「完全忽略刑事訴訟」。²

鑑識體制對於《 NAS 報告》反應如何？

鑑識體制中大部分是善意而不習慣接受批評的公務員，對司法科學界來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批評是對個人的一種極大侮辱。大部分從業人員都是跟隨廣受尊敬的導師學習這一行，但現在幾乎所有鑑識行業公認的智慧都遭到駁斥：「訓練應該從學徒式的實務傳承轉向大學等級的教育，並且要根據科學上的有效原則。」該報告總結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強大而且獨立的單位，要切斷與過去的連結，且它要有權威和資源實施新的作法，解決委員會發現、在本報告討論到的許多問題。」

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議場傳出了鑑識專家們抗議的悲鳴。《鑑識科學期刊》發表過大量經同儕審查的文獻，在過去六十年間，在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上也發表了上萬篇經評審的演講和「學術研討會」。全國法院都宣布法醫從業人員是「專家證人」。

現在來了一些統計學家，就想要說我們沒有科學？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問問那些教授，他們最後一次從屍體上採下帶血的指紋是什麼時候！

前 FBI 實驗室分析人員馬克斯．胡克回憶道：「每個人都快氣瘋了。」³

醫學領域也發生過類似經歷？為什麼醫學界發生改變，鑑識學界卻難以動搖？

很少人能斷然放棄長期以來的信念，無論反面的事實多麼令人信服。這就是人性，司法科學也絕對不是第一個抗拒新事實的科學領域。一九八○年代中期的醫學就是這樣，歷經了漫長而緩慢的轉變過程，才從「根據大師怎麼說」（依照該領域的領導者傳下來的智慧），轉向實證的治療方法（依據精心設計的研究做出醫學決定）。

以「萬物的隱藏面」為主題的公共廣播節目《 Freakonomics 》做了一個〈劣藥〉（Bad Medicine）的四集報導，其中便呈現出司法科學社群對《 NAS 報告》的反應，也顯示出它和醫學界對「考科藍協作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反應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考科藍組織所做的事便是對幾世紀以來的醫學文獻進行前所未見的系統性檢視。

這份一千五百頁、分成兩冊的報告於八○年代末在該領域造成轟動。如同廣播主持人史蒂芬．都伯納（Stephen Dubner）表示：「考科藍協作組織是第一個將既有醫學問題加以真正系統化、彙編和評估其最佳證據的組織。你會認為這應該得到普世的讚揚，但是就和任何行業中根深柢固的智慧（即使是很不智的智慧）一旦受到挑戰一樣，醫學界並沒有為此感到振奮。」⁴

考科藍協作組織的共同創辦人伊恩．查爾默斯（Iain Chalmers）爵士描述，當一群局外人告訴醫生應該如何治療病人時得到了什麼反應：「我必須說，醫學界其實對此有很大的敵意。我記得有一次，我同事要出席英國醫學會在當地的一場會議，英國醫學會基本上是叫他去說明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什麼，以及這群統計學家和其他又不是醫生的人，到底跑來這個他們不該亂搞的領域胡鬧什麼。他開車出發前問我：『我應該告訴他們什麼呢？』我說：『如果是病人抱怨實證醫學的目的，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些批評。在那之前，就當這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在尋找出路。』」

實證醫學成為規範作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患者（客戶）提出了要求，最終會迫使醫學界默默地站在數據這一邊，而不是繼續服從該領域的大師。然而垃圾科學在美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主要客戶是檢察官，他們大部分都對現狀感到滿意。

——本文摘自《法庭上的偽科學》，2023 年 12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註解

1. 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aafs.org/common/Uploaded%20files/Resources/Proceedings/2009_Proceedings.pdf。 ↩︎
2.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on Identifying the Needs of the Forensic Sciences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 at 89 (2009) (NAS Report)（省略內文的引用和引述）。 ↩︎
3. 對胡克的訪談。 ↩︎
4. “Bad Medicine, Part I: the Story of 98.6,” Freakonomics Radio (Bad Medicine) ， 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freakonomics.com/podcast/bad-medicine-part-1-storyrebroadcast/（節目文字紀錄）。 ↩︎

「巫醫」一詞的來源：醫與毉

除了神話、傳說之外，從文字、語言的角度來看，^[1]也可以發現巫者和醫者、醫藥之間的緊密關係。

「醫」這個字還有個「俗字」寫作「毉」。利用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製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查詢，可以知道，醫字在《四庫全書》中共有五萬八千五百一十五筆資料，毉字有一千四百六十八筆。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查詢，則醫字有三萬兩千五百六十五筆，毉字有兩百八十筆。^[2]由此可見，毉字雖然不多見，但也不是非常罕見。

事實上，毉和醫字可以互通，例如，唐代釋慧琳 (737-820) 《一切經音義》釋「醫王」一詞時便說：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藥以療萬民之病。古者巫彭初作醫。毉字本從酉，或從巫作毉，亦通。《說文》治病工也，毉人以酒使藥，故從酉，酉者，古文酒字也。^[3]

釋「醫」時也說：

醫，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為性，得酒而使藥，故醫字從酉，殹聲。殹，亦病人聲也。酒所以治病者，藥非酒不散。殹音，於奚反，有作殹。古者巫彭初作毉，從巫形，俗字也。^[4]

釋「醫藥」時又說：

醫藥：上於其反。《廣雅》醫，巫也。《呂氏春秋》云：「巫彭作醫也。」《周禮》云：「醫師掌醫之政令。」又云：「醫人掌養萬人之疾病也。」《考聲》云：「療病人也，意也，夫療病必以酒，故字從酉也。」《說文》云：「治病工也。從酉，殹聲。殹音，烏計反。」^[5]

由此可見，醫字可以「從巫」作「毉」，而這似乎和「古者巫彭初作毉」的神話有關。^[6]總之，從古人「造字」的思惟來看，醫和巫基本上被視為同一種人，因此，三國時期的張揖 (fl. 227-232)《廣雅》便直言「醫，巫也」。

「巫」與「醫」的連稱

除了字形和字義上的關聯之外，在語彙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巫、醫兩者之間的親密性。事實上，在傳統漢語文獻中，「巫醫」或「醫巫」連稱、並舉的情形，並不罕見。

以中央研究院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來說，「巫醫」連稱的詞例有一百一十三條，「醫巫」連稱的詞例有三百八十七條，^[7]合計五百條。而以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製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來看，則「巫醫」（含「巫毉」）連稱的詞例有五百零三條，「醫巫」（含「毉巫」）連稱的詞例有六百零三條，合計一千一百零六條。另外，巫醫並舉的情形也有不少。

不過，從相關的詞例來看，巫與醫被人相提並論的緣由，其實並不盡相同。例如，孔子曾引「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8]而傳統的注疏家對於這段話的解釋便有相當大的出入，他們的爭議至少有三點。

第一是關於無恒之人和「巫醫」之間的關係。東漢鄭玄認為這是指：「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9]但是，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是指無恒之人不能學習「巫醫」之技能或無法從事「巫醫」之工作，例如，宋代朱熹便說：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10]

近人蔣伯潛 (1892-1956) 據此語譯為：

一個人而沒有恒心，就是巫醫等技能職業，也是學不成功的。^[11]

上述這兩種意見，究竟誰是誰非，不容易判定。其關鍵點在於對「作」這個字及整個句子的文法解讀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二是「巫醫」究竟指一種人還是兩種人。絕大多數的注釋家都認為「巫醫」包括「巫」和「醫」這兩種人，一般辭書也解釋為「巫覡與醫師」、「巫師和醫師」。^[12]

但是，也有一些近代的詞典將「巫醫」一詞解釋為「古代以巫術替人治病的人」、「古代以祈禱鬼神替人治病的人」，或是「古代以祝禱為主或兼用一些藥物來為人消災治病的人」，^[13]換句話說，「巫醫」被認為是指某一種「替人治病的人」。這兩種意見，都可以找到支持其說法的例證。

第三是「南人」為什麼會將巫和醫相提並論。有人以兩者同為社會地位低賤之人釋之，例如，前引朱熹之文便認為兩者都是「賤役」。但是，蔣伯潛則不提「賤」或「不賤」的問題，而是從職事內容著眼，他說：

巫是古時候一種祈禱鬼神，替人治病求福的人，「醫」是醫生。^[14]

他所強調的是巫、醫同為替人治病之人。

總之，上述三點爭議，所涉及的問題相當多，本文無法一一細論，但無論如何，巫與醫在傳統漢語文獻中常被連稱、並舉的緣由，似乎還是必須由兩者的共通性尋求解釋。

延伸閱讀：中國的巫醫傳統：以巫為「首」的醫藥發展（上）——《巫者的世界》

參考資料

1. 參見符友豐，〈「醫」字新譯——兼考醫、巫先后〉，《醫古文知識》1997：2（上海，1997），頁 37-40；蘭云云，〈「巫」「醫」詞義淺析〉，《時代文學（下半月）》2009：12（濟南，2009），頁 186。
2.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1868275662（2010 年 11 月 8 日檢索）。
3.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no. 2128〕（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卷 29，頁 499 下。
4.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7，頁488上。
5.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32，頁519下。
6. 「古者巫彭初作毉」的神話，除見於上引材料之外，又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 20，頁 429下；卷 30，頁 506 中。
7.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1979892352（2010 年 11 月 9 日檢索）。
8.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翻印），卷 13，〈子路〉，頁 9 上。
9. 《論語》，卷 13，〈子路〉，頁 9 上，注文。宋代邢昺也說：「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見《論語》，卷 13，〈子路〉，頁 9 上，疏文。
10. 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上海：啟明書局，1948），〈子路〉，頁 203。
11.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子路〉，頁 203。
12. 詳見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頁 4529；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頁 3775；商務印書館編審部編，《辭源》（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頁 962；臺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頁 1577；三民書局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大辭典》（臺北：三民書局，1985），頁 1381；晁繼周、李志江、賈采珠編，《漢語學習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 696；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第一卷，頁 973。
13. 詳見汪怡等編，《國語辭典》（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43），第六冊，頁 5369；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編，《古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642；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一卷，頁 973。
14.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子路〉，頁 203。

——本文摘自《巫者的世界》，2023 年 6 月，三民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