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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傳送假訊息?提升全民媒體素養,讓謠言止於智者!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6/09 ・4698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莊崇暉、田偲妤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不要再轉傳假訊息了!


「我家親戚群組又在 LINE 傳假訊息了!」這是常在年輕族群中聽到的抱怨,彷彿隨意散播謠言是長輩特有的行為,當你願意了解長輩的數位社交生活,將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李梅君助研究員,在研究 Cofacts 事實查核協作計畫時發現,臺灣民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存在世代衝突,該衝突延伸至日常相處上,卻在事實查核的協作過程中看到正向溝通的曙光。究竟臺灣長輩發展出什麼樣的數位社交生活?如何應用第三方資訊與長輩溝通,甚至邀請長輩加入闢謠打怪行列?

圖/研之有物。

2018 年臺灣地方選舉和公民投票讓存在已久的世代衝突瞬間引爆,面對韓流現象、同性婚姻、性平教育等議題,厭世代年輕人(1990 年代左右出生)和戰後嬰兒潮世代長輩(約 1946-1964 年出生)因經濟與社會生長背景的不同,常發生意見分歧而爭吵不休的情形。

在臺灣最多人使用的 LINE 即時通訊軟體中,出現不實謠言滿天飛的亂象,年輕人紛紛將矛頭指向長輩,批評長輩不先查核資訊真假就亂發文。

中研院民族所李梅君助研究員在研究 Cofacts 事實查核協作計畫時,發覺臺灣世代衝突問題的嚴重性。年輕人認定長輩就是假訊息的傳遞者,但事實上,許多年輕人也常在無意間互傳不實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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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常急著為長輩貼標籤,卻從來不去了解他們怎麼使用數位工具。這樣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加深彼此的誤會。」研究過程中逐一浮現的問題為李梅君指引出一條研究道路,從事實查核協作行動出發,逐步深入長輩的數位社交生活,探索緩解世代衝突、提升全民媒體素養的可能途徑。

「早安圖」的背後:長輩獨特的數位社交

圖/研之有物(圖片來源/Unsplash

從了解長輩的數位社交生活做起,應有助於促進不同世代的相互理解,李梅君選擇由長輩們發展出的「早安圖」文化來切入研究。

科技與生活的緊密結合讓人手一機成為常態,再加上疫情造成的人群接觸減少,讓人們日漸習慣將社交重心從實體轉往線上。越來越多長輩靠 LINE 群組維繫親友感情、接收外界資訊,每天一早發布的「早安圖」經常是長輩社交生活的起頭。

然而,早安圖一直有被汙名化的傾向,溫馨圖片配上吉祥文字的簡單排版被貼上具有長輩風格的標籤,甚至還被戲稱為「長輩圖」。李梅君與長輩相處後發現,早安圖的存在對於長輩的社交生活具有深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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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早安圖是長輩證明自己跟的上年輕人腳步的重要象徵!身為晚近才接觸手機、電腦的「數位移民」,長輩常因不會操作數位工具、又害怕晚輩覺得自己笨拙,而感到焦躁不安。因此,當自己好不容易學會用手機拍照、修圖、發早安圖,對長輩來說是自信心的累積,代表自己沒被時代淘汰

此外,早安圖也是長輩與人互動的敲門磚。李梅君察覺,有些長輩在傳訊息時相當在意社交分寸,不像年輕人想到什麼就 LINE 一下朋友,反而擔心隨意發文會被當成不懂規矩的「老人」。因此,當與新朋友開啟話題時,他們會先禮貌性地試探,這時無害的早安圖就是最好的敲門磚,可以從對方回傳的字句、貼圖或已讀不回,判斷能否進一步交談。

如果我們願意深入體會早安圖對長輩的意義,你將發現早安圖是長輩表達「關懷」的重要媒介。

例如在不方便見面的疫情期間,許多長輩會互相分享充滿溫馨祝福的早安圖、早安短影片,當中包含一些身體保健資訊,即時表達對遠方親友的關心,也讓對方知道自己過的很好。

但是,伴隨著早安圖的問候,群組裡轉傳的文字與圖像影片卻可能含有具爭議性的農場內容,例如每天喝檸檬水可以防疫、常喝地瓜葉牛奶可以防癌等,讓以關懷為出發點的長輩成為散播謠言的代罪羔羊。為此,有越來越多公民團體開始號召民眾一起打擊假訊息,李梅君研究的 Cofacts 就是其中一個針對 LINE 假訊息亂象所發展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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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外面的聲音:「事實查核協作社群」打開群組封閉的大門

LINE 聊天室裡所有的對話都經過加密,就算檢舉了某用戶的言論,LINE 官方也難以遏阻資訊傳播。
圖/Unsplash

LINE 假訊息亂象一直是假新聞議題中非常難處理的一塊,因為 LINE 不像 Facebook、Twitter 或 Instagram 有審查下架機制,LINE 聊天室裡所有的對話都經過加密,就算檢舉了某用戶的言論,LINE 官方也難以遏阻資訊傳播。

李梅君提到:「雖然 LINE 群組相當封閉,在臺灣卻已具有極大的公共性。」很多群組都涉及公共議題的討論,並累積千百人以上的成員,一旦有人惡意散播不實謠言,在缺乏查核機制的情況下,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因此,自 2016 年起,公民科技社群 g0v 臺灣零時政府的成員推出「Cofacts 真的假的 – 訊息回報機器人與查證協作社群」,邀請民眾主動回報在 LINE 上發現的可疑訊息,再由來自各領域的編輯志工進行事實查核,撰寫有助判斷訊息真假的回應。之後只要有民眾發出相似問題,機器人便會從資料庫中找出相關回應供民眾參考。收到回應的民眾如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補充新的回應。

在 Cofacts 群組回報 18 歲公民可以選市長的可疑訊息,獲得豐富的澄清回應與參考資料,使用者也可補充新的回應或分享給朋友。
圖/截圖自 Cofacts 群組

你可能會好奇,當今的「人工智慧」(AI)已可查核假訊息,為何 Cofacts 還在仰賴編輯志工這樣的「工人智慧」?李梅君指出,目前的 AI 僅可以偵查大規模的操弄訊息來源,或者評估影像有無修圖造假。當前要用 AI 來判讀文字內容的真偽還相當困難,因為一則文字訊息通常真假資訊參雜,當中還包括個人意見或情緒用詞,很難明確判定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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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Cofacts 的編輯志工除了指出訊息錯誤之處,也會提醒該則訊息是否含有個人意見,有助民眾從封閉的 LINE 群組接收外界聲音,進而創造一處可以參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共同思考謠言是什麼、怎麼跟謠言對話。

和時間賽跑 艱辛的闢謠之路

不過該計畫也有艱辛之處,由於需仰賴大量人力進行事實查核,Cofacts 經常面臨闢謠速度趕不上謠言散播的問題。根據統計,Cofacts 的 LINE 目前有 42 萬名好友,過去 10 週每週傳來約 650 則新謠言;目前登記的編輯志工大約有 2,600 多人,但每週會固定回應訊息者只有 20 人上下,平均澄清一則謠言要花 20 至 30 分鐘。

李梅君分享實際參與事實查核的心得:「一開始你可能很熱血地上線回應訊息,但回應了一、二天後,可能會逐漸失去參與感,畢竟你只是一個沒支薪的志工,而且很多謠言看了又很令人痛苦,還要耐著性子花 30 分鐘回應。」

因此,為了維持志工夥伴的參與熱情,Cofacts 每個月都會辦一次聚會,藉由分組競賽活動,讓志工們培養共同打怪的向心力,也可相互交流查核經驗、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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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君分享實際參與 Cofacts 事實查核的心得,編輯志工透過每月聚會維繫共同打怪的向心力。
圖/研之有物

至於使用 Cofacts 釐清謠言的民眾又有何回饋呢?李梅君聽過一些年輕志工分享參與事實查核的原因,主要是想透過 Cofacts 的第三方資訊與長輩對話。雖然不確定長輩能否接受,卻可盡量避免家人之間發生正面衝突。

根據李梅君的觀察,在政治議題上,純粹處理謠言無法真正化解世代衝突,因為謠言只是表現形式之一,背後牽涉每個人不同的價值觀與政治立場,需仰賴更多對話空間的產生。

不過,在疫情期間,與防疫相關的健康資訊則明顯受到不同世代的共同關注,Cofacts 的使用人數因此大幅成長,其中增加最多的就是 50 歲以上的使用者。因為健康資訊較不受政治立場影響,再加上全民必須共同面對疫情威脅,世代衝突的問題自然較少。

公民團體的辛勤奔走 努力提升全民媒體素養才是真正的關鍵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問世後,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人為操作的假圖文,或是誤信 AI 偏差回覆等狀況。面對上述危機,李梅君認為:

應對關鍵在於,大眾是否具備足夠的「媒體素養」與「思辨能力」去判讀網路訊息。

可惜這在我們過去的教育裡並不受重視,直到近幾年教育部才開始在 108 課綱下推動「媒體素養教育」,要求在不同年級與學科中融入媒體素養課程。例如資訊課會介紹社群媒體用演算法投放廣告的邏輯;理化課會教學生分辨並思考「偽科學」的成因;國文課則透過閱讀不同文本培養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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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會上多數人沒有上過相關課程,很多還是不太熟悉數位工具的長輩,幸好現在有 Cofacts 以及多家臺灣公民團體在做媒體素養教育。他們主動走進長輩的生活圈,教長輩怎麼使用手機、如何確認訊息真假,甚至鼓勵長輩善用發早安圖的習慣,成為謠言破除推手。

李梅君目前的研究正在觀察這些公民團體怎麼採取行動。例如 NGO 組織「假新聞清潔劑」會前進廟口、菜市場或老人服務中心等長輩聚集地,舉辦街頭宣講活動。在宣講過程中,一開始不會直接跟長輩講假訊息,因為假訊息在臺灣的脈絡裡很容易被導向敏感的政治議題,誤以為要聊網軍。

因此,宣講的切入點通常會先問長輩是不是常收到詐騙訊息?接著,志工會分享一些受騙案例,例如有人買了網路一頁式廣告的保養品,結果臉爛掉;或是吃了來路不明的保健食品,最後弄壞身體。藉由生活化、無政治立場、令人感同身受的案例,讓長輩意識到學會辨別訊息真假很重要!

另一個事實查核的組織「MyGoPen|麥擱騙」會製作一則則精美的謠言澄清圖文,吸引長輩像發早安圖一樣,將這些闢謠圖文大量轉發到各個群組。如此一來,長輩本身既可釐清謠言,還可幫助更多長輩遠離詐騙,更證明自己擁有不輸給年輕人的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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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GoPen/麥擱騙」製作的謠言澄清圖文,網站上也有詳細的澄清說明與參考資料
圖/截圖自 MyGoPen 群組

「我覺得這是很令人感動的事情,因為這個題目很難,可是有很多人願意用不同的角度去介入,而且大部分都是志工。」李梅君有感而發的說。

臺灣長期被國際視為境外假訊息泛濫的國度,如今一個提升全民媒體素養的生態圈正在形成,因假訊息而延伸出的世代衝突問題有待長時間相互理解溝通,但公民社群的力量讓人們看見改變的契機。

李梅君有感而發的談到,過去很多國際友人將臺灣視為一處被假訊息攻擊很嚴重的地方,現在我們已發展出一個應對的生態圈,國際上越來越多人來跟臺灣學習!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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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AI 取代真人執法可行嗎?將判斷全交給 AI 可能隱藏什麼危險?——專訪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3/18 ・6292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劉韋佐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人工智慧將改變以人為主的法治領域?

由人工智慧擔任警察,再也不是科幻電影的情節,交通管制常見的科技執法就是應用 AI 辨識闖紅燈、未依規定轉彎、車輛不停讓行人等違規行為。 AI 的客觀、高效率正在挑戰以人為審判主體的法治領域,這樣的轉變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他將帶我們思考:當 AI 取代人類執法時,將如何改變人們對守法的認知?

交通尖峰時段,後方出現一台救護車,你願意闖紅燈讓道嗎?
圖|iStock

想像有一天你正在尖峰時段開車,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後方出現一輛急駛而來的救護車,你為了讓道必須開過停止線。這時你是否願意冒著違規被開罰的風險?還是承擔風險以換取他人盡速就醫?

在上述情境中,針對「要不要闖紅燈」我們經歷了一段價值判斷過程。如果剛好十字路口有真人警察,他的判斷可能是:這是情急之下不得不的行為,並非蓄意違規。

然而,如果負責執法的是「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rtificially legal intelligent,簡稱 ALI)情況可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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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這個詞源自 Mireille Hildebrandt 的研究,在概念上可區分為兩類:採取傳統程式碼的 IFTTT(if this then that)、運用機器學習的資料驅動。前者是注重法律推理或論證的計算機模型,將法律規範轉為程式碼,藉由程式編寫來執行法律任務。後者則透過大量資料的學習,來預測行為範式,用於再犯率、判決結果預測上有較好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應用在交通管制的 ALI 會辨識車輛是否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不過交通情境千變萬化,ALI 能否做出包含「道德價值的判斷」將是一大挑戰!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察覺,人工智慧(AI)正在左右人們對守法的價值判斷及背後的因果結構,進而反思當我們將原本由人來判斷的事項,全權交由 AI 來執行時,可能產生哪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我們與陳弘儒展開一場從法哲學出發的對話,探索 AI 與法治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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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從法哲學出發,探索 AI 與法治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
圖|之有物

問

怎麼會對「人工智慧」(AI)與「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產生研究興趣?

會對 AI 感興趣是因為我很早就對電腦有興趣,我原本大學想唸資訊工程,因為高中有些科目沒辦法唸,於是去唸文組,大學進入法律系就讀,研究所考入「基礎法學組」研讀法哲學。

後來我到美國讀書,當時 AlphaGo 的新聞造成很大的轟動,啟發我思考 AI 的應用應該有些法律課題值得探討,於是開始爬梳 AI 與法律的發展脈絡。

AI 這個詞大概在 1950 年代被提出,而 AI 與法律相關的討論則在 1970、80 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思考:我們能否將法律推理過程電腦程式化,讓電腦做出跟法律人一樣的判斷?

事實上,AI 沒有在做推理,它做的是機率的演算,但法律是一種規範性的判斷,所有判斷必須奠基在法律條文的認識與解釋上,給予受審對象合理的判決理由。

這讓我好奇:如果未來廣泛應用 AI 執法,法律或受法律規範的民眾會怎麼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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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真正開始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是受到我父親的啟發。有一陣子我經常開車南北往返,有一天我跟父親聊到用區間測速執法的議題。交通部曾在萬里隧道使用區間測速,計算你在隧道裡的平均速率,如果超速就開罰。

父親就問我:「政府有什麼理由用區間測速罰我?如果要開罰就必須解釋是哪一個時間點超速。」依照一般的數學邏輯,你一定有在某個時間點超速,所以平均起來的速率才會超過速限,可是法律判斷涉及規範性,我們必須思考背後的正當性課題,不能只用邏輯解釋,這啟發我逐漸把問題勾勒出來,試圖分析執法背後的規範性意涵。

問

如果將執行法律任務的權限賦予 AI,可能暗藏什麼風險?

我們先來談人類和 AI 在做判斷時的差別。人類無時無刻都在做判斷,判斷的過程通常會先做「區分」,例如在你面前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在做判斷前必須先把 A 和 B 區分開來,讓選項有「可區別性」。

在資料龐大的情況下,AI 的優勢在於能協助人類快速做好區分,可是做判斷還需經歷一段 AI 難以觸及的複雜過程。人類在成長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顧及社會與文化認知的世界觀,做判斷時通常會將要區分的選項放進這個世界觀中,最終做出符合社會或自身考量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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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將判斷程序交由 AI 執行,就會涉及「判斷權限移轉」的問題,這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你只要發現原本自己可以執行的事情,有另外一個對象做的比你好或差不多好,你就會漸漸把判斷的工作交給它,久而久之,你大概會覺得這是很好的做法,因為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自駕車導航系統就是判斷權限移轉的例子,由於導航通常可以找出最佳行車路線,駕駛人幾乎會跟著走,但仍有可能誤入路況不佳或無法通行的地方。
圖|Vladimir Srajber, Pexels

我擔心這種判斷權限移轉會快速且廣泛的發生,因為 AI 的工作效率極高,可以大幅節省人力成本,但是哪一些權限可以放給 AI?哪一些權限人類一定要守住?我們經常沒有充足的討論,等到發生問題再亡羊補牢可能為時已晚。

以讓道給救護車而闖紅燈的情境為例,如果讓 AI 來做交管,可以節省警察人力,又可以快速精準地開罰,卻迫使民眾需額外花時間,證明闖紅燈有正當理由。如果是真人警察來判斷,警察通常會認為你的行為有正當理由而不開罰。這對於受法律規範的民眾來說,會產生兩種全然不同的規範作用。

AI 產生的規範作用會讓民眾擔心事後銷單的麻煩程序,如果無法順利解決,可能會訴諸民意代表或上爆料公社,並漸漸改變民眾對守法的態度。而真人警察產生的規範作用,將使民眾自主展現對法律的高度重視,雖然當下的行為牴觸法律,卻是行為人經過多方權衡後做的判斷,相信法律會支持自己出於同理心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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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使用 AI 執法除了看上它的高效率,也是因為和真人相比 AI 不會受私情影響,比較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斷。如果從法治觀念來看,為何決策權不能全權交由 AI 執行?

我認為法治的核心價值在臺灣並沒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常想的是怎麼用處罰促成民眾守法,長久下來可能會得到反效果。當人們養成凡事規避處罰的習慣,一旦哪天不再受法律約束,可能會失去守法的動機。

事實上,法治最根深柢固的價值為:

法律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規範的展現,促使民眾守法的方式有很多種,關鍵在於尊重人的道德自主性,並向民眾陳述判決理由。

給理由非常重要,可以讓民眾不斷透過理由來跟自己和法律體系溝通。如此也可以形成一種互惠關係,使民眾相信,國家公權力能用適當的理由來制定法律,而制定出的法律是以尊重公民自主性為主。當民眾理解法律對我所處的社會有利,會比較願意自動產生守法的動機。

AI 執法看似比人類「公正無私」,但它的執法方式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也沒有對具體情境的「敏感性」。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經常需要敏感性,這樣才能理解他人到底在想什麼。這種敏感性是要鍛鍊的,真人警察可在執法過程中,透過拿捏不同情境的處理方式來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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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交通尖峰時段應該以維持交通順暢為原則,這時警察是否具備判斷的敏感性就很重要,例如看到輕微的違規不一定要大動作開罰,可以吹個警笛給駕駛警示一下就好。

我越來越覺得人類這種互動上的敏感性很重要,我們會在跟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思考:跟我溝通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我在他心中是什麼模樣?然後慢慢微調表現方式,這是人類和 AI 最根本的不同。

行動者受各種法律變項影響的因果圖。上圖是由真人警察執法,對於處罰之可能性有影響力,可依不同情境判斷是否開罰。下圖是由全自動法律人工智慧執法,由 AI 直接將處罰之可能性加諸在行動者身上,缺乏真人警察二次確認,很可能影響行動者對守法與否的衡量。
圖|之有物(資料來源|陳弘儒)

問

相較於法律人工智慧,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強大的語言功能似乎更接近理想中的 AI,其發展可能對我們產生哪些影響?

我認為會有更複雜的影響。ChatGPT 是基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聊天機器人,使用大量自然語言文本進行深度學習,在文本生成、問答對話等任務上都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與 ChatGPT 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螢幕後好像有一名很有耐心的真人在跟你對話。

事實上,對於生成式 AI 來說,人類只是刺激它運作的外在環境,人機之間的互動並沒有想像中的對等。

仔細回想一下整個互動過程,每當外在環境(人類)給 ChatGPT 下指令,系統才會開始運作並生成內容,如果我們不滿意,可以再調整指令,系統又會生成更多成果,這跟平常的人際互動方式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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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能讓使用者分辨不出訊息來自 AI 或真人,但事實上 AI 只是接受外在環境(人類)刺激,依指令生成最佳內容,並以獲得正向回饋、提升準確率為目標。
圖|iStock

資工人員可能會用這個理由說明,生成式 AI 只是一種工具,透過學習大量資料的模式和結構,從而生成與原始資料有相似特徵的新資料。

上述想法可能會降低人們對「資料」(Data)的敏感性。由於在做 AI 訓練、測試與調整的過程中,都必須餵給 AI 大量資料,如果不知道資料的生產過程和內部結構,後續可能會產生爭議。

另一個關於資料的疑慮是,生成式 AI 的研發與使用涉及很多權力不對等問題。例如現在主流的人工智慧系統都是由私人公司推出,並往商業或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代表許多資料都掌握在這些私人公司手中。

資料有一種特性,它可以萃取出「資訊」(Information),誰有管道可以從一大群資料中分析出有價值的資訊,誰就有權力影響資源分配。換句話說,多數人透過輸入資料換取生成式 AI 的服務,可是從資料萃取出的資訊可能在我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對我們造成影響。

問

面對勢不可擋的生成式 AI 浪潮,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做些什麼?

國外對於 AI 的運用開始提出很多法律規範,雖然國外關於價值課題的討論比臺灣多,但並不代表那些討論都很細緻深入,因為目前人類跟 AI 的相遇還沒有很久,大家還在探索哪些議題應該被提出,或賦予這些議題重新認識的架構。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課題值得思考:

我們需不需要訓練 AI 學會人類的價值判斷?

我認為訓練 AI 理解人類的價值判斷很可能是未來趨勢,因為 AI 的發展會朝人機互動模式邁進,唯有讓 AI 逐漸理解人類的價值為何,以及人類價值在 AI 運作中的局限,我們才有辦法呈現 AI 所涉及的價值課題。

當前的討論多數還停留在把 AI 當成一項技術,我認為這種觀點將來會出問題,強大的技術如果沒有明確的價值目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實際上,AI 的發展必定有很多價值課題涉入其中,或者在設計上有一些價值導向會隱而不顯,這將影響 AI 的運作與輸出成果。

思考怎麼讓 AI 理解人類價值判斷的同時,也等於在問我們人類:對我們來說哪一些價值是重要的?而這些重要價值的基本內容與歧異為何?

我目前的研究有幾個方向,一個是研究法律推理的計算機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另一個是從規範性的層面去探討,怎麼把價值理論、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政治哲學等想法跟科技界交流。未來也會透過新的視野省視公民不服從議題。

這將有助科技界得知,有很多價值課題需要事先想清楚,影響將擴及工程師怎麼設計人工智慧系統?設計過程面臨哪些局限?哪些局限不應該碰,或怎麼把某些局限展現出來?我覺得這些認識都非常重要!

鐵面無私的 ALI ?人類與人工智慧執法最大的分野是什麼?

陳弘儒的研究室有許多公仔,包括多尊金斯伯格(Ginsburg)公仔,她是美國首位猶太裔女性大法官,畢生為女權進步與性別平權奮鬥。
圖|之有物

陳弘儒是臺灣少數以法哲學理論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的學者,他結合各種現實情境,與我們談論 ALI、生成式 AI 與當代法治價值的緊張關係。

由於 ALI 擅長的資料分類與演算,與人類判斷過程中涉及的世界觀與敏感性思辨,有著根本上的差異;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的判斷方式,也容易影響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因此陳弘儒認為,目前 ALI 應該以「輔助人類執法」為發展目標,讓人類保有最終的判斷權限

至於現正快速發展的生成式 AI ,根據陳弘儒的觀察,目前仍有待各方專家探索其中的價值課題,包括資料提供與使用的權力不對等、哪些人類價值在訓練 AI 的過程中值得關注等。

在過去多是由人文社會學者提出警告,現在連 AI 領域的權威專家也簽署公開信並呼籲:AI 具有與人類競爭的智慧,這可能給社會和人類帶來巨大風險,應該以相應的關注和資源進行規劃和管理

在訪談過程中,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陳弘儒希望我們不要稱呼他「老師」,因為他從小就畏懼老師、警察等有權威身分的人,希望以更平等的方式進行對話。

假如今天以 AI 進行採訪,整個談話過程或許能不受倫理輩分影響,但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 AI 的世界裡,許多人際互動特有的敏感性、同理反思都可能不復存在。

陳弘儒的研究讓我們體會,AI 在法治領域的應用不僅是法律問題,背後更包含深刻的哲學、道德與權力課題,也讓我們更了解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律要做的不只是規範人們的行為,而是透過理由陳述與溝通展現對每個人道德自主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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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公民培力活動百花齊放,公私協力推動媒體素養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10 ・1036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本文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廣告

疫情加速全球數位化發展,也改變了大眾接收資訊的方式。隨著影音媒體平台及自媒體崛起,每個人除了是訊息接收者,也是內容的生產者,百花齊放的訊息管道也帶來了內容及資訊管理上的挑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及監理革新趨勢,致力於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打造多元文化均衡發展,迄今持續推動「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與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本年度( 112 年)公民培力推廣部分,藉由與廣電媒體產製端合作,包括公視、正聲廣播、新聲廣播、鳳鳴廣播、陽明山電視和全聯電視,及與大學、公民團體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法律白話文、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等共 11 個單位,於 7 月至 12 月在北、中、南、東四大區域舉辦共 20 場媒體識讀活動,累積超過 1,300 人次參與,參與者豐富多元,包含媒體專業人員、銀髮族、身障群體、新住民、兒童及青少年、 YouTuber 、 KOL 等,多面向推廣媒體素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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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民培力活動形式多元,合作夥伴邀請各方講師發揮所長,針對不同參與對象因材施教,如正聲廣播電臺透過辦理相聲演出,讓平時不易接觸到媒體素養資訊的長輩、偏鄉學生,透過有趣的段子逐漸認識辨別假訊息的重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舉辦媒體素養營隊,至臺東教授國中生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公視透過舉辦電視台參訪,讓想認識電視媒體運作、節目製播的民眾得以大開眼界。許多單位也透過不同議題講座、互動與大學生或地方社區產生共鳴,散播媒體素養的種子,民眾課後紛紛表示收穫良多。

公視參訪-實際走進攝影棚,認識節目錄製過程。
臺師大媒體素養營-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向年輕學子回饋所學知識。
正聲廣播電台-以相聲演出搭配假訊息防制宣導,讓銀髮族及兒童也能辨識假訊息。

NCC 以提升廣電媒體專業及社會大眾媒體識讀能力為已任,透過每年持續舉辦公民培力活動,幫助閱聽者對廣電媒體的認識、思考,以及對訊息評估的能力,讓不同年齡層及族群得以將媒體素養教育的種子深埋在心、向下扎根,進而提高全民媒體素養,打造更優質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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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公民培力課程 邀您一同打造數位時代的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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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5 ・530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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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廣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因應數位匯流發展,為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健全發展,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持續推動「公民培力推廣計畫」,鼓勵廣電媒體及公民團體運用既有資源,協力推動全民媒體素養,以串連其影響力至閱聽眾端,並於今(112)年度規劃「認識媒體」、「防制假訊息」、「性別平權」及「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等議題,增進社會大眾對於通訊傳播產業的認識。

今年度藉由與廣電媒體、公民團體等合作,包括公視、法律白話文運動、正聲廣播、新聲廣播、鳳鳴廣播、陽明山電視和全聯電視等單位,於今(112)年 7 月至 12 月在北、中、南、東部地區舉辦 19 場媒體識讀活動,包括防制假訊息相聲演出、媒體素養營隊、參訪公視等,針對不同年齡層及族群設計互動課程,將媒體素養教育的種子向下扎根,提高全民媒體素養,打造更優質的社會環境。NCC 誠摯邀請銀髮族、兒少、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及社會大眾一起參加,培養正確閱聽習慣及獨立思考能力,提升公民素養,進而創造更健全的媒體環境,報名方式及活動內容詳見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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