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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週前，中國政府在中全會上宣布結束一胎化政策，但論者咸認開放二胎並不會改變強制控制生育的本質。耐人尋味的是，五、六年前還有官員曾宣稱計畫生育對生態環境和全球暖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這樣的論點正是生物學家埃利希（Paul Ehrlich）在他1968年的名著《人口炸彈》中強調的：人口過剩必將導致生態災難、人類滅亡的後果。中國改弦易轍的消息一出，不少人紛紛提起埃利希的名字，有人語帶諷刺地說，他「幾乎可以聽到埃利希的慘叫」。
保羅‧埃利希與妻子安。安是一名生物學家，同時也是保羅的事業夥伴。(來源)
巧合的是，本月初臉譜出版社才剛出版歷史學者沙賓（Paul Sabin）的《對人類的未來下注》，此書聚焦於埃利希與經濟學家朱利安‧賽門（Julian Simon）的十年賭局，他們以五種金屬的價格漲跌為標的，希望能藉此證明人口增加與資源短缺之間的關聯。沙賓藉此帶出美國四十年來的環境政策變遷，及科學在環境議題論辯中的角色，在一片對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嘲諷聲中，持平地呈現出論戰雙方的洞見與侷限。
埃利希與賽門兩人的根本性差異，在於「生態學者將資源短缺視為限制，不是迫使劇烈改變發生，就是會導致危機」，經濟學家卻認為資源短缺反而會「創造挑戰，刺激經濟往新方向邁進」。對像埃利希這樣的生態學者而言，所謂的資源來自實存的生態系統，而它的有限性是不可能藉由自由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改變的。但對信奉海耶克與傅利曼等芝加哥學派的賽門來說，「人類就是『終極資源』。人類的智慧和進取，足以長久解決眼前的短缺問題。」
賽門相信人類的一切希望繫於圖書館（知識與科技）無疑是脫離現實的樂觀主義，但埃利希以蝴蝶數量動態研究為基礎所作的預言，也完全忽視了人類社會的複雜與彈性，甚而是去人性化的。耶魯大學經濟學家諾德哈斯（William Nordhaus）因此批評埃利希及羅馬俱樂部對成長極限的模擬「將人類社會看作是『一群無感知能力的生物，不願也無法考慮繁殖的慾望；無法發明電腦、生育控制裝置或合成物質；沒有一個價格體系，可以用來協助分配稀有物資，或是驅動新物質的發現』」。
埃利希的侷限之一，就是自認在科學上完全站得住腳，因此認為不該援助像印度這樣人口過剩的國家是理所當然，無視這違反多數人的人道直覺。即便他一再強調自己不相信種族差異（同樣是基於他的科學觀點），卻始終無法消除大眾對人口控制的優生學與種族主義疑慮，即使他們宣傳美國白人應優先接受生育控制亦然。埃利希也從人口控管的角度，認為應禁止所有合法及非法移民，而賽門對移民的支持，固然是從經濟上可能的好處著眼，卻也較埃利希顯得人性。
埃利希的過份自信雖是基於他的科學研究，但另一方面，就連瞭解他理念的同儕親友都認為，埃利希對人口問題的狂熱使他的言論近似宗教而壓縮了思考空間，以強烈形容詞鋪陳的末日預言，更落了批評者的口實，使大眾對環境議題的警示話語感到不信任或疲乏。和美國的發展軌跡有些相似的是，台灣的環境議題書寫一開始也有悲觀、警示意味強烈的傾向，但近來有不少論者轉而採取審慎樂觀的態度。作家艾克曼（Diane Ackerman）在新作《人類時代》寫道：「我們數十億有創造力、會解決問題的人類不必成為環境的寄生蟲──我們有科技、能了解，而且有慾望成為生態永續的共生生物。」這其實與賽門「人類並非破壞者，而是創造者」的看法相近，只是審慎得多，更重要的是承認人類終究是生態系的一部份，設想一個脫離自然的經濟體系是不切實際的。
正如一些經濟學者的看法，埃利希雖然輸了賭注，但被通貨膨脹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的商品價格，本就不是判斷人口成長影響的最佳指標。這場賭注最大的弔詭之處，就是企圖以冷硬的市場價格決定兩種價值觀的輸贏。誠如科學史家歐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環境的主張，都和生命的質量有關，而非數量。這些主張都與美學和道德選擇有關，也和平等及倫理有關。」也因此與環境相關的政策問題，不會只與科學有關，這是埃利希與賽門兩人都忽略的角度。身為一個打算進行自願人口控制的人，我認為思考環境議題之所以重要，並非是為了「未來」的子孫或災難，而是因為「現在、此刻」正在發生的「美的喪失」，是因為如沙賓所言，我們對地球的態度「定義了一部分的自己」。
沙賓在書中指出，前述諾德哈斯的批評，顯示「比起埃利希的蝴蝶，人類能有更多選擇。」我們因為比蝴蝶強大而擁有更多選擇，然而這些選擇既帶來希望，也伴隨著「不停思考較佳選擇」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