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的物理學》（The Physics of Wall Street）不是本財經書籍，而是本科學史！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過去主修物理的同事看了一眼，我說物理學也可以賺大錢，他卻回說金融風暴就是物理學家害的XD

《華爾街的物理學》作者魏瑟羅（James Owen Weatherall）是物理學家、數學家與哲學家。他是哈佛大學物理暨哲學學士、物理碩士，費爾利迪金森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FDU）創意寫作碩士，2009年獲史蒂文斯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IT）物理暨數學的博士學位，2012年獲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哲學的博士學位。目前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擔任邏輯學與科學哲學的助理教授。

我是2004至2009年在美國念博士班的，在2005和2006年，那幾年最熱門的科系之一是統計學，因為不管華爾街要多少人，大學都訓練不夠；而菁英大學畢業的MBA，十之八九都到華爾街去冒險。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聽說了很多關於一種新的被稱為華爾街精英「寬客」（ quants ）的各種八卦。他們是改行到金融界，帶來全新的想法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華爾街的物理學》就是試圖理解這群金融工程師，以及他們用來預測市場行為的數學模型。《華爾街的物理學》提到許多引人注目的理論如隨機漫步理論、風險對沖、動態避險，以及黑箱模型等等。

魏瑟羅有超強的化複為簡的能力，為門外漢把複雜的概念解釋得淺顯易懂。要怪寬客對2008年的市場崩潰負責，是很容易辦到的。可是他卻指出，當我們使用從 物理學的觀點而招來危機時，我們卻也停止了像物理學家一樣思考。像物理學家一樣思考，意味著承認每個模型是基於過度簡化的假設，而建立模型卻需要的反覆不 停的測試和改進。在這過程中，魏瑟羅認為，寬客仍可以為經濟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投機者提供有用的見解和工具。

因此，《華爾街的物理學》有兩大目的，一是去瞭解物理學家和他們的想法，如何在華爾街創造出令人驚訝的有趣的故事，再來是我們應該如何思考的這些重要的模型和做法，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在《華爾街的物理學》中，我們可以見識到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有多麼聰明，他們之中極富創造力的人，還把他們的科學訓練，用令人驚訝的新方法來投入分析債卷、股市、期貨等等。

《華爾街的物理學》指出，衍生金融商品如期權、期貨及掉期交易（Swap）等等，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好像它們是一個個令人不安的新的創新，實際上卻已經存在了好幾千年。例如，考古學家已經發現記載了的古代蘇美人期貨交易的楔形文字。用數學方法來選擇定價甚至是很古老想法，《華爾街的物理學》用1900年，有一位名叫巴楔利耶（Louis Bachelier，1870－1946）的法國物理學家極富遠見但被埋沒的工作開頭。巴楔利耶看待市場的方式，就是所謂的效率市場假說，認為市場價格既然已經整合了所有可取得的資訊，因此能夠確實反映交易標的之真正價值。

但在當時，巴楔利耶的發現並沒有引起人們廣泛的的注意。他在學術界的生涯並不順利，他的論文也被人漠視，直到上世紀中，才被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薩孟遜（Paul Samuelson，1915–2009）重新發現。寫過第一部現代經濟學教科書的薩孟遜，雖然專業是經濟學，但一位名為威爾遜（Edwin B. Wilson，1879－1964）的數學物理學家和統計學家對他影響至深。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得主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薩孟遜是第二位）也曾是一位物理學家，他為經濟學引入了「模型」一詞。丁伯根還研究過一些如今幾乎沒有企業主 管願意面對的狀況，指出如果一家企業薪資待遇最高與最低之間差距超過五倍的話，該企業生產力就會降低。

在《華爾街的物理學》， 可以見識到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建立的金融模型一再地被修正和改進。接著還有奧斯本（Matthew Maury Osborne，1916－2003）發現股價的分佈狀況趨近於對數常態行佈（log-normal distribution）。股價本身不會呈現常態分布，個股的投資報酬率（rate of return）才會呈現常態分布，解決了巴楔利耶股價呈現常態分佈假設下可能呈現負的狀況；提出碎形幾何（Fractal）的大師曼德布洛特 （Benoit Mandelbrot，1924－2010）用齊夫定律（Zipf’s law）出發，即意物件的大小規模都跟排序的名次有關，例如排第二位的規模大概是第一位的一半，排第三位的大概都是第一位的三分之一，以此類推，指出金融 市場的價格雖是隨機分佈，但並非常態分佈。

索普（Edward Thorp，1932－）利用隨機理論及資訊理論，創造了現代的對沖基金（hedge fund），也證明算牌可以用來可靠地在賭場玩廿一點時獲利；布雷克（Fischer Black，1938－1995）與休斯（Myron Scholes，1941－）提出選擇權訂價模型，指出在任何時點，都有可能將股票及其選擇權這兩種資產，組合成低風險的投資方式，再引進資本資產訂價模 型，計算出投資報酬率。銀行就可透過此模型，賣出選擇權時買進其他資產，理論上避免風險，使得選擇權成為一種商品。可是其一大致命缺陷是，市場波動幅度可 能超出此模型之假設，所以極端事件出現時會失去解釋力。以此模型建立的「投資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策略被視為1987年股災發生的主因。

不過金融災難對寬客來說卻也是寶，索耐特（Didier Sornett，1957－）建立預測市場泡沫與崩盤的方法，利用加速模式只發生在快要破裂階段，來做為預測臨界事件的徵兆。他發現1997年10月、 2000年3月、2008年9月股市大跌前皆出現對數週的的震盪模式。這意味著，就算市場有很狂野的隨機性，三不五時就上演黑天鵝事件，但是只要有懂得觀 察市場的數據之方法，至少能夠捉到幾隻黑天鵝。

《華爾街的物理學》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歷史關聯。例如，魏瑟羅解釋了尼龍的發明和原子彈的發展之間的關係，還影響了至少一位物理學家改行進入到金融界。太空競賽和越戰，也一定程度上讓許多物理學家的工作地點從實驗室搬到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如果來看看想出了最早的財務模型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怎麼想的，就能很清楚看到化約和理想化在建構金融模型上和角色。使用簡化的假設可以解決一個過去無法解 決的問題，但是這種解決辦法，是要建立在世界正如假設的那樣運行。可是對於一位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或所有科學家）而言，更重要的問題，萬一那些假設有誤 的話，該怎麼辦？可是這卻不是投機客願意在乎的問題。

魏瑟羅舉了文藝復興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對沖基金為例，其創建者西蒙斯（James Simons）在成為受人尊敬的投資者之前，曾是一位數學家。文藝復興旗下的Medallion基金在1988年成立，其於2009底退休，年化報酬率 35%。魏瑟羅表示，西蒙斯的成功說明了數學修養不是疾病，而是療法。

不過，就物理學家利用物理學和統計學的模型投入金融學的研究和投資，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不屑。《黑天鵝效應：如何及早發現最不可能發生但總是發生的事》（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和《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作者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نسيم نيقولا نجيب طالب‎）就在更早的一部作品《隨機騙局：潛藏在生活與市場中的機率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 The Hidden Role of Chance in Life and in the Markets）（舊譯《隨機的致富陷阱：解開生活中的機率之謎》）就開始吐槽這種試圖從隨機事物中刻意尋找模式和解釋的做法。不過魏瑟羅不太喜歡塔雷伯的理論，他認為一個模型失敗了，不等於所有的模型都無效。如果不相信任何模型，就像因為有颱風和地震而放棄興建台北101。

《華爾街的物理學》書 末，魏瑟羅希望有一個新的曼哈頓計劃－－經濟曼哈頓計劃（Economic Manhattan Project），其構想是，經濟和金融安全，也就是調控經濟以避免未來的金融災難，應該是國家首要的任務。然而，花費在軍事技術和國防事業上的預算，卻遠遠超過了花費在開發更好的經濟理論。在過去，美國的遠大目標如原曼哈頓計劃和登月競賽，為重大的創新投入龐大的資源，也確實地成功創造出各項偉大的目 標。他覺得現在該是時候，作出類似的承諾以開發下一代經濟模型，尋找讓經濟更保險和穩健的新思路。

本文原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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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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