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負2度C－－不願面對的真相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頓（Robert Peston）在英國獨立電視台《十點新聞》（News at Ten）報導：「記者最近得知，在製藥界巨頭『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進行的疫苗開發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儕審查顯示，我們身上都具備的抗體，以及名為 T 細胞或稱殺手細胞所造成的免疫反應，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樣好。所以這是個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證據……相關人士認為最快在秋天『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產。」

我想我真的把紅酒噴了出來。這是在搞啥啊？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只要是跟臨床試驗數據沾上一點邊，都會受到嚴格的指示，絕對不能談論它。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電腦裡保存副本，或是用電子郵件傳送。當然也不能告訴朋友。甚至有些人實際參與疫苗製造，也還未被告知數據是長什麼樣子。但是，佩斯頓卻在推特跟全國新聞上大談特談。

《泰唔士報》（The Times）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上，立刻出現了對他的某些說法照單全收的文章（其他報紙則主要關注我們有必要在三明治連鎖店裡繼續戴口罩）。牛津大學甚至在推特上發推其中一條新聞連結；我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研究發現，但洩密的科學卻可以，這似乎是精神錯亂了。

我不認為我們有人去調查消息從哪裡走漏（對於洩密的源頭為何，充斥著各種猜測：是英國疫苗任務小組的某人說出去的，還是有政府部長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個好消息？）但這讓我們在未來更加小心。如果我們瞭解得還不夠清楚的話，這件事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了，當聚光燈照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時，燈光是多麽刺眼。

媒體的影響

在我小時候，我夢想著要成名：我會上電視，《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會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以上純屬虛構，並沒有人這麼說過。

一整個 2020 年，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挺身應付自己的人生課題。與此同時，由於事情還沒有難到爆表，我們以很快、有時快到嚇人的速度發展出全新的技能。我們一路走一路解決問題，也因為參與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故事」，我們學習著如何克服在溝通上所遇到的挑戰。

當人們只想要簡單的答案時，我們試著想出方法讓人們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在為病人保密（和避免內線交易）的同時，也要公開透明。要真實地介紹我們的工作，卻又不低估它的價值。既要跟人們討論與數據相關的注意事項、未知數及不確定性，又要能給人們安慰，讓人們信任我們的工作。在維持住個人生活界線的同時，我們也努力促進大眾對科學有更多瞭解。

有時候媒體（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會幫助我們應對這些緊張局面。大部分新聞記者跟我們一樣，都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在傳播新興的複雜科學方面，有許多記者做得相當出色。但是在其他時候，媒體似乎也確實造成了緊張狀態。有時候，某些記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記者根本沒仔細去查證真相，就把這位記者說的話當成事實報導出來，結果訊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聳人聽聞，讓我們深感挫折。

這同時也是我們的機會，畢竟可以接觸到通常不會對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的人群，並將確認過的正確訊息告訴全世界。我們始終清楚，疫苗之父詹納（Edward Jenner）的偉大成就不是發明對抗天花的疫苗。疫苗並非他的創見，他就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發展壯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眾宣傳他的發現，並呼籲人們廣泛接種疫苗。

媒體像雙面刃一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不是有影響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員，所以我想，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先前並沒有那麼關心媒體的本質。我們在實驗室裡隱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最新發現能刊登在高度專業的科學期刊，我們會很高興。可是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拿起這把雙面刃，盡我們所能地揮動。我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們想要瞭解我們的工作，即使我們不想涉入，也無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幾個月，關注、壓力及失言都在逐漸累加。1 月底，全世界開始擔憂疫情，我們收到很多請求，希望我們發表談話。2 月時，我們在研究實驗室首度進行照片拍攝（不是在臨床生物製造機構，畢竟我們正在製造疫苗，我不能冒險讓疫苗製造過程受到汙染或中斷），往後還又進行過好幾次。

讓攝影師及拍攝小組進實驗室，總是會一團混亂。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踩來踩去，電線拉來拉去，有讓人絆倒的危險，拍攝小組將工具隨手棄置在實驗室的工作檯上，並要求深感壓力的團隊成員解釋目前正在做什麼，拍攝小組會說再講一次，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時候結局並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員認為原本要進行拍攝的辦公室不合適，會拍到窗外的鷹架，結果他們在免疫學實驗室裡最忙碌的角落拍攝訪談，毀了一整個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團隊成員一直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我記得曾跟《每日快報》（Express）的記者做過電話訪談。我跟他談了大約半小時，我以為我有小心仔細地向他描述整個故事：我們如何製造疫苗，如何測試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對於臨床試驗的計畫。結果當我看到新聞標題時，想像一下我有多麼驚訝：「冠狀病毒疫苗：牛津大學科學家怕英國『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

4 月時，聽說校園裡出現了狗仔隊（我想是有人在醫院停車場注意到某人持有長焦鏡頭的照相機）。我們並不習慣這種關注。格拉納托據稱死亡的假新聞所帶出的一連串事件，讓我們清楚的意識到，在跟媒體互動時，我們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動掌握局勢。

媒體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招募到臨床試驗志願者，新聞報導很可能是重要關鍵之一，它也提升了我們的知名度，讓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們的計畫。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保護志願者及臨床試驗過程的隱私及安全性，並給我們自己空間，繼續研究工作。

我們在為疫苗臨床試驗而設立的網站上貼出告示：「我們知道臨床試驗的進展充斥著謠言及不實報導。我們懇請民眾不要相信這些訊息，也不要繼續轉傳。我們不會再提供關於臨床試驗的評論，所有的官方更新都會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也開始將所有來自新聞記者的要求轉給大學的新聞辦公室，他們會代表我們回絕絕大部分的要求。新聞辦公室幫我們安排跟幾位選定的記者做了幾次背景介紹。我們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評論，而是討論一些一般性議題，譬如，比較兩次不同臨床試驗結果的困難之處，以及我們可能會如何處理；或者在臨床試驗中我們如何測量抗體。除此之外，我們會在有數據要發表以及有話要說時再進行溝通，而不是無話不說。

當然，這並未讓各方不再提出請求。儘管我的推特出了點狀況，相對來說我的私人資訊還是沒那麼公開，但吉爾伯特就得放棄手機了。大學網站上有她的手機號碼，記者不斷打來要她發言，公眾人士想聽她的保證，投資顧問希望得到內線消息，會議籌辦業者想找她當主講人。

可是吉爾伯特無法放棄電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滿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釣魚嘗試，企圖誘使她點擊惡意附件，也有人寄來各種訊息，要她放棄研究，採用他們的理論來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複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劑／水及鹽／動物（「我沒有指明什麼動物」）。

大學升級了網路安全防護。有傳言說俄羅斯特工試圖偷竊我們的疫苗數據，我們的資訊人員也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問題。不過，無論他們做了什麼，肯定沒有過濾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卻也造成困擾的方法。

我們的新策略其實就是在發表第一篇同儕審查論文之前，繼續埋頭苦幹。這個策略一直還滿順利，直到佩斯頓的洩密文刊出。他讓我們大吃一驚，但還好他的結論是正確的，不像 4 月時我們處理的假新聞。疫苗的表現確實如我們的預期。它讓免疫系統增強對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防禦，並且沒有引起任何有問題的副作用。偶爾會有手臂痠痛，或是發燒的現象，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

不過就像 4 月時的情況，希望我們做出評論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這讓我們首度感到相當為難。任何一絲訊息，即使是某人從其他管道洩漏出去的，都會讓我們受到質疑。當我們什麼都不說，會被批評不夠透明化，沒有盡到告知大眾的義務，但要是我們真的說了，批評者又會說我們是在做「新聞稿科學」。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在我的下半輩子，我相信人們會一再問我，當我聽到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感覺。答案是，我當時沒有任何強烈的情緒。當然，疫苗證明有效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我有點意外，結果竟然如此複雜；一群學者做出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三個數字。另外，我也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感到憂慮。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試驗結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機會和我說話之前上床睡覺。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臨床試驗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電話告訴我，數據的分析結果會在週末出爐。我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好幾個星期。2020 年 1 月，我們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將疫苗設計出來（那時，我們是為了預防萬一而設計疫苗）。後來，當我們發現疫苗的需求愈來愈明確，就以破紀錄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內製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橫掃全球的過程中，我們在四大洲尋找志願者進行人體試驗，並且生產數百萬劑疫苗。

我在 2 月的時候去找波拉德，邀請他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我的工作領域是早期的疫苗開發，而波拉德曾經負責幾個非常大型的疫苗試驗計畫，對於疫苗的相關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現實世界中）有豐富的應對經驗。在當時，波拉德並不知道自己會面對如此驚人的工作量。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很安全，而且在當時就確信它是有效的，但我們還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看法。我們從數千名志願者取得數萬個數據點，並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們的疫苗對於新冠肺炎有沒有保護力，以及保護力有多大。結果若超過 50%，就視為成功。

一旦分析結果出爐，我們就要開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將結果填入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新聞稿，波拉德認為大概會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紅酒，好好睡一覺」，等待通知。

我預見自己在下星期會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須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為了應付新聞發布的場合，我還從網路商店訂購了幾件新襯衫。試穿之後，發現其中一件襯衫非常不適合我，必須退貨。退貨其實並不急，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論有多小），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貨收貨點在一英里外的報刊販售店，在涼爽的 11 月天散個步應該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聖誕節燈飾，現在才 11 月 21 日耶！經過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一年，人們似乎想早點把燈飾拿出來，振奮一下心情。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剛上學的那幾年，聖誕節的準備工作從 10 月底開始，他們為了準備聖誕話劇，必須在學校待得很晚，然後滿嘴聊的都是聖誕節話題，直到學期結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覺得很累，一方面又覺得很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而那時聖誕節還沒到呢！今年，提早裝飾的聖誕樹似乎在提醒我們，年底快要到了，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疫苗有沒有效。

充滿壓力的疫苗開發工作

我繼續忙著做各種小事。我不能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去年開始習慣，就算我的工作不順利，我也不會說什麼。他們知道，我們的團隊在過去兩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兩萬四千名試驗志願者的血液樣本陸續送到實驗室，等著處理。

有一批從巴西來的樣本，本來應該在星期二下午六點半送到，但晚上九點半才抵達。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忙著檢查、解凍、分類、貼標、重新包裝與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來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樣本無關的工作人員全都回家去，因為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實驗室的人數限制再次出現嚴格規定。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冷凍儲存空間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樓，求同事把可上鎖的冷凍庫借我們用。星期六早上，我一個人安靜的待在辦公室，把標籤插進試管裡，為下一批從南非來的樣本做準備。許多人在那個星期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為我不和他們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試著看書，但後來睡著了，直到手機的訊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開視訊談談。這個情況有點異常。我以為他隔天早上才會和我聯絡，我也以為他只會告訴我一個數字，說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訊息給他：我們不能用電話談就好嗎？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讓我看幾張投影片。

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時間為什麼提早了一天？為什麼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筆電準備就緒之後，波拉德開始向我說明投影片的內容。他冷靜快速的說出重點。整體效力是 70%。這個數字沒有輝瑞（Pfizer）或是莫德納（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麼高，不過，我們的結果還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標 50%，也高於一些評論員在幾個星期前警告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30%。總之，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臨床試驗採用了不同的劑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願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先使用標準劑量一半的劑量，第二劑才使用標準劑量，這組的效力是 90%，而兩劑都採用標準劑量的那組，效力是 62%。

一般來說，科學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數字時，通常會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情況並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須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開盤之前，將試驗結果透過新聞稿公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學統計學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們得到了兩個獨立分析的數據。

準備新聞稿和媒體訪談

那個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和各個群組的同事透過 Zoom 會議討論分析工作和媒體計畫，偶爾到實驗室露個臉，看看一切是否順利。但我不能和他們久聊，因為我不能讓實驗室的人知道，我已經知道分析結果，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效力數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收到通知，他們很可能要透過新聞才能得知結果。我為了找點事做，走路到商店去買水果給實驗室團隊，畢竟他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披薩和蛋糕。

新聞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點，新聞稿還沒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覺，但睡得很不安穩，凌晨三點就醒了。醒來時，我發現新聞稿已經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我發出核准新聞稿的通知，然後試著再睡一會兒。新聞稿會在早上七點發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體進行訪談。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點三十分出門，我知道自行車道沒有路燈，而且路上的水坑會結冰，於是放棄騎自行車的念頭。我把汽車表面的冰刮掉，開車上路。到了辦公大樓中庭，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人在清潔環境，他們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點作用也沒有。我委婉的提醒他們，口罩要蓋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辦公室裡，覺得今年進這個辦公室的次數好像超過了一百萬。我開啟電腦，點擊媒體團隊的工作表格連結，想知道第一個和我進行訪談的記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開，點擊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放棄。我拿了梳子和化妝包到洗手間，結果發現我的左臉頰有一個被蟲子咬的紅腫叮痕。

約莫七點四十五分，當蘭貝（Teresa Lambe）進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覺得有點想哭。蘭貝教授是免疫學家，不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設計疫苗，從此和我一樣賣命工作一直到現在。她看到我的模樣，以為我是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緒激動。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這種情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訴她，我只是覺得很沮喪。我睡眠不足，接下來又要面對一整天的媒體訪問。

後來我發現，第一通視訊電話八點三十分才開始，我根本不必那麼早出門，根本不需要趴在擋風玻璃上把冰霜刮掉，連早餐都沒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發揮作用之後，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來，我嚴陣以待，迎接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視訊電話，他在今年曾經來為我們團隊加油打氣。然後是一場線上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的記者都想瞭解一半劑量／標準劑量模式的事（但我們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之前才得到結果，其實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接下來是在地下室的研討室，與好幾組新聞採訪團隊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是一連串的電話訪問。

訪問我的第二位記者問我，我有多厭煩媒體，而我說，「挺厭煩的」。他說他很同情我，因為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在正職之外抽空應付媒體，感到厭煩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實上，新冠肺炎疫苗並不在我的正職範圍之內，它是額外的工作，我的正職是為另外五種疾病研發疫苗，但我也懶得向他解釋了。

到了下午，有人探頭進我的辦公室，提議買香檳讓大樓裡的團隊成員一同慶祝。我累壞了，很想改天再慶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也很渴望開香檳慶祝。他們的計畫是，每個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視訊電話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咖啡杯裡倒了一點點香檳（因為玻璃杯不夠用），啜飲幾口之後，我開始放鬆下來。我短暫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鬆懈感覺，然後突然意識到今天才星期一。過去幾個月就像是無止境的週間，週末一直沒有來臨。

有幾位記者問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覺是什麼。我向他們坦承，還沒告訴家人，只是在早上七點用 WhatsApp 傳了一則訊息，寫著「新聞發布日」。回到家時，全家人過來擁抱我，然後把我帶到廚房，原來他們為我準備了慶祝大餐。我們一起吃飯，舉杯慶祝。最後，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 作者：黃伊平／執業律師，台北大學法學碩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

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網紅小玉涉嫌利用人工智能 AI「Deepfake」（深度造假）技術，把多位公眾人物的臉部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的主角身上，重製成「換臉影片」，並成立「台灣網紅挖面」社群，供人付費觀看，以獲取不法利益。被害人數眾多，其中不乏藝人、政治人物、知名網紅等。

而未經當事人同意，製作「換臉」的影片，這樣的行為會觸犯那些法律呢？

換臉影片觸犯《刑法》哪些罪名？

換臉影片屬於新型的數位性犯罪，在台灣還沒有處罰前例，目前大多認為可能會涉犯《刑法》的「散布猥褻罪物品罪」和「妨害名譽罪」。

「散布猥褻物品罪」包括哪些具體行為？

首先，刑法處罰「散布猥褻物品」的行為，依照實務見解是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的描繪與論述聯結，且引起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的狀態」。

具體來說，「Deepfake」換臉影片的劇情，如果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的情節，或雖然無關「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但有引起一般人羞恥的性器官裸露、性行為的內容，且缺乏適當的安全阻隔措施（例如沒有用包裝隔絕並標示「18 禁」），就會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刑度是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實務上，曾有人不滿女友提分手，憤而把交往時拍攝的女友裸體照片散布在社群網站 Instagram，被法院判拘役 50 天，並以「一天 1000 元」易科罰金。

還有一則案例是前男友在兩人分手後，在網路論壇上傳親密影片供人瀏覽，被害人直到聽朋友說網路上有疑似自己的性愛影片，才知道受害。而觸法的前男友，也被法院判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2 年。

另外，如果換臉影片的內容涉及「未成年人」，加害人除了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外，還會同時觸犯保護兒少所特別制定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如「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以及「散布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而且，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加害人將會被用刑責較重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罪》來處罰。

舉例來說，有個案例是被告在拍攝自己跟未成年人的性愛影片後，用影片要脅被害人，又把影片上傳到色情網站。針對拍攝影片的行為，被法院處有期徒刑 1 年 1 個月；恐嚇未成年人的部分，則被處有期徒刑 3 個月，得易科罰金；最後，散布猥褻影片的部分，被處有期徒刑 6 個月，得易科罰金。

不過，並非所有傳送裸露照片的人都會被定罪，還需要達到「散布」的程度，實務就曾有被告先拍攝被害人跟自己性交時的照片，還有被害人的大腿、胸部等私密處，再將照片傳送給某位網友觀賞；法院認為，被告只有把照片傳給「1 名」網友，不算是「散布」，就不能用散布猥褻物品罪處罰。

換臉影片又為何符合「妨害名譽」？

所謂妨害名譽罪，包含「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兩種類型。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在保護人民的名譽免於侵害，但差別在於：前者是透過「表達意見」來侵害名譽，後者則是用「陳述事實」的方式來做。

實務上，有法院用「事實能否驗證」的判準來區分「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

換言之，如果行為人的言論，語意脈絡空洞而無意義，無法客觀檢驗所依附的事實，僅讓被害人主觀評價下的感情或名譽意識受損，就屬於「侮辱」；反之，如果語意脈絡具體而有意義，客觀上可以清楚理解、辨識指摘的特定事實是什麼，此時就傷害到被害人客觀外部的名譽，就是「誹謗」要處理的範疇。

舉例來說，曾有被告在他人臉書專頁文章下留言「智障超譯的女表子」等文字，法院認為「婊子」是針對撰文者的「性別」的侮辱性用語，判被告犯刑法的公然侮辱罪，處罰金2千元。

另則案例是：被告在臉書社團爆料公社上，張貼指摘被害人是「史上地表最強小三」等內容的文章，法院認為被告用散布文字的方法，指受害人是介入他人婚姻關係的第三者，足以貶損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所以觸犯刑法的加重誹謗罪，處拘役 45 日，得易科罰金。

那 Deep fake 換臉影片到底觸犯「公然侮辱罪」還是「誹謗罪」呢？

由於影片已直接將被害人的臉置換到 AV 內容當中，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侮辱或謾罵被害人的文字，但影片本身已足以向觀賞者傳達「羞辱、侮蔑」被害人的意味，並讓被害人感受到極大的輕視和痛苦，所以可能會成立刑公然侮辱罪。

而含有性交和裸露鏡頭的換臉影片，一旦在網路流出後，不免有人會相信影片主角有拍攝的事實，將嚴重影響被害人在一般人心中的名譽和社會地位，所以也可能會成立加重誹謗罪。

而觸犯刑法公然侮辱罪，可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觸犯刑法加重誹謗罪，則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換臉影片還觸犯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謂「個人資料」，依規定包括：任何足以辨識個人的資料，包括姓名、生日、特徵等。由於製作「Deepfake」換臉影片，勢必會擷取被害人的臉部照片，而可以辨識個人的「臉部特徵」，實務肯認這就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要保護的「個人資料」。

而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原則上需要得到當事人本人的同意，僅當政府機關基於法定目的，或私人基於契約關係、或其他重要的公共利益時，才能在不經同意的前提下，合理使用，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侵害當事人的利益。否則，可能就會違反「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類似案例像是：被告未經被害人同意，就在臉書社團張貼被害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個人大頭照、生活照、住家外觀照片，同時發表「小心這個人外表會騙人，目前侵占案避不見面」等言論。法院認為，被告把自己跟被害人間的債務糾紛私怨訴諸公眾，將被害人的個人資料揭露在臉書社團專頁，顯然侵害被害人的資訊隱私或自決權，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名，處有期徒刑 3 月，得易科罰金。

此外，為了製作 Deep fake 換臉影片，勢必使用明顯能夠辨識被害人的臉部照片，且非出於任何公益目的；依個資法，加害人就該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肖像權被侵害，可依《民法》請求賠償

《民法》保障每個人的肖像權，這是一種「個人決定肖像是否公開的權利」，肖像權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揭露自己肖像，並決定在何種範圍內、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

因此，如未經同意，就拍攝、重製他人的肖像等，就會侵害肖像權。

過去曾有案例，被告未經他人同意，就把被害人的照片後製，在臉上增加手掌圖案，並刊登在網路，表示「打臉」的意思，即使被告辯稱是為了評論與公益有關的事項，才製作網路圖片，但法院認為被告「並沒有」利用被害人肖像的權利，而以網路方式公開打臉圖片，已嚴重侵害被害人的肖像權。被害人除了可以請求刪除打臉圖片，也可以要求賠償自己的精神上損害。

因此，那些臉部照片遭盜用、被製成換臉影片的被害人，可以依法請求製作者刪除影片，並請求慰撫金──具體來說，法院將依照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的影響、被害人痛苦的程度、雙方的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確認合適的賠償金額。

換臉也是「性騷擾」，可以申訴啟動調查

什麼是性騷擾行為？《性騷擾防治法》指出：像是那些違反被害人意願，播送跟性或性別有關的影像，而有損害被害人的人格尊嚴，造成被害人感受敵意或冒犯的情境。

而換臉影片將被害人照片後製成 A 片主角，彷彿讓眾人看見赤裸裸的自己，使被害人深感冒犯和不舒服，就是一種性騷擾。

性騷擾事件的被害人可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主管機關即應開啟調查程序，並可依法對行為人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而有鑑近年數位和網路性別暴力案例頻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更在今年 110 年 2 月 3 日，發布「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一文，內容是參酌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第 6 段意旨，明確定義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明列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態樣，其中就包括「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並表態有意擬定相關防治政策、訂修法規，有待後續明顯進展。

要求換臉影片下架，有法律機制嗎？

被害人若發現某網路平台上有換臉影片，可以要求業者將影片下架嗎？

關於網路平台業者有無管制用戶言論的責任，曾有判決指出：網路業者並非司法機關，沒有判斷用戶行為是否構成侵害他人權利的權限，且若平台判斷錯誤，將有侵害言論自由的疑慮。為了兼顧用戶的言論自由及保護被害人權利，網路業者只有在「明知或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實發生侵權行為」時，才有採取防止措施（例如刪文）的義務。

換言之，在侵權事實水落石出之前，依照法院的慣例，網路平台業者可能沒有主動和積極管制用戶言論的權責，被害人除非能證明權利受到侵害，才能要求網路平台業者下架影片，較難及時避免損害繼續擴大。

為了處理這樣的進退兩難，行政院在 107 年 4 月 27 日提出《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明定網路業者對提供使用的資訊，應負擔法律責任──當被害人告知或警察機關通知有侵權的內容，網路業者就應採取適當的處置並保全證據。

業者如果確實在合理期間內移除侵權資訊，並好好保全相關證據，就可以免除後續的賠償問題。因此，本草案如經未來立法院三讀通過，可望附加網路業者更多積極管制換臉影片的措施。

此外，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要求，須設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申訴管道」。若民眾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的網路色情內容時，可以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起申訴，iWIN 機構將依規定進行查證，如查證屬實，即通知業者移除或改善，若屆期未移除或改善，主管機關可以對業者進行裁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的發展原意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然而一旦遭有心人濫用，所造成的危害，將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如長期氾濫的虛假訊息、以及層出不窮的網路性暴力威脅，除了有賴立法管制，也不該忽略加強對網路使用者的教育宣導，而將性別平權的概念深植到每個人的心中，才能從根本解決網路／數位的性別暴力現象。

願立法追上科技的腳步前，我們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地成為 Deep fake 換臉影片的終結者。當看見非法的色情影片，不下載、也不分享，提出檢舉，終結那些血淋淋傷害持續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