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譯／江柏毅

本文轉載自 CASE 報科學 《復活節島的社會崩潰迷思》

透過貝氏推斷統計，美國賓漢頓大學研究團隊認為復活節島過去的人口在接觸歐洲人之前不曾出現大幅減少的崩潰現象，而是在登島後便持續穩定成長，不受環境氣候變遷影響。儘管島內確實曾出現大規模森林砍伐，但森林的砍伐其實是長期行為。統計結果顯示在接觸歐洲人之前，復活節島的人口應該是數千人，而不是歐洲紀錄裡的少於千人。復活節島島民懂得在環境氣候變遷下採取各種適應策略成功克服逆境。他們的環境適應可作為當代社會之借鏡。

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 Rapa Nui）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最晚踏上的島嶼之一（年代大約在 AD 700 到1100 之間，或較晚近的 AD 1200），它孤懸於南太平洋上，最近的島嶼距離約為 3000 公里；目前島上無常年性河川且異常乾旱；儘管過去動植物資源曾相當豐富，但在失去了棕櫚樹覆蓋之後長年受鹽分侵蝕，使島上的土壤失去沃度。該島也由於地處熱帶邊緣，並無環礁，因此魚類資源並不特別豐富，氣溫也無法讓椰子與麵包果生長。

破解人口數銳減的迷思

復活節島常作為案例用於探討社會崩壞議題。傳統說法認為古代島民曾為了從事農業、搬運摩埃石像而大量砍伐棕櫚樹，環境破壞也逐漸導致島內資源匱乏，在氣候變遷影響下，島內開始出現飢荒，爭奪資源的戰爭，人口大幅下滑，社會因此逐漸崩解。近年的考古研究也曾認為島民所意外帶入的老鼠啃咬了原生棕櫚樹的種子，導致島上樹木日漸絕跡，而歐洲人所帶來的疾病和奴隸掠奪行為也進一步加速了島內人口的流失，致使西元 1722 年歐洲人紀錄中島上僅見不到千餘居民的慘況。

復活節島確實發生過人口大幅衰減的現象嗎？根據美國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人類學家 Robert DiNapoli、Carl Lipo 等人的統計研究結果，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發表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的論文指出復活節島島民在面對環境變遷的策略上其實曾相當成功，並可為當代社會之借鏡。

Robert DiNapoli 表示，過去各界對復活節島社會崩潰問題看法聚焦於人口，認為人口的大幅衰減與十二、十三世紀環境變遷（主要為森林砍伐與鼠患）引發的負載力（carrying capacity）下降有關；此外，公元1500年左右出現的南方震盪（Southern Oscillation）乾燥化氣候變遷也是壓垮該島社會的最後一根稻草。Carl Lipo 表示，有一派說法認為上述環境氣候變化對島內人群的生存產生了負面效應，但這些變化是否契合研究團隊從碳十四測年裡所見到的人口估算呢？

考古學的人口估算其實並不可靠

人口估算在考古學中是一個較具爭議的課題，原因在於估算方法，如計算墓葬數和房屋數，並不可靠。前者的問題在於並不是所有人於死後都擁有墓葬，且墓葬的保存與否也嚴重影響估算。計算房屋數的問題則在於考古學家無法確定同一層位的房屋究竟屬同一時期使用，或是有無法反映在年代數據上的短期差異，致使出現重複計算的誤差。另一種較間接但相對可靠的方法是利用碳十四測年瞭解當時人類活動的規模程度，並對照各時期的遺跡現象推估人口變化，但這種方法仍具有不確定性。

Carl Lipo 和 Robert DiNapoli 所使用的人口估算方法為統計學裡的貝氏推斷（Bayesian inference），由於不須使用傳統推論統計中的概似函數（likelihood function），能夠克服不確定性問題。根據貝氏統計結果，復活節島的人口其實到 1722 年歐洲人抵達前都呈現穩定成長。在歐洲人抵達後，兩個統計模型顯示島內人口數出現過一次高穩定期，另外兩個統計模型則呈現人口衰退。整體而言，研究結果反映復活節島的人口在接觸歐洲人以前並不受氣候環境變遷劇烈影響。

新近的考古研究其實也顯示該島島民過去並不曾仰賴棕櫚樹維生。復活節島的森林砍伐其實是長期行為，森林的消失也沒有造成災難性的土壤侵蝕；相反地，人群懂得利用岩石堆砌駁坎避免土壤流失，以維持地力；在乾旱發生時，人群也懂得利用沿岸滲透湧泉（coastal seeps）獲得淡水。統計結果顯示在接觸歐洲人之前，復活節島的人口應該是數千人，而不是歐洲紀錄裡的少於千人，在接觸初期島內人口數甚至還有所成長，摩埃石像其實在歐洲人登島後仍曾持續建造。整體來說，島民的環境氣候適應策略其實是相當成功的。

應向島民們學習

那麼為何現今會有復活節島出現社會崩潰的迷思呢？

Carl Lipo 表示，這可能與1960年代所興起的環境變遷影響人口研究逐漸成為顯學有關，儘管這之間的相關性其實是植基於現代工業污染與氣候變遷，而不是考古證據。現代人常下意識地假設古人的聰明才智不及於現代人，但從考古工作所反映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過去復活節島島民其實了解環境永續對孤懸於海的島嶼的重要性，任何錯誤的資源管理策略都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復活節島的例子實可為當代社會之借鏡。

參考資料

1. 2021 07. 13, Resilience, not collapse: What the Easter Island myth gets wrong.
2. 2021 Robert J. DiNapoli, Enrico R. Crema, Carl P. Lipo, Timothy M. Rieth, Terry L. Hunt. Approximate Bayesian Computation of radiocarbon and paleoenvironmental record shows population resilience on Rapa Nui (Easter Island).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 (1) DOI: 10.1038/s41467-021-24252-z
3. 2010 Terry L. Hunt and Carl P. Lipo Ecological Catastrophe, Collapse, and the Myth of “Ecocide” on Rapa Nui (Easter Island), in Patricia A. McAnany & Norman Yoffee (eds), Questioning Collapse: Human Resilience,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pp. 21-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2006 賈德･戴蒙 《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中文版)。台北:時報出版，第110-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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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本土研究

搶救生育大作戰！臺灣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的警訊近在眼前，除了給薪育嬰假、育兒津貼，2021 年 8 月，政府的生育獎勵也提前至第二胎就發放，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加碼補助真的會讓大家願意再生下一胎嗎？搶救少子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實證研究發現，高教育背景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會受到家務分工影響，尤其丈夫是否分攤育兒工作更是關鍵。

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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