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等著霍金研究室的門打開時,我想到很多需要他和我一起討論的材料,以及我們相處的時光是如何地悄悄流逝掉,例如等著霍金的話語慢慢從機器流出來。這個溝通上的瓶頸是你必須去適應的:坐在那裡,等著他挑字、組句把話說出來。
在他被確診之後的頭二十年,霍金逐漸喪失了他的口語能力。到最後,只有少數人可以聽得懂他說的話,他們是:珍、索恩、羅伯特,還有他的幾位博士班學生。他們就像他的翻譯一樣,只要他們不在場,他便無法和人溝通。
然而,在一九八五年時,霍金感染了一場嚴重的肺炎。那一年他四十三歲。他有好幾個星期都必須仰賴呼吸器才能呼吸,每次當醫生試圖把呼吸器移開時,他便會窒息。醫生告訴珍,氣管造口術是唯一能讓霍金活下來的方法。他們解釋,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手術,也就是說他將永遠沒辦法再開口說話。
霍金當時病得很重,根本沒有能力去決定是否要動手術,因此由珍做了決定。她簽了手術同意書。霍金後來康復了,然而在那之後,他唯一的溝通方式就是透過拼字卡。由一個人去指著拼字卡上的字母,霍金則會揚起眉毛,表示那是他想選的字。
霍金雖然活了過來,但感覺卻像是死了一樣。他覺得很難接受這個手術的必要性。他對於珍同意這個手術,感到非常生氣。在他無法和外界溝通的那段時間,是他在確診罹患漸凍人症之後,首次感到沮喪,心情低落,陷入深深的憂鬱裡。
大約在一年之後,他當時的一位助理朱蒂 (Judy Fella) 在 BBC 上看到一則關於電腦程式如何幫助嚴重殘疾人士的報導。她循線找到了這位發明家,不久之後,霍金便被配備了一套通訊設備系統,而這套系統也將在他往後的人生裡,一直伴隨著他。
有了這項新科技之後,對他而言,寫出一個句子就像是在打電動玩具一樣。螢幕上有游標在移動,他可以透過臉頰上的肌肉,控制眼鏡上的感測器來選擇他想要的字母或單字。當他完成一個句子之後,他會點選電腦上的某個圖示,然後他那著名的電腦語音便會讀出他剛剛所寫的句子。
在他順手的時候,他每分鐘可以說出六個字。速度雖然不快,但至少他已經能夠溝通了。而且,他不再需要有一位翻譯隨侍在側。這個意思是,在這麼多年之後,他第一次可以和任何一個他喜歡的人私下交談。
我對這個「每分鐘六個字的等待遊戲」有過一些經驗,最初是在加州理工學院,那時我們正在合作《新時間簡史》,以及稍後在構思《大設計》的寫作計畫時。然而,我還覺得不習慣。這個等待時間有時候是一分鐘,有時則是五分鐘,甚或十分鐘。最初,我會胡思亂想。稍後,我學會了放鬆,讓自己在那幾分鐘裡進入一種半冥想狀態。然而,在寫《新時間簡史》時還好,但到了寫《大設計》時則變得讓人很受不了。我根本就靜不下來。
在寫《大設計》的時候,我學會利用霍金打字的時間來思考手上的一些議題。我也學會像這樣慢速的思想交流或交談,其實是有價值的。它可以讓我想得更深入一些,對某些議題,可以考慮得更周全一些。比起一般正常的談話,很多的話都是脫口而出,根本來不及思考。
有時我會想,每個人都應該以這種方式來交談。另外有些時候,我則是覺得,沒有人應該被迫以這種像是在沼澤裡面走路的方式交談。
隨著我們愈來愈熟,我們的互動方式也跟著有些變化。我學到了霍金最重要的溝通方式,並不是透過電腦所打出來的那些字句。就像盲人會發展出敏銳的聽覺一樣,霍金也逐漸發展出一種強大的非口語溝通能力。他的一些親近朋友都知道如何利用這個特點來和他溝通,例如說一些含有煽動性或引導性的言論,然後再觀察他的反應。
在說話的同時,也注意觀察他的反應,朋友們便能間接地知道他的心意,從而修改發言的內容,這就像物理學家是透過觀察光的散射圖形來研究原子的行為那樣。在必要的時候,霍金會插入一兩個字或句子,然而,他最有威力的溝通方式是透過他的臉部表情,他可以透過眼睛、眉毛與嘴巴等細微的表情變化,把他的感覺傳遞出來。
有些表情,例如他的鬼臉,是很明確的,有些則是細微的表情。有時候,你會覺得你懂他的意思,但是卻不清楚他是怎麼讓你理解的。
這是一個特別的語言,只有當你和他足夠親近時,才能自然學會,就像在他進行氣管造口術之前,只有那幾位親近的人,可以聽得懂他那口齒不清的語言一樣。
對霍金而言,語音只是談話時的調味料,而不是那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