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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的非線性:深訪環保署長張子敬,談環評爭議、循環經濟、以及格蕾塔世代

鄭國威 Portnoy_96
・2020/03/19 ・9062字 ・閱讀時間約 18 分鐘 ・SR值 572 ・九年級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科學傳播不只是科普,在公民社會裡,更是「科學治理」的關鍵,因此泛科學主動向工作內容與科學密切相關的政府單位發出採訪邀請,希望能深入了解他們如何做科學傳播、遇到哪些挑戰,以及打算怎麼做得更好。第一站,我們來到環保署。

  • 警告:這篇文章長達八千七百字!(但讀起來應該只要 10 分鐘)

踏進這棟位於台北市中華路上,外觀看起來密不透風,灰白厚重、連窗戶都沒有,更像是秘密特務機關的大樓,首先注意到的,卻是 Youtuber 金魚腦跟台客劇場的影片,影片中的他們,活潑熱情,用各自熟悉的方式,在一樓大廳的高畫質螢幕裡,講著如廁後衛生紙該怎麼丟、與如何環保旅行等等的生活議題。

準時出現在會客廳的環保署署長張子敬,皮膚黝黑,短髮沒特別整理,與身著的全套正式西裝似乎不太合拍。我很好奇,這位畢業於環境工程領域(成大及交大)的資深環保署人,在 108 年就任署長之後,面對與過往截然不同的社群媒體溝通場景、碰撞越來越激烈的世代差異、以及總是難解的環評矛盾,打算怎麼辦?

環保署署長張子敬接受泛科學專訪。

加速中但還未趕上:官僚體制溝通的困境

「政府的腳步有在加快,但往往跟不上民間。」

張子敬署長回憶道,「我記得大概民國 75 年左右,有次政府訂了新環保標準,我那時候是承辦人,在報紙上買了一個半版的廣告來宣達,不貴,但我長官不以為然;那個時代的公務員覺得,法規訂了,民眾自己就該知道,為什麼還要登報紙告訴你我訂了什麼東西?」跟那個年代相比,現在的政府單位更加的重視政策溝通,但往往仍受先天的侷限。

張子敬坦言,台灣政府的制度從大國框架下設計而來,是官僚系統反應速度慢最根本的原因。他說:「公務員常常被罵,為何一個案子蓋了幾十個章,誰負責?因為原來制度設計是這樣。當只有最後那個人蓋章才算數,流程就變得很冗長。」

「我常常看公務員上 call-in節目,我覺得實在不該上」,他苦笑著說,因為制度,最後決策的那個人還沒講話之前,中間蓋章的人講話都不算數。在這種情況下,就算要上節目捍衛政策,往往也不太敢講,反而無法達到想要的效果。「挑戰你的人,只要看到一篇文章就可以拿來挑戰你,但防守的人,會覺得要很確定才可以跟你說是,還是不是,長期來說,就造成民眾覺得你在隱瞞什麼的印象,這其實是整個官僚系統造成的。」

受大眾矚目的環評,當前制度下難解的賽局

而求快求定論的媒體框架,遇上了環評,造成誤解的威力更大。張子敬明白公眾很在乎環評,但他強調「環境影響評估」本來就是一個評估的過程。他說:「事情還沒發生,你只能預想事情可能會怎樣,盡量用手頭上最好的工具跟資料去判斷,所以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當挑戰你的人要求你百分之百確定時,你絕對不敢講,一不敢講,就變成政府好像一直有什麼東西沒告訴人家,但那是整個系統讓我們不敢去說,長期以來造成民眾的不信任,寧可聽外面的聲音。」講到這,他再次強調,政府有在改變,但確實是跟不上。

為什麼環評的結果,似乎總是沒人滿意?環保團體擔心環評刻意放水,開發單位反認為環評刻意卡關,環評委員老覺得吃力不討好?

張署長沒有簡單的回答,但他舉了個例子,「有個環評案,有一台風機要立在河道中間,雖然從環境影響上來看,沒什麼問題,但環評委員也納悶,立在河中間……會不會倒啊?你說,這該不該環評去審查?」他把問題拋給我,令我頓時獃住,我真的不知道,於是他接著說:「會不會倒,該不該我們(指環評)管?理論上管河的人要管啊、管結構的人要管啊。」

環境影響評估成為眾所矚目的角力場。圖片來源/pixabay

在張子敬看來,環評階段其實能處理的只是大概,諸如地質、結構等資料不會通通提供給環評委員,委員也非個個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具有全方位的專業,那如何能要環評委員判斷今天會議通過之後,風機就絕對不會倒?他說:「環評委員會擔心,真的倒了,人家會說它經過環評耶。」而這些苦惱,張署長也經歷過許多次。

他繼續以河道中的風機作為案例,闡述環評的困境:「其實有一些東西,放在那裡也許無害,只是結構上需要審查。像是水土保持,要另外審查,本來就要做好嘛!就算有災難,也不是環評過了,所以產生災難,反而可能是水土保持沒有要求、施工沒有照規定,所以產生災難。可是現在大家把這些(決策)全都弄到環評來,變得太大,做決定的人就會很猶豫啊!要是給過,萬一倒了怎麼辦?可是,在他們(環評委員)手上,沒有足夠的資料去確定,可能在水利單位審查會要求地質鑽探(才能處理)。可是(當這個議題出現)在環評審查,委員會覺得要是倒了我也有責任。」

於是,案子就算沒那麼重大,但還是過不了。太多訊息干擾,使得環評委員容易覺得別人提的這個好像有道理,那個也好像有顧慮。「弄到最後,環評委員會就扯在一起,委員給過壓力很大,不給過變成刻意找麻煩、『就你在卡』,但事實上,給環評委員做判斷的東西,是用評估、用模式跑的,不確定性本來就存在」。張子敬嘆道,「現在變成社會氛圍要他們(指環評委員)負完全責任,好像是最後把關,唯一把關。但其實許多事情沒那麼嚴重。」

環評不該是神諭,張子敬認為跟開發相關的政府機關,自己把關要把守好,環評有極限,民眾也不該因為新聞渲染、以及不知道該注意其他環節,就把所有的把關都放在環評。

他說:「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條路要不要蓋,地方要討論好,交通單位提到交通部,交通部通過,再送來給我們審查。結果當環評委員會一位交通專業的委員提出質疑,那要聽誰的?如果這位委員很堅持,就會像在刻意卡關,對交通系統(指中央及地方的交通主管機關)來說,感覺是我們整個交通系統都沒有問題,為什麼就你有問題?」然而張子敬想強調的是,給人卡關的感覺,不是個別委員的錯。

「做評估,大家的角度看法本來就會不同,他提出質疑,要是你解釋的東西不清楚,那麼像我剛剛講到,委員壓力那麼大,要是自己說 ok ,案子過了,以後出了什麼問題,大家會說經過環評,而他又是當時委員裡唯一懂的,他會擔心如果沒有堅持,那就全都是他的責任啊!但在外面看的人,就會感覺是一個委員擋全部。」張署長道出了當前制度下難解的賽局,就像越吹越大、越繃越緊的氣球,既不能放手,抓著又怕爆。

而他不打算繼續這樣下去。

解開緊繃臃腫的環評制度,落實主管機關審查機制

張子敬直言:「我這次對環評委員名單作出調整,很多人在罵我。」而這波調整也不僅於此。他將各部門主管、法規,放進專案小組,要逐步解開緊繃的環評制度。以風機案為例,若水利單位能夠講清楚,這個開發在該單位有哪些機制、會如何審查,確保風機不會倒,那就不用在環評裡面處理。

「環評只要確實告知主管機關審查、也確實有機制去審查,未來就算出了什麼事,就不是環評沒有注意到這個事,可是現在不是這樣,所以才做出一些調整。」張子敬認為,環評委員該去專業化、提高價值判斷的層級,意思是環評委員不該淪為外包審查員,而是要由各技術主管機關自己釐清,按照法規顧好。

環評委員該在意跟賦予的是生態、美植等更高的價值,要有更高的高度。「現在有點倒過來,環評委員會被要求很多,好像什麼都要懂,外來委員要看那麼多資料,負那麼大的責任,又不是領我的薪水,只是來參加會議,卻反而要幫你做決策,又常因為傳播媒體而受傷……」即使引來罵聲,他認為必須改革。

那環評的網路直播還要繼續嗎?網路直播在技術門檻下降之後,成為開放政治的重要象徵,環評是政府少數開放旁聽發言的會議,前任李應元署長任內更啟動官方直播,為何張署長卻選擇緊縮呢?

張子敬說:「以往經驗發現,直播沒問題,但若開放民間的直播,直播之後,有些人會擷取部分片段,穿插評論、說這個委員怎樣,那個委員怎樣,大家就罵那些委員,但委員只是來開會,而且最後也是共識決,只不過他發言支持,其他人反對,結果網上全部的人都罵他,但委員只是憑著專業講話,弄到最後,委員就不敢講,或是不願意來。」

很多人說不直播、就是不公開,他不同意,並表示:「其實就算是最後的委員審議,媒體都在場,全程沒有離開,我們是讓開發跟反對方,也就是衝突利害關係人,離開那個討論場地,讓委員沒有那麼大的心理壓力。」他舉例,若委員討論時旁邊有人站起來叫罵,委員無法討論、也放不下心去討論。

他也表示官方直播未來還會繼續,而且希望所有環評審查會議都可直播,目前硬體在改善,委員也沒有意見。「委員覺得不好的是有些民間人士對著人拍,那壓力就很大。」他說。

有人認為,環保署該跟環保團體站在一起,抵抗開發,而當環保署沒有挺環保團體時,不禁失望。然而張子敬說:「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環評委員會被程序杯葛不能開,程序杯葛來自於旁聽的人。我們是法律的執行者,有人提出申請案,就代表法律賦予他權利,我們的責任是公平的審查,不管過不過。就算是惡名昭彰的企業,只要法律賦予它可以提出審查的權利,而它提了,我就必須要審查。」

他也認為,要讓環評會議的機制穩定下來,給大家公平的機會,而非反對聲音哄堂,案子就不該過。「有些人就是覺得這個案會過,所以就杯葛,不讓他審查,我覺得這樣不對,因為如果行政部門不能處理,是我們失職。」他說。

他了解互信基礎要慢慢建立。他以現在環評開會,媒體可以全程報導為例。起初環保署打算開放媒體全程旁聽、報導,但有的委員擔心被指名道姓批評,招來攻擊。「但委員會是共識決啊,讓一個人承擔,沒有道理。我們跟媒體取得默契,請記者不要指名哪一個委員,但可以寫『有委員這麼說』,或反對什麼、支持什麼……都可以寫,但就不要指名。」

後來環保署與媒體之間獲得共識,就開放所有媒體進入。張子敬表示這需要一個過程,讓大家慢慢接受,調整起來比較健康,而同樣的,他也希望之後的環評,目的事業主管能負起更大的責任。

「該是你的,在你那裡要處理好。」他再次強調。

這不容易,他說曾經有個立委要求環保署,能否將原住民的同意權放入環評裡。「我認為,要是環評案件牽涉到原住民,我一定會送給主管機關,問他們有沒有意見。如果主管機關沒有意見,那就沒有意見啊!」他表示,如果因為擔心其他機關都不願意執法、不願意當壞人,所以一定要放在環評裡,這麼做只會讓環評越來越臃腫。

環評臃腫的問題,早已浮現。「以前我們常常被質疑,明明供水的單位說有水,環評委員卻一直說沒有水,那到底是有沒有水?我覺得負責管水資源的說有水,就是要找出水來,而不是由環評來決定有沒有水。」儘管如此,他覺得環評至今還是相當有貢獻,他以曾經在環評卡關多年的五楊高架為例,本來要挖山,衝擊太大,現在跑五楊高架就知道,有一段是兩層高架,南北向分上下走,就是避免開挖太多,用工法去克服。「環評真正的功能應該是,去對開發案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想辦法降到最低。但是現在有很多的審查過程變成『要在這裡擋住,不能讓他開發』,成為衝突所在。很多時候倒不是真的跟科學有關。

大家期待環評能將所有有瑕疵的案件擋下來,環評也越來越臃腫。圖片來源/giphy

從環保團體的角度出發,可能擔心若不要求到 120 分,開發時可能退到 60 分或更低,所以非得多要求,才能起碼保住 80 分。「在科學層面上溝通得不夠好,我們確實要負很大的責任」,張子敬表示還可以繼續努力,不過同時也要降低一次定生死的緊繃感。科學上來說,因為是用預估來決策,一定會漏估,他認為如環境現況調查,環現差等等手段,就是為了彌補不足。「好比說,你現在給我的資料,評估沒有問題,可是案子拖了很久才要開發,所以我們有規定,許可後三年沒有開發,要再提出環境現況調查分析,告訴我們是不是跟當初評估一樣,如果不一樣,要再提出減輕的對策。」他表示。

他說,不少人質疑有的老舊環評案件,過了以後放了 10 年、8 年都沒動工,環境都變了,突然又復活要開工。甚至有的案子過了以後,開發者投機動一下,然後又放著等,說現在景氣不好,等到 10 年、8 年後景氣好才要動,這怎麼擋?

「那我們可以用環評法 18 條,告訴開發單位,到時候再動工,就要提出調查報告,確保那時候的環境還是當初評估時的狀況,我們才會同意你照原來的方式做,否則就不同意,要提出對策來。」他說,以往這規定用得少,大家會擔心有問題,但其實都有現成法規可用,現在更加強執行。「如果案子通過了,很久都沒動,那麼 10 年不開發,環評就失效,除非你申請展延 5 年,跟區域計畫一樣。」

「不要想著環評要 100 分,因為評估不可能 100 分,」為了不再讓環評總是變成決戰之地,他表示:「萬一當初有東西沒看到、看到的調查不足夠,回頭就可以用環評法 18 條來要求調查,萬一影響重大則可以先停工。這些機制原來就有法規,但大家以前都覺得,反正在環評決戰這裡把案子打死,就不會有開發、也不會有後面一大串雜七雜八的事,反而在這裡形成衝突跟僵局。其實大家可以理性一點,去看科學數字,有時只是角度不同。」

管制典範轉變:之前形塑成環評決戰,但未來亡羊可補牢。

從強化主管機關責任、降低環評委員壓力、阻止環評臃腫化與表演化、再到補充環評後的管制手段,張子敬一步步拆彈,但繞得過「否決權」的詛咒嗎?

張子敬坦言,當初修法的時候,立法委員在環評法加進了所謂的否決權,有其時空背景。當時立法委員可能認為環保署再不把關,就沒有人把關了,所以在立法院加了這一條,造成今天的樣貌,不能說是不對,但也該與時俱進。

「因為有否決權,於是大家覺得,只要你(指環評)不通過就好,其他的許可都無效,結果其他的許可事項也都被拿來環評決戰,因為覺得這裡沒過,其他都不用談。但我常常說:沒錯,環評沒過不能開發,但過了就一定會開發嗎?」張子敬以新北市核二廠核廢料露天乾式貯存廠為例,雖然環評過了,但新北市不核發水土保持許可,多年來一樣動彈不得。

民眾覺得環評不過就什麼都沒有,過了就一定會開發,卻忽略了其他很多法的許可規定還在。「但他們平常都躲起來,甚至有的主管機關,會覺得反正你們(指環評)審完了,再來談我們的。至於案子合不合規定,他也不看,等你們談完了再來處理。」他說。

此外,他也表示有的案子,問題不在環境會受什麼影響,而是更上位的計畫目標未定。例如以前的蘇花高爭議,其實該決定的是要不要這條路、東部要不要採取西部的開發模式,但這不該由環評來決定。「通通夾在環評裡,大家會覺得,好像環評該決定,但環評反對開發的時候,又會被批評管太多、包山包海,插手別人的權責。」他說:「當時可能覺得(否決權)是好的設計,現在可能可以重新檢討」依照他的想法,否決權之外的問題先解決,再討論要不要檢討否決權不遲。

看待新世代的氣候呼籲:環保議題的加速應該是 S 型的曲線

談完環評與延伸的公共溝通問題,我接著想知道的是,台灣在環境保護政策上,難道不該加速、甚至激進一點嗎?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 ,面對越來越沈重的生態焦慮,身為台灣最高環保機關主事者,他怎麼看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瑞典少女 Greta Thunberg 的論述?

張子敬說:「我認為,(Greta 的說法)有好,也有不好。認為好的部分是,確實大家動作該更快,做更多,例如我們準備修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先前定了目標,但看起來不夠有力,會達不到,所以確實該去做。」

「我不太贊同的,是她不該挑起世代的對立。所謂的『大人』,辛辛苦苦賺錢,不也是為了扶養下一代嗎?有誰的目的是刻意要讓下一代被滅絕呢?所以那是我比較不贊同的。」

進入「人類世」,面對越來越沈重的生態焦慮,到底該怎麼辦?圖片來源/pexels

將近四十年來投入環保政策與執行的經驗,張子敬認為推動環保的節奏往往不是線性的,更像是一個 S 型的曲線。

「處理環保議題,我們該把方向確認、決心確認,但不要追求近利。因為很多時候大家會想,今年就要怎樣、明年就要怎樣,但重要的是要讓大家可以開始去做,好比說,有人要求什麼什麼減 20%,一下子做不到,就要怎樣怎樣;但多給他一點時間去想辦法,或許他可以減 50%,只要我可以確定他是在往前,不是在敷衍,是在努力,那麼前面剛開始,我多給一點時間,後面說不定會跑得更快。」擁有想去做的決心,他強調,才是關鍵。

「就像歐盟現在推的 Green New Deal ,也不是突然冒出來。我覺得大家要溝通、建立互信,目標才一致。一直罵,無濟於事。我知道產業該減(廢+碳),我會去聽產業做不到的原因,沒有人想污染環境,你(指產業)跟我講很困難,我會想能不能幫你解決。」他直言,很多廠商的問題很複雜,若沒有互信基礎,根本不敢跟我們講,我們也無法幫忙解決問題,在外面看只會覺得廠商什麼都不做,到最後不會有任何成果。

但,該怎樣溝通的更好呢?資訊難道還不夠多嗎?張子敬以 2018 年的公投為例,質疑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投什麼,認為確實要提供更多資訊讓民眾知道,才有辦法溝通。但他也說:「公部門綁手綁腳,講出來的東西往往硬梆梆,有距離感,最後他就選擇不聽你的,選看得懂的。我覺得這次防疫『疾管家』就做得很好,很持續、很及時,一段時間過後建立起足夠的權威,快速、即時、正確,有趣,才能夠慢慢讓大家覺得是可靠的,想要資訊的時候可以從那裡獲得。」因此,他要求環保署同仁學習此案例,用於環保署與民溝通上。

若自己現在就是 10 幾歲的年輕人,想法會不一樣嗎?這個假設性問題,張子敬並未直接回答,但他說:「我常常跟我孩子辯論,但不一定會贏。例如以前為了要減少購物用塑膠提袋,所以政府規定要用買的,但若買一個袋子,人們還是丟掉,就很可惜,所以就要廠商做厚一點,才能鼓勵重複使用,而且因為要賣,厚一點大家也覺得比較可以接受,不會覺得搶錢。可是後來發現不對啊,一份袋子要兩份的材料,那不是更浪費嗎?後來我們覺得,那就做薄一點,不限制厚度,省一些材料,即便一定要丟,也減量。可是我孩子就跟我爭,他的觀點是,他願意付那一塊錢,可是為何不規定只提供紙袋呢?而要用薄的塑膠袋呢?站在我們的角度,我們覺得減少用料,從厚改薄就很好了,但站在他的角度,他覺得根本就不該用塑膠袋,該用紙袋,紙袋比較好回收。」透過自己孩子的視角,跟同仁分享他所知的年輕人的觀點,是他現在時常做的。

張子敬表示自己時常透過與自己的孩子討論,獲得年輕人觀點。

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環境保護需要結合經濟策略

環保議題時常被認為與經濟開發有所衝突,但張子敬認為推動環境保護更該結合正確的經濟策略。以丹麥的風電產業為例,既協助本國能源轉型,亦可以外銷。規畫時看得夠遠,就不只是保護環境,更能找到發展契機。但他也說,很多人可能會罵他「一個環保署長怎麼在談經濟」。

「之前友邦國家來到台灣學習,看到我們的焚化廠,覺得好棒。他們國家遍地垃圾,沒辦法處理。但焚化廠很貴,沒有經濟力量,就是做不了,即便來台灣看了覺得再棒,也抄不回去。所以經濟要到一定程度,環保才有辦法推。」他說。

張子敬認為環境問題不完全是產業造成的,也來自於民眾的生活方式。

因此推環保,必須要讓經濟可行,這也是他上任以來,跨域推動循環經濟的原因。「我們現在也跟很多產業在談,以往東西用完了,廢棄物都直接丟掉、給處理廠,不然可能簡單處理一下,就當成下腳料賣。現在雖然加嚴法規,但也給產業機會,將廢棄物再製成高價值材料,回頭來用,價值更高。」他以防疫期間,產業上下游屢傳斷鏈為例,若很多原料是自循環的,受制外部跟斷鏈的衝擊就會較小。他希望環保署透過法規,引導廠商走對自己有利的路,甚至開發具商業價值的新技術。

「因為循環經濟,我們會跟經濟部有比較多的合作,很多是觀念上的改變,像是工廠現在有污水處理廠,卻沒有廢棄物處理廠,東西丟出去就好,為什麼呢?因為廢棄物很容易載,反而如污水、廢氣,一排出去就有問題,所以非處理不可。為什麼工廠不能在內部設廢棄物處理廠,或是再利用廠?」張子敬表示,隨著對廢棄物的觀念改變,反而可以採行如廢水處理的方式,例如現在廢水處理可委託外包,隔行如隔山,企業不需要自己來操作,只要監督、負起責任,就可以委託出去。廢棄物處理廠也可以依同樣的模式,只要從源頭減少廢棄物,對自己就有利。

「很多高科技廠現在(對於廢液)已經不是到最後再處理、純化,而是分線、每一個機台下來就回收了,酸是酸,溶劑是溶劑,到最後再利用率會比較高。我們會朝這方面去引導。看起來環保法規是加嚴,但對廠商自身是有利的,很多原料可以在當下就回收回來。」他樂觀地表示。

環境保護要成功,環境教育很重要

前面提到,張子敬認為環保腳步該加快,又認為環保與經濟不該對立,而該相輔相成,那除了調整環評制度、推動循環經濟以外,環保署還打算做什麼?張子敬表示,回看環保署成立至今的 33 年歷史,台灣環保工作最成功的部分,其實是環境教育。

張子敬認為台灣的環保工作最成功的在於年輕人已經將環保內化在生活裡。攝影師:Marta Ortigosa,圖片來源:Pexels

「年輕的朋友,從小就知道環保,已經變成習慣,內化到生活裡。我覺得未來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在推的『綠色生活』。鼓勵人們生活消費朝綠色、在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無剩食等。慢慢地,生活方式越綠,環境自然越好。」然而他也承認,綠色生活看似平淡,其實是大工程,要花很長的時間。「很多人可能不覺得這重要,熱頭上的事情,像是一些案子,比較會被注意,但其實這(指綠色生活)是更重要的。我看到台灣長期以來環保能有成就,原因是教育做得好。」他說。

儘管已經開始找 Youtuber 合作,他也表示,現在環保署在綠色生活上的宣導材料還不夠多。他說自己以前愛看資深漫畫家劉興欽的機器人漫畫,覺得用漫畫來跟民眾聊環境保護是不錯的。或許很快我們就會在環保署臉書上看見新番。

從拆除環評制度卡關癥結、利用法規引導企業走向循環經濟、再到推動全面綠色生活,身為資深環保人的張子敬總以 S 型曲線去拿捏做事節奏,對於前期緩慢甚至倒退的不耐,引來外界批評,也在他意料中。然而形塑這條 S 型曲線,達至最終目標,需要一代接一代的努力。

環保署署長張子敬。攝影/ 黃詠靖

對此,張子敬樂觀表示:「很多友邦來台灣看,我也是說:『你不要看我們現在不錯,以前我們曾經很差。』但說要很久,其實也不會。」

他笑著說:

「現在是小朋友,十幾年後就是中堅份子,很快啊!所以我們現在怎麼教,未來的決策者就怎麼想,現在亂教,他們未來就亂決策。」

哎呀呀,這句話也太誠實了點。

文章難易度
鄭國威 Portnoy_96
247 篇文章 ・ 657 位粉絲
是那種小時候很喜歡看科學讀物,以為自己會成為科學家,但是長大之後因為數理太爛,所以早早放棄科學夢的無數人其中之一。怎知長大後竟然因為諸般因由而重拾科學,與夥伴共同創立泛科學。現為泛科知識公司的知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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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美好的地球獻上努力:「斯德哥爾摩+50會議」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_96
・2022/06/17 ・4409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本文與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合作,內文經泛科學改寫。
  • 本文轉載整合自台灣科技媒體中心《「斯德哥爾摩+50會議」專家意見
  • 資料更新至 2022 年 6 月 5 日,完整文章請見上方連結
2022年是《斯德哥爾摩宣言》發布的第 50 年。圖/envato

《斯德哥爾摩宣言》50週年了!

1972 年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通過《斯德哥爾摩宣言》,這份宣言是後續環境政策的重要基礎

今(2022)年是《斯德哥爾摩宣言》發布的第 50 年,聯合國在 6 月 2、3 日於瑞典召開大會,在大會結束時,共同主辦國瑞典與肯亞發表聲明,指出人類福祉應是「健康的地球」與「讓所有人享有繁榮」的核心;承認和落實享有一個潔凈、健康與永續環境的權利;在當前運作的經濟系統中,進行全面性的系統變革,並加速高影響部門的轉型。

在會議之前,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與印度能源、環境與水理事會(CEEW)兩個智庫也發布報告《斯德哥爾摩+50:解鎖更美好的未來》(Stockholm+50: Unlocking a Better Future),作為大會討論的科學依據。台灣科技媒體中心摘要報告重點,並邀請專家提供觀點。

今年的共同主辦國瑞典與肯亞發表聲明,認為人類福祉應是「健康的地球」與「讓所有人享有繁榮」。圖/envato

一切為了更好的明天

20 世紀的 70 年代是世界環境運動的發展期,人們開始發現,現代人類的物質享受背後都有慘重的環境代價。同時也終於了解到,地球畢竟不是「無盡藏」的,資源也會用完的一天。於是距今 50 年前的 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辦了第一個國際環境議題的會議,在世界各國代表面前提出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議題,並且訂了許多行動計劃,希望各國政府推行。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林子倫 (曾出席 2002、2012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說明,《斯德哥爾摩宣言》開啟了全球環境的治理架構,催生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成立;19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上,簽署了當前規範全球環境議題的三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防治沙漠化公約,以及森林原則等,都是立基於《斯德哥爾摩宣言》,更進步的環境目標。

從 1992 年迄今,聯合國每十年就會有一次對於全球環境目標與會議的檢視。如 1992 年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首次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2012 年里約+20 (Rio+20) 會議,則為了提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治理機制,設立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並著手設立工作小組,制定現在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圖/wikimedia

50 年過去,環境變好了嗎?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院士暨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系特聘客座講座教授 王寳貫 認為,過了 50 年,這些行動計劃有成效嗎?答案是:也有,也沒有。

有的是,環境運動蓬勃發展,各國都有熱心的環保團體監督他們各自的環境,對環保意識的推展很有作用。這導致一些科技進步的發達國家有能力改善一些他們自身的環境。

沒有的是,以全世界的眼光來看,很多所謂的環境改善,只是環境污染物的再分配:發達國家把高污染的產業移到開發中國家去運轉,富國享受清潔環境及高水準生活,而窮國則為了爭取 GDP 成長(以便也享受如發達國家的高水準生活),甘願犧牲環境。

如同這份《+50》報告所言,斯德哥爾摩宣言過去的呼籲,僅有 10% 得到實現,這很容易了解,很多政治式的決議,不是各國初心自願的,沒有強制力,當然達不到目標。近來比較具成效的是商業契約模式,像蘋果等跨國公司要求供應商使用綠電,就很有效,因為事關商業利益。

若用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很多所謂的環境改善,只是環境污染物的再分配而已。圖/envato

台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趙家緯 認為,宣言的目標落實程度僅不及 10%,顯示出現行多邊國際環境協議中「僅只訂定目標,而未能縮短落實鴻溝」。而目前最主要的三大鴻溝,是「政策不一致」「多邊主義效力不彰」「欠缺問責性(accountability)」

這次會議決議中,則特別強調「調整環境有害的補貼」與「振興與紓困用於永續用途」,嘗試克服「政策不一致」的阻礙。在問責性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則發起全球企業問責與透明機制,強化對於企業各類氣候與永續承諾的檢視。

《+50》,最值得關注的重點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蕭代基 認為,《斯德哥爾摩宣言》揭示人類有在健康生態環境下生活之權利的基礎上,「斯德哥爾摩+50」會議,則進一步提出人類有在清潔、安全與永續的環境下生活之權利,並且重新定義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特別指出人類有保護自然的責任,因為自然有其內在價值,不只是開發利用的工具價值。

王寳貫教授 則點出,斯德哥爾摩 +50 提到了要 net-zero(淨零)這個概念,不但淨零排碳,還要零污染;另外提出新的量測經濟的標尺,不要一味追求「成長」,這算是一個進步。

趙家緯助理教授 進一步解釋這個新的衡量指標。如同聯合國秘書長在大會致詞所提出的「GDP不是衡量當前世界富足程度的一種方式。相反的,我們必須轉向循環和再生經濟。」本次大會決議也提出需「定義和採用新的進步和人類福祉衡量方法」,因此將加速現行國民所得會計制度的改革,以反映自然資本的真實價值。

「斯德哥爾摩+50」會議特別指出,人類有保護自然的責任。 圖/envato

台灣可以如何響應《斯德哥爾摩宣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蕭代基 參考本會議文件與結論,提出兩項台灣可以具體推動的目標:

我們必須改變人類消費與生產系統、行為模式、社會價值觀、以及獨尊 GDP 代表經濟與福祉的指標。

為了使得現在及未來所有人類都能夠永續與富足的生活,人類生活的足跡必須在地球生態界線之內,我們必須落實執行上述改變人類生活模式的幾項作為。事實上,這幾項作為都是已經提倡多年,但由於障礙甚多,且無政治利益,未受應有的重視。

我們必須加速決策與執行必要的永續投資與基本設施的民主程序。

這是本會議強調為了保障未來世代的福祉之必要作為。本會議指出過去的國際環境協定與政策,落實程度很低,事實上大多數國際環境協定都可以說是不成功的,可見有關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決策及執行有很多障礙。

保障未來世代的福祉,也是《斯德哥爾摩宣言》的重要議題。 圖/envato

主要障礙仍然是各國及多數人只想要白吃午餐,以致於環境保護的長期效益不敵短期的經濟利益在政治上的權衡比較,再加上享受環境保護長期效益的未來世代尚未出生,在現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完全沒有發言權。

如何移除這些政治決策的障礙?根本之道在於修正我們民主制度,創設一個「虛擬的」廣納性民主制度,把未來世代的利益明確地納入當代決策的民主程序,方案之一是當民意代表、政府與公民團體在討論與決策攸關未來世代福祉的政策時,有未來世代的代表參與討論與發言。

趙家緯助理教授 則延續前面的觀察,認為本次會議中強調對於 GDP 跟成長主義的反思,會議決議也強調超越傳統的 GDP 衡量標準。

在此議題上,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已與威爾斯、紐西蘭、蘇格蘭、芬蘭、冰島與加拿大等已建構超越 GDP 指標並建立相應治理機制的國家,組成福祉經濟政府夥伴 (Wellbeing Economy Governments ,WEGo ),聯合國也著手將自然資本與環境污染納入 GDP 估算的方法。

臺灣應掌握此趨勢,全面檢討既有綠色國民所得帳在涵蓋範疇與決策應用之不足,建構新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標。

《斯德哥爾摩+50》焦點總結

lake in mountain on summer time
  • 在斯德哥爾摩宣言的 50 年後,我們正處於不同危機的相互交織之中,人類對氣候和生態系統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且不平等日益加劇。嚴重的不平等延伸影響後代子孫的生活,環境變化和突破臨界點的風險正在加速。
  • 行動落差:過去 50 年來,各國商定數百個全球環境和永續發展目標,但只實現了十分之一,這對解決問題遠遠不夠。
  • 我們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應對氣候變遷。透過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加速採用潔凈技術、具包容性的創新金融,以及對「立即採取積極行動可帶來共同效益」的有力科學證據,使 2022 年成為我們追求永續未來的關鍵時刻。
  • 為了加快變革的步伐,需要「無畏」及「以科學為基礎的決策」。各級決策者在未來 10 年,需要一同緊縮決策時間的尺度,以實現變革,避免鎖定效應及調適時間遲滯,也減少不同世代間的歧視。
  • 提出應立即採取三大轉變行動:重新定義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確保人人享有長久的繁榮、投資於永續的未來。
  • 重新定義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是指從獲取轉向關懷。透過將自然融入我們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加強人與自然的連結、保護動物福利,並轉向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增加下個世代的自然教育、承認並多採用在地知識。
  • 確保人人享有長久的繁榮的前提,是徹底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透過創建有利的基礎設施,激發新的支持性社會規範。例如將擴展業務的模式,專注於提供「服務」實非製造「產品」;採用對人類與環境都有益的供應鏈;使國家統計數據和永續目標保持一致等。
  • 我們必須在各國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資永續的未來。當前可用於永續的私人資本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多,但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仍存在資金缺口。為了投資永續的未來,我們必須承認並加強政府在創新之中的基礎作用,並鼓勵私人融資將「創新」帶入市場。在減少永續風險的同時,也增加不永續的成本。
  • 變革的條件需要改善:為了解決過去挑戰的制度與治理體系,可能導致當前的挑戰。領導者透過連貫的政策、強而有力且具一致性的激勵措施,有足夠的機會解決結構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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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至善之路,邁向永續未來的永續發展獎 ──唐獎永續發展獎召集人劉兆漢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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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2 ・301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本文由 唐獎教育基金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採訪 / 泛科學編輯部、 廖英凱
  • 撰稿 / 廖英凱

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伴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與社會破壞,人類開始意識到環境破壞、經濟體制崩毀所帶來的全球性危害。而開始構思更合宜的發展方式,因而催生「永續發展」的概念。

與彼時單純強調環境保護,而甚至有反工商業的環境激進行動相比,永續發展更強調時空上的宏觀視野,既須考量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而顧及了未開發國家,必須仰賴環境開發的必要發展;更強調合宜的發展模式,應是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第一屆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 圖 / 唐獎提供

1987 年,世界環境與開發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提出確立永續發展概念的重要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委員會時任主席為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因此該報告也被稱作布倫特蘭報告。

在此報告指引下的永續發展方向,即強調善用科學和技術,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三面向尋求兼顧與均衡。

布倫特蘭報告所揭示的永續觀點,也成為聯合國規劃國際發展願景的核心理念,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訂定了「21 世紀議程」;200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以和平、人權、環境保護、消除貧窮等為目標的千禧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2015 年至今,永續發展目標(SDGs)被精煉為全球性地消除貧窮、飢荒、促進教育、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環境保護⋯⋯等 17 項目標與 169 項細緻的實踐指標。仰賴各國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並落實國際合作才足以具體實踐。

聯合國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圖/聯合國官網

臺灣脈絡的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的概念在全世界甫提出便蔚成顯學,臺灣在極短的時間內也跟上了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政策方向,1994 年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至 1997 年擴編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998 年起,教育部開始推動以永續發展為題的教研計畫;2003 年「永續臺灣 2011」研究計畫,以跨領域的研究者團隊組成,訂定「海島永續發展指標」(Is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作為評估各項國家計畫的重要依據。

迄今行政院永續會已持續推出「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以及「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使我國在政策與研究的永續發展進程,在東南亞國家均名列前茅,更陸續培育東南亞諸多國家推動永續發展的高階政策人才。

永續發展的唐獎

在國內外對永續發展的殷切需求之下,對永續發展有卓越貢獻者也應得到充分的支持與獎助。

唐獎所設置的「永續發展獎」,即是致力於表彰對永續發展有開創性及卓越貢獻者,強調邁向永續發展的科技基礎成就,但也不僅限於傳統學術獎項著墨的科技突破,更標榜能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三大永續面向的貢獻。

唐獎的永續發展獎,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三大永續面向。圖/envato elements

永續發展雖然重要,但標榜永續的獎項卻較少為國際知名獎項所關注,如諾貝爾獎等獎項多聚焦於學術研究上的突破,並非表彰對真實社會的具體改善。唐獎永續發展獎召集人劉兆漢院士認為,落實永續發展問題的解決常非單一科技的突破,也不見得僅是學術上的成就,仰賴跨領域到跨科際的知識運用。落實於真實社會議題的改善,也不能僅止於科學,更需要有對社會人文的理解與作為。

歷任永續發展獎的得主也非單純學術成就卓越者,第一屆得獎者布倫特蘭夫人,正是在 1987 年時主持世界環境與開發委員,提出永續發展定義的關鍵創始者。

第二屆得獎者羅森費爾德(Arthur H. Rosenfeld)原為粒子物理學家,但經歷 1970 年代石油危機後,開始致力於提升能源效率,開發節能技術並制定能效標準,他與加州州政府合作,制定環境與能源相關的制度,而使加州擁有全世界最嚴苛的能耗標準,是一種基於科技專業,進而領導團隊,最終促成政策實踐的典範。

羅森費爾德與加州州政府合作,制定環境與能源相關的制度,而使加州擁有全世界最嚴苛的能耗標準。圖/envato elements

第三屆得獎者維拉布哈德蘭.拉馬納森(Veerabhadran Ramanathan)和詹姆士.漢森(James E. Hansen)發現氣候變遷的關鍵理論與證據,漢森更曾因積極倡議氣候變遷而多次被捕。2018 年唐獎頒獎期間,漢森根據臺灣歷年能源配比變化,提出與我國能源政策相反的建言,他認為再生能源無法取代化石能源,而需考慮核能與再生能源並用,作為臺灣挽救氣候變遷的解法,並在授獎期間親自參與臺灣在地的相關活動,知行合一地推動面對氣候變遷的主張。

第四屆得獎者珍古德(Jane Goodall)在靈長類的研究中首次觀測到黑猩猩也有使用工具、建立社交的技能,重新定義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她更持續投入世界各地的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行動,並透過社區發展計畫,使貧困地區居民能在改善生活的同時,維護森林植被與生物多樣性。

歷屆永續發展獎得主,都在永續議題有基礎研究的關鍵突破,更能知行合一地運用知識,付諸行動帶來改變,強調知識與行動的並重,也突顯了唐獎與其他獎項在看待典範本質的差異。

地球的永續發展缺臺灣不可,面向世界的永續發展獎也非臺灣不可

唐獎既標榜面對是全世界,有為全世界發掘卓越貢獻者的使命。但永續發展處理的也是全世界,不只是科學技術,似乎也需要更宏觀的理念作為評判受獎者的指引。

劉兆漢院士認為,當代因各種過度開發導致的負面問題,與當代生活方式深受資本主義影響,仰賴大量製造、大量消費作為發展與維持經濟的方式。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另一種不倡導消費的經濟模式,需要能強調惜物愛人,有節制的運用自然資源的發展方式。

我們可能需要另一種不倡導消費的經濟模式,來應對大量製造、大量消費造成的負面問題。圖/envato elements

以臺灣的文化底蘊來看,我們的文化與信仰早有永續發展的精神深植其中,從孟子《梁惠王上》以「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做為執政者看待自然環境開發應有節制的建言;悠久俗諺強調飲水思源的「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拜田頭。」到慈濟多年持守的「敬天愛地惜物命」;近年也有以王道精神,強調「仁政、反霸、民本、生生不息、同理心」的永續發展觀點。

推動永續發展需要不同價值觀的刺激,評判永續發展貢獻者的知行,也需要文化底蘊作為指引。植基於東方哲理的唐獎,或許能以相對於西方治理哲學不一樣的觀點,鼓舞卓越貢獻者,揭示永續發展方向,使人類行於至善之路,邁向永續未來。

圖/envato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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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面對當前社會發展,以中華文化數千年的涵養,從新視野與新思維注入實際的行動與思考。有感於全球化的進步與發展,在人類享受文明的豐厚果實與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時,人類亦面臨氣候變遷、新傳染疫病、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等之考驗。 為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中庸之道,尹衍樑博士於2012年12月成立唐獎,設置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考究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需要的智慧,不分種族、國籍、性別及宗教,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成就者,勉勵時代先驅者以其學說易天下,以天下為己任,共同為世界文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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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用農藥就是有機?有機認證才沒這麼簡單!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0/03/26 ・694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SR值 479 ・五年級

本文由家樂福【食物轉型計畫】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天然農法、綠色耕種、無毒農業……市面上的農產品常常用上天花亂墜的廣告詞,不過真正的「有機農產品」可不是商家自己說了算!



依據我國政府的規範,有機農業的重點在於「友善農耕」,能夠達到生態平衡的目標,讓農作物與環境和平共處,才能算是有機農產品。而什麼樣的耕作方式算是友善農耕,當然也有詳細的規範,並且需要經過第三方公正機構的認證才算數。

那麼該如何認明合格的有機標章呢?目前台灣採取「雙標章制度」,正式的有機標章上頭除了有官方有機標章,還要加上「認證機構」的標章才算是完整的有機標示。如果你看到部分商品只有標示單一的「轉型期標章」,表示該商品的生產方式已經符合有機規範,只是必須等待 2~3 年不等的轉型期滿,並且驗證無虞後,才會拿到正式的有機標章,消費者還是可以放心購買喔!

看完以上的介紹,大家應該就能夠理解,得到有機認證的作物,都是農產品中的佼佼者!如果行有餘力,選擇有機農產品,就是給予友善耕作的農民一個肯定,也是以實際行動支持農業與生態找到和解之道。

以上懶人包的資訊,都是來自以下這支動畫,如果想知道更多,歡迎花 2 分鐘的時間看完它,喜歡的話也請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本文由家樂福【食物轉型計畫】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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