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範未然總好過亡羊補牢，這道理大家應該都知道；不過市面上的腳踏車鎖大多都構造簡單，不管是破解還是破壞車鎖對竊賊來說都不難，該怎麼選擇車鎖才能有效對抗可惡的小偷？來看看由范承宗、鄭宇庭設計的這款Pedal Lock踏板鎖，兩塊踏板本身就是車鎖，拆下來後可以分別由車輪兩側嵌合、用鑰匙鎖上。相較於傳統的彈簧鎖、U型鎖或密碼鎖，Pedal Lock使用只需多花幾秒鐘的時間，但對於想破壞車鎖（或者說是踏板？）的小偷，恐怕真的是踢到鐵板了！
本文來自Trr. 特誌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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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自古流傳許多描述「偷竊」的成語，信手拈來就有偷雞摸狗、順手牽羊、樑上君子，這是否說明古代常發生竊盜案呢？細看清代司法類檔案，竊盜案數量的確居於首位，為何竊賊在當時如此猖獗？
中央研究院 111 年胡適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員，以「歷史學與犯罪學的相遇：19 世紀中葉竊盜犯罪的分析」為題開講，應用歷史犯罪學發掘清代竊盜案中令人意想不到的現象！
翻開明末小說《二刻拍案驚奇》，傳奇俠盜「一枝梅」瞬間抓住眾人目光，只見他出入如鬼神、來去如風雨，不一會功夫便偷來士大夫家的金銀珠寶、竊走公子哥兒的西洋異錦被，甚至戲弄地偷換道士的百柱帽。每次行竊得手後，即在牆上畫一枝梅花，並將錢財送給貧民，「人間第一偷」稱號可說當之無愧！
竊盜案是明清時期常見的犯罪類型，可惜並非每位竊賊都是如同一枝梅的義賊。為何人們會淪為竊賊？哪類東西與對象最常被偷？清朝官府又是如何辦案？
面對重重疑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員決心讓歷史學與犯罪學相遇，逐步揭開 19 世紀中葉竊盜犯罪的神秘面紗！
巫仁恕以清代《巴縣檔案》（今四川省重慶市一帶）為研究材料，分析當中的司法類檔案後發現，從乾隆至宣統年間，最常見的犯罪類型就是竊盜案，尤其 19 世紀中葉同治朝的年平均數量最多，13 年間累積 3 千多起竊盜案。
當中最常見的竊盜方式是「入室行竊」，狡猾的竊賊會趁四下無人時鑿穿牆壁，鑽入屋內行竊。其他還有類似現代金光黨的「迷竊」，犯人會用迷煙或迷藥將人迷昏後大肆洗劫。小說中飛簷走壁的「飛竊」並不常見，但偶爾也會發生。
那麼竊賊最常偷的東西又是什麼呢？從《巴縣檔案》記載的失單可窺知竊賊最常下手的目標，也連帶顯示清代百姓生活中的物質消費與品味。
失物排行榜第一名竟不是金銀珠寶，而是人們穿戴的帽子、馬褂、布鞋等，甚至有流行服飾與西洋衣料，因重量輕、有市場、好銷贓，成為竊賊的首選，其次才是金屬器皿。此外，像是硯台、高級墨、書畫等象徵身分品味的文化用品與藝術品也時有所見。
最常被竊賊光顧的也不是家財萬貫的富翁，反而是資產百兩以上卻不足千兩的中產之家。這類人家有時不會去報官，因為大部分只損失一、二兩價值的物品，打官司要花的交通與時間成本比失物的成本還高。
竊賊最常出沒的地點與時機，其實和現代社會頗為類似。疊合清代重慶城市分區功能圖、同治朝巴縣城內各坊竊盜案分布圖後發現，竊盜案多集中在商業和行政中心，行竊的熱門期間常在考試、市場趕集或舉行婚禮節慶時。
竊賊東西到手後最常去當舖、市場銷贓，或賣給收購贓物的小販。特別的是當時有所謂的「窩賊之家」，藉由開設客棧掩人耳目，實為慣竊的幕後黑手與藏匿竊犯的賊窟。
一般認知的犯罪者多是不務正業或受貧窮所苦的社會邊緣份子，巫仁恕應用犯罪學理論分析《巴縣檔案》中犯人的口供，從不同視角層層剖析犯罪動機。他發現竊嫌中，有一群被稱為「下力活生」的低階勞動階層佔了多數，他們沒有加入同業公會，靠著四處打零工謀生，生活較不穩定。
從理性抉擇論分析，如果這名有犯罪傾向的偷竊者認為，行竊可以讓生活過得更好，就可能選擇鋌而走險，這解釋了為何貧窮者容易傾向偷竊。再者，從社會聚合論來看，很多竊盜案都是集體犯罪，因為人多勢眾好照應的心態強化了犯罪合理性。
然而，巫仁恕又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竊賊是有正當工作的，當中不乏工商業主、受雇服務業者，甚至是公務人員或基層精英。上述案例顯示，貧窮不一定是引發偷竊的原因，當中還藏有其他因素。
從日常生活理論來看，只要集結三種要素即可能誘發竊案：有犯罪傾向的偷竊者、有價值的標的物、監督者不在場。此外，從情境預防理論分析，某些偷竊者是在日常情境下擋不住眼前誘惑，突然萌生行竊慾望，例如缺錢的兒子偷爸爸的錢、耕田時偷拔鄰居家的菜，或員工趁老闆不在時偷拿錢財。
事實上，多數人淪為竊賊是被大環境所逼，同治初期的巴縣即發生多起社會動亂，嚴重影響民生經濟，導致治安敗壞。
例如 1850 年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造成多個省份死傷慘重，同治年間太平軍的殘餘勢力入侵四川，大批巴縣團練（地方民兵）前往隘口守衛家園，許多宵小常趁團練隊員不在家時闖空門。
同治二年則發生重慶反天主教案，一群暴民闖入教區燒殺虜掠，趁亂偷走許多物品。接著，同治三年巴縣一夕間米價徒漲，百姓一時難以負荷，生活陷入困境下不得不偷竊苟活。
竊盜案如此猖獗，清廷又是怎麼懲治罪犯呢？巫仁恕以「犯罪學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三要素：嚴厲性（seriousness）、迅速性（swiftness）、確定性（certainty）來評估清政府的犯罪防治效果。
細看當時的大清律例具備相當的嚴厲性！母法「律」會根據犯罪主從關係、初犯或累犯、贓物價值高低處以相對的刑責。例如偷 1 兩以下，罰杖刑六十大板；偷 50 兩以上，除杖刑伺候外，還要服勞役徒刑一年；如偷 100 兩以上，杖一百大板、外加發配邊疆兩千里；偷 120 兩以上最重會被判處絞刑。
至於子法「例」則會針對不同狀況做出懲戒，例如偷竊過程中揮刀殺人、暴力行為、特殊身分犯罪，或在皇室、官家等特殊場所犯罪都會加重刑責。其他會一併懲處的還包括：窩藏罪犯者、收人贓物者、官役失職沒抓到犯人等都有相關罰責。
雖然清廷看似有嚴厲的律例懲治竊賊，但一般百姓如果家中遭竊，並不會馬上報官，反而是先通報住家附近的團練或保甲長，由這些地方基層組織的負責人私下調解紛爭。如果調解不成才有可能走上報官一途。
究竟官府如何辦案呢？首先，報官者需稟狀並列出遭竊的物品與其價值清單，由書役調查後撰寫勘單（調查報告）。確定真為竊案後，知縣會下公文給差票，派捕役去逮捕嫌犯。接著撰寫比單（傳喚公文）傳喚受害者等一干證人升堂審訊。最終，竊賊罪證確鑿、抓到共犯後，還需撰寫供狀（口供）與畫押（結狀）。
經過長時間辦案後，最終的破案率又是如何呢？以同治年間巴縣的破案率為例，1064 件都市竊盜案中，捉到竊犯的有 204 件，破案率僅 19%；1917 件鄉村竊盜案中，捉到竊犯的有 629 件，破案率僅 33%。整體的平均破案率只有 28%。
整體來看，官府的破案率低、辦案程序冗長，又常因抓不到共犯而無法結案，空有嚴厲性但迅速性與確定性不足，無怪乎百姓不想報官，也難以起到嚇阻犯罪的作用。
這種結合歷史學與犯罪學的跨領域研究稱為「歷史犯罪學」（historical criminology），是新興的研究領域。
巫仁恕表示，歷史學家常聚焦研究戰爭、革命、叛亂等歷史大事件的發展始末，較少關注日常性的犯罪事件，原因之一在於史料的局限。
過去有關竊盜的史料常零星散見於筆記小說、公案小說、判牘檔案等文獻之中，無法全面看清竊盜案件的具體實態。
所幸近 20 年來，中國許多州縣檔案重見天日，當中的司法類檔案記載許多竊盜案，結合犯罪學一起分析後，能從更微觀的角度了解古人的犯罪動機、犯罪心理、犯罪防治等，進而看見不一樣的歷史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