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感箱跟VR有87分像？」——《銀翼殺手》裡的科技預言，現在實現了嗎？

編按：說到星際文明的發展程度，科幻愛好者必定會提到「卡爾達肖夫指數」，以使用的能源多寡，來區分文明發達程度。然而，除了從能源來評斷文明進程，其實還有其他的評判方式。

「宇宙文明演化史」系列，將在上篇回顧「卡爾達肖夫指數」，下篇介紹較少討論的「資訊量」與「微觀尺度」的評斷觀點。

資訊量的掌握層級

卡爾達肖夫指數是以「能量」作為文明分級的依據。同時，薩根（Carl Sagan）也有提出不同的分類法。他將文明所擁有的「資訊含量」作為依據，將文明分出「A — Z 級」。這些資訊量的定義很廣泛，語言、文字、影像都屬於資訊量的一部分。

在薩根的分類法中，「A 級」文明能掌握 10⁶ 位元的資訊，但目前人類史上的任何一個文明所掌握的資訊量都比這個數目還多。要超越一個 A 級文明相當簡單，比如：你只需要用「二分法」試探，例如判斷這個文明「是存在還是消亡的」。探問過二十次這樣的問題後，相當於掌握了 2²⁰ 種可能性，這個數字剛好略大於 10⁶。

也就是說，這已然囊括了一個 A 級文明的所有資訊，一旦通過了這個二分法測試，就可以被判定為 B 級文明。以此類推，當人類所擁有的資訊量每增加十倍、便對應到不同的字母分級，因此，在這個分類中最為先進的是「Z 級」文明、相當於能掌握 10³¹ 位元的資訊量。

資訊量的爆炸最早可以追溯至文字發明開始，書面文字使得人類得以記載當下、乃至於過去發生的一切歷史。古希臘時代所有的書面文物加總起來大概對應於 10⁹ 位元的資訊量，相當於薩根筆下的 C 級文明。1970、80 年代，薩根從全世界所有藏書館數以千萬計的藏書總量、頁數進行統計，我們人類從歷史上至當代所擁有的文字、語言、圖像等資訊含量總計大約是 10¹⁵ 位元，因此被歸類為「0.7 H」類文明。

而資訊量的第二次大爆炸莫過於網際網路的誕生。當網路普及後，無論是科學、經濟、政治、醫療、娛樂、藝術等包羅萬象的事物，都裝載在網際網路之中。2016 年，全球網路所涵括的總資訊量大概是 1.3 ZB （zettabytes），大約相當於 10²² 位元，對應於 Q 級文明。根據國際資訊公司（IDC）預測，人類所擁有的數據庫資訊總量在 2025 年可以達到 175 ZB，相當於 10²⁴ 位元——也就是說，當前人類正在往「S 級文明」邁進。

有趣的是，薩根推測人類初次接觸到的外星文明應當是 1.5 J 到 1.8 K 類的文明，通常他們已然克服恆星際旅行的瓶頸。至於卡爾達肖夫的第 II 型文明，大約對應於 Q 類文明；而得以掌控可觀測宇宙大部分星系的 III 型文明，則可以達到 Z 類文明的水平。畢竟掌握時空旅行需要相當複雜的計算與模擬，需要遠超越當今的人類設備所擁有的一切運算能力。

然而，從目前的角度來看，顯而易見地——我們早已超越了他所預測的第 II 型文明等級。這是因為薩根在當時提出這個分類法時，尚未預測到數十年後的今天資訊量會隨著網路的出現而劇增。即使在薩根指數定義的資訊量必須是「單一而不重複的」（比如 A 網站的圖片是從B網站引用來的、同時 C 網站也使用了該圖片，我們只能將該影像視為一組位元、而非三組），但這些資訊在枝繁葉茂的網路時代已然是幾乎不可能被估算的。

因此，薩根的這個分級法在網際網路出現後便可能無法作為合適的指標，但卡爾達肖夫指數目前依然能適用；換言之，資訊量急速暴增似乎也側面反映了「能量」對於人類而言比「資訊量」更難駕馭的事實。

微觀尺度的操作層級

另一個有關文明的分級是由英國宇宙學家約翰．巴羅（John D. Barrow）所提出的，是基於人類對於「微觀尺度」的「操作程度」。他發現，科學史上人類似乎不斷朝著微小尺度的事物進行探索，從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宏觀機械裝置、顯微鏡下的分析、到分子原子尺度的研究，某種程度上，「探測尺度」似乎與文明發達程度成正比。他將文明發達程度區分為下列等級：

1. 負 I 型文明（機械文明）：
   該文明能操控與個體同等尺度的一切物件，比如採礦、建築樓房、使用機械裝置等等。
   
2. 負 II 型文明（生物工程文明）：
   該文明能操控基因序列，或者藉由移植組織、器官來改變生命體的特性。
   
3. 負 III 型文明（化學工程文明）：
   該文明能操控分子，比如透過改變分子鍵結創造新物質。
   
4. 負 IV 型文明（奈米文明）：
   該文明得以操控個別原子，實現奈米科技在原子尺度的應用，並可能透過科技創造出複雜的人造生命體。
   
5. 負 V 型文明（核子文明）：
   該文明得以操控原子核，並能自由改造組成原子核的質子、中子。
   
6. 負 VI 型文明（粒子文明）：
   該文明將能操控夸克、輕子等組成萬物的基本粒子，並且能隨心所欲聚集粒子、駕馭高能量。
   
7. 負 Ω 型文明（時空文明）：
   該文明將能操控普朗克尺度（10^-35 公尺）下的事物，比如量子泡沫（quantum foam）等微觀時空結構；他們將有能力透過負能量或者奇異物質控制、放大隨機漲落的蟲洞，從而具備實現時空旅行的能力。

顯而易見地，人類距離負 Ω 型文明依然來日方長。目前，人類能夠自由操控與我們相同尺度的機械物件，可以建築、採礦，也可以完成一些簡單的基因工程；在近一個世紀內，我們掌握了相對論、發明了人造衛星與 GPS，同時也因為量子力學的發跡，打造出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但我們尚未能夠自由改變分子鍵結、發明新物質的能力也是侷限的、更無法隨心所欲操控並改變原子結構，因此目前人類大概落在負 I 型文明與負 II 型文明之間。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探測尺度」和卡爾達肖夫指數的「能量」其實也是可以呼應的。由於相對論告訴我們宇宙中萬物都有一個速限，也就是光速，這意味著無論是能量、溫度、尺度、甚至時間單位都有一個極限值，也就是「普朗克單位」。在歷史上各種對撞機實驗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當對撞機的能量愈高，人類所能探測的尺度就愈小。

事實上，普朗克能量（約 1.96ｘ10^9 焦耳，相當於一輛車中 16 加侖汽油槽所提供的能量——貌似普通，然而這個值在微觀尺度下是相當大的，「焦耳」這單位在微觀世界大概相當於用「光年」換算人類尺度的距離）對應於一個普朗克質量黑洞的史瓦西半徑（約 10^(-35) 公尺，亦即普朗克尺度）；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一旦對撞機能量值大於普朗克能量，相當於把對應的質量壓縮到了小於史瓦西半徑的尺度，從而產生「黑洞」——即使是微型黑洞，也意味著我們的探測將被黑洞視界所設限。

換句話說，普朗克能量相當於我們能探測普朗克尺度的所需能量；一旦超越了這個值，我們的探測將因為黑洞的產生而不再精確。因此，即使是一個無限發達的文明，普朗克長度將會成為探測尺度的最終極限，小於普朗克尺度的事物便不再具有物理意義——要注意的是，這些事實是基於目前「已知的物理理論」，假設未來文明已經掌握了結合量子場論與廣義相對論的萬有理論，這些極限值並不是沒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對於未來文明的展望

從最基本有機分子、形成碳基生命體、再演化成為人類這樣的智慧生命，這樣的機率可以說是趨近於零，也因為如此，才有「地球殊異假說」、甚至是「創造論」這些爭辯。我們必須剛好躲過演化史上的大滅絕事件，並且在安穩的自然環境下演化為智人。這段過程還要大概經過一、兩百萬年後，才開始有文明的誕生；而縱觀整個人類史，科學正式發跡至今其實也就只有幾百年。

把地球 46 億年的歷史濃縮在一份年曆上，人類進入舊石器時代大概對應於 12 月 31 號晚上 11 點，大概跨年前 25 秒才進入新石器時代，而從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科學革命至今，在這年曆的尺度下其實根本還不到一秒鐘。這還僅僅只是地球史的尺度——如果考量到 137 億年的宇宙史尺度，科技文明的興起根本是連一瞬間都還不到的事，可見人類的科技目前還算是相當稚嫩的。

科幻作品中那些搭乘星艦、遨遊星際空間的劇情，大多數便是 II 型文明；至於可以利用曲速引擎穿越時空的，或許是 III 型文明才能實現的。對於 II 型文明而言，他們或許能夠透過「戴森球」（Dyson sphere）控制恆星能量的輸出。當一個文明的工業發達到一個程度，便能夠駕馭恆星能量，搭建一系列能源板或人造衛星，從而環繞著恆星本體、調控能量的輸出，這種大規模的人造結構便稱為「戴森球」。

要建造這類型的結構，目前所知的方法大概就是藉由太空梭或者人造衛星在行星軌道上搭建一圈能源板，並可能需要碳纖維或者更堅韌且輕便的材料。

最基本的構造大概是建構一圈「戴森環」，再來是更多戴森環組裝成的「戴森雲」，或者可以透過光壓與重力的平衡打造出更完整的「戴森泡」；如果科技更發達，則有機會建造出完整且均勻的球殼包覆著恆星以及周圍的行星，也就是「戴森殼」，這類型結構基本上可以完全駕馭母恆星的能量、並且可以將球殼內層表面改建為太空殖民地——但這以目前人類科技水平、或者資金限制等各層面而言，數百年內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2015 年，恆星 KIC 8462852 的光變曲線一度成為天文學界的謎團，因為當時天文學家們觀測到該恆星的光譜有異常，且這一異常用傳統模型（比如周邊小行星帶、彗星雲氣等理論）是無法解釋的，因此，有一部份天文學家猜測該恆星的光度變化可能源於「人造巨型結構」；也就是說，能造成光譜像觀測結果那樣異常變化的原因，唯一合理的可能性就是「戴森球」的環繞與掩蔽。

這項研究吸引了當時不少外星愛好者的興趣，畢竟這顆恆星很可能正被高等外星文明所搭建的一系列巨大人工建築圍繞著！然而，根據 2019 至 2021 年的最新研究，發現了這顆恆星其實有一顆「伴星」在外圍，而系外衛星的殘骸大規模地遮蔽了恆星、致使光度出現異常。因此，目前並沒有證據指出戴森球這種人工結構真實存在。

綜上所述，人類文明目前還算是新生兒，也或許，宇宙中還沒有更先進的文明出現。但在躍升為第 I 型文明之前，我們恐怕會經歷各種挑戰，而有些已經發生過、有些則或許正在醞釀，例如——宗教戰爭、糧食危機、核武威脅、氣候災難等等。

從目前看來，氣候變遷便是當務之急：人類過度排放溫室氣體，溫室效應導致了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間接引發了各地氣候的異常、熱浪、饑荒，並一再落入惡性循環。此外，在二戰期間人類發明並使用了核子武器，其毀滅性更是不容輕忽的。我們尚不需考慮火山、地震這些自然災害，若無法擺脫上述這些境況，人類很有可能會在蛻變為 I 型文明前便自取滅亡。

因此，在未來數十年內，除了科技的提升以外，人類的當務之急是避免氣候災害與核武戰爭的發生。而人類對於星系文明的好奇與嚮往從未間斷，誠如 1977 年發射至太空的航海家金唱片中、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所提及的：

「我們正邁步度過我們的年月，好讓我們得以共生於你們的時代。我們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共同解決彼此所面臨的難題，並且聯合組成一個星系文明共同體。」

＂We are attempting to survive our time so we may live into yours. We hope someday, having solved the problems we face, to join a community of galactic civilizations.＂

參考文獻 / 延伸閱讀

1. Kardashev, N.S. (1964).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y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s. articles.adsabs.harvard.edu.
2. 加來道雄，《穿梭超時空》，台北：商周出版，2013
3. 加來道雄，《平行宇宙》，台北：商周出版，2015
4. 卡爾．薩根，《宇宙・宇宙》，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5. 史蒂芬．霍金，《胡桃裡的宇宙》，台北：大塊文化，2001

架空世界：任腦中遨遊的世界，嗎？

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是 2021 年上映的硬派科幻電影^[註1]。《沙丘》之名，在科幻迷眼中，被視為科幻類型文本的開山始祖之一，更是難以電影化的科幻小說作品；在電影《沙丘》中，行星厄拉科斯（Arrakis）是作品中的主要場景，一片荒蕪的沙漠行星，除了有著珍貴的香料礦，還有可怕的沙蟲。

這樣的架空世界，屢屢存在於各個作品中，《魔戒》中有中土大陸（Middle Earth），《冰與火之歌》中有維斯特落大陸與厄斯索斯大陸，《星際大戰》更有具雙日的環聯星運轉行星克卜勒16b^[1]塔圖因星球。身為讀者，以及一位地球科學模擬科學家，有時不禁會想：這些架空是否真的有可能存在？這些作家設計的世界，真的能存在嗎？

今日，布里斯托大學氣象研究所的 Dr. Alexander Farnworth 與他的同事 Dr. Sebastian Steinig，以及薛菲爾德大學的 Dr. Michael Farnsworth 就實際驗證了一次，究竟一個架空星球的氣候環境，是否為真？是否真的適合人類居住？

《沙丘》的氣候模型：低碳高臭氧的沙漠環境

在他們發表的文章^[2]中，他們使用了氣候模型來模擬厄拉科斯的氣候。Dr. Farnworth 亦提到^[3]，他們使用的是同樣用在 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跨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中，用以預測未來氣候變遷狀況的 HadAM3B-M2.1D 模型^[4]，其不需要海洋模式，所以海洋模式也就不用運行了（當然也可以省下計算資源）。

這個模型使用與地球相同的物理行為與物理參數。他們也使用了《沙丘百科》所提供的資料，來告之氣候模型應使用的地型狀態以及星球軌道，而星球軌道將大大影響到一個星球上的季節情況。最後，則是厄拉科斯星球的大氣組成：350 ppm 的二氧化碳、0.5% 的臭氧層。這兩個數字會影響到地球的溫室效應，只不過雖然厄拉科斯的二氧化碳濃度低，但是同樣是溫室氣體的臭氧值高，因此具一定的溫室效應。

等這些數據確定後，氣候模型就可以開始運作並且計算。這個氣候模型一共跑了三週多，作者另外提到，他們總共模擬了五百年，而且還使用了地球的部份大氣情況來跑厄拉科斯的數據（當然同樣是為了省下電腦運算資源的策略）。幸運的是，在初始的幾年中，大氣就乾了，而五百年後，大部份的水都保存在地底^[3]。這也不難想象，尚未蒸發到大氣中的水會因重力滲流到地表下保存，而在沒有植物行光合作用的情況下，大氣中的水蒸氣也將成為厄拉科斯上居民爭奪的「黃金」。

為什麼要算五百年的氣候狀態？因為氣候／氣象模型餵進去的只是 Initial Condition，也就是「初始條件」，而初始條件只是氣候模型的開端而已，不能當做結果。所以算到最後，這個氣候模型必須達到「平衡態」——也就是說，模型算出來的四季，與下一年算出來的四季，必須要有極小的差值。等這個差值小到可以忽略時，這種數值模型才算是成功的。

住在「赤道比高緯度區域還舒適」的沙漠星球

在書中描述了厄拉科斯是極為嚴苛的生存環境，像是人會利用「蒸餾服」來回收排出的汗、尿，再自己喝，連血都會快速凝固來防止蒸發。書中描述的厄拉科斯是個非常乾熱的地方，所以大多數的人會住在兩極地區。

但是根據氣候模型，熱帶／赤道地區，在夏天會達到 45°C，冬天則不低於 15°C，但是在中緯度與兩極地區，最高溫會達到 70°C，在中緯度最低溫會達到 -40°C，兩極則會到 -75°C。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兩極地區的大氣濕度高、雲層厚，造成其極端的氣候狀況。

另外與書中描寫不同的，是降雨狀態。書中的厄拉科斯沒有降雨，但是依據氣候模型的計算，在高緯度的夏天，還有山區與高原地區，還是有非常少量的降雨。也因為前述提到的極端溫差，所以兩極地區也不存在冰帽。

最後的問題，人類可以住在厄拉科斯嗎？根據氣候模型，人類最有可能居住在熱帶地區，而不是書中提到的中緯度：畢竟中高緯度才是最熱的地方，也是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氣溫。如果有誰想要用岩石煎牛排，是可以考慮到中緯度一遊吧？

雖然書中的描述與實際氣候模擬的狀況有一點落差，但是作者們也提到，《沙丘》原著出版時間早（1965 年），比真鍋淑郎發表第一支地表模式早了整整四年，在這樣的落差下，《沙丘》原著中對厄拉科斯的氣候描述，雖與氣候模型模擬的結果有部分落差，但並無大錯。

Dr. Alexander Farnworth 給中文讀者的話

筆者與撰寫《沙丘》氣候模擬的文章作者進行了一些交流，除了學術交流外，也榮幸邀請了作者給中文讀者一些感言：

「從數十年前開始，我便一直是法蘭克·赫伯特的作品《沙丘》的超級粉絲，而他也打開了從我童年時開始，對奇幻世界的眼界。這也讓我有機會用一個科學家的角度，來重新檢視童年時有對此世界的奇想。我希望就此成果，也能夠一樣能吸引更多的人來了解我們的氣候是如何運作，知道為什麼要保護我們的星球，更希望能夠激發更多下一代的氣候學家。」^[3]

I have been a massive fan of Frank Herbert’s Dune since childhood due to the fantastical world he first envisioned many decades ago, to be able to look at it as a scientist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and brought back that childhood wonder. So, I hope this work equally inspires others to learn about how our climate works, how we should not take our planet for granted and maybe even inspire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limate scientists.

大氣科學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人類仰望星空，是透過地球的大氣層才有了閃爍的星光，也是有大氣層才保護人類免受宇宙射線侵害。人類在埃及、商朝、伽立略等年代，都建立了對星體運動的了解，但大氣動力學要一直等到納維爾－斯托克斯方程出現後，才有飛躍般的進展，更惶論在能用數值模型解釋氣候、氣象模型，以及人類擁有更精確、更大量的氣象資料後，才能大量驗證大氣運動，進而改良大氣模型，才能達到預測氣象與氣候推測（Climate Projection）的能力。但這非常需要大量的人力，以及大量的知識才能達到。

真鍋淑郎博士在近六十年前，以少數人力建構了第一代的地表模式，而現在最新的《通用地表模式第五版（Community Land Model Ver. 5）》，是橫跨多國的合作開發的模式^[5]，而這還只是地表模式，大氣模型中還有形成雲或雨的 Microphysics、輻射能量傳導模式的 Radiative Transfering Scheme、解大氣間傳輸的 Planetary Boudary Layer Physics、屬海洋領域的洋流模式，屬水文領域的三維地下水模型，以及用來進行數值解的計算流體動力學，更惶論日新月異的電腦資訊工程的發展，這些的確都需要未來學子們加入並一同改進，也是未來泛地球科學學門需要的生力軍。

註解

1. 2021 年上映的科幻電影《沙丘》舊譯為《沙丘魔堡》。除了 1984 年大衛·林區所拍攝的初代電影使用舊譯名稱外，還有九零年代的同名即時戰略遊戲；遊戲版的《沙丘魔堡II》，也是《終極動員令（Command & Conquer) 》創作公司Westwood的代表作之一。

參考資料

1. Doyle, L. R., Carter, J. A., Fabrycky, D. C., Slawson, R. W., Howell, S. B., Winn, J. N., … & Fischer, D. (2011). Kepler-16: a transiting circumbinary planet. Science, 333(6049), 1602-1606.
2. Farnwoth, A, Farnwoth, M, Steinig, S, 2021, Dune: we simulated the desert planet of Arrakis to see if humans could survive there.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une-we-simulated-the-desert-planet-of-arrakis-to-see-if-humans-could-survive-there-170181?fbclid=IwAR2EhRwjxNsGtFdkZGic8SZRS7cOgQbjfFXt27PmGYyZoVLH3BpANma569g
3. Farnworth, A, 2021, Personal Communication.
4. Valdes, P. J., Armstrong, E., Badger, M. P. S., Bradshaw, C. D., Bragg, F., Crucifix, M., Davies-Barnard, T., Day, J. J., Farnsworth, A., Gordon, C., Hopcroft, P. O., Kennedy, A. T., Lord, N. S., Lunt, D. J., Marzocchi, A., Parry, L. M., Pope, V., Roberts, W. H. G., Stone, E. J., Tourte, G. J. L., and Williams, J. H. T.: The BRIDGE HadCM3 family of climate models: HadCM3@Bristol v1.0, Geosci. Model Dev., 10, 3715–3743, https://doi.org/10.5194/gmd-10-3715-2017, 2017.
5. Lawrence, D. M., Fisher, R. A., Koven, C. D., Oleson, K. W., Swenson, S. C., Bonan, G., … & Zeng, X. (2019). The Community Land Model version 5: Description of new features, benchmarking, and impact of forcing uncertainty. Journal of Advances in Modeling Earth Systems, 11(12), 4245-4287.
   https://agu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29/2018MS001583

• 作者／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後人類學者 Rosi Braidotti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後人類主體的感官與知覺器官，看起來會像什麼樣子？（What is the sensory and perceptive apparatus of posthuman subjects like?）」（Braidotti & Hlavajova, 2018, p. 12）。

或者，換一個問法。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情緒、知覺或感官體驗，都是「自然的」嗎？這樣的論述有多大程度是真實的？以及，科技如何可能改變這樣的真實性？Jordi Vallverdú 提出「後認知時代（Post-Cognitive Era）」一詞，藉此思考以下提問：「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嗎？」「在科技介入後，情緒或情感如何變得不自然？」，或者「如何挑戰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這條界線？」（Vallverdú, 2017）。

換句話說，他的提問是：人造感官如何影響或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以及，最終而言，如何形塑我們對自身之認識，以及形塑自身與機器之關係的認識？當然，這也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關係，也包含了重塑兩者之間原本存在之界線的內涵。

自然與非自然之間的關係

自然與技術（人造物）的關係，從希臘時代便有所論述。在史丹佛哲學百科（SEP）中，Franssen 等人歸納出了四個主題：首先，技術是學習於自然，或是模仿於自然。例如建造房子是模仿自燕子築巢、編織則是模仿自蜘蛛結網等。第二，自然與人造物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區別。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自然界事物的產生與動作乃是內生的，而人造物是依賴外在的原因。此外，不同於自然，人造物也無法再製自身。第三，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物質、形式、效用、目的）對技術哲學的貢獻。第四，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技術圖像的大量使用。例如柏拉圖將世界描述為是工匠的作品（the work of an Artisan）以及兩者都認為技術圖像在表達「世界的理性設計」這個信念上是不可或缺的（Franssen, Lokhorst, & Poel, 2015）。

在希臘神話中也經常見到技術如何借鏡於自然，以擴展人類的能力。例如伊卡洛斯與代達洛斯想要透過蠟製成的翅膀逃離克里特島的故事。對於自然與技術（人造物）之間的區別，以人造物無法再製自身為主要觀點，指出了某種對於自然與人造物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或高牆。無論是往下走到底或者往上爬，科技都尚未能帶領我們看到是否能成功跨越的終點。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自然是可以被征服的。然而，自然卻從未想要征服技術。對人類與社會的演化而言，「自然」不過就是透過技術進行觀察與再現的產物。康德曾經提問，「自然如何可能（How is nature possible?）？」社會學家 Simmel 認為這樣的提問正指出所謂的自然，「只不過是對自然的再現而已（nothing else b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Simmel, 2009[1908], pp. 40-41）。此一對自然的再現，原本是透過感官、心智與意識的運作，綜合而來的主體經驗，例如味道、溫度、顏色、情緒等皆然。

對康德而言，自然「就是個特定種類的經驗，一個透過且在我們的知識範疇中所發展出來的圖像」（Ibid.）。Simmel 對康德有關自然的討論，原本是想要回答「社會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但將它自身的問題類比於康德的提問，正好提出了當前關於科技與人類發展的重要議題，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人類其實是技術的產物，且徹頭徹尾就是技術的？以及，隨著科技的介入，人類—身體與心智—在多大程度上仍（會）是自然的？

自然（Nature）可以是資料（Data）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對立。為了在對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佔有自然物質，人使自身的自然力——手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人透過這種運動，對外在於自身的自然施加作用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己的自然／性質（Nature）」（引自，萬毓澤, 2018, p. 56）。

這似乎是說，人透過其原本作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自然之力，在改變自然的同時，也改變了自身的屬於自然的那一部分。科技不僅在這個運動過程中給予人的自然力大大的協助，甚至不斷地擴增其力量，更透過大腦的延伸——網際網路以及人工智能等——欲將人類身體的自然性質消除殆盡。儘管可以想見的是，這為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與效能，但與此同時，自然卻也成了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想像。

「是不是自然的？」這件事重要嗎？在自然與技術（非自然或人造物）這兩個端點上，我們很少譴責自然是一個不好或不健康的東西，但是跟技術有關的，卻經常象徵了不健康的事物。當現代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多諸如「吃得健康」、「吃原型食物」、「回歸自然」等論述，或許也指出了前述馬克思所論述的矛盾。

在科技發展上，將自然——透過各種感測器或演算法等——化約為「資料（data）」並且對透過這些資料以模擬、再現或理解自然的肯定，讓自然離人類越來越遠。Coyne 在探討自然在數位時代中的位置時也說道：「無論自然是什麼，其絕不是資料」（Coyne, 2018, p. 7）。我們之所以能夠區別何謂自然或不自然，前提是我們已經使用了「自然／非自然」的這組區別。對人類以外的有機體而言，這組區別無疑是不存在的。

換句話說，這組區別乃是技術的產物，也正是從技術（人造而非自然）的角度觀之，自然充滿了訊號（signals）或徵兆（signs）， 等待著被（技術）解讀。對自然的「認知」——搜集、解讀訊號並賦予意義，一開始雖是透過尚未被技術中介的身體與感官來實現，但如今卻逐漸轉向由人造感官（artificial organs）與演算法來架構出對自然的認識。

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

廣義而言，「認知」就是對世界或環境的感知與認識。Vallverdú 區分了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自然、文化、計算，以及後設統計（meta statistics）（超人類／超智能）（Vallverdú, 2017, p. 194）。這四個階段也可以看作是四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而這個過程也標示了那個原本是自然之一部分的身體，在科技介入後如何逐漸消逝的過程。

在前三個階段，那個自然意義下的身體仍是認知發展與主體，感官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心智的發展也與感官如何感知外部世界有密切關係。因此，至少在這些階段中，知識仍是具身性的（embodied）。假如我們依舊相信科學與科技發展中的奇點（singularity）論述是可能出現的，那麼在奇點之後的人類以及「認知」又會是什麼樣子？這是 Vallverdú 所謂的第四階段：後設統計。他認為，未來的知識在本質上將會是「統計性的」。他稱那些在奇點之後所出現的認知實體為「後認知實體（post-cognitive entities）或「後奇點智能（post-Singularity intelligences）」（Ibid., p. 197）。

這樣的一種後認知實體主要有兩類，其一是「超人類（transhumans）」，其二則是人工智能學家 Nick Bostrom 所謂的「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s）」（Bostrom, 2014）。超人類或許仍可被認為是人類或具有部分人類的性質，或者所謂的「賽博格（cyborg）」。然而，對於「超智能」——一種具有人類智能特性卻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演算法，如何定義其是否為活著的或者是有機體等，對某些人而言似乎還是個困擾。

在探討認知的發展與情緒是不可分的前提下，Vallverdú 將這些後奇點智能的情緒系統描述為「para-emotions」，這個系統與當前人類的情緒系統運作會有很大不同，也將會是建立在新的資訊結構之上。如果情感與情緒在某種程度或意義上仍是自然的，那麼我們將要如何理解透過人造感官、各種感測器所蒐集到的數據，並據以形成關於情感與情緒的計算及結果？

另外，假如一個人工智能演算法能夠展現情感與情緒，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對環境的認知與理解，這樣的一種非人的、後奇點實體是否能被視為是具有生命的？這些問題不僅在實務上會帶來各種倫理議題，在知識論上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界線。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人們透過穿戴式或植入式裝置搜集數據，並以此為了解自身身體的方式。這些人造感官、感測器所獲得之資料，可以單獨運作或與身體感官的運作合併，一同形塑出所謂的認知。人們感知的方式也會形塑其思考與行動的方式與內容。

Vallverdú 以「羞恥感（shame）」在社會連結中扮演之角色為例指出，羞恥感這種複雜的社會情緒，乃是透過複雜的社會互動而出現。此外，羞恥感更能夠用來實現人們彼此之間更細緻、複雜的社會互動（Vallverdú, 2017, p. 205）。這樣的情感與情緒如何在人造認知設備中獲得實現，以及對人機互動的影響與啟發等，都還尚待深入探究。

「感覺」可以透過大數據或演算法建構嗎？

「資料並未創造出感覺（data do not create sense）」，Vallverdú說道（Ibid.）。

透過技術能搜集到的資料越多，並不表示對自然或環境的感知或理解就必然會越加正確或適切。更重要的是，透過人造感官為人類或超智能所架構出來的環境特性，是否也是自然的，或自然的一部分？若我們將演算法也視為一種人造感官，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演算法來架構認知時，人類大腦是否會受到各種人造感官的影響，而被形塑成一種透過人造的方式來認識其環境，或者甚至，最終為人造大腦所取代？例如，書寫工具的數位化將我們與自然的接觸簡化到手指的固定、簡單的幾個動作，但卻給予與我們探索更多非屬於自然的可能性，而得以讓想像力因為數位化工具而得以更精緻、更多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實現。其確實為我們帶來了更豐富的世界，但也將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簡化為僅是手指的幾個動作。

再舉個例子，我們對植物的認識，過去需要到外面，透過觀察、觸摸等方式來認識植物，如今透過智慧型手機中的 APP（例如「形色」或 Google），只要對不知名的植物或花卉等拍攝照片，該程式就會將照片與其雲端上的資料庫進行比對，然後將結果回傳到手機螢幕上，然後使用者就會知道該植物的名稱及特性。在經驗研究中觀察到的是，使用者是在獲得回傳之資料後，再將該資料中對該植物特性的描述與眼前的植物進行比對，也就是透過回傳之資料來認識該植物的特性。

在此一過程中，原本一開始是需要透過感官進行仔細觀察、觸摸、尋找資料、比對等都被簡化為一連串數位化的動作，這些動作與所要認識的對象之性質無關，而我們卻越來越習慣於用這樣的方式來認識與接觸自然。當我們意識到時而想要回歸到更多的自然時，我們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於技術為我們提供對自然的認識或進用），甚至是一件不太可能或相當困難的事。

Braidotti 認為後人類、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乃是茁生於「展露自身於世界，且折疊世界於自身之中的實作」（Braidotti, 2013, p. 193）。對我來說，這就是將人類帶回自然。至於這個「將人類帶回自然」對人類自身而言是一種貶抑或者是提升，或許仍有待討論。若科技是為了征服自然而存在及發展，也就是致力於人與非人（人造物）、自然與技術之界限的消解，那麼這樣的一種後人類論述，或許更像是創造了不存在真正自然的對象物。前述之界線的消解包含兩種意涵。其一是解消而回歸自然，其二是解消但卻是回歸技術。

然而，對這兩種意涵的探究，是否也預設了人與非人這組區別是技術而非自然的產物？這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後人類與後人類中心主義的提問便會包括，這組區別之解消，帶來的是偏向自然或偏向技術的世界或思維？

《脫稿玩家》中擁有自我意識的 NPC

在最近的一部電影《脫稿玩家（Free Guy）》（2021）中，劇情主要描述一個在數位虛擬世界中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在獲得自我意識之後所發生的各種情節。非玩家角色指的是，在角色扮演遊戲中，那些不是由玩家所控制的角色。非玩家角色通常是由電腦程式或人工智能演算法所控制，主要協助真人玩家進行遊戲或豐富遊戲的場景與互動內容。

在該電影中所設定的虛擬遊戲場景裡的 NPC—Guy—突然獲得了自我意識，因此也認識到他跟遊戲中的其他 NPC 角色有所不同。此外，該遊戲的真人玩家也在與 Guy互動的過程中，不僅有真實情感的投入，也引發了對於 Guy 是否應該被視為是「人」或者是「活著的」討論。這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非自然的界線，以及「什麼是『活著的（alive）』？」、「自然就等於是活著的嗎」等觀點。更進一步提問會是，在這個從自然到非自然的跨越，以及從非自然跨回自然之過程中，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結語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或許正經歷一個從「科技中介的自然（technologically-mediated nature, or artificial nature」到「科技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technology）」之發展。在此過程中，關鍵的提問將會是，自然如何解消於科技之中，以及這樣的解消為物種帶來何種面對自身的方式及後果？無論是 Vallverdú 稱之的後認知或後奇點實體，還是 Braidotti 的後人類主體，這些都會是「身體主動吸引技術進入其中」的主體，技術不再是輔助身體之用，正常與不正常的身體，都期待技術帶來的好處——也將重塑正常／不正常的界線。

例如我們不只是無法抗拒智慧型手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歡迎智慧型手機對身體——姿勢、行為、心理與心智——的殖民。感官與知覺設備不再只是指單純的身體感官，也不是如麥克魯漢所言之的身體感官透過技術物而延伸的產物，而是技術物改變感官經驗甚至取代感官以提供資訊給心智（演算法）進行處理，最終帶來的或許正是一個科技就是自然的後認知時代。

參考資料：

• 萬毓澤. (2018). 你不知道的馬克思. 新北市: 木馬文化.
• Bostrom, N. (2014).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idotti, R.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aidotti, R., & Hlavajova, M. (Eds.). (2018). Posthuman Glossary. London and Oxford: Bloomsbury Academic.
• Coyne, R. (2018). Network Nature: The Place of N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Franssen, M., Lokhorst, G.-J., & Poel, I. v. d. (2015).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E. N. Zalta, U. Nodelman, & C. Allen (Ed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p. 1-5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 Simmel, G. (2009[1908]).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Volume 1) (A. J. Blasi, A. K. Jacobs, & M. Kanjirathinkal, Trans.). Leidon & Boston: Brill.
• Vallverdú, J. (2017).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Post-Cognitive Singularities. In V. Callaghan, J. Miller, R. Yampolskiy, & S. Armstrong (Eds.),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pp. 193-208). Berlin, Heidelber: 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