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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英雄法拉第(下):新時代的普羅米修斯——《物理雙月刊》

物理雙月刊_96
・2017/07/07 ・4612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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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高崇文,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

工業革命之後,科學與社會的互動變得比以前更密切,而科學家不僅要焚膏繼晷地探究自然的奧妙,還要將科學的新知轉換成大眾熟悉的語言,甚至要幫社會解決問題,簡直成了希臘神話中那位教會人使用火的普羅米修斯了。綜觀法拉第的一生,在普及科學方面可是說是開風氣之先,此外他還運用他的科學知識幫助社會處理礦災,燈塔甚至發臭的泰晤士河。說他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普羅米修斯毫不為過呀!

既能賺錢又可教育,科普演講第一人

說來有趣,法拉第的演講生涯是為了籌錢。從 1820 年代後半到 1830 年代初期,皇家研究院陷入經濟危機。1818 年雖然跟大金主 John Fuller 借了 1000 英鎊來紓困,但是只靠會員繳納的會費,很難維持研究院的運作。法拉第在 1825 年升任為實驗室主任(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 of the Royal Institution)因此規畫了以兩個公開收費的系列演講,來解救研究所的困境。

第一個是周五演講會。法拉第擔任實驗室主任之後,就召開每周五傍晚的研究院集會。所有會員都可以自由參加,也可以攜伴前往。這個集會備受好評,所以法拉第便將它變成公開收費的演講。周五演講會在初期就被泰晤士報等等報章的星期六版詳細地報導。而法拉第也常將本身研究的最新成果藉此公諸於世。周五演講會是在每週五晚上九點,在皇家研究院的大講堂舉行整整一個小時。受邀演講者並不限於當時有名的科學家,還包括各個領域的名人。從演講者的選擇、邀請,以及在記錄上耗費的大量精力,可以窺見法拉第為這個演講企劃投入了多少力氣。

直至 1840 年代初期為止,法拉第一手主導周五演講會。他說服了藉由科學工作認識的朋友和同仁到周五演講會來演講。能被邀請為周五演講會的講者在當時被視為莫大的榮譽,再加上台下的聽眾不乏貴族和名人,所以講員都很緊張。甚至曾經發生膽小的 Charles Wheatston 爵士在通往講台的門前怯場逃走,法拉第只好上台即興演講代打的趣聞。法拉第本身也時常擔任講者,除了因病休養而缺席的 1840 年,及至 1862 年退休為止,他登台的次數占了 1862 年為止所有演講的五分之一。他的演講內容包括在皇家研究院地下實驗室得到的最新成果。1846 年曾經發生因為聽眾超過 1000 人,使得新聞記者們無法入場而不滿的事件。可見星期五演講會在當時就是多麼地受歡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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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系列的演講則是以孩童為對象的聖誕節演講會。這個也是從 1825 年開始。當時中小學完全沒有系統化的科學教育,法拉第的創舉令人佩服。1825 ~ 1826 年首次聖誕節演講會的講者是當時皇家研究院的力學教 Millington,講題是「自然哲學」(也就是「科學」),1826 ~ 1827 年則由天文學家 Wallis 擔任講者。1860 年為止的講者之中除了法拉第自己,皇家研究院的 William Thomas Brande 講了七次,John Frederic Daniell 一次,其餘則為化學領域以外的的講者,講者幾乎都是皇家研究院內的科學家。這些演講和星期五演講會相異之處,在於聖誕節演講會偏重化學領域。這是為了孩子們準備的有實驗表演的演講。聖誕節演講會也同樣被報紙廣泛報導。這些報導使得對法拉第的好評不限於科學界,更廣泛傳到社會。就這樣,法拉第成功地讓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都「看得到」科學與皇家研究院。

因為演講的推廣,報導對法拉第的好評不限於科學界,更廣泛傳到社會。就這樣,法拉第成功地讓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都「看得到」科學與皇家研究院。圖/By Alexander Blaikley,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1830 年代末期,皇家研究院總算從財政危機中解脫出來,法拉第將皇家研究院的建築物正面飾以雄偉的歌德式圓柱。完成後令這棟門牌為 21 號的建築物,在櫛比鱗次的商店和住宅的 Albemarle street 上顯得鶴立雞群,彷彿在宣示惟有這棟建築物是學術的殿堂。這兩個連續性的演講至今仍持續仍在舉辦呢。

當時的大文豪狄更斯曾聽過法拉第的演講後大感欽佩。他勸過法拉第兩次,一定要將演講內容出版成書。但是法拉第以「若印成書,就無法傳達隨實驗演進課程的精髓」的理由拒絕了。但演講的部分內容後來還是被印成書。『蠟燭的科學』為題的演講在 1848 ~ 1849 年及 1860 ~ 1861 年共舉行兩次。第二次既是法拉第最後一次站上聖誕節演講會,也是後來普及於世的那本書的基礎。其實這本書並不是法拉第親筆所寫,而是由當時名為 Chemical News 的科學雜誌編輯 William Crookes 徵得法拉第的同意後,委託速記員做紀錄,由 William Crookes 整理後加上圖,先刊載於雜誌,再發行成冊。透過『蠟燭的科學』,法拉第不只是個科學家,更以一個演講家,以及對推廣科學做出偉大貢獻的的身分而名留青史。順便一提 William Crookes 後來發明陰極射線管,發現鉈元素,還當過英國皇家學會主席呢。

哪裡出了問題,就用科學來解決吧!

除了普及科學知識,法拉第也致力於將科學知識拿來貢獻社會。他和 Trinity House 長年來不遺餘力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Trinity House 是總管圍繞英國領土海域安全相關業務的組織。不僅燈塔,還包括浮標及領航都是它的業務。當時還沒有飛機,所以長距離的貨運客運都是要靠海運。因此燈塔非常重要。英國對燈塔技術革新的需求逐漸增加,因此法拉第接受了 Trinity House 的委託,於 1836 年以年薪 200 英鎊就任顧問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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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針對如何讓照明能夠穩定提出各項建議並且著手進行改良。電燈照明的時代來臨後,法拉第的專長變得更加有用。這份工作法拉第一直做到1865 年為止。為了執行任務,法拉第曾在暴風雨的天氣裡,乘著小船出海看看燈塔的光能夠傳到多遠。也曾經在前往目的地燈塔的路上,因為下雪鐵路不通,徒步穿越積雪的曠野,再攀越圍牆才能抵達燈塔,而且這還是在他 70 歲時發生的事呢。

法拉第致力於將科學知識拿來貢獻社會,和 Trinity House 長年來不遺餘力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Trinity House 是總管圍繞英國領土海域安全相關業務的組織,尤其在燈塔方面因為海運是唯一的途徑顯得更重要,而法拉第的專業也恰好能盡情發揮。圖/By User:Grim23, CC BY-SA 3.0, wikimedia commons

自從法拉第科學家的聲名鵲起之後,來自政府和關係機構的委託案就蜂擁而來。漸漸地,有越來越多對跟法拉第的研究沒有直接關聯的問題也聞聲而來,徵求他的意見。像國家畫廊和大英博物館因館藏快速劣化而委託法拉第擬出對策來處理因倫敦的黃色霧霾造成對美術品的損害。法拉第從年輕的時開始就是皇家工藝與商業協會會員所以他一口答應。針對國家畫廊中貴重繪畫的髒污,法拉第教人用酒精先去除畫作表面的亮光漆,讓繪畫恢復到接近原本的狀態。法拉第還曾經和當時英國最著名的美術評論家 John Ruskin 發生過論戰呢。

另一方面,大英博物館裡古希臘帕德嫩神殿的大理石雕像(在英國泛稱為埃爾金大理石雕塑,Elgin Marbles)因為有為數眾多的參觀人潮帶入灰塵,以及黃色霧霾裡所含硫酸的影響,表面明顯被汙染還產生細小的龜裂。法拉第用海綿、手指或刷子沾稀硝酸、弱鹼或強鹼的水溶液盡量地清潔。我們到倫敦旅行,參觀國家畫廊和大英博物館那些令人讚嘆的館藏時,應該要記得要感謝法拉第呀。

1844 年 9 月 28 日 Hasewell Colliery 礦坑發生了大災難,造成 95 人犧牲,其中還包括當天第一次進入礦坑的 10 歲少年。政府針對這個慘案組成了調查委員會,並任命法拉第與地質學家 Charles Lyell(他後來受封從男爵)為委任專家。當時法拉第已經年近半百,還深受眩暈與記憶減退所苦。才剛剛藉由休養和易地療法恢復健康,正要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但他勇於任事,沒有推辭,親自前往出事的礦坑來調查,並且出席調查委員會,陳述他的專業意見。事故原因不外乎煤碳粉塵或粉塵與甲烷兩者的共同作用,這是戴維和法拉第早就已經調查清楚的事了。結果礦坑經營者卻還是無視危險,自行其是。才釀成大災!科學的力量在經營倫理前竟顯得如此軟弱無力。這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醜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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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年 7 月,泰晤士河變得臭不可耐。法拉第前往考察泰晤士河發臭的實際狀況,並將結果投稿到泰晤士報。他坐著蒸氣船往返於 London bridge 與 Hungerford bridge 之間調查。法拉第視情況,並非僅止於觀察,甚至還用實驗的方式來了解狀況。比如說將白紙濡濕浸到河水中,發現下沉不到 3 公分深就看不見紙了。法拉第的結論是整條泰晤士河都成了下水道。惡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沖水馬桶的普及。因為屋內雖然已經有沖水馬桶, 配套的下水道系統卻尚未完成,於是汙水就全部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裡。因此,改善泰晤士河的發臭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事實上在 1858 年因為實在是太臭了,還被稱為「大惡臭」在歷史上留下臭名呢。河川發臭會成為眾人關切的問題,原因之一是一年前曾經爆發霍亂大流行。病源經由空氣散播是當時根深蒂固的觀念。當時認為臭氣,即受汙染的空氣易造成疾病流行。後來大家才知道霍亂與臭氣是沒有直接關連的。

法拉第考察泰晤士河示意圖。圖/By John Leech,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金錢名利只是浮雲,科學才是他的真愛

雖然法拉第對公眾利益向來非常注重,但是對於自己的私利就相當地澹泊了。皇家研究院給法拉第的薪水自法拉第就任實驗室主任起即為年薪 100 鎊。1833 年法拉第因皇家研究院大金主富勒的捐獻而成為富勒講座教授,這個職位的年薪為 100 英鎊。就這樣法拉第得到了皇家研究院教授的頭銜。所以 1833 年以後他有年薪 200 鎊的收入。後來在 1853年調薪至年薪 300 鎊。其實法拉第副業收入,就是從研究院外面來的委託業務工作,遠高於本薪。1830 年法拉第的副業收入約年薪 1000 鎊。但是法拉第在 1830 年代因電磁感應的發現等等,正值研究的頂峰。他認為難以兼顧副業與研究,因此不再接受外面來的委託。結果 1832 年的副業收入變成年薪 150 鎊,1835 年終於歸零。

1837 年英國國會通過 Civil List Act 1837,設立了給卓有功勳的人士每年 300 鎊的年金。法拉第當然名列其中。但是時任首相第二任墨爾本子爵 William Lamb 說了「最近的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想趕快拿到年金,年金制度根本就是個騙局」的不當言論後,法拉第馬上辭退,不受嗟來之食。後來還是在法拉第的朋友和皇室的斡旋之下,他才在 1838 年 12 月 24 日正式接受300 鎊的年金。

法拉第從不為自己的發明申請專利,對將發明產業化,也是一點興趣缺缺。可能是因恩師戴維對專利沒有興趣。在電磁感應發現的數年後,當時的財政部長到皇家研究院訪問,曾問法拉第「和電有關的新發現有甚麼樣的用途」,法拉第回答:「我不知道,不過有一天政府大概會為它課稅吧。」可見法拉第雖然預見了他的發明應用的可能性,但他對於實業化沒有興趣,只有追求基本的科學真理才是他終身的志趣。在法拉第及他之後的時代,幾乎所有英國著名的科學家都有爵士(Sir)的稱號。法拉第當然也有被徵詢過意願,但是他沒有接受。1858 年他更拒絕就任皇家學會主席,這可是對一個英國科學家來說最光榮的職位。1864 年皇家研究院院長(president)的就任邀約也令法拉第十分為難。他一生堅守非國教徒的立場是推掉殊榮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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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 年起的 9 年間,法拉第伉儷接受維多利亞女王的王夫 Albert 親王的安排,住到漢普頓宮由皇室持有的 Grace and Favour House。當 Albert 親王提出建議時,法拉第還以付不起修繕費用為由,考慮婉拒。皇室獲悉後為了免除法拉第的顧慮,而負擔了這筆費用。Albert 親王在德國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他對法拉第的禮遇表明了他對英國當時最偉大科學家的敬重。1862 年法拉第覺得連自己創辦的聖誕節演講都已經沒有體力再應付,於是向皇家研究院提出辭呈。之後都在漢普頓宮的住宅裡昏沉渡過。他在 1867 年 8 月 25 日坐在他喜歡的書房椅子上壽終正寢。

像法拉第這樣的大學者,當然可以像牛頓一樣被埋葬在西敏寺,但法拉第依循桑地馬尼安派的作風,免去一切禮儀,僅在家人和幾位至親友人的環繞下,埋葬於 Highgate Cemetery。從漢普頓宮出發的短短的送葬行列,在皇家研究院前短暫停留之後,前往墓地。那裏立著刻有法拉第姓名和生卒年的樸素墓碑,座落於非國教徒的角落。


 

 

本文摘自《物理雙月刊》39 卷 6 月號 ,更多文章請見物理雙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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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雙月刊》為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旗下之免費物理科普電子雜誌。透過國內物理各領域專家、學者的筆,為我們的讀者帶來許多有趣、重要以及貼近生活的物理知識,並帶領讀者一探這些物理知識的來龍去脈。透過文字、圖片、影片的呈現帶領讀者走進物理的世界,探尋物理之美。《物理雙月刊》努力的首要目標為吸引台灣群眾的閱讀興趣,進而邁向國際化,成為華人世界中重要的物理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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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誰定義的?隱藏在鐘錶下的謊言——《時鐘在說謊》
時報出版_96
・2022/11/25 ・3215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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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定義了時間

我們都知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起見而採取的人為手段。我們鐘錶所報出的時間,是我們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

今天我們所遵循的時間,是誰定義的? 圖/GIPHY

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

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

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

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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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

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universal time)仍有待我們發現。

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本書所敘述的就是我們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質疑為什麼時間是現在這個樣子?尤其是計時如何成為全球標準化的系統?畢竟它是相對近期才有的現象。

世界的時鐘開始轉動

在十九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local times)。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

過去的移動速度較慢,因此不用特別校正不同國家的時間。 圖/GIPHY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連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也開始變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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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

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

這是一則關於互連新世界成長煩惱的故事,(就計時而言)這樣的煩惱大約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達到高峰。

時間的齒輪在十九世紀悄悄轉動了。圖/envato.elements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作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

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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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

權力與地位決定了你能擁有的時間

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作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

不論是好是壞(往往是壞的一面),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

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

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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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

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

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間的結果,但是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更別提日曆了,每一種都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宗教與天文學基礎而制定)。

權力與階級決定了時間的準確性。圖/envato.elements

Time’s law——被規範的時間法

時間的不確定已成常態,但人們質疑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視為當然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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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時鐘有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

為什麼波士頓的鐘錶要與伊斯坦堡或東京的相互連接?

為什麼全球的時間要從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一條想像中的經線開始起算?

為什麼是二十四個時區,不是十個,或者根本就沒有時區?

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而且往往對於可能造成的結果毫無頭緒。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引發激烈的辯論,而且難以解決。

這些激辯的中心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 IMC)。在這裡,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

該會議身為現代標準時間的起源,本身就具有神話與傳奇的色彩。通俗歷史將此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與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

但這是過度簡化這場會議的意義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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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如此,有些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場會議對於艾倫與佛萊明等推動時間改革人士而言是一大挫敗,因為儘管該會議創立了本初子午線,但是並沒有達成任何與時區、標準時間相關的協議。

IMC 最多也不過是邁向現代標準時間長期發展路途的踏腳石,是全球時間測量方式改變的開始,而非結束。標準時間至少要到一九四○年代才在全球通用。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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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正義下的最終選擇——人們真能理解選擇背後的代價嗎?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11/20 ・3769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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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你願意當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嗎?

如何維護世代正義,正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臺灣也不例外,過去幾年,我們面臨核能去留、藻礁保育、淨零轉型、18 歲公民權等關乎未來環境與國家發展的議題。要不要守護未來世代?多數人都會說要!但如果守護的代價必須犧牲部分利益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政治學研究所冷則剛研究員、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黃寄倫副教授,從多國設立未來委員會與相關制度的經驗,分析世代正義的政策意涵,更為臺灣找出化解問題癥結的關鍵。

「世代正義」是什麼?

誰是世代正義要守護的未來世代?
圖|iStock

什麼是「世代正義」?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 年發布的《布蘭特報告》(Brundtland Report)中,有關永續發展的定義即提出對世代正義的關懷:

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代的需求,且不致危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換而言之,世代正義要守護的未來世代,主要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人類。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冷則剛指出關鍵的衝突點。由於未來世代尚不存在,很難為沒有主體的群體主張權利。然而未來世代的命運會受到當代人群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數國家就此主張:我們有守護後代子孫永續長存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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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則剛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用廣義的角度來看,或許將已出生、但還不具備公民權的兒少也納入未來世代,是較能說服人們的說法。

以核能去留問題為例,我們可從中體會現今政策對未來世代的深遠影響。核能發電帶來穩定的電力、低廉的電價,卻也產生核廢料處置及核電廠工程風險評估問題,成為未來世代需一肩扛起的重擔。但是未來世代無法為自己表達意見,有賴當代公民為其做出適當的選擇。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黃寄倫表示,世代正義是放諸多國皆有的問題,因民主制度本身與世代權益存在根本矛盾。當代人群對於保護未來世代的「誘因」不足,雖然守護未來世代在道德上很合理,但政治人物會為了「選票」而優先處理當前問題,形成為人詬病的政治短視缺陷。

那麼,我們能否設計出因應此缺陷的監督機制?來看看其他國家如何在體制內設計守護未來世代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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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各國的選擇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早在 1992 年就提出「未來世代監察員」(Ombudspers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與「未來世代守護者」(Guardi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運作架構,用來監督會影響未來世代福祉的政策制定、決策及執行狀況。接著,開始有國家在體制內設立「未來委員會」(Future commission),針對相關議題提供充分且易懂的資訊,並改善民眾與政府的溝通管道,讓大眾在做決策時有參考依據。

未來世代守護者的運作架構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Göpel, 2010)

在設立未來委員會的國家當中,芬蘭、以色列是較為先進的代表,而鄰近臺灣的日本、韓國雖未設立未來委員會,但在國家政策中已開始關心未來世代的權益。

● 芬蘭未來委員會:跨部會的諮詢智庫

芬蘭議會從 1993 年開始運作未來委員會,由 17 名議員組成諮詢智庫,主要職責為與政府部門溝通協商會影響未來世代的政策,包含:能源發展、人口變遷、基因改造作物、資訊科技對高齡者影響等政策。此外,委員會需研擬新政府 4 年任期內的「未來遠景報告」,針對未來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策略提出建言,檢視與分析各項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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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未來委員會:擁有審議權的監督機關

以色列則在 2001 年成立未來委員會,每 5 年為一屆委員會的運作週期,關注自然資源、教育、健康、科技等政策。特別的是,委員會不只是提供諮詢服務的智庫,還能提出法案、調查或調解爭議案件,對於立法者更擁有議案否決權。不過,以色列政府在 2011 年宣布,因經費因素,決議終止委員會的任務。此一委員會短短 10 年即走入歷史。

● 日本的做法:世代正義納入法律保障

日本並未設立未來委員會,而是將未來世代的權益納入法律保障。日本憲法明確規定:「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人權,應是賦予人民與『未來世代』擁有永恆且不可侵犯的權利。」2015 年,日本政府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 20 歲下修至 18 歲,賦予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謀取未來福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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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世代正義監督機制的共通點為:在功能上,多是跨領域的智庫,形成超越黨派、跨部會的協商平台;在組織上,多在國會中設立,能監督政府施政、與社會大眾溝通。

臺灣的政黨鬥爭:核能公投帶給我們的反思

在討論臺灣如何守護世代正義之前,我們先來釐清臺灣的政治現況。從核四公投即可發現,政黨之爭是導致未來政策懸宕不前的原因之一。各陣營通常只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闡釋意見,最後演變成訴諸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事實上,擁核或廢核各有其立論基礎,關鍵在政府應該去創造一個讓人民能理性討論的空間,充分了解選擇或放棄核能的優缺點為何?要付出什麼代價?

以南韓的核電廠公民審議為例,時任總統的文在寅於 2017 年上任後,原先承諾停建的核電廠新古里 5、6 號機組,因工程只進行三成就花費高達 1.6 兆韓元(新臺幣約 367 億),決定推動公民審議,交由全民決議是否停建核電廠。在三個月內,南韓政府在全國進行隨機電訪,最終抽出 500 位公民代表,並經歷數場諮詢委員會、公開座談會、電視討論會,以及公民代表與未來世代(高中生)的討論會等。最後,進行三天兩夜的最終綜合討論會,得出公民審議結果。

在充分討論後,最終有 59.5% 公民代表決議恢復核能機組的建設計畫,但也有 5 成民眾希望逐步降低核能發電比例。因此南韓政府決定續建核電廠,也強調未來會朝階段性減核目標邁進,並提出能源轉型路徑。

南韓沒有公投法,只能由政府發起公民審議。反觀臺灣,我們有發起公投的機制,但理性且務實地決議未來政策卻相對不足。冷則剛認為,臺灣的公投問題出在科學論述不足,優缺點未正反並陳,政黨之爭模糊了議案焦點。他提出質疑,難道年輕人真的都反核嗎?高齡者真的都擁核嗎?不同世代的意見應該是多元並進,而不是彼此敵視。如何從立場爭執、世代衝突,轉而共同為未來發展理性討論?是臺灣社會需反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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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8 日,臺灣舉辦核四商轉公投,因有效同意票未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結果為不通過。
圖|Wikimedia

納入兒少意見:18歲青少年的公民權

如果將 18 歲以下、未取得公民權的兒少視為廣義的未來世代,怎麼在公民表決時納入兒少意見,成為少子化時代下尊重未來主人翁、落實世代正義的關鍵。目前已有多國選擇下修公民投票年齡,讓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 2015 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南韓也在 2020 年依據《公職選舉法》,紛紛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8 歲。尼加拉瓜、奧地利、曼島等部分國家甚至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6 歲。

臺灣在行政院與各縣市設有青年諮詢委員會,但都著重在意見諮詢,決策上並無強制力。直到 2022 年 3 月 25 日,立法院才通過 18 歲公民權修憲案,明定國民年滿 18 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權。此案將在同年 11 月 26 日舉行公民複決,這也是我國史上首次交付公民複決的修憲案。

對於下修公民權年齡,冷則剛舉雙手贊成,青少年也是廣義的未來世代,他們的想法應該被重視,而這也是臺灣處理世代問題的具體展現。黃寄倫則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將世代正義的理念推廣出去,讓政治人物嗅到民意的新風向,進而提出更多有益世代正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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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等民間團體 2022 年 3 月 23 日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呼籲朝野各黨放下歧見,一同走入議場投下 18 歲公民權修憲同意票。
圖|中央社記者郭日曉攝影

台灣的未來:公民意識的覺醒

面對世代正義問題,借鏡國外經驗,臺灣還可以怎麼做?冷則剛、黃寄倫建議在立法院內成立「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喚醒全民與執政者守護未來世代的意識,進而監督與協調各部會的施政,撰寫白皮書建議長遠的政策方向。同時,成立與人民共享的資訊傳遞平台,交流並觸發更多有建設性的想法。

世代正義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當務之急,有賴觀念、文化與制度的相互配合。冷則剛認為,在實踐世代正義之前,必須先培養三項民主素養:

公民意識覺醒、科學理性討論、世代之間共學

如果公民沒有意識到問題癥結,也沒有多元且充足的參考資訊,可能會被政治力量影響判斷,演變成世代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世代之間如何相互學習、尊重、攜手守護未來世代?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世代正義啟發我們反思:世代之間如何相互學習、尊重、攜手守護未來世代。
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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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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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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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探時間的萬花筒──談談《解剖時間》這本真正的「時間簡史」
臉譜出版_96
・2022/02/13 ・2735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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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時間是什麼?」圖/envato elements

三十多年前,知名的物理學家霍金(Stephan Hawking)寫了一本暢銷的科普書《時間簡史》,以「時間」為核心介紹宇宙論的演變。雖然《時間簡史》顯示出「時間」是個物理學和宇宙論中無所不在的變量,卻不是一本真正的「時間簡史」,因為它沒有針對「時間是什麼?」這個問題來回答,也沒有涉及物理理論之外的「時間」概念。

嚴格說來,目前世界上可能沒有一本真正的「時間簡史」──《解剖時間》(The Clock Mirage: Our Myth of Measured Time)也許是我所知範圍內的第一本。

《解剖時間》是數學家兼科普作家馬祖爾(Joseph Mazur)在 2020 年出版的科普著作,光看作者背景或英文標題會讓人以為這本書只是在談人類如何測量時間,或把時間量化和數學化的故事。但其實本書的內容就如中文書名所示,馬祖爾介紹的是人類如何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思索「時間」這個概念,不限於數學和物理學。

圖/envato elements

這裡的「人類」包括歷來的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和普通人,正因如此,本書與先前一些的標榜「時間」的著作有所不同。《解剖時間》企圖告訴我們:「時間是什麼?」以及探討時間的奧祕並不是物理學家的專利。然而,除了物理學之外,我們還有什麼管道或方法能回答這個大哉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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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第四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明確地提出「時間是什麼」這個問題,接著回答:「如果沒有人問我的話,我還滿清楚時間是什麼;但如果有人問我,而我試著解釋的話,我就搞不清楚了。」奧古斯丁的妙答敏銳精準地捕捉了絕大多數人在面對這個提問時的心理反應,也因此馬祖爾在本書中多次引述他。

然而,大多數人要不是在繁忙的「時間壓力」下放棄思索「時間」,就是沒有適當的管道和引導來認識「時間」,又或是只能找到介紹物理時間的著作。對於後兩種情況,本書無疑捎來福音。

基督教哲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圖/Philippe de Champaigne,公有領域

《解剖時間》全書分成五個部分,分別是「測量」、「理論家、思想家與觀點」、「物理學」、「認知的感官」以及「生命的韻律」;這五個部分可以粗略地對應到「測量時間的工具所定義的時間」、「從古代到近代哲學理論的時間」、「當代物理理論的時間」、「人們心理內省時感知的時間」、「生物生理循環的時間」。每一部分之下又有 3~5 章不等,每一章探討一個不同的主題或現象。

例如,第 1 章「水滴、移影」介紹歷史上的計時工具是如何出現,又如何報時。第 2 章「搖鈴、擊鼓」介紹機械鐘如何被發明以及幾具歷史上有名的機械鐘。第 4 章「芝諾的箭袋」介紹哲學史上有名的「芝諾悖論」,這個悖論爭論運動是不可能的,只是個假象,馬祖爾隨後討論亞里斯多德如何駁斥此論證。第 13 章「它跑哪去了」介紹人老化後的心理時間感覺是否會比年輕時更慢或更快。第 16 章「內在的節拍」介紹生物活細胞內部的體內時鐘現象──生物不像人一樣能夠製造機械鐘並認知時間,但是它們照樣活得十分有規律,能在固定的時刻從事固定的行為,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生理機制導致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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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19章構成一個「時間的萬花筒」。至於其它各章的內容,相信讀者在看了筆者對上述幾章的精簡摘要後,能夠產生自行翻閱本書的動機。

自然界的動物們如何感知時間?圖/envato elements

作為一本科普讀物,馬祖爾盡力地介紹科學家對於各種時間現象的研究,展現他們如何透過精巧的理論和實驗來解釋「時間」這個概念。然而,這並不表示馬祖爾只著眼於當代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事實上,馬祖爾頗具歷史感地寫作每一部分,他會回溯歷史上的哲學家對於相關的時間議題或現象的思考,再逐漸導向當代科學的成果。

例如第四部分針對我們心理感知的時間,在開場的第 12 章中,馬祖爾討論了十九世紀的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內在時間經驗」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識流」(雖然馬祖爾把詹姆斯稱為「心理學家」);第五部分則從十七世紀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的視覺研究開場。這也是為什麼筆者會把這本書視為一本「真正的時間簡史」。

除了哲學家的觀點在本書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外,普通人(或常民)的聲音也沒有缺席。馬祖爾在很多章節之後的「楔子」,報導他訪談一些普通人的時間觀。在本書中登場的普通人有奧運選手、鐘表工匠、在監獄中受刑的因犯、國際太空站的太空人、初學相對論的學生、到中國組裝 iPhone 工廠體驗工人作業的研究生、股票交易員、長途卡車司機、飛機機師等。這些不同職業常民的時間觀,迥異於思想家和科學家的觀點,為本書注入生動的人間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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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理、哲學等專家外,大中又是怎麼看待時間的呢?圖/envato elements

在「後記」(即「結論」)中,馬祖爾說:

試圖回答時間大哉問的這些嘗試,古怪地彼此強化、複雜化也互相對立。這當中沒有一個嘗試能給出真正具說服力的答案;然而所有嘗試的總和卻提供了一個無明確解的辯證。這個大哉問彷若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沒有盡頭但卻相當豐富的大迷宮裡⋯⋯

結果,

我們有形形色色的時間:康德的時間、心理的時間、物質的時間、數學的時間、相對的時間和它的謬論與膨脹、宇宙的時間和它的好奇心、時鐘的時間和它的同時性,以及人類的時間和人類急於完成各種事物的匆忙。

馬祖爾覺得我們無法針對「時間」概念提供一個系統性的答案,而只能提出一些片片段段的觀點和故事嗎?如果是,我想,馬祖爾可能有點悲觀。畢竟,本書不是已經提供了一個方向了嗎?至少從計時工具、哲學思辨、物理理論、心理感知、生物生理韻律、常民觀點這六個面向來切入「時間」,也因此形成一本真正的「人類時間概念簡史」。

雖然本書的「歷史感」還可以再加強,而且在本書中沒有討論卻滲透在各個人文社會領域中的「歷史」──重要的「人文時間」──也必須是「時間萬花筒」中一個必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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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譜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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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譜出版有著多種樣貌—商業。文學。人文。科普。藝術。生活。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他要的書,每本書都能找到讀它的人,讀書可以僅是一種樂趣,甚或一個最尋常的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