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COVID-19 疫情發展，讓人民在盼望疫苗的同時，陸續出現因為疫情產生的不友善舉動。在現行法規範下，什麼樣的不友善舉動會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呢？如果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會受到處罰嗎？相對地，被害人又有什麼救濟方法？

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

當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科學報導，事情將變得複雜許多！這些研究的模糊空間和不確定性，具有被媒體帶風向的風險，與大眾對資訊接受的偏好有密切關聯。這其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又該如何面對？

「一個國家級科研單位召開記者會，記者姍姍來遲，發佈會上，大部分記者忙著埋頭抄新聞稿打字趕即時，因為無法專心聽簡報，簡報完畢，沒提出太多問題，記者會也匆匆結束。」隨著媒體開放，在市場導向下，這是科學（科技）線資深記者李宗祐，與我分享的日常觀察。

民粹主義者多半會將自己描述成接地氣、誠實、值得信賴的人。他們常將複雜的議題簡化，實際上他們不關心「事實」，只說民眾愛聽的話語，強化人民對於一些事情既有的恐懼，同時為這種恐懼找罪魁禍首。如果你跟一個民粹主義者談到氣候變遷，他會非常高興。因為討論氣候變遷是由於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所造成，將會為他提供贏得選民支持所需的一切。

媒體過度戲劇化地呈現自殺故事，會導致模仿效應。我們如何將自殺事件的新聞價值降低，最小化其報導，才可能減低自殺行為的傳染性。

言論自由，對個人來說，與自我實現息息相關；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則是確保民主價值的必要條件。然而，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其中一條紅線是「妨害名譽」。 近年來各級法院在「民事名譽侵權」認定上，對合理查證的要求越趨「嚴格」，而「刑事誹謗」認定上，對發言者責任認定越趨「寬鬆」，是為什麼呢？此課題攸關臺灣民主發展的品質，值得認真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