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號稱台灣選舉史上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剛剛落幕。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在選舉進入最後一週的白熱化階段，突然有立委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提出「強摘器官」的質疑[1]，經過媒體大幅報導之後，不僅勾起器捐者家屬痛苦回憶，也影響民眾捐贈器官的意願，據聞那幾天器官捐贈卡退卡率大增[2]。
果不其然，當選舉落幕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再提起這一個醫療倫理的問題。筆者無意去論斷這個議題在倫理選擇上的合理性，而是我們的社會憑什麼花短短一星期來討論一個如此厚重的議題？（雖然大家應該都知道原因）
器官移植的問題重不重要？台灣每年大約有七萬人洗腎，如果有七萬顆健康的腎臟可以被移植，可以立即改善七萬個家庭的生活，也幫國家省下一大筆開支，重要性不言可喻。在那幾天的談話性節目中，許多名嘴一講到這一個議題，常常都是這樣開頭：「我雖然對於這個問題專業的部分不太瞭解，但是XXXOOO…」，從「但是」之後，就是看他們挺哪邊，就開始把觀眾當作是沒有讀過書的文盲，任意地鬼扯他們自己心中對於「醫療倫理」的定義。最終的結果當然不外乎就是「柯文哲真該死！」（把活人的器官活生生摘出來，還不該死嗎？）跟「柯文哲真偉大！」（把器官取出來努力去救另外一個人，這樣還不偉大嗎？）這兩種選項。
器官移植就像是安樂死的議題一樣，裡面牽涉的問題及灰色地帶很多，不是捧著醫學教科書中的理論就可以解決，它需要顧慮到人性、價值，更需要搭配社會觀念是否有同步的成熟與進步。科技的進展永遠快過法律規範的制訂，醫療倫理是一個恆常變動與不斷修正的歷程，它需要長時間的關注及醞釀。
筆者曾經在一個南部醫學重鎮為了醫學院新生所開設的課程營隊中授課，在這一個暑期的密集式營隊中，透過五天的課程安排[3]，從醫療社會學、人類學、醫學倫理、科學傳播、科學哲學、臨床經驗分享、社區參訪…等課程設計，引導學生瞭解醫療問題的複雜性，為的就是讓醫學院新生進入真正的專業課程之前，先埋下一顆問題的種子。讓他們瞭解，七年後當他們有機會面對真實的病患，許多問題都很變得更複雜，需要有長足的知識基礎及經驗才能作整全的判斷。所以這營隊的課程不是要提供學生一個立即而明確的答案，而是希望埋下的種子可以伴隨學生在大學修業的每個過程，讓學生在每個學習的環節都可以提醒自己要時時關照醫術、病人及社會價值間的關係，心存善念地造福社會。
營隊的成效如何，當然還值得觀察，但是這些作法都可以看出即便在醫學教育，都已經正視到醫療過程中不斷會出現的灰色地帶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關鍵在於一群人、長時間、群策群力的合作，更需要社會的耐心與理性支持。如果我們的醫學教育願意從第一年開始扎根，用七年的時間來培養一位稱職的醫療從業人員，期許他們能夠時時體察病人、關心社會，並且勇於在各種醫療的灰色地帶中牟求最符合全體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那麼，我們憑什麼在七天之內就要大家在這個複雜的議題上弄出一個非黑即白？
選舉結束了，當初說好的「醫療倫理」討論，是不是也就這樣的結束了呢？
（本文改寫自發表於2014年11月24日之 UDN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