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2014年七月號《人本教育札記》）
在現代，言論自由被視為民主的基石，背後的想法很簡單：若人民無法為自己發聲，那民主就失去意義。這個想法跟十九世紀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Mill）辯護言論自由的方法，其實很異曲同工：當每個人都可以說話，我們將更有機會接觸真理。彌爾的想法很直白：若保障大家都可以發言，那麼，不符合事實的說法將會受到挑戰，經由如此辯論，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將掌握越來越多的真實。
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旗手，彌爾在學術圈裡很受重視。然而，這當然不代表他講的都是對的。如果你有過在PTT、臉書或各媒體、論壇網站上面打筆戰的經驗，應該很好理解：我們這些擁有言論自由的人，在網路上成就的互罵，遠比共識和有建設性的結果來得多。因此，在過去，我相信彌爾之所以會對言論自由帶來的好處如此樂觀，是因為他沒有在網路上跟別人討論過東西。
然而，在讀了《有毒污泥愛你好》這本書之後，我覺得網路上的謾罵對於彌爾願景的傷害，跟書中記錄的那些公關手法比起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除了沒預料到人不見得要用言論自由來冷靜理性討論之外，彌爾恐怕也沒有想到，在什麼都可以交易的現代，他設想的自我糾正系統，正面臨金錢撐腰的公關重大威脅。
《有毒污泥愛你好》可以說是公關公司的作戰報告。它記錄了美國的公關公司自七○年代以來，是如何藉巧妙手法操弄媒體、民眾甚至社運團體，來達成他們的客戶想要的效果，不管是推銷產品、掩蓋醜聞，還是抹黑敵人。在公關這一行，一個流行的座右銘是：「成功的公關是隱形的公關」，他們躲在自己生產的各種訊息背後，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讓你相信某件事（或者轉移你的注意力讓你不再追究某件事），而不是如同彌爾的期望一般，和你好好討論，並正面迎接批評和挑戰。
你可能嘖嘖嘴，心裡想：這些事情我還不知道嗎？在台灣，不管是「置入性行銷」還是「抹黑」都是常見詞彙，公關公司的步數，我們早已司空見慣。
至少在一個月前，我跟你完全站在同一線。在雜誌上，我會注意到「看起來很像雜誌報導」的文章，角落出現了小小的「廣編特輯」字樣；看新聞的時候，我會直覺認為所有跟產品有關的報導背後都有利益糾結；而在公民運動現場，我有時甚至有自信指認那些「標語過於整齊」的「走路工」。然而，《有毒污泥愛你好》揭露的更多更有創意、更難辨認的公關方法，卻更讓我瞠目結舌：
- 在一九八○年代，美國的公關公司開始為客戶製作新聞影片，並提供給新聞節目播放，這些「預錄新聞」的內容當然是經過事先篩選整理，能在不知不覺中讓讀者接受企業想要釋出的訊息。甚至有專門的公關組織，負責幫記者聯絡專家來回答寫新聞時遇到的科學問題。
- 九○年代後，美國環保署已經沒有足夠預算處理七○年代淨水工程後不斷累積的副產品：污泥。環保署想說服阿拉巴馬等州的農民把這些包含工廠化學廢料的污泥當成肥料倒進田裡，借重的推手是「水環境聯盟」。水環境聯盟看起來像是環保組織，其實背後是公關公司和處理污泥的廠商。他們向民眾釋出修改和篩選過後的科學報告，極力推銷這種「有豐富營養」的「生物固型物」（biosolids，他們替污泥取的新名字）。
- 一九九三年，在柯林頓的支持下，健保改革的聲浪非常強勁。然而一年不到，反對此政策的「公民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冒出。這些由美國保險業者低調支持的組織深諳民主遊戲的玩法，使用各種方法營造人民其實不想要健保改革的表象。例如說，他們贊助討論健保改革的廣播節目，並提供免付費諮詢電話，客服專員在確認打進來的民眾立場之後，會把他們「轉接」給當地的議員辦公室。接電話的議員幕僚並不知道這些「極力反對且言之有物」的選民電話其實是來自某節目，還以為真的有那麼多人反對柯林頓的健保改革。這些措施非常有效，過了兩年，健保改革就從聲勢高漲變成冷門議題。一九九四年，《華爾街日報》問卷測試民眾對各種健保方案的看法，發現就算是內容完全相同的兩個方案，只要其中一個冠上「柯林頓」的名字，多數受訪者就會轉為反對。
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因為認識到權勢和金錢可以如何扭曲信息和轉移焦點，台灣人對於媒體和各種公共訊息的產製，抱持更高的懷疑。有人會懷疑在「Yahoo!奇摩新聞」下面留言反對警察工會的人是不是領工讀金的「網軍」。另外一些人則懷疑，五月五日，警察把參與社運的台大學生洪崇晏當街上銬，似乎是為了轉移當天「割闌尾」計畫募資超過千萬的新聞焦點。而媒體對於近日松菸園區護樹衝突的冷淡，也引起一些人懷疑：建設公司作為投放廣告的常客，是否已經影響到媒體的報導方向。
不管是公關公司，還是上述那些輿論控制，都顯示出：單憑言論自由本身，並無法實現約翰．彌爾的理想。哲學家在心裡構築冷靜和完善的公眾討論，然而在現實中，社會大眾得到的資訊、相信的情報、甚至怒視的方向，卻往往是企業付出夠多錢，就可以決定的。在這個時代，我們除了充實自己的判斷能力、維持接收資訊來源的多元之外，也需要《有毒污泥愛你好》這樣一本作戰紀錄，才能在未來更有機會抱持清澄的視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