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國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約二十萬人死亡，也終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臺灣，尚在日本統治之下，自然地，原子彈爆炸（原爆）的犧牲者中，也有在日本本土生活的臺灣人。然而，原子彈對臺灣的影響，並不僅止於此，也不只是促成臺灣統治權的更替而已。在那之後，原子彈的巨大威力，和對人類文明的衝擊，以多樣的形式留存於臺灣社會；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看見其痕跡。

其一：跨越七十多年的遺物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收藏品，就記述著因原爆喪生的臺灣人歷史。

1921年生的新竹人蘇百齡，從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今國立新竹高級中學）畢業後，前往日本就讀長崎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門部，並於1942年繼續就讀長崎醫科大學。

1945年，原本打算隔年學成回臺的蘇百齡，卻在即將畢業前夕，因為長崎原爆而身亡；一位原本大有可為的醫生，生命就這麼永遠停留於24歲。

當然，蘇百齡不是唯一因原爆犧牲的臺灣人，但要感謝其家族後人細心保存遺物，並將之捐贈，我們才得以一窺當時罹難者的部分生活面貌。

而在喪失性命的人之外，也有一些臺灣人不但親身經歷原爆，還能對後世講述親眼所見，如出生於高雄美濃的陳新賜醫師（1914～2016），和出身嘉義的王文其醫師（1918～2015）。當時二人均在距離原爆中心僅700公尺的長崎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服務，雖然也在爆炸中受傷，但奇蹟似地存活下來。這段故事，由李展平撰寫成《長崎原爆：台灣醫生陳新賜．王文其歷險記》，於2012年出版。

曾經參選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彭明敏（1923～2022），在長崎原爆當下也正於長崎的長兄家療養：其不久前才因為搭乘的船隻受美軍轟炸，被送往長崎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治療，並接受截肢手術；陳新賜醫師即為手術醫師之一。

在彭明敏所著《自由的滋味》裡，是這麼描述長崎原爆：

我在室內看報紙，聽到頭頂飛機嗡嗡之聲。突然間，有炫目的亮光，好像房裡按下巨大的鎂光燈。差不多同時，有金屬性的巨響，彷彿整個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鎚子擊中了。房子劇烈地搖動。……有些水泥建築物仍屹立著，但是，裡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

據說在學校教室內，從整齊排列的白灰燼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間正坐在書桌旁的每一個學生。熱度竟有那樣強烈。大部分的醫科學生都罹難，其中包括四位曾經慷慨輸血給我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有用的生命被消滅，我卻仍活著，這真是悲劇的命運。

……不久這座死亡的城市散發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氣。善後工作，對於當事人是一種異常的考驗。……幾天之內，又有新的恐怖發生。許多生存者忽然開始由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便死亡了。

無論如何，雖然原爆說不上是臺灣人的集體經歷，但確實為日治時期的部分臺灣家族或個人，帶來難以抹滅的深刻記憶。

其二：臺灣的原子彈部署

臺灣這塊土地跟原子彈的連結並未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終止。戰後，臺灣統治權被移交給中華民國政府，其於1949年又因為內戰失利撤退到臺灣。自此，中華民國政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分別位於臺灣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緊張關係。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隔海砲擊金門，引發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史稱八二三砲戰。在短短約一個半月的時間內，金門遭受了數十萬發的砲彈打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金門的砲擊行動，斷斷續續了21年，直到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為止。

在這樣嚴峻的大環境下，當時仍協防臺灣的美國軍方，從1958年到1962年，於臺南機場部署了配備核彈頭的屠牛士（Matador）地對地巡弋飛彈。此外，從1960年1月到1974年7月，亦於臺南機場布置了可搭載在戰鬥機上的戰術型核彈。

根據美國於2008年解密的文件，當金門砲戰最慘烈的時候，美國軍方曾考慮在廈門投擲原子彈，以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攻勢。雖然這件事沒有成真，但無論如何，在臺灣的核彈部署，讓臺灣和關島、南韓、日本沖繩並列，成為當時西太平洋的核武基地。

其三：中華民國的原子彈研發計畫

鑑於原子彈的超凡威力，不少國家均力圖發展相關技術。暨美國之後，蘇聯於1949年首度成功試爆原子彈，英國和法國也相繼研發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是野心勃勃，並於1964年在新疆測試了第一顆原子彈。毛澤東曾表示：「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至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自然也明白核武的重要性。1963年，當時的蔣介石總統，和以色列核武計畫之父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私下會面，表達研發核武的決心。在伯格曼的支持與建議下，1968年「新竹計畫」啟動，以清華大學為中心，重點工作項目在培養人才，並建立研發原子彈所需的相關硬體設施。只不過，包括當時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吳大猷，以及曾參與美國曼哈頓計畫的女性核物理學家吳健雄，都對臺灣發展核武表達反對意見。在各方壓力之下，蔣介石最後不得不將新竹計畫束之高閣。

然而，臺灣的核武研發並未因此中止。蔣介石政府在吸取新竹計畫的教訓之後，規劃了以和平研究用途做包裝的「桃園計畫」。1969年，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原子能委員會則與加拿大簽約，在桃園龍潭的中科院核能研究所興建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稱為台灣研究用反應器（Taiwan Research Reactor，簡稱TRR）。

在鈾元素中，約有99.264%都是屬於鈾-238，而核能發電常用到的鈾-235只佔了0.72%。提煉出來的鈾元素，必須先經過處理，將鈾-235的濃度提升到3%～5%，才能在商業核能發電使用。如果要製造原子彈，則必須將鈾-235的濃度提高到90%以上。因為事涉敏感，鈾濃縮相關技術與活動都受到監管，非核武國家若要靠自行研發，獲得武器級的高濃縮鈾相當不容易。

基於上述原因，製造核武的替代方案，是利用以低濃縮鈾當燃料的重水反應爐；在其中，鈾-238會吸收鈾-235分裂後產出的中子，成為鈾-239，然後再衰變成鈽-239，而鈽-239也能拿來製作原子彈。這樣的方式，在技術門檻和成本上，比製造高濃縮鈾要低得多。

在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桃園計畫雖仍持續進行，但此時美國抱持聯中制俄戰略，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洽談建交多年，以中華民國制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想法也慢慢轉變，反對臺灣發展核武的態度益發明顯。在美國壓力下，臺灣的原子彈研發計畫在繼任的蔣經國總統支持下，轉以更機密的方式運作。

到了1988年，臺灣的核武計畫已經接近成功邊緣，預估再要不了多久即可製造出原子彈。只不過，時任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的張憲義早已被中情局吸收，臺灣的核武發展進度一切都在美國掌握之中。1月9日，張憲義使用假護照投奔美國，對整個計畫帶來毀滅性打擊，而生命已到末期的蔣經國，也在數天後去世。沒過幾天，美國和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官員，直接帶領水泥攪拌車進入中科院，將重水式核子反應爐封存，再用水泥灌入重要設施和實驗室，以確保臺灣再也無法重啟爐灶。另一方面，新上任的李登輝總統也不支持相關研究。臺灣的核武研發，戛然而止。

至於張憲義，儘管一度被通緝，但至2000年已期滿撤銷。他的行為，究竟是讓臺灣少了重要的戰略武器，還是避免了潛在的核戰呢？是功是過，只能留給後人評價。

其四：桃園的輻射外洩事件

在台灣的核武研究中斷後，核能研究所內放置的核燃料棒也被要求運回美國。然而，燃料棒護套因年久劣化，導致水氣進入並與燃料棒作用，產生氫氣。於是，從 1988 年到 1991 年間，當所內人員嘗試把燃料棒從乾式貯存槽取出時，曾多次引起氫氣爆炸，最後一次更發生火災。

遺憾的是，事件發生當下，並沒有什麼人多加留意輻射外洩的可能。要等到 1992 年，核研所從事例行偵測時，才發現事態嚴重，不但核研所排水口附近的泥土，放射性強度大幅超標，下游的土地也受到污染。這起事件是在 6 月 25 日提報原能會，所以被定名為「核研所六二五輻射汙染事件」。

因為氫氣爆炸而污染了乾式貯存場的放射性物質，據推測，很可能就是在工作人員沖水清理以及滅火的過程中，隨著水流進入集水池，再經由排水口被釋放到環境之中，也就是鄰近的大漢溪和下游的國有地。

事後，國有財產局將2.3公頃的污染區用圍籬圍住，依原能會規定將土地挖除2公尺，再覆蓋新土。在1997年清理完畢後，當地輻射已恢復到正常範圍。而挖除的一萬四千立方公尺污染土壤，則跟一萬多桶低階核廢料，和破損的數十支高階核廢料等等，一同放置於核研所。

這起臺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輻射外洩事件，至今已30年，造成了多大影響難以切實評估，卻是臺灣與原子彈的連結中，無法迴避的一段過往，也是對妥善管理核廢料的安全性提醒。

其五：原子與我們同在

原子彈不只威力驚人，其對社會文化的衝擊亦不在話下。因為原子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運用，許多人才首度聽到「原子」這個詞彙。一時之間，原子一詞蔚為風尚，成了時髦的代表、新科技的代稱；許多新發明、新事物，便這麼被冠上「原子」二字，類似現代一堆有著「量子」稱號，但其實跟量子力學沾不上邊的商品。

出生於台北艋舺的著名女畫家謝招治（1929～2014），創作過一幅名為《原子燙》的畫作。她曾表示：

「以前婦女燙頭髮是用電來燙，後來臺灣光復後才用化學藥劑來燙頭髮，大家也不知道該叫什麼燙，就叫它原子燙吧！『原子』這兩個字是由日本廣島遭美國的原子彈轟炸後第一次聽到的新名詞，在當時是很時髦的形容詞，還有現在的絲襪以前也叫原子襪呢。」

而謝招治對自己的另一幅作品《補襪》，是這麼解說的：

「玻璃絲襪在光復後才出現，是大家之前都沒見過的新玩意兒，當時常常把沒看過的東西全都加一個「原子」來叫它，所以就叫它『原子絲襪』了。這一種襪子是由船員走私進口，或有親友從國外偷偷帶回來才有的。

我的姑姑出國二十幾年，第一次由日本回臺探親的時候，雙腳套了十幾雙玻璃絲襪，回來送給親友的，我看她一雙雙的脫下來送給我們的時候，覺得很感動，又好笑。在市面上原子襪有人賣，但是價錢很貴，它是新的產品，品質很差，大家穿破了捨不得丟，就拿去給補絲襪的補一補再拿來穿的。」

除了原子燙、原子襪這兩個現在已不怎麼使用的名詞之外，我們常會用到的「原子筆」，其名稱來由的說法之一，就是廠商把原子筆引進香港時，因為尚無中文名稱，故使用「原子」這樣有高科技意象的名詞稱之。雖然原子筆跟原子彈並沒有任何關係，但無論如何，「原子筆」從此成為臺灣人廣泛運用的詞彙，流傳至今。

總結

自1945年原子彈出現在戰場之後，其巨大的威力撼動了全世界，也震懾了人心。從此，原子彈就跟全球政經局勢和個別國家的發展野心脫離不了關係。儘管當年轟炸日本的原子彈和台灣這塊土地並沒有直接關連，但其影響力仍以各樣的方式，留存在臺灣、或臺灣人的歷史和文化裡。不論我們如何看待它，正面或負面，這些連結與時代的記憶都將不會消逝。

參考資料：

• 一束斷髮、幾封書信、一紙「因空襲而死亡」的證明：1945 年，在長崎原爆中喪生的臺灣青年
• 長崎原爆後，一封發往新竹的電報與一位25歲的臺灣醫學生
• 彭明敏（2017），《自由的滋味》，玉山社。
• Hans M. Kristensen (2008), Nukes in the Taiwan Crisis.
• 台灣研究用反應器爐體除役之規劃研究
• Plutonium-239 – Wikipedia
• 王丰（2015），《刺殺蔣介石: 美國與蔣政權鬥爭史》，時報出版。
• 原來臺灣也曾發展過核彈：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 核廢料放在桃園 核研所認了6次氫爆
• 潛伏國防部二十年的臥底
• 台灣具擁核武潛力？　揭密「核彈國造」歷史
• 【核武特工張憲義】叛逃科學家的愛國者遊戲
• 官方查無真相 輻射污染事件成謎
• 《核彈MIT》被遺忘的TRR
• 台灣核武「終結者」：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 諾貝爾和平獎與龍潭核廢料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你願意當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嗎？

如何維護世代正義，正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臺灣也不例外，過去幾年，我們面臨核能去留、藻礁保育、淨零轉型、18 歲公民權等關乎未來環境與國家發展的議題。要不要守護未來世代？多數人都會說要！但如果守護的代價必須犧牲部分利益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政治學研究所冷則剛研究員、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黃寄倫副教授，從多國設立未來委員會與相關制度的經驗，分析世代正義的政策意涵，更為臺灣找出化解問題癥結的關鍵。

「世代正義」是什麼？

什麼是「世代正義」？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 年發布的《布蘭特報告》（Brundtland Report）中，有關永續發展的定義即提出對世代正義的關懷：

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代的需求，且不致危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換而言之，世代正義要守護的未來世代，主要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人類。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冷則剛指出關鍵的衝突點。由於未來世代尚不存在，很難為沒有主體的群體主張權利。然而未來世代的命運會受到當代人群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數國家就此主張：我們有守護後代子孫永續長存的義務。

冷則剛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用廣義的角度來看，或許將已出生、但還不具備公民權的兒少也納入未來世代，是較能說服人們的說法。

以核能去留問題為例，我們可從中體會現今政策對未來世代的深遠影響。核能發電帶來穩定的電力、低廉的電價，卻也產生核廢料處置及核電廠工程風險評估問題，成為未來世代需一肩扛起的重擔。但是未來世代無法為自己表達意見，有賴當代公民為其做出適當的選擇。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黃寄倫表示，世代正義是放諸多國皆有的問題，因民主制度本身與世代權益存在根本矛盾。當代人群對於保護未來世代的「誘因」不足，雖然守護未來世代在道德上很合理，但政治人物會為了「選票」而優先處理當前問題，形成為人詬病的政治短視缺陷。

那麼，我們能否設計出因應此缺陷的監督機制？來看看其他國家如何在體制內設計守護未來世代的機制。

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各國的選擇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早在 1992 年就提出「未來世代監察員」（Ombudspers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與「未來世代守護者」（Guardi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運作架構，用來監督會影響未來世代福祉的政策制定、決策及執行狀況。接著，開始有國家在體制內設立「未來委員會」（Future commission），針對相關議題提供充分且易懂的資訊，並改善民眾與政府的溝通管道，讓大眾在做決策時有參考依據。

在設立未來委員會的國家當中，芬蘭、以色列是較為先進的代表，而鄰近臺灣的日本、韓國雖未設立未來委員會，但在國家政策中已開始關心未來世代的權益。

● 芬蘭未來委員會：跨部會的諮詢智庫

芬蘭議會從 1993 年開始運作未來委員會，由 17 名議員組成諮詢智庫，主要職責為與政府部門溝通協商會影響未來世代的政策，包含：能源發展、人口變遷、基因改造作物、資訊科技對高齡者影響等政策。此外，委員會需研擬新政府 4 年任期內的「未來遠景報告」，針對未來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策略提出建言，檢視與分析各項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 以色列未來委員會：擁有審議權的監督機關

以色列則在 2001 年成立未來委員會，每 5 年為一屆委員會的運作週期，關注自然資源、教育、健康、科技等政策。特別的是，委員會不只是提供諮詢服務的智庫，還能提出法案、調查或調解爭議案件，對於立法者更擁有議案否決權。不過，以色列政府在 2011 年宣布，因經費因素，決議終止委員會的任務。此一委員會短短 10 年即走入歷史。

● 日本的做法：世代正義納入法律保障

日本並未設立未來委員會，而是將未來世代的權益納入法律保障。日本憲法明確規定：「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人權，應是賦予人民與『未來世代』擁有永恆且不可侵犯的權利。」2015 年，日本政府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 20 歲下修至 18 歲，賦予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謀取未來福祉的權利。

各國世代正義監督機制的共通點為：在功能上，多是跨領域的智庫，形成超越黨派、跨部會的協商平台；在組織上，多在國會中設立，能監督政府施政、與社會大眾溝通。

臺灣的政黨鬥爭：核能公投帶給我們的反思

在討論臺灣如何守護世代正義之前，我們先來釐清臺灣的政治現況。從核四公投即可發現，政黨之爭是導致未來政策懸宕不前的原因之一。各陣營通常只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闡釋意見，最後演變成訴諸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事實上，擁核或廢核各有其立論基礎，關鍵在政府應該去創造一個讓人民能理性討論的空間，充分了解選擇或放棄核能的優缺點為何？要付出什麼代價？

以南韓的核電廠公民審議為例，時任總統的文在寅於 2017 年上任後，原先承諾停建的核電廠新古里 5、6 號機組，因工程只進行三成就花費高達 1.6 兆韓元（新臺幣約 367 億），決定推動公民審議，交由全民決議是否停建核電廠。在三個月內，南韓政府在全國進行隨機電訪，最終抽出 500 位公民代表，並經歷數場諮詢委員會、公開座談會、電視討論會，以及公民代表與未來世代（高中生）的討論會等。最後，進行三天兩夜的最終綜合討論會，得出公民審議結果。

在充分討論後，最終有 59.5% 公民代表決議恢復核能機組的建設計畫，但也有 5 成民眾希望逐步降低核能發電比例。因此南韓政府決定續建核電廠，也強調未來會朝階段性減核目標邁進，並提出能源轉型路徑。

南韓沒有公投法，只能由政府發起公民審議。反觀臺灣，我們有發起公投的機制，但理性且務實地決議未來政策卻相對不足。冷則剛認為，臺灣的公投問題出在科學論述不足，優缺點未正反並陳，政黨之爭模糊了議案焦點。他提出質疑，難道年輕人真的都反核嗎？高齡者真的都擁核嗎？不同世代的意見應該是多元並進，而不是彼此敵視。如何從立場爭執、世代衝突，轉而共同為未來發展理性討論？是臺灣社會需反思的課題。

納入兒少意見：18歲青少年的公民權

如果將 18 歲以下、未取得公民權的兒少視為廣義的未來世代，怎麼在公民表決時納入兒少意見，成為少子化時代下尊重未來主人翁、落實世代正義的關鍵。目前已有多國選擇下修公民投票年齡，讓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 2015 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南韓也在 2020 年依據《公職選舉法》，紛紛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8 歲。尼加拉瓜、奧地利、曼島等部分國家甚至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6 歲。

臺灣在行政院與各縣市設有青年諮詢委員會，但都著重在意見諮詢，決策上並無強制力。直到 2022 年 3 月 25 日，立法院才通過 18 歲公民權修憲案，明定國民年滿 18 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權。此案將在同年 11 月 26 日舉行公民複決，這也是我國史上首次交付公民複決的修憲案。

對於下修公民權年齡，冷則剛舉雙手贊成，青少年也是廣義的未來世代，他們的想法應該被重視，而這也是臺灣處理世代問題的具體展現。黃寄倫則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將世代正義的理念推廣出去，讓政治人物嗅到民意的新風向，進而提出更多有益世代正義的政策。

台灣的未來：公民意識的覺醒

面對世代正義問題，借鏡國外經驗，臺灣還可以怎麼做？冷則剛、黃寄倫建議在立法院內成立「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喚醒全民與執政者守護未來世代的意識，進而監督與協調各部會的施政，撰寫白皮書建議長遠的政策方向。同時，成立與人民共享的資訊傳遞平台，交流並觸發更多有建設性的想法。

世代正義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當務之急，有賴觀念、文化與制度的相互配合。冷則剛認為，在實踐世代正義之前，必須先培養三項民主素養：

公民意識覺醒、科學理性討論、世代之間共學

如果公民沒有意識到問題癥結，也沒有多元且充足的參考資訊，可能會被政治力量影響判斷，演變成世代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世代之間如何相互學習、尊重、攜手守護未來世代？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前所未有的飛躍邁進，得以掌控地表一片又一片的領土，建立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在財富和教育上遠不及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北部的鄰居；英國只是位於西歐邊陲的落後地方。英國是農業封建社會；政經權力由少數菁英把持；十七世紀初，許多經濟部門經皇家敕令由貴族壟斷。英國因為缺乏競爭和自由企業，被壟斷產業在開發新技術上成果極為貧乏。

英王也像許多其他統治者一樣敵視技術變革，阻撓國家技術進步。有個很著名、也很諷刺的例子，與英國紡織業起步被延誤有關。

一五八九年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拒絕給予牧師兼發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編織機專利。她擔心這個發明會傷害各地手織工行會，造成工人失業，以致引起動盪。威廉．李遭英國女王拒絕後遷居至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很樂於給予他想要的專利。直到幾十年後其弟回到英國銷售這種尖端技術，它才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基石。

英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光榮革命！

不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統治體制經過徹底改造。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力求鞏固君主專制，又信奉羅馬天主教，引發強烈反彈。反對派找到的救星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是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多個新教郡的執政官（stadtholder）（也是詹姆士二世長女瑪莉〔Mary〕公主的夫婿）。反對派力促威廉奪取英國王權，威廉響應其號召，罷黜岳父，登上王位，成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國王威廉三世。

這次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理由是被誤認為相對少的流血事件，卻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平衡：威廉三世是外來的，在英國國內缺乏支持勢力，威廉三世高度依賴國會，詹姆士二世則非如此。

編按：「廢除英國皇室獨大的權力後，錢錢終於不會都被國王沒收（享受）了！」

一六八九年威廉三世批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國王終止國會立法的權力，國王未獲國會同意也不得徵稅和動員軍隊。從此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國會開始代表較廣泛的利益，包括逐漸興起的商人階級。英國也建立各種包容式體制，以保護私人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推廣機會均等和經濟成長。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積極廢除壟斷。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授予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獨占非洲奴隸買賣，當時它和許多公司頓失獨占權。國會也通過新立法，促進成長中產業的競爭，瓦解貴族的經濟利益。尤其國會降低工業熔爐稅，提高土地稅，而地主大都是貴族。

這些改革在當時獨見於英國，形成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誘因。以西班牙為例，國王積極維護對跨大西洋貿易利益的掌控，經常用來資助作戰和奢侈享受。相形之下在英國，跨大西洋原料、商品、非洲奴隸等貿易的收益是由廣大的商人階級共享，所以收益大半投入資本累積和經濟發展。這些投資為工業革命空前的技術創新奠下基礎。

當時英國的金融制度也改頭換面，為經濟發展更添助力。威廉三世採用其祖國荷蘭的先進金融體制，包括證券交易所、政府公債和中央銀行。有些改革是擴大授信範圍，非貴族企業家也能借到款，並鼓勵英國政府在平衡支出與稅收上更加自律。國會取得對公債發行的更強大監督權，而公債持有者，即借錢給政府的人，得以派代表參與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過程。於是英國在國際信用市場的公信力提高，相對於其他歐洲王國，借貸的費用也降低。事實上，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或許更早前的體制改革曾助其一臂之力。

編按：體制的不同使英國在黑死病後與東歐國家逐漸分歧。

如第二章曾提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使不列顛群島失去近四○％居民。因此造成的農工不足，增加了農奴討價還價的力量，迫使貴族地主提高佃農的工資，以防止他們由鄉下遷居都市。

如今看來，黑死病給了封建制度致命一擊，英國的政治體制因而變得更包容，少壓榨。那些體制促成政經分權化，鼓勵社會流動，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創新並參與創造財富。反之，東歐在黑死病過後，由於封建體系更嚴酷，都市化程度較低，加以西歐對農業產量需求增加，反而強化控制土地的貴族階級及其榨取式體制。換句話說，在黑死病爆發前，東西歐原本或許不重要的體制差別，在疫情後卻是分道揚鑣，使西歐走在與東歐大不相同的成長軌道上。

衰微的行會促進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英國的手工業行會相對較弱勢，這也有助於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某些體制變革。歐洲各地都有的行會，是由某種行業的技術工匠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保護會員利益。行會經常運用本身獨占的力量壓制企業家精神和技術進步。

例如十五世紀晚期巴黎的抄寫員行會（Scribes Guild），成功阻止第一台印刷機進入巴黎達將近二十年之久。

一五六一年紐倫堡的冰銅車工行會（Red-Metal Turners Guild）向市議會施壓，阻止當地銅匠漢斯．史白希（Hans Spaichi）散布他發明的強大車床，後來更揚言，誰敢用這種新生產技術就要坐牢。

一五七九年但澤（Danzig）市議會下令，把發明新織帶機而威脅到傳統織帶工的人偷偷淹死。

十九世紀初，法國織布工行會一群憤怒的暴民，向約瑟夫－瑪麗．雅卡爾（Joseph-Marie Jacquard，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四）抗議。雅卡爾發明了創新的織布機，靠一系列打洞的卡片運轉，後來最早的電腦受這種技術所啟發，以此方式輸入程式。

但在英國，行會的勢力沒有歐洲那麼強，部分原因在於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重建迅速且大致未受管制，加上其他地方的市場快速擴張，以致對工匠的需求超出行會所能提供。行會弱勢，國會便易於保護和助益發明者，英國實業家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採用新技術。

多虧這些體制改革，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受到商人和企業家的各種利益所影響，而非以土地菁英的利益為主，菁英決意阻擋技術進步以延續個人權力。就此而言，英國當時已成為世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而其他西歐國家迅速跟進。於是根深柢固的力量將整體的人類帶往馬爾薩斯世的終點，來到成長時代的邊緣，就在人類物態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之際，這些制度的發展，配合以下即將探討的其他因素，英國成為特別適合技術快速發展的沃土。

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以及朝鮮半島兩個經濟體的分歧，顯示出體制對發展與繁榮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然而這些特別戲劇化的例子是例外還是常態？在歷史過程中，當體制逐步演進時，是體制變革影響經濟繁榮，還是經濟繁榮導致體制變革？又或者是某些其他因素，造成這兩者間明顯的關係？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