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挑選了這本書：
談到 1960 年代最膾炙人口的科學計畫，阿波羅登月計畫肯定榜上有名。但多數人難以意識到今日我們蔚為風潮的許多行銷手法，包括「內容行銷」、「網紅網美」、「實況直播」，當年 NASA 為了募集計畫的資金與人力，早就全都用上了。
《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告訴你科學、行銷、公共關係其實密不可分，NASA 為這個「人類的一大步」、以及讓你知道有這一步所做的事，比你想像的多太多了！

登月之後，對奔月故事退燒

對新聞界來說，後來的阿波羅任務證明是一大挑戰。新聞記者都很清楚讀者和觀眾的興趣正快速消退，電視網大幅縮減播報時間，儘管 NASA 提供了比以前好很多的實況電視影像。「等我們登陸月球後，發現那裡空無一物，它變成了地質學報導。」為《路透社》（Reuters）和《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報導阿波羅月球任務的布倫說：「那只不過是個岩石處處的空曠地方，而相較於首次登陸月球的冒險故事，地質學報導一點也不刺激。」

NASA 的公共事務官員極力嘗試推銷阿波羅科學成就，以及承包商科技創新的幕後故事。為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採訪後期阿波羅任務的資深記者莉蒂亞．杜托（Lydia Dotto）回憶道：「儘管他們極力嘗試，科學方面的故事對公關真的幫不上忙。大多數人真的不在乎他們是否從月球多帶回另一袋石頭。」

「沒有別的辦法，NASA 似乎也知道。NASA 很用力推幕後故事，我在阿波羅計畫結束後，在我工作的醫療刊物上發了一篇長文，但這些幕後故事根本毫無價值。這類故事還是不斷推出，根本不管用。」布倫回憶道。
「火箭發射還是很壯觀就是了，但我仍然無法引起我朋友們的興趣。我告訴他們應該去親眼目睹農神五號起飛，他們會回答：『誰在乎？』」

最後一次農神五號升空展開奔月之旅是在 1972 年 12 月 7 日清晨，那是世界威力最大的火箭唯一一次在晚上發射。在場的羅格斯登記得那是「一次令人驚歎的經驗」，混合了「憂傷的感覺，因為一個偉大的計畫，阿波羅飛向月球的旅程即將告終……沒有強大的輿論呼籲繼續飛向月球或開始奔往火星……到了阿波羅十七號時，大眾對太空計畫已有一點疲乏，準備轉向別的東西了」。

另一位在那個寒冷的 12 月晚上目睹發射的人是社會哲學家、文化批評家兼詩人威廉．湯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他受到從太空看地球的阿波羅照片啟發而寫道：「恢復我們已失去的宇宙方向感，可能會被證明比農神五號火箭的設計更有歷史意義。」

「上過月球了，然後呢？」沒有妥善回答未來的願景

搭乘阿波羅十七號在夜間飛上太空的塞南表示，NASA 可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新聞媒體是這麼說的：『我們已上過月球，接下來該怎麼做？我們做到了，而且很輕鬆就做到。那麼現在往哪走，哥倫布？』」

帶著壓抑的挫折感，這位持有「最後一個上月球的人」頭銜比他預期久的太空人，審慎地談到美國不願意重返月球是美國和人類的損失。塞南和施密特在完成任務二十年後的口授歷史錄音中，回憶美國放棄這項計畫說：「當年還在上文法課的孩子，現在就是今日將重返月球和飛上火星的人，我們已經停滯了一世代之久。我實在不想再談到這件事。」他欲言又止地又說：「坦白說，時至今日我對我們有點失望，我發現我們真的沒比當年進步多少。」阿波羅十七號登月艙駕駛員施密特插嘴道：「我們不進則退。當時至少我們有一套技術基礎，現在我們得重建它。」

同樣的憂慮反映在 1971 年 8 月 12 日溫柏格的「致總統備忘錄」中，他在這份由當時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喬治．舒茲（George P. Shultz）呈給總統的備忘錄中，為保留阿波羅十六號和十七號的預算請命說：「萬一日後決定重新啟動部分長程計畫，在長期停頓後要重新組織 NASA 團隊將極其困難。」對馮布朗和一些深知 1970 和 1971 年華盛頓所作決策帶來長期影響的人來說，這些跡象意味一個時代正快速接近尾聲。

NASA 未能說出阿波羅之後的明確願景，是行銷上的一大失敗。四十年後回顧，許多當時在場的人回想那個錯失的機會。「我們都以為太空計畫才開始，它會永遠持續和成長。」阿波羅十二號登月艙駕駛員、也是第四個漫步月球的人賓恩（Alan LaVern Bean）回憶道。「所以既然歷史潮流與我同行，我們何需擔心行銷？人們會繼續支持，我們一定會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我們會上火星。只要想出如何做到，我們就能辦到。我們不需要說服任何人喜歡太空計畫，因為我們喜歡它。」

正如成功的消費產品，沒有人能保證成功永遠持續。事實上，扭轉產品生命週期不可避免的下滑是行銷人員最艱困的工作。就像無數未能重振褪色品牌雄風的產品行銷者一樣，NASA 沒有克服阿波羅十一號極度成功後的興趣消退。

登月熱潮消散，但對科技的影響持續到今日

美國從 1970 年代初期以後的科技進步對阿波羅結束後半世紀的影響甚鉅。雖然進一步研發大型酬載載具的進步並未超越農神五號太多，雷神製造的阿波羅指揮艙導引電腦（可能是當代最複雜的可攜式電腦）和二十一世紀的掌上智慧手機的比較實在令人驚歎。阿波羅導引電腦有 2k 記憶體，唯讀儲存記憶體為 32k。1970 年代末賣給消費者的最早期桌上電腦，運算能力是阿波羅導航電腦的八倍。阿波羅導引電腦與之後半世紀製造的智慧手機經常被人比較的是，兩者包含的記憶體就好像一疊撲克牌和疊到有如帝國大廈高度的撲克牌。

實現二十一世紀數位革命的那一代美國夢想家，在阿姆斯壯踏上月球時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從史普尼克一號發射後那個年代學校開始強調的科學與數學教育中獲益。在他們上中學時，許多人接觸了與大學大型電腦主機連接的終端機，當這些電腦主機不執行與支援美國太空計畫相關的程序時，便可供高中的電腦愛好者使用。他們在成長時目睹合作把人類送上月球的方法，因此而能了解他們生活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許多人閱讀克拉克的《未來的輪廓》（Profiles of the Future）之類的書，這本發行於 1962 年的書預言許多新奇的事務，包括一個可以輕易取用的全球圖書館，裡面存放全世界的資訊。（克拉克寫的全球圖書館和超級電腦網絡，是他和其他未來學家 1970 年 7 月在瓦勒普斯島開祕密會議討論的主題之一。）1962 年，克拉克預測全球圖書館將在 2005 年出現，實際上類似的工程比這個時間早約十年開始。

賈伯斯、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成千上萬改變我們今日生活、遊戲、思考的人，在美國太空計畫的全盛時期成長，伴隨那段期間的是教育、科學、科技的支出大增。基本上，數位時代夢想家也屬於阿波羅世代。

在阿波羅結束緊接下來幾年，三次載人天空實驗室任務（1973到1974年）和 1975 年的阿波羅－聯合（Apollo-Soyuz）測試計畫，只吸引冷淡的大眾興趣。同樣的，電視報導很少，即使是在首度載人天空實驗室飛行的頭幾天，太空船在展開時受損而有過熱之虞，機組人員執行太空漫步以修復太空船的時候。

太空冒險透過科幻故事重回生活

下一波美國人對太空的興趣大幅升高是在 1977 年夏季。一部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內部許多人不看好的電影，卻造成一股流行文化現象，終至改了後來幾十年美國電影產業的方向。《星際大戰》重拾 1930 年代《飛俠哥頓》系列純冒險和庸俗風格的幻想電影，但加入最新的特效和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配樂。

在喬治盧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的宇宙，漫長的無重力旅行和蒐集岩石樣本完全不重要，全世界的觀眾跟隨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在遙遠銀河系的冒險，再度體驗到凡爾納和他的科幻小說傳人描述的星際旅行帶給世人的冒險、浪漫、驚悚。這是後來幾十年他們選擇一再重回的外太空，最後這場冒險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收藏在你的口袋裡，傳送到你手中。

參考資料：

• Mark Bloom,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January 13, 2012.
• Lydia Dotto,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January 20, 2012.
• Bloom interview.
• “Is Another Moon Mission Written in the stars?” NPR Morning Edition December 7, 2012.
• People, op. cit., introdution.
• Gene Cern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February 24, 2012.
• Apollo 17 Lunar Surface Journal, NASA, 1995.
• Caspar Weinberge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op. cit.
• Alan Be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 November 20, 2012.
• Paul Dickson, Sputnik: The Shock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1, p.201.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7年12月選書《登月大作戰：NASA 動員 6 億人的行銷實錄》，行人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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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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