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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顱相學:人不可貌相是諺語,還是真的有根據?—《醫療現場的46個震撼奇想》

時報出版_96
・2017/01/30 ・355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8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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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面相,中西方有不少相似的諺語,例如「人不可貌相」 英文是「Never judge by appearances.」或者「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諺語歸諺語,雖然提醒我們不要以貌取人,但這還是大家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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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貌相」是眾人皆知的道理,但是這還是大家的通病。圖/By chris riebschlager @ flickr, CC BY-NC 2.0

例如北捷殺人事件後,有位略懂「面相學」的網友就有如下評論:「鄭捷是很典型的三角眼型下三白眼,這種人的面相加上後天環境與教育,不是成為大企業級總字輩或各種領域的專業達人,就是變成前無古人、極惡無道的罪犯!」

而關於三白眼,這位網友又說:「三白眼的人個性剛強,自尊心高,而且幾乎都愛憎分明,為信念常能奮不顧身,甚至捨身忘死……以他性格,很可能成為熱愛冒險的極限運動家,或是因為渾身散發凜凜之氣,成為一線刑警或軍人,使流氓、混混看到就求饒。」

言下之意是檯面上的大企業家都運氣好,否則他們會是危險人物? 抑或是鄭捷有教化之可能? 而他已經被處以死刑,離開人世了,否則法官看到不知道會不會有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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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都看「面相」

不管你對上述的評論覺得有理或有趣,想必對於中國面相學都有一定聽聞,你可能很好奇,是否在西方的占星術之外,也有相同的學問或理論?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與中國面相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面相學在中國多為職業術士賴以為生的工具,所以一般流行於市井之間,為匹夫匹婦解決人生的困惑。但是在西方醫學史上,類似的面相學卻曾經主宰過「致病」學說,甚至成為犯罪學家不得多得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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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學在中國多為職業術士賴以為生的工具,所以一般流行於市井之間,為匹夫匹婦解決人生的困惑。但是在西方醫學史上,類似的面相學卻曾經主宰過「致病」學說,甚至成為犯罪學家不得多得的利器。圖/By Tom Ordelman, 公有領域, wikimedia commons

西元前巴比倫帝國時,即有所謂 Physiognomonics(姑且翻譯為「體相學」),就是透過一個人的外在特徵,例如額頭、嘴巴、眼睛、牙齒、鬍子或頭髮等,判斷他的天性,大概也屬於「卜筮算命」之流。雖然相同的概念散見於之後的醫學典籍,例如希波克拉底斯與蓋倫(Galan)的著作,不過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證據,更無法與當時流行的「體液學說」契合,因此沒有得到重視。

面相學和醫學為何扯上關係? 那不得不感謝十八世紀末一位住在維也納的德國醫師哥爾(Franz Joseph Gall)。他認為大腦由三十三個管理區塊組成,其形狀決定了每個人的天賦,因此利用頭蓋骨的構造就可以判斷什麼樣的人可能成為謀殺、竊盜或詐騙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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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爾的學說並不見容於當時的奧地利,但是他的門徒史展柏(Johann Gaspar Spurzheim)卻將這套理論發揚光大,並取名為「顱相學」(Phrenology),而且在法國、英國及美國相當受到歡迎,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便成為顯學,甚至使得史展柏可以在愛丁堡公開解剖人類的大腦,再配合各種人類頭蓋骨與面相的組合圖解,以此預知人的生理與心理疾病。一時間,顱相學家帶著圖譜與人體頭像模型穿梭於大小市集中,宣稱可以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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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醫師哥爾認為大腦由三十三個管理區塊組成,其形狀決定了每個人的天賦,因此利用頭蓋骨的構造就可以判斷什麼樣的人可能成為謀殺、竊盜或詐騙的罪犯。他的門徒史展柏將這套理論發揚光大,並取名為「顱相學」。圖/From People’s Cyclopedia of Universal Knowledge (1883)Transferred,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當然這套顱相學並非當時醫界公認的診斷聖經,不過卻被義大利一位軍醫官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應用到犯罪學的研究,成為其享譽國際的法醫學鉅著《罪犯人類學》(Criminal Anthropology)的理論來源。

龍布羅梭一開始只解剖一些死亡的精神疾病患者,想瞭解他們精神異常的結構性成因,可惜努力了很多年始終沒有重大發現。1870 年,他讀到德國病理學家維爾喬(Rudolf Virchow)的研究,認為罪犯的頭蓋骨有其先天特徵,可以做為事前評斷,甚至犯罪後的證據來源。

於是龍布羅梭開始研究義大利監獄裡的罪犯面相,並且解剖一些被判處死刑的盜匪屍體,結果似乎讓他發現了犯罪根源的重要依據,誠如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說:「看到這個頭蓋骨,便如同廣大平原被火紅天空點亮般,我立刻就知道這名罪犯本性的問題……一種隔代遺傳導致他繁衍出原始人類及低等動物的殘忍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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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 6,034 位罪犯後,他做出一些判斷,如下:

.刺客的下巴突出、顴骨分得很開、頭髮細而黑、鬍鬚稀疏、臉色蒼白。

.性侵犯手比較短、前額較窄、頭髮顏色淡、生殖器及鼻子畸形。

.騙子的下顎大、顴骨突出、體重較重、臉色蒼白;而扒手手很長、身高比較高,黑髮、鬍子稀疏;至於搶匪,像是小偷等,頭蓋骨測量不規則、頭髮粗、少見稀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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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布羅梭經由自己的研究,主張犯罪案件為兩種主要型態:一種是「偶然罪犯」,乃是因情勢所逼而犯罪的人;一種是「天生罪犯」,因為遺傳上的缺陷而習慣性犯罪。這些遺傳上的缺陷可以從外觀看出來,最常見的是「手臂長」、「視力敏銳」、「下顎寬大」及「壺狀」的耳朵。

他的理論雖然受到矚目,但也沒成為醫學主流,尤其是罪犯「天生遺傳」的理論,更受到不少抨擊。當時法國的醫學教授拉卡桑(Alexander Lacassagne)更強烈反對,認為社會氛圍才必須負最大的責任,最後逼得龍布羅梭不得不修正理論,不再透過單純的生理特徵來區分「犯罪類型」。

顱相學意外開啟嫌犯辨識技術

不過由於顱相學的研究刺激,開啟了犯罪與人體測量學的研究,而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者,莫過於法國警察局的犯罪書記員貝迪永(Adolphe Bert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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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類學的方法連結被逮捕的嫌犯及過去的罪犯,以此設計了一套「貝迪永人體測量認證方法」,相當成功,雖然貝迪永的方法被許多現代辨識方法(如指紋採證)所取代,但是他的成就仍被認為是現代的「嫌犯辨認技術之父」。圖/By Inconnu, CC BY 4.0, wikimedia commons

貝迪永的父親是「巴黎人類學協會」的主席,專門研究及比較人類頭蓋骨形狀、尺寸,而此時正值龍布羅梭的著作開始流行之際,在家學淵源的影響下,他開始用人類學的方法連結被逮捕的嫌犯及過去的罪犯,以此設計了一套「貝迪永人體測量認證方法」(Bertillon’s 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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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年 2 月 20 日,一位自稱杜邦特(Dupont)的犯人被送到貝迪永面前,透過他的測量數據,以及精心建立的一千多項犯罪紀錄檔案卡系統,他居然認出眼前這位杜邦特,曾經在去年底因為竊盜罪被逮捕過,而且名字是馬丁(Martin)而非杜邦特。貝迪永因此成為巴黎報紙的頭條,而且該年底就成功辨識了五十名不斷換名字的累犯。二年後,法國警方和監獄開始利用這套方法辨別犯罪嫌疑人。

圖/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flickr
圖/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flickr

雖然貝迪永的方法被許多現代辨識方法(如指紋採證)所取代,但是他的成就仍被認為是現代的「嫌犯辨認技術之父」,即便他並不十分重視指紋的特有性。

值得一提的是,貝迪永設計自己的辨識系統時,曾經請求父親的同事——一位比利時的統計學家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意見,而他正是今日被醫界普遍用來評判肥胖標準「BMI 指數」(Body Mass Index,身體質量指數)的發明者。(當初 BMI 的用途,只是為了比較英國軍人與法國軍人的平均身材,和今日的用途南轅北轍。)

從面相學談到顱相學, 還有罪犯辨識的歷史, 讓我想到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 China)一書中,曾經引用塞爾登一段深富哲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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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有用的技藝與學問」領域已各走各的、不相往來;然而每個領域都與別的領域關係密切,不只常借助於相鄰領域,而且透過那層借助,還借助該領域之外的東西。

我們雖然覺得西方醫學歷史裡的「顱相學」可笑,但不能否認它啟發了今日刑案鑑識系統的科學化,是不可或缺的源頭。而我們中國的面相學以及號稱「可以窺知天機」的算命學,現在仍只是各種江湖術士賴以為生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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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胖病毒、人皮書、水蛭蒐集人:醫療現場的46個震撼奇想》,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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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包括文學、人文社科、商業、生活、科普、漫畫、趨勢、心理勵志等,活躍於書市中,累積出版品五千多種,獲得國內外專家讀者、各種獎項的肯定,打造出無數的暢銷傳奇及和重量級作者,在台灣引爆一波波的閱讀議題及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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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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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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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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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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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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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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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與瘋子-《打敗基因決定論》
時報出版_96
・2015/01/05 ・1707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51 ・八年級

老傢伙-0919哈維早已確認愛因斯坦的腦子重量只有一般水準,甚至還略低於常人的平均數字,因此腦子的大小並無法解釋為什麼愛因斯坦為何如此傑出不凡。桑德拉.維特森(Sandra Witelson)與她的共同研究者於一九九九年提出另一種解釋,他們認為,根據哈維在解剖過程中所照的照片看來,某個稱為下頂小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的大腦皮質區域有擴大的情形。(這部位是大腦頂葉的一部分。)也許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天才,是因為他的大腦有某個部分變大了。愛因斯坦本人曾說他通常是以圖像思考,並不是以文字思考;而我們已知大腦的頂葉與視覺及空間思考有關。

法朗士和愛因斯坦的情形隸屬大眾迷戀天才大腦的悠久傳統;十九世紀有些熱衷此道者還保存一些傑出人物的腦子,像是詩人拜倫勳爵(Lord Byron)與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 等;如今他們的腦子還裝在滿是灰塵覆蓋的玻璃罐中,擺在博物館後方的房間裡無人聞問。我發 現「譚」和布洛卡的境遇反而奇妙地鼓舞人心,這位無言的病人和研究他腦子的神經科醫生現在 成了永恆的同伴,因為他們的腦子都保存在同一座巴黎博物館裡。神經解剖學家還保存卡爾.高斯(Carl Gauss)的大腦,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早在維特森對愛因斯坦的天才之 源做出說明之前,這些學者已指出變大的大腦頂葉,用來解釋高斯的天才。

因此,研究大腦特定區域的大小,而非整體大腦的尺寸,並不是什麼新的策略;事實上, 這種方法最初是由顱相學家發明的。這門學問的創立之父高爾於一八一九年發表的論文題目就是:<整體神經系統及特別針對大腦部分之解剖學及生理學,以人類與動物頭部外形判定數種知性及道德傾向之可能性的觀察結果>(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the Nervous System in General, and of the Brain in Particular, with Observations upon the possibility of ascertaining the sever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Dispositions of Man and Animal, by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ir Heads)。高爾認為每一種心智狀態的「傾向」會與相對應的大腦皮質區域大小相關;他還主張頭顱的形狀會反映其內部大腦皮質的形狀,所以可以用來推測個人的傾向,這點更是讓人半信半疑。顱相學在當時大為流行,這些學者會用觸摸頭部隆起部位的方式,來為求助者預測孩子的命運、評估結婚對象,或是篩選求職者。

高爾和他的門生史波茲海姆判定大腦皮質各區域功能的方式,是以各種極端傾向的軼事為依據。如果某位天才額頭很大,那麼智力勢必是位於大腦的前面部分;如果有個罪犯頭部的兩側往外鼓起,那麼顳葉對說謊而言必然相當重要。他們用軼事來為皮質區域定位的方式大多是荒謬的;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顱相學已經成為眾人嘲笑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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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已擁有當初顱相學家只能想像的科技,MRI可以提供大腦皮質區域大小的精確 測量結果,讓我們不必再採用那種觸摸頭部隆起部位的愚蠢方法。研究人員掃描過許多人的大腦後,可以收集到足夠的數據資料,遠遠超過維特森研究愛因斯坦的腦子所得到的祕聞。那麼,這些新派顱相學家究竟發現什麼呢?

他們已經證實智商的確和額葉和頂葉的大小有關;事實顯示,其相關性比智商與大腦整體尺寸的相關性稍微大一點點,符合大腦這幾個部位對智力而言比較重要的想法。(枕葉和顳葉的主要功能在於感官能力,像是視覺和聽力。)然而儘管如此,其相關性還是微弱到頗令人失望的地步。

不過這些研究並沒有完全遵循顱相學的精神;顱相學不僅將大腦劃分為各個區域,也把心智劃分成許多個別的能力。我們都知道數學能力高超的人,往往在言語表達上就沒有那麼厲害,反之亦然。現在有很多研究者對智商及一般智能不以為然,認為這種概念過度簡化;他們比較喜歡談的是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而這其實正和腦子特定區域的大小有關。倫敦計程車司機的右後海馬迴(right posterior hippocampus)特別大,咸認這個皮質區和導航能力有關。就音 樂家而言,他們的小腦會比較大,某些皮質區域也會比較厚。(小腦變大是有道理的,因為一般 認為這個部位對精細的動作技能很重要。)能講雙語的人,則是在大腦左頂葉的下半部有較厚的 皮質。

這些發現雖然都很迷人,但它們只是統計數字。如果你懂得查看細節,就會明白這些大腦區域只是就平均而言稍微大一些而已。所以結論和之前差不多:想要憑藉腦部區域的大小來預測一個人的能力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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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打敗基因決定論:一輩子都可以鍛鍊大腦》,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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