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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澤.邁特納──散發人性光輝的核子物理學家

科學大抖宅_96
・2016/11/07 ・7867字 ・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SR值 537 ・八年級

二十世紀初期,原子核物理獲得飛躍性進展,從確立原子結構、發現同位素、 到核分裂的研究等等,再再改變人類對世界的理解。雖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當時極為罕見,她們的身影依然在近代物理史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其中,有個名字常跟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1]相提並論。

原本無法就讀大學而打算當法語老師的她,幾經掙扎,獲得物理大師波茲曼[2]和普朗克[3]指導,逐漸成為獨當一面的科學家,卻連續多年沒有工作和薪水,連出入研究室都因性別身分備受限制;當事業如日中天,又因猶太人血統必須捨棄一切。她在陌生國度做出畢生最大貢獻,卻因緣際會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同時,她好相處、與人為善、愛好和平,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拒絕參與原子彈研發的核物理專家──這就是核子物理學先驅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

莉澤.邁特納(圖片來源)
莉澤.邁特納(圖片來源

開明家庭和貧乏的教育

在1878年11月7日[4]的維也納,莉澤.邁特納出生於關係親密、作風開明的小康家庭裡,在八個小孩中排行老三。她的父親雖是律師,但興趣廣泛,家裡也常常聚集各色各樣的訪客,好比議員、作家、棋士和律師等;莉澤和兄弟姊妹們,就在這樣多元豐富的家庭環境下長大。雖然莉澤的父母均為猶太裔,但他們從不強加猶太傳統信仰在子女身上,對子女的教育亦十分注重。

莉澤八歲就表現出對數理的愛好,然而在十九世紀末的奧地利,給女孩的學校教育只到國中為止,相當貧乏,不僅無法和大學課程銜接,當時大學也不讓女性入學。即使莉澤展現了科學天賦,也不可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因此,莉澤原本打算畢業後安分當個法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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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得名師

從1897年起,奧地利大學逐一敞開各學院的大門,女性只要通過高中同等學力測驗便可入學。莉澤為彌補遺漏的課業,接受了兩年密集家教;很幸運地,數學和物理老師正巧是維也納大學講師,有時會將大學裡的實驗器材拿來展示──這不但是難得的機會,也在莉澤心中留下深刻印象。1901年,23歲的莉澤從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奧地利稀有的女大生。

莉澤大二的時候,曾一度擔任維也納大學教授的知名物理學家波茲曼回到維也納授課,聽眾擠爆會場,連報社都派了記者出席。莉澤事後回憶:「他的講座是我聽過最傑出、最激勵人心的。他對教給我們的一切,都抱持相當大的熱情,每次我們聽完離開都感覺到全新、驚奇的世界就展現在眼前。」

到1906年波茲曼悲劇的自縊[5]為止,莉澤足足有四年時間得以面對面感受這傑出物理學家對科學的熱愛。她深深受到波茲曼影響,終其一生都將科學事業視為追尋真理的艱苦奮鬥;甚至,因為波茲曼助理的啟發,讓莉澤選擇了原子核物理的道路。

波茲曼(圖片來源)
波茲曼(圖片來源

柏林的良師益友

1906年,莉澤得到博士學位。當時,她唯一的出路只有中小學老師一途,但那不是她想要的──她希望更深入地理解物理學。隔年,莉澤來到柏林進修,除了溝通方便、以及波茲曼長年旅居德國的因素之外,更為了大名鼎鼎的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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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大學雖然不收女學生,但普朗克慷慨答應了莉澤旁聽的請求,心中卻也不禁懷疑這個小女生的能耐。莉澤在回憶錄裡表示:「他很親切地接納了我,不久後還邀請我到他家。第一次前往拜訪時,他對我說:『但妳已經是博士了!妳還希冀什麼呢?』我回覆,希望能更真確理解物理,他只講了些場面話,沒有繼續深入話題。我自然認為他對女學生沒有太高評價,而在當時,人們大概也是這麼想。」[6]

普朗克對女性發展物理專業雖然有所保留,卻很歡迎莉澤拜訪。尤其,普朗克音樂造詣極佳,一群人往往在普朗克家辦起小型音樂會;普朗克彈鋼琴,訪客們拉小提琴──愛因斯坦也是這社交活動的常客兼合奏者。

普朗克是繼波茲曼之後,對莉澤產生重要影響的物理學家,後來亦成為她的良師益友。莉澤在柏林的艱困生活,幸得普朗克溫暖支持;此外,她也和普朗克兩個女兒發展出極佳的友誼。莉澤雖本性含蓄,對交友卻很有一套;她在柏林認識了一群年輕物理學家,都喜好音樂和戶外活動,並成為終生的朋友,例如日後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法蘭克[7]和馮.勞厄[8]。馮.勞厄曾經表示,因為莉澤的善良和體貼,才讓他從某些無法原諒自己的情緒裡釋放出來;他不但珍視和莉澤的友誼,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也常和莉澤互相支持、打氣。

普朗克(圖片來源)
普朗克(圖片來源

研究夥伴和性別限制

在普朗克的私人音樂會裡,還有另一位參加者──1906年才離開拉塞福[9]研究團隊回到德國的奧托.哈恩(Otto Hahn)[10]。他熱愛交際、不拘禮數,沒想太多就邀莉澤一起進行放射性研究。剛來到陌生國度的莉澤,在人際關係上顯得相當害羞,但她很快就發現哈恩會是未來寶貴的同事兼朋友,她說:「哈恩和我年紀相仿、非常不拘小節。我察覺,不管自己需要知道什麼都能夠盡情詢問他。更何況,他在放射性領域聲譽卓著;我相信他能教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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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對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組合就這樣開始了;他們在同一研究所合作了31年。然而,他們之間從未有過愛情火花,不會一起吃飯、散步,整整有十六年都以「哈恩先生」和「邁特納小姐」尊稱對方。

合作關係中的兩人,地位相當不對等。哈恩在柏林大學化學研究所擔任助理,莉澤卻連建築物大門都進不去──研究所所長費歇爾[11]擔心長髮容易引發火災,嚴格禁止女性出入。在哈恩苦心勸說下,費歇爾才勉為其難讓莉澤在地下室、有獨立出入口的房間工作;莉澤不但無法踏足其他地方,連研究所的廁所都不得使用,只能到街上餐廳借廁所。對化學研究所而言,莉澤只是個不存在的人;一直要到1909年德國開放女性就讀大學,莉澤才得以自由出入,化學研究所也才終於有了女廁。

從谷底翻身

莉澤待在柏林的頭五年,發表將近20篇論文(大多是和哈恩合作撰寫),這段期間她不但沒有職位,也沒有薪水,僅靠父母的微薄資助過活。1912年,柏林近郊的威廉大帝化學研究所[12]成立,哈恩受聘為研究人員,並擔任放射性小組的組長。直到這時莉澤才終於得到第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擔任普朗克的助手,給學生考卷打分數。此時的莉澤,仍處在學術巨塔的最底層。

隔年,莉澤獲聘為威廉大帝化學研究所正式員工後,又得到布拉格的工作(還有升遷的機會)。研究所主管費歇爾從普朗克那兒獲悉此事,以薪水加倍慰留莉澤;儘管如此,職稱和哈恩相同的莉澤,薪水卻還是比哈恩低了許多。無論如何,莉澤終於開始步上軌道,她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到:「我全心全意喜愛著物理,我無法想像它不在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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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鏷與建立聲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哈恩被軍隊的研發單位徵召,莉澤則志願擔任奧地利軍操作X光的護士,照料在前線嚴重受傷的士兵。1916年,莉澤回到柏林繼續研究工作,並在隔年得以組織自己的團隊;如果不計入哈恩的結婚加給,現在她和哈恩是同一薪水等級了。

戰爭期間,哈恩只能偶爾休假返回柏林,所以基本上,大多時候莉澤都是獨自工作。皇天不負苦心人,努力最終得到回報──他們成功分離並辨識出新元素「鏷」[13],並在1918年的論文中發表這項成就。

1920年代,莉澤另闢途徑,將研究重心轉向蓬勃發展的核子物理領域,跟哈恩專長的放射性化學區分開來。雖然這個選擇是基於科學考量,但對她的專業也有好處:少了哈恩的光芒,莉澤才得以樹立自己獨立科學家的身分。這段期間,莉澤靠著自己的研究工作,逐漸躋身世界一流科學家之列。因為她和哈恩的貢獻,使得威廉大帝化學研究所受到全世界的廣泛認可。

莉澤敲開了女性參與科學界的大門,先是獲聘研究所教授一職,又於1922年得到柏林大學特許任教資格,是最早的女性編外講師[14]之一;1926年,她擔任柏林大學兼任物理教授,成為全德國屈指可數的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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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柏林舉辦的「小人物論壇」(Das bonzenfreie Kolloquium )合影。相片中人包括哈恩和萬綠叢中一點紅的莉澤,未來幾乎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學家 。(圖片來源)
1920年在柏林舉辦的「小人物論壇」(Das bonzenfreie Kolloquium[15])合影。相片中人包括哈恩和萬綠叢中一點紅的莉澤,未來幾乎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學家[16]。(圖片來源

逃離德國

納粹在1933年掌權後,莉澤旋即被柏林大學免職,連柏林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都不得參加;雖然研究所的工作保住了,但全德國風聲鶴唳,許多猶太科學家都被迫去職,莉澤也不由得開始思考離開德國的可能。只不過,莉澤從德國白手起家至今二十餘年,好不容易有了一點成就,並建立自己的團隊;五十幾歲的她,想到要離開團隊和合作無間的夥伴,再次到陌生國度從頭來過,怎麼樣都下不了決心:「我的小組是從無到有、自己一磚一瓦成立的,可說是我畢生心血。對我來說,要拋棄它是格外地困難。」

莉澤是奧地利公民,加上普朗克、馮.勞厄和哈恩是反對納粹的,某種程度上還能保護她,但隨著1938年3月德奧合併,她被解僱是遲早的事了。哈恩因為莉澤,長期遭到納粹支持者攻擊,這下子他也無法再承擔那股壓力,不得不要求莉澤離開。「他可說是把我拋開了。」莉澤在日記寫著。

莉澤和哈恩,攝於1935年左右(圖片來源)
莉澤和哈恩,攝於1935年左右(圖片來源

莉澤被迫離開,卻連可用的護照都沒有;納粹也早已發布禁令,禁止任何技術/學術人員離開德國。她的國外朋友們想方設法運用各種管道,要將莉澤救援出來。為了莉澤的逃亡計畫,研究所所長德拜[17]用暗語寫了訊息給荷蘭物理學家科斯特(Dirk Coster),請他火速趕來柏林;七月,莉澤草草收拾細軟,只帶了兩個小行李箱和十馬克、以及哈恩在道別時塞給她作盤纏的鑽戒,與科斯特到達荷蘭與德國交界──科斯特早已將邊境守衛打點好,解決了出入境的難題。

諾貝爾物理研究所

雖然莉澤暫時安全了,事情卻未塵埃落定;一旦德軍攻占荷蘭,逃亡情節就要再度上演。在大名鼎鼎的丹麥物理學家波耳安排下,1938年8月1日,莉澤赴任由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物理研究所倉促安排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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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接待莉澤的是物理學家西格巴恩[18]。因為研究領域相近,莉澤原本以為西格巴恩會歡迎她的到來;怎知,比莉澤年輕八歲的西格巴恩,研究風格與莉澤迥異,既沒有邀請莉澤加入研究團隊,也沒有任何資源給她──對西格巴恩而言,莉澤可能不是很有價值的合作者。莉澤雖然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但沒有人手、沒有設備、沒有技術支援、甚至連鑰匙都不齊全──情況跟她當初在德國地下室的時期像極了。

瑞典學院(Svenska Akademien)支付給莉澤的薪水相當微薄,她在德國的帳戶也被凍結,無法提領。莉澤只能借錢度日,並和哈恩密集通信,一方面討論研究,另一方面互吐苦水。

核分裂的誕生

同年稍晚,哈恩和才加入化學研究所沒幾年的史特勞斯曼(Fritz Strassmann)以中子撞擊鈾,得到了鋇(Barium)──這下子讓哈恩傷透了腦筋。根據當時理論,若以中子撞擊鈾原子核,頂多使鈾原子核釋出少數質子,並變成較輕一點的元素(例如鐳),沒想到卻出現比鈾要輕太多的鋇!似乎鈾原子核被中子撞得分裂了,這怎麼可能?哈恩就像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轉而詢問莉澤是否有辦法解開謎團。

1938年12月,莉澤和同為物理學家的外甥傅里胥(Otto Frisch)來到瑞典西海岸渡假。在雪地裡,莉澤緊跟著滑雪的傅里胥,邊走邊思考哈恩的實驗結果,想法也逐漸成形。理出頭緒後,他們就地坐在樹下,利用手邊的小紙條做計算,檢驗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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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幾年前,年輕物理學家伽莫夫(George Gamow)提出液滴模型(Liquid Drop Model)[19],將原子核形容成水滴;如同水滴靠表面張力凝聚,原子核內部也存在某種內聚力,能夠將質子和中子結合在一起。莉澤和傅里胥發現,鈾原子核內部的電磁斥力相當強大,幾乎足以將凝聚原子核的力全數抵銷──鈾原子核就像極度不穩定的水滴,只要稍微受到一點刺激就可能分裂。

事情還沒結束。莉澤計算了原子核分裂前後的質量差異,發現生成物的質量總和將比原來的鈾原子核稍輕一些;這少掉的質量用愛因斯坦著名的質能互換公式E=mc2換算,正好跟新生成原子核的運動能量相符!一切都天衣無縫地接上了!當傅里胥回到哥本哈根,將熱騰騰的研究成果告知波耳,只見波耳敲著自己的額頭:「喔!我們是有多蠢呀!喔!這太美妙了!」

莉澤和傅里胥合著了這篇革命性論文,並借用生物學裡細胞分裂的概念,將此過程取名fission。從此,核分裂(nuclear fission)的概念誕生了。

史特勞斯曼日後回憶,當初多虧莉澤的強烈要求,他跟哈恩才完成驚天動地的核分裂實驗。可惜的是,莉澤身為研究合作者,卻被逼得逃離德國,無法親身參與實驗;不僅如此,因為德國政治的肅殺氣氛,哈恩可能擔心莉澤的猶太人身分太過敏感,在論文中不但沒有將莉澤列為共同作者,也沒有感謝莉澤的貢獻。為此,莉澤雖然參與了實驗前、中期工作,卻沒有得到回饋;哈恩則在1944年因為發現核分裂獨得諾貝爾化學獎──況且,核分裂理論還是莉澤跟傅里胥提出來的!

中子撞擊鈾的核分裂示意圖(圖片來源)
中子撞擊鈾的核分裂示意圖(圖片來源

抗拒研發原子彈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人們很快意識到可以利用核分裂製作炸彈。德國以海森堡[20]為首,召集一批科學家(包括哈恩)研發原子彈[21]。1943年,莉澤接到同盟國研發核武的邀請,卻斷然拒絕了──她也是唯一拒絕參與研發原子彈的核物理學家。雖然這是個離開瑞典,並跟其他物理學家朋友一起工作的機會,「我絕不會和炸彈扯上關係。」她這麼宣稱。

戰爭結束後,一些人將莉澤形容為原子彈的猶太母親,讓莉澤頗為苦惱;好萊塢甚至根據以訛傳訛的故事寫了電影劇本,將莉澤描繪成冒著風險將原子彈機密從德國偷渡到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從頭到尾都在胡鬧。」她向傅里胥這麼表示;莉澤拒絕就拍攝電影一事幫忙,「我還寧願赤身裸體走百老匯大道。」

遺珠之憾

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單獨頒給哈恩,許多物理學家,包括莉澤的朋友,都對此相當不解。何以莉澤和傅里胥的貢獻完全沒被考慮進去?雖然莉澤不是實驗論文的共同作者,但確實和哈恩以及史特勞斯曼一起參與了研究;更何況,她還和傅里胥完美地解釋了核分裂的理論機制。

即使抱著些許遺憾,當哈恩到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時,莉澤還是當起地陪接待老夥伴。在她寫給朋友的信件中,沮喪之情顯露無遺:「當發現哈恩在訪談中完全沒提起我,也沒講到我們合作三十年的事,讓我相當難受。」儘管如此,他們的友誼仍持續了一輩子。

雖然沒有得到諾貝爾獎,莉澤的貢獻卻毋庸置疑。戰後,她獲得數不清的獎項與邀請,人們歡迎她,就像歡迎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那般。

柏林的莉澤.邁特納紀念雕像(圖片來源)
柏林的莉澤.邁特納紀念雕像(圖片來源

從未失去人性的物理學家

1947年,莉澤離開諾貝爾物理研究所,但仍持續在其他單位進行研究,包括協助瑞典研發第一座實驗性核子反應爐。她從未結婚、也沒有子女,在瑞典待了二十幾年後,1960年搬到英國劍橋,和傅里胥一家就近互相照應。1968 年10月27日,莉澤與世長辭,葬在英國鄉間的教堂庭院裡,享年八十九歲。

莉澤.邁特納一生幾乎都為物理而活。她受到波茲曼啟發,展現對物理的熱情,隻身前往德國打拼;在普朗克的照顧和哈恩幫忙下,她逐漸培養出獨當一面的能力。莉澤為人友善、受歡迎,是最佳的交友對象;納粹掌權期間,她更是靠許多朋友伸出援手,才能順利逃離德國;即使因為諾貝爾獎和多年夥伴哈恩產生矛盾,她也從不說對方的壞話。莉澤支持和平使用原子能,堅決反對利用其製作殺人武器;她在晚年曾說,因為自己的工作間接幫助了核武的誕生,使她對物理無條件的愛降低了。

在科學成就上,莉澤曾獲得46次諾貝爾獎提名(其中一次正是哈恩提名的),超過哈恩的39次;為了紀念她,元素䥑(Meitnerium)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她生前曾說:「我常常感到自責,但作為物理學家,我沒有一丁點愧對良心的地方。」她的墓志銘如同呼應一般,寫著:「莉澤.邁特納:從未失去人性的物理學家。」

奧地利和德國都曾發行莉澤.邁特納紀念郵票。
奧地利和德國都曾發行莉澤.邁特納紀念郵票。

參考資料

  • Nina Byers and Gary Williams(2010), Out of the Shadows: Contribu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to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 H. Cropper(2004), Great Physicists: The Life and Times of Leading Physicists from Galileo to Haw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rles S. Chiu(2008), Women in the Shadows, Peter Lang Inc.
  • Ruth Lewin Sime(1997), Lise Meitner: A Life in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se Meitner(1964), Looking Back,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ume 20, Issue 9.

註釋

  • [1] 即大家熟知的居禮夫人。
  • [2] 路德維希.波茲曼(Ludwig Boltzmann),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在多數物理學家都還不相信原子、分子確實存在的時候,以微觀尺度的分子運動詮釋熱力學第二定律。
  • [3] 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因黑體輻射研究而提出能量量子化的概念,為量子力學奠基者。
  • [4] 根據出生紀錄,莉澤.邁特納生於11月17日,但是不知為何,其後文件紀錄均記載生日為11月7日,而且本人亦這麼認知。
  • [5] 波茲曼晚年因為生活和專業(學說不被接受)上的挫折,精神狀況不佳,鬱鬱寡歡。
  • [6] 歷史文獻也證實莉澤對普朗克的觀察沒錯。
  • [7] 詹姆斯.法蘭克(James Franck,1882-1964),192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8] 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1914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9] 歐內斯特.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物理學家。最知名的事蹟乃根據散射實驗結果確立了拉塞福原子模型;也是質子(proton)的命名者。
  • [10] 德國放射化學家。
  • [11] 赫爾曼.埃米爾.費歇爾(Hermann Emil Fischer,1852-1919),19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12] 威廉大帝化學研究所(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Chemie)現為馬克斯.普朗克化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Chemie),亦稱奧托.哈恩研究所(Otto Hahn Institute)。
  • [13] 1913年,鏷234(protactinium-234)由法揚斯(Kasimir Fajans)和格林(Oswald Helmuth Göhring)首次發現,並被命名為Brevium。哈恩和莉澤.邁特納於1918年的論文裡提出的,是比鏷234更穩定的同位素鏷231,命名為Protoactinium。最後,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在1949年正式命名其為「鏷(Protactinium)」,並確認奧托.哈恩和莉澤.邁特納為發現者。
  • [14] 編外講師(女性為Privatdozentin,男性為Privatdozent)指的是德語系國家裡,通過認證可以就特定領域在大學授課、指導學生者。
  • [15] 原文的bonzenfreie意指沒有大人物。
  • [16] 例如194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斯特恩(Otto Stern)、19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法蘭克(James Franck)、1922年諾貝爾物理學波耳(Niels Bohr),194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海韋西(Georg de Hevesy)、進行拉塞福散射實驗並發明蓋格計數器的蓋格(Hans Geiger)、19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赫茲(Gustav Hertz)。
  • [17] 彼得.德拜(Peter Debye,1884-1966),193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18] 曼內.西格巴恩(Manne Siegbahn,1886-1978),1924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19] 波耳和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也將此模型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 [20] 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193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量子力學創立者之一。
  • [21] 相關故事可參考王道還老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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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抖宅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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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聲明,這是本名。小時動漫宅,長大科學宅,故稱大抖宅。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人文社會議題鍵盤鄉民。人生格言:「我要成為阿宅王!」科普工作相關邀約請至 https://otakuphysic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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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蛋白」如何全方位圍剿狡猾癌細胞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11/07 ・5944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本文與 TRPMA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我們知道癌症是台灣人健康的頭號公敵。 為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介紹最新、最有效的抗癌方法之一: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中最重要的技術就是抗體藥物。科學家會人工製造一批抗體去標記癌細胞。它們就像戰場上的偵察無人機,能精準鎖定你體內的敵人——癌細胞,為它們打上標記,然後引導你的免疫系統展開攻擊。

這跟化療、放射線治療那種閉著眼睛拿機槍亂掃不同。免疫療法是重新叫醒你的免疫系統,為身體「上buff (增益) 」來抗癌,副作用較低,因此備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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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尷尬的是,經過幾年的臨床考驗,科學家發現:光靠抗體對抗癌症,竟然已經不夠用了。

事情是這樣的,臨床上醫生與科學家逐漸發現:這個抗體標記,不是容易損壞,就是癌細胞同時設有多個陷阱關卡,只靠叫醒免疫細胞,還是難以發揮戰力。

但好消息是,我們的生技工程也大幅進步了。科學家開始思考:如果這台偵察無人機只有「標記」這一招不夠用,為什麼不幫它升級,讓它多學幾招呢?

這個能讓免疫藥物(偵察無人機)大進化的訓練器,就是今天的主角—融合蛋白(fusion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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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蛋白(fusion protein)/ 圖片來源:wikipedia

融合蛋白是什麼?

免疫療法遇到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想像你的身體是一座國家,病毒、細菌、腫瘤就是入侵者;而抗體,就是我們派出的「偵察無人機」。

當我們透過注射放出這支無人機群進到體內,它能迅速辨識敵人、緊抓不放,並呼叫其他免疫單位(友軍)一同解決威脅。過去 20 年,最強的偵查機型叫做「單株抗體」。1998年,生技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推出的藥物赫賽汀(Herceptin),就是一款針對 HER2 蛋白的單株抗體,目標是治療乳癌。

這支無人機群為什麼能對抗癌症?這要歸功於它「Y」字形的小小抗體分子,構造看似簡單,卻蘊藏巧思:

  • 「Y」 字形上面的兩隻「叉叉」是敵人偵測器,能找到敵人身上的抗原特徵,並黏上去,稱為抗體結合區「Fab 區域」。
  • 「Y」 字形的「尾巴」就是我們說的「標籤」,它能通知免疫系統啟動攻擊,稱為結晶區域片段「Fc 區域」。具體來說,當免疫細胞在體內巡邏,免疫細胞上的 Fc 受體 (FcR) 會和 Fc區域結合,進而認出病原體或感染細胞,接著展開清除。

更厲害的是,這個 Fc 區域標籤還能加裝不同功能。一般來說,人體內多餘的分子,會被定期清除。例如,細胞內會有溶酶體不斷分解多餘的物質,或是血液經過肝臟時會被代謝、分解。那麼,人造抗體對身體來說,屬於外來的東西,自然也會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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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Fc區域會與細胞內體上的Fc受體結合,告訴細胞「別分解我」的訊號,阻止溶酶體的作用。又或是單純把標籤做的超大,例如接上一段長長的蛋白質,或是聚乙二醇鏈,讓整個抗體分子的大小,大於腎臟過濾孔的大小,難以被腎臟過濾,進而延長抗體在體內的存活時間。

偵測器(Fab)加上標籤(Fc)的結構,使抗體成為最早、也最成功的「天然設計藥物」。然而,當抗體在臨床上逐漸普及,一個又一個的問題開始浮現。抗體的強項在於「精準鎖定」,但這同時也是它的限制。

「Y」 字形上面的兩隻「叉叉」是敵人偵測器,能找到敵人身上的抗原特徵,並黏上去,稱為抗體結合區「Fab 區域」/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第一個問題:抗體只能打「魔王」,無法毀掉「魔窟」。 

抗體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標的物」才能發揮作用。這讓它在針對「腫瘤」或「癌細胞本身」時非常有效,因為敵人身上有明顯標記。但癌細胞的形成與惡化,是細胞在「生長、分裂、死亡、免疫逃脫」這些訊號通路上被長期誤導的結果。抗體雖然勇猛,卻只能針對已經帶有特定分子的癌細胞魔王,無法摧毀那個孕育魔王的系統魔窟。這時,我們真正欠缺的是能「調整」、「模擬」或「干擾」這些錯誤訊號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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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開發產線的限制。

抗體的開發,得經過複雜的細胞培養與純化程序。每次改變結構或目標,幾乎都要重新開發整個系統。這就像你無法要求一台偵測紅外線的無人機,明天立刻改去偵測核輻射。高昂的成本與漫長的開發時間,讓新產線難以靈活創新。

為了讓免疫藥物能走向多功能與容易快速製造、測試的道路,科學家急需一個更工業化的藥物設計方式。雖然我們追求的是工業化的設計,巧合的是,真正的突破靈感,仍然來自大自然。

在自然界中,基因有時會彼此「融合」成全新的組合,讓生物獲得額外功能。例如細菌,它們常仰賴一連串的酶來完成代謝,中間產物要在細胞裡來回傳遞。但後來,其中幾個酶的基因彼此融合,而且不只是基因層級的合併,產出的酶本身也變成同一條長長的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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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反應效率大幅提升。因為中間產物不必再「跑出去找下一個酶」,而是直接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完成。對細菌來說,能更快處理養分、用更少能量維持生存,自然形成適應上的優勢,這樣的融合基因也就被演化保留下來。

科學家從中得到關鍵啟發:如果我們也能把兩種有用的蛋白質,「人工融合」在一起,是否就能創造出更強大的新分子?於是,融合蛋白(fusion protein)就出現了。

以假亂真:融合蛋白的HIV反制戰

融合蛋白的概念其實很直覺:把兩種以上、功能不同的蛋白質,用基因工程的方式「接起來」,讓它們成為同一個分子。 

1990 年,融合蛋白 CD4 免疫黏附素(CD4 immunoadhesin)誕生。這項設計,是為了對付令人類聞風喪膽的 HI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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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 T 細胞是人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白血球。在這些 T 細胞中,大約有六到七成表面帶有一個叫做「CD4」的輔助受體。CD4 會和另一個受體 TCR 一起合作,幫助 T 細胞辨識其他細胞表面的抗原片段,等於是 T 細胞用來辨認壞人的「探測器」。表面擁有 CD4 受體的淋巴球,就稱為 CD4 淋巴球。

麻煩的來了。 HIV 病毒反將一軍,竟然把 T 細胞的 CD4 探測器,當成了自己辨識獵物的「標記」。沒錯,對 HIV 病毒來說,免疫細胞就是它的獵物。HIV 的表面有一種叫做 gp120 的蛋白,會主動去抓住 T 細胞上的 CD4 受體。

一旦成功結合,就會啟動一連串反應,讓病毒外殼與細胞膜融合。HIV 進入細胞內後會不斷複製並破壞免疫細胞,導致免疫系統逐漸崩潰。

為了逆轉這場悲劇,融合蛋白 CD4 免疫黏附素登場了。它的結構跟抗體類似,由由兩個不同段落所組成:一端是 CD4 假受體,另一端則是剛才提到、抗體上常見的 Fc 區域。當 CD4 免疫黏附素進入體內,它表面的 CD4 假受體會主動和 HIV 的 gp120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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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了吧。 病毒以為自己抓到了目標細胞,其實只是被騙去抓了一個假的 CD4。這樣 gp120 抓不到 CD4 淋巴球上的真 CD4,自然就無法傷害身體。

而另一端的 Fc 區域則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延長融合蛋白在體內的存活時間;二是理論上能掛上「這裡有敵人!」的標籤,這種機制稱為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殺(ADCC)或免疫吞噬作用(ADCP)。當免疫細胞的 Fc 受體與 Fc 區域結合,就能促使免疫細胞清除被黏住的病毒顆粒。

不過,這裡有個關鍵細節。

在實際設計中,CD4免疫黏附素的 Fc 片段通常會關閉「吸引免疫細胞」的這個技能。原因是:HIV 專門攻擊的就是免疫細胞本身,許多病毒甚至已經藏在 CD4 細胞裡。若 Fc 區域過於活躍,反而可能引發強烈的發炎反應,甚至讓免疫系統錯把帶有病毒碎片的健康細胞也一併攻擊,這樣副作用太大。因此,CD4 免疫黏附素的 Fc 區域會加入特定突變,讓它只保留延長藥物壽命的功能,而不會與淋巴球的 Fc 受體結合,以避免誘發免疫反應。

從 DNA 藍圖到生物積木:融合蛋白的設計巧思

融合蛋白雖然潛力強大,但要製造出來可一點都不簡單。它並不是用膠水把兩段蛋白質黏在一起就好。「融合」這件事,得從最根本的設計圖,也就是 DNA 序列就開始規劃。

我們體內的大部分蛋白質,都是細胞照著 DNA 上的指令一步步合成的。所以,如果科學家想把蛋白 A 和蛋白 B 接在一起,就得先把這兩段基因找出來,然後再「拼」成一段新的 DNA。

不過,如果你只是單純把兩段基因硬接起來,那失敗就是必然的。因為兩個蛋白會互相「打架」,導致摺疊錯亂、功能全毀。

這時就需要一個小幫手:連接子(linker)。它的作用就像中間的彈性膠帶,讓兩邊的蛋白質能自由轉動、互不干擾。最常見的設計,是用多個甘胺酸(G)和絲胺酸(S)組成的柔性小蛋白鏈。

設計好這段 DNA 之後,就能把它放進細胞裡,讓細胞幫忙「代工」製造出這個融合蛋白。接著,科學家會用層析、電泳等方法把它純化出來,再一一檢查它有沒有摺疊正確、功能是否完整。

如果一切順利,這個人工設計的融合分子,就能像自然界的蛋白一樣穩定運作,一個全新的「人造分子兵器」就此誕生。

CD4免疫黏附素問世之後,融合蛋白逐漸成為生物製藥的重要平台之一。而且現在的融合蛋白,早就不只是「假受體+Fc 區域」這麼單純。它已經跳脫模仿抗體,成為真正能自由組裝、自由設計的生物積木。

CD4免疫黏附素問世之後,融合蛋白逐漸成為生物製藥的重要平台之一 / 圖片來源:wikipedia

融合蛋白的強項,就在於它能「自由組裝」。

以抗體為骨架,科學家可以接上任何想要的功能模組,創造出全新的藥物型態。一般的抗體只能「抓」(標記特定靶點);但融合蛋白不只會抓,還能「阻斷」、「傳遞」、甚至「調控」訊號。在功能模組的加持下,它在藥物設計上,幾乎像是一個分子級的鋼鐵蜘蛛人裝甲。

一般來說,當我們選擇使用融合蛋白時,通常會期待它能發揮幾種關鍵效果:

  1. 療效協同: 一款藥上面就能同時針對多個靶點作用,有機會提升治療反應率與持續時間,達到「一藥多效」的臨床價值。
  2. 減少用藥: 原本需要兩到三種單株抗體聯合使用的療法,也許只要一種融合蛋白就能搞定。這不僅能減少給藥次數,對病人來說,也有機會因為用藥減少而降低治療成本。
  3. 降低毒性風險: 經過良好設計的融合蛋白,可以做到更精準的「局部活化」,讓藥物只在目標區域發揮作用,減少副作用。

到目前為止,我們了解了融合蛋白是如何製造的,也知道它的潛力有多大。

那麼,目前實際成效到底如何呢?

一箭雙鵰:拆解癌細胞的「偽裝」與「內奸」

2016 年,德國默克(Merck KGaA)展開了一項全新的臨床試驗。 主角是一款突破性的雙功能融合蛋白──Bintrafusp Alfa。這款藥物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能同時封鎖 PD-L1 和 TGF-β 兩條免疫抑制路徑。等於一邊拆掉癌細胞的偽裝,一邊解除它的防護罩。

PD-L1,我們或許不陌生,它就像是癌細胞身上的「偽裝良民證」。當 PD-L1 和免疫細胞上的 PD-1 受體結合時,就會讓免疫系統誤以為「這細胞是自己人」,於是放過它。我們的策略,就是用一個抗體或抗體樣蛋白黏上去,把這張「偽裝良民證」封住,讓免疫系統能重新啟動。

但光拆掉偽裝還不夠,因為癌細胞還有另一位強大的盟友—一個起初是我軍,後來卻被癌細胞收買、滲透的「內奸」。它就是,轉化生長因子-β,縮寫 TGF-β。

先說清楚,TGF-β 原本是體內的秩序管理者,掌管著細胞的生長、分化、凋亡,還負責調節免疫反應。在正常細胞或癌症早期,它會和細胞表面的 TGFBR2 受體結合,啟動一連串訊號,抑制細胞分裂、減緩腫瘤生長。

但當癌症發展到後期,TGF-β 跟 TGFBR2 受體之間的合作開始出問題。癌細胞表面的 TGFBR2 受體可能突變或消失,導致 TGF-β 不但失去了原本的抑制作用,反而轉向幫癌細胞做事

它會讓細胞骨架(actin cytoskeleton)重新排列,讓細胞變長、變軟、更有彈性,還能長出像觸手的「偽足」(lamellipodia、filopodia),一步步往外移動、鑽進組織,甚至進入血管、展開全身轉移。

更糟的是,這時「黑化」的 TGF-β 還會壓抑免疫系統,讓 T 細胞和自然殺手細胞變得不再有攻擊力,同時刺激新血管生成,幫腫瘤打通營養補給線。

為了對抗這個內奸,默克在 Bintrafusp Alfa 的結構裡,加上了一個「TGF-β 陷阱(trap)」。就像 1989 年的 CD4 免疫黏附素用「假受體」去騙 HIV 一樣,這個融合蛋白在體內循環時,會用它身上的「陷阱」去捕捉並中和游離的 TGF-β。這讓 TGF-β 無法再跟腫瘤細胞或免疫細胞表面的天然受體結合,從而鬆開了那副壓抑免疫系統的腳鐐。

為了對抗這個內奸,默克在 Bintrafusp Alfa 的結構裡,加上了一個「TGF-β 陷阱(trap)」/ 情境圖來源:shutterstock

告別單一解方:融合蛋白的「全方位圍剿」戰

但,故事還沒完。我們之前提過,癌細胞之所以難纏,在於它會發展出各種「免疫逃脫」策略。

而近年我們發現,癌細胞的「偽良民證」至少就有兩張:一張是 PD-L1;另一張是 CD-47。CD47 是癌細胞向巨噬細胞展示的「別吃我」訊號,當它與免疫細胞上的 SIRPα 結合時,就會抑制吞噬反應。

為此,總部位於台北的漢康生技,決定打造能同時對付 PD-L1、CD-47,乃至 TGF-β 的三功能生物藥 HCB301。

雖然三功能融合蛋白聽起來只是「再接一段蛋白」而已,但實際上極不簡單。截至目前,全球都還沒有任何三功能抗體或融合蛋白批准上市,在臨床階段的生物候選藥,也只佔了整個生物藥市場的 1.6%。

漢康生技透過自己開發的 FBDB 平台技術,製作出了三功能的生物藥 HCB301,目前第一期臨床試驗已經在美國、中國批准執行。

免疫療法絕對是幫我們突破癌症的關鍵。但我們也知道癌症非常頑強,還有好幾道關卡我們無法攻克。既然單株抗體在戰場上顯得單薄,我們就透過融合蛋白,創造出擁有多種功能模組的「升級版無人機」。

融合蛋白強的不是個別的偵查或阻敵能力,而是一組可以「客製化組裝」的平台,用以應付癌細胞所有的逃脫策略。

Catch Me If You Can?融合蛋白的回答是:「We Can.」

未來癌症的治療戰場,也將從尋找「唯一解」,轉變成如何「全方位圍剿」癌細胞,避免任何的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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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機器人如何學會思考、觸摸與變形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9/09 ・6820字 ・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本文與 Perplexity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Hello. I am… a robot.」

在我們的記憶裡,機器人的聲音就該是冰冷、單調,不帶一絲情感 。它們的動作僵硬,肢體不協調,像一個沒有靈魂的傀儡,甚至啟發我們創造了機械舞來模仿那獨特的笨拙可愛。但是,現今的機器人發展不再只會跳舞或模仿人聲,而是已經能獨立完成一場膽囊切除手術。

就在2025年,美國一間實驗室發表了一項成果:一台名為「SRT-H」的機器人(階層式手術機器人Transformer),在沒有人類醫師介入的情況下,成功自主完成了一場完整的豬膽囊切除手術。SRT-H 正是靠著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最終在八個不同的離體膽囊上,達成了 100% 的自主手術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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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成就的意義重大,因為過去機器人手術的自動化,大多集中在像是縫合這樣的單一「任務」上。然而,這一場完整的手術,是一個包含數十個步驟、需要連貫策略與動態調整的複雜「程序」。這是機器人首次在包含 17 個步驟的完整膽囊切除術中,實現了「步驟層次的自主性」。

這就引出了一個讓我們既興奮又不安的核心問題:我們究竟錯過了什麼?機器人是如何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悄悄完成了從「機械傀儡」到「外科醫生」的驚人演化?

這趟思想探險,將為你解密 SRT-H 以及其他五款同樣具備革命性突破的機器人。你將看到,它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展出生物般的觸覺、理解複雜指令、學會團隊合作,甚至開始自我修復與演化,成為一種真正的「準生命體」 。

所以,你準備好迎接這個機器人的新紀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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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模仿還不夠?手術機器人還需要學會「犯錯」與「糾正」

那麼,SRT-H 這位機器人的外科大腦,究竟藏著什麼秘密?答案就在它創新的「階層式框架」設計裡 。

你可以想像,SRT-H 的腦中,住著一個分工明確的兩人團隊,就像是漫畫界的傳奇師徒—黑傑克與皮諾可 。

  • 第一位,是動口不動手的總指揮「黑傑克」: 它不下達具體的動作指令,而是在更高維度的「語言空間」中進行策略規劃 。它發出的命令,是像「抓住膽管」或「放置止血夾」這樣的高層次任務指令 。
  • 第二位,是靈巧的助手「皮諾可」: 它負責接收黑傑克的語言指令,並將這些抽象的命令,轉化為機器手臂毫釐不差的精準運動軌跡 。

但最厲害的還不是這個分工,而是它們的學習方式。SRT-H 研究團隊收集了 17 個小時、共 16,000 條由人類專家操作示範的軌跡數據來訓練它 。但這還只是開始,研究人員在訓練過程中,會刻意讓它犯錯,並向它示範如何從抓取失敗、角度不佳等糟糕的狀態中恢復過來 。這種獨特的訓練方法,被稱為「糾正性示範」 。

SRT-H 研究團隊收集了 17 個小時、共 16,000 條由人類專家操作示範的軌跡數據來訓練它 。 /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項訓練,讓 SRT-H 學會了一項外科手術中最關鍵的技能:當它發現執行搞砸了,它能即時識別偏差,並發出如「重試抓取」或「向左調整」等「糾正性指令」 。這套內建的錯誤恢復機制至關重要。當研究人員拿掉這個糾正能力後,機器人在遇到困難時,要不是完全失敗,就是陷入無效的重複行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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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靠著這種從錯誤中學習、自我修正的能力,SRT-H 最終在八次不同的手術中,達成了 100% 的自主手術成功率 。

SRT-H 證明了機器人開始學會「思考」與「糾錯」。但一個聰明的大腦,足以應付更混亂、更無法預測的真實世界嗎?例如在亞馬遜的倉庫裡,機器人不只需要思考,更需要實際「會做事」。

要能精準地與環境互動,光靠視覺或聽覺是不夠的。為了讓機器人能直接接觸並處理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物體,它就必須擁有生物般的「觸覺」能力。

解密 Vulcan 如何學會「觸摸」

讓我們把場景切換到亞馬遜的物流中心。過去,這裡的倉儲機器人(如 Kiva 系統)就像放大版的掃地機器人,核心行動邏輯是極力「避免」與周遭環境發生任何物理接觸,只負責搬運整個貨架,再由人類員工挑出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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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25 年5月,亞馬遜展示了他們最新的觸覺機器人 Vulcan。在亞馬遜的物流中心裡,商品被存放在由彈性帶固定的織物儲物格中,而 Vulcan 的任務是必須主動接觸、甚至「撥開」彈性織網,再從堆放雜亂的儲物格中,精準取出單一包裹,且不能造成任何損壞。

2025 年5月,亞馬遜展示了他們最新的觸覺機器人 Vulcan / 圖片引用: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

Vulcan 的核心突破,就在於它在「拿取」這個動作上,學會了生物般的「觸覺」。它靈活的機械手臂末端工具(EOAT, End-Of-Arm Tool),不僅配備了攝影機,還搭載了能測量六個自由度的力與力矩感測器。六個自由度包含上下、左右、前後的推力,和三個維度的旋轉力矩。這就像你的手指,裡頭分布著非常多的受器,不只能感測壓力、還能感受物體橫向拉扯、運動等感觸。

EOAT 也擁有相同精確的「觸覺」,能夠在用力過大之前即時調整力道。這讓 Vulcan 能感知推動一個枕頭和一個硬紙盒所需的力量不同,從而動態調整行為,避免損壞貨物。

其實,這更接近我們人類與世界互動的真實方式。當你想拿起桌上的一枚硬幣時,你的大腦並不會先計算出精準的空間座標。實際上,你會先把手伸到大概的位置,讓指尖輕觸桌面,再沿著桌面滑動,直到「感覺」到硬幣的邊緣,最後才根據觸覺決定何時彎曲手指、要用多大的力量抓起這枚硬幣。Vulcan 正是在學習這種「視覺+觸覺」的混合策略,先用攝影機判斷大致的空間,再用觸覺回饋完成最後精細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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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這項能力,Vulcan 已經能處理亞馬遜倉庫中約 75% 的品項,並被優先部署來處理最高和最低層的貨架——這些位置是最容易導致人類員工職業傷害的位置。這也讓自動化的意義,從單純的「替代人力」,轉向了更具建設性的「增強人力」。

SRT-H 在手術室中展現了「專家級的腦」,Vulcan 在倉庫中演化出「專家級的手」。但你發現了嗎?它們都還是「專家」,一個只會開刀,一個只會揀貨。雖然這種「專家型」設計能有效規模化、解決痛點並降低成本,但機器人的終極目標,是像人類一樣成為「通才」,讓單一機器人,能在人類環境中執行多種不同任務。

如何教一台機器人「舉一反三」?

你問,機器人能成為像我們一樣的「通才」嗎?過去不行,但現在,這個目標可能很快就會實現了。這正是 NVIDIA 的 GR00T 和 Google DeepMind 的 RT-X 等專案的核心目標。

過去,我們教機器人只會一個指令、一個動作。但現在,科學家們換了一種全新的教學思路:停止教機器人完整的「任務」,而是開始教它們基礎的「技能基元」(skill primitives),這就像是動作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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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負責走路的「移動」(Locomotion) 基元,和負責抓取的「操作」(Manipulation) 基元。AI 模型會透過強化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等方法,學習如何組合這些「技能基元」來達成新目標。

舉個例子,當 AI 接收到「從冰箱拿一罐汽水給我」這個新任務時,它會自動將其拆解為一系列已知技能的組合:首先「移動」到冰箱前、接著「操作」抓住把手、拉開門、掃描罐子、抓住罐子、取出罐子。AI T 正在學會如何將這些單一的技能「融合」在一起。有了這樣的基礎後,就可以開始來大量訓練。

當多重宇宙的機器人合體練功:通用 AI 的誕生

好,既然要學,那就要練習。但這些機器人要去哪裡獲得足夠的練習機會?總不能直接去你家廚房實習吧。答案是:它們在數位世界裡練習

NVIDIA 的 Isaac Sim 等平台,能創造出照片級真實感、物理上精確的模擬環境,讓 AI 可以在一天之內,進行相當於數千小時的練習,獨自刷副本升級。這種從「模擬到現實」(sim-to-real)的訓練管線,正是讓訓練這些複雜的通用模型變得可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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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Mind 的 RT-X 計畫還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用來自多種「不同類型」機器人的數據,去訓練一個單一的 AI 模型,會讓這個模型在「所有」機器人上表現得更好。這被稱為「正向轉移」(positive transfer)。當 RT-1-X 模型用混合數據訓練後,它在任何單一機器人上的成功率,比只用該機器人自身數據訓練的模型平均提高了 50%。

這就像是多重宇宙的自己各自練功後,經驗值合併,讓本體瞬間變強了。這意味著 AI 正在學習關於物理、物體特性和任務結構的抽象概念,這些概念獨立於它所控制的特定身體。

AI 正在學習關於物理、物體特性和任務結構的抽象概念,這些概念獨立於它所控制的特定身體。/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不再是工程師,而是「父母」: AI 的新學習模式

這也導向了一個科幻的未來:或許未來可能存在一個中央「機器人大腦」,它可以下載到各種不同的身體裡,並即時適應新硬體。

這種學習方式,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機器人的互動模式。我們不再是逐行編寫程式碼的工程師,而是更像透過「示範」與「糾正」來教導孩子的父母。

NVIDIA 的 GR00T 模型,正是透過一個「數據金字塔」來進行訓練的:

  • 金字塔底層: 是大量的人類影片。
  • 金字塔中層: 是海量的模擬數據(即我們提過的「數位世界」練習)。
  • 金字塔頂層: 才是最珍貴、真實的機器人操作數據。

這種模式,大大降低了「教導」機器人新技能的門檻,讓機器人技術變得更容易規模化與客製化。

當機器人不再是「一個」物體,而是「任何」物體?

我們一路看到了機器人如何學會思考、觸摸,甚至舉一反三。但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它們的物理形態是固定的。

但,如果連這個前提都可以被打破呢?這代表機器人的定義不再是固定的形態,而是可變的功能:它能改變身體來適應任何挑戰,不再是一台單一的機器,而是一個能根據任務隨選變化的物理有機體。

有不少團隊在爭奪這個機器人領域的聖杯,其中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特別具有代表性,該學院的仿生機器人實驗室(Bioinspired Robotics Group, BIRG)2007 年就打造模組化自重構機器人 Roombots。

有不少團隊在爭奪這個機器人領域的聖杯,其中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特別具有代表性。該學院的仿生機器人實驗室(BIRG)在 2007 年就已打造出模組化自重構機器人 Roombots。而 2023 年,來自 EPFL 的另一個實驗室——可重組機器人工程實驗室(RRL),更進一步推出了 Mori3,這是一套把摺紙藝術和電腦圖學巧妙融合的模組化機器人系統。

2023 年來自 EPFL 的另一個實驗室—可重組機器人工程實驗室(RRL)推出了 Mori3 © 2023 Christoph Belke, EPFL RRL

Mori3 的核心,是一個個小小的三角形模組。別看它簡單,每個模組都是一個獨立的機器人,有自己的電源、馬達、感測器和處理器,能獨立行動,也能和其他模組合作。最厲害的是,它的三條邊可以自由伸縮,讓這個小模組本身就具備「變形」能力。

當許多 Mori3 模組連接在一起時,就能像一群活的拼圖一樣,從平面展開,組合成各種三維結構。研究團隊將這種設計稱為「物理多邊形網格化」。在電腦圖學裡,我們熟悉的 3D 模型,其實就是由許多多邊形(通常是三角形)拼湊成的網格。Mori3 的創新之處,就是把這種純粹的數位抽象,真正搬到了現實世界,讓模組們化身成能活動的「實體網格」。

這代表什麼?團隊已經展示了三種能力:

  • 移動:他們用十個模組能組合成一個四足結構,它能從平坦的二維狀態站立起來,並開始行走。這不只是結構變形,而是真正的協調運動。
  • 操縱: 五個模組組合成一條機械臂,撿起物體,甚至透過末端模組的伸縮來擴大工作範圍。
  • 互動: 模組們能形成一個可隨時變形的三維曲面,即時追蹤使用者的手勢,把手的動作轉換成實體表面的起伏,等於做出了一個會「活」的觸控介面。

這些展示,不只是實驗室裡的炫技,而是真實證明了「物理多邊形網格化」的潛力:它不僅能構建靜態的結構,還能創造具備複雜動作的動態系統。而且,同一批模組就能在不同情境下切換角色。

想像一個地震後的救援場景:救援隊帶來的不是一台笨重的挖土機,而是一群這樣的模組。它們首先組合成一條長長的「蛇」形機器人,鑽入瓦礫縫隙;一旦進入開闊地後,再重組成一隻多足的「蜘蛛」,以便在不平的地面上穩定行走;發現受困者時,一部分模組分離出來形成「支架」撐住搖搖欲墜的橫樑,另一部分則組合成「夾爪」遞送飲水。這就是以任務為導向的自我演化。

這項技術的終極願景,正是科幻中的概念:可程式化物質(Programmable Matter),或稱「黏土電子學」(Claytronics)。想像一桶「東西」,你可以命令它變成任何你需要的工具:一支扳手、一張椅子,或是一座臨時的橋樑。

未來,我們只需設計一個通用的、可重構的「系統」,它就能即時創造出任務所需的特定機器人。這將複雜性從實體硬體轉移到了規劃重構的軟體上,是一個從硬體定義的世界,走向軟體定義的物理世界的轉變。

更重要的是,因為模組可以隨意分開與聚集,損壞時也只要替換掉部分零件就好。足以展現出未來機器人的適應性、自我修復與集體行為。當一群模組協作時,它就像一個超個體,如同蟻群築橋。至此,「機器」與「有機體」的定義,也將開始動搖。

從「實體探索」到「數位代理」

我們一路見證了機器人如何從單一的傀儡,演化為學會思考的外科醫生 (SRT-H)、學會觸摸的倉儲專家 (Vulcan)、學會舉一反三的通才 (GR00T),甚至是能自我重構成任何形態的「可程式化物質」(Mori3)。

但隨著機器人技術的飛速發展,一個全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在一個 AI 也能生成影像的時代,我們如何分辨「真實的突破」與「虛假的奇觀」?

舉一個近期的案例:2025 年 2 月,一則影片在網路上流傳,顯示一台人形機器人與兩名人類選手進行羽毛球比賽,並且輕鬆擊敗了人類。我的第一反應是懷疑:這太誇張了,一定是 AI 合成的影片吧?但,該怎麼驗證呢?答案是:用魔法打敗魔法。

在眾多 AI 工具中,Perplexity 特別擅長資料驗證。例如這則羽球影片的內容貼給 Perplexity,它馬上就告訴我:該影片已被查證為數位合成或剪輯。但它並未就此打住,而是進一步提供了「真正」在羽球場上有所突破的機器人—來自瑞士 ETH Zurich 團隊的 ANYmal-D

接著,選擇「研究模式」,就能深入了解 ANYmal-D 的詳細原理。原來,真正的羽球機器人根本不是「人形」,而是一台具備三自由度關節的「四足」機器人。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Perplexity 的「實驗室」功能,還能直接生成一份包含圖表、照片與引用來源的完整圖文報告。它不只介紹了 ANYmal-D 在羽球上的應用,更詳細介紹了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發展四足機器人的完整歷史:為何選擇四足?如何精進硬體與感測器結構?以及除了運動領域外,四足機器人如何在關鍵的工業領域中真正創造價值。

AI 代理人:數位世界的新物種

從開刀、揀貨、打球,到虛擬練功,這些都是機器人正在學習「幫我們做」的事。但接下來,機器人將獲得更強的「探索」能力,幫我們做那些我們自己做不到的事。

這就像是,傳統網路瀏覽器與 Perplexity 的 Comet 瀏覽器之間的差別。Comet 瀏覽器擁有自主探索跟決策能力,它就像是數位世界裡的機器人,能成為我們的「代理人」(Agent)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拆解過去需要我們手動完成的多步驟工作流,提供「專業代工」,並直接交付成果。

例如,你可以直接對它說:「閱讀這封會議郵件,檢查我的行事曆跟代辦事項,然後草擬一封回信。」或是直接下達一個複雜的指令:「幫我訂 Blue Origin 的太空旅遊座位,記得要來回票。」

接著,你只要兩手一攤,Perplexity 就會接管你的瀏覽器,分析需求、執行步驟、最後給你結果。你再也不用自己一步步手動搜尋,或是在不同網站上重複操作。

AI 代理人正在幫我們探索險惡的數位網路,而實體機器人,則在幫我們前往真實的物理絕境。

立即點擊專屬連結 https://perplexity.sng.link/A6awk/k74… 試用 Perplexity吧! 現在申辦台灣大哥大月付 599(以上) 方案,還可以獲得 1 年免費 Perplexity Pro plan 喔!(價值 新台幣6,750)

◆Perplexity 使用實驗室功能對 ANYmal-D 與團隊的全面分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M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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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本海默》中被遺忘的火星人數學家馮紐曼和波利亞——《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_96
・2023/11/03 ・546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 作者/劉柏宏
    •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 Take Home Message
    • 電影《奧本海默》中,對於幾位匈牙利數學家如馮紐曼、波利亞等人的描述篇幅較少,但他們其實對科學界影響深遠。
    • 馮紐曼在曼哈頓計畫中建議以內爆透鏡設計原子彈,不僅所需的裂變材料較少,又可以防止原子彈過早引爆,達成更對稱與高效的爆炸。
    • 波利亞提出以「捷思法」等強調歸納實驗的方式思考數學問題,例如觀察找出數學公式的形成,此法也掀起了數學教育革命。

遊艇緩緩流動在分隔布達區(Buda)與佩斯區(Pest)的多瑙河上,絲絨般的水波、柔棉沁涼的河風,兼容哥德式與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匈牙利國會大廈(Hungarian Parliament Building)圓頂,在夕陽的烘托之下宛如紅寶石般璀璨,流瀉出昔日奧匈帝國的風華。

筆者來到此地,終於可以想像為何 100 年前這條河的兩岸能夠孕育出一批改變科學面貌,甚至改變人類歷史的數學家與科學家。趁著今(2023)年暑假到布達佩斯開會之便,筆者也試著踏尋這些科學家的足跡。

回臺灣之後恰逢電影《奧本海默》(Oppenheimer)上映,儘管許多人聚焦在主角奧本海默(Julius Oppenheimer)的內心世界,不過筆者更關心的是幾位被火星人遺留在地球上的匈牙利數學家。

地球上的火星遺民

20 世紀初歐美科學圈流傳著一個神祕的傳說,記錄下這傳說的是匈牙利物理學家馬克思(György Marx),但傳說起源卻得從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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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某個夏日午後,費米在美國原子彈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和幾位科學家聊到當時有關幽浮的報導時,提出了一個問題:

「宇宙如此浩瀚,包含無數恆星,許多恆星和太陽沒什麼差別,也有行星圍繞著它們旋轉。一部分的行星地表也會有水和空氣,而來自恆星的能量將促使有機化合物合成。

這些化學物質將相互結合產生一個自我複製系統。最簡單的生物會通過自然選擇繁殖、進化並變得更加複雜,直到最終出現活躍的、會思考的生物,文明、科學和科技隨之而來。

由於對美麗新世界的渴求,他們會旅行到附近行星,然後到另一個恆星的行星。他們最終應該遍布整個銀河系。這些非凡和傑出的人很難忽視像地球這樣美麗的地方。

所以,如果真是如此,他們必定來過這裡。那麼,他們到底在哪裡?」

關於這個「費米問題」,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Leo Szilard)的回應是:「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啊!只是他們自稱匈牙利人!」(They are among us, but they call themselves Hungarians.)。

西拉德的高級幽默,點燃匈牙利人是火星遺民的想像,各種附和的說法紛紛出籠。有一種說法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一艘來自火星的太空船降落在地球,由於發現匈牙利的女子美麗又性感因而定居下來,繼而繁衍後代。

後來太空船要返回火星時超重,不得不將一些人留下,這些人包括建議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發展原子彈的信函主要起草人西拉德、協助潤稿的泰勒(Edward Teller)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格納(Eugene Wigner),還有化學獎得主歐拉(George Olah)與波拉尼(John Polanyi)、經濟獎得主哈薩尼(John Harsanyi);以及數學家艾迪胥(Paul Erds)、波利亞(George Pólya)、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哈爾默斯(Paul Halmos)、拉克斯(Peter Lax)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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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位科學界的火星遺民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出生於匈牙利。

除了喜歡雲遊四海的艾迪胥外,他們後來都移居並任教於美國的大學;他們思考問題時都喜歡來回踱步;另有一個最不可思議的共同點——他們都是猶太人。

至於為何火星人特別鍾情猶太人?這可能又是另一個「費米問題」。

《奧本海默》的最大遺珠——馮紐曼

筆者本次開會的地點在羅蘭大學(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該校在過去不同時期曾名為布達佩斯大學(University of Budapest)、帕茲馬尼-彼得大學(Pázmány Péter Cathol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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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培育出不少數學家與科學家,而馮紐曼是箇中翹楚。

馮紐曼出身於布達佩斯的富裕猶太家庭,父親是位對他有很深期待的銀行家,希望兒子能往化學工程發展,但馮紐曼卻對數學情有獨鍾。有許多關於他的數學傳奇事蹟,例如 6 歲能心算八位數除法,8 歲熟悉微積分,15 歲開始學高等微積分,19 歲已經發表兩篇數學論文。

最後馮紐曼不違父願也無逆己志,不僅在蘇黎世理工學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ETH)讀化工,同時也在帕茲馬尼-彼得大學研修數學博士。

有鑑於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德國數學家康托爾(Georg Cantor)的集合論導致某些推論會產生矛盾難題,即使在當時產生的矛盾並非集合論的核心,但在嚴格檢驗非核心的部分時,邏輯上還是會發現一些瑕疵,因此馮紐曼選定了與集合論基礎有關的內容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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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博士論題目為〈一般集合論的公理化構造〉(Az általános halmazelmélet axiomatikus felépítése),並於 1926 年同時取得兩所大學的博士學位。

而後在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下,他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師從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

1933 年為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馮紐曼應聘前往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在那裡開始專研計算機科學,同時也結識了奧本海默。

馮紐曼(右)和奧本海默(左)。圖/科學月刊

建議原子彈採用「內爆式」設計的馮紐曼

由於馮紐曼的博學與優異數學計算能力,奧本海默聘請他作為曼哈頓計畫的顧問,主要負責兩項任務:一是研究內爆透鏡的概念和設計,二是負責預估炸彈爆炸的規模、死亡人數,以及炸彈爆炸的離地距離以達到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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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內爆透鏡?當時曼哈頓計畫考慮的核分裂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槍式核分裂」(gun-type fission)設計,另一種則是「內爆透鏡」(implosion lens)的設計。

槍式核分裂設計是仿造子彈的射擊方式,利用常規炸藥將一塊次臨界物質射向另一塊可裂變物質,使可裂變物質達到臨界質量(圖一)。

圖一、槍式核分裂設計的原子彈。原理是利用炸藥將一塊次臨界物質射向另一塊可裂變物質(鈾),使可裂變物質達到臨界質量,投擲於廣島的「小男孩」就是採用此設計。圖/科學月刊

槍式核分裂使用鈾(uranium, U)作為裂變材料,二戰時投擲於日本廣島的「小男孩」(Little Boy)就是採用槍式設計。但由於當時鈾的存量並不足夠,因此必須發展另一種形式的原子彈,也就是內爆透鏡設計。

內爆透鏡設計以鈽(plutonium, Pu)作為裂變材料,在空心的球狀空間內放置鈽,並在球形鈽彈周圍放置炸藥。這些炸藥爆炸同時產生的強大內推壓力將會擠壓球形鈽彈,引發連鎖反應造成核爆(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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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內爆透鏡設計的原子彈。它以鈽為裂變材料,空心的球狀空間內含鈽,並在鈽彈周圍放置炸藥,炸藥爆炸時產生的強大內推壓力會擠壓鈽彈,引發連鎖反應造成核爆,這也是投放到長崎的「胖子」設計原理。圖/科學月刊

馮紐曼評估之後,認為「內爆式」設計優於「槍式」設計,且內爆型原子彈所需的裂變材料較少,又可以防止過早引爆以達成更為對稱與高效的爆炸,因此建議奧本海默改發展內爆式核彈,這就是二戰時被投放到日本長崎的原子彈——「胖子」(Fat Man)。馮紐曼在曼哈頓計畫中的角色如此關鍵卻被電影所忽略,確實令許多人不平。

馮紐曼從小嶄露他的優異天賦且記憶力驚人,除數學領域之外在諸多科學分支也有所涉獵且精通。他的聰慧早已獲得同儕的認同與讚譽,常被稱為數學界最後一位通才。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說是某次宴會中女主人問馮紐曼一個問題:

「兩列相距 200 英里的火車正在相向行駛,每輛火車的行駛速度均為每小時 50 英里。一隻蒼蠅從其中一列火車的前面出發,以每小時 75 英里的速度在火車之間來回飛行,直到火車相撞並將蒼蠅壓死為止。蒼蠅在這段期間總共飛行了多少距離?」

一般人解這一題可能是先算第一段時間蒼蠅飛行的距離,再算第二段時間蒼蠅飛行的距離,由於蒼蠅來回飛行無限多次,距離愈來愈短,可以用無窮等比級數求和的方法得出解,但這樣的計算相當繁複。有一個更快捷的技巧是直接算出兩輛火車將於兩小時後相撞,因此得知蒼蠅總共飛行 150 英里。

馮紐曼聽完問題不一會兒就答出 150 英里,女主人對於馮紐曼沒有陷入計算無窮等比級數的陷阱感到失望,但馮紐曼竟回答:「我是用求和的啊!」若此傳說當真,顯見他驚人的計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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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格納表示,他認識當代許多頂尖科學家,包含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英國理論物理學家狄拉克(Paul Dirac)、西拉德、泰勒、愛因斯坦,但沒有一個人像馮紐曼般才思敏捷。曾有人問維格納為什麼匈牙利出現這麼多天才,維格納的回答是:「真正的天才只有馮紐曼一人。」

引發數學教育革命的波利亞

本文要介紹的第二位匈牙利數學家是波利亞。1912 年,他於布達佩斯大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後,便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在哥廷根大學結識許多當代最傑出的數學家,例如希爾伯特和克萊因(Felix Klein),之後便到蘇黎世理工學院任教。相較於一般嚴謹木訥的數學家,波利亞相當擅長說故事,包含數學家的軼事和「說數學」的功力。

馮紐曼在蘇黎世理工學院修讀博士時,也曾上過波利亞的書報討論課。有次波利亞提到一個尚未解決的數學問題,他認為要證明這問題很困難,沒想到五分鐘之後馮紐曼舉手,然後在黑板上寫下證明,從此之後馮紐曼變成他最敬畏的學生。

另外,波利亞也曾談論有關希爾伯特的故事。在德國盛傳一個傳說,深受德國人敬愛的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沒有死亡、只是沉睡,等到德國需要他時他就會挺身而出。因此便有人問希爾伯特:「你若在死後 500 年復活,你會做什麼事?」希爾伯特說:「我會問是否有人證明了黎曼猜想(Riemann hypothesis)?」

黎曼猜想與質數分布具有密切的關係,是希爾伯特於 1900 年提出的 23 個最重要數學問題之一。有些數學家將證明黎曼猜想形容為「數學界的聖杯」,因此它的重要性可見一斑。2018 年 9 月 24 日,英國數學家阿蒂亞(Michael Francis Atiyah)宣稱他證明了黎曼猜想,此事件也曾轟動一時。

但阿蒂亞的證明還來不及得到同儕認證,便不幸於 2019 年 1 月 11 離世,截至目前為止數學界仍對阿蒂亞的證明有所質疑。所以如果希爾伯特現在真的死而復活,那他恐怕要失望了。

波利亞於 1945 年出版《怎樣解題》(How To Solve It)一書,展現他「說數學」的功力。他常強調數學有兩面,數學結果的呈現方式有如歐幾里得(Euclid)幾何學般的演繹論證形式,但數學知識發展過程卻更像是一門實驗歸納的科學。書中提倡以捷思法(heuristic)思考數學問題,例如高中時老師通常教學生如何證明 13+23+33+43+⋯+n3=,但卻很少說明究竟如何得到此公式。

波利亞則要學生先做探索觀察。例如從圖三可以發現前五個自然數的立方恰好都等於另一個自然數的平方,這樣的特殊性可以推廣為「前 n 個自然數的立方和等於某個自然數的平方嗎?」若可以推廣,某個自然數到底是哪個數?我們進一步觀察可以得到:1=1, 3=1+2, 6=1+2+3, 10=1+2+3+4, 15=1+2+3+4+5,將這觀察和圖三結合就得到圖四中令人驚訝的結果。

圖三、前五個自然數的立方和。圖/科學月刊
圖四、前五個自然數的立方和等於前五個自然數和的平方。圖/科學月刊

這麼美麗的結果應該不會只是巧合,所以一個合理的臆測也因此誕生:「前n個自然數的立方和等於前n個自然數和的平方」,也就是 13+23+33+43+⋯+n3=(1+2+3+4+⋯+n)2。由於 1+2+3+4+⋯+n=,所以得到 13+23+33+43+⋯+n3這個「合理的」公式,接著就可以證明此結果的正確性。

由此我們看到捷思法可以展現一個數學公式形成的過程,如同在《奧本海默》電影中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建議奧本海默改到哥廷根大學跟從玻恩(Max Born)學習理論物理。

波耳問奧本海默數學程度如何,並提醒他:「代數就像一本樂譜,重點不是你能否讀懂音樂,而是能否聽懂音樂。」(Algebra is like a sheet music. The important thing isn’t if you can read music; it’s if you can hear it.),波利亞的捷思法就是教我們如何聽懂音樂而不光是讀懂音樂。

在 1960 年代,美國由於憂慮太空競賽落後蘇聯,因而發起所謂「新數學」的中學數學課程改革,強調數學的抽象性,試圖讓學生早一點熟悉數學邏輯的演繹過程,但這種罔顧知識發展脈絡的改革註定以失敗告終。

1980 年代,波利亞強調歸納實驗思考過程的捷思法逐漸受到重視,掀起一波「數學問題解決」(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的浪潮,而這股浪潮的影響也猶如核分裂的連鎖反應,持續至今。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3 年 1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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