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隊長，或許是唯一一個，沒被科學惡搞的超級英雄

科學這門事業並非價值中立，個別科學家也不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做到價值中立，當科學家這樣講自己，人們會覺得他們虛偽，因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是白痴學者或超級天真，不然就是不誠實。然而誠實、開放和透明又被認為是科學研究的核心價值。科學家怎麼可能同時做到誠實，又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如果科學家要堅守誠信，同時卻讓大眾誤解他們的角色（就算不是故意的），這會讓他們的事業出現根本的矛盾。

可能有人會反駁，科學家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只是不會允許這些價值觀影響到科學工作。這種論述不可能證明對或錯，但社會科學研究和一般常識都顯示這不太可能。這就把我們帶到下一個問題，不知為何長久以來都沒有人認真討論一件事，但它卻是許多美國人不信任科學的核心因素：要說科學是價值中立的，多少是在說它沒有價值，至少除了創造知識以外沒有其他價值，而這很容易就變成在說科學家沒有價值信念。當然不是這樣，但如果科學家不願意討論他們的價值觀，就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為他們的價值觀有問題，所以才需要遮遮掩掩，或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價值信念。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

我在第二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忽視科學主張但最終發現它是對的，風險是什麼？相比之下，相信一個錯誤的科學主張，風險又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仰賴價值。我和康威合著的《販賣懷疑的人》提到，氣候科學所引起的爭辯，幾乎都是價值上的爭辯。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相信，政府干預市場的政治風險是如此之大，超越了氣候變遷的風險，因此他們懷疑、蔑視，甚至否認後者的科學證據。這些立場由自由主義智庫繼承，得到共和黨支持，演變成共和黨支持者很多都否認氣候變遷，只是有些積極、有些消極；然後再演變成很多質疑「大政府」的人都懷疑氣候變遷，包括商人、長者、福音派基督徒、住在美國鄉下的人。

即使氣候變遷的證據不斷累積，懷疑論者還是堅稱，就算氣候真的有在變遷，情況也不會太嚴重，或者不是「我們造成的」。因為如果事情真的很嚴重而且是我們造成的，那我們就應該採取行動，可能需要政府以某種方式管制。如此一來，否認氣候變遷逐漸變成美式生活的常態，先是否認證據，最終否認事實。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對於氣候變遷否認者秉持的價值，不能一網打盡說是錯的。

我們可以討論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優缺、市場管制不足或過度管制的風險，但任何這類討論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價值出發。如果要開誠布公討論這個話題，就必須討論我們的價值觀。不同的人面對同樣的風險，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代表他們就是愚笨或腐敗。人為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很清楚，疫苗不會導致自閉症很清楚，使用牙線有益健康也很清楚。但價值觀導致許多人拒絕接受證據指出的事情。

回到剛才的問題：你會相信一個沒有價值信念的人嗎？答案當然是不會，這種人是反社會人格。你也不會相信那些擁抱你所厭惡的價值的人。但如果你認為，某個人的價值觀起碼部分與你相似，就算不盡相同，你可能就比較願意聽聽他的想法，接受他說法的一部分。因此，無論價值中立是否能讓一個主張在知識論上比較站得住腳，可以確定的是它在現實中沒有用，不能以此確保溝通、建立信任的連結。

科學寫作的主流寫法不只試圖隱藏作者的價值觀，也把他們的人性一同抹煞了。價值觀隱藏、情緒不得伸張、避免使用形容詞，甚至連「我」這個字都無形中禁止了，即便論文只有單一作者也一樣。理想的科學論文寫得好像作者沒有價值觀或感覺，甚至好像作者根本不是人，這都是為了表現出客觀。

科學家可能覺得根本沒辦法讓否認氣候變遷和相信地球年紀是 6000 年的人相信他們。或許這是真的。我曾經公開表示對於要如何跟千禧世代交流感到非常絕望，他們之中有些人聽信末世論，認為世界就要毀滅了，幹麻還擔心氣候變遷？但當我陷入絕望，隔天幾位記者就告訴我怎樣才能透過基督教價值和教導打動這些人。他們建議我從價值觀下手，社會科學研究也支持這種想法。

結論

科學家壓抑自己的價值觀，堅持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這是一條歧路。他們認為人們如果相信科學沒有價值觀，就會相信他們，但這是錯的。

墨頓顯然這樣想，但他可能是錯的，或許反過來才是對的。原因如下：

政治與社會觀念保守的基督徒、自由主義者、共和黨人拒絕相信演化論和人為氣候變遷，大部分分析都聚焦在科學家與這些人之間的價值衝突。但我相信，驅動大多數科學家的價值觀，還是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價值觀有重疊之處，包括多數的保守派和宗教信徒。近來有一些科學家開始公開聲明他們的價值觀，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他們深信這些價值觀確實得到廣泛接納，可以作為信任連結的基礎。 我認為他們是對的。

我認識的大部分科學家都想要預防疾病、促進人類健康、透過創新和發現來強化經濟、保護美國與全世界美麗的大自然。前共和黨議員殷格利斯講得很有說服力，他談到他和海洋生物學家一同造訪大堡礁，他們肩並肩站著，欣賞珊瑚礁周邊生物撼人的美麗。殷格利斯了解到一件事：他看到「創造」，科學家看到「生物多樣性」，但他們實際上看到的、在意的、珍惜的，是同一件事。

我好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多數人至少都在某方面珍愛自然。不同背景的美國人都曾造訪國家公園和森林，去健行、釣魚、露營、開車、攝影、漫遊、抱怨，雖然從事不同活動，但美景與體驗帶來了共同的喜悅。儘管如此，我們對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確實有不一樣的想法。有些人想要在冬日的黃石公園騎雪上摩托車，有些人想要安靜休養。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說他們相信自由，然而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卻嚴重分歧，也很難同意該把哪一類自由看得最重要。柏林有句名言：狼的自由可能代表羊的死亡。同意「自由」這個詞意義並不大。

宗教歷史學家普羅特勞指出，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都相信十誡，但是版本差距之大，令人吃驚。例如天主教放棄了不可崇拜偶像，而猶太教與新教徒堅守此道。天主教因此少了一條戒律，只剩九條很奇怪，於是他們把最後一條一分為二，變成第九條是不可貪圖鄰人之妻，第十條是不可貪圖其他東西。儘管如此，美國人中超過 70% 都信奉這三個宗教，他們都還是認同不可殺人、偷竊、通姦或做偽證，也相信我們應該崇拜唯一真神、不可妄稱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伊斯蘭教也同意這些，只是比這三個宗教更加強調慈善：課（zakat），也就是施捨，是五大支柱之一。不過，看看 zakat 這個字和希伯來文中的 tzedakah 多麼相似，tzedakah 代表慈善施予，是猶太生活的道德義務。慈善也是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虔誠的摩門教徒會繳納什一奉獻。

在很多政治議題上我們意見相左，但我們的核心價值大部分都重疊。釐清這些我們都同意的部分，並解釋它們和科學研究的關聯，我們就有機會克服盛行的懷疑論與對科學的不信任，尤其是因價值受到衝擊而產生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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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科學，一種帕斯卡賭注

如果一個科學主張會對社會、政治或個人造成影響，那在衡量它時，就必須多考慮一個問題：如果錯了會怎樣？接受一個主張最後卻發現它是錯的，有什麼風險？拒絕一個主張而最後發現它是對的，又如何呢？

如果知道服用避孕藥的風險，一位健康女性就可以在憂鬱出現時即時停藥。避孕藥引發的憂鬱通常很快就會消失，對許多女性來說這樣的風險還算輕微，值得一試。同樣地，牙線很便宜，使用牙線每天只需要幾分鐘，如果最終發現沒什麼用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但某些議題就沒那麼簡單了。

想想人為氣候變遷，儘管相關科學研究已經持續了五十年，累積了上萬篇同儕審查的科學論文、數百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許多美國人仍懷疑氣候變遷的真實性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總統、國會議員、企業領袖、《華爾街日報》的社論都曾表示懷疑，拒絕相信好幾個世紀以來充分發展的物理理論，以及海平面上升和頻繁極端氣候事件等經驗證據。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儘管人為氣候變遷真的有發生，但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甚至是件好事。

做為一位科學史學者，我知道能量有限理論、優生學、激素避孕藥的歷史，也知道要判斷使用牙線是否有益十分困難，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地質學家在衡量大陸漂移理論時受到了政治理念影響。我從未預設我們相信科學永遠合理，或通常是合理的，我一直認為這個問題很棒：科學主張的基礎為何？我們應該相信科學家嗎？

信任科學非常重要，但科學家不能期待大眾單憑信任就接受他們的主張。科學家必須解釋他們如何做成這些主張，並承認他們有可能因為忽略或蔑視某些證據而犯錯。如果有人合理指出某些證據被漠視或不合比例的強調，無論這個人是科學家、業餘專家、記者還是飽學的公民，都該考慮他的想法。科學家必須保持開放，明白他們有可能犯錯或忽略某些重要的事情。重點在於，無論科學家有多麼聰明正直，我們相信的都不是科學家，而是相信科學做為一種社會過程，能夠嚴謹地檢驗科學主張。

有些科學結論已經發展完整，不再有人提出合理的懷疑；有些理論則是早就被推翻了。上述論點並非在說科學家應該繼續投入時間與精力，反覆證明或推翻這些結論。如同孔恩在超過半世紀前所討論的，如果說科學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那是因為科學家知道怎樣達成共識、往下一步邁進。針對大陸漂移理論的辯論，是在新一代科學家找到了一系列更切中要害的證據後才重新開啟的，這可說是該案例中最突出的一個面向。

我們可以用帕斯卡的賭注來說明這個問題。無論一項科學知識發展得有多完整，無論專家共識有多強大，永遠還是會有不確定之處。因此每當有人挑戰科學知識（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們都可以先學帕斯卡這樣問：如果這項科學主張最後證明是對的，忽視它會有什麼風險？相較之下，因應這項主張而行動，但最後發現它是錯的，代價又是什麼？ 不用牙線的風險真實存在，但不至於太嚴重；對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視而不見，代價則太高昂了。

不可諱言，提倡優生學社會政策的人也認為不施行這些政策會帶來極大的風險。當然那只是他們對科學證據的解讀，而如我們所見，這些證據該如何解釋，並未有共識達成。這裡我們又要回頭強調共識。如果可以證明相關領域專家並未達成共識，那公共政策的基礎顯然十分薄弱。這也是為什麼菸草公司長久以來，一直嘗試宣稱科學認為菸草會帶來危害這件事其實沒有那麼確定。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們說菸草管制過於倉促就是對的。同樣地，如果人為氣候變遷還沒達成科學共識，石化產業和自由主義智庫要求更多研究，就是正確的。因此共識研究關係重大，知道共識存在無法讓我們知道該如何面對氣候變遷，但可以告訴我們問題確實存在。

如果確定相關領域的專家已達成共識，下一步呢？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接受他們的結論，以此當作決策依據嗎？我的答案是有條件的肯定。可以，條件是社群有理想運作。這個條件很重要，如同溫恩所說，如果科學想要得到尊重與信賴，那麼「在組織型態、管理方式、社會關係等方面擁有優良的制度，就不只是為了讓科學進入大眾生活而作非必要的渲染，而是批判性社會文化評估的必備元素。」

科學史顯示社群不見得能如理想般達到開放、多元、確實執行轉化型質問，而且通常都做不到（不過沒達成這些理想，影響也不一定會很深刻，有時甚至難以察覺）。歷史學家史塔克指出，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議在審查以人類為實驗對象的研究時，委員會至少要有四分之一成員不隸屬執行該研究的機構，但這個目標很少達成。

我們要如何知道科學社群夠不夠多元、有沒有做到自我批判、讓另類意見有機會發聲？尤其是研究進行初期，有潛力的方法不該太早被否定。我們該如何判斷制度好不好？這裡沒有統一標準。很多科學家對大陸漂移的想法錯了，這不代表現在另一群科學家對氣候變遷的想法也錯了，他們可能對可能錯，我們不能預設立場。

除了檢查高素質的專家社群有沒有達成共識，我們也可以問：

社群中的科學家能接受不同觀點嗎？社群成員是否能代表廣泛的觀點，有不同的想法、理論取向、方法學偏好和個人價值？

是否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多樣的證據？

不同的意見有沒有機會發聲、被充分考慮和看重？

社群是否對新資訊開放？能否自我批判?

在年齡、性別、種族、族群、性向、國家等面向上，社群的組成是否多元？

最後一點需要進一步解釋，科學訓練的目的是要限制個人偏見沒錯，但所有已知證據都顯示我們沒做到這點，而且可能真的很難。個人偏見很難避免，但可以透過多樣化來校正。不過，真的需要在人口組成上多元，才能讓觀點多元嗎？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是人口多元很接近觀點多元，甚至可以說是能夠促成該目標的手段。一群白人、中年、異性戀男性可能對許多議題看法分歧，但他們也會有盲點，例如在性別或性向上。在團隊中加入女性和酷兒是一個辦法，讓更多本來可能錯失的觀點被納入考量。

這是觀點知識論的基本論點，主要由哈定提出（見第一章）。我們的觀點很大程度取決於生活經驗，比起有男有女的社群，一個全由男性（在觀點知識論上則是全由女性）組成的社群，經驗可能比較狹隘，觀點也可能因此比較狹隘。商業世界有證據支持這點，針對職場性別多樣性的研究顯示，女性加入領導階層有助於公司獲利，但只限於一定比例：60%。如果公司領導階層全部或大部分是女性，這種「多元紅利」就會開始降低。這也的確符合以上論點。

前面提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做到，但如果任何一點沒有做到，通常很容易就會被發現。更常見到的是社群中的某些人性格傲慢、心胸狹窄、自我膨脹（這些實在太常出現了！），但社會學觀點的知識論認為個人的影響不大，重要的是團隊整體足夠多元，公開討論的管道暢通，新證據和新想法有機會傳播。

哲學家道格拉斯論證過，當科學結論帶來的影響不在知識層面，而是關係到道德、倫理、政治或經濟，就無法避免價值觀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對證據的判斷。（例如自由派可能會比較快接受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因為這代表政府可能要干預市場運作，而他們對這點接受度較高。）

因此，一個議題影響社會愈深，研究它的社群就更必須公開且多元。 不過有時候某些議題看似單純、只是知識問題，實際上卻不是。科學家可能會說他們純粹在討論問題的知識面，但實際上不是。這表示無論是什麼議題，科學社群都需要留意多元和開放程度，對新想法保持開放，尤其是得到實證證據支持的想法，或嶄新的理論概念。

例如可以在決定經費補助對象或審查論文時，多加考慮新穎的想法。包容新穎想法最後發現它錯了，應該還是好過因為批判而錯過好的想法。很多科學家非常強調在面對知識時應該表現出嚴厲的態度，實際上還可能流於粗暴，這可能在無意間造成同行不願多言，特別是年輕、害羞或缺乏經驗的科學家。嚴厲很重要沒錯，但保持開放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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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0 月 30 號內政部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台灣人最常取用的疊字名字，女性是「婷婷」，男性是「彬彬」，這男生的名字聽起來就很有禮貌，女生則是身材高挑，姿態端莊，而最常見的名字，男性是「家豪」，女性是「淑芬」，這些名字充滿了對於孩子的想像與祝福，希望男生能成為一位顧家卻又不失豪氣的大丈夫，女生則要保持賢淑，同時要像鮮花的芬芳那樣討人喜歡⋯⋯

等等⋯⋯我是不是掉入性別刻板印象了？

電視電影是刻板印象的修煉場，也是打破刻板印象的主戰場

名字就，就名字嘛！幹嘛說人家刻板？不過當我一說這些名字以及他們代表的意義，你應該也很快就察覺這是屬於刻板印象的一部分。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成長到能辨識這些觀念的程度了，但反過來說，你知道還有多少地方藏著沒有被發現的性別刻板印象嗎？

舉例來說，幾個月前在台灣掀起 MeToo 浪潮的電視劇《人選之人》，用一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許多人站出來指控那些糾纏他們多年的加害者。能有如此大的迴響，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想想以前看的鄉土劇、日韓劇或台劇，當劇中角色，特別是女性遇到性騷擾，通常是得等男主角出面「拯救」他們，不管是陪著他們去保警處理，或是用比較⋯⋯私人的方法解決。這樣的劇情設計，反映出當時社會給女性貼上的被動與柔弱標籤，必須要依靠勇敢、堅強的白馬王子才有辦法在社會上生存。雖然人選之人這部劇並非全繞著性騷擾事件發展，但一個由女性自己提出「我們不能這樣算了」的橋段，打破了過去影視作品裡的框架，也恰好與當前社會進步的步調吻合，這才如此多曾經被社會期待壓著不敢發聲的人，特別是女性與性少數站出來說出早就該讓大眾知曉的真相。

類似的案例還有留下「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這句名言的台劇《犀利人妻》，相信你就算沒看過這部戲，也肯定看過這些衍生出來的迷因。犀利人妻之所以如此經典，是因為它翻轉了過去影視作品中對於「伴侶出軌」這件事的刻板印象。想想以前女性角色發現伴侶出軌，大多會選擇自怨自艾，又或者是對所謂的「小三」進行報復，試圖讓被奪走的愛人回心轉意。但是，犀利人妻的主角謝安真卻在悲痛之後卻選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割捨了背叛自己的瑞凡，做到了「沒有你，我過得更好」，這才有那句「我回不去了」。這些打破刻板印象的影視作品，不只是提供新觀點這麼簡單，他們更像是一種社會風氣的試水溫。假如這個作品收穫正向的迴響、甚至成為啟發許多人的契機，那代表我們已經做好準備踏入新的階段。

不然你想想，像犀利人妻或人選之人這樣的戲劇，有辦法在三十，甚至五十年前的台灣出現，取得同樣的成功嗎？或者比較一下 2000 年早期當紅偶像劇的男女主角形象（例如《惡作劇之吻》、《流星花園》、《公主小妹》），跟 2010 年開始台劇男女角色形象（《我可能不會愛你》、《女兵日記》、《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是不是多了很多有趣的變化與多樣性？

從這個角度去看，一直在進步、向著更平等社會邁進的我們，其實是真的已經「回不去」了。不只製作品質不斷提升，我們也越來越重視劇中傳達的訊息，希望讓影視作品不再是單純的娛樂取向產品，更能為我們生活的環境所有貢獻。

欸，「靠影視改變社會」，這可不只是嘴巴上說得好聽的空頭支票，你我都很熟悉的一個娛樂巨擎已經在做，而且做很多年了。

如果你腦中突然出現三個閃亮亮圓圈⋯⋯恭喜你，答對了！

迪士尼是公主製造工廠？

說到迪士尼，不知道你最先想到的哪個角色呢？對我來說，肯定是最經典的《小美人魚》。但其實啊，現在已經有許多心理學研究發現，這些角色以及他們的故事不只是陪伴我們長大，其實還潛移默化了我們對於自己與他人，乃至於整個世界的想像。

當然，這不是迪士尼對觀眾施了什麼魔法，而是我們，特別是自我認同尚未穩固的小孩子，特別容易從接觸的童話故事、小說、電視電影等媒介中，汲取角色的言行與價值觀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這樣的學習歷程在 2012 年被心理學家注意到，並命名為「經驗擷取」（experience-taking），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把虛構角色當成榜樣的學習過程。我們小時候都曾想像自己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當個帥氣的白馬王子，或是成為眾星拱月的公主，在充滿愛與勇氣的世界裡過上永遠幸福快樂的日子。經驗擷取就是把這個過程變成無意識、很難覺察得到的悄然變化。

也因為這個人類內建的機制存在，使得迪士尼的公主系列不只是打造出一系列的經典 IP，他還把順應當時性別刻板印象的角色模板偷偷植入每個小小觀眾的腦袋裡。如果你想當公主，就必須穿得像個公主、言行舉止像個公主、活得像個公主⋯⋯而當這些公主與王子都極為相似時，你就會得到兩套（公主與王子）偏頗且平面的刻板印象。對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孩來說，他們無從判斷這些「必須」是否恰當，又或者適不適合自己，所以更容易無條件地相信這些價值觀。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早在 1996 年就有心理學家注意到這件事，但要真的引發學術界廣泛的討論，還得等到 2011 年，性別平權意識又再提升之後。在 2017 年的一篇行為分析研究，便明確觀察到頻繁暴露於迪士尼作品的 3-5 歲女童在玩妝扮公主遊戲時，會不假思索地直接複製刻板印象的內容，並且會對自己無法「穿得像位公主」或「動得像位公主」而焦慮。

你可能會想，這些事情等長大自己就會想通了。但其實這些小時候建立起來的想像，就跟雛鳥的印刻效應一樣，會在我們的認知裡停留很久很久，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擺脫不了他們的影響。不只心理學家注意到這件事，迪士尼其實也很清楚自家作品擁有的影響力，這讓他們在 21 世紀後進入了「反轉」期。同樣是改編經典作品，但像《青蛙與王子》、《魔髪奇緣》等作品都賦予角色全新的形象，讓公主挑起英雄的大樑。到了《冰雪奇緣》，更是直接把艾莎晉升成女王，不但讓漢斯這個口蜜腹劍的負心漢王子露出真面目，還藉由與妹妹安娜之間的對比強調「女生為什麼不能自己做主」。雖然看起來還是王權封建制度，但傳達出來的訊息可是截然不同，這些努力也受到近年心理學研究的肯定。

而且大家仔細想想這些被翻轉的迪士尼角色，除了個性獨立，在行為上還有個很重要的共通點，那就是在面對不公義時，他們選擇了反抗。這是過去數百年間性別議題很常碰壁的死結：女性必須要為自己應有的權益發聲，但因為傳統社會期待女性要柔弱，所以當他們真的挺身而出，會先遇到「你怎麼這麼不像女生」的指責，真該重視的權益議題反而被忽略了。這時候，一個能在社會輿論中引發討論、「以身作則」的榜樣，就算是虛構的角色也足以打破那條深埋在社會文化中的無形界線。

過去的迪士尼是公主製造工廠，現在則是扭轉性別刻板印象不可或缺的盟友之一呢。

但是，也有人認為迪士尼已經「政治正確」搞過頭，反而破壞了我們的童年回憶，這又該怎麼看待呢？

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裡寫下「請您善待這班戲子伶人，不可怠慢！因為他們是這個時代的縮影！」，這句話其實到了現代仍然適用，因為創作作品的是人，所以難免會把自己的經驗與想像投射進去。而且除了創作者自己的意向，作品內容同樣會受到市場箝制，就好比歐洲中世紀的藝術作品會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又或者台灣在解嚴後出現的鄉土文學熱潮，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角色。

但就像 20 世紀的迪士尼迎合市場，卻無意間成為助長性別刻板印象的幫兇，很多東西都是過猶不及，一但走向極端就可能衍生出新的議題。相信大家就算再不關心，肯定都聽過關於「政治正確」的討論吧？但若我們只看一些較為激烈或極端的案例，會很容易誤解這個「政治正確」風氣出現的本意。

前面有說到，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偏頗且扁平的框架，告訴你「要想成為他，就必須符合這些條件」。打個比方，你喜歡吃哇沙比嗎？雖然是生魚片的好朋友，但假如今天你從小被教育吃任何食物都要加哇沙比，如果不加就不准吃，那即使你再怎麼討厭哇沙比，也會因為肚子餓而不得不忍受這些難以下嚥的食物組合。這樣隨著時間逐漸僵化的性別框架，在心理學被稱為「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是一個在過去 30 年來被廣泛研究的題目。

根據提出性別基模理論的心理學家 Bem（貝姆），要想拯救這樣悲劇的味蕾，單純跟你說「你可以不要哇沙比」是沒有用的。因為時間一久，你很可能已經習慣了哇沙比的味道，甚至不需要外力逼迫，你都不覺得這樣搭配有什麼奇怪的。你需要的，是實際感受「沒有哇沙比的食物」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品嚐過食物原本的味道後，你封閉的經驗被打開了，就算最後決定你還是喜歡哇沙比，那也是自身意願的選擇。

而這些所謂「政治正確」的創作選擇，其實就是在提供過去作品中欠缺的「多樣性」與「社會期待以外的選擇」。像剛拿下金鐘獎最佳女主角、戲劇導演與戲劇節目的《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便是讓觀眾看見「不符合傳統醫師形象」也能「當個好醫生」的劉梓旭醫師，用超乎社會期待的方式處理自己生活中的議題。另外像是接連刷新華視收視率紀錄的《俗女養成記》又或者是十多年前的偶像劇《敗犬女王》，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女生年紀大，身價塌」的歧視，讓同樣對年齡有焦慮感的女性看見選擇就算「不回答標準答案」也能找到幸福的可能性。

同樣的，讓女性或少數族群擔綱過往由男性把持的英雄角色，也是在提供觀眾一種新的角色模板。例如哈利波特裡最聰明、能力最強的並不是被預言選上唯一能與佛地魔對抗的哈利，而是麻瓜出身的妙麗。先不討論作者 JK 羅琳近年與 LGBTQ 族群起的爭議，在 21 世紀初期，那位願意一拳揍上馬份鼻子、永遠是第一個想出困境解法的年輕女巫可是西方女性培力的代言人，成為許多年輕女孩嚮往與效仿的對象。

或許不是每部影視作品都能像哈利波特或迪士尼形塑一整個世代的社會風氣，又或者像人選之人這樣啟發前所未有的 Me Too 運動，但他們多少反映了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同時為他的改變與延續做出一點貢獻。從這個角度去想，你會發現政治正確並不是現在才有的現象，而是從古至今一直都有的創作取向。而之所以「政治正確」會在現代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其實還得歸功我們成功打破了刻板印象，以致於大家都有了「正確答案不只一種」的認知，這才會對與自身想法不同的答案表達質疑，不是嗎？

對了，你最近看過的戲劇作品中，哪些作品的性別呈現最深得你心呢？歡迎跟我們分享吧！我先說，我自己最愛的是《八尺門的辯護人》裡的 Leena 跟陳令秋，那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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