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控制科學傳播的企圖與公眾對責任的要求相衝突,而記者必須抵抗這種趨勢。
直到不久之前,不信任一直是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與記者交流的最大障礙。科學家擔憂——這常常是有理由的——他們的話會被不理解技術細節的記者錯誤地引用。
這導致了他們甚至常常不願意接受採訪。「自己去讀讀我的論文吧」常常是科學家回答尋找關於他們的工作訊息記者的方式。
幸運的是,這種情況如今正在改變。科學家正在變得越來越願意走出他們的象牙塔。例如,在馬來西亞,作為資助合同的一部分,科研人員被鼓勵更多地談論他們的研究及其意義。
反過來,記者的方式也正在變得更加專業,這受到了世界科學記者聯盟的SjCOOP培訓項目等項目的支持。
但是傳播面臨的舊障礙正在被新的障礙取代,也就是政府和機構控制傳播過程的內容的舉措。這是上週在卡達杜哈舉行的非常成功的世界科學記者大會上的關鍵訊息之一。
隨著記者增進他們尋找「新聞背後的新聞」的技能,政府和研究機構回應的方式卻是對那些正確認知他們的作用不僅僅是撰寫新聞稿或官方聲明的記者設置障礙。
科學記者面臨的挑戰是對抗這種趨勢,這種趨勢與公眾對透明度和責任的要求產生了直接衝突——越來越流行的社會媒體更加推動了這些要求。
拒絕訪問
應對從氣候變化到食品安全等如此之多的全球問題的時候需要建立在堅實的證據基礎之上的決定,而科學知識的產生、使用和傳播方式中的透明度和責任是關鍵。
科學記者在確保正確決策方面具有關鍵作用。他們還能夠幫助消除妨礙科學信息的透明使用的障礙,例如,通過強調他們獲取信息的要求被拒絕的情況,或者通過要求法律讓透明度成為公共資助的一個要求。
悲哀的是,上週會議的與會者聽到了記者在工作的時候被拒絕接觸科學家的幾個例子。
例如,《科學》雜誌的亞洲新聞編輯石磊告訴與會者說,中國雲南省的政府官員如何阻止他與研究一種尚未得到解釋的疾病——稱為雲南不明原因猝死——的科研人員交談,即便他已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
還有其他國家的記者的更多故事。在埃及,記者被告知不要直接聯繫科學家,即便他們擁有準確報導的歷史。
這個問題並不僅限於發展中國家。幾位科學記者報告說,在海嘯襲擊日本東北沿海地區之後,他們在從日本政府那裡獲得關於福島核電站的破壞情況的技術信息方面遇到了困難。
在加拿大,引入了新的規則從而限制記者接觸政府科學家。記者Margaret Munro說氣候變化科學家不再能自由地與媒體交談,並且給出了記者在獲准採訪之後,他們的採訪被新聞官記錄下來的例子。
新聞自由
出於國家安全的可信理由而施加的限制明顯是適當的。當商業機密面臨威脅的時候施加的限制也是適當的。
但是讓那些可能批評政府政策或者報告的發現可能讓政府官員難堪的科學家閉嘴的企圖是另一個問題。
包括石磊在內的多哈會議的一些發言者提出,記者可以通過避開官方傳播渠道(如新聞官)而直接聯繫科學家從而應對這些限制。由於有了電子郵件和電話,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實現。
然而,這是一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它可能提供記者尋求的信息,但是它讓科學家面臨風險,特別是當科學家被正式要求不對媒體說話的時候。而且它可能只會加劇科研機構、政府機構和報導它們的活動的科學記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一個長期解決方案要求政府認識到它的全部事務——包括它們的科學家的工作——對於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有效運作具有關鍵作用。新聞界也必須認識到它有明智地使用這種透明度的責任。
而且科學家可以幫助尋求取消他們所在的研究機構內部和在政治層面上的過度限制的記者。
上週的會議從開羅轉移到了多哈,這是由於近來埃及動亂的持續的不確定性。與會代表不斷得到提醒,即讓埃及Tahrir廣場上的抗議者聯合起來的是埃及政府對更大的責任的普遍承諾。
也要想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為了對新聞自由的寶貴承諾而鬥爭了好幾個世紀,這種新聞自由有助於讓更大的責任成為可能。
下次會議將在兩年後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用組織者的話來說,它將包括了對「關於啟蒙時期的批判性質疑的觀念和公眾領域」的全世界科學記者工作的探索。
這將是探索政府尊重科學信息的自由流動對科學記者的重要程度的更大細節的一個絕佳機會。它還將是仔細考察妨礙了這種情況出現的壓力以及反抗它所需的步驟地一個機會。
David Dickson
科學與發展網絡(SciDev.Net)主任
本文原發表於SciDev.Net[2011-07-08]